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的积极财政政策（模版）

第一篇：论中国特色的积极财政政策（模版）

论中国特色的积极财政政策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2017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综合研判国际国内经济形势、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着眼于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而作出的科学抉择，也是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指导下，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科学高效，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蕴含着提高治理效能的深意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市场活力持续释放，新动能不断成长壮大。但也要看到，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各种风险隐患不少。

从国际看，国际金融危机阴霾仍未散去，2016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降至7年来最低，世界经济结构性调整的长进程仍未到头。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强化、经济全球化风向逆转、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民粹主义蔓延、地缘冲突增多等一系列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凸显，全球风险明显扩大。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表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需增强，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面临较多困难，金融、投资、外贸等领域遭遇挑战，人民群众对住房、教育、医疗、养老、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等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妥善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解决预期不稳定等问题的难度在加大。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应了在复杂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实现更好发展的要求，是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完成各项既定目标的有效举措。“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的要求，蕴含着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深意，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财政领域的生动体现。所谓“积极”，就是要积极主动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增强财政政策的预见性和预防性，而不是被动应付、见招拆招。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的财政，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应对国内外各种不确定性，化解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风险，防患于未然，而不是等到风险甚至危机发生后才仓促应对。所谓“有效”，就是要抓住关键环节、关键问题，精准发力、对症下药，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在当前经济增速换挡期，财政政策更要发挥“定海神针”作用，持续不断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确定性”，稳住大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有效落实。

实现了财政政策思路的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重大论断，标志着我们党对财政运行规律和我国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也刷新了我们对财政政策功能定位的认识，实现了财政政策思路的创新。

从关注总量性问题转向更加关注解决结构性问题。在宏观经济教科书和流行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都是把财政政策作为一个总量性变量来讨论的，把财政放到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中予以分析，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是扩大社会总需求。而当前我国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结构性问题。习近平同志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判断一针见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因此，当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着力点在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调结构的功能更强大。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从关注总量性问题转向更加关注解决结构性问题，所以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

从侧重解决经济问题转向综合施策。过去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围绕宏观经济做文章，不是“拉”增速，就是“稳”增速。然而，经济增长并不是发展的全部。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工具，积极财政政策只着眼于解决经济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在经济、社会关联日益紧密的新形势下，仅仅着眼于经济也难以解决好经济问题。积极财政政策只有把视野拓展到经济之外，注重综合施策，才能维护好经济、社会“双稳”的局面。习近平同志指出“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这是对民生与发展关系的精辟论述，也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指明了方向。财政加大对基本民生保障、扶贫、教育、文化、健康、生态文明等重点领域的投入，增强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实际上改善的是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体现。从这点来看，财政政策不只是经济政策，也是社会政策，通过民生保障和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劳动者素质提高，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夯实基础；还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激励政策，通过税收、基金、补贴等政策手段产生分配激励、市场激励、行为激励和社会激励，既能激励科技人员发明创造和企业、个人创新创业，也能激励地方改革创新，还能激发社会活力，实现发展既“长个子”又“长精神”。

从倚重赤字和债务转向优化财政收支结构。过去，人们对积极财政政策往往以赤字率多高、政府债务多大来衡量。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形下，提高赤字率、扩大债务能有效扩大社会总需求。但要解决结构性问题，这一思路就不再管用。而且，如果过度提高赤字率和债务，还会加剧财政风险。结构性问题必须用结构性办法来解决，应通过财政收支结构的优化拓展财政政策空间。正是基于这种思路，2017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将保持3%的赤字率，在减税降费的同时，中央和地方财政通过合理安排预算、盘活存量资金，确保重点支出强度不减。

从偏向宏观调控转向公共风险管理。从本质上说，宏观调控是政府的一种短期的、应急式的公共风险干预，是公共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不仅要及时化解公共风险，而且要完善公共风险管理，防范公共风险的产生和累积。当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跳出了传统的宏观调控思维，在充分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的基础上，把财政政策纳入国家公共风险管理体系中，从偏重于当期风险化解转向风险管理，在防范长期性风险和战略性风险的同时化解短期性风险。

在把握稳与进的平衡中提高政策实施效果

稳中求进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也是做好财政工作的方法论。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在把握稳与进的平衡中提高政策实施效果。

