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第一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长宁县委常委、副县长贾利华

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党中央国务院适时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政策和项目对接，化危为机、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实现县域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新突破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搭建好一个平台，在扩大投资上实现新突破

项目是投资拉动的有效载体，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坚持以项目为重点，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抓大项目就是抓突破的理念，深入研究项目、充分准备项目、精心包装项目，建立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和民生等项目库，搭建好项目平台。一是加强项目创意论证，充实项目储备。围绕长宁县“生态、资源、区位”优势，突出行业特色、产业特色，在新型材料产业、精细化工产业、竹类加工产业、食品加工产业、旅游资源开发和企业技改扩能等方面，创意策划一批、论证包装一批、审核备案一批可行、可信、可投、可赚的重点项目充实项目储备，尽可能多地选择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长宁需要的成熟项目报主管部门审批，为对上争取和项目招商奠定坚实基础。二是搞好项目对接，强化对上争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投资目录及资金投向，强化对上衔接和工作汇报，争取长宁有更多、更大的项目挤入国家政策支持的笼子，为县域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三是狠抓项目实施，提升项目对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拉动作用。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切实做到开工一批、加快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不断提高投资效率，切实使项目建设成为拉动县域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将政策机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

二、搞好三个结合，在增强发展活力上实现新突破

（一）与优化发展环境相结合。良好的发展环境是有效利用政策的保障，必须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为我县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保障。一是以通道建设

为重点，积极配合，全力推动成贵铁路建设、宜宾港长宁香炉滩码头建设，断头路、连接线建设，畅通对外通道；进一步完善县域以通乡水泥路、油路为骨架，以通村通畅和通达工程为脉络的公路交通网；继续加大力度完善通讯、水、电、气、能源等基础设施，不断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生态经济强县，优化发展硬环境。二是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切实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加强行政效能建设，加大机关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办事效率，优化发展软环境。

（二）与改善民生相结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统筹城乡发展，不断加强公共财政建设，不断增加财政对民生的投入，切实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增强消费能力，让广大群众更多地享受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推进经济发展的主体作用，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作用和促进文化繁荣的主角作用。

（三）与抓创业促发展相结合。一是狠抓创业促就业。大力弘扬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干部创事业的“三创”精神，推进创业富民，积极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城镇下岗待业人员、外出务工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努力为创业者提供创业平台，建立创业扶持基金，造就成千上万优秀中小企业。二是加强政策对接，做大做强现有企业。利用好增值税转型的有利政策，降低企业成本，鼓励企业扩大投资，支持企业技改扩模，争创品牌。三是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支持力度，建立中小企业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机制，扩大贴息规模，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重点项目的扶持力度，促进我县中小企业又好又快的发展。四是创新观念，放宽政策，牢固树立“非禁即入”的理念，清除发展民营经济的各种障碍，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聚集民资，依靠民力，发挥民智，实现民富，着力营造民间创业与外来投资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

三、抓住三个关键环节，在增强发展动力上实现新突破

（一）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发，健全促进发展的长效机制。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抓住时机推出有利于实现保增长、扩内需、促消费、调结构的改革措施，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不断提高各级干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大力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精简行政审批事项，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向民间放经济自由之权，按照“权责对等”、“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向基层下放行政审批权，不断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充分调动每个社会成员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着力构建服务型、法制型、廉洁型政府，健全促进发展的长效机制。秉承“县外就是外”的大开放理念，坚持激活内力与借助外力相结合，引导社会投资，大力招商引资，放大财政资金效益。以生态、资源、区位优势吸引大企业、大项目入驻长宁，努力形成市场运作、企业主体、政府推动的大企业入驻，大项目带动的招商引资新格局。综合运用财政贴息等经济手段，引导社会投资，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积极探索财政项目投资与招商项目投资、社会投资捆绑使用的新路子，发挥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

（二）不断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科学发展能力。优化经济结构，切实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高经济社会运行质量和效益，不断增强科学发展能力，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目标，是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对长宁县而言：一是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强力推进工业强县战略，大力实施“百亿”工程，依托工业集中区优化工业布局、做强优势产业，壮大骨干企业，发展产业集群，培育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二是加快推进旅游国际化，打造特色产业。以打造中国最美的竹生态旅游名城为着力点，以创建农业旅游示范县、乡、村旅游为重要抓手，以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蜀南竹海为依托，大手笔、高前瞻规划旅游要素功能布局；大气魄、高标准建设重点旅游设施；大力度、高质量推进旅游管理服务，不断做强做大特色产业。三是加快推进农业现

