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要坚定不移的反腐败

第一篇：中国为什么要坚定不移的反腐败

中国为什么要坚定不移的反腐败？

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败态度鲜明，意志坚定。反腐败的力度、速度、幅度空前提高，反腐败的成效有目共睹。徐才厚、苏荣等接连被调查处理，大“老虎”频频落马，开除党籍者大有人在彰显了中央的反腐决心。

中国为什么要如此迫切的刻骨铭心的反腐败呢？我想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反腐败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之一。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和腐败水火不容。腐败动摇的是党的执政基础，中央一再强调，反腐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还有比生死更为重要的事情吗？关乎党的生死也就不能拖、不能缓、不能软，坚定不移的反腐败也就必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腐败的滋生蔓延，不仅仅影响党的形象声誉，更是导致制度废弛，纪律涣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使得党内一盘散沙，形不成任何的凝聚力、战斗力。

第二，反腐败是最大的民意之一。古语讲“得民心者的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腐败必然侵害群众的利益，特权横行，钱权交易，社会不均、不公、不平等问题必然突出。近些年来，关于反腐败问题，整个社会对反腐败的关注度、支持度空前高涨，一个方面表明腐败问题确实严峻；另一个方面，也表明反腐败是重大民意。反腐败既然是民意，那就需要有力地回应。我们党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能力水平已

经得到证实。目前，党能不能取信于民，在反腐败问题上能不能交出一份优秀的答卷，就显得格外突出和重要。

第三，反腐败符合中国的根本长远利益。腐败会使一个国家和民族丧失精神的追求，丧失凝聚力、战斗力。我们国家和民族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为此付出的惨痛代价，在今天依然不应该被忘记。一个腐败盛行的团体、政权、民族是不可能有希望和前途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但是中国梦的根基如果是建立在腐败之上，那么就只能是遥遥无期的梦，就只能是坍塌在原地的梦。反腐败的着眼点不仅仅是眼前，更是中国根本利益、长远利益。

第四，反腐败是党的政治诚信的兑现。反腐败是党的庄重承诺和誓言。腐败对党的渗透、侵蚀、演变无时无刻不在。反腐败是党面临的一项“大考”，这种警惕、警醒在我们党早就有清晰的认识和判断，从“周期律”到“两个务必”，从从严治党到“老虎”“苍蝇”一起打，从刘青山、张子善到郑筱萸，再到徐才厚、苏荣。我们说党反腐败的立场、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党内不让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这是铮铮誓言。只要存在腐败，不管谁搞腐败，都应该被追究惩处。没有特殊，没有例外，我们的制度才能有约束力，我们的反腐败才能有说服力。制度纪律不能是“稻草人”靠的也是反

腐败。这是党的制度、纪律权威的兑现，也是政治诚信的兑现。

原因考量或许有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样几点起码是我们矢志不渝地坚持反腐败重要动因。敢不敢反腐败？能不能反掉腐败？这也是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考验。

第二篇：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是我们党领导反腐败斗争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拳反腐的路径选择。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对任何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必须依纪依法予以坚决惩处，决不手软。”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总书记强调，要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中国特色反腐败道路，必须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以“零容忍”态度彻底反腐败，不断以反腐败的实际成效推进廉洁政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一、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用道道禁令严反“四风”，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腐败，以强化制度约束严管干部，形成了抑制腐败、惩治腐败的社会氛围和高压态势。要继续保持这种高压态势不放松，坚决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不断加大治本力度，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

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凡发现腐败案件，都必须依纪依法严肃查处。查办腐败案件，严惩腐败分子，历来是我们党治理腐败的基本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但腐败频发、多发的势头仍未有效遏制。究其原因，与反腐力度不够直接相关，难以遏制腐败势头，标本兼治状况下，治标力度不够，治本难以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有案必查、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明确提出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反腐治标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进展之速、效果之巨，营造着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赢得了全党全社会的拥护。每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心存敬畏，不应心存侥幸，谁要以身试法，必将身败名裂。