稳大局：注入确定性，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预期。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是减少经济社会运行中的不确定性，防范化解公共风险，避免公共危机。注入确定性，是积极财政政策坚持稳中求进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为市场运行注入确定性，减少实体经济内部、虚拟经济内部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不确定性，稳定国民经济；为社会运行注入确定性，降低消费、就业和社会心理的不确定性，保障民生，稳定民心；为改革注入确定性，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定位，大力推动改革。稳大局，还要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预期。良好社会预期是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石。对市场和社会环境有良好预期，人们就会有动力、有耐心去从事创新创业活动。而悲观的预期则会导致市场主体行为的短期化，倾向于投机炒作赚快钱。要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预期，首先要保证财政政策信号清晰，各项政策措施越明确、落实越有力，社会预期就越好。其次要精准施策，政策措施一旦出台就不能“翻烧饼”，也不宜频频出招，防止政策多变、频出而扰乱预期。最后要树立底线思维。充分考虑现实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有预案、有底线，给经济社会主体吃下“定心丸”。

谋进取：推动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结构性失衡的根源是资源错配、效率低下，产生大量无效供给，而优质供给不足。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是“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施策、积极有效。一方面，积极支持“三去一降一补”政策的落实，并着力做好职工分流、培训、安置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实施减税降费、鼓励研发创新、支持普惠金融、扶持中小微企业、改革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等措施，为市场机制发挥自组织功能创造条件，通过市场力量来矫正结构性失衡。与传统的扩张性政策不同，当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是政府直接发力扩大需求，而是通过激发市场活力来间接发挥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扩大优质供给；不是通过政策来替代市场，而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是单打一，而是认识和把握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的系统联动关系，发挥财政政策在这些方面的整体效能。

深入理解当前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需要破除三个认识误区

误区一：积极财政政策只是需求管理的一个工具。很多人谈到当前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往往将其放在凯恩斯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需求管理的一个工具来看待。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当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显然不是凯恩斯理论分析框架中的那种政策，而是一种涉及经济、社会乃至整个国家治理的多维度的财政政策，可称之为“结构性的政策”。从总量性的政策转向结构性的政策，与之相伴随的还有一个转变，就是从单纯经济政策转变为综合性政策。这使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更加丰富、实现形式更加多样化，如产业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盘活存量资金、打破支出结构固化等，都是作为政策工具来使用的。同时，当前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注重与全面深化改革协调配合，财政预算安排突出重点、有保有压，着眼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见，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大大超越了需求管理工具的传统定位，成为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工具，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

误区二：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会导致风险失控，甚至发生财政危机。2016年，我国年初预算安排全国财政赤字2.18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1.4万亿元，地方财政赤字7800亿元。考虑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隐形债务等，有人认为我国目前的实际赤字率和负债率已经很高，2017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会导致风险失控。实际上，从2017年国家预算安排来看，财政赤字率保持3%的水平不变，财政赤字规模2.38万亿元，这一规模是适度的，绝非大肆扩张。在债务方面，2016年末，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约为27.33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GDP初步核算数计算，负债率约为36.7%。即使考虑或有负债，综合估计我国政府负债率约为40%。这在世界上属于较低水平，而且也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虽然地方的债务水平较高、还债压力不轻，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社保基金支付困难、财政压力较大的问题，但这属于短期和局部困难，谈不上发生地方财政危机。从资产看，地方债务形成了大量优质资产，虽然在财务上不是都能变现的资产，但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有实实在在的作用，今天的债务将换来明天的增长，加上大量可变现的国有资产资源，足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风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强化风险管理。加强地方债务管理，提高债务支出绩效，本来就是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之一。

误区三：企业反映税收负担重，积极财政政策不是“真积极”。最近，有学者提出“死亡税率”，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与此相联系的是，有人认为我国当前的减税措施不是真减税，积极财政政策不是“真积极”。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我国近年来实施了一系列减税措施，特别是2016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全年降低企业税负5700多亿元，这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减税。为了支持减税降费，各级政府坚持过紧日子，逐年压缩一般性支出。但是具体到每个企业，受投资周期、资本构成、盈利能力及其自身经营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获得感肯定有差异。如果我国真有所谓的“死亡税率”，那为何每天新增企业数达到1.5万户，数不胜数的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我国经济增速仍在世界名列前茅？所以，“死亡税率”的提法并无科学依据。给企业减税降费，是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措施。从2017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方案来看，会进一步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全年再减少企业税负3500亿元左右、涉企收费约2000亿元，让市场主体更有获得感。需要强调的是，减税降费是为了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活力，并不是为了维持“僵尸企业”。企业优胜劣汰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法则。

