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宇案

第一篇：彭宇案

本院认为，对于本案的基本事实，即2006 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准备乘车过程中倒地受伤，原、被告并无争议。但对于原告是否为被告撞倒致伤，双方意见不一。根据双方诉辩观点，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原、被告是否相撞；

二、被告应否承担原告的损失，对此分别评述如下：

一、本院认定原告是否系被告撞倒属于事实真伪不明，理由如下：

1、本案发生的地点在人员较多的公交车站，且是人流量较大的上午时段。由于这样一个特殊环境，原告也有滑倒或自己绊倒的可能性。即使是被撞倒，也很难在人来人往的现场确认撞倒自己之人。所以有原告想当然的认为第一个来扶她的人就是撞倒她的人。并且原告人被撞的伤情严重，在被撞倒时，下意识的应该是顾着自己的伤情，而无暇去辨认撞倒自己的人。事实证明在此过程中，证人陈二春也协助被告人将原告人送往医院。原告提供的城中派出所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被告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等相关证据系复制品，没有原件可供核对，无法确定真实性，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而被告申请的证人陈二春的当庭证言，并不能证明原告倒地的原因。原告倒地原因无法确定，是否为被告所撞倒更加无法确定，因此不能认定是被告撞倒原告。

二、被告应否承担原告的损失

根据前述分析，该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应适用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原告无法提供有力证据证明自己倒地是与被告相撞所致，因而原告不能证明其主张。应当由原告承担不利后果，被告不应承担原告的损失。

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先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寿兰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90元、其他诉讼费980元，合计1870元，由原告徐寿兰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二篇：彭宇案的法理学分析

彭宇案的法理学分析

案例简介：

2006年11月20日，南京老太太徐寿兰在公交车站摔倒，彭宇自称上前搀扶、联系其家人并送其至医院诊治，属见义勇为，并非肇事者。随后，老太太咬定彭宇将其撞倒并向其索赔。双方对簿公堂。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彭宇给付老太太损失的40%，二审和解结案。此案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此后类似彭宇案的各种版本在各地出现，引起民众对跌倒老人是否可以搀扶的激烈讨论。

“彭宇案”已经过去将近7年了，可是有关“彭宇案”的争论却从来没有平息过，一方面是从那以后类似事件频繁的发生，另一方面是此案俨然已成为人们掩饰自身道德缺失的武器，见死不救的事件也开始遍布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此案中蕴含的道德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一．对道德危机与法制建设的反思

彭宇案的发生使的法律与道德两个看似相同的概念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有关道德和法律关系的探讨也是不绝于耳，到底道德是否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当今的法律是否完善呢？首先我们先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入手来加以分析：

道德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向人们提出的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这一概念说明，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总是扬善抑恶的。

法律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法律和道德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二者的关系具体可以表现为：

第一，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第三，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但是我们从“彭宇案”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法律与道德之前最明显的区别那就是他们之间不同的评判标准，道德评价具有“扬善惩恶”的特点，其评价对象包括了“善行”与“恶行”，而法律评价所针对的主要是违法犯罪行为。在通常情况下，违反法律的行为必定违反道德，而违反道德行为未必都违反法律。因此在某些领域上道德和法律也会出现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对于本案，舆论普遍认为彭宇乐于助人是一种值得人们称赞的行为，从道德上讲是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但是从法理角度上讲，彭宇却是本案的最大嫌疑人，所以道德和法律在此的不一致性受到了人们的质疑，解决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就成了先进迫切需要重视的问题，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首要任务，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加强道德和法制之间的一致性，互相调节，以减少二者之间的冲突。第二，在立法时要正确的处理道德和法之间的关系，在立法环节上，应当将道德规范作为指定法律的基础。第三，借助媒体来宣传和褒扬道德。第四，法律在内容上也应该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以保护守道德的行为。