坚持惩防并举、以惩促防。惩治与预防是反腐败斗争的两个基本要素，两者相辅相成。从总体上看，反腐败斗争是以惩治为基本特征的执纪执法活动，其内在逻辑是以惩促防，以防固惩。反腐治标与反腐治本是惩与防的关系，只有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标功能，制度建设等治本措施才能落到实处。以惩促防，就是通过执纪执法建议，帮助发案单位分析犯罪成因，总结监管漏洞，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完善廉政措施，通过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及腐败个案的剖析，强化党纪国法的 警示教化功能，使有犯罪动机的人及早刹车，悬崖勒马，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心灵受到洗礼，从而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的目的。

坚持自律与他律结合。“伸手必被捉”，是党员干部自律防腐的警言，蕴含丰富的人生哲理。但是，当道德防线被私利的欲望冲破之后，“伸手必被捉”，就必须靠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职能部门的有力查处才能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人民监督，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将腐败问题和有关情况提供给职能部门，极大提高了腐败的发现机率。群众监督和及时查处所产生的冲击效应，释放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正能量，营造着“伸手必被捉”的反腐氛围。提高腐败发现机率的人民监督和职能部门的有效查处，必须持之以恒、常态发力。

二、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

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理性的社会秩序、理性的法律精神和民主的法制模式。实践证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应具有以下特征：

以程序正义为基础。只有通过正义程序的演绎，才能有效实现实体公正。要强化依法履职的责任感，并通过改进执纪执法办案评价标准，完善执纪执法人员行为规范，强化违反规范执纪执法行为的惩戒等措施，坚决杜绝乱作为，有效防止不作为，切实规范执纪执法行为，确保查办腐败案件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完善查办腐败违纪违法案件的程序措施和工作机制，转变调查、侦查、审判理念，坚持办案工作重心前移，强化案件初查工作；完善初查措施，规范初查程序，遵循调查、侦查工作规律，准确把握立案条件；完善调查、侦查手段，提高调查、侦查工作科技含量；完善侦查指挥体制，规范侦查指挥机构设置，实现线索统一管理、侦查统一指挥、资源统一调配。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协助，明晰各自的法定职责，构建纪检监察与职务犯罪侦查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依法反腐运行机制。

以实体公正为核心。实体公正强调纪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纪律法律，都要受到纪律法律追究和惩处。要坚持查办贪污贿赂与查办渎职犯罪并重，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的要案与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并重，查办受贿案件与行贿案件并重，查办贪贿数额大的案件与贪贿数额虽然较小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案件并重；办案活动以纪律法律为准绳，重事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客观公正地查办案件，尊重和保障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严格区分犯罪嫌疑人与证人和普通群众的界限，不能把证人和普通群众当作犯罪嫌疑人来对待；认真研究和正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严格区分工作失误与渎职犯罪，经济纠纷与经济诈骗，正常合法收入与贪污、受贿，资金合理流动与徇私舞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企业依法融资与非法吸收公 2 众存款等罪与非罪的界限。对进入司法程序的腐败案件，依法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和知情权，在与律师的良性互动中提高案件侦查质量，增强办案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确保案件经得起历史检验。

以执法效能为关键。我国反腐败查办案件包括党内执纪、行政执纪、检察执法、审判司法等职能活动。其中，党内执纪和行政执纪，是党和政府对腐败的非刑罚惩治；检察与审判的执法司法，是依照国家刑事法律对腐败的刑罚惩治。提高反腐败执法效能，就是要提高反腐败非刑罚惩治和刑罚惩治的能力和水平。增强执法效能，必须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专业化执纪执法队伍，健全完善反腐败执纪执法体制机制，提高发现和证实腐败行为机率，提高惩治和防控腐败违纪违法效率。为此，要增强初核初查能力，为立案调查、立案侦查工作启动打下坚实基础；增强询问、讯问能力，注重法理情并用，注重教育感化；增强运用信息化平台全面取证能力，推进侦查信息、执法信息共享和公共信息快速查询机制建设；增强反腐败国际合作能力，在境外取证、追逃、追赃、遣返、引渡以及预防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

以强化监督为保障。要切实加强自身监督制约机制建设，着力解决执法办案不文明、不规范问题，严肃查处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切实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确保执纪执法权依法规范行使，违纪必惩，违法必究，权益得到保护，正义得到伸张。要尊重人民群众在反腐败中的主体地位，健全民意收集、研究与转化机制，探索建立群众投诉及时受理与查究反馈机制；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控告、申诉、举报，及时发现和解决执纪执法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增强执法透明度，借助互联网搭建沟通、互动和监督平台，实现办案人员网上交流、网上对话，广泛接受社会各界对办案工作的监督，让群众从办案中沐浴到法律公正的阳光。

