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思考

第一篇：关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思考

关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思考

摘要：自我国98年以来，一直实行的积极地财政政策。我国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如何？为什么要实行积极地财政政策？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实行？这将是本文将要回答的问题。本文采用结合实际经济情况的分析方法，论证了继续实施积极地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可行性，得出了继续实施积极地财政政策的结论，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关键词：积极地、财政政策、继续。

正文

一． 背景（积极财政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全球经济变得愈发的不稳定，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频发，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深重灾难。处于世界之中开放中的中国，自然屡屡受其影响。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实现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虽然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但实则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1.贫富差距过大：联合国公布的2010年我国基尼系数已突破0.5，早已超过贫富差距的警戒线。2.地区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发展差据仍然很大。虽然2011年上半年17省GDP增速超10%，中西部增速超过东部。但是，要想真正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3.城乡差距大：2011《农村经济绿皮书》写明：2010年，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自1998年以来首次快于城镇，但目前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巨大，达3.23比1。4.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市场空间巨大，可待进一步挖掘。

以上，由于国内外一系列的因素，造成了我国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至今，一直采用了积极地财政政策。而当今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刚刚过去，全球经济还未在阵痛中好起来，“冰岛破产”、欧债危机、到现今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世界各国无不都在刺激经济，以防经济的“二次探底”。而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以往我国是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来拉动经济，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人口数十亿的大国光靠出口发展是不行的。还得靠消费，有效需求不足就得靠财政。而缩小一系列差距，解决一系列矛盾最快速、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也是通过财政。所以说：要刺激经济、缩小差距、解决矛盾，继续实施积极地财政政策是很有必要的！

二． 关于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分析

我们再来看看以往政府在实行积极财政时候的成效，以找出需要继续发扬的，和不足的地方。

前几年我国政府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采取了旨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抑制通货紧缩的积极财政政策。

1.发挥收入分配政策的调节作用，有力地拉动了居民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需求。

为了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我国政府自1999年以来，连续三次提高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标准，使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人均月基本工资水平由1998年的400元提高到2003年的877元。1998年至2003年中央财政大幅增加对“两个确保”和“城市低保”的投入，共安排和使用资金2620亿元，提高了我国城镇的社会保障水平。同时，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乱收费、乱摊派的治理整顿力度，进一步规范了分配秩序，陆续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1805项，降低469项收费标准，共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1400亿元，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企业自主投资能力。

2.发挥税收政策的调节作用，有力地拉动了需求。

近年来，为了缓解通货紧缩导致的需求不足问题，我国从1999年7月1日起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2000年起暂停征收；从1999年7月1日起，对凡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在购置国产设备的投资时，按40%的比例减免企业所得税；为了鼓励出口，连续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使中国出口货物的平均退税率由原来的8%提高到15%；从1999年起对居民存款利息征收个人所得税，到2003年底，累计取得税收收入1000多亿元。税收政策的调整对拉动需求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3.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有力地拉动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

从1998年到2003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8000亿元，形成投资总规模3.5万亿元。从1998年到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13.9%上升到16.1%，增长了2.2个百分点；国债投资拉动率从4.16%上升到8.6%，增长了4.44个百分点；GDP增长率从7.8%上升到8.0%，增长了0.2个百分点；国债投资贡献率从1.5%上升到2.0%，增长了0.5个百分点，有效地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

4.进一步推进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使其更加符合公共财政的要求。

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本级收入由1997年的4227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1849.5亿元，年均增长18.7%；中央财政本级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由49.5%上升到54.6%.同时，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逐年增大，特别是1999年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以来，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大幅增加。2000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达800多亿元，2001年超过1000多亿元，2002年为4025亿元，占当年中央本级财政总收入11940亿元的33.7%，2003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为8687亿元，转移支付增幅超过了同期中央财政本级收入增幅，为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了必要的财力支持，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针对08年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启动了4万亿的投资项目。此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09年GDP完成保8的目标，自此以后，中国经济又回到了高速的发展。

但对于这4万亿投资，仍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1.对经济方式和经济结构的长期影响。

我国目前的增长方式是“投资促进型+出口拉动型”的互动机制，总供给是以出口为导向，但是当外部需求萎缩时，消化过剩总供给的压力就转到了内部需求上来。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缺少刺激国内需求的相关政策措施，因此，短期环节危机的有效方式必然是通过政府主导的投资和消费来扩大总需求，但不容忽视的是，大规模的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也将不利于国内居民消费的刺激和拉动。

