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积极财政政策着力点确定结构性减税居首

第一篇：2013年积极财政政策着力点确定结构性减税居首

2013年积极财政政策着力点确定结构性减税居首

2012-12-21 03:06 来源：上海证券报字号：1214财政部部长谢旭人20日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表示，2013年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将落在以下方面：

其一，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支持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健康发展。清理取消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项目，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减轻企业负担。其二，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突出重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公共文化等的支持力度。增加农业水利的投入。促进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等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镇化建设。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格控制行政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努力降低行政成本。

其三，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保障科技重大专项顺利实施，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等，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进节能减排，加快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支持实施重点生态保护工程，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林业补贴政策。

其四，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推进财政绩效管理，强化财政监督制衡，提高预算公开性和透明度。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防范财政金融风险。

第二篇：积极财政政策

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一)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增加中央基建投资，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及农村民生工程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

(二)促进扩大消费需求。加大对家电下乡、农机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老旧汽车报废更新的补贴力度，积极开拓农村消费市场。

(三)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调整小规模纳税人标准，降低征收率。

(四)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大力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实行有利于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的财税政策，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支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二、大力支持农村改革发展

(五)继续加大“三农”投入。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

(六)加强和完善促进农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七)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推动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环境综合整治投入。

(八)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加快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三、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九)推动教育优先发展。

(十)加快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积极支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十一)积极促进就业再就业。支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大财政投入。

(十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十三)支持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十四)推进文化事业发展。(十五)积极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十六)维护公共安全。

(十七)支持科技创新。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力度，保障科技重大专项实施。(十八)推进节能减排。增加节能减排投入。(十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

(二十)深化预算制度改革。(二十一)完善财政体制。(二十二)改革完善税收制度。(二十四)加强财政法制建设。(二十五)严格预算管理。(二十六)狠抓增收节支。(二十七)严格财政监督。(二十九)加快财政管理信息化建设。

(三十一)严格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管理。(三十二)深入开展双边、多边财经交流与合作。

积极财政政策凸显四大特点。

首先是加大投资力度，优化投资结构。

其次是推进税制改革，实行减税政策，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

此外，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积极财政政策中居突出位置。

积极财政政策还释放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信号。

第三篇：积极财政政策再发力

积极财政政策再发力

2013年3月7日 来源：经济日报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中的作用。一是适当增加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二是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三是着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四是继续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财政政策在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节分配、促进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先后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财政政策和新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积极财政政策作为一种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操作，主要表现为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以及扩大财政赤字来刺激社会总需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及时调整政策取向，通过扩大和优化政府公共投资结构，实施结构性减税，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贯彻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

基调——积极而为“组合拳”

在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宏观调控背景下，为了减轻企业和居民税负、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实施

尽管受到财政收入增长回落的不利影响，2012年，我国财政政策继续延续积极基调，加大了支出力度和结构性减税力度，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多举措促进投资及外贸稳定增长。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2012年呈现出更加积极、更有重点、更注重结构调整等特点。

不撒胡椒面，不搞一刀切。2012年的财政政策更加突出重点支持和结构调整。一方面，政府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文化、中心区域城市建设等领域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结构性减税步伐也有所迈进。

财政宏观调控作用在2012年得以有效发挥。坚持统筹兼顾，注重综合平衡，将扩大内需特别是刺激消费需求，与扩大出口、增加有效供给相结合；将短期调控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民生持续改善相结合。进而加强了财政的科学化管理，合理把握住政策的实施力度与节奏，将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控制在安全水平，保持了财政稳健运行和可持续性。

2013年，在财政收支矛盾将十分突出的背景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再发力，通过适当增加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保持必要的支出力度，继续为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保驾护航。

结构性减税的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以营改增为着力点的税制改革将逐步完善，包括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清理取消不合理的收费项目，降低收费标准；适当降低部分能源资源和关键零部件、原材料产品的进口关税等。

财政支出结构将进一步优化，按照“突出重点，积极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增加对教育、卫生、社保等民生领域的投入，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努力节约行政经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

亮点——支出重在“惠民生”

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的支出不断加大

近年来，我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坚持民生优先，大幅度增加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2年的5年间，中央公共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累计16.89万亿元，年均增长21.1%，占中央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稳定在三分之二以上。

