领导干部压力的本质及其根源

第一篇：领导干部压力的本质及其根源

领导干部压力及其根源

— 观察当代中国发展模式、社会转型及市场化路径的一个特殊视角

近几年关于领导干部心理压力情况的调查显示，领导干部的压力问题确实不容乐观，主要集中体现在这些方面，即职业压力、社会关系压力、角色意识冲突以及私人生活压力。那么这些压力的本质是什么，其根源何在？

职业压力：业绩的显成效与责任的潜风险，折射发展模式转换的严峻性

从理论上说，任何职业都会面临任务与责任的双重压力，这是普遍现象，仅仅从这一从面不足以说明领导干部的职业压力就成为问题。决定领导干部职业压力成为问题的因素在于，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具有特殊性，也就是说，当前领导干部业绩之所以容易取得和问责之所以高几率临头，均来自发展模式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均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观察。

从宏观上看，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形成了出口导向与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这意味着经济发展中我们缺少应有的内需驱动这一项，发展模式内在不足。在世界产业链条化的前提下，我们采用制造化模式尽管直接获取了外汇，增加了收入，提高了国力，但相对的代价并不合算，其结果就是生态的失调和资源的浪费。所以作为该模式的的直接操作者，领导干部群体尽管成绩显著，但也不得面临公共性问题凸显所带来的责任重压。

不仅如此，这也使得中国的就业路径与市场发展面临着相当大的风险。体现在社会问题上，就是人们议论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现象开始出现。而这无疑给领导干部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增加了担当领导责任的可能性。由此可见，上述发展模式既给领导干部带来业绩获得的便利，也给他们带来了问责临头的风险。

从微观上看，上述现象的背后还用更深的问题，这既是出口与引资背后的体制支撑面临着可持续危机。事实上，随着人民币升值的加快和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来临，内需市场不得不提升，这意味着土地产权的改革将提上日程，人力成本低之局面将不得不翻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以为，当前领导干部职业压力，从根本上看，根源于发展模式的严峻性，其求解的关键是相关体制的与时俱进和转换。

社会关系压力：现代性明约束与人治的潜规则，折射公民社会转型中的复杂性

所谓社会关系的压力，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即：“无论处于哪一级位置上的干部，都不得不重视营造、平衡、和妥善处理上下左右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

‘迎来送往、接待上访’，‘左右逢源、四处结缘’，已成为当代干部典型的生活状态特征。”这对于干部无形中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按理说，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不应成为压力。那么，原因何在呢?原来处理这种关系遵循的是一种潜规则，而干部在实践中面对社会公众的则是一种显规则。正是这种人前人后的双重压性状态事的干部心理发生严重冲突，导致压力。因此，所谓社会关系的压力，准确说是潜规则的压力。

而从本质上看潜规则的核心是传统社会的人治原则，它以权力为中轴，以角色依附为前提，以私利为基准，通过权力的层级设置，来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潜规则的存在规模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市场化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为，当代我国潜规则的大量存在说明市场化的任务还很重，市场化之路还远未完成。

公权转型意味着，共鸣授权观念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所面对的显规则就是以这些为核心内容。因此，也就不难想象，当一个领导干部公共生活是这样现代化，而私下行为又是这样前现代，人格心理的扭曲也就不可避免了。因此，在宏观意义上，要真正破除潜规则必须实现社会的结构转型，及推动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为，领导干部社会关系的压力本质上折射的是中国公民社会转型的复杂性。

角色意识冲突的压力：官员的客体化与公民的主体化，凸显功名社会转型中的博弈特征

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意味着领到过那不要合乎时代发展要求，就需要对自身角色重新定位，需要实现由“管治者”向“管理者”转变，由“管治者”向“服务者”转变。但遗憾的是在实践中有不少干部，内心还总是把自己当成管治者处理问题简单粗暴，甚至动用一些国家机器因此引发一些群体性事件。这就启发我们，再透过社会转型观察领导干部的压力时，还需要关注他们角色意识的外部冲突所产生的问题。

