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腐败救中国代替房地产救中国

第一篇：以反腐败救中国代替房地产救中国

以反腐败救中国代替房地产救中国

2013-08-12 00:54:04|作者陈虎

各地出现的历史罕见酷热，正在炙烤着中国，另则是，中国经济也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炙烤。而与这种炙烤相交错，中国社会也似乎正面临如何挣脱压抑式的“闷骚”。

无论是房地产绑架国民经济，还是国民经济被迫承认房地产支柱地位，但在经济面临全面滞涨背景下，房地产的一枝独秀，成一种明知不可持续但仍死撑游戏。中央去掉“房地产调控”而强调“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其实也并不值得相关人士“闷骚”般的弹冠相庆，刻意误导解决不了房地产自拉自唱问题。其实，看中央的态度转向，关键是看给不给房地产输入流动性，“用活增量、盘活存量”仍没变，谣言般的股市放开房地产再融资被证监会否了又否，至于不断炒作的地王，什么年代都不缺傻子，在赌场输个精光的，往往是之前赚了不少的，何况里边有什么猫腻，外边的人是很难清楚的，招拍挂的水实在是太深了。新一届中央治理思路和已采取措施，路径正确，但遭遇利益集团阻挠也是空前的，房地产目前的无替代和出现崩盘的系统性风险，同样是“习李新政”难以回避的困扰。回到主题，窃以为，在特殊过渡时期，只有狠抓反腐败产业，才可解除此困扰，并一举多得。

腐败本身已成产业，反腐败也要对应成产业。反腐败成产业也可以防止其成为运动，这未必是法制，但各种逼迫，眼下没得选择，需要一场风暴释放戾气，调整利益，不打破藩篱，法制重构难前行。政府需要钱解决眼下很多问题，可社会财富都跑腐败分子家里了，除了自己，还联带扶植了一批利益关联者，经济转型一时半会靠不上，老虎苍蝇一起打乃正点。

死老虎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有媒体曝光其拥有25个银行帐户、存款1900万澳元、人民币存款及各种有价证券摺合人民币2.4亿元左右，还有超过9公斤金条和25颗罕见钻石，贪腐几近10亿，难道这就是查出的全部，你何德何能可以消受如此多？而原总后勤部原副部长**据说贪腐数额更惊人，会吓倒人民群众。如果大张旗鼓反腐败查贪官，搞出20万亿难不难？ 这两年中国财政收入年过10万亿，20万亿等于两年的财政收入，大体可以完成“习李新政”过渡时期任务了，即便是应对经济萧条大幅度减税，政府年财政收入也还能年收入5万亿以上吧。20万亿贪腐收缴，其中5万亿充实社保，剩下的集中解决精兵简政和地方债问题，否则，那么多人寄生于体制上，还不满足一般的生活，社会根本无法承受，政令也根本无法畅通。

之所以大量人员挤公务员独木桥，除少数有理想者，大部分还是冲着腐败红利去的，如果反腐败让政府清廉，配合制度监督必须过受监督的紧日子，想做官发财的人自然就少了，精兵简政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这也是互相密切关联的。

中央八条对公款消费抑制作用巨大，不少高档饭店纷纷关门，即便各地还可隐蔽顶风违纪，但毕竟底气与过去大摇大摆已天壤之

别。行政开支占到财政收入总量的50%以上，“三公消费”数额惊人，这笔开支如果在反腐败中可减少一半，财政收入总量可不搞递增，让利社会，用于民生的钱自然就多了，减税的空间也有了。

反腐败对解决高房价的死结也会是立竿见影的。房地产领域隐蔽大量贪腐是不争事实，除了相关官员，经过洗礼后，从原罪中解脱的地产商，每平米卖100万是你本事，而浑身上下都是污泥还在那挺着高房价发横财，如不及时脱身，注定会还回去。

腐败分子很大资产是埋伏在房地产中的，是空置房最大持有者，还大多不出租。房产信息联网迟迟不落地不是技术原因，是相关人员使绊子，让堂堂住建部食言。真一公开，一批官员会被坐死在房子上。如上述问题落实了，大批空置房社会拍卖，保障房又推进，再来点轻度的房产税，房地产问题就会奔健康。本周审计署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360个项目或单位违规挪用保障房资金近58亿，其中4个省保障房竟然空置了5万套，又一角度佐证了房地产中的黑洞重重。