第二篇：积极财政政策

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一)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增加中央基建投资，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及农村民生工程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

(二)促进扩大消费需求。加大对家电下乡、农机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老旧汽车报废更新的补贴力度，积极开拓农村消费市场。

(三)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调整小规模纳税人标准，降低征收率。

(四)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大力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实行有利于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的财税政策，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支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二、大力支持农村改革发展

(五)继续加大“三农”投入。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

(六)加强和完善促进农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七)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推动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环境综合整治投入。

(八)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加快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三、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九)推动教育优先发展。

(十)加快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积极支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十一)积极促进就业再就业。支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大财政投入。

(十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十三)支持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十四)推进文化事业发展。(十五)积极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十六)维护公共安全。

(十七)支持科技创新。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力度，保障科技重大专项实施。(十八)推进节能减排。增加节能减排投入。(十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

(二十)深化预算制度改革。(二十一)完善财政体制。(二十二)改革完善税收制度。(二十四)加强财政法制建设。(二十五)严格预算管理。(二十六)狠抓增收节支。(二十七)严格财政监督。(二十九)加快财政管理信息化建设。

(三十一)严格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管理。(三十二)深入开展双边、多边财经交流与合作。

积极财政政策凸显四大特点。

首先是加大投资力度，优化投资结构。

其次是推进税制改革，实行减税政策，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

此外，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积极财政政策中居突出位置。

积极财政政策还释放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信号。

第三篇：积极财政政策效应评析

积极财政政策效应评析

我国实施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不断有研究者提出，这一宏观政策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国外也有人士表示担心，中国近年大规模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扩大支出，是否会产生挤出效应。

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减少。它将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挤出效应并不是在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调节时必然要发生的。具体到中国近四年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来看，依据对经济运行各项指标的分析，在我国出现挤出效应的观点尚得不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这可以从增发国债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来考察：

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我国自1996年5月以来，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不是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而中央银行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价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水平的下降。

第二，增发国债对借贷资金量的影响。增发国债没有与民间竞争有限的资金。几年来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超过70%，存在较大的存贷差额。商业银行近年的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收益较低、预期不好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而且这种过剩是在满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过剩。

从实际经济运行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或利润率 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引起民间投资规模的增加。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很可能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生态环境保护、高速公路、铁路、供水和机场、粮库、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第三，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这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确定。某项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还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比如国家用于食品和药品检验的支出，既减少了私人的检疫支出，又可增加私人对食品和医药的支出。有关部门通过财政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分析发现，我国财政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

关于国债资金使用的效益

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如何，直接关系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问题，以及扩大举债规模的风险控制问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越高，扩张性政策的效果将越趋于“高乘数效应’的一端，同时政府扩大举债规模的安全空间越大。

要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我认为至少要掌握好如下几个层次或环节上的事项：

1.资金投入项目的合理选择和较充分的可行性论证。

2.项目建设与相关方面协调衔接关系的处理，应符合科学规划和施工合理规范的要求。

3.保证已确立的项目资金不被挪用和按进度拨付到位。

4.切实保证工程质量。

几年来，政府国债资金以及带动其他配套资金支持的建设项目和技改项目，效果总体而言是明显的。但根据国家综合部门派出的检查组对建设项目的稽查，从选项、配套规划、资金专用到工程质量，各个层次上的问题还都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比如，第一，有些建设工程

是在原有项目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决定上马的，可行性论证很不充分；第二，有的项目不按基建程序办，项目建议书还没批，就已大张旗鼓干起来；第三，有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深度不够，不具备开工条件也硬开工；第四，有的城市规划存在明显欠缺，连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的统一考虑都未做到；第五，个别项目的工程质量出现严重问题，甚至成为“豆腐渣”工程；第六，工程招投标、监理方面的地区、部门保护主义现象往往比较严重；第七，少数地区还发生了国债项目建设资金被挪用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预算内专项资金项目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对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施工管理和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建立明确的责任人制度，对在监督稽查中发现有问题的项目，在没有得到纠正之前停止拨付资金，发生挪用资金的项目，在完成整改前停拨资金和追回被挪用资金，追究责任，等等。这些稽查、监督、纠错、惩处和加强管理的措施，对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两年，国债项目资金被挪用和工程质量低下方面的问题相对减少。今后，仍有必要对相关环节高度重视，常抓不懈，因为总体而言，我们相关管理经验的不足、制度的不够完善和施工监理、质量保证体系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的差距，毕竟是必须正视的现实。关于减税问题的基本认识