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实际带来的是对领导干部传统角色的颠覆。而在这种颠覆过程中，领导干部因传统意识的惯性还未及时完成角色意识的转换，还时不时保持着惯性思维，因而形成了因角色意识的外部冲突而导致的社会公共性危机，最终造成对领导干部职业前景的损害。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认为，领导干部因角色意识冲突而形成的压力，本质上体现的是公民社会转型中公权与私权博弈的复杂性。

私人生活压力：权力的分界不明与人性的约束不足，折射市场化路径选择的风险性

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反映时，干部掌握一定人、财、物支配权，在现实中面

临着更多的金钱、青色的诱惑，诱惑增多、心理压力增加。该情形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客观权力的诱惑源，二是主观上抗诱惑能力的关键。从理论上说，权力即使有边界的同时也是受监督的。市场条件下的权利不见得会导致金钱与情色对它的追逐。深入分析发现，问题源于我们的市场化本身。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在推动市场化，促进市场的发育，到那我们实现市场化的路径存在风险。具体说，我们的市场化路径很特殊，是一种自上而下型的释放模式，即我们采用的是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模式。在实践上，这就意味着必须设计出一种制度，约束或者限制权力执行者的利益需求。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的市场化是否有效取决于我们的配套制度是否时时跟进。

回到中国实际，我们发现，该制度还不太理想。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为何在市场化逐渐深入的今天，权力不仅没有有限化，相反，在一定意义上更加强势。因为他主导着市场化方向和决定着哪些领域和什么时候进行市场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实生活中，权力对资源的控制较为突出。反映在个体上，就是干部成为金钱和情色盯逐的对象。

而从主观上看，基于人性的普遍规律，在缺乏完全有效监督和约束的背景下，人性弱点将被放大。所以，掌握缺乏应有约束的权力的干部，在多方面的诱惑下出现复杂的心理和行为失衡也就难免。如一些干部信息狂妄，自认为位高权重，盛气凌人；一些干部无休止的追求更高的权利、更多的财富，不能自拔；一些干部与一些所谓的方方面面的沟通、协调，觥筹交错，迎来送往，身不由己；等等。这说明，当前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除了客观的原因，主观上的原因也不可小视。我们的基本判断是，领导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来源于权力分界的不明和对人性弱点的约束不足，深层次反映的是，当前中国市场化路径存在潜在风险这一社会问题。

第二篇：压力的本质

压力的本质

一、解释压力

华和特：压力是因为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生理的环境改变而引起的，这些改变的情形会造成生理或心理的负面影响。压力是个体预期未来可能发生不安或者对威胁有所知觉，因而对有机体产生刺激、警告或使其活动。

杰瑞德科里：压力是单一或连续引起身体及身体紧张的事件。

 行为心理学派：压力是由刺激引起的某种经过学习的反应。

 精神分析学派：压力是人生早期时的矛盾冲突。

 社会心理学派：社会及其文化的因素造成压力。

 认知心理学派：压力起源于个人对事情的想法。

二、压力的来源

 心理

 挫折：需求欲望受阻，分内因性挫折和外因性挫折。具有积累效应，成为不能承受之轻，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 冲突：趋避冲突（害有好，好有害，好坏选择）

双避冲突（两害相权取其轻）

双趋冲突（两利相权取其重）

 压迫

 环境

 霍尔姆斯观点：生活改变指数超过300时，此人患病或遭遇事故风险会很大。 不同的人对同一时间反应可截然不同。

如何调试来自不同层面和来源的压力？

雪松：抗压，耐压，释压。重新释重，重新挺立而避免压断的结局。弯曲不是低头或者失败，而是一种弹性的生存方式，是一种生活的艺术。达尔文：能够生存下来的，既不是最健壮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而是最能够适应变化的物种。我们的经验绝非我们动动脑筋，发挥想象力，进行推理和幻想能够得到的。它需要开发我们所有的器官，所有的精力，在这个充满奥妙的世界观察、行动、感受并进行加工、处理、储存、保留，千辛万苦收获的。但是，我们有时候，自卑、自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压力感受