2.政府债务筹资，也需要支付成本。

.1.中央财政代地方财政增发2000亿元国债；2.银行发放部分期限较长、利率较低的特种贷款用于特定项目建设；3.利用地方投融资平台发行部分企业债券。就政府债务而言，其成本就是债务利息。一般来讲，债务筹资成本是与政府的信誉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誉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国内外无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债台高筑的政府信誉级别与其债务规模成反方向变动，而政府的债务风险却又随债务规模的扩大、信誉级别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罗斯财政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在于此。3.政策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

对于各个地方政府的投资计划，大部分地方政府的投资计划都是为了争取到更多的中央刺激资金而仓促制定的，不仅在可行性上存在很多问题，而且会为地方和全国的中长期经济发展埋下潜在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会使中央审批给地方的投资项目有不能完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缺乏考察的基础上而仓促制定的投资计划会使投资项目的整体性和长期性受到质疑。最后，各地方为了完成“保8”的任务，开足马力不管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只顾GDP的增长，势必给我国带来长期的隐患。

综上，我们在继续实行积极地财政政策的同时，必须继续坚持正确的做法，努力避免消极的方面。

三.关于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可行性分析

判定是否应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势综合考虑五个因素:一是通货膨胀是否得到有效控制;二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三是国内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的内生增长机制是否形成;四是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五是国际形势的影响。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看,我国还应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1.通货膨胀问题

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成因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造成的，主要靠货币政策对其调控。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是创造的外汇过多（2010年为2.8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8.7%），造成对人民币的需求过多，致使大量的本币被迫的投放到了市场上，造成流通中的货币绝对量过多。同时造成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这一奇怪的现象。其次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农产品由于自然灾害的原因确实减产（2010年上半年我国粮食进口量(小麦、玉米和大米)48.6万吨，同比增长1.5倍。），而大部分的原因在于国内外游资的炒作。最后，居民看涨的预期，加速了货币的流通速度，导致流通中的货币相对量过多。三个原因共同造成了物价全面，持续，有差别的上涨。解决通货膨胀，终究要靠货币政策来控制。如果双紧的话，很可能导致经济的萧条。中国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11月CPI同比涨幅创下4.2%的13个月新低,环比亦下降0.2%,表明通胀猛虎已被驯服。2.与货币政策的搭配

2012年我们面临的货币环境将缓慢改善，然而这并不能抵御经济的明显下滑，因为货币转向对于经济的刺激效应具有较长时间的滞后性。因此，政府得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以防止经济下滑过快，政府采取更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加强。

3.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需求内生增长机制尚未形成。

—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明显疲软，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8％的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21．5％和14．1％，而占消费较大比例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7月仅增长了8．6％，增幅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位，有关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尽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在目前居民对社会经济预期并未实现根本好转、农民收增长缓慢、新的消费增长点尚未形成的情况下，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费需求则很难保持继续增长。应当看到，这几年我们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其中，国债投资一直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分别为8．1％和12．7％，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24．4％，集体投资增长15．8％，个体投资增长19．4％。国有投资今年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而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力，致使货币传导机制近期内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但国有经济没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民营中小企业投资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相应体制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的自发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因此，现在停止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变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这些涉及体制、结构等深层次的得到有效解决之前，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4.关于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披露，2011年中国拟安排财政赤字9000亿元，这一规模低于2009年预算安排的9500亿元和2010年初安排的10500亿元赤字。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减少赤字的同时，也会减少财政政策的力度。“9000亿元赤字规模，与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之前2003年的历史最大规模赤字3198亿元相比，在绝对量上依然很大，意味着积极财政扩张力度依然强劲。”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对新华社记者说。明年的财政收入增速会出现台阶式的下滑，但中央政府仍然拥有中央财政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发行更多国债这两张牌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在1998至2000年、2008年至2009年，政府确实在经济下滑时期采用逆周期的刺激政策，支出缺口通过发行较多国债和使用预算稳定基金来解决。

5.国际形势的影响。

全球经济阵痛中前行，各国都在寻求和平交流的环境，积极地财政政策符合全球经济走势，切实可行。

四． 具体措施： 1.加快财政支出结构制度的改革。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发展，取决于结构调整的成败。而明年结构调整的关键则在于财政政策。我们应加快财政支出结构制度的改革，加快结构性紧缩的步伐，向战略性行业倾斜，特别是小微企业倾斜；向有助于扩大消费的领域倾斜，包括社保、医疗教育等；同时还应向结构调整和价格改革补贴支出倾斜等，从而加快培育中国大消费市场，真正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