关于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一大争议问题，是“为什么不实行减税政策”。按照一般逻辑，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减税和增支两大方面。1998年后，中国的财税政策却是在扩张导向下增支而不减税严格地说是不以减税为重点，究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过低，从宏观税负看，减税已无空间。发展中国家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在20—30%，发达国家的比重更高，而我国这一比重1997年只有11%左右，可以说总体上不具备减税的空间。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企业负担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和减轻负担的强烈呼声，但具体分析，其原因在于税外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同时各部门与权力环节通过“四乱”征收的财力大都是放在预算外分散掌握的，弊端丛生。所以我国现在急需对症下药加以解决的问题是清理“四乱”，整顿非税收入，降低税外负担，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而不是减税。

第二，中国现行税制结构制约着减税效应的发挥，使减税事倍功半，得不偿失。所谓税收对经济的“稳定器”作用，主要是指直接税即所得税 的调控作用，而现阶段我国的税收主体是间接税，1997年前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高达65%以上，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加也仅占16%左右。近一半的企业亏损经营，降低所得税对他们毫无意义。减免间接税，则不仅会大量减少财政收入，而且刺激经济的效果很弱，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加之间接税的减税有向下拉动物价的作用，对通货紧缩可能雪上加霜，不利于改善市场预期。

第三，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和税收环境也不宜于以实行减税为重点。目前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健全，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远没有走上规范化轨道，相当一部分企业对减税信号的反应并不灵敏。特别是长期以来通过各种越权和随意减免税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仍有一定惯性，这一类做法客观上助长了各种偷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削弱了税收的杠杆作用。管理部门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减税，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扰乱税收秩序，妨碍税收执法环境的形成与稳定。

应当指出，认为税收增长绝对不能高于ＧＤＰ增长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只有在管理体制和税制结构相对稳定、成熟的时期，税收占ＧＤＰ的比重才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而我国经济发展尚处于转型期，体制和税制均处于转轨过程中，很多因素都在剧烈变化，所以实事求是地说，不宜简单地用税收收入占ＧＤＰ比重相对稳定的框架来套中国的现实。

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税收的持续增长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前十年税收占ＧＤＰ比重下降过头之后的正常回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分权改革和减

税让利安排，使我国税收占ＧＤＰ的比重下降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10%以下，而从国际经验看，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大至为20%以上，发达国家更要高得多。经过近年来的回升调节，我国目前税收占ＧＤＰ比重也仅达到接近15%，所以说宏观税负并不高。1999年税款征收总量超过万亿元，与加大清欠力度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以前的欠税大户感到冲击很大的原因。但是要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应将弹性征收减少，加强征管力度，硬化以法律为依托的税收约束。打击走私而增加的税款，更是完全合理的。

当然，作为具体案例，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蛮横征收、“征过头税”的现象，所以提高征管队伍执法水平，加强对其监督也是当务之急。此外，也发现有“列收列支”、“贷款空转”等单纯为保证税收达标而弄虚作假的扭曲现象。一种建设性的建议是下一步在承认需要进一步健全法治、加强征管的前提下，创造配套条件，将税收指标转为像ＧＤＰ一样的预测性、指导性指标。在依法纳税、依法征税的基础上，届时可以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用短期国债调节税收预测数与实征数的差额所可能形成的财政收支缺口。

虽然从总体上说，中国目前减税空间不大，但并不排除在具体项目上的税收减免，如近年已出台的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暂停征收、企业投资抵免新增所得税40%等政策，都会产生鼓励投资、刺激消费的积极效应。