房企永远可暴利，购房者永远无穷，民众收入永远上涨，北上广永远不停涌入新增人口，政府永远靠土地财政，本身是经不住推敲的永远。地方必须高价卖地还债更忽悠，其实卖多少地都不会去还债的，没对应监督，只会另处花掉，这是无底洞，举债时压根就没打算还。土地财政已进破产尾声，刚需筹首付开始抢银行了，作案操作技术很差，说明此刚需之前是老实人，被逼上梁山的。应体会他之无奈，应清楚高房价之罪恶，清除这个罪恶，反腐败是必由之路。

要真正反腐败，也必须要走群众路线，腐败分子结盟抱团已成气候，必须上下夹击。对举报者，大张旗鼓的界定为“见义勇为”行为并给予奖励，而自费取证者省去纪检检察部门大量经费者，更应给予重奖，而不是归之于“敌对势力”，对诬告者，也必须绳之以法。

考虑历史成因和长久制度安排，中央是不是还应该制定官员主动赦免条例，明确规定其资产上线。国有企业相应官员依次执行，军队和国家事业单位也依此执行，并就其特别情况做出细节配套。

设想：科级以下官员住房一套，存款、有价证券、名贵物品总计不超100万；处级官员住房两套不超250平米，存款、有价证券、名贵物品总计不超200万；地厅级官员住房两套不超300平米，存款、有价证券、名贵物品总计不超400万；省部级官员住房两套不超400平米，存款、有价证券、名贵物品总计不超600万，党和国家级的，住房三套不超600平米，存款、有价证券、名贵物品总计不超1000万。

以上属可不追究范畴，超过者自动上交同样既往不咎，而隐瞒不报者一旦查出，撤销一切职务、没收全部资产并按律判刑。这个过度训政腐败期或是必须的，宜粗不宜细。

只要出于公心并透明于社会，只要严格执行同一标准并坚持不

懈，人民群众依然宽容隐忍、理解拥护，也不羡慕嫉妒恨，而借房价下跌资产缩水和无法还房贷恐吓社会者，也会失去其市场，中国股票投资者亏损累累，谁弥补损失了？你低买高卖房子差价为什么不社会共享，对以此闹事者处理上坚决不手软，丈母娘逼你的，你去找丈母娘，不要耍流氓。

对有些边喊民主自由边不停干坏事而无法切割的人，由其主导宪政不要抱什么寄托，自己排斥承担风险，却经营虚名，让别人去踏雷。相信大部分中国民众不愿天下大乱，不在于乱了我们比前苏联惨多少，而在于掌握权力的，不能保证是一批真正富于牺牲精神、理想纯粹干净、超越个人利益、接轨世界文明的人。如何正视巨大危机，走出深层改革之路，新一届中央也面临炙烤，应体会“习李新政”的不易，并继续充满期待，习近平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旗帜鲜明提出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李克强作为政府最高领导人，同样旗帜鲜明提出建设法治政府，并切实推进政府放权。而想冲破阻挠，必须要从反腐败掀开口子，确立中央权威，与过去适度进行切割。当下，房地产已不能救中国，而反腐败让救中国有可能，而之后的落实宪法起步，更能解决长治久安问题，期盼三中全会就此给出明确的答案!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救中国

中国共产党救中国

谈起中国的古代文明，相信大家都会油然而生一股自豪和优越感，历史上的强汉盛唐是每个中国人心中永远的图腾。但是一谈到近代，这种自豪和优越感就会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苦涩、愤懑和压抑，就我个人来讲，很多时候读史，这一段往往略过不看，省的自己气血不畅，抑郁难当。这也难怪，从众星捧月的高处一下跌落到暗无天日的谷底，这种对比太过强烈，让人一时难以接受。面对危机，我们的仁人志士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勇敢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挽救国家危亡的努力，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再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最后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这些尝试虽然开始都有一定的成效，也曾经搞得轰轰烈烈，让国人一度看到了希望，然而最终却都难以摆脱失败的结局。

难道中国真的就没救了吗？难道中华民族的复兴真的只是一场梦吗？当时国人的心中难免会有这样悲观的疑虑。就在这似乎失去了希望的灰暗时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来到东方，随着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出现了一丝曙光。自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就担负起了挽救国家危亡，复兴中华民族的重任，这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后带领国人努力奋战、流血牺牲，先后扫荡军阀、驱逐日寇、推翻蒋家王朝，最终建立新中国，成功完成了国家救亡的重任。

