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第一篇：2008年以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2008年以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自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开始，由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而导致的金融风暴，造成美国近30家金融企业倒闭，4000多家金融企业陷入财政危机，并且很快影响到了实体经济领域[1]。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高度关联性使得在美国这一世界经济大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到欧盟、日本、英国等国家和地区，最终引发了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已经达到了70%的高水平，面对危机也在劫难逃。受金融危机影响不断加深，从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各项宏观数据急转直下，其中，进出口总值下降，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持续回落，股市财富大幅缩水，失业人数大幅增加，CPI和PPI双双进入负值，一系列最有代表性的指标足以显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国内经济所造成的巨大冲击。

一、应对危机：我国的财政政策由稳健走向积极

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市场机制自动熨平经济波动的功能失灵，而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是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公共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对金融危机负有兜底责任。于是市场把应对融危机的期望寄托在各国政府身上，期望政府及时伸出“看得见的手”有效地稳定市场并刺激经济。于是世界各国纷纷出台配套的救助性措施来应对脆弱的经济系统，政府的财政政策再次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比上年增长9.0%，其中一季度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1%，三季度增长9.0%，四季度增长6.8%。而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2009年一季度GDP增长率仅为6.1%（增长主要是靠国家兴建基础设施拉动）。从上可以看出，从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我国经济明显进入了下滑通道，同时国家财政收入增速逐步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面对复杂的国内经济形势，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果断启动作为反周期逆风操作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并进一步提出了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新政”，其内容主要有：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等。为了实施“十项新政”，保证经济较快的增长，政府史无前例的出台了..30年来规模最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到2010年底投资总额约4万亿元。会议决定，2008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2009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历来是为确保经济稳定运行的短期性政策，“十项新政”的出台预示着我国从2004年以来实施的稳健财政政策转型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是自1998年以来我国又一次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

2008年12月8日—10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了积极财政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会议提出了2009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主要有：(1)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中包括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实行结构性减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加大对“三农”、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节能减排、自主创新、先进装备制造业、服务业、中小企业、重大改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救助力度等。(2)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好形势，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持续增收。(3)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4)深化改革开放，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5)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最权威的风向标的定调，明确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为2009年工作的首要任务，同时为有效扩大内需促进增长、重振市场信心注入一支强心剂。

二、“四两拨千斤”：新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预测

通过对比当前时期新积极财政政策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发现，需求约束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财政政策无论如何转型在本质上都是一种需求调节政策，通过财政拉动内需的实质没有改变。但更深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两个阶段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却存在着很大差异。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通过投资拉动内需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而当前时期的财政政策则注重刺激消费需求的导向，同时在两大着力点是增加基础建设和民生工程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期望通过增加投资和扩大消费这“双重动力”的合力来拉动总需求、刺激国民经济增长。可见，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并不是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简单的延续，因此发挥新财政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杠杆功能将会产生可以预见的积极效应。

(一)从综合效应上看，新积极财政政策加强了宏观经济系统面对外部冲击的稳定性，政府的财政收支及其变动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当今世界经济虽有周期性的波动，但是同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相比，波动幅度大为减小，持续时间也大为缩短，这与财政制度与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节有很大关系[2]。财政政策作为经济运行中的自动稳定器能有效的熨平经济波动，而政府有意识的实行反周期的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将会加强宏观经济系统面对金融危机冲击的稳定性。面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严重短期困难，党中央、国务院准确把握经济大势，采取正确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出手之快、出拳之重、措施之准、工作之实，让人惊叹。随着积极财政政策一揽子计划的逐步落实，我国有效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稳定了经济金融大局，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2009年一季度的统计数据显示，重要的先行经济指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4个月从低位回升，并在今 3月份一举突破50点关口，达到52.4；同时，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上升，今年3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同比达到8．3％，比1-2月份上升4．5个百分点，已经回到了2008年 10月份的增长水平。制造业进入扩张状态表明工业的存货调整正在逐步完成，正在产生新的增长动能，而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回升，则为整个经济企稳回暖提供了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支撑。在新积极财政政策等经济刺激计划的作用下，我国宏观经济系统抵挡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企稳回暖的态势已初步形成。