具体来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从2007年的3.12%提高到2012年的4%，有力地促进了教育改革发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问题在制度上基本得到解决。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5年累计2.52万亿元，年均增长29.3%，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全民医保基本实现。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5年基本建成1800多万套，覆盖面提高到12.5%；农村危房改造竣工900万户。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覆盖，1.3亿60岁以上老人按月领取养老金。支持就业和创业力度不断加大，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形成，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初步形成。稳步推进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明显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文化事业产业健康发展。

今年的财政预算报告显示，2013年，对民生领域倾斜力度将继续扩大，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重点支出领域的财政保障力度将不断加大。2013年，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15712.5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13.5%，比上年执行数增长9.6%；用在公共交通运输、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等方面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支出安排合计17150.03亿元。

纵深——管好用好“钱袋子”

只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管好用好“钱袋子”，才能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如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政管理，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在财政体制方面，要加快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主体功能区建设。包括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结合营改增进程研究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等。

在预算制度方面，完善预算收支管理制度，进一步增强预算的完整性、透明度和有效性。包括健全政府预算体系，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继续完善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推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加快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等。

在税制改革方面，推进税收制度改革，促进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包括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进一步优化增值税制度；推进资源税改革，扩大资源税从价计征范围；完善消费税制度，研究将部分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产品纳入征税范围；积极构建地方税体系；积极发挥财税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此外，还将继续加强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如加强重大民生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坚决制止一些地方违法违规融资和担保承诺行为，逐步将地方债务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厉行勤俭节约，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加强监督检查，保障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重大财税政策有效落实，建设稳固、可持续的国家财政。

第四篇：积极财政政策效应评析

积极财政政策效应评析

我国实施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不断有研究者提出，这一宏观政策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国外也有人士表示担心，中国近年大规模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扩大支出，是否会产生挤出效应。

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减少。它将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挤出效应并不是在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调节时必然要发生的。具体到中国近四年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来看，依据对经济运行各项指标的分析，在我国出现挤出效应的观点尚得不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这可以从增发国债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来考察：

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我国自1996年5月以来，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不是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而中央银行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价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水平的下降。

第二，增发国债对借贷资金量的影响。增发国债没有与民间竞争有限的资金。几年来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超过70%，存在较大的存贷差额。商业银行近年的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收益较低、预期不好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而且这种过剩是在满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过剩。

从实际经济运行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或利润率 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引起民间投资规模的增加。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很可能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生态环境保护、高速公路、铁路、供水和机场、粮库、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第三，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这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确定。某项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还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比如国家用于食品和药品检验的支出，既减少了私人的检疫支出，又可增加私人对食品和医药的支出。有关部门通过财政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分析发现，我国财政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

关于国债资金使用的效益

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如何，直接关系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问题，以及扩大举债规模的风险控制问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越高，扩张性政策的效果将越趋于“高乘数效应’的一端，同时政府扩大举债规模的安全空间越大。

要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我认为至少要掌握好如下几个层次或环节上的事项：

1.资金投入项目的合理选择和较充分的可行性论证。

2.项目建设与相关方面协调衔接关系的处理，应符合科学规划和施工合理规范的要求。

3.保证已确立的项目资金不被挪用和按进度拨付到位。

4.切实保证工程质量。

几年来，政府国债资金以及带动其他配套资金支持的建设项目和技改项目，效果总体而言是明显的。但根据国家综合部门派出的检查组对建设项目的稽查，从选项、配套规划、资金专用到工程质量，各个层次上的问题还都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比如，第一，有些建设工程

是在原有项目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决定上马的，可行性论证很不充分；第二，有的项目不按基建程序办，项目建议书还没批，就已大张旗鼓干起来；第三，有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深度不够，不具备开工条件也硬开工；第四，有的城市规划存在明显欠缺，连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的统一考虑都未做到；第五，个别项目的工程质量出现严重问题，甚至成为“豆腐渣”工程；第六，工程招投标、监理方面的地区、部门保护主义现象往往比较严重；第七，少数地区还发生了国债项目建设资金被挪用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预算内专项资金项目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对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施工管理和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建立明确的责任人制度，对在监督稽查中发现有问题的项目，在没有得到纠正之前停止拨付资金，发生挪用资金的项目，在完成整改前停拨资金和追回被挪用资金，追究责任，等等。这些稽查、监督、纠错、惩处和加强管理的措施，对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两年，国债项目资金被挪用和工程质量低下方面的问题相对减少。今后，仍有必要对相关环节高度重视，常抓不懈，因为总体而言，我们相关管理经验的不足、制度的不够完善和施工监理、质量保证体系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的差距，毕竟是必须正视的现实。关于减税问题的基本认识