回首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它最终担负起中华民族的复兴重任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华民族走向复兴！

第三篇：中国航海日观后感(郑州舰&东海救101)

参观《郑州舰和东海救101轮》有感7月11日是我国第十个“航海日”。今天上午，曾参加中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的郑州号导弹驱逐舰停靠在国际客运中心码头供受邀者参观。中海集团团委和我们船研所团委号召我们踊跃报名并且非常幸运的参加了此次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活动。

随着参观的人群，我和同事们一早便来到了上海东方明珠对面的国际客运码头，通过安检之后便登上了具有中华神盾美誉的郑州号导弹驱逐舰。

郑州号导弹驱逐舰是052C型4号舰，2010年7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民政部将海军装备该支队的最新导弹驱逐舰命名为“郑州舰”。2012年5月6日，该舰首次试航，2013年12月26日，郑州舰完成各项测试后正式入役，舷号151。在我看来，“郑州舰”最大的特点是安装四面主动相控阵雷达以及采用防空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战舰，所以也被外界称为“中华神盾”。

郑州舰虽然舰体较小，但显得非常英俊，甲板上的附着体很少，显得干净利索，管理的井井有条，从旋梯上来，从后甲板进入船舱可以看到主通道两侧讲究的图文介绍和一块块的铜制浮雕，向人们展示着中华和中原文明，讲述着中国故事。引导员解释说，郑州舰的精神是忠诚勇敢精武善战，通道上的这些装饰也充分体现了这种战斗精神。

登上郑州舰，就觉得中国军舰很是先进，里边的一切让人有一种赏心悦目的亲切感，自豪感。只见我们的水兵是个个千里挑一，穿着漂亮大气的水兵军装，一色英俊潇洒，帅气吸人的小伙子，让好多人，尤其是那些女孩子非常的爱慕。我们的这些水兵都训练有素，举止得当，礼貌文明，非常客气地接待参观的人群，严肃认真地介绍舰艇上的设施装备，作战功能，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的区域防空能力，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有48个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而且射高是30公里，最大射程是200公里，那么这个就等于在整个的舰队范围内它可以担当远距离，相当于远一点的距离这样的一个防空，这叫“区域防空”。我们看到这一次中俄双方演习当中有锚地防御，也就是说当舰艇集结到某一地，停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在海上抛锚的时候，需要有舰艇来进行区域防空，我认为这是非常厉害的。

紧接着我们又参观了东海救101轮，它是我们大陆自行设计、救助船舶系列中尺度最大、功率最大、航速最快、抗风能力最强、救助功能最齐全的海洋专业救助船，也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救助船之一。该船能搭载获救人员200人，设有直升机起降平台和机库，可搭载中型救助直升机出海和返航。它主要用于海上遇难船舶的人命救生，执行船舶救助及拖带、消防灭火等救助作业，能对遇险船舶进行封舱、堵漏、排水、潜水等救助和夜间搜寻救助。

参观结束，我们都很激动，为自己的国家有这样先进的作战舰和救助船舶而感到自豪，大家在默默地祈祷着有更多更好的中华神盾护卫着我泱泱中华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xxxxxxxxxxxx2014年7月11日

第四篇：中国反腐败

本文首先剖析中国腐败的原因，然后结合国际经验分析解决中国腐败之路。

中国腐败并非单一问题所致，与社会、经济、民生、历史、教育等皆有所关联，但复杂关系中尚有主次之分。

中国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

第一，政府官员对有限的中国资源，如商品、服务、政府导向等拥有很大的分配权。

其中政府导向更是现今中国以土地为商品，拉动GDP，谋取各式各样灰色收

入，催生房地产泡沫的元凶之一。纵观全世界，商品化最厉害的美国，土地

商品化不足20%，欧洲大部分国家不到10%，就连香港也只有50%，况且香

港有完善的廉租房制度。

第二，反腐败机构包括纪检、财政、监察、审计和检察直接处于其监督对象管理之下。

这一现象来源于***下的行政权凌驾于司法权与立法权之上，基本没有

一种力量来制衡这种近乎无限制的权力。近年来但凡高官落马均源于上级反

腐败机构的包办，同级反腐败机构形同虚设。

第三，经济对政治的支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家不得不调用宏观调控来维护

市场安定。历来世界各国腐败最盛时，正是此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官员与

利益集团达成“租金协议”，利益集团利用行政权力谋取利益最大化，官员

利用“租金”巩固自身地位。

中国腐败的客观原因在于“东方人情文化”。

第一，中国历经两千年封建时代，腐败之日遥大于反腐败之日。古代中国有王朝通用的兴亡轮回：开国之时，鉴于前朝之覆亡，反腐败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著名的有朱元璋的户部郭恒案，一次人头落地达三万人（请注意，全是官员，那