(二)新积极财政政策将会形成新一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

虽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3月中旬表示，他已经觉察到复苏的“(reeshooot)初绿萌芽”。但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问题远未解决，至今未有见底的迹象，据世界银行预测，2009年全世界经济将延续下行态势。在外部经济环境依旧严峻的形势下，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极为有限，而新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投资计划将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研究表明资本对于亚洲新兴工业化学术探讨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8%一85%，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部分来自有形资本的投入，有形资本的增长占中国经济增长的90%以上[3]。随着4万亿投资计划的逐步落实，将会形成新一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况且地方政府在“软预算约束”下申报了18万亿配套项目的投资计划，这场投资拉动增长的局面将在地方政府的投资下得以延续。

(三)新积极财政政策将促进“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助”的民生工程，抑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背离。

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新积极财政政策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09年中央预算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的民生支出达到7285亿元，比上年增加1653亿元，增长29.4%。“民生脉动最关睛”，中央财政在民生领域大幅度的增加支出，是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提高生活水平，重点关心弱势群体的体现。新积极财政政策在民生领域的作为，将有效的促进“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助”，使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抑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背离，既能够改善群众的生活和居住条件，同时也是拉动需求很重要的一个措施。

(四)新积极财政政策将夯实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高投入、低产出、高污染的粗放经营模式付出了惨重的环境、资源和社会代价。而且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能源、基础原材料、交通等基础设施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关系民生的公共服务产生了更加紧迫的需求[4]。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推动了一大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上马或加快建设，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学术探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实现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等要素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既可以有效地刺激需求、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又可以为未来10年我国经济发展新的机遇期打下更为扎实的基础。

三、避免矫枉过正：新财政政策实施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转型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给危机中的我国经济带来了一线曙光，经济企稳回暖的迹象也增加了战胜危机、顺利实现经济“软着陆”的信心。但是任何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都应适可而止，超越需求的“越位管理”将会把经济带向相反的困境。当前确保经济增长速度、扩大经济规模固然重要，但是从长远来看优化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迫在眉睫。如今实施的逆周期财政政策使我国保增长、扩内需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这无疑会拉动短期内经济建设，抑制经济下滑的趋势。但如何避免矫枉过正，从而有效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增长方式的转型，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尊重和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市场力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推动着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各自的决策，引导资源向着最有效率的方面配置，确保经济自觉地按照市场规律运行。然而市场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特点使得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和调节成为必要，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金融危机带来的消极后果而怀疑甚至否定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地位，不能因为宏观调控的显著效果而重走计划经济的路子，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需要、而且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合理利用政府投资乘数效应

当前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低下一直是制约政府投资乘数发挥效用的重要因素，从而也限制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理论上，一元钱的政府支出通过乘数效应可以产生大于一元钱的国民收入，在不考虑税率变动的情况下，凯恩斯主义政府购买乘数=1/(1-边际消费倾向)。可以看出，政府购买乘数的大小直接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失业等风险的存在，使得居民对于未来的收支预期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况且金融危机的出现造成了劳动收入减少甚至出现大量劳动力失业，增加了居民的预期性储蓄倾向，也必然降低社会总消费倾向。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在于企业和消费者，要调动两者的消费积极性，必须在增加财政投入的同时，合理运用一系列财政政策手段，如对企业减税、对居民消费实行补贴等降低生产和消费成本的措施，增强投资和消费的信心，确保政府投资乘数效应发挥应有的效果。

(三)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正确处理“条条”与“块块”的关系

继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后，地方政府雄心勃勃的18亿投资计划已经出台。据了解，这个数据目前还仅为地方政府的意向，最终是否能实施还决定于中央政府对具体项目的审批。然而，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把握有着天然优势，在财政投入项目的选择和资金管理上，地方政府“块块”管理往往比中央部门“条条”管理更为有效。但是，地方政府的自主愿望与中央财政资金投入的方向往往并不一致，如何进行项目的取舍成为提高投资效率的关键。这就需要中央政府严格科学的对项目进行评估，建立项目负责人制度，提高项目审批与运作的透明度，对投资项目进行严格监管，使财政资金的使用满足本地区最迫切的民生需求，避免造成严重的资金浪费。

