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农业合作化发展模式比较分析

第一篇：中国新型农业合作化发展模式比较分析

中国新型农业合作化发展模式比较分析

刘莉佳 尹少宁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发展经历了体制上的巨大转变。在新农村建设给农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下,农业合作化模式发展也多样性起来。从模式的形成时间、经济基础及政府的作用这些方面分析,把握农业合作化模式的新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 模式比较 发展前景

一、多种类型的农业合作化模式蓬勃发展

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农村改革全面启动。体制的转变和宽松的政策环境使得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快速发展起来。1984年中央1号文件确立了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从此大量的农业专业户发展起来。自此, 农业合作化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首先是农业合作的横向发展,它是指农业合作化模式比较简单的形式,由独立经营的主体为了抵御市场风险(大部分是价格风险)、争取规模效益及获得技术服务等而形成的松散的联合体,因为在这一时期农民积极主动性得到极大的调动,主动地适应市场的发展需要,涌现了一大批种植专业户和能手,但是由于之前农业基础较薄弱, 设备技术的落后,一些“专业技术协会”或者“研究会”兴起。其次是农业合作的纵向发展。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国家提倡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发展及农副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深化的政策扶植下,许多合作组织发展起来。

在加入WTO参与国际贸易竞争,为了达到国际市场标准,这些合作组织更加专业化,系统化、深入化和多样化。主要的表现形式为“企业+合作社”模式,先进个人所带动的专业合作组织,经济联合体等。其中以社区性的合作经济组织目前发展最为成熟。举例来说: 2004年11月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制定了《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鼓励农民把农业合作社置于在农业发展中,为农业发展提供

新的路径。经过几年的发展,在2007年9月浙江省人大常委修订颁布了《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解决农村合作社发展中的制度性问题。2007年国家颁布了《农业专业合作社法》,将其发展提升到法律高度。据统计,截止到2008年底, 全国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11.09万户,比2007年底增长了 316%。成员出资总额共计880亿元,比2007年底增长了将近400%。成员总数共计142万个,比2007年底增长了将近922%,其中农民成员有134万人。

二、各种农业合作化模式比较

农业合作化模式多种多样,研究的角度不同分类也就不一样。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从经济学、管理学的角度出发,比如 JOHN R.DUNN等经济学家认为随着传统农业向契约农业的转变,为了迎合消费者的需求,保持稳定的渠道及获得更多农产品的附加值成为合作社新的经营战略,合作社的垂直联合可以形成纵向战略联盟(vertical strategic alliance)或者垂直整合(vetical integration)的形式,在不同生产阶段和不同产品之间的垂直整合将会更加频繁。有的学者依据功能进行分类,将合作经济组织分为农产品销售型、农业生产资利供应型、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型、技术服务型;有的学者依据合作经济组织的组建有无依托进行分类,分为存在依托的农民合作组织和不存在依托的农民合作组织；但是从上述分类可以看出,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来分析合作化模式的分类比较少,现在我们选取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专业(行业)协会、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和经济联合体或生产组合三种模式进行分析。

(一)模式形成的时间的不同

研究模式形成的时间是为了分析模式发展的背景以及为分析原因理清思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愿参加的,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以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实行资金、技术、生产、购销、加工等互助合作经济组织。20 世纪9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形成,并在进入2000年后蓬勃发展起来。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大多数以家庭、村级集体组织为基础,以土地、资金

等入股采取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结构,以村干部或先进能手组建的小组,规划村域和村庄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发展思路和发展途径,制定产业发展规划、用地布局规划,实施发展项目,帮助村民化解发展风险,解决村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社区性的合作社在我国存在与发展的时间比较长,比如我国在50年代开展的合作化运动中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初级入股形式,但是这种形式后来采取了强迫政策并且“股份”简单,以至于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提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农业和农村政策正确指导下,广大农民依靠科技发展经济的积级性空前高涨,为适应农村经济商品化、市场化和专业化生产的需要,农民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对资本和劳动力需求超过了家庭经济资源能力时,而发生一种简单的组织行为, 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的合伙人组成的临时性组织称为“联合体”或“生产组合”。