代化，夯实基础产业。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一村一品”为重点，积极发展集约节约型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和特色效益农业，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加农民收入。四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国最美的竹生态旅游名城。以城乡建设统一规划为先导，打造高品质生态、安全人居，围绕县城游完善城市功能，积聚商气、人气，展现竹景观城、竹休闲城、竹美食城、竹人居城的鲜明个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小城镇和中心村建设，引导农村人口和各类要素向城镇积聚，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

（三）高度重视科技人才，增强综合竞争实力。二十一世纪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人才的竞争。县域经济社会事业要实现科学发展，加快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增加科教投入，改善教学条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变人力资源为人才资源；必须强化教育培养人才的作用，深入开展素质教育，培养适用人才；必须不断创新和完善人才引进、人才开发、人才评估、人才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方方面面的人才，为县域经济社会事业的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第二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农业方面：立足于促进农民增收，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大力推进高效农业规模化发展，稳步推进“特色种植业、水生蔬菜产业、畜禽产业、水产业、特色农业旅游”五大产业工程，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生态化进程。保障措施：

1、政策扶农，改善农业发展环境;

2、项目强农，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3、科技兴农，拓展农民增收空间；

4、依法护农，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5、龙头壮农，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工业方面：一是以招商引资为主抓手，实施项目工程，培植工业经济发展增长点；二是以骨干企业群为主核心，实施强体工程，抢占工业经济发展制高点；三是以村镇工业集中区为主载体，实施创业工程，打造工业经济发展闪光点。

个体私营经济：坚持能放则放，能宽则宽，能活则活的原则，防守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十一五”期间，我镇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立足实际，真抓实干，国民经济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事业蓬勃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新的业绩，较好地完成了“十一五”计划的各项目标。2010年全镇国内生产总值7.05亿，比上年增长16.4%；工业生产总值17.12亿元，完成“十一五”计划目标的180.2%，比2005年增长80.2%，平均年递增率12.5%。农业经济稳步发展。2010年末农业生产总值4.85亿元，平均年递增率5.5%，2010年末粮食总产量达到61834吨，亩产479公斤，林牧渔生产持续增长；大力发展畜牧养殖，扩大四季鹅养殖，2010年四季鹅杨亮达80万只，加快发展肉鸡产业，年出栏500万只。工业经济增长较快。工业主导地位日益突出，2010年末全镇工业生产总值12.27亿元，年递增11.2%。

第三篇：积极财政政策

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一)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增加中央基建投资，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及农村民生工程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

(二)促进扩大消费需求。加大对家电下乡、农机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老旧汽车报废更新的补贴力度，积极开拓农村消费市场。

(三)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调整小规模纳税人标准，降低征收率。

(四)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大力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实行有利于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的财税政策，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支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二、大力支持农村改革发展

(五)继续加大“三农”投入。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

(六)加强和完善促进农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七)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推动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环境综合整治投入。

(八)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加快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三、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九)推动教育优先发展。

(十)加快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积极支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十一)积极促进就业再就业。支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大财政投入。

(十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十三)支持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十四)推进文化事业发展。(十五)积极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十六)维护公共安全。

(十七)支持科技创新。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力度，保障科技重大专项实施。(十八)推进节能减排。增加节能减排投入。(十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

(二十)深化预算制度改革。(二十一)完善财政体制。(二十二)改革完善税收制度。(二十四)加强财政法制建设。(二十五)严格预算管理。(二十六)狠抓增收节支。(二十七)严格财政监督。(二十九)加快财政管理信息化建设。

(三十一)严格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管理。(三十二)深入开展双边、多边财经交流与合作。

积极财政政策凸显四大特点。

首先是加大投资力度，优化投资结构。

其次是推进税制改革，实行减税政策，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

此外，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积极财政政策中居突出位置。

积极财政政策还释放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信号。

第四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四大难点

4万亿元的投资、9500亿元的赤字、8%的经济增长率，这一连串令人瞠目的数字深深地触动了中国人的心。在当今发达国家连经济增长为正都不敢轻言、一些新兴经济体（如俄罗斯、韩国）前几年还超常增长如今却陷入通胀和低增长并存境地的形势下，中国的目标值确实也震惊了世界，这一回中国人民真的又站起来了。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世界各国的经

济刺激计划都是政府主导型的，人们把希望都寄托在了政府身上，中国更为突出。那么，政府靠什么兑现誓言呢？

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表明政府是在倚重财政手段来拉动经济增长、强力推动社会发展，国家财政猛然从收支相对平衡转到高度不平衡状态，这实际上意味着外在压力将迫使国家财政再度进行深层次制度变革并寻求财政政策与其他各类政策新的协调机制。初步归纳，今后中国财政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四大难题：