个年代全国才多少人，当官的就更少了）；王朝中期，纲纪松弛，腐败成为

社会风气，著名的有张居正（对你没看错，一代名相的轿子是32个人抬的，有50平方米大小，比皇帝的气派多了）和和珅，和大人曾感慨道：世人皆

知我贪，殊不知我手下的所有的官办事只认钱，连我本人都不管用；王朝末

期，人民不再指望政府反腐败，只有自己推翻王朝开始下一轮的反腐败---

腐败---反腐败的轮回。如此这般两千年下来，人民对腐败早已习以为常。

第二，受历史所影响，中国人民具有根深蒂固的权钱交易理念。中国企业营销开支中

有一项称为“活动金”或招待费的报销款项。欧美跨国公司的亚太HR总裁

在管理中华区C&B总监时，最先需要了解的便是这“活动金”为何物，并且

如何使之游离于《反海外腐败法》之外。

第三，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能有任何宗教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一辈人所信仰的佛

教已经被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所淡忘，与之相对，中国人对比于信仰基督教或

伊斯兰教的西方人在犯错时就缺少一种敬畏感。一个西方官员在收取黑金时

不但会想到严谨法律的制裁，更会想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受到上帝或安拉真主的惩罚。而中国官员在谋取灰色收入时，却在考虑如何心安理得的享受这笔

不义之财。

西方有句谚语“人没有必要重新发明轮子”，意即对已经被发明出来而且证实有效的东西，人们没有必要再从头摸索。

对于中国的反腐败亦是如此。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与稚嫩的政治和贫瘠的文化不再同一频率上。落后的政治与文化必然会危及经济发展，所以我们对待现时的腐败问题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我们自己慢慢摸索、探寻，唯有活用“拿来主义”，但不能不加甄别，来者不拒。

制度———中国反腐败的根本问题。

第一，实行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本身范围太大，我们只谈关于反腐败方面的。⑴分散政府权力。对于政府手中的权力进行分散，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与某个人或某个部门。但这样可能会造成政府办事效率低下，那么就要实行下一条⑵公共权力交叉重叠。当你犯法时，你可以对一个警察行贿，让其视而不见，但你能对所有警察和所有有权力过问案件的人行贿吗？美国在反腐败时设立了司法部公共廉洁处、联邦调查局、独立检查官、司法部律师办公室、政府道德办公室、监察长办公室、白宫律师办公室等。试想，一个想腐败的人得躲过多少督察机构的眼睛啊！光有这么多机构还不行，得让它们互相钳制，还能合作办事，这就需要做到⑶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制衡。事实证明，“三权分立”最完善的美国，民众平均投票率不到50%，这说明，民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需要换个政党解决，或者说民众完全相信国家机器不管在谁的手里都能运作良好。

第二，香港胜在有ICAC。（这是ICAC的宣传语，充分说明了ICAC在香港的重要性）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实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没有捷径呢？有！是小平同志（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我们敬爱的伟人）给我们的“一国两制”。“一国两制”表面上是安定港澳台地区的繁荣稳定，实则是希望后人借鉴港澳台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经验，实现中国的跨越式发展。

透明国际近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和新加坡是全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它们都有过比中国目前更严重的腐败风气，它们也都有类似于香港ICAC的独立的、直接向最高长官负责的反腐败机构。目前香港ICAC的起诉成功率达到80%，培养出了80余名成功的卧底，吸引各国纷纷前来学习。2007年中国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直属于国务院管辖。希望这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第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曾经表示：“我们一直在抓紧研究财产申报制度，在适当的时候将建立财产申报制度。”“一直在”既表明这个工作还在继续，同时也说明这个东西提了很久，但遇到的阻力应该还是甚大，所以迟迟未有结果。对于这个时间表，屈万祥的表态非常外交辞令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适当的时候”。