三、以“零容忍”态度彻底反腐败

彻底反腐败，必须立足于查办案件，着眼于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想腐的保障机制，是反腐败新常态的基本走向。

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强化“不敢腐”的威慑力。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要将现行党委、政府、国家多元化惩治腐败制度整合为一元化反腐败国家立法，建立融实体法与程序法一体、非刑事处罚与刑事处罚结合、与世界反腐败公约接轨的反腐败基本法律，切实做到让“制度的笼子”通上“高压电”。增强惩治腐败的必然性，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不管什么人，“出笼”必受惩，“老虎”、“苍蝇”一起打，不搞“网开一面”和“下不为例”。增强惩治腐败的及时性，对“出笼”行为露头就打，快速处理，及时纠正。增强惩治腐 3 败的严厉性，综合运用法律、组织、经济等处罚措施，加大惩治力度，特别是对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的滥用权力行为，要予以重罚，以有力的惩治保证权力规范运行。

健全防腐制度体系，强化“不能腐”的防范力。一方面，优化权力结构，合理配置公共权力。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遵循精简、统一、高效原则，对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适度分解与平衡，使三者之间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制约。在厘清权力事项的基础上，合理分解配置一把手的权力、重点岗位的权力、上一层级的权力，从制度机制上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扩张甚至滥用。另一方面，制定科学严密的“制度笼子”。从实际出发制定制度，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使制度既在理论上站得住，又在实践中行得通。当前要围绕限定权力范围、厘定权力界限、减少自由裁量、规范权力运行等建立健全制度，合理设计权力行使流程，杜绝权力寻租，使权力授予、行使、监督全过程和各环节都有制度规范，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特别要围绕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及时对现有制度查漏补缺，把行使权力的漏洞彻底堵死。

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强化“不想腐”的自律力。坚持警示教育与法纪监督相结合。通过“抓大”、“严小”，出重拳、下猛药，使“抓大”形成威慑，同时从小问题抓起，使“严小”成为习惯。坚持制度教育与制度建设相结合。每项制度规定都要明确具体，把“大力提倡”变为“硬性规定”，将“自由裁量”化为“具体标准”，不仅有要求，还要有罚则，压缩弹性空间，增强刚性制约；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完善制度、制约权力，做到依法确权、依法限权、依法用权，用法律监督制约权力。注重预防腐败的制度设计，从公务人员日常的细微行为出发，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明确违反行为准则的严重后果，从“前端”杜绝腐败发生的可能。坚持作风教育与行权公开相结合。深入推进党务、政务、司法等公开，不断扩大公开领域、内容和范围，凡是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事项、群众普遍关注事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事项、易发生腐败问题领域和环节的事项，都要做到及时公开，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公示、听证等重大事项决策制度，畅通监督渠道，广泛听取民意，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权力在群众监督下运行。发挥舆论监督、网络监督作用，使权力运行“出笼”行为及时暴露在公众监督的阳光之下。

第三篇：中国反腐败

本文首先剖析中国腐败的原因，然后结合国际经验分析解决中国腐败之路。

中国腐败并非单一问题所致，与社会、经济、民生、历史、教育等皆有所关联，但复杂关系中尚有主次之分。

中国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

第一，政府官员对有限的中国资源，如商品、服务、政府导向等拥有很大的分配权。

其中政府导向更是现今中国以土地为商品，拉动GDP，谋取各式各样灰色收

入，催生房地产泡沫的元凶之一。纵观全世界，商品化最厉害的美国，土地

商品化不足20%，欧洲大部分国家不到10%，就连香港也只有50%，况且香

港有完善的廉租房制度。

第二，反腐败机构包括纪检、财政、监察、审计和检察直接处于其监督对象管理之下。

这一现象来源于***下的行政权凌驾于司法权与立法权之上，基本没有

一种力量来制衡这种近乎无限制的权力。近年来但凡高官落马均源于上级反

腐败机构的包办，同级反腐败机构形同虚设。

第三，经济对政治的支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家不得不调用宏观调控来维护

市场安定。历来世界各国腐败最盛时，正是此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官员与

利益集团达成“租金协议”，利益集团利用行政权力谋取利益最大化，官员

利用“租金”巩固自身地位。

中国腐败的客观原因在于“东方人情文化”。

第一，中国历经两千年封建时代，腐败之日遥大于反腐败之日。古代中国有王朝通用的兴亡轮回：开国之时，鉴于前朝之覆亡，反腐败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著名的有朱元璋的户部郭恒案，一次人头落地达三万人（请注意，全是官员，那