二、人们对传媒伦理的思考

“彭宇案”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不仅因为从此案中所现出的道德和法律之间的矛盾，更多的还是因为该案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网上调查显示63%的网友认为以后不会再扶跌倒老人，33%的人认为会理性判断再做决定，仅仅4%的人认不论什么原因都该坚决搀扶老人。足以看出“彭宇案”对于社会道德准则的影响是何等之大。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细心的究其根源我们会发现媒体的宣传在引导大众上起着决定性作用，据悉，南京彭宇案是由一篇发在西祠胡同上的帖子而逐渐引起广大网友关注的，由于网友的一致声讨，更多的报纸、电视台&、网络也高度关注此事的进展。而且，从始至终，大部分的网友似乎都立场一致，认为彭宇是被冤枉的，做了好事却得不到好报，徐老太是“碰瓷儿者"，不以德报德，反以德报怨。各种媒体的报道似乎也倾向一致带着鲜明的倾向渲染做好事没好报。

然而，大家都知道“真实”是新闻媒体最起码的准则，但是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彭宇的清白，两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就做出如此具有倾向性的报道，严重违背了新闻媒体的本质，更有甚者在“彭宇案”之后，又不断以选择性的报道强化着社会对彭宇案的记忆，营造着所谓的“彭宇案后遗症”,隔段时间就会有媒体报道一些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等现象，甚至把这些新闻放在头版头条来吸引读者，但是恰恰是这些商业手段却严重的诱导了大众的倾向性思维。

现代社会发展至今，大众传媒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类世界。不仅在空间上像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使世界形成“地球村”，而且在生存意义上使传统的现实社会成为了媒介社会。人们对于某一个事件、对于世界和不同国家的认识大多是通过新闻媒体来实现的。在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新闻媒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建构、文化的整合，无一不依赖它的帮助。新闻媒体在现代社会中主要有如下社会功能：

第一，传递信息。新闻媒体多向各地收集世界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信息，既包括正面报道，又有如实反映社会阴暗面的报道，并向整个社会发布，使大众从各个侧面了解社会环境及其动态。另外，媒体可以根据某些专家学者对可能或正在发生的危机进行合理推测，向社会发出警告，引起公众的关注与警惕，从而将危机的危害降到最小，甚至化解危机。

第二，协调社会，提供指导。在媒介未出现的年代，人类通过个人影响等传播手段，来达到协调社会的目的；而在新闻媒体普及的现代社会，新闻媒体参与了这种协调。人们通过新闻媒体获取各种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来调节自我，适应周围环境；各种社会力量借新闻媒体来树立权威和形象，或作出某种决定；民众也借新闻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影响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第三，传递文化，建设道德规范。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对知识的积累和对传统道德规范的继承。因此通过传播活动获知和储存过去的经验并将之传递给社会上的新成员，使人类可以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前进。

由此可见，新闻媒体在当今社会承载着重大的责任，一直以来媒体的本着“真实报道”的原则，但是近年来，随着媒体竞争的加剧，各大媒体盲目的追求经济效益，不惜一切地吸引大众的注意，“不实报道”和“选择性报道”屡见不鲜，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大众的价值取向，造成像“彭宇案”这样一致的舆论倾向性，这对法律的施行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也对社会道德的普及造成了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还可能造成区域分裂，民族分裂等更加严重的后果。

所以，应该对新闻媒体加以严格的规范，保证传媒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地报道事实真相；并在传播信息过程当中引导积极的舆论，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还应该宣扬好人好事，在社会上树立榜样，引导我们的美德行为。这样才能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保证道德的传播，社会才能和谐地发展。

第三篇：彭宇案一审判决书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7）鼓民一初字第212号

原告徐XX，女，汉族，1942年8月9日生，住本市XXX12号。委托代理人唐X，南京XXX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彭X，男，汉族，1980年7月2日生，江苏XXX有限公司职工，住本市XXX2X3-1号。