其一，支出压力加速增大。2009年之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步伐加快，保民生、保环境、保资源成为政府职能的重点。为此，政府不仅偿还公共产品供给历史欠账，而且从制度创新入手扩大公共产品供给范围，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标准，突出的表现是稳步实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近年来，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加速扩张，不断出台相关改革方案，如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村饮水安全、建立义务教育全免费制度等。接续前期改革，2009年我国又推出了新的保障民生制度，如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高社会保障项目补助标准。2008年下半年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危机四伏并显性化，中国经济同样步入下滑通道。为此，政府制定了庞大的投资规划。国家财政支出是落实政府大政方针的物质保障，必须依国家制度安排和政策而定。当前乃至未来几年，中国财政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既要保证13亿人享用的公共产品供给数量增长、质量提高，又要为保增长而大幅度扩张投资性支出，可以说要解决的问题史无前例。从这种现实压力看，2009年9500亿元的高赤字只是一个开端，赤字固有的惯性特征将会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未来几年内突破3%。为此，我国必须在财政失衡度方面寻找可控点，然而这需要重新确立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度。

其二，高赤字难免引发通货膨胀。高赤字要靠高举债为支撑，高举债难免诱发通货膨胀。2009年发行的9500亿元国债，要靠今后连续增发债务来偿还，从现在的政府投资规划和经济周期规律来看，未来几年依然要打高赤字，而这又要靠发债来弥补，如此循环，我国的国债余额占

gdp比重未来几年突破40%可说已成定势。国债发行归根到底是挤占储蓄，从而迫使基础货币供给持续高扩张，也就是造成通货膨胀。特别是当前我国国债发行收入立项的工程尚需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配套资金，这种投资引致大部分还要靠银行贷款来解决。也就是说，国债项目的放大效应也要挤占储蓄。可见，综合起来看，至少2万亿元的储蓄要由政府来直接配置，而其他类型投资主体的投资需求银行也要满足，这势必倒逼银行通过降低存款标准备金率、降低利率等手段来增发货币。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刺激经济增长时走的是同一条路，但他们的货币是国际化货币，通货膨胀可以被外部消化一些，但我国货币只是国内自由流通的货币，因而通货膨胀只能在国内消化。显然，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考虑如何妥善处理高举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稳健之策似应是条件允许随即减少国债发行额。

其三，支出急剧扩张客观要求调整财政体制。2008年的预算执行情况和2009年的预算事实上已充分表明中央财政的支出扩张度超过地方财政支出扩张度，这里边的制度性因素之一是地方不能打赤字、中央可以，但更主要的因素是随着中央政府出台的保民生、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范围，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标准，中央财政介入的领域越来越宽，现在的格局是原来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如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中央政府承担的部分越来越多，其中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中央已占大头。2009年高赤字、高举债，中央财政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责任又加大了，特别是如果养老保险在全国推行统一规范的制度，那么，中央财政的支出压力会骤然再度加大。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际经验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实际上意味着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制度要全国统一，这要求中央政府把相关事权和支出责任担下来，中国不可能例外。然而现行的财政体制与之是不相匹配的，突出表现是中央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只在55%左右，根本不可能履行更多的事权，如果硬要办，就要增加更多的赤字、发更多的债，但这要积累更大的财政风险。怎么办呢？从现在起，我们确实要认真分析调整财政体制的可行性，似应在细化事权划分的前提下，调整收入划分制度体系。

其四，财政支出管理难度加大。2009年

第五篇：积极财政政策效应评析

积极财政政策效应评析

我国实施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不断有研究者提出，这一宏观政策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国外也有人士表示担心，中国近年大规模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扩大支出，是否会产生挤出效应。

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减少。它将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挤出效应并不是在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调节时必然要发生的。具体到中国近四年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来看，依据对经济运行各项指标的分析，在我国出现挤出效应的观点尚得不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这可以从增发国债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来考察：

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我国自1996年5月以来，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不是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而中央银行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价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水平的下降。

第二，增发国债对借贷资金量的影响。增发国债没有与民间竞争有限的资金。几年来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超过70%，存在较大的存贷差额。商业银行近年的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收益较低、预期不好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而且这种过剩是在满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过剩。

从实际经济运行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或利润率 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引起民间投资规模的增加。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很可能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生态环境保护、高速公路、铁路、供水和机场、粮库、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第三，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这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确定。某项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还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比如国家用于食品和药品检验的支出，既减少了私人的检疫支出，又可增加私人对食品和医药的支出。有关部门通过财政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分析发现，我国财政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