(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容忽视“挤出效应”..“挤出效应”是指当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引起私人消费或投资减少的效果。对“挤出效应”的发生机制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财政支出扩张会引起利率上升，利率上升会使私人储蓄增加从而抑制私人消费，同时更重要的是，由于私人投资与利率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利率的上升还会抑制私人投资。另一种解释是：政府向公众借款引起政府和私人部门在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减少了对私人部门的资金供应。但是无论哪种解释，财政扩张都引起收入和货币需求的增加，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条件下，必然会造成利率上升，近而减少物品和劳务的需求’挤出投资。由于我国没有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所以一般认为财政扩张不会提升利率水平，进而也就不会产生挤出效应。但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由积极财政政策产生的“挤出效应”逐渐呈现显著化倾向，因此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挤出效应”不容忽视。

(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注意政策的时滞性

积极财政政策旨在熨平经济波动，支持经济增长，但由于政策时滞的存在，可能会造成经济在更长时间内的不稳定，从而导致政府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比市场机制更严重的低效率。由稳健的财政政策向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转型，面临两方面的不确定性，第一，积极财政政策下投资乘数大小难以准确的确定；第二，政策必须预测通过财政政策作用总需求水平达到预定目标需要多长时间。而在这一段时间里总需求特别是投资可能发生戏剧性变化从而导致决策失误。因此我们不能学术探讨苛求新一轮财政政策在短时间内就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相反，要根据危机爆发后经济形势的变化，相机抉择和适时调整财政政策，促进经济恢复。

四、小结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外患内忧”的严峻形势，我国财政政策主动选择从稳健向积极转型，转型后的积极财政政策并不是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简单的延续，而是通过增加投资和扩大消费这“双重动力”的合力来拉动总需求、刺激国民经济增长。新积极财政政策必将在加强宏观经济系统的稳定性、拉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工程、夯实未来经济发展基础等方面显现出积极的效应，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发挥市场机制，要合理利用政府投资乘数效应，要正确处理“条条”与“块块”的关系，要重视政策的“挤出效应”并考虑到政策时滞性的存在。当前我国经济虽有企稳回暖迹象，但是在全球经济形势依旧严峻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过于乐观，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有效发挥还必须得到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其他综合经济政策的支持，只有打好宏观调控的“组合拳”才会在世界经济春色难觅时，发现中国经济复苏的曙光。

参考文献：

[1]川何伟．中、东欧危机成亚洲金融危机“翻版”[N]。东亚经贸新闻，2009-03-04（18）.[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刘遵义，汪同三．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展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0):88-96． [4]刘立峰．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浅析[J]．宏观经济管理,2009,(1):19-21

第二篇：积极财政政策效应评析

积极财政政策效应评析

我国实施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不断有研究者提出，这一宏观政策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国外也有人士表示担心，中国近年大规模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扩大支出，是否会产生挤出效应。

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减少。它将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挤出效应并不是在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调节时必然要发生的。具体到中国近四年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来看，依据对经济运行各项指标的分析，在我国出现挤出效应的观点尚得不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这可以从增发国债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来考察：

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我国自1996年5月以来，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不是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而中央银行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价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水平的下降。

第二，增发国债对借贷资金量的影响。增发国债没有与民间竞争有限的资金。几年来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超过70%，存在较大的存贷差额。商业银行近年的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收益较低、预期不好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而且这种过剩是在满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过剩。

从实际经济运行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或利润率 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引起民间投资规模的增加。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很可能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生态环境保护、高速公路、铁路、供水和机场、粮库、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第三，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这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确定。某项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还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比如国家用于食品和药品检验的支出，既减少了私人的检疫支出，又可增加私人对食品和医药的支出。有关部门通过财政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分析发现，我国财政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

关于国债资金使用的效益

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如何，直接关系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问题，以及扩大举债规模的风险控制问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越高，扩张性政策的效果将越趋于“高乘数效应’的一端，同时政府扩大举债规模的安全空间越大。