建立阳光政府，公示财政收入支出，申报个人账目是国外早已立法明确规定的。加快法制化进程，利用法律限定官员的一举一动不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更是反腐败的重大进步。假如所有官员为官清廉成为人民的标榜，何愁中华不复兴。

东方人情文化———解决反腐败的客观原因。

第一，民间力量的崛起。

美国反腐败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媒体与跨国制造业的觉醒。媒体监察体现了舆论监督权的力量，而跨国公司的主要业务在国外，它们需要的是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这两股力量孕育了社会群体的腐败共识，东方自己的人情文化禁锢还得靠自己打碎，方能化蝶重生。

第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这是国家预防腐败局提出的口号）小平同志在逝世前曾说，他这十年办的最不好的就是教育。诚如以上口号所说——注重预防——这点最重要的不是预防现任官员，而是我们的下一代。香港ICAC中三个部门之一的社区关系处便是专职以教育对抗腐败。而世界其他国家反腐败成功的深层次原因便是形成了反腐败的公众文化和共识。要想长期、彻底实现反腐败，最重要的便是抓好下一代的教育。

最后，从经济学上讲，理想的状态是让治理腐败的成本和收益在边际上相等，而非彻底铲除腐败。与其花大价钱严打眼前腐败，不如抽出一部分精力放在下一代反腐败观念的教育上。

第五篇：中国反腐败报告

中国反腐败报告

0 中国反腐败报告

2010-01-21 15:02:02 浏览 419 次 | 评论 1 条

民间律师发反腐报告曝落马国企老总人均涉案1亿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0年01月21日12:42

青年周末

王荣利 ◎图片来源于网络王荣利的《中国反腐败报告》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专访“民间反腐报告”第一人

律师欲解巨贪犯罪“魔咒”

◎文/杜敏

一位民间律师，因自费推出《中国反腐败报告》、《企业家犯罪报告》而生活窘迫，他便是被人们冠以“反腐”律师之称的陕西籍律师王荣利。

2009年底，王荣利在北京推出《2009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此前，“不务正业”的他曾编成50万字《中国反腐败报告》，被专家称为“民间反腐报告”标本。

“民间反腐报告”之外，律师王荣利遇到了哪些故事，他到底要告诫中国企业家什么？作为来自民间的声音，他真能被社会所接受吗？1月16日，王荣利接受了《青年周末》记者的专访。

■落马国企“老总” 人均涉案1亿

在王荣利的《报告》中显示，近500个腐败案例中，曾担任过各级党委(党组)领导职务的有122人，所占比例最高，为28.77%。曾经占据各大财经高管媒体的国内首富精英，如黄光裕、吴志剑等，如今皆为阶下囚。高达60%以上的腐败行为，都集中发生在土地交易、建设工程、产权交易领域。

青年周末：你的报告中，国企老总涉案的金额是什么情况？

王荣利：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1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1.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青年周末：大部分涉案民营企业家的身价和涉案数额也很惊人？

王荣利：在2009年的49名涉案民营企业家中，身价逾亿元或者涉案金额逾亿元的“落马富豪”多达36人以上。70%的人曾获得极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称号，可谓名流显贵各居其中。

2009年有85例企业家涉嫌犯罪，其中国企36名，民企49名。这些涉案企业家，有夫妻档“国内首富”之称的黄光裕、杜鹃夫妇；有父子兵“湖南首富”吴志剑、吴耀均；有兄弟联手集资诈骗的庄勋华、庄勋斌；也有“搭档”组合同为国企高管的曾国新、黄旭明；有浙江“舟山首富”黄善年；有曾获“经济人物”的“资本狂人”顾雏军。

青年周末：中国富豪涉案都有哪些罪名？

王荣利：在已经确定罪名的43例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涉及各种诈骗、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传销、非法经营、抽逃出资、偷税等罪的经济类案件22例；“涉黑”案件9例；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6例；涉嫌行贿或者介绍贿赂的案例2例；涉嫌其他类别犯罪4例。

民营企业家犯罪主要表现在缺乏诚信合同诈骗、滥施暴力杀人伤人、对抗国家机关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官商勾结行贿获利、组织黑社会称霸一方等。在已做出判决的21例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涉案22人中被判死刑的有7人；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1人，即广东阳江“黑社会老大”林国钦；被判无期徒刑的2人，即“三鹿事件”主角田文华和武汉“石油王子”吴涛；被判10-15年有期徒刑的有7人；被判5-9年有期徒刑的有3人。