个年代全国才多少人，当官的就更少了）；王朝中期，纲纪松弛，腐败成为

社会风气，著名的有张居正（对你没看错，一代名相的轿子是32个人抬的，有50平方米大小，比皇帝的气派多了）和和珅，和大人曾感慨道：世人皆

知我贪，殊不知我手下的所有的官办事只认钱，连我本人都不管用；王朝末

期，人民不再指望政府反腐败，只有自己推翻王朝开始下一轮的反腐败---

腐败---反腐败的轮回。如此这般两千年下来，人民对腐败早已习以为常。

第二，受历史所影响，中国人民具有根深蒂固的权钱交易理念。中国企业营销开支中

有一项称为“活动金”或招待费的报销款项。欧美跨国公司的亚太HR总裁

在管理中华区C&B总监时，最先需要了解的便是这“活动金”为何物，并且

如何使之游离于《反海外腐败法》之外。

第三，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能有任何宗教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一辈人所信仰的佛

教已经被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所淡忘，与之相对，中国人对比于信仰基督教或

伊斯兰教的西方人在犯错时就缺少一种敬畏感。一个西方官员在收取黑金时

不但会想到严谨法律的制裁，更会想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受到上帝或安拉真主的惩罚。而中国官员在谋取灰色收入时，却在考虑如何心安理得的享受这笔

不义之财。

西方有句谚语“人没有必要重新发明轮子”，意即对已经被发明出来而且证实有效的东西，人们没有必要再从头摸索。

对于中国的反腐败亦是如此。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与稚嫩的政治和贫瘠的文化不再同一频率上。落后的政治与文化必然会危及经济发展，所以我们对待现时的腐败问题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我们自己慢慢摸索、探寻，唯有活用“拿来主义”，但不能不加甄别，来者不拒。

制度———中国反腐败的根本问题。

第一，实行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本身范围太大，我们只谈关于反腐败方面的。⑴分散政府权力。对于政府手中的权力进行分散，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与某个人或某个部门。但这样可能会造成政府办事效率低下，那么就要实行下一条⑵公共权力交叉重叠。当你犯法时，你可以对一个警察行贿，让其视而不见，但你能对所有警察和所有有权力过问案件的人行贿吗？美国在反腐败时设立了司法部公共廉洁处、联邦调查局、独立检查官、司法部律师办公室、政府道德办公室、监察长办公室、白宫律师办公室等。试想，一个想腐败的人得躲过多少督察机构的眼睛啊！光有这么多机构还不行，得让它们互相钳制，还能合作办事，这就需要做到⑶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制衡。事实证明，“三权分立”最完善的美国，民众平均投票率不到50%，这说明，民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需要换个政党解决，或者说民众完全相信国家机器不管在谁的手里都能运作良好。

第二，香港胜在有ICAC。（这是ICAC的宣传语，充分说明了ICAC在香港的重要性）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实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没有捷径呢？有！是小平同志（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我们敬爱的伟人）给我们的“一国两制”。“一国两制”表面上是安定港澳台地区的繁荣稳定，实则是希望后人借鉴港澳台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经验，实现中国的跨越式发展。

透明国际近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和新加坡是全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它们都有过比中国目前更严重的腐败风气，它们也都有类似于香港ICAC的独立的、直接向最高长官负责的反腐败机构。目前香港ICAC的起诉成功率达到80%，培养出了80余名成功的卧底，吸引各国纷纷前来学习。2007年中国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直属于国务院管辖。希望这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第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曾经表示：“我们一直在抓紧研究财产申报制度，在适当的时候将建立财产申报制度。”“一直在”既表明这个工作还在继续，同时也说明这个东西提了很久，但遇到的阻力应该还是甚大，所以迟迟未有结果。对于这个时间表，屈万祥的表态非常外交辞令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适当的时候”。