委托代理人李X，女，汉族，198X年8月8日生，住本市XXX19号。

委托代理人高XX，江苏XXXXX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XX与被告彭X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XX及其委托代理人唐宁，被告彭X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舒、高式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XX 诉称，2006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等83路车。大约9点半左右，2辆83路公交车进站，原告准备乘坐后面的83路公交车，在行至前 一辆公交车后门时，被从车内冲下的被告撞倒，导致原告左股骨颈骨折，住院手术治疗。因原、被告未能在公交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40460.7元、护理费4497元（住院期间护理费897元、出院后护理费3600元）、营养费3000元、伙食费 346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630元、残疾赔偿金71985.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鉴定费500元，共计人民币136419.3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彭X 辩称，被告当时是第一个下车的，在下车前，车内有人从后面碰了被告，但下车后原、被告之间没有碰撞。被告发现原告摔倒后做好事对其进行帮扶，而非被告将其撞伤。原告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被告客观上也没有侵犯原告的人身权利，不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如果由于做好事而承担赔偿责任，则不利于弘扬社会正气。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2006 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等候83路车，大约9时30分左右有2辆83路公交车同时进站。原告准备乘坐后面的83路公交车，在行至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被告第一个从公交车后门下车，原告摔倒致伤，被告发现后将原告扶至旁边，在原告的亲属到来后，被告便与原告亲属等人将原告送往医院治疗，原告后被诊断为左股骨颈骨折并住院治疗，施行髋关节置换术，产生了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损失。

事故发生后，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接到报警后，依法对该起事故进行了处理并制作了讯问笔录。案件诉至本院后，该起事故的承办民警到法院对事件的主要经过作了陈述并制作了谈话笔录，谈话的主要内容为：原、被告之间发生了碰撞。原告对该份谈话笔录不持异议。被告认为谈话笔录是处理事故的民警对原、被告在事发当天和第二天所做询问笔录的转述，未与讯问笔录核对，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案件审理期间，处理事故的城中派出所 提交了当时对被告所做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电子文档的属性显示其制作时间为2006 年11月21日，即事发后第二天。讯问笔录电子文档的主要内容为：彭X称其没有撞到徐XX；但其本人被徐XX撞到了。原告对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不持异议，认为其内容明确了原、被告相撞的事实。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是复制品，没有原件可供核对，无法确定真实性，且很多内容都不是被告所言；本案是民事案件，公安机关没有权利收集证据，该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被告申请证人陈二春出庭作证，证人陈二春证言主要内容：2006 年11月20日其在21路公交车水西门车站等车，当时原告在其旁边等车，不久来了两辆车，原告想乘后面那辆车，从其面前跑过去，原告当时手上拿了包和保温瓶；后来其看到原告倒在地上，被告去扶原告，其也跑过去帮忙；但其当时没有看到原告倒地的那一瞬间，也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其看到的时候原告已 经倒在地上，被告已经在扶原告;当天下午，根据派出所通知其到派出所去做了笔录，是一个姓沈的民警接待的。对于证人证言，原告持有异议，并表示事发当时是有第三人在场，但不是被告申请的出庭证人。被告认可证人的证言，认为证人证言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另查明，在事发当天，被告曾给付原告二百多元钱，且此后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关于被告给付原告钱款的原因，双方陈述不一：原告认为是先行垫付的赔偿款，被告认为是借款。

审理中，对事故责任及原、被告是否发生碰撞的问题，双方也存在意见分歧。原告认为其是和第一个下车的被告碰撞倒地受伤的；被告认为其没有和原告发生碰撞，其搀扶原告是做好事。

因原、被告未能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原告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损失，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审理中，原告申请对其伤情的伤残等级 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南京鑫盾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徐XX损伤构成八级伤残。