关于国债风险问题的探讨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国债规模随赤字规模及其他变动因素而扩大之后，是否仍控制在适度区间内和是否能保证财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也与政策的总体效果的考察紧密相关。从名义指标看，我国财政虽然处于困难境况，但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1998年末债务余额占ＧＤＰ的比重约为10.3%，如果再加上当年用于补充国有独资银行资本金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这一比重也不过13.6%左右，明显低于大多数国家的同一比重。目前，国债余额／ＧＤＰ比重虽有所上升，但仍未达到20%。我国的主要问题，是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当年举债额／当年支出额 偏高已在70%左右，以及名义指标远不足以反映现实情况。对此，看来应至少考虑到如下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首先，国债余额／ＧＤＰ比重是一个更为全面、综合地反映一国举债潜力的指标，我国在这一指标很低的情况下却出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的情况，与现时体制因素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等 和政府财力分散程度相当大量的预算外政府性资金不在债务依存度指标的分母中反映 关系很大。

第二，这几年增发国债用于政府投资，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反周期财政措施，并不意味着长期所持的控制债务规模、压缩赤字的原则被放弃，换言之，这种反周期应急举措决不可引为常例，放开手脚年年使用。

第三，举债扩大投资规模的支出安排同样具有支出刚性即“棘轮效应”，抬高了的支出基数和建设盘子，会形成要求后续有更多财力投入的压力，也包括安排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因此必须精心协调衔接短期调节与中长期发展，合理运筹资金，避免形成过于陡峭的偿债高峰以至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和支出盘子难以为继状况。当前条件下增发国债，应当多发长期债如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长，利用低通胀的时机降低国债筹资的总成本。第四，举债筹得的资金如何合理运用，使之产生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一个关键问题。前已述及，应当承认这方面我们的管理水平还不高，经验还相当有限，有必要充分重视、切实改进，探索专项国债形式，强化国债资金使用的通盘科学规划、可行性研究与贯穿全过程的严格的责任制。

第五，现时中央财政的脆弱性值得引起高度关注，要通过必要的体制调整和加强管理措施，扭转中央财政本级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连年下降局面，增强中央财政的调控实力。最后，从更宽广的范围考虑，应当承认，我国名义上的赤字、国债指标远远未能反映现实情

况的全貌，所以名义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必须与隐性的赤字与国债同时考虑，或者说，名义规模扩大，实际上必然缩小在安全区内消化和弥补公共部门隐性赤字与隐性国债，如各级政府欠发工资、粮食系统亏损挂账、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亏空，还有各部门、地方举借的性质类同于主权债的债务等，及政府或有债务，如养老基金空账、农村互助合作基金死账的可用空间和调节余地。对这方面的问题，必须予以充分重视，通过综合治理、配套改革，来逐步化解风险，“标本兼治”地求得解决。如果仅看名义赤字、国债指标而得出的“我国发债空间还很大”的结论，极易把宏观调控引入误区，即把本应预留于“治本”操作如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发债空间，在治标时就消耗殆尽。

总之，在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适当扩大的同时，必须强化风险意识与防范机制，全面把握现实情况，精心和稳妥地把握赤字与举债的合理数量界限，并在国债规模总量扩张的同时，对国债结构作合理调整，以及反周期应急举措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和深化改革的衔接，通过反周期调节争取赢得克服体制、结构等方面深层矛盾的时间和条件，以及财政经济良性循环的综合环境，这样才有可能迎来国民经济的新一轮高速增长。

第四篇：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精选）

中文摘要：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有几年的时间,对抑制通货滞胀,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此引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因此，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迫在眉睫。

关键字：积极财政政策经济增长 影响

前言

2009年,积极财政政策已然成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最重要的调控手段.目前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发挥了此较好的效果,但在实施过程中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鉴于我国经济增长回升的基础尚不牢固,未来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很多,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切实落实中央制定的积极财政政策,而且宜将其向结构优化和发挥带动效应方面偏移.短期看,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是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长远看,重点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核心是实行“均等化”的社会领域改革,从而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创造条件。

一． 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分析

(一)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一方面，每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大量的项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发行1000亿―15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仅从1998年至2004年7月间，累计发行9100亿元。但财政的这种资本性支出的带动作用更大。在中国，政府资金具有引导效应，比如政府上一个项目，银行就争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财政政策虽然能直接刺激投资，但往往因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而使其效果打折扣。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特定的体制原因，中国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是几乎没有“挤出效应”的。