建立阳光政府，公示财政收入支出，申报个人账目是国外早已立法明确规定的。加快法制化进程，利用法律限定官员的一举一动不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更是反腐败的重大进步。假如所有官员为官清廉成为人民的标榜，何愁中华不复兴。

东方人情文化———解决反腐败的客观原因。

第一，民间力量的崛起。

美国反腐败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媒体与跨国制造业的觉醒。媒体监察体现了舆论监督权的力量，而跨国公司的主要业务在国外，它们需要的是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这两股力量孕育了社会群体的腐败共识，东方自己的人情文化禁锢还得靠自己打碎，方能化蝶重生。

第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这是国家预防腐败局提出的口号）小平同志在逝世前曾说，他这十年办的最不好的就是教育。诚如以上口号所说——注重预防——这点最重要的不是预防现任官员，而是我们的下一代。香港ICAC中三个部门之一的社区关系处便是专职以教育对抗腐败。而世界其他国家反腐败成功的深层次原因便是形成了反腐败的公众文化和共识。要想长期、彻底实现反腐败，最重要的便是抓好下一代的教育。

最后，从经济学上讲，理想的状态是让治理腐败的成本和收益在边际上相等，而非彻底铲除腐败。与其花大价钱严打眼前腐败，不如抽出一部分精力放在下一代反腐败观念的教育上。

第四篇：中国反腐败报告

中国反腐败报告

0 中国反腐败报告

2010-01-21 15:02:02 浏览 419 次 | 评论 1 条

民间律师发反腐报告曝落马国企老总人均涉案1亿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0年01月21日12:42

青年周末

王荣利 ◎图片来源于网络王荣利的《中国反腐败报告》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专访“民间反腐报告”第一人

律师欲解巨贪犯罪“魔咒”

◎文/杜敏

一位民间律师，因自费推出《中国反腐败报告》、《企业家犯罪报告》而生活窘迫，他便是被人们冠以“反腐”律师之称的陕西籍律师王荣利。

2009年底，王荣利在北京推出《2009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此前，“不务正业”的他曾编成50万字《中国反腐败报告》，被专家称为“民间反腐报告”标本。

“民间反腐报告”之外，律师王荣利遇到了哪些故事，他到底要告诫中国企业家什么？作为来自民间的声音，他真能被社会所接受吗？1月16日，王荣利接受了《青年周末》记者的专访。

■落马国企“老总” 人均涉案1亿

在王荣利的《报告》中显示，近500个腐败案例中，曾担任过各级党委(党组)领导职务的有122人，所占比例最高，为28.77%。曾经占据各大财经高管媒体的国内首富精英，如黄光裕、吴志剑等，如今皆为阶下囚。高达60%以上的腐败行为，都集中发生在土地交易、建设工程、产权交易领域。

青年周末：你的报告中，国企老总涉案的金额是什么情况？

王荣利：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1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1.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青年周末：大部分涉案民营企业家的身价和涉案数额也很惊人？

王荣利：在2009年的49名涉案民营企业家中，身价逾亿元或者涉案金额逾亿元的“落马富豪”多达36人以上。70%的人曾获得极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称号，可谓名流显贵各居其中。

2009年有85例企业家涉嫌犯罪，其中国企36名，民企49名。这些涉案企业家，有夫妻档“国内首富”之称的黄光裕、杜鹃夫妇；有父子兵“湖南首富”吴志剑、吴耀均；有兄弟联手集资诈骗的庄勋华、庄勋斌；也有“搭档”组合同为国企高管的曾国新、黄旭明；有浙江“舟山首富”黄善年；有曾获“经济人物”的“资本狂人”顾雏军。

青年周末：中国富豪涉案都有哪些罪名？

王荣利：在已经确定罪名的43例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涉及各种诈骗、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传销、非法经营、抽逃出资、偷税等罪的经济类案件22例；“涉黑”案件9例；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6例；涉嫌行贿或者介绍贿赂的案例2例；涉嫌其他类别犯罪4例。

民营企业家犯罪主要表现在缺乏诚信合同诈骗、滥施暴力杀人伤人、对抗国家机关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官商勾结行贿获利、组织黑社会称霸一方等。在已做出判决的21例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涉案22人中被判死刑的有7人；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1人，即广东阳江“黑社会老大”林国钦；被判无期徒刑的2人，即“三鹿事件”主角田文华和武汉“石油王子”吴涛；被判10-15年有期徒刑的有7人；被判5-9年有期徒刑的有3人。