(二)经济基础的不同

从发展时间上来看,社区性合作社在我国产生时间最早,发展时间最长。早期发展阶段来看,其建立是以农民财产、集体财产为经济基础,入股形式简单而且单一,最后形成了高度集中的 “政社合一”农业的经济体制,这是政治体制干预经济的典型表宏观管理现。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违反了“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动调节、”的市场准则,政府的干预只是会破坏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社区性合作社主要以股份合作制为主,其经济基础来源比较广,为了保证合作社的正常运营,需要广泛吸纳资金。除了农户资金投资,还吸收合作的企业的资金、团体或企事业单位入股。这是股份制合作社迈向专业化、系统化管理的重要一步, 同时也说明其管理难度更大,权责需更需清晰;由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区域跨度越来越大合作范围越来越广,其资金来源由原来的村、乡到整个县,甚至能跨市合作。这里的资金来源基本上全部都来自合作化组织内部的成员,这样的专业合作组织独立性比较强,自主决策,自负盈亏。与社区性合作社相比它的合作范

围更广,管理形式相较单一;经济联合体或生产组合需要在资金、技术、劳力等方面同他人进行联合,虽然资金来源主要也是联合中的农民或专业户,但是联合形式多种多样,联合项目广, 独立决策性也很强,并且自发的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使从事专业化生产对各种社会化服务的需要得到满足。

(三)政府作用的不同

在农业合作化发展的路程上,政府职能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汲取五十年代“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过程中农业发展都是以解放农村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采用的模式也是逐步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积极性,短短30年的时间农业上去的成绩是巨大的。沿用这一模式中政府的引导方式和吸取国外经验,在新型农业合作化发展中无论哪种模式都是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政策引导。社区性合作社一直以来在发展过程中都是依靠乡、村等以行政区域划分来建立合作化体系,因此政府的引导作用更强,虽然区别于以前的政府下达文件型的指导,但是仍然存在政府干涉指导生产的情况存在。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受到建立的管理机制约束,其成员形成的民主决策权利影响更大,政府给予的只是政策引导。经济联合体或生产组合与上两个相比,受到的管理力度更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还能得到很多优惠政策,特别是以经济联合体建立的乡镇企业等所受到的约束力更小。

文章来源：《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10年第10期

第二篇：中国服装行业未来发展模式分析

中国服装行业未来发展模式

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尤其是服装制造大国，但是这个庞大的服装制造大国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大多数服装企业是从OEM起步的。和今天的先进技术对照起来看，我们的制造发展还有很多不足。

第一个不足就是我们的服装制造系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完成了整个制作周期的三分之一，也就是只完成了制造的前期——论证、设计、生产加工、经营，而制造中期和制造后期——维护保养、管理以及服装报废、回收基本上没有做。所以这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制造系统。（服装英才网）

第二个不足是服装企业的制造模式不配套。任何一个国家的服装制造业都是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大批量生产，二是大规模定制，三是高级成衣定制。对于这三种模式来说，大批量标准生产和大批量定制生产应该是各有千秋，在大多数服装制造业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是各占一半的，少量是高级成衣定制。

第三个不足是服装企业基本都依赖于本地网的集成，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视联网、无线网等多网交叉融合技术，为服装集成制造服务。现在互联网发展很快，因此服装企业以RFID为核心技术的集成制造，已经具备了条件。

对于制造前段产业链的完善，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利用网络形成一个联盟制造。未来的世界是扁平的世界，对所有服装制造环节来讲，从市场信息、设计、原料采购、加工生产到分销、物流配送，每一个环节都应该是扁平的，而且每一个环节都应该有核心技术。网络联盟制造绝对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制造本身很复杂、数据很多，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制造方式，我们现在称为云制造或者云服务，这两者是通过云计算服务获得的。所以未来的制造实际上只有三部分，一个是制造云，制造所有的资源，也称为云端化，然后必然出现云制造商，下面才是一个真正的制造商。