因双方意见不一，致本案调解无效。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原告提供的住院记录、医疗费票据；被告申请的证人陈二春的当庭证言；城中派出所提交的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被告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本院委托鉴定的鉴定报告、本院谈话笔录以及本院开庭笔录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对于本案的基本事实，即2006 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准备乘车过程中倒地受伤，原、被告并无争议。但对于原告是否为被告撞倒致伤，双方意见不一。根据双方诉辩观点，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原、被告是否相撞；

二、原告损失的具体数额；

三、被告应否承担原告的损失，对此分别评述如下：

一、原、被告是否相撞。

本院认定原告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理 由如下：

1、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本案事发地点在人员较多的公交车站，是公共场所，事发时间在视线较好的上午，事故发生的过程非常短促，故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根据被告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城中派出所对有关当事人进行讯问、调查，是处理治安纠纷的基本方法，其在本案中提交的有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锁链，应予采信。被告虽对此持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城中派出所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被告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等相关证据，被告当时并不否认与原告发生相撞，只不过被告认为是原告撞了被告。综合该证据内容并结合前述分析，可以认定原告是被撞倒后受伤，且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

2、被告申请的证人陈二春的当庭证言，并不能证明原告倒地的原因，当然也不能排除原告和被告相撞的可能性。因证人未能当庭提供身份证等证件证明其身份，本院未能当庭核实其真实身份，导致原告当庭认为当时在场的第三人不是出庭的证人。证人庭后第二天提交了身份证以证明其证人的真实身份，本院对证人的身份予以确认，对原告当庭认为当时在场的第三人不是出庭的证人的意见不予采纳。证人陈二春当庭陈述其 本人当时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其看到的只是原告已经倒地后的情形，所以其不能证明原告当时倒地的具体原因，当然也就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

3、从现有证据看，被告在本院庭审前及第一次庭审中均未提及其是见义勇为的情节，而是在二次庭审时方才陈述。如果真是见义勇为，在争议期间不可能不首先作为抗辩理由，陈述的时机不能令人信服。因此，对其自称是见义勇为的主张不予采信。

4、被告在事发当天给付原告二百多元钱款且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原、被告一致认可上述给付钱款的事实，但关于给付原因陈述不一：原告认为是先行垫付的赔偿款，被告认为是借款。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原、被告素不认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即便如被告所称为借款，在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也应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或者向原告亲属说明情况后索取借条（或说明）等书面材料。但是被告在本案中并未存在上述情况，而且在原告家属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由其借款给原告的可能性 不大；而如果撞伤他人，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被告证人证明原、被告双方到派出所处理本次事故，从该事实也可以推定出原告当时即以为是被被告撞倒而非被他人撞倒，在此情况下被告予以借款更不可能。综合以上事实及分析，可以认定该款并非借款，而应为赔偿款。

二、原告损失的范围和具体数额。

1、医疗费。根据原告提供的住院记录、伤残鉴定书等证据，原告主张的医疗费用均是治疗事故造成的有关疾病所必需，且有相应医疗票据加以证明，故原告主张医疗费40460.7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2、护理费。原告主张的护理费为4497元，包含住院期间护理费897元以及出院后护理费3600元。由于本案原告为六十多岁的老人，本次事故造成其左股骨颈骨折且构成八级伤残，其受伤后到康复前确需护理，原告主张该4497元护理费用，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3、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住院共计35天，原告主张该费用为630元，符合法律规 定，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另主张伙食费346元，并提供了住院记录和票据予以证明。由于该费用在住院伙食补助费范围内，该346元与上述63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的主张重复，故本院不予支持。

4、鉴定费。原告主张伤残鉴定费为500元，有鉴定费发票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5、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71985.6元。但根据原告病历及伤残鉴定报告，原告伤病为八级伤残，根据相关规定，该费用应依法确定为67603.2元【14084×（20-4）×30%】。