■企业家犯罪跟年龄没有关系

在王荣利看来，国企老总“59岁现象”、“39岁现象”、“26岁现象”、民企老板犯法源于“原罪”，这些都是伪命题，他看到的事实并非如此。

青年周末：媒体大多喜欢将企业家犯罪跟年龄联系起来，你怎么看？

王荣利：媒体经常总结一些“59岁”现象、“39岁”现象，“仇富”现象等，都是根据个案总结的。研究的个案越多，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在腐败犯罪案法院认定期间，许多人犯罪不是哪一次，也不是哪一年，是持续了十几年的一个过程。国企干部犯案集中在53岁左右，而不是58岁、59岁。民企业老板犯事的年龄平均年龄是45岁。

青年周末：为何53岁和45岁成为企业家的危险年龄？

王荣利：国企干部到40岁的时候走向中层，那时还有人制约他，一般都是40多岁才能担任重要领导岗位，到老总级别一般都到了45岁，45岁到60岁是国企企业家的黄金年龄。而到了53岁左右达到了巅峰时期，基本是“一把手”，权力制约很小。此时重权在握的他们，会有很多人找上门来求着办事，周围会出现许多溜须拍马的人，在这种环境下，位高权重，很容易冲昏头脑。

而民营企业的老总一般都是草根出身，经过20多年打拼，到45岁左右时也到了事业巅峰时期，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企业家往往在巨大的成功面前迷失方向。

总之，腐败犯罪，企业家犯罪也好，跟年龄本身没有关系，是跟其所在年龄时间所掌握的权力过程密切相关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青年周末：很多把企业家犯罪归于“原罪”，您怎么看？

王荣利：这同样是一个伪命题。民营企业家犯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环境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环境问题，要与国企竞争，许多民营企业没有走正路，走的是弯路；融资渠道的不畅通，也致使很多企业最终走向了贷款诈骗、信用证诈骗、集资诈骗。

中国的企业家其实很多在早期积累阶段大部分都是守法勤业的，倒是后来随着财富的增加，加上外部环境的不公，才铤而走险。

■老板狱中打电话“求救”

在著名国企担任法律顾问，他亲眼看到几任老总锒铛入狱，有的老板入狱后甚至偷偷电话“求救”。一些真实的生命，在他的生活中消失，原本呼风唤雨的人物，甚至失去了作为普通人的自由。“大部分身边缺少一个提醒的人”王荣利决定给这些企业家提出“忠告”。

青年周末：曾经作为企业的法律顾问，您是不是也亲历过老总落马的事件？

王荣利： 1994年我在当时国内一家著名的信托公司担任法律顾问，七八个亿的项目投资都涉及到法律问题，公司当时所有的法律事务都是我一个人处理。公司新委任了一位老总过来接手。当时一旦遇到问题，他就说王律师，你打个报告。他也不决策，我打了报告就传到北京总部，总部批了以后他说王律师就按这么办，程序上比较规范。

这位老总离开后，我也走了。后来他前一任的老总判了5年。接他班的人后来又被媒体报道，拘留了，在法律上也出了事。而就当时与我共事的这位老总没有出事。所以客观地说我保护了他。

2000年我帮西安的一位老板做过法律顾问，他那时在西安钟楼附近租了半层写字楼，我做了半年，觉得没什么共同语言，离开了。后来听朋友说他犯事儿了。2005年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荣利，我的事情你知道吧？”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在里面了。他说：“我老婆有事会来找你。”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在监狱里打电话，不方便多言。接着他爱人拿着材料过来找我，想翻案。但是因为涉及到2700万的诈骗贷款偿还不上，我一研究，虽然案情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款项没有办法还，翻案根本没有办法做到。

青年周末：是这些事情触发了你想要写一份这样的报告吗？

王荣利：可能是做法律做久了之后，有些感受很深。当时看到海南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他在法庭上痛哭的情景，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非常同情。

我想假如我为他做辩护，那我就会探讨他犯罪的成因，主观客观的原因；我还想如果当时和他有接触，我可能会提醒一下他们的法律意识，这些人在位高权重的时候，没有跟法律人打交道，鲜有法律意识，如果跟我是朋友，聊聊其他案例，我会把这种意识灌输给他，他也许不会走到这种地步。