(二)“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

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宏观政策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相关部门看来，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货膨胀又能防止通货紧缩的政策，即适中的货币政策。但从事后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倒不是我们名义上采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在实际操作时违其原意，即货币供应量仍加速增长(积极货币政策的最重要表现)，相反，我们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期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加的并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稳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实的“稳健”；但近些年来我国的M2/GDP越来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后迅速增加，粗略估计当前为2左右，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以来八次调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后就有五次。

二．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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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宏观管理平衡

1998年第四季度,我国开始实施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至2003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8000亿元,主要用语基础设施建设,这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弥补了政府投资资金来源不足,建设了一大批多年想建设而没有能力建设的大型水利,交通骨干网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为今后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围绕着工业超高速度增长和其他一系列宏观失衡问题,宏观控制的中心任务是抑制总需求,紧缩信贷和财政成为抑制总需求的主要政策措施。去年年底,我们对经济形势作了综合分析,得出全面紧缩过度导致货币供应不足和需求不足并进一步导致生产萎缩的结论。一些同志则持相反的看法,认为银根抽而不紧,国民经济仍处于低热状态,今年头两个月工业增长速度陡然下降主要是“资源短缺”造成的。对形势判断的这种分歧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观察形势所依据的理论分歧。

（二）影响消费需求相对不足

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收入是最直接、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且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中国的消费水平低关键一是因为相当比例的居民收入低、钱少甚至因失业无钱可花；二是经济负担重，仅有的钱不敢花。今年以来，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态势继续扩大，当前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今年前3个季度，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51.1％，而在20世纪80年代曾达到62％。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日益突显。

（三）增加中央财政负担

由于连续多年发行国债,国债余额已从1998年占ＧＤＰ的比重只有10%,上升到2002年的18.3%,快要达到国际公认的20%警戒线。不仅如此,我国的国债偿还不像有些国家债务由中央和地方分级负担,而是多集中在中央,债务由中央财政负担。所以推行持续的财政政策,极不利于中央财政的收支平衡。

（四）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财政制度的改革

由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基本上偏重于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使长期未解决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化,更影响国家财政体制改革。另一方面,由于国债的投入基本上是政府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国有资本,这就削弱了民间资本的投入,从而使得拥有民间储蓄达7万多亿元的资本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充分发掘民有资本的发展空间,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弹性，主要是减少一般经营性支出，扩张基础设施、文教卫生、社会保障投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为了不加大财政需求与财政支付能力之间的沟壑，财政调整是必然。变现部分国有资产以充实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看上去是个不错的选择，但这个思路性的对策应当避免沦陷于纯技术性的误区，谁能保证社会保障资金在受益人兑取时毫发未损呢？财政制度的安排当然应赋予财政调整一个权能范围。

（五）积极财政政策会导致“挤出效应”

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大小，决定于市场经济中的多种因素，如用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模型，即“IS-LM”模型分析，它决定于IS和LM曲线的斜率。斜率主要反映的是市场经济中私人投资对利率变动的反映程度。由于投资是利率水平的减函数，投资对利率的变动十分敏感，通常所讲的投资利率的弹性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就大；投资利率的弹性小，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就小。如利率不变，即在凯恩斯陷阱区域，挤出效应为零。如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利率上升的非常高，即在古典区域，挤出效应将无限大，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等于零。在一个完全由政府配置资源的市场，挤出效应问题不存在，因为政府支出的变化，不受利率水平的影响。

（六）积极的财政政策通常是扩张性政策,是“赤字政策”,其结果会导致财政赤字上升和国家债务增加

为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多支出点,资金从哪儿来?我们可以从未来的收入中透支出点,这就要发国债,但是发行国债要还本付息,一年年未还清的债务累积成债务净存量,债务净存量所要支付的利息又构成政府预算支出中很大一部分,为偿还国债政府会增加税收或用本国产品偿还外债利息,这必然会导致下一代人负担增加,特别是在充分就业时期,增加公债不能使资本形成,反而引起投资下降,也对公民造成负担。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干预经济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有很多过度依赖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教训。赤字政策是一项短期政策,但他不能长期使用,长期使用国债投资手段还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效率也差,而且容易产生腐败,而且国债的偿还能力总是有限的。