6、营养费。结合原告伤情，本院酌定1000元。

综上，原告各项损失合计为114690.9元。

三、被告应否承担原告损失。

根据前述分析，原告系在与被告相撞后受伤且产生了损失，原、被告对于该损失应否承担责任，应根据侵权法诸原则确定。

本案中，原告赶车到达前一辆公交车后 门时和刚从该车第一个下车的被告瞬间相撞, 发生事故。原告在乘车过程中无法预见将与被告相撞；同时，被告在下车过程中因为视野受到限制，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故对本次事故双方均不具有过错。因此，本案应根据公平责任合理分担损失。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损害均无过错，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补偿，由当事人合理地分担损失。根据本案案情，本院酌定被告补偿原告损失的40%较为适宜

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本次事故虽给原告的精神上造成了较大痛苦，因双方均无过错，故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彭X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徐XX人民币45876.36元。

被告彭X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890元、其他诉讼费980元，合计1870元由原告徐XX负担1170彭X负担700告已预交，故由被告在履行时一并将该款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XX 代理审判员 XXX 代理审判员 XX 二○○七年九月三日 见习书记员 XX

第四篇：从南京彭宇案看司法证明问题

从南京彭宇案看司法证明问题

（刑事侦查学院本科2009级职务犯罪侦查专业石伟东学号2009051160）

一、案情综述

2006年11月20日上午九点半左右，彭宇与徐寿兰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的一个公交车站相遇，一个是在这一站下车的年轻乘客，一个是要赶着上另一辆车的老人，徐寿兰倒地，彭宇将其扶到路边，并有与此二者素皆不相识的陈二春上前帮忙，并打电话通知徐寿兰之子，待其达到后，陈二春离开，彭和徐及徐之子共同前往医院，并由彭先支付医药费200元，待徐拍片检查结果——胫骨骨折出来后，医生建议更换人造股骨头，需要数万元医药费，此时徐一口咬定是彭将其撞倒，要彭承担医药费。双方协商未果，徐之子报警，事件交由南京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处理，最终诉至法院。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经过3次庭审，本案主审法官王浩于2007年9月5日做出一审判决，通过“常理分析”，以公平责任原则，最终判处被告人彭宇承担徐寿兰损失的40%，共计4.5万多元。

不服一审判决的彭宇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在各方影响下，最终以庭外“和解”方式结案。

二、司法证明问题分析

司法证明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探讨的热点问题，不管是证明责任，还是证明规则，两个领域的人士都在进行着不断地探索和交流，以期中国司法体制能够更加完善。

司法证明问题涉及司法证明的对象、环节、方法、责任、标准及规则。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大讨论，其中也不断涉及司法证明问题，结合本案具体来看中国当代的司法证明问题。

本案的焦点在于碰撞事实的认定、本案中的“电子文档”——徐寿兰之子用手机拍摄的并称是彭宇在接受派出所民警询问时所做的笔录的照片是否真实、是否可以被法庭采用及法官能否凭借推理判案三个方面，从中可以看出，本案主要涉及司法证明中证明责任、标准、规则、方法这四个方面，也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不断探讨和论证的几个方面。

（一）证明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

1证据”。由此证明，中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贯彻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同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此表述同《民事诉讼法》第64条具有同质性，即提供证据者均为事实主张者，当事人未主张事实的则无提供证据的必要。

由于对本原则中“主张”的不同理解，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法官根据自身审理案子的需要，依据该原则，不论情形如何，即要求诉讼双方均提供相关证据对其认为之事实予以证明，本案中法院要求彭宇对未撞倒徐寿兰之事实予以证明即属此情形。此种情形最终将导致因诉讼当事人请求、抗辩、自认、否认等一系列与主张相联系的法言法语的存在，而使得该原则演变成为一条人人皆云，最终成为不知所云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