2.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矛盾日益凸显，现在需要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化解矛盾的调结构、转方式和促改革上。财政政策的功能就是强调优化结构、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因此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理当发挥主力型政策作用。3.提高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

提高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新增财力要着力向教育倾斜，优先保障教育支出。各地区要切实做到2011年、2012年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都有明显提高。4.减少财政收入，用减税更多的取代增支

从今年前11个月的全国财政收入增长态势看，2011年实现全国财政收入“超收”10000亿元已无悬念。这肯定会进一步推高已经引致颇多争议的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从而面临较大的有关减税的舆论压力。故而，即便把实施财政扩张的一系列因素统统考虑在内，实施一定规模的减税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换言之，在2012年，我们既有必要、也有能力实施较大规模的减税。提高个税起征点，逐步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税制，并给小型、微型企业主减免税收。6.扩大国内需求，刺激消费

从今年看，虽然中国经济增速逐季回落，出口下滑较为明显，但内需表现稳健，已肩负起经济增长的“定海神针”作用。前三个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定在25％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则稳定在17％左右。扩大内需，正是中国经济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条宝贵经验，更是应对当前复杂挑战的一个“制胜法宝”。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完善促进消费的政策，努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将原来补贴出口企业和生产消费品企业的资金直接补贴居民消费，将财政家电补贴等以消费券的形式直接补给消费者。

7.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促进产业升级

以创新升级促发展 经济复杂形势下，尤要加大创新力度，促进产业升级，抢占新的发展制高点。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更是抢占发展制高点的必要条件。在全球经济动荡之际，各国竞争愈发加剧，稍有懈怠便会落后。着力加强自主创新，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应急管理、智能交通、城市垃圾和污水处理。而需要强调的是，创新升级并不囿于“高科技”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的发展同样面临创新的迫切要求和内在动力。

8.以深化改革求发展 扎实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破解前进中的各种难点，为经济社会发展拓展新空间。

扎实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深化财税、金融、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完善促进民间投资体制，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领域改革，做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中小企业发展遇到的困境，实体经济发展遇到的难题，越发凸显以改革促进民间投资、打破垄断、激发活力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9.以宏观调控保发展 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适时预调微调，确保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更加有预见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准确把握好调控的力度、节奏、重点，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做出预调、微调，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10.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保障在建续建项目建设。

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保障在建续建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加强对企业投资的引导和规范。完善促进民间投资体制，避免实体经济出现“空心化”。打破或明或暗的垄断门槛，让民间资本充分涌动，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后劲和活力无需担心。11.进一步夯实农业基础，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加大“三农”投入，健全农业科技创新机制，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促进农业稳产增产，不断提高粮食等农产品保障能力。12.调楼市、惠民生。

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扎实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参考文献：

——2010年《农村经济绿皮书》 《未来十年中国富人将猛增 2010年贫富悬殊超欧美》——《星岛环球网》 《2010年上半年17省GDP增速超10%，中西部增速超过东部。》——《南方日报》 《投资成经济增长第一驱动力》——《金融时报》

《2010年年外汇储备余额超2.8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18.7%》——《人民日报》 《11月CPI同比涨幅跌至4.2% 创下14个月来新低》——《国家统计局网站》

第二篇：积极财政政策

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一)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增加中央基建投资，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及农村民生工程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

(二)促进扩大消费需求。加大对家电下乡、农机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老旧汽车报废更新的补贴力度，积极开拓农村消费市场。

(三)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调整小规模纳税人标准，降低征收率。

(四)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大力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实行有利于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的财税政策，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支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二、大力支持农村改革发展

(五)继续加大“三农”投入。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

(六)加强和完善促进农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七)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推动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环境综合整治投入。

(八)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加快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三、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九)推动教育优先发展。

(十)加快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积极支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十一)积极促进就业再就业。支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大财政投入。

(十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十三)支持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十四)推进文化事业发展。(十五)积极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十六)维护公共安全。

(十七)支持科技创新。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力度，保障科技重大专项实施。(十八)推进节能减排。增加节能减排投入。(十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

(二十)深化预算制度改革。(二十一)完善财政体制。(二十二)改革完善税收制度。(二十四)加强财政法制建设。(二十五)严格预算管理。(二十六)狠抓增收节支。(二十七)严格财政监督。(二十九)加快财政管理信息化建设。

(三十一)严格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管理。(三十二)深入开展双边、多边财经交流与合作。