关于国债资金使用的效益

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如何，直接关系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问题，以及扩大举债规模的风险控制问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越高，扩张性政策的效果将越趋于“高乘数效应’的一端，同时政府扩大举债规模的安全空间越大。

要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我认为至少要掌握好如下几个层次或环节上的事项：

1.资金投入项目的合理选择和较充分的可行性论证。

2.项目建设与相关方面协调衔接关系的处理，应符合科学规划和施工合理规范的要求。

3.保证已确立的项目资金不被挪用和按进度拨付到位。

4.切实保证工程质量。

几年来，政府国债资金以及带动其他配套资金支持的建设项目和技改项目，效果总体而言是明显的。但根据国家综合部门派出的检查组对建设项目的稽查，从选项、配套规划、资金专用到工程质量，各个层次上的问题还都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比如，第一，有些建设工程

是在原有项目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决定上马的，可行性论证很不充分；第二，有的项目不按基建程序办，项目建议书还没批，就已大张旗鼓干起来；第三，有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深度不够，不具备开工条件也硬开工；第四，有的城市规划存在明显欠缺，连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的统一考虑都未做到；第五，个别项目的工程质量出现严重问题，甚至成为“豆腐渣”工程；第六，工程招投标、监理方面的地区、部门保护主义现象往往比较严重；第七，少数地区还发生了国债项目建设资金被挪用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预算内专项资金项目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对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施工管理和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建立明确的责任人制度，对在监督稽查中发现有问题的项目，在没有得到纠正之前停止拨付资金，发生挪用资金的项目，在完成整改前停拨资金和追回被挪用资金，追究责任，等等。这些稽查、监督、纠错、惩处和加强管理的措施，对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两年，国债项目资金被挪用和工程质量低下方面的问题相对减少。今后，仍有必要对相关环节高度重视，常抓不懈，因为总体而言，我们相关管理经验的不足、制度的不够完善和施工监理、质量保证体系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的差距，毕竟是必须正视的现实。关于减税问题的基本认识

关于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一大争议问题，是“为什么不实行减税政策”。按照一般逻辑，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减税和增支两大方面。1998年后，中国的财税政策却是在扩张导向下增支而不减税严格地说是不以减税为重点，究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过低，从宏观税负看，减税已无空间。发展中国家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在20—30%，发达国家的比重更高，而我国这一比重1997年只有11%左右，可以说总体上不具备减税的空间。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企业负担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和减轻负担的强烈呼声，但具体分析，其原因在于税外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同时各部门与权力环节通过“四乱”征收的财力大都是放在预算外分散掌握的，弊端丛生。所以我国现在急需对症下药加以解决的问题是清理“四乱”，整顿非税收入，降低税外负担，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而不是减税。

第二，中国现行税制结构制约着减税效应的发挥，使减税事倍功半，得不偿失。所谓税收对经济的“稳定器”作用，主要是指直接税即所得税 的调控作用，而现阶段我国的税收主体是间接税，1997年前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高达65%以上，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加也仅占16%左右。近一半的企业亏损经营，降低所得税对他们毫无意义。减免间接税，则不仅会大量减少财政收入，而且刺激经济的效果很弱，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加之间接税的减税有向下拉动物价的作用，对通货紧缩可能雪上加霜，不利于改善市场预期。

第三，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和税收环境也不宜于以实行减税为重点。目前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健全，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远没有走上规范化轨道，相当一部分企业对减税信号的反应并不灵敏。特别是长期以来通过各种越权和随意减免税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仍有一定惯性，这一类做法客观上助长了各种偷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削弱了税收的杠杆作用。管理部门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减税，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扰乱税收秩序，妨碍税收执法环境的形成与稳定。

应当指出，认为税收增长绝对不能高于ＧＤＰ增长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只有在管理体制和税制结构相对稳定、成熟的时期，税收占ＧＤＰ的比重才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而我国经济发展尚处于转型期，体制和税制均处于转轨过程中，很多因素都在剧烈变化，所以实事求是地说，不宜简单地用税收收入占ＧＤＰ比重相对稳定的框架来套中国的现实。

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税收的持续增长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前十年税收占ＧＤＰ比重下降过头之后的正常回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分权改革和减