因此，正确理解本原则中的“主张”显得尤为重要。若某人主动去扶摔倒在地的老人或小孩，难道还要先找一些证人来证明他是主动做此事而并非是其将倒地者撞倒，或者采取其他的固定证据的方法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必将导致很多人对此种好事想为而不敢为，影响社会风气导向。根据实践情况，应当将主张理解为积极主张、肯定性主张，即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某种事实声明后，若另一方当事人只是单纯否认，则不构成新的主张，即不需要提供证明，若做出积极抗辩，则又构成新的主张，即需要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放到本案中则应理解为若彭宇只是单纯的否认徐寿兰提出的彭将其撞倒的事实，则不需要提供证据，只要徐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即可；若彭宇承认有和他人相撞之事实，但撞击的并不是徐寿兰，而是其他人，则需要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因此，应当将此种“主张”之解释以立法的方式予以规定，让该原则更加适用，真正将证明责任分配清楚，做到让诉讼参与者有所云，有所不云，并于法有据。

（二）证明标准

本案中，原告方只有徐本人的陈述和那份存在诸多疑点的“电子文档”，除此之外，再无第三方证据能够对此事实予以证明。首先，徐本人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次，那份“电子文档”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受到质疑，但法官确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并将其作为证明案件的重要证据，此举表现出我国现阶段的证明标准仍需改进。

我国现行诉讼法均没有关于证明标准的明确表述，但可归纳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显然，此标准极为概括，且案件事实清楚只能是

证明的目的，而不应该是证明的标准，另外，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又是什么，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确实和充分，均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定。我国现阶段采用的证明标准以客观真实说为基础，以一元化模式为基本模式，只是就事论事，并将事实同法律紧密的结合起来，且刑事、行政、民事诉讼中的证明采用同一标准，由此将造成证明标准混乱且适用无法所依的局面。

由上不难看出我国现阶段的司法证明标准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针对此种情形，首先，应当通过立法的方式将证明标准予以规定，其次，应当由客观真实说向法律事实说演变，更多的依靠法律对事实予以证明，最后，应当结合每一类诉讼案件的不同情形对三大诉讼的证明表分别予以规定，应当由一元化模式向多元化模式发展，真正做到证明标准统一、具体、分别适用。

（三）证明规则

证明规则是司法证明的重要内容，是证据能否适用的标准，是司法程序公正的重要保障。本案中“电子文档”等证据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现阶段证明规则的混乱和不完整，因此，应当借鉴和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证明规则，对我国现行证据规则不断完善和充实，着重对传闻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意见证据规则进行研究，研究如何在我国现有的政治、社会、司法体制中适用，如何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以立法的方式对相关规则及“毒树之果”的排除等予以规定，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于法有据。

（四）证明方法

司法证明的方法多种多样，推定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其属于司法中事实认定的范畴，是对未知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的认定，其包括基础事实、推定事实、联结纽带三个要素，此三要素缺一不可。其中，推定事实并不一定是客观事实，但两事实间必须具备伴生关系或者常态关系，即一事实存在便可确定另一事实的存在。推定以推理为基础，但同推断、推理、推论、拟制有着本质的不同。

本案主审法官的“常理分析”实质上是主观臆断或者是推理的过程，而并非此处的推定，此举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现阶段缺乏证明方法的规定和标准，加之部分法官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法官自身素质的限制，导致证明方法滥用，因此，应当对证明方法进行严格的界定和规范。

司法证明问题是困扰司法领域的重要问题，司法证明是司法程序的重要环节，是程序公正的基础，也是维护我国司法公信力的保证，面对我国现阶段司法证明中关于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证明规则、证明方法等方面的缺陷和空白，不断完善和规范我国的司法证明制度乃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第五篇：南京彭宇案距今将满五周年 当事人现状各异

南京彭宇案距今将满五周年 当事人现状各异

五年来彭宇刻意躲避在公众视野之外，这是他当年在法院门口留影。

(资料片)

本报记者 石念军

过几天，11月20日，彭宇案距事发即满五年。尽管南京鼓楼区法院受理的这一案件早已结案，然而，这个墓碑式判决如同核废料般，不断地发酵。

当一个又一个老人摔倒无人敢扶时，人们提起它；当两岁的小悦悦被碾轧后18个路人漠然走过时，人们又提起它。

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所言，并不是每一个案子都会案结事了。五年了，彭宇案欠公众一份回答。