基因及天生的特质影响个人处理压力的能力。早期是在父母的指导下学习如何思考及分析事情。早期家庭经验学习。

压力调试：是个体采取某种思想、情绪及行为，去面对和应付压力的过程。适当的压力是保持活力的重要条件。毕淑敏

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不进步。王进喜

托马斯霍尔姆斯：压力会减弱人对疾病的自然抵抗力。压力会增加生病的可能性。

社会适应表

生活事件→指数变化→数字化（力的原理）公式化，程序化，系统化，一般特征结论。

三、压力影响

 正面影响：

① 感知到压力，集中全部精力解决眼前问题，收获最大成效。

② 压力给人刺进需要的满足感觉。

③ 在压力中受益并增强自信。

 负面影响：

① 身心连带反应，造成身心疾病。胃溃疡，偏头痛，紧张性疼痛，气喘，高血压，皮肤病，关节炎，消化不良，睡眠困扰，循环不良，中风，心脏病。

② 工作效率，人际关系退步。焦虑情绪影响生活工作中的行为表现。

③ 个人适应能力降低。压力过多，损耗精神体力。

心理防御（机制）技术：否认，压抑，反向表达，倒退，装小，透射，合理化。

 积极作用：保护个人在严重的情况下不受到损害，从而使人有机会学习和寻找更有效的解题方法。

 消极明显：为控制焦虑，花大量精力来维持一个虚假自我形象，从而扭曲事实，自我欺

骗。严重阻碍个人采用行动解决问题，使人变得缺乏适应力。

你能调动情绪，你就能调动一切。布什

情绪是个体受到某种刺激所产生的一种激动状态，这种激动状态虽然可被个体的自我所经历，但不会被其所控制。

情绪智能（情商）发挥在6s之后，是识别、面对和运用情绪来引导思考的一种能力。善于激励自己去坚持极为艰苦的常规训练或超常规训练。我们本身就是符号并且栖居于符号之中。

时间中的进步规定一切，而本身则自在的不被任何东西规定。

进步的各部分只是在时间中并通过时间的综合而被给予，但不是先于时间的综合而被给予。

第三篇：领导干部的压力

领导干部的压力

当前，领导干部的压力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就是他们的领导责任、岗位责任以及由此延伸的职责。一是政治上的。领导干部拥有一定的权力，担负着重要的使命，其决策有风险，不作为、乱作为也有风险。同时，仕途的坎坷，升降奖惩的荣辱，也是每一位领导干部无法回避的问题。二是能力上的。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一些领导干部存在比较严重的“本领恐慌”和“能力危机”，在重大原则面前失去警觉，在复杂问题面前手足无措，在巨大优势面前错失良机，在改革发展面前无所作为。这样的干部，当然“诚惶诚恐”、“如履薄冰”，这样的压力，当然如影随形。三是工作上的。有些领导干部工作思路不宽，工作方法不多，工作步子不大，工作效果不好，与过去比，进步缓慢，与同行比，位次靠后，压力之大，显而易见。四是生活上的。由于特殊的社会角色和工作环境，领导干部无暇顾及家属、子女，甚至个人的正常生活秩序也受到影响，爱情亲情不稳定，家庭关系不和谐，其压力可想而知。五是道义上的。在一定范围内，领导干部属于公众人物，承载着许多的道义上责任，在公开场合，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社会瞩目的，他不得不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更加自律，即使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可能强颜欢笑，委曲求全。六是心理上的。领导干部位高权重，所谓“高处不胜寒”，在权力的光环背后，往往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寂寞、孤独和无奈，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七是体制上的。现存体制的漏洞、缺陷，让领导干部工作上受到严重困扰。有时候，严格执行制度、按规办事行不通；突破制度限制，违规操作有风险，面临两难选择，让其无所适从。

其二，集中表现在社会负面因素的诱惑。从个人角度来看，一是心理焦虑，工作上急功近利，企图一口吃成胖子；二是心理失衡，认为贡献大、付出多，但是回报少、社会承认度低；三是心理恐惧，特别是那些手脚不干净的领导干部，由于担心腐败问题暴露，经常是高度紧张，忧心忡忡；四是心理麻木，或者在受到挫折、责难、非议之后心灰意懒、无所事事、不思进取，或者对群众的困难疾苦视而不见，漠不关心；五是心理阴暗，处心积虑，处处算计，勾心斗角，步步设防；六是心理狂妄，自认为位高权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七是心理困惑，对许多不正常、不正确的社会生态，不理解但是却要被动认可或者接受。从社会角度来看，一是社会诱惑的冲击，一些干部无休止地追求更高的权力、更多的财富，私欲膨胀，导致迷失方向，不能自拔；二是社会关系的维系，与所谓方方面面的沟通、协调，觥筹交错，迎来送往，身不由己，心力交瘁。