税让利安排，使我国税收占ＧＤＰ的比重下降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10%以下，而从国际经验看，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大至为20%以上，发达国家更要高得多。经过近年来的回升调节，我国目前税收占ＧＤＰ比重也仅达到接近15%，所以说宏观税负并不高。1999年税款征收总量超过万亿元，与加大清欠力度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以前的欠税大户感到冲击很大的原因。但是要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应将弹性征收减少，加强征管力度，硬化以法律为依托的税收约束。打击走私而增加的税款，更是完全合理的。

当然，作为具体案例，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蛮横征收、“征过头税”的现象，所以提高征管队伍执法水平，加强对其监督也是当务之急。此外，也发现有“列收列支”、“贷款空转”等单纯为保证税收达标而弄虚作假的扭曲现象。一种建设性的建议是下一步在承认需要进一步健全法治、加强征管的前提下，创造配套条件，将税收指标转为像ＧＤＰ一样的预测性、指导性指标。在依法纳税、依法征税的基础上，届时可以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用短期国债调节税收预测数与实征数的差额所可能形成的财政收支缺口。

虽然从总体上说，中国目前减税空间不大，但并不排除在具体项目上的税收减免，如近年已出台的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暂停征收、企业投资抵免新增所得税40%等政策，都会产生鼓励投资、刺激消费的积极效应。

关于国债风险问题的探讨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国债规模随赤字规模及其他变动因素而扩大之后，是否仍控制在适度区间内和是否能保证财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也与政策的总体效果的考察紧密相关。从名义指标看，我国财政虽然处于困难境况，但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1998年末债务余额占ＧＤＰ的比重约为10.3%，如果再加上当年用于补充国有独资银行资本金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这一比重也不过13.6%左右，明显低于大多数国家的同一比重。目前，国债余额／ＧＤＰ比重虽有所上升，但仍未达到20%。我国的主要问题，是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当年举债额／当年支出额 偏高已在70%左右，以及名义指标远不足以反映现实情况。对此，看来应至少考虑到如下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首先，国债余额／ＧＤＰ比重是一个更为全面、综合地反映一国举债潜力的指标，我国在这一指标很低的情况下却出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的情况，与现时体制因素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等 和政府财力分散程度相当大量的预算外政府性资金不在债务依存度指标的分母中反映 关系很大。

第二，这几年增发国债用于政府投资，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反周期财政措施，并不意味着长期所持的控制债务规模、压缩赤字的原则被放弃，换言之，这种反周期应急举措决不可引为常例，放开手脚年年使用。

第三，举债扩大投资规模的支出安排同样具有支出刚性即“棘轮效应”，抬高了的支出基数和建设盘子，会形成要求后续有更多财力投入的压力，也包括安排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因此必须精心协调衔接短期调节与中长期发展，合理运筹资金，避免形成过于陡峭的偿债高峰以至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和支出盘子难以为继状况。当前条件下增发国债，应当多发长期债如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长，利用低通胀的时机降低国债筹资的总成本。第四，举债筹得的资金如何合理运用，使之产生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一个关键问题。前已述及，应当承认这方面我们的管理水平还不高，经验还相当有限，有必要充分重视、切实改进，探索专项国债形式，强化国债资金使用的通盘科学规划、可行性研究与贯穿全过程的严格的责任制。

第五，现时中央财政的脆弱性值得引起高度关注，要通过必要的体制调整和加强管理措施，扭转中央财政本级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连年下降局面，增强中央财政的调控实力。最后，从更宽广的范围考虑，应当承认，我国名义上的赤字、国债指标远远未能反映现实情

况的全貌，所以名义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必须与隐性的赤字与国债同时考虑，或者说，名义规模扩大，实际上必然缩小在安全区内消化和弥补公共部门隐性赤字与隐性国债，如各级政府欠发工资、粮食系统亏损挂账、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亏空，还有各部门、地方举借的性质类同于主权债的债务等，及政府或有债务，如养老基金空账、农村互助合作基金死账的可用空间和调节余地。对这方面的问题，必须予以充分重视，通过综合治理、配套改革，来逐步化解风险，“标本兼治”地求得解决。如果仅看名义赤字、国债指标而得出的“我国发债空间还很大”的结论，极易把宏观调控引入误区，即把本应预留于“治本”操作如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发债空间，在治标时就消耗殆尽。

总之，在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适当扩大的同时，必须强化风险意识与防范机制，全面把握现实情况，精心和稳妥地把握赤字与举债的合理数量界限，并在国债规模总量扩张的同时，对国债结构作合理调整，以及反周期应急举措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和深化改革的衔接，通过反周期调节争取赢得克服体制、结构等方面深层矛盾的时间和条件，以及财政经济良性循环的综合环境，这样才有可能迎来国民经济的新一轮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