■企业家犯罪跟年龄没有关系

在王荣利看来，国企老总“59岁现象”、“39岁现象”、“26岁现象”、民企老板犯法源于“原罪”，这些都是伪命题，他看到的事实并非如此。

青年周末：媒体大多喜欢将企业家犯罪跟年龄联系起来，你怎么看？

王荣利：媒体经常总结一些“59岁”现象、“39岁”现象，“仇富”现象等，都是根据个案总结的。研究的个案越多，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在腐败犯罪案法院认定期间，许多人犯罪不是哪一次，也不是哪一年，是持续了十几年的一个过程。国企干部犯案集中在53岁左右，而不是58岁、59岁。民企业老板犯事的年龄平均年龄是45岁。

青年周末：为何53岁和45岁成为企业家的危险年龄？

王荣利：国企干部到40岁的时候走向中层，那时还有人制约他，一般都是40多岁才能担任重要领导岗位，到老总级别一般都到了45岁，45岁到60岁是国企企业家的黄金年龄。而到了53岁左右达到了巅峰时期，基本是“一把手”，权力制约很小。此时重权在握的他们，会有很多人找上门来求着办事，周围会出现许多溜须拍马的人，在这种环境下，位高权重，很容易冲昏头脑。

而民营企业的老总一般都是草根出身，经过20多年打拼，到45岁左右时也到了事业巅峰时期，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企业家往往在巨大的成功面前迷失方向。

总之，腐败犯罪，企业家犯罪也好，跟年龄本身没有关系，是跟其所在年龄时间所掌握的权力过程密切相关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青年周末：很多把企业家犯罪归于“原罪”，您怎么看？

王荣利：这同样是一个伪命题。民营企业家犯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环境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环境问题，要与国企竞争，许多民营企业没有走正路，走的是弯路；融资渠道的不畅通，也致使很多企业最终走向了贷款诈骗、信用证诈骗、集资诈骗。

中国的企业家其实很多在早期积累阶段大部分都是守法勤业的，倒是后来随着财富的增加，加上外部环境的不公，才铤而走险。

■老板狱中打电话“求救”

在著名国企担任法律顾问，他亲眼看到几任老总锒铛入狱，有的老板入狱后甚至偷偷电话“求救”。一些真实的生命，在他的生活中消失，原本呼风唤雨的人物，甚至失去了作为普通人的自由。“大部分身边缺少一个提醒的人”王荣利决定给这些企业家提出“忠告”。

青年周末：曾经作为企业的法律顾问，您是不是也亲历过老总落马的事件？

王荣利： 1994年我在当时国内一家著名的信托公司担任法律顾问，七八个亿的项目投资都涉及到法律问题，公司当时所有的法律事务都是我一个人处理。公司新委任了一位老总过来接手。当时一旦遇到问题，他就说王律师，你打个报告。他也不决策，我打了报告就传到北京总部，总部批了以后他说王律师就按这么办，程序上比较规范。

这位老总离开后，我也走了。后来他前一任的老总判了5年。接他班的人后来又被媒体报道，拘留了，在法律上也出了事。而就当时与我共事的这位老总没有出事。所以客观地说我保护了他。

2000年我帮西安的一位老板做过法律顾问，他那时在西安钟楼附近租了半层写字楼，我做了半年，觉得没什么共同语言，离开了。后来听朋友说他犯事儿了。2005年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荣利，我的事情你知道吧？”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在里面了。他说：“我老婆有事会来找你。”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在监狱里打电话，不方便多言。接着他爱人拿着材料过来找我，想翻案。但是因为涉及到2700万的诈骗贷款偿还不上，我一研究，虽然案情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款项没有办法还，翻案根本没有办法做到。

青年周末：是这些事情触发了你想要写一份这样的报告吗？

王荣利：可能是做法律做久了之后，有些感受很深。当时看到海南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他在法庭上痛哭的情景，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非常同情。

我想假如我为他做辩护，那我就会探讨他犯罪的成因，主观客观的原因；我还想如果当时和他有接触，我可能会提醒一下他们的法律意识，这些人在位高权重的时候，没有跟法律人打交道，鲜有法律意识，如果跟我是朋友，聊聊其他案例，我会把这种意识灌输给他，他也许不会走到这种地步。