三．关于我国经济财政政策的走势分析：

（一）“控物价、稳需求、防风险”是经济工作的重点

控物价，就是要保证有效供给，特别是食品、煤、电、油、气、运的供给，减缓输入型通胀压力，稳定通胀预期，防止出现全面通胀。一是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增加农业生产补贴，完善和落实对生活困难群众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补贴。二是从紧货币政策必须坚持，遏制货币过快增长，提高资金使用成本，防止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转变为需求拉动型通胀。三是适时适度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减轻输入型通胀压力。四是不失时机地推进资源和环境价格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增长方式粗放和资源消耗过大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

稳需求，就是要把握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抑制物价过快上涨”的平衡点，稳定出口和投资需求，防止经济过快惯性下滑。一是着力提高城乡居民实际收入，降低储蓄存款利息税率。二是在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的基础上，适时适度灵活调整信贷政策，稳定投资。在信贷规模严格按季度、按地区控制下，信贷大多投向了大企业、大城市，而效益好就业多的中小企业难以得到贷款，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应灵活调整信贷政策，支持

支柱产业发展。三是稳定出口需求，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退税率，对冲汇率升值对出口带来的影响。

防风险，就是要稳定资本市场，加强外汇监管，积极应对热钱大进大出。既要防热钱加速流入，又要随时防范在美元升值趋势明朗以后，以中国高通胀、房地产价格泡沫等情况为由，引导人民币贬值预期，从而促发资本的大规模流出。一要加强外汇监管，尤其是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监测与管理，加快构建金融危机预警体系，提早研究应对热钱流出的预案，提升对资本冲击型危机的预警和应对能力。二要通过人民币有升有贬的“双向波动”，打破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三要在热钱大规模流动时，采取征收外汇兑换“托宾税”、外汇存款准备金零利率等政策加以控制。

（二）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全国人大财经委在其分析文章中指出，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仍然要坚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要根据情况变化，在具体执行中进行调整。在继续收紧银根、控制银行信贷的情况下，应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拓宽融资渠道，缓解目前企业资金偏紧的问题。建议加速发展债券市场，进一步扩大公司债券、企业债券发行规模，适时允许省级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和定向灾后重建债券，加快发展非银行金融业务。出台新的货币政策需要充分考虑市场预期的因素，应做好解释工作，把握好出台时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引起金融市场大的波动。为防止经济出现大幅下滑，可以发挥财政政策稳定消费需求的作用，建议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储蓄存款利息税税率，增加居民实际收入。为缓解企业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可以降低收费公路通行费等税费标准，对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的企业加大税收减免和抵扣。在全国范围内尽快推广增值税转型改革。

四．纠正上述不利因素的对策探讨

（一）提高认识

在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自1998年以来已快五年,尽管成绩显著,但带来的问题不少,应当引起重视,一定要看到我国连续数年发行的国债,占ＧＤＰ总额比重已逼近国际警戒线;还债的任务主要是靠中央财政。这就要求我国的财政政策,从积极的财政政策框架中跳出来,变成适度的稳健的财政政策。所谓适度,就是要通过综合性的财政决策实现既不增加中央财政负担又能拉动经济增长,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只有这样去认识和处理问题,才不会把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长期实施的政策。

（二）要充实提高

根据我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今后在继续实施这一政策时:一是在国债投资的方向上要充实提高,既要在适度扩大发行国债筹集资金用于拉动投资需求、拉动整个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要使投资最大可能提高城乡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千方百计增加就业,使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得到提高,以扩大消费需求,抑制通货滞胀。二是在发挥财政政策

功能上,进行结构性调整。有人认为减税是调整财政政策功能的一个方向,应当抓住时机进行。我们认为:当前按照我国的国情,不适宜采取全面减税的措施。这是因为我国税制以间接税为主,而间接税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再加上我国的税收水平并不很高,只达到国际中等水平,尤其是在我国经济结构还极不合理、投资机制不完善、通货紧缩仍然存在的形势下,如果全面减税,不仅会加速企业盲目投资,带来经济结构更加失衡,而且一旦在价格竞争的市场上商品出现更多的积压,将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通货滞胀,但这并不等于说税制不应该进行适当调整。我们认为,一旦时机成熟,就应当尽快改革和完善增殖税、企业所得税。