要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我认为至少要掌握好如下几个层次或环节上的事项：

1.资金投入项目的合理选择和较充分的可行性论证。

2.项目建设与相关方面协调衔接关系的处理，应符合科学规划和施工合理规范的要求。

3.保证已确立的项目资金不被挪用和按进度拨付到位。

4.切实保证工程质量。

几年来，政府国债资金以及带动其他配套资金支持的建设项目和技改项目，效果总体而言是明显的。但根据国家综合部门派出的检查组对建设项目的稽查，从选项、配套规划、资金专用到工程质量，各个层次上的问题还都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比如，第一，有些建设工程

是在原有项目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决定上马的，可行性论证很不充分；第二，有的项目不按基建程序办，项目建议书还没批，就已大张旗鼓干起来；第三，有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深度不够，不具备开工条件也硬开工；第四，有的城市规划存在明显欠缺，连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的统一考虑都未做到；第五，个别项目的工程质量出现严重问题，甚至成为“豆腐渣”工程；第六，工程招投标、监理方面的地区、部门保护主义现象往往比较严重；第七，少数地区还发生了国债项目建设资金被挪用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预算内专项资金项目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对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施工管理和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建立明确的责任人制度，对在监督稽查中发现有问题的项目，在没有得到纠正之前停止拨付资金，发生挪用资金的项目，在完成整改前停拨资金和追回被挪用资金，追究责任，等等。这些稽查、监督、纠错、惩处和加强管理的措施，对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两年，国债项目资金被挪用和工程质量低下方面的问题相对减少。今后，仍有必要对相关环节高度重视，常抓不懈，因为总体而言，我们相关管理经验的不足、制度的不够完善和施工监理、质量保证体系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的差距，毕竟是必须正视的现实。关于减税问题的基本认识

关于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一大争议问题，是“为什么不实行减税政策”。按照一般逻辑，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减税和增支两大方面。1998年后，中国的财税政策却是在扩张导向下增支而不减税严格地说是不以减税为重点，究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过低，从宏观税负看，减税已无空间。发展中国家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在20—30%，发达国家的比重更高，而我国这一比重1997年只有11%左右，可以说总体上不具备减税的空间。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企业负担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和减轻负担的强烈呼声，但具体分析，其原因在于税外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同时各部门与权力环节通过“四乱”征收的财力大都是放在预算外分散掌握的，弊端丛生。所以我国现在急需对症下药加以解决的问题是清理“四乱”，整顿非税收入，降低税外负担，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而不是减税。

第二，中国现行税制结构制约着减税效应的发挥，使减税事倍功半，得不偿失。所谓税收对经济的“稳定器”作用，主要是指直接税即所得税 的调控作用，而现阶段我国的税收主体是间接税，1997年前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高达65%以上，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加也仅占16%左右。近一半的企业亏损经营，降低所得税对他们毫无意义。减免间接税，则不仅会大量减少财政收入，而且刺激经济的效果很弱，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加之间接税的减税有向下拉动物价的作用，对通货紧缩可能雪上加霜，不利于改善市场预期。

第三，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和税收环境也不宜于以实行减税为重点。目前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健全，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远没有走上规范化轨道，相当一部分企业对减税信号的反应并不灵敏。特别是长期以来通过各种越权和随意减免税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仍有一定惯性，这一类做法客观上助长了各种偷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削弱了税收的杠杆作用。管理部门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减税，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扰乱税收秩序，妨碍税收执法环境的形成与稳定。

应当指出，认为税收增长绝对不能高于ＧＤＰ增长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只有在管理体制和税制结构相对稳定、成熟的时期，税收占ＧＤＰ的比重才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而我国经济发展尚处于转型期，体制和税制均处于转轨过程中，很多因素都在剧烈变化，所以实事求是地说，不宜简单地用税收收入占ＧＤＰ比重相对稳定的框架来套中国的现实。

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税收的持续增长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前十年税收占ＧＤＰ比重下降过头之后的正常回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分权改革和减