积极财政政策凸显四大特点。

首先是加大投资力度，优化投资结构。

其次是推进税制改革，实行减税政策，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

此外，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积极财政政策中居突出位置。

积极财政政策还释放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信号。

第三篇：浅谈我国财政政策

浅谈我国财政政策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实施了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保障的政策，并由宽松到现在的稳健量化，比如在交通，水利，医改等方面。这些政策不仅使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且使基础状况（包括生活）得到改善，其政策是有效的。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

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进而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造成世界经济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近几年促进经济增长、调节供求关系和克服通货滞胀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一）促进经济发展。政府加大了直接投资，有效抑制经济下滑，抑制通货紧缩。

（二）优化经济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支持一些符合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

（三）增加就业。国债资金支持的一大批新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增加了大量就业岗位，拉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

同时也要察觉到一些负面的影响，如地区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货币信贷增长过快，资源对经济增长制约明显等。

二、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向稳健

开始为了配合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通货膨胀的程度，所以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抑制过热的货币流通。

（一）加大银行储备金率。控制银行资本的对外流出，降低市场货币的供应量。

（二）加大控制信贷力度。减低银行经营风险，增强市场信心，维护金融稳定。

（三）提高存款利率。收拢市场闲散资金，降低市场热度，维护市场正常次序。

稳健的货币政策降低了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很好抑制了通货膨胀。同时也应该看到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带来的一些问题，如民间信贷的增加，中小企业信贷难，经营难的问题。

三、税收制度改革

在当前国内需求不振的形势下，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发展成为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走向。

（一）对不合理税收制度进行调整，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局部减税。如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并调动投资、生产的积极性。

（二）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变被动纳税为主动纳税，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轨道。

（三）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取缔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减轻社会负担，以求扩大和培育国内需求。

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税收结构和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努力培育和扩大税源，在不至于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的同时，切实扩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四篇：积极财政政策效应评析

积极财政政策效应评析

我国实施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不断有研究者提出，这一宏观政策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国外也有人士表示担心，中国近年大规模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扩大支出，是否会产生挤出效应。

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减少。它将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挤出效应并不是在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调节时必然要发生的。具体到中国近四年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来看，依据对经济运行各项指标的分析，在我国出现挤出效应的观点尚得不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这可以从增发国债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来考察：

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我国自1996年5月以来，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不是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而中央银行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价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水平的下降。

第二，增发国债对借贷资金量的影响。增发国债没有与民间竞争有限的资金。几年来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超过70%，存在较大的存贷差额。商业银行近年的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收益较低、预期不好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而且这种过剩是在满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过剩。

从实际经济运行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或利润率 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引起民间投资规模的增加。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很可能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生态环境保护、高速公路、铁路、供水和机场、粮库、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第三，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这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确定。某项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还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比如国家用于食品和药品检验的支出，既减少了私人的检疫支出，又可增加私人对食品和医药的支出。有关部门通过财政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分析发现，我国财政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

关于国债资金使用的效益

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如何，直接关系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问题，以及扩大举债规模的风险控制问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越高，扩张性政策的效果将越趋于“高乘数效应’的一端，同时政府扩大举债规模的安全空间越大。

要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我认为至少要掌握好如下几个层次或环节上的事项：

1.资金投入项目的合理选择和较充分的可行性论证。

2.项目建设与相关方面协调衔接关系的处理，应符合科学规划和施工合理规范的要求。

3.保证已确立的项目资金不被挪用和按进度拨付到位。

4.切实保证工程质量。

几年来，政府国债资金以及带动其他配套资金支持的建设项目和技改项目，效果总体而言是明显的。但根据国家综合部门派出的检查组对建设项目的稽查，从选项、配套规划、资金专用到工程质量，各个层次上的问题还都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比如，第一，有些建设工程

是在原有项目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决定上马的，可行性论证很不充分；第二，有的项目不按基建程序办，项目建议书还没批，就已大张旗鼓干起来；第三，有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深度不够，不具备开工条件也硬开工；第四，有的城市规划存在明显欠缺，连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的统一考虑都未做到；第五，个别项目的工程质量出现严重问题，甚至成为“豆腐渣”工程；第六，工程招投标、监理方面的地区、部门保护主义现象往往比较严重；第七，少数地区还发生了国债项目建设资金被挪用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预算内专项资金项目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对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施工管理和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建立明确的责任人制度，对在监督稽查中发现有问题的项目，在没有得到纠正之前停止拨付资金，发生挪用资金的项目，在完成整改前停拨资金和追回被挪用资金，追究责任，等等。这些稽查、监督、纠错、惩处和加强管理的措施，对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两年，国债项目资金被挪用和工程质量低下方面的问题相对减少。今后，仍有必要对相关环节高度重视，常抓不懈，因为总体而言，我们相关管理经验的不足、制度的不够完善和施工监理、质量保证体系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的差距，毕竟是必须正视的现实。关于减税问题的基本认识