对领导干部的心理压力，要有正确的评估。就常规压力而言，超负荷的，该减则减；满负荷的，能进则进；低负荷的，不仅不能够“减压”，还应该“加压”。对于负面因素导致的非常规压力，应更多地通过道德的引导、法律的规范、良好社会环境的塑造来解决。(顾其斌)

第四篇：中小学生负担和压力过重的实质及根源

中小学生负担和压力过重的实质及根源，学生压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一是来自家庭和传统观念的，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封建社会的“学而优则仕”、“衣锦还乡”的传统观念却在国人的脑海里根深蒂固。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孩子的每一次考试优秀都与实现自己的愿望更近一步。加上中国独有的独生子女现象，许多家长把一代或两代人没有实现的梦想“一厢情愿”地强加在一个孩子身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恨不得让子女“学尽天下能学之事，读完世上可读之书”，以便将来有所作为。就说中考，哪个家长不希望子女考上重点高中，然而重高的人数终究有限，所以家长也只好逼迫子女去过“独木桥”。子女考上重高，自然是皆大欢喜，一是子女出息有望，二是家长脸上有光，三是可以节约经济开支。于是，爱有多深，压力就有多大。

二是来自学校和教师的。当前，由于没有找到一条比考试更科学、更客观的教育评价机制，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师的教学水平的评价尽以考试分数来衡量。学校和教师本身承受着竞争的巨大压力，为了应对这种压力，教师除了把压力转嫁于学生之外的确也无良策。于是，辅导书也有了销路，补习班也有了生源，“学生负担”这个大雪球自然会越滚越大。同时，教师在强化教学质量时，忽视了教学过程；施教过程只注重了知识传授，忽视了教学方法。为了提高学生成绩，大多数教师采取挤占课时、加班加点、书山题海等做法，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以至于削弱德育，牺牲体、音、美育，严重危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三是自社会的。社会转型期的产业结构调整，自由择业带来的竞争，单位招工聘员的为学历和名牌大学是重，我国的“金字塔”办学模式等加重了升学压力，分数的绳索把教师、家长和学生牢牢地束缚着，只好给学生增加更重的学业负担。因此，我们说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是多年来“应试教育”沉淀的结果，是长期的“应试教育”磨去了学生那份应有的自信，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也正如恩格斯所说，要用人的需要来解释人的行为。所以说，是学生升学的需要使得“应试教育”有了其生存空间。

学生在学校、家长、社会的“三座大山”的重压下，只能沦为一个小作坊里苦海无涯的小工匠。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已刻不容缓。我们要转变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学校和家长错误地认为惟有加班加点地学习，才可以提高孩子的成绩，而一旦“减负”，就会降低对学生的要求，降低教学和教育质量。其实，细细想来，这些担忧是多余的。“强摁鸡头不吃米”（陶行知语），试想孩子整天面对着过重的课业负担，其心态与那被强摁住吃米的鸡又有何不同？过重的负担给孩子带来的是什么，不言而喻！著名教育家苏步青也说过：“只有当孩子按照自己的愿望随意使用5-7小时的空余时间，才有可能培养出聪明的、全面发展的人，离开了这一点去谈论培养素质、爱好、天赋、才能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两位大师的话让我们警醒：“减负”的目的其实就是义无反顾地卸掉捆绑学生心智的锁链，把课余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得到智慧的增长、能力的提升和灵魂的舒展。

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点，就其工具性来说，语文学科与人的社会生活联系最为广泛，最为密切。同时其博大精深的人文内涵与人的发展休戚相关。语文园地姹紫嫣红，春色无限，包涵着丰富的语言，丰厚的人文，绵绵的情思，深邃的哲理。语文以她独特的魅力，启迪着学生的心智，陶冶着学生的情操，可以说良好的语文素养是完美人格的必备素质之一。长期以来，语文教学改革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姿态，我们在感叹佩服之余又不得不看到其繁华背后的阴暗面。在传统教育的影响下，我们的许多语文教师并没有真正贯彻新课标的理念，我们不能否认为数不多的教改先锋在新课改领地里阔步前进，同样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张扬个性”、“自主、合作、探究”的幌子下隐藏着浮华与浅薄，更不能否认在中高考指挥棒的挥舞下，许多教师仍在新课标的门槛上退缩与徘徊。教改不是说改就能改的，对于自己还不能完全解读的文本最好的办法还是轻车熟路地拿起他人的教参，他人的教案传播一些他人的思