关于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一大争议问题，是“为什么不实行减税政策”。按照一般逻辑，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减税和增支两大方面。1998年后，中国的财税政策却是在扩张导向下增支而不减税严格地说是不以减税为重点，究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过低，从宏观税负看，减税已无空间。发展中国家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在20—30%，发达国家的比重更高，而我国这一比重1997年只有11%左右，可以说总体上不具备减税的空间。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企业负担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和减轻负担的强烈呼声，但具体分析，其原因在于税外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同时各部门与权力环节通过“四乱”征收的财力大都是放在预算外分散掌握的，弊端丛生。所以我国现在急需对症下药加以解决的问题是清理“四乱”，整顿非税收入，降低税外负担，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而不是减税。

第二，中国现行税制结构制约着减税效应的发挥，使减税事倍功半，得不偿失。所谓税收对经济的“稳定器”作用，主要是指直接税即所得税 的调控作用，而现阶段我国的税收主体是间接税，1997年前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高达65%以上，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加也仅占16%左右。近一半的企业亏损经营，降低所得税对他们毫无意义。减免间接税，则不仅会大量减少财政收入，而且刺激经济的效果很弱，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加之间接税的减税有向下拉动物价的作用，对通货紧缩可能雪上加霜，不利于改善市场预期。

第三，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和税收环境也不宜于以实行减税为重点。目前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健全，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远没有走上规范化轨道，相当一部分企业对减税信号的反应并不灵敏。特别是长期以来通过各种越权和随意减免税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仍有一定惯性，这一类做法客观上助长了各种偷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削弱了税收的杠杆作用。管理部门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减税，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扰乱税收秩序，妨碍税收执法环境的形成与稳定。

应当指出，认为税收增长绝对不能高于ＧＤＰ增长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只有在管理体制和税制结构相对稳定、成熟的时期，税收占ＧＤＰ的比重才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而我国经济发展尚处于转型期，体制和税制均处于转轨过程中，很多因素都在剧烈变化，所以实事求是地说，不宜简单地用税收收入占ＧＤＰ比重相对稳定的框架来套中国的现实。

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税收的持续增长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前十年税收占ＧＤＰ比重下降过头之后的正常回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分权改革和减

税让利安排，使我国税收占ＧＤＰ的比重下降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10%以下，而从国际经验看，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大至为20%以上，发达国家更要高得多。经过近年来的回升调节，我国目前税收占ＧＤＰ比重也仅达到接近15%，所以说宏观税负并不高。1999年税款征收总量超过万亿元，与加大清欠力度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以前的欠税大户感到冲击很大的原因。但是要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应将弹性征收减少，加强征管力度，硬化以法律为依托的税收约束。打击走私而增加的税款，更是完全合理的。

当然，作为具体案例，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蛮横征收、“征过头税”的现象，所以提高征管队伍执法水平，加强对其监督也是当务之急。此外，也发现有“列收列支”、“贷款空转”等单纯为保证税收达标而弄虚作假的扭曲现象。一种建设性的建议是下一步在承认需要进一步健全法治、加强征管的前提下，创造配套条件，将税收指标转为像ＧＤＰ一样的预测性、指导性指标。在依法纳税、依法征税的基础上，届时可以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用短期国债调节税收预测数与实征数的差额所可能形成的财政收支缺口。

虽然从总体上说，中国目前减税空间不大，但并不排除在具体项目上的税收减免，如近年已出台的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暂停征收、企业投资抵免新增所得税40%等政策，都会产生鼓励投资、刺激消费的积极效应。