2005年即将过春节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做反腐报告，研究腐败犯罪。案子里深圳劳德荣家里搜出来七八千万，他是在深圳非常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他一系列的荣誉排出来比我的简历还长。突然在59岁落马，家里还有老母亲。我把这个报告做完，从办公室里出来，街上喜庆欢腾、万家灯火。当时我兜里只剩几十块钱，却感觉心里非常踏实，我可以坐在路边欣赏深圳美丽的夜色，可那些人在监狱里。有的局长捞到钱子女跑到国外去，自己进去判了无期，六十几岁的人了坐牢连个探监的人都没有，而子女拿着钱在国外，没有亲戚朋友，国内还不能回，跟他们相比，我幸福一百倍。

■出版商不敢出版《中国反腐报告》

2005年，王荣利将其花费10年时间搜罗到500多个官员腐败案例整理成50万字的《中国反腐败报告》，这部被誉为首部民间反腐败的报告，却因更像“腐败报告”而无人敢出版。

青年周末：你最早做的是《中国反腐报告》？什么原因促使你做这个体制内的人不做的报告呢？

王荣利：我曾经写了两部书稿《贪官八耻——剖析腐败犯罪的八种表现方式》、《权力的陷阱——透视腐败犯罪的八大结局》。当时社科院正好要编一部反腐倡廉的书，因为我熟悉反腐败研究，于是作为编外人员参与到那本书的编撰之中。写这本书给我的启发非常大，觉得应该对腐败案件进行系统分析，写成一个分析报告。

最后他们的书没出来，反倒促成了我自己来写一部中国的反腐报告。

青年周末：《中国腐败报告》的结果怎么样？

王荣利：2005年我跟出版社联系，当时我把它叫反腐败报告，有几个版本，三十几万字。当时许多出版社看了说非常有震撼力，可能影响会非常大。还有民营的书商跟我联系过。他们认为一般反腐报告写这么多案例，挺不容易了。

我后来自己打印了近60册，分别寄给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纪委预防腐败办公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新华社等媒体以及一些大学、社科院等研究机构。

但是没什么回音，出版商后来觉得题材太敏感，他们没有人敢拍板出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书，没有一个高一点的领导审查把关，一个平民写的，不好出版。

■以后每年都要出一份《报告》

从海南到深圳，到转战北京，面对越来越糟糕的经济状况，王荣利仍坚持每年出一个“报告”，“虽然这个世界没有一平方米的房子属于我，但我还是要忠告那些有钱人。”

青年周末：在整理报告的过程中，你还收集到一些非常滑稽的事情？

王荣利：很多贪官被查处后巨额财产都是在家里搜出来的。我搜集资料看多了，发现贪官藏钱，辛苦得很。

有人把钱放办公室，结果遭了小偷，导致案发。放家里也不行，放银行更不能实名制。胡长青在云南开会，他老婆因为找不到人，以为事发了。赶紧去银行存钱，结果露了马脚。存折放哪也是个问题。

还有深圳的一位民政局局长，涉案几千万家里的保险柜都发霉了，把钱打包埋到单位食堂里面，查处后检察机关点钱，三台点钞机全烧坏了。江西有位局长，自已特制了一个双层煤气罐，一层装气，一层装钱。包括文强，把钱给亲戚，藏在水池里被捞出来的。检察机关专门研究这个，瞒不过去。

青年周末：近十年你主要的工作都放在反腐研究上？生活艰难吗？

王荣利：生活一直负增长。我2001年到深圳时在企业属于中高层，2003年出来后收入就大不如前。做这件事以后，每年只接少数的案子，维持生存。职业成本也高，办公室成本、生活交通成本，每年的费用大概七八万，有点入不敷出。

这几年虽然有一点社会效益，但是经济方面都没有什么改善。做到2008年底，已经无法维持了，我现在是破产了，被套进去了。

青年周末：不赚钱的事情，为什么做得这么有兴趣？

王荣利：我有时也很感慨，如果我想生活过得好一点，做几个案件就能带来很高的收益。以我背景、资历，赚钱没有问题。

但我总在想，我做律师做得再好，无非是赚点儿钱，钱赚得再多你比不上企业家。而我所做的事，一定是别人做不到的。我的兴趣和事业在这些报告上，我必须把这个做下去。不管将来经济状况如何，报告要坚持写下去。我一生最大的成果，就是把这个做出来。