制造商要利用知识、网络，要从制造云、运营商和服务商那里取得制造资源，完成服装产品的制造和服务。（服装英才网）

未来的制造就是这种形式，服装企业要达到这个程度，必须经过各类服装制造资源的云端化，比如服装软件资源的云端化、硬件资源的云端化，以及信息和知识的云端化。服装软件云端化很好做，但是车床、缝纫机等服装硬件怎么云端化?这就要靠虚拟云端技术解决，但这些都是很难的。当然，还要运用各种知识，才能形成云服务平台。

服装企业未来的发展无非三种形式，一种是规模型企业云制造、云服务，主要是集团内部整合服务的，另外就是地域型或者区域型的云制造、云服务。目前做得比较好的就是3Fnet纺织服装在线服务平台，已有几百万人在应用了，硬件还没有云端化，软件基本都上去了。用了外国的设备或国内的先进设备，我们的服装厂就先进了吗?并不是，未来五到十年，我们服装行业要实现的是云制造与云服务。

第三篇：新型城镇化五大发展模式

新型城镇化五大发展模式

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城乡发展面临着差异大、产业同质化、小城镇缺乏活力、大城市饱受城市病等一系列问题。如何摆脱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方式，协调好城市和乡村间的发展关系，走好大小城镇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可借鉴产业综合体模式、旅游小镇集群化模式、产城融合一体化模式、旧城改造与更新模式、新型农村社区发展模式这五大城镇化发展路径。

一、产业综合体模式

以生态产业为核心形成的小城镇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发展路径之一。

通过开发创建高效生态产业综合体，做到扶持一个乡镇，带动一片乡村，富裕一批农民。主要包括创意设计型综合体、现代农业服务综合体、以大企业主导的生态制造综合体、商业休闲娱乐综合体等方向。

把农业、农村和农民与新型镇化建设结合起来，结合自身特点，以广阔农村为基础，以广大农民为依托，以乡镇和乡村为主战场，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主体的新型中小城镇化为载体，创立具有乡村特色的智慧型、生态型、科技型及文化型的高效生态产业综合体。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企业需要发挥不同的作用。政府统筹谋划，完善设施建设与综合服务功能，促进土地流转，集中安置居民，统筹产业形态发展，形成产业综合体发展的整体氛围。

企业将技术研发、生产制作、成果展示、创意设计等融入综合体，并为居民和产业工人提供商业和娱乐服务，将产业综合体做成集约、智能、绿色和低碳的发展模式。

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要注意确立特色主导产业，培育产业核心竞争力。

依据当地资源禀赋和独特发展规律，合理规划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充分挖掘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培育支柱产业为重点，发挥比较优势，明确发展方向，确定特色产业，着力形成“一镇一业、多业并举、特色明显、产业兴镇”的特色小城镇产业发展格局。

此外，要注意塑造建筑风貌特色，传承历史文脉。历史文化是特色小城镇的灵魂，在注重历史的原真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传承文脉、彰显个性，充分保护、挖掘、弘扬小城镇在自然、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色，反映中国小城镇的历史演变和文化传承，提升小城镇的知名度和文化软实力。因地制宜地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主导产业，是保持城市活力、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

二、旅游小镇集群化模式

把握休闲产业发展浪潮，开发适销对路的旅游产品，改变乡村风貌，推进乡村休闲、文化旅游、养老宜居、旅游地产和名特绿色旅游商品开发，积极发展自驾游等新业态为游客提供优质、舒适、全方位的旅游服务，这是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另一路径。

针对地方特色，依托自然资源，形成滨海、文化、温泉、滑雪等特色主题旅游风情小城镇，可大致开发四大旅游小镇集群模式，即：文化主题小镇、旅游城镇综合体、旅游产业城镇、特色风情旅游度假区。