税让利安排，使我国税收占ＧＤＰ的比重下降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10%以下，而从国际经验看，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大至为20%以上，发达国家更要高得多。经过近年来的回升调节，我国目前税收占ＧＤＰ比重也仅达到接近15%，所以说宏观税负并不高。1999年税款征收总量超过万亿元，与加大清欠力度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以前的欠税大户感到冲击很大的原因。但是要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应将弹性征收减少，加强征管力度，硬化以法律为依托的税收约束。打击走私而增加的税款，更是完全合理的。

当然，作为具体案例，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蛮横征收、“征过头税”的现象，所以提高征管队伍执法水平，加强对其监督也是当务之急。此外，也发现有“列收列支”、“贷款空转”等单纯为保证税收达标而弄虚作假的扭曲现象。一种建设性的建议是下一步在承认需要进一步健全法治、加强征管的前提下，创造配套条件，将税收指标转为像ＧＤＰ一样的预测性、指导性指标。在依法纳税、依法征税的基础上，届时可以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用短期国债调节税收预测数与实征数的差额所可能形成的财政收支缺口。

虽然从总体上说，中国目前减税空间不大，但并不排除在具体项目上的税收减免，如近年已出台的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暂停征收、企业投资抵免新增所得税40%等政策，都会产生鼓励投资、刺激消费的积极效应。

关于国债风险问题的探讨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国债规模随赤字规模及其他变动因素而扩大之后，是否仍控制在适度区间内和是否能保证财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也与政策的总体效果的考察紧密相关。从名义指标看，我国财政虽然处于困难境况，但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1998年末债务余额占ＧＤＰ的比重约为10.3%，如果再加上当年用于补充国有独资银行资本金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这一比重也不过13.6%左右，明显低于大多数国家的同一比重。目前，国债余额／ＧＤＰ比重虽有所上升，但仍未达到20%。我国的主要问题，是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当年举债额／当年支出额 偏高已在70%左右，以及名义指标远不足以反映现实情况。对此，看来应至少考虑到如下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首先，国债余额／ＧＤＰ比重是一个更为全面、综合地反映一国举债潜力的指标，我国在这一指标很低的情况下却出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的情况，与现时体制因素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等 和政府财力分散程度相当大量的预算外政府性资金不在债务依存度指标的分母中反映 关系很大。

第二，这几年增发国债用于政府投资，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反周期财政措施，并不意味着长期所持的控制债务规模、压缩赤字的原则被放弃，换言之，这种反周期应急举措决不可引为常例，放开手脚年年使用。

第三，举债扩大投资规模的支出安排同样具有支出刚性即“棘轮效应”，抬高了的支出基数和建设盘子，会形成要求后续有更多财力投入的压力，也包括安排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因此必须精心协调衔接短期调节与中长期发展，合理运筹资金，避免形成过于陡峭的偿债高峰以至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和支出盘子难以为继状况。当前条件下增发国债，应当多发长期债如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长，利用低通胀的时机降低国债筹资的总成本。第四，举债筹得的资金如何合理运用，使之产生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一个关键问题。前已述及，应当承认这方面我们的管理水平还不高，经验还相当有限，有必要充分重视、切实改进，探索专项国债形式，强化国债资金使用的通盘科学规划、可行性研究与贯穿全过程的严格的责任制。

第五，现时中央财政的脆弱性值得引起高度关注，要通过必要的体制调整和加强管理措施，扭转中央财政本级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连年下降局面，增强中央财政的调控实力。最后，从更宽广的范围考虑，应当承认，我国名义上的赤字、国债指标远远未能反映现实情

况的全貌，所以名义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必须与隐性的赤字与国债同时考虑，或者说，名义规模扩大，实际上必然缩小在安全区内消化和弥补公共部门隐性赤字与隐性国债，如各级政府欠发工资、粮食系统亏损挂账、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亏空，还有各部门、地方举借的性质类同于主权债的债务等，及政府或有债务，如养老基金空账、农村互助合作基金死账的可用空间和调节余地。对这方面的问题，必须予以充分重视，通过综合治理、配套改革，来逐步化解风险，“标本兼治”地求得解决。如果仅看名义赤字、国债指标而得出的“我国发债空间还很大”的结论，极易把宏观调控引入误区，即把本应预留于“治本”操作如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发债空间，在治标时就消耗殆尽。