关于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一大争议问题，是“为什么不实行减税政策”。按照一般逻辑，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减税和增支两大方面。1998年后，中国的财税政策却是在扩张导向下增支而不减税严格地说是不以减税为重点，究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过低，从宏观税负看，减税已无空间。发展中国家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在20—30%，发达国家的比重更高，而我国这一比重1997年只有11%左右，可以说总体上不具备减税的空间。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企业负担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和减轻负担的强烈呼声，但具体分析，其原因在于税外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同时各部门与权力环节通过“四乱”征收的财力大都是放在预算外分散掌握的，弊端丛生。所以我国现在急需对症下药加以解决的问题是清理“四乱”，整顿非税收入，降低税外负担，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而不是减税。

第二，中国现行税制结构制约着减税效应的发挥，使减税事倍功半，得不偿失。所谓税收对经济的“稳定器”作用，主要是指直接税即所得税 的调控作用，而现阶段我国的税收主体是间接税，1997年前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高达65%以上，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加也仅占16%左右。近一半的企业亏损经营，降低所得税对他们毫无意义。减免间接税，则不仅会大量减少财政收入，而且刺激经济的效果很弱，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加之间接税的减税有向下拉动物价的作用，对通货紧缩可能雪上加霜，不利于改善市场预期。

第三，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和税收环境也不宜于以实行减税为重点。目前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健全，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远没有走上规范化轨道，相当一部分企业对减税信号的反应并不灵敏。特别是长期以来通过各种越权和随意减免税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仍有一定惯性，这一类做法客观上助长了各种偷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削弱了税收的杠杆作用。管理部门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减税，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扰乱税收秩序，妨碍税收执法环境的形成与稳定。

应当指出，认为税收增长绝对不能高于ＧＤＰ增长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只有在管理体制和税制结构相对稳定、成熟的时期，税收占ＧＤＰ的比重才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而我国经济发展尚处于转型期，体制和税制均处于转轨过程中，很多因素都在剧烈变化，所以实事求是地说，不宜简单地用税收收入占ＧＤＰ比重相对稳定的框架来套中国的现实。

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税收的持续增长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前十年税收占ＧＤＰ比重下降过头之后的正常回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分权改革和减

税让利安排，使我国税收占ＧＤＰ的比重下降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10%以下，而从国际经验看，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大至为20%以上，发达国家更要高得多。经过近年来的回升调节，我国目前税收占ＧＤＰ比重也仅达到接近15%，所以说宏观税负并不高。1999年税款征收总量超过万亿元，与加大清欠力度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以前的欠税大户感到冲击很大的原因。但是要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应将弹性征收减少，加强征管力度，硬化以法律为依托的税收约束。打击走私而增加的税款，更是完全合理的。

当然，作为具体案例，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蛮横征收、“征过头税”的现象，所以提高征管队伍执法水平，加强对其监督也是当务之急。此外，也发现有“列收列支”、“贷款空转”等单纯为保证税收达标而弄虚作假的扭曲现象。一种建设性的建议是下一步在承认需要进一步健全法治、加强征管的前提下，创造配套条件，将税收指标转为像ＧＤＰ一样的预测性、指导性指标。在依法纳税、依法征税的基础上，届时可以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用短期国债调节税收预测数与实征数的差额所可能形成的财政收支缺口。

虽然从总体上说，中国目前减税空间不大，但并不排除在具体项目上的税收减免，如近年已出台的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暂停征收、企业投资抵免新增所得税40%等政策，都会产生鼓励投资、刺激消费的积极效应。