文化主题小镇是基于文化资源，可以打造文化名城名镇、休闲古城古镇、民族风情城镇、艺术城镇、工艺城镇、商贸购物城镇、电影城镇等。

旅游城镇综合体是依托旅游景区，可以打造各类接待型城镇，借力景区的泛旅游延伸，还可以打造会展城镇、运动城镇、休闲农业城镇等。

旅游产业城镇则是依托于特色资源、特色工业、特色批发市场等，通过旅游产业集群化的发展，实现特色旅游与特色产业紧密结合，为城镇化探索全新的路径。

特色风情旅游度假区是建设新型乡村度假区，打造集休闲农业、休闲度假、观光旅游、养生居住、农民集中安置等功能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小镇。

三、产城融合一体化模式

上一轮的城镇化建设中，以政府为依托、以政策为导向、整合各方资源，实现城市地域空间和人口规模的跳跃性增长及产业结构转型，出现了一大片的工业区、开发区和新城区，但增长模式单一，开发趋同，过度开发、土地浪费、基础配套落后等问题，形成单一产业区和“卧城”、“睡城”和“空城”等现象，造成有产无城、有城无产的局面。

产城融合一体化模式是解决以上问题的最佳方式，即把产业和城市看作一个良性互动的有机整体，可以把一个组团式区域看作一个复合型城区，除了产业功能外，再加入相关的城市服务功能，使其基础配套设施齐全，有文化设施、娱乐设施、生活设施等。

以政府为主导，把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纳入城市整体建设序列，抓好规划的总体性、统筹性和连续性，坚持在思路上一起谋划、在措施上一起推进、在效果上一起体现，促使城镇功能完善。

要做到“产城互动”，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就要逐步实行“三个一体化”，即：

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与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形成“产城融合”的共同体；

新城镇规划的产业园区与各中心城区产业转移及其重大项目建设产业布局一体化；

新城镇要与本地资源和综合（行情专区）开发利用一体化，促进产城互动。

实现“以产兴城”要把节约、集约用地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注重提高郊区土地使用效率，以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

注重规划能吸纳城镇居民和失地农民就业的产业，要与产业布局、功能定位相结合，作为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和重要支撑。

加快完善商务、文化、居住、娱乐等多元化功能，城市功能完善。

最后做到“以城促产”，就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防止出现“农村建城，农民离城”现象。通过城镇基础设施的完善发展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鼓励、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促进多种产业共同发展。

遵循产业集群、产业运营、产城一体这三大理念。构建产业生态、服务生态、环境生态这三维生态。才能共同构建产城融合一体化发展格局。

四、旧城改造与更新模式

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盲目追求“现代化”、“形象工程”和“经济效益”，对旧城大拆大建，使这些最具文化特色的区域迅速消失，造成“千城一面”；与此同时，大拆大建也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如拆迁矛盾突出，原有社会网络被割裂等。可针对城市不同功能区进行改造与更新。

城市更新不是对旧城的完全否定，而是在旧城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建、扩建和完善。将旧城改造与城市更新纳入城市规划当中，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加强维护、合理利用、适当调整、逐步改置、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追求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完善统一。

在这个过程中要鼓励经验丰富、资金雄厚的大房地产企业积极参与城市改造与更新，进行综合社区的开发。通过政府与企业的沟通，利用私人资本弥补政府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要严格地界定资金的用途和加强使用监督，保证项目顺利进行。防止开发项目为私人企业所左右，只考虑经济效益而缺少人文关怀。

同时，要立足城市持续发展需求，体现以人为本。在城市更新与改造过程中需要站在城市系统、城市生长发展的角度，关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问题，实现城市各部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协调。

特别是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更新中，更需要战略性地解决保护和发展的冲突问题。对城市环境、城市历史、空间特征等宏观因素进行研究，确立包括城市空间结构、经济产业结构、文化延续性、自然景观等社会、经济、文化多元复合分步实现的城市更新目标体系，指导城市有序更新。

五、新型农村社区发展模式

新型农村社区，是指打破原有的村庄界限，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然村或行政村，按照统一要求，合并建设新的居民住房和服务设施，统一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组建成新的农民生产生活共同体，形成农村新的居住模式、服务管理模式和产业格局。