想解读。于是，“我讲你听”、“我写你记”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为了掌握老师圈定的知识，为了背下老师给你的答案，机械、单调地吞下一些自己并未领悟的“知识”，这样负担也就不言而喻了。语文课堂的耗时、低效、拖沓等现象难免“死灰复燃”了。从中学语文教学的现状来看，“减负”的关键是克服语文教学中无谓的消耗现象，就是减去那些超出学生生理和心理发展承受能力的课业任务，放弃违背教学规律的简单、粗暴、落后的教学方法，端正育人思想，提高教学质量，向课堂要质量。

（一）、正确把握语文教学中两个关系。

1.正确认识语文教学中的“高和低”的现象

长期以来，对于语文教学质量的评价，均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为主要标准。这种评估方法不仅掩盖了课堂教学效率低下的状况，且助长了不按法定课程计划开课，随意增加课时现象的蔓延，因而普遍出现了表面上的“高质量”和实际上的“低效率”之间的矛盾。作为基础学科的中学语文，学生的学习成绩本来就不很理想，又面对着按照规定时间完成大纲规定的 教学任务，这就对语文教师提出了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如何从“时间型”向“效率型”转 变。2.正确理解语文教学中“转和改”的意义 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虽然早已为教师们认可，但是“以教师为中心” 的传统教育观念一直是教学过程中的主旋律。教师在课堂的之、乎、者、也”中精雕细刻，学生却在教师的要求、思路上学习，所缺少的就是独立思考和独立分析。要彻底打破这种教学格局，让学生从听讲向思考方面转变，从被动接受向主动掌握方面转变，已经是语文教学模式转变的实质所在。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生多看、多听、多想、多说、多练，从培养兴趣入手，在改进教学方法上下功夫。(二)、通过提高教师素质实现学生的减负。

语文教师必须具有广博的专业技能，所谓“什么样的教师出什么样的学生”。教师只有不断提高自身自己执教水平，不断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才能有效的减轻学生负担。

1.要有扎实的语文知识，包括对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等方面知识的掌握。语文知识扎实是语文教师最起码的基本功。

2.要有广博的知识面，最好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都能侃侃而谈。这样，学生才能在知识与情感上对你折服，产生钦佩之情。

3.要有演员的气质，演说家的风度，小品演员的幽默。有些语文教师知识不可谓不广博，但就是缺少对学生的吸引力，原因就在于缺少讲演表演的艺术。语文学科不同于数学等科，数学主要是以理服人，而语文则更多的是以情感人。4.要有掌舵人和驾驶员的能力。虽然我们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但把握课堂的仍应是教师。所谓具有掌舵人和驾驶员的能力，就是教师既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也要有把握课堂大方向的能力。语文教师都在课前备了课，往往对课堂教学会设定几个教学目标，但语文课堂往往又会出现许多意外，而且往往就是这些意外才构成了语文课堂的点点精彩，因此，语文教师这时就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5.要有娴熟运用多媒体设备的能力。当然语文课不必节节都用多媒体课件，但有些课运用多媒体的确效果会很好，比如让学生通过观察动物活动的镜头来叙述或写作。作为语文老师，必须学会制作课件并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6、语文教师要强化“三备”（即备教材，备学生，备自己），提高自身素质，向课堂要质量，达到“功在课堂，利在课外”，从而使减负得以真正实现。

（三）、语文教学中应通过减负来提质。

我们所说的提质，就是要提高学生综合的语文素质，不但要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还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乃至对学科的美好情感。而事实的情况是我们现在的学生在提质方面也是畸形的，以致于产生了许多高分低能的学生，而且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增