关于国债风险问题的探讨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国债规模随赤字规模及其他变动因素而扩大之后，是否仍控制在适度区间内和是否能保证财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也与政策的总体效果的考察紧密相关。从名义指标看，我国财政虽然处于困难境况，但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1998年末债务余额占ＧＤＰ的比重约为10.3%，如果再加上当年用于补充国有独资银行资本金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这一比重也不过13.6%左右，明显低于大多数国家的同一比重。目前，国债余额／ＧＤＰ比重虽有所上升，但仍未达到20%。我国的主要问题，是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当年举债额／当年支出额 偏高已在70%左右，以及名义指标远不足以反映现实情况。对此，看来应至少考虑到如下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首先，国债余额／ＧＤＰ比重是一个更为全面、综合地反映一国举债潜力的指标，我国在这一指标很低的情况下却出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的情况，与现时体制因素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等 和政府财力分散程度相当大量的预算外政府性资金不在债务依存度指标的分母中反映 关系很大。

第二，这几年增发国债用于政府投资，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反周期财政措施，并不意味着长期所持的控制债务规模、压缩赤字的原则被放弃，换言之，这种反周期应急举措决不可引为常例，放开手脚年年使用。

第三，举债扩大投资规模的支出安排同样具有支出刚性即“棘轮效应”，抬高了的支出基数和建设盘子，会形成要求后续有更多财力投入的压力，也包括安排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因此必须精心协调衔接短期调节与中长期发展，合理运筹资金，避免形成过于陡峭的偿债高峰以至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和支出盘子难以为继状况。当前条件下增发国债，应当多发长期债如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长，利用低通胀的时机降低国债筹资的总成本。第四，举债筹得的资金如何合理运用，使之产生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一个关键问题。前已述及，应当承认这方面我们的管理水平还不高，经验还相当有限，有必要充分重视、切实改进，探索专项国债形式，强化国债资金使用的通盘科学规划、可行性研究与贯穿全过程的严格的责任制。

第五，现时中央财政的脆弱性值得引起高度关注，要通过必要的体制调整和加强管理措施，扭转中央财政本级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连年下降局面，增强中央财政的调控实力。最后，从更宽广的范围考虑，应当承认，我国名义上的赤字、国债指标远远未能反映现实情

况的全貌，所以名义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必须与隐性的赤字与国债同时考虑，或者说，名义规模扩大，实际上必然缩小在安全区内消化和弥补公共部门隐性赤字与隐性国债，如各级政府欠发工资、粮食系统亏损挂账、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亏空，还有各部门、地方举借的性质类同于主权债的债务等，及政府或有债务，如养老基金空账、农村互助合作基金死账的可用空间和调节余地。对这方面的问题，必须予以充分重视，通过综合治理、配套改革，来逐步化解风险，“标本兼治”地求得解决。如果仅看名义赤字、国债指标而得出的“我国发债空间还很大”的结论，极易把宏观调控引入误区，即把本应预留于“治本”操作如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发债空间，在治标时就消耗殆尽。

总之，在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适当扩大的同时，必须强化风险意识与防范机制，全面把握现实情况，精心和稳妥地把握赤字与举债的合理数量界限，并在国债规模总量扩张的同时，对国债结构作合理调整，以及反周期应急举措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和深化改革的衔接，通过反周期调节争取赢得克服体制、结构等方面深层矛盾的时间和条件，以及财政经济良性循环的综合环境，这样才有可能迎来国民经济的新一轮高速增长。

第五篇：2010年我国财政政策

2010年我国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是什么

1、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保增长的同时，把结构调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节能环保，确保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是保持适度的公共投资力度。优化投资结构，重点支持“三农”、保障性安居工程、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节能减排、自主创新等。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三是完善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政策，推进汽车、家电“以旧换新”，促进扩大消费需求。四是促进对外贸易平稳发展，扩大重要资源、先进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等的进口，增加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储备。五是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发挥政策合力。

2、大力促进农村改革与发展。一是完善支农补贴政策并加大投入力度，增加农民收入。二是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确保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顺利实施。充分发挥最低收购价粮食对市场的调控作用，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三是大力支持发展现代农业，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农民科技培训力度。四是支持农村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

3、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是安排好各项就业扶助经费，支持解决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保持就业局势基本稳定。二是按照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要求，抓紧出台有关配套文件，加大医疗卫生投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巩固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进一步提高参保率。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三是继续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大城市廉租住房保障力度，切实支持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支持工矿棚户区改造。四是加大社会保障投入。根据物价变动，适时调整对优抚对象等人员的生活补助标准，保障企业下岗职工、城乡低收入群体、农村困难群众、优抚对象等人员的基本生活。