这个冬天到来的时候，辽沈晚报驻沪记者陈志强决定到南京寻找彭宇案——一则渴望沉寂而不得的五年前的旧案。

几年来，这起旧案屡屡被提起，被称为“墓碑式判决”。“小悦悦事件”，让陈志强决心踏上寻找彭宇案的路程。

但山东大学法学院青年教师张帆上课时，已很少跟学生们提这个案子。这个案情并不复杂的旧案，不过是“法学大二学生的常识”，已不再适合当教学案例。

再过几天，离这起案子事发就整整五年了。

从上海出发，陈志强只花了不到三个小时车程便抵达南京，但接下来的寻找一点都不顺利。

南京公交线路“水西门广场”站前，人流熙熙攘攘。陈志强站着的地方，正是这一案子的事发地。

五年前，2006年11月20日的那个上午。

一个是在这站下车的年轻乘客，一个是赶着要上另一辆车的六旬老者。彭宇与徐寿兰，一经相逢，便似命中劫数。

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自称见义勇为的彭宇被摔伤的徐寿兰指为肇事者。一审经过三次开庭之后，南京鼓楼区法院法官王浩“推理”判决彭宇有责。

“这不过是基层法院受理的一起简单的民事纠纷”，张帆不觉得这个案件一开始便有什么不同。但自一审第三次开庭始渐入舆论风暴眼，彭宇案迅速超出了鼓楼区法院的想象，一桩小案子突然“不可控”。

彭宇，徐寿兰，王浩。临行前，陈志强阅读了大量媒体相关报道，他希望重新找到处于事件核心的三个人。

然而，奔波了两天，他没有找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徐寿兰已去世，彭宇“人间蒸发”，而鼓楼区法院原法官王浩，在电话里有气无力地说：“关于这个，我不愿再提。”

真相被“雪藏”

在拨通王浩的电话前，陈志强从南京市中心出发，来到挹江门街道办事处下辖的司法所。这里，是王浩的新的工作单位。

司法所的工作琐碎而繁杂，这几天，王浩刚刚搞完了当地一起拆迁工作，同事说他休假去了。

连续两天，陈志强不断拨打王浩的电话，电话那端，老是拒绝接听，但冷不丁，有一次接通了，电话那端传来有气无力的回响：“喂。”

陈志强说明来意，很快，又是一阵阵盲音。

在原出警单位——南京市城中派出所的老民警眼里，这不过是一桩小案子，“没什么意思”。这位民警提到，2007年，在彭宇一审败诉提起上诉后，二审已选择了庭下和解。

有媒体曾记录了这一和解的内情，文中，南京市中院一位负责人称：“全省3J法院领导对这个事确实很重视。因为这个案子由于不客观的报道对法院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对司法公正力造成极大的诋毁，这是领导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二审时，省市领导都对这事很关心，提出来要化解这一矛盾。”

“省高院和南京中院的领导根据省里领导要求制定了相关调解意向，多次开会研究，‘十一’期间都在加班加点研究。”

2007年10月8日，和解达成，彭宇案当天撤诉。

当地期望彭宇案就此告一段落。然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说，并不是每一个案子都能案结事了，彭宇案恰恰如此。

被伤害与被诅咒的

人们历来强调的是，真相不能和解。五年间，发生了很多事。

跟更早一些的天津许云鹤案等老人摔伤**一样，在这一场**里，彭宇案被认为是造成“恶果”的“恶因”。

张帆也认为，彭宇案是有问题的。彭宇案事发不久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张帆与其他与会学者曾对该案进行剖析，普遍意见是：法官王浩在一审中以“主观推理”认为彭宇有责任，这一方法是错误的；其次，民法基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法官一审颠覆了这一法则。