总之，在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适当扩大的同时，必须强化风险意识与防范机制，全面把握现实情况，精心和稳妥地把握赤字与举债的合理数量界限，并在国债规模总量扩张的同时，对国债结构作合理调整，以及反周期应急举措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和深化改革的衔接，通过反周期调节争取赢得克服体制、结构等方面深层矛盾的时间和条件，以及财政经济良性循环的综合环境，这样才有可能迎来国民经济的新一轮高速增长。

第三篇：1998年以来实施财政政策的背景及效应分析

1998年以来实施财政政策的背景及效应分析

1997年中国面临着国内外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经济增速下滑的严峻局面，1998年中国政府果断提出并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并持续到2004年。7年间，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带动了投资的快速增加，夯实了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西部大开发步伐。“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出现增长过快的苗头，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粮食连续多年减产，粮价攀升带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重。”[1]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于2005年将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至此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正式淡出。从2005年到2008年上半年，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财政政策的着力点从扩大需求和拉动经济增长转为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和结构调整，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良好。但是，从2007年起我国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大，之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因素混合推动物价明显上涨。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经济剧烈波动并深度调整，国内连续出现特大自然灾害，三季度以后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相当明显，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呈下行趋势。为此，2009年中央决定再次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防止经济过快下滑和出现大的波动。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总体来说其政策目标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的类型和目标是不同的。财政政策的总体效应则是财政政策实施效果与预期的政策目标的比较,看其结果怎么样。但在对政策效应具体分析时,必须重视政策成本这一指标,因为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两大手段来进行的,政策的实施势必会影响财政收入和国家债务水平。“以日本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克服经济衰退执行了以扩大政府公共支出为主要手段的财政政策,尽管政策效应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政府持续性的扩大公共支出几乎没有增加任何产出,对经济稳定所起的作用极小,而且还导致公共债务的大幅增长,使政府背上深重的债务负担。”[2]这一点上,与我国许多地方为片面追求所谓的GDP高增长,不惜大量举债搞市政工程或建设项目,不考虑项目的经济效益,最后形成财政风险的情况相似(在我国现有的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不真正改变下,恐怕各级部门都偏向以不断扩大公共支出为手段的财政政策)。事实证明,只有财政政策的净收益大于成本,才能说财政政策效应良好。

第四篇：积极财政政策

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一)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增加中央基建投资，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及农村民生工程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

(二)促进扩大消费需求。加大对家电下乡、农机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老旧汽车报废更新的补贴力度，积极开拓农村消费市场。

(三)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调整小规模纳税人标准，降低征收率。

(四)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大力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实行有利于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的财税政策，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支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二、大力支持农村改革发展

(五)继续加大“三农”投入。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

(六)加强和完善促进农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七)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推动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环境综合整治投入。

(八)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加快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三、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九)推动教育优先发展。

(十)加快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积极支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十一)积极促进就业再就业。支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大财政投入。

(十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十三)支持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十四)推进文化事业发展。(十五)积极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十六)维护公共安全。

(十七)支持科技创新。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力度，保障科技重大专项实施。(十八)推进节能减排。增加节能减排投入。(十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

(二十)深化预算制度改革。(二十一)完善财政体制。(二十二)改革完善税收制度。(二十四)加强财政法制建设。(二十五)严格预算管理。(二十六)狠抓增收节支。(二十七)严格财政监督。(二十九)加快财政管理信息化建设。

(三十一)严格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管理。(三十二)深入开展双边、多边财经交流与合作。

积极财政政策凸显四大特点。

首先是加大投资力度，优化投资结构。

其次是推进税制改革，实行减税政策，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

此外，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积极财政政策中居突出位置。

积极财政政策还释放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信号。

第五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四大难点

4万亿元的投资、9500亿元的赤字、8%的经济增长率，这一连串令人瞠目的数字深深地触动了中国人的心。在当今发达国家连经济增长为正都不敢轻言、一些新兴经济体（如俄罗斯、韩国）前几年还超常增长如今却陷入通胀和低增长并存境地的形势下，中国的目标值确实也震惊了世界，这一回中国人民真的又站起来了。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世界各国的经