4、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一是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继续加大对公益性科研机构的支持力度，支持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运用补助、贴息、税收、价格等扶持政策和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促进民间资本投向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领域。二是加大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投入，推进资源税改革，加快建立比较完善的鼓励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体系。三是制定鼓励使用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的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加快以节能减排为中心的技术改造。同时，对高效节能新产品的生产或销售过程实行优惠税率，对提供节能服务的企业给以适当的税收优惠，推动节能产业发展。四是完善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加强与社会资金的协调配合，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5、进一步深化财税制度改革。一是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二是完善消费税制度。抓好增值税转型、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后续工作。三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房产税、城建税和教育附加费等税收制度。

6、狠抓增收节支。要在实施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基础上，狠抓增收节支。一是大力支持税务、海关等部门依法加强税收征管，严格控制减免税，严厉打击偷骗税违法活动，强化出口退税管理，努力确保财政收入应收尽收。二是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精神，压缩公务购车用车、公务接待费和出国经费，严格控制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建设。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勤俭办一切事业。

中国网12月7日讯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2010年《经济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分析预测了2009年和2010年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公布了2009年至2010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预测，并正式对外发布《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经济蓝皮书》指出，2009年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且得到了较好的执行，2009年第二季度政策效果开始显现，积极财政政策对抵制经济下滑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推动了经济若干方面的发展。从宏观经济态势和需求来看，要坚持积极财政政策，以稳定和巩固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

201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既要坚持又要在2009年的基础上提升和深化，要结合国家发展任务进行必要的调整。主要应着眼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着眼于选择近期发展和远期发展相结合的公共投资项目，以支持我国长期发展。第二，着眼于支持国家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实施，这既是国内发展需要，也是国际公约的要求。第三，着眼于保民生，特别是承担国家在社会保障上的需要。第四，着眼于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以有利于扩大内需，提高消费需求。第五，着眼于支持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主要通过支持基础研究和基础教育实现，等等。专家指出，积极财政政策要围绕政府职能的需要，并重视促进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关键点，为此，必须要支持国家的改革部署，并贯彻财政体制的改革。

蓝皮书还指出，2009年货币政策总体宽松，流动性充裕，对经济回升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外部形势依然严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为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2010年我国仍然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涉及两层含义：一是坚持真正意义的“适度宽松”；二是对过度宽松的情况进行调整。我国应关注信贷迅速“海量”扩张以及经济过度刺激引发的问题和潜在风险。避免由于信贷增长过快，投资和总需求反弹过快可能带来的显著通胀压力。因此，对2010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必须认真把握力度和提高调控水平，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的把握：

第一，动态把握适度宽松。坚持继续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走势和价格变化，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把握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重点、力度和节奏，妥善处理发挥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进一步增强调控的有效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第二，货币信贷发展要适度把控。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合理安排公开市场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及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的合理适度。对当前存在的流通量过大问题，要通过相关手段，促进货币流通量向适度转化。

第三，金融改革要适时推进。金融改革是我国中长期的改革重点之一，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推进金融改革和结构调整，进一步改革投融资体制，启动民间投资，金融支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2010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报告

2010年8月4日来源：本站原创【大中小】

核心提示：2010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形势总体较为明朗，然而连续实施了近七个季度的经济刺激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其负面因素也开始抬头，主要表现是财政风险的迅速积聚。

2010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形势总体较为明朗，然而连续实施了近七个季度的经济刺激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其负面因素也开始抬头，主要表现是财政风险的迅速积聚。尽管各国都认识到了重整财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在经济增长和财政安全之间的抉择异常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分析上半年世界经济的运行，在经济增长、金融风险财政化、政策选择、中国作用等四个方面做出了基本判断。2010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总体增长态势未变，部分指标增速回落，但这种回落在当前环境下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良性的。与去年同期相比，我国财政状况进一步得到改善，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了较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支减收的效果明显。本文的最后，在当前的环境和发展阶段下，对公共财政的性质进行重新定位与解读，以此作为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的依据和取向，并提出未来政策建议。

世界经济复苏与财政风险

2010年上半年，世界经济的总体特征是经济复苏与财政风险积聚。欧洲部分国家仍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沼，复杂化了世界经济发展以及危机本身发展的进程，但从经济运行的主要指标来看，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仍是复苏。目前世界经济已经恢复增长这一判断基本得到普遍认可，但对经济持续复苏没有充分把握，因为扩张性的反危机政策从实施到现在，积累了较大的财政风险，对世界经济的持续复苏造成威胁。所以在财政安全和经济增长的双重压力下，世界各国都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基本上做到了有进有退、松紧搭配，但内容和侧重点各有不同。美国等发达国家更担忧经济衰退，面对刺激政策退出较为谨慎；发展中国家更担忧宽松政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刺激政策退出已经渐入日程；欧盟部分国家由于深陷债务危机被迫收紧财政政策，同时保持货币政策宽松以支持增长；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成效显著，总体上保持了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短期财政风险不突出的良好发展态势，并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推动力量。