加了学生的许多负担。因此对于提质，我们首先必须减负，包括减时间之负与心理之负两个方面。

1、减时间之负。

只有把单位时间的质提高上去了，才能为提高总的质提供广阔的空间，而减时间之负便是提质的最有效方法，因为时间就好比是分母，分母越大，质的分值就越小；而缩小分母，就能提高质的分值。现在我们的提质缘何像减负一样效果不佳，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不能真正地减时间之负。因此要实现提质，就必须从时间上切实减负。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必须依法对教学违规实行“严打”，比如控制双休日补课，控制学生在校时间，对违反规定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迁就。对于语文学科，要减时间之负，就是要尽可能减少无效或低效作业，特别是一些纯粹机械性的抄写要少而又少，一些低效重复性的作业要坚决取缔，背诵的东西也不要任意增加，还有前面已经提到的，对不同的学生应布置不同要求的作业，而不是一刀切，这样就可以减少基础较好学生的无效劳动。

2、减心理之负。影响语文教学提质，除了学生在学习上花费的时间过多过长从而影响人脑的接受，影响质的提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学生缺乏对语文学科足够的兴趣与热情。何以如此，主要的原因是语文教师上课不够精彩，缺少足够的吸引力。据调查表明，一个学生对某门学科喜欢与否，主要看这门学科的教师上课是否精彩，是否具有吸引力，尤其是语文学科更是如此。当然这里也有学生的个性差异，但个性尤其是对学科的兴趣是可以培养和改变的。笔者认为当学生对语文学科做到了“要学、愿学、能学、乐学”的时候，他就会对语文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时学习语文对他来说已根本谈不上负担，倒是让他不学语文则成了一件困难的事。

（四）、积极改革创新，实现语文减负提质的可持续发展。在全面推行新课程理念的今天，要想从根本上实现语文教学的减负提质，除了做到以上所列举的方法外，还必须从改革入手。一是改革考试评价体系。课程评价在课程改革中起着导向与质量监控的重要作用，是课程改革的关键环节。新课改明确指出，要建立促进学生、教师、课程不断发展的评价体系——发展性教育评价体系。主要内容应包括促进学生发展的评价，促进教师发展的评价以及促进课堂发展的评价体系。

二是建构可持续发展的大语文教学观。所谓“大语文观”，意即教师不仅仅把语文课视为工具课，而是高屋建瓴，以人的发展为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在教学过程中不仅教给学生语言文学知识，使“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语文）这个工具”（叶圣陶），还要立足于培养、熏陶美好的情感、情操，塑造完美的个性品质，帮助形成良好的思维方式，发展可支持终身学习的能力等。这种教学观着眼于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和持续发展的能力，相对于只强调工具性和现实思想意义的传统的语文教学思想来说，更适合于当今教学改革的发展和要求。以“大语文观”来指导我们的语文教学，是课改的要求，也是语文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素质教育、学生成长的现实需要。

在语文教学法中，我们必须抓纲务本，结合学生实际，更新教学观念，创新课堂结构，激发学习兴趣，变被动的“要我学”为主动的“我要学”，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语文。从而达到减负与提质的和谐统一。

主要参考资料：

[1]、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教育部基础教育司.2001年6月 [2]、语文课程标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3]、柳斌.创新教育案例全书.[4]、朱慕菊.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5]、张迎春.新课程——教师读本（通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6]、黎友昌.陕西素质教育.2008年第03期 [7]、咸立亭.基础教育参考.2007年第6期

第五篇：维稳压力的制度性根源在哪里

“维稳”压力的制度性根源在哪里?

潘维

中国从世界最大的农业国变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人民生活质量迅速提升，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紧锣密鼓，各地面貌日新月异，奇迹般地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社会稳定问题。这些事件大多源自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生活“小事”，特别是社区里五花八门的“不公平”。这种“小事”久拖不决，就会让一部分人的怨气日积月累。

科层制的社会治理难题

与革命时代相比，体系从“扁平”组织变成了“科层”组织。原本“扁平”的党委和政府管理层级增多，称为“科层化”（亦称“行政化”）。

科层化催生了有关社会治理的三大结果。第一，科层系统要求“下级服从上级”。若非如此，政令就不通畅。然而，对下面百姓中五花八门的“小事”，一些官员们可以轻易找出无数个理由不管。换言之，科层系统主要是“办大事”的机构。