济刺激计划都是政府主导型的，人们把希望都寄托在了政府身上，中国更为突出。那么，政府靠什么兑现誓言呢？

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表明政府是在倚重财政手段来拉动经济增长、强力推动社会发展，国家财政猛然从收支相对平衡转到高度不平衡状态，这实际上意味着外在压力将迫使国家财政再度进行深层次制度变革并寻求财政政策与其他各类政策新的协调机制。初步归纳，今后中国财政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四大难题：

其一，支出压力加速增大。2009年之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步伐加快，保民生、保环境、保资源成为政府职能的重点。为此，政府不仅偿还公共产品供给历史欠账，而且从制度创新入手扩大公共产品供给范围，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标准，突出的表现是稳步实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近年来，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加速扩张，不断出台相关改革方案，如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村饮水安全、建立义务教育全免费制度等。接续前期改革，2009年我国又推出了新的保障民生制度，如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高社会保障项目补助标准。2008年下半年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危机四伏并显性化，中国经济同样步入下滑通道。为此，政府制定了庞大的投资规划。国家财政支出是落实政府大政方针的物质保障，必须依国家制度安排和政策而定。当前乃至未来几年，中国财政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既要保证13亿人享用的公共产品供给数量增长、质量提高，又要为保增长而大幅度扩张投资性支出，可以说要解决的问题史无前例。从这种现实压力看，2009年9500亿元的高赤字只是一个开端，赤字固有的惯性特征将会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未来几年内突破3%。为此，我国必须在财政失衡度方面寻找可控点，然而这需要重新确立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度。

其二，高赤字难免引发通货膨胀。高赤字要靠高举债为支撑，高举债难免诱发通货膨胀。2009年发行的9500亿元国债，要靠今后连续增发债务来偿还，从现在的政府投资规划和经济周期规律来看，未来几年依然要打高赤字，而这又要靠发债来弥补，如此循环，我国的国债余额占

gdp比重未来几年突破40%可说已成定势。国债发行归根到底是挤占储蓄，从而迫使基础货币供给持续高扩张，也就是造成通货膨胀。特别是当前我国国债发行收入立项的工程尚需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配套资金，这种投资引致大部分还要靠银行贷款来解决。也就是说，国债项目的放大效应也要挤占储蓄。可见，综合起来看，至少2万亿元的储蓄要由政府来直接配置，而其他类型投资主体的投资需求银行也要满足，这势必倒逼银行通过降低存款标准备金率、降低利率等手段来增发货币。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刺激经济增长时走的是同一条路，但他们的货币是国际化货币，通货膨胀可以被外部消化一些，但我国货币只是国内自由流通的货币，因而通货膨胀只能在国内消化。显然，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考虑如何妥善处理高举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稳健之策似应是条件允许随即减少国债发行额。

其三，支出急剧扩张客观要求调整财政体制。2008年的预算执行情况和2009年的预算事实上已充分表明中央财政的支出扩张度超过地方财政支出扩张度，这里边的制度性因素之一是地方不能打赤字、中央可以，但更主要的因素是随着中央政府出台的保民生、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范围，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标准，中央财政介入的领域越来越宽，现在的格局是原来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如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中央政府承担的部分越来越多，其中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中央已占大头。2009年高赤字、高举债，中央财政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责任又加大了，特别是如果养老保险在全国推行统一规范的制度，那么，中央财政的支出压力会骤然再度加大。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际经验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实际上意味着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制度要全国统一，这要求中央政府把相关事权和支出责任担下来，中国不可能例外。然而现行的财政体制与之是不相匹配的，突出表现是中央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只在55%左右，根本不可能履行更多的事权，如果硬要办，就要增加更多的赤字、发更多的债，但这要积累更大的财政风险。怎么办呢？从现在起，我们确实要认真分析调整财政体制的可行性，似应在细化事权划分的前提下，调整收入划分制度体系。

其四，财政支出管理难度加大。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