五．结论与建议

积极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有利也有弊。我们不应期待一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的呼声不断,但是根据我国具体情况,这一目标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所以我国在使用国债投资手段的同时,我们应该把非国债手段逐步使用起来,强化起来,进一步启动非政府的社会投资、居民消费,使其经过一个过程形成停发国债后仍能有扩张下去的势头,并最终形成消费与投资自主扩张的机制。

参考文献

[1]彭思思：《国家积极财政科技投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于CGE模型的研究》，《经济问题探索》, 2010.[2] 刘树成：《通货紧缩：既不能估计不足亦不可估计过重》，《经济研究》,1999,(10).[3]景普秋：《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科学》，2000

[4]朱红恒：《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维普资讯网

[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第五篇：积极财政政策再发力

积极财政政策再发力

2013年3月7日 来源：经济日报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中的作用。一是适当增加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二是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三是着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四是继续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财政政策在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节分配、促进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先后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财政政策和新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积极财政政策作为一种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操作，主要表现为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以及扩大财政赤字来刺激社会总需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及时调整政策取向，通过扩大和优化政府公共投资结构，实施结构性减税，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贯彻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

基调——积极而为“组合拳”

在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宏观调控背景下，为了减轻企业和居民税负、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实施

尽管受到财政收入增长回落的不利影响，2012年，我国财政政策继续延续积极基调，加大了支出力度和结构性减税力度，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多举措促进投资及外贸稳定增长。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2012年呈现出更加积极、更有重点、更注重结构调整等特点。

不撒胡椒面，不搞一刀切。2012年的财政政策更加突出重点支持和结构调整。一方面，政府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文化、中心区域城市建设等领域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结构性减税步伐也有所迈进。

财政宏观调控作用在2012年得以有效发挥。坚持统筹兼顾，注重综合平衡，将扩大内需特别是刺激消费需求，与扩大出口、增加有效供给相结合；将短期调控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民生持续改善相结合。进而加强了财政的科学化管理，合理把握住政策的实施力度与节奏，将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控制在安全水平，保持了财政稳健运行和可持续性。

2013年，在财政收支矛盾将十分突出的背景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再发力，通过适当增加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保持必要的支出力度，继续为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保驾护航。

结构性减税的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以营改增为着力点的税制改革将逐步完善，包括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清理取消不合理的收费项目，降低收费标准；适当降低部分能源资源和关键零部件、原材料产品的进口关税等。

财政支出结构将进一步优化，按照“突出重点，积极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增加对教育、卫生、社保等民生领域的投入，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努力节约行政经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

亮点——支出重在“惠民生”

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的支出不断加大

近年来，我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坚持民生优先，大幅度增加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2年的5年间，中央公共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累计16.89万亿元，年均增长21.1%，占中央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稳定在三分之二以上。

具体来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从2007年的3.12%提高到2012年的4%，有力地促进了教育改革发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问题在制度上基本得到解决。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5年累计2.52万亿元，年均增长29.3%，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全民医保基本实现。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5年基本建成1800多万套，覆盖面提高到12.5%；农村危房改造竣工900万户。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覆盖，1.3亿60岁以上老人按月领取养老金。支持就业和创业力度不断加大，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形成，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初步形成。稳步推进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明显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文化事业产业健康发展。

今年的财政预算报告显示，2013年，对民生领域倾斜力度将继续扩大，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重点支出领域的财政保障力度将不断加大。2013年，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15712.5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13.5%，比上年执行数增长9.6%；用在公共交通运输、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等方面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支出安排合计17150.03亿元。

纵深——管好用好“钱袋子”

只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管好用好“钱袋子”，才能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如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政管理，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在财政体制方面，要加快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主体功能区建设。包括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结合营改增进程研究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等。

在预算制度方面，完善预算收支管理制度，进一步增强预算的完整性、透明度和有效性。包括健全政府预算体系，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继续完善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推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加快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等。

在税制改革方面，推进税收制度改革，促进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包括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进一步优化增值税制度；推进资源税改革，扩大资源税从价计征范围；完善消费税制度，研究将部分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产品纳入征税范围；积极构建地方税体系；积极发挥财税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此外，还将继续加强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如加强重大民生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坚决制止一些地方违法违规融资和担保承诺行为，逐步将地方债务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厉行勤俭节约，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加强监督检查，保障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重大财税政策有效落实，建设稳固、可持续的国家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