第二，政府官员按规矩办事。简单说，就是“去人情化”。但法规制度是死的，法律是简单和抽象的，执行者则是活的，百姓也是活的。百姓需要解决的“不公正”问题五花八门、不断变化、经常跨越多个法规和部门。办社区生活中的“小事”，古今中外都是“天理”在前，“人情”在后，统一的“国法”居于最后。而“依法办事”要求一些官员把“国法”放在第一位，不能依“情理”办事。官员“依法办事”，事办不成，自己没责任。官员办事兼顾“情理”与“国法”则费时费力，办不好还要自行承担责任。由此，官员普遍缺乏办小事的动力；遇到棘手问题，必然来回“踢皮球”。“依法办事”事办不成，就只好靠“人治”，靠人情、靠关系。“关系”一词的内容异常庞杂，但大体属“交换”范畴，早晚

要落在“物”上。

第三，科层系统缩小了干部与群众的情感交流面。多数干部并不直接面对百姓，而是自上而下层层“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致“上有千条线，下有一根针”，情感交流面缩减到了“基层政权”（名义上是社区“自治”组织）这“上有千条线”的“一根针”上面。而且，这“一根针”基本上属于科层政府的“派出机构”。基层政权要落实上级“交办”的任务，而且也要“依法办事”。在一些地方，群众生活遇到具体麻烦，他们基本无能为力。“社区自组织”的弱化

科层化无暇顾及越来越多的群众生活中遇到的“小事”，更不妙的是扁平的“社区自组织”逐渐崩溃了，被科层化了的、“法定”的（社区）“自治组织”取代。

市场化导致社区“空壳化”。鼓励“先富”，鼓励“民营”化，鼓励社区公共服务“外包”给牟利的“社会企业”。农地承包、政企分开、乡镇企业改制、农村税费改革，等等措施相应而至。社区自治组织能够支配的财力、物力越来越少，组织动员能力越来越弱。固然，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不断加大对农村的投入。然而，投入主要是直接给予农民个人，给予社区集体组织的极少。结果是社区“自治组织”既缺少积极性，也缺少办事能力。

政府需要办的大事越多，可支配的人力、物力、财力就越多，权力就越大。社区扁平组织如果不能“转化”为科层组织，就会萎缩消亡。村委会和居委会为事实上的“派出机构”，成为科层系统的最“下级”。科层系统对法定“自治组织”的“管理”越来越细，党委组织部甚至对村支书村主任候选人的年龄都提出“指导意见”。这种科层化了的“基层政权”只是在执行“上级”交办任务，而那些与居民的生活和参与相关的事情，顾及不多。北京，三分之二的居民小区没

有“业主委员会”。有的小区有“业主委员会”，但名存实亡。居民与“物业公司”发生矛盾，居民之间的矛盾，全都得找政府寻求“公正”。

对“维稳”问题的新认识

“科层化”和“社区自组织”崩溃是产生“维稳”问题的根源。第一，“人民”分散为自私自利的“个人”，只能找科层体系解决五花八门的“公正”问题。社区没有了，“人民”变为原子化、碎片化、边缘化了的“个人”。个人利益得不到集体的维护，自私自利就成为理性选择，“不让自己吃亏”就是“绝对真理”。自私自利的人越多，私欲越膨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越多，关于“公正”的信仰就越淡薄，“道德文化”就越少。矛盾不能在社区得到化解，个人只好将诉求对象转向政府。基层政府解决不了，就转向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数以亿万计自私的个人，事无巨细都找无力“办小事”的政府科层机构。从此，一些个人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一些社区矛盾转化为社会矛盾。然而，各级政府无从判断五花八门的个人诉求是否属实、是否合理，遑论还有一些腐败分子谋私利，偏袒侵害别人利益的行为。于是，多数普通人产生怨气，少数人则抱怨金钱之权太小，还不够“自由”。这是维权与维稳成了一对悖论的根源。

第二，“精简机构”和“维稳支出”的不良循环。作为事实上的政府派出机构，基层政权数量多，成本高，“不方便管理”。要精简开支，方便开会“布置任务”，政府当然希望“合村并镇”，旧称“精简机构”，新称“小政府”。行政村数量大为减少，支书、主任面对的群众数量大幅增加，结果群众连“一根针”都难见到了，“办小事”就更艰难。