第五篇：中国反腐败运动如何深化

中国反腐败运动如何深化

十八大以来，中共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随着运动的深入，需要开始思考运动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反腐败的现状如何？运动到今天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如何深入下去？反腐败运动向何处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的腐败根源，和如何建立少腐败甚至不腐败的清廉政府。

因为存在着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就要去发现和整治腐败。反腐败运动所触及的是已经发生腐败之后的事情。在反腐败之前的问题，就是如何预防腐败，而反腐败之后也是如何预防腐败。总体说来，现在的反腐败运动主要是聚焦于中段，对前段和后段则强调得不够，使得人们在支持反腐败运动的同时，对其未来充满不确定感。反腐败运动到今天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也积累了诸多经验教训，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说。

第一，反腐败运动和法制与法治建设结合得不够。反腐败运动本身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在于建设清廉政府。反腐败是建立清廉政府的起点，但清廉政府的确立还是需要依赖于有效的法制和法治。“法制”和“法治”是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法治”就是根据法律行事，包括反腐败，并且人人（任何组织）在法律面前平等。“法制”则指的是一整套可以依据和执行的法律体系。“法制”是“法治”的前提。反腐败需要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二是根据制度反腐败。在这两方面仍然有许多改进空间。

第二，反腐败不能长期处于运动的方式，必须转化为制度建设。依靠自下而上的力量来反腐败，其政治理性是可以理解的。反腐败的各种阻力是显然的，并且各种阻力主要来自执政党和政府内部。从目前的形势看，尽管党政官员的腐败行为有所收敛，反腐败的确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反腐仍然需要依靠外部力量和内部的冲突。

第三，反腐败还需要考量执政党的政策执行能力问题。反腐败方法不当，整个党政官僚机构就会在执行政策方面，采取负面抵制的方法。今天，执政党的政策执行已经面临巨大的阻力。尽管高层大力推行改革，但各级政府没有什么大的动静。反腐败由两个有机的部分组成，一是清除腐败者，二是录用清廉者。简单地说，就是要实行“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今天，对查处腐败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给清廉的人机会”方面做得不够。这使得执政党的政策执行不力。

第四，反腐败不可以过于道德化。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对贪官恨之入骨，这不难理解。实际上，中国社会“仇官”心态形成已久，对贪官进行道德谴责不仅必然，也属必要。但是，光是道德谴责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制度上的反思。现在发现的众多贪官，也是一步一步从基层上来的。难道在这么漫长的过程中，他们的腐败行为一点也没有被人们发现过吗？那么多的干部为什么能够“带病上岗”？一些官员也不是一点好事情都没有做过，但为什么要使用腐败的方式来进行呢？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这些官员个人道德上的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制度背景。

反腐败之后的制度建设并没有被人们所忽视。中共十八大反腐败运动以来，这方面的制度建设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这些制度演变的背后，则是政法委本身的转型。政法委在其诞生时，其本来的目标就是要推进中国的法制和法治建设，但最后演变成破坏法制和法治。现在纠正过来，要重新成为推进法制和法治建设的政治机构。

中国反腐败建制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构成了可以称之为“内部多元主义”的局面，即体制内有太多的反腐败机构，党、政、军、人大、政协都有自己的反腐败机构，甚至连大学都有。这些机构缺失，甚至没有协调，责任不明，不仅反腐败没有效率，反而给腐败很多机会。这次反腐败以来，呈现权力集中的趋势，即中央层面和省部级的反腐败由中纪委来负责。这个趋势不可避免，符合国际经验，也已经显示出其高效率来。不过，从制度建设的情况看，重点仍然在新制度的设置，而不是旧制度的整合和改造。有两点是必须考量的。第一，光做减法不会有很大的成效，更有效的做法是在整合和改造老制度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些新的制度。第二，在减少“内部多元主义”的同时，增加甚至强化“外部多元主义”，设置行之有效的制度，让社会和公众来参与反腐败。各国经验表明，没有外部反腐败，就很难真正有效和实现可持续性。（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