基本判断之一：世界经济初放晴———已经恢复增长

各国官方统计资料显示：美国经济已经连续五个季度保持增长；日本已连续四个季度实现增长，经济步入复苏轨道；欧洲尽管身陷债务危机，但总体来看，并未脱离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大趋势，据二季度经济学家调查报告显示，西欧经济学家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评估连续三个季度回升，欧盟委员会也调高了增长预期，欧盟企业经理人和广大消费者对总体经济变化态势也持乐观态度；亚洲继续扮演着全球经济复苏领跑者的角色，与第一季度相比，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经济学家信心指数强劲回升，创6年来新高。在亚洲国家中，中国的经济形势变化更为超前，在经历了加速增长的过程之后，部分指标增幅回落，既实现了复苏，又平抑了通货膨胀预期，经济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成为平稳着陆的佼佼者。

基本判断之二：经济复苏又遇阴霾———金融风险财政化

经济危机和反危机政策带来的一些现实问题是世界经济持续复苏的掣肘，尤其是目前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困扰，在发达国家表现为财政赤字和债务风险，在发展中国家表现为通货膨胀。美国的财政风险主要体现在赤字和债务风险，赤字率和国债负担率分别为10.6%和90%。奥巴马已经认识到，国家要长期保持经济复苏，还必须负起财政责任。日本的财政问题几乎已经走到了财政危机的边缘，目前的国债负担率为189%，预计2015年这一比率将达250%。菅直人说：“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不晓得日本的财政还能够支持多久。”欧盟当前面临的首要经济问题也是各成员国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而产生的高额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希腊债务危机将世界关注的焦点引向欧盟国家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据悉，自2008年以来，欧盟成员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总额增长了3倍，2010年财政赤字占G D P的比重将达到7.25%。目前，欧盟27国中已经有20国出现赤字超标的现象。韦伯说：“除了减少财政赤字外，别无选择。”反危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增长的同时，也带来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在亚洲表现更为突出。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0年亚洲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将由2009年的1.5%上升至4%。

从理论上看，金融风险财政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是由财政宏观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决定的。当金融危机足以动摇整个社会的基本运行时，财政就要实施宏观调控，成为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在实际中，虽然金融风险财政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金融危机转化为财政危机的结果却并不必然出现。这一方面取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金融风险的程度。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只要金融危机的范围和破坏力度还在金融调控的能力之内，金融风险与财政的关联就还是间接的。然而，在这场全球性的大规模金融危机中，市场机制的调节能力已经不能够独立引导经济走出危机，而财政救助措施成为先锋和主导力量，金融风险财政化成为现实，并且正由过程向结果过渡。

基本判断之三：驱散迷雾的法宝———政策持续、政策退出与政策协调

后危机时期，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是两难选择———经济增长和财政安全。如果持续刺激政策，将难以保证财政安全，也可能进一步诱发通货膨胀；如果启动刺激政策退出程序，则整个经济刺激计划难以收效，甚至牺牲经济增长，发生“二次探底”。我们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推动经济持续复苏是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但必须考虑财政安全，财政政策酌情收紧或不再出台新的宽松措施，同时，为了不影响经济复苏，货币政策应保持宽松；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对政策的敏感度较强，经济复苏的过程较短，但也同时诱发了通货膨胀，为了防止其转为恶性，只能将安全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收紧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但同时必须考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保持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因此，后危机时期，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视情况有弹性地退出，由于遇到的问题不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方向也应有所不同。目前各国的实际做法虽然还没有完全走上这一轨道，但已初露端倪。美国一方面坚持刺激政策持续，另一方面有重整财政的行动目标，地方政府已经启动了紧缩政策。日本巨额财政赤字和通货紧缩并列为经济复苏的首要难题，其宏观经济政策只能走结构性调控之路：刺激政策持续和退出并进，一边紧缩财政，一边放松银根，做好政策的协调配合。欧盟集中全力治理财政风险，为了保持复苏势头，宽松的货币政策须持续。威胁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的是通货膨胀以及高通货膨胀预期，以亚太地区为首，掀起了一轮刺激政策退出的浪潮，收紧的主要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暂时保持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