关于国债风险问题的探讨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国债规模随赤字规模及其他变动因素而扩大之后，是否仍控制在适度区间内和是否能保证财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也与政策的总体效果的考察紧密相关。从名义指标看，我国财政虽然处于困难境况，但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1998年末债务余额占ＧＤＰ的比重约为10.3%，如果再加上当年用于补充国有独资银行资本金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这一比重也不过13.6%左右，明显低于大多数国家的同一比重。目前，国债余额／ＧＤＰ比重虽有所上升，但仍未达到20%。我国的主要问题，是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当年举债额／当年支出额 偏高已在70%左右，以及名义指标远不足以反映现实情况。对此，看来应至少考虑到如下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首先，国债余额／ＧＤＰ比重是一个更为全面、综合地反映一国举债潜力的指标，我国在这一指标很低的情况下却出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的情况，与现时体制因素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等 和政府财力分散程度相当大量的预算外政府性资金不在债务依存度指标的分母中反映 关系很大。

第二，这几年增发国债用于政府投资，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反周期财政措施，并不意味着长期所持的控制债务规模、压缩赤字的原则被放弃，换言之，这种反周期应急举措决不可引为常例，放开手脚年年使用。

第三，举债扩大投资规模的支出安排同样具有支出刚性即“棘轮效应”，抬高了的支出基数和建设盘子，会形成要求后续有更多财力投入的压力，也包括安排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因此必须精心协调衔接短期调节与中长期发展，合理运筹资金，避免形成过于陡峭的偿债高峰以至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和支出盘子难以为继状况。当前条件下增发国债，应当多发长期债如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长，利用低通胀的时机降低国债筹资的总成本。第四，举债筹得的资金如何合理运用，使之产生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一个关键问题。前已述及，应当承认这方面我们的管理水平还不高，经验还相当有限，有必要充分重视、切实改进，探索专项国债形式，强化国债资金使用的通盘科学规划、可行性研究与贯穿全过程的严格的责任制。

第五，现时中央财政的脆弱性值得引起高度关注，要通过必要的体制调整和加强管理措施，扭转中央财政本级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连年下降局面，增强中央财政的调控实力。最后，从更宽广的范围考虑，应当承认，我国名义上的赤字、国债指标远远未能反映现实情

况的全貌，所以名义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必须与隐性的赤字与国债同时考虑，或者说，名义规模扩大，实际上必然缩小在安全区内消化和弥补公共部门隐性赤字与隐性国债，如各级政府欠发工资、粮食系统亏损挂账、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亏空，还有各部门、地方举借的性质类同于主权债的债务等，及政府或有债务，如养老基金空账、农村互助合作基金死账的可用空间和调节余地。对这方面的问题，必须予以充分重视，通过综合治理、配套改革，来逐步化解风险，“标本兼治”地求得解决。如果仅看名义赤字、国债指标而得出的“我国发债空间还很大”的结论，极易把宏观调控引入误区，即把本应预留于“治本”操作如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发债空间，在治标时就消耗殆尽。

总之，在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适当扩大的同时，必须强化风险意识与防范机制，全面把握现实情况，精心和稳妥地把握赤字与举债的合理数量界限，并在国债规模总量扩张的同时，对国债结构作合理调整，以及反周期应急举措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和深化改革的衔接，通过反周期调节争取赢得克服体制、结构等方面深层矛盾的时间和条件，以及财政经济良性循环的综合环境，这样才有可能迎来国民经济的新一轮高速增长。

第五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构性减税仍是焦点

2014年7月22日星期二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定调：积极的财政政策仍将持续。会议指出明年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记者获悉，营改增扩围和企业所得税减税或将成明年减税重点。而在财政支出方面，会议则要求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

继2012年后，结构性减税将作为2014年积极财政政策核心贯彻执行。对此，社科院财经院专家说，根据测算，2014年结构性减税的额度大概为900亿元，其中增值税和个税减税发挥了最大作用。而对于明年减税重点，营改增的进一步扩围和企业所得税减税则将是重要方向。

营改增是目前最大的一项结构性减税，社科院表示，今年营改增带来的减税额度约为500亿元。而据国税总局测算，改革向全国扩围后带来的减税总规模将超千亿。

记者从国税总局相关人士处获悉，明年通信业将很快纳入改革范围，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营改增或将随后稳步展开。

在财政支出方面，目前经济建设投资类支出占宏观财政支出的比重已接近40%，而医疗和社保就业等支出占比仅为20%。专家预计，未来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将是投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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