即便如此，彭宇案仍不足以成为所有人拒绝伸出援手的理由。但让人纠结的是：每每面对类似情形，人们总会想起这个墓碑式判决。

今年4月，最高法院一位副院长到山东大学演讲，山大校长、法学专家徐显明做了一段点评，让师生印象深刻：古时衙门断案，大堂上会挂一匾额提醒审案的官员——“天理国法人情”。

“天理，意思是顺应天理，指法的精神和原则；国法，指成文法的具体规定；人情，就是要考虑法的社会效果。”张帆说，以现代法律解释，“人情”就是指法官不能挑战社会生活的基本底线。

尽管法官作为个人，对社会底线的认识会有偏差，但在张帆看来，王浩对彭宇的主观推断，显然挑战了这一基本底线。

“这种情况下，法官应该严格执行现行法条，但很遗憾，主审法官明显忽略了‘谁主张谁举证’的民法通则。”

彭宇案从此被诅咒，不仅其一审判决被指致使“社会道德滑坡50年”，即便是涉案人员，生活也完全被改变。

在徐寿兰老人曾经住过的房屋门前，几位老街坊向陈志强讲述老人去年临终前的凄凉，“电话不时响起，拿起来就是一阵又一阵的谩骂”。一度，曾有大批记者**在楼下，让老人不得安生，最终只能搬走，将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屋出租。

甚至在徐寿兰去世后，还曾有人在网上发帖，称彭宇案中的老太太终于走了，“大快人心”。

王浩同样为千夫所指，有网友发帖建议“人肉他”，“让他到死都不得安宁，因为他让中国的道德倒退了至少50年”。传言称，王浩已被调离法官队伍。寻访者陈志强徒步穿过至少一公里长的崎岖小路，才从偏僻的小巷中找到这名法学硕士的新落脚点——南京市挹江门街道办事处下辖的司法所。

它冷落了公众期待

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看来，当地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类涉及社会底线的案件是不能庭下调解的。

何兵认为，这种以“调解”解决问题的方式，给公众的感觉是信号是不明确的，和解意味着本该清晰的边界刻意被模糊掉了，由此带来的“破窗效应”是非常可怕的。彭宇案对于社会的最大伤害，就在于它模糊了一个基本价值观———好人有好报。现在，人们希望这个边界被重新界定清晰。

何兵的观点是，当一个案件通过不断传播成为舆论事件时，尤需注意对公众期待的回应与引导，而悄悄和解的彭宇案刻意回避了这些。

“法庭从来不单单是一个审判室，还是一个代表法律程序、法理精神的地方。”电影《纽伦堡审判》的导演丹利·克莱默借台词阐释法理，“(审判)目的不是让少数人绳之以法，而是重新确立法律秩序的神圣地位，找到全世界为之依赖的正义法规。”

法律与道德，两者截然不同又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研究法理学出身的张帆说，它们的契合点是，向上的法律应该对社会道德辅以呼应。

在他看来，这也是为什么公众普遍指责法庭对彭宇案的一审判决伤害了社会道德。

而彭宇案的真相从未公开，也加剧了公众的这一困惑。

对于网上关于彭宇案的一系列传言，张帆觉得，这些传言其实表达了舆论诉求，比如传闻说法官王浩被调离，徐老太的JC儿子及出警警员被处分，间接传达了社会要求彭宇案翻案，推倒这个墓碑式判决的诉求。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王涌新近也呼吁，应该再审彭宇案，以公开、公正、公平的依法审判，厘清事实真相，回应公众多年的期待。

尽管，从法律上说，这一案件能否启动重审程序，不同的法学人士有不同的意见，但如同面对一堆“不良遗产”，如何化解它的影响，愈发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历经两天的无果找寻之后，陈志强黯然离开了南京，当彭宇——这个被舆论普遍支持的人也刻意躲避在公众视野之外时，他意识到，整个彭宇案没有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