为什么“维稳”成为重要任务？一方面，由于科层化和法治化，“办小事”的能力不足，有心无力，无法满足社区群众对“公正”的需求。另一方面，社区自组织消失了，亿万无组织的个人和家庭只能找科层体系寻求“公正”，而科层体系不可能与亿万分散的个人“对接”。于是，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内的“潜规则”盛行，“维权”和“维稳”成为悖论。

不过，否认科层化的积极作用也是徒劳的，谁也离不开科层组织办“大事”。大事办好了，国家兴，民族兴，百姓富。但科层组织“依法办事”，不擅长的、与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五花八门的“小事”，应该让社区自组织来负责处理。一些各层党政机构的决策者大多非常能干、自信，不愿承认自己有“办不到”的事。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有能力、有办法督促基层官员“亲民”。然而，科层体系从本质上是“办大事”的系统，无力应对千家万户五花八门的“小事”。扁平组织才能“办小事”，才能维护社区的“公正”。

以“社区自组织”为基石

我们认为，复兴“群众路线”，以社区扁平组织为“本”，沟通和强化科层系统与扁平组织的纽带，乃是我国的“久安之道”。

其一，人民民主的真正载体是社区自组织。科层系统与扁平组织功能不同，前者能办“大事”，全国的事，后者能办“小事”，社区的事。阴与阳要互补、互通，但前提是阴阳不同，两者共存。

只有草根的社区“自组织”才接“地气”，才凝聚“真正的”社区和社区生活。组织人民靠的不是“钱”，而是依靠扁平组织给家家户户排忧解难，解决五花八门的具体矛盾，维护社区“公正”。有了治理“家务事”的权力与尊严，才有“人民”，才有“社会”，才有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自组织”是“人民民主”的基本载体。

其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成为科层体系与扁平社区自组织的交流平台。各级人大，应成为社区“自组织”与各级科层体系交流沟通的平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需要大量社区“自组织”的代表者们参与。

其三，政协应当吸纳优秀公益组织的代表。建立专门的“统战”组织，赋予其“政治协商”的参政地位，是我国的一大创举。21世纪以来，全世界的政治潮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组党”来宣传自己独立的政治理念，动员人民参政，已经过时了。在全球化时代，在全球互联网时代，围绕着五花八门，不断变迁的社会具体问题，非政府的公益组织蓬勃发展，如德国的“绿党”，美国的“茶党”和“99%”运动。这些组织多少都有全球活动的背景，却没有传统“政党”那样的严密组织。这些组织大多围绕社会具体问题而兴起，为社会提供解决问题的新理念和新颖的组织技术。新理念、新方案、新领袖层出不穷，吸引了大量民众。公益组织是新时代的政治，是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政治，是有活力的政治。为顺应中国与世界政治的发展规律，为重建“社区”，“统一战线”工作也应重视“社会公益组织”，吸纳其优秀代表进入各级政协。我们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服务于中华复兴大业。

其四，可以考虑在社区自组织的建设中培训党政官员作为党建的基石。

社区乃根基，为社区人民福祉服务是“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最高和最集中的体现。无论管理国家各部门的工作多么出色，国家进步有多大，最终都要落实到“增进社区人民福祉与社区人民和谐”上来。

可以考虑有如下举措：一，党政机关公务员招录条件应包括两年“社区服务站”工作经验。二，科层官员在升迁前应回到社区工作站，重温社区服务的艰辛。官员们去党校“回炉”重要，去基层“回炉”也重要。他们应回到基层，回到社区，直接服务于社区百姓，由社区百姓来评价他们“回炉训练”的成果。三，党政官员要在社区亮明身份，定期参加社区党组织的活动。在社区亮明党员身份，党员干部主动把自己的一言一行交给群众监督，是党员先进性的最好体现。四，党政官员退休后要“叶落归根”，回社区服务。退休的中高级官员是社区的天然领袖，有能力、有办法组织人民，并让人民的疾苦上达天听。回到社区做社区领袖，还能回头审视自己执政时的缺点和不足，提醒现任官员们注意改正。

阴阳互补，上下相通，使“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就有了真正的社会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