2005年即将过春节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做反腐报告，研究腐败犯罪。案子里深圳劳德荣家里搜出来七八千万，他是在深圳非常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他一系列的荣誉排出来比我的简历还长。突然在59岁落马，家里还有老母亲。我把这个报告做完，从办公室里出来，街上喜庆欢腾、万家灯火。当时我兜里只剩几十块钱，却感觉心里非常踏实，我可以坐在路边欣赏深圳美丽的夜色，可那些人在监狱里。有的局长捞到钱子女跑到国外去，自己进去判了无期，六十几岁的人了坐牢连个探监的人都没有，而子女拿着钱在国外，没有亲戚朋友，国内还不能回，跟他们相比，我幸福一百倍。

■出版商不敢出版《中国反腐报告》

2005年，王荣利将其花费10年时间搜罗到500多个官员腐败案例整理成50万字的《中国反腐败报告》，这部被誉为首部民间反腐败的报告，却因更像“腐败报告”而无人敢出版。

青年周末：你最早做的是《中国反腐报告》？什么原因促使你做这个体制内的人不做的报告呢？

王荣利：我曾经写了两部书稿《贪官八耻——剖析腐败犯罪的八种表现方式》、《权力的陷阱——透视腐败犯罪的八大结局》。当时社科院正好要编一部反腐倡廉的书，因为我熟悉反腐败研究，于是作为编外人员参与到那本书的编撰之中。写这本书给我的启发非常大，觉得应该对腐败案件进行系统分析，写成一个分析报告。

最后他们的书没出来，反倒促成了我自己来写一部中国的反腐报告。

青年周末：《中国腐败报告》的结果怎么样？

王荣利：2005年我跟出版社联系，当时我把它叫反腐败报告，有几个版本，三十几万字。当时许多出版社看了说非常有震撼力，可能影响会非常大。还有民营的书商跟我联系过。他们认为一般反腐报告写这么多案例，挺不容易了。

我后来自己打印了近60册，分别寄给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纪委预防腐败办公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新华社等媒体以及一些大学、社科院等研究机构。

但是没什么回音，出版商后来觉得题材太敏感，他们没有人敢拍板出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书，没有一个高一点的领导审查把关，一个平民写的，不好出版。

■以后每年都要出一份《报告》

从海南到深圳，到转战北京，面对越来越糟糕的经济状况，王荣利仍坚持每年出一个“报告”，“虽然这个世界没有一平方米的房子属于我，但我还是要忠告那些有钱人。”

青年周末：在整理报告的过程中，你还收集到一些非常滑稽的事情？

王荣利：很多贪官被查处后巨额财产都是在家里搜出来的。我搜集资料看多了，发现贪官藏钱，辛苦得很。

有人把钱放办公室，结果遭了小偷，导致案发。放家里也不行，放银行更不能实名制。胡长青在云南开会，他老婆因为找不到人，以为事发了。赶紧去银行存钱，结果露了马脚。存折放哪也是个问题。

还有深圳的一位民政局局长，涉案几千万家里的保险柜都发霉了，把钱打包埋到单位食堂里面，查处后检察机关点钱，三台点钞机全烧坏了。江西有位局长，自已特制了一个双层煤气罐，一层装气，一层装钱。包括文强，把钱给亲戚，藏在水池里被捞出来的。检察机关专门研究这个，瞒不过去。

青年周末：近十年你主要的工作都放在反腐研究上？生活艰难吗？

王荣利：生活一直负增长。我2001年到深圳时在企业属于中高层，2003年出来后收入就大不如前。做这件事以后，每年只接少数的案子，维持生存。职业成本也高，办公室成本、生活交通成本，每年的费用大概七八万，有点入不敷出。

这几年虽然有一点社会效益，但是经济方面都没有什么改善。做到2008年底，已经无法维持了，我现在是破产了，被套进去了。

青年周末：不赚钱的事情，为什么做得这么有兴趣？

王荣利：我有时也很感慨，如果我想生活过得好一点，做几个案件就能带来很高的收益。以我背景、资历，赚钱没有问题。

但我总在想，我做律师做得再好，无非是赚点儿钱，钱赚得再多你比不上企业家。而我所做的事，一定是别人做不到的。我的兴趣和事业在这些报告上，我必须把这个做下去。不管将来经济状况如何，报告要坚持写下去。我一生最大的成果，就是把这个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