新型农村社区，不同于传统的农村社区，它不仅以农业产业为基础，还将产业集聚、工业发展、服务业发展与农业农村发展衔接起来，是现代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重点在于改变农民生活和生产方式，提升农民生活质量，集约节约用地，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加快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享受到跟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务。

以农民为核心，促进农村地区发展为目标，从经济、产业、土地、社会伦理、地域文化、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等多角度综合思考和入手，以农民利益为出发点，始终贯彻农民是使用者、受益者的思想，同时结合乡村、地域文化特色的创造，建设配套完善的新型农村社区。

基于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以乡村观光休闲度假功能为主导，以乡村观光休闲业态为特色，以乡村商业休闲地产为支撑，以田园乡居生活为目标，通过土地整合、城市基础设施引入、文化特色的呈现、农民就业的解决，进行独立村的改造升级，向旅游综合新型社区发展。

这就需要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居民融入三方面的努力来实现。

在政府的层面要制定相关优惠政策，设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专项资金，银行、信用社等金融部门，对新型农村社区优先提供贷款。从政策上和资金上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保障。

同时，要以产业发展为依托，积极动员有实力、有需求、有辐射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把解决社区产业发展、群众就业和企业用地等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企业与新型农村社区融合发展、互利双赢。

社区居民要主动融入社区发展，树立主人翁意识，发挥自身特长，通过自主创业、自主择业、土地入股等方式参与到新农村社区建设当中，解决就业问题。

第四篇：浅谈中国三农问题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最终版

编者按：中国自古就是个农业大国，其崇农抑商的政策贯彻有古社会，农业文明也创造了巨大的辉煌。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发展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农业、农村、农民都以崭新的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开始了新的历史创造。从互助组、合作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从政社合一到政社分离；从家庭联产承包到个体经营；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到专业合作社；从土地流转到产业经营；从城市化到城镇化……新中国的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伟大的社会实践探索，有改革的阵痛，也有成功的喜悦，有教训，更有经验。在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的当今时代，经济基础的成长必然要求上层建筑有相应的调整，在中央确定了城镇化发展的大方向之后，在千差万别的广大农村如何确立城镇化的指导思想，其实践路径若何，怎样通过城镇化有效解决长期困扰人们的三农问题，已经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亟待解决的严峻课题。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长期从事该领域实践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一畅所见，以飨广大有志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各界有识之士。

浅谈中国三农问题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齐伍军教授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近70%，70%的农业人口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仅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也是欠发达国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排名虽然超过了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人均世界排名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位居世界第108位。中国不发达主要是农业拖了后腿。我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只有10%，这一事实反映了中国农业经济十分落后，创造的价值非常低。发展农业经济，中国经济才会快速发展，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之一。究竟如何解决中国农业发展模式，如何提高农业产业价值，如何使农村走向城镇化，如何最终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中国农业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一贯重视我国农业发展，几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把三农问题放在首位，对三农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国家每年对农业投入很大，但效果并不明显，我国各级政府也都非常重视三农问题，但是始终没有一个有效的发展模式。因此，十几年来三农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也没有形成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问题：

1、非市场经济体制阻碍了农业产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首先，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农民无法通过对土地权的处置获得价值增值。地方政府廉价征用农民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农民得到的只是地上物的补偿费，并没有得到处置土地应该得到的回报。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就无法将土地作为资产与投资人、农业企业合作实现自己的价值增长。

其次，国家虽然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但是始终没有从体制上根本解决问题。由于没能有效地让资源向农业、农村倾斜，导致城乡资源配置不均衡，除了税收优惠和政策补贴外，没有可以推动农业发展的有效资源。

其三，地方政府重工商轻农业，将大量农民土地征用出卖给开发商开发房地产，忽视了农民利益与农业发展；高度重视招商引资与工商业发展，不重视培育和支持农业产业化企业的发展。

2、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十分传统与落后（农民家庭种植模式）。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低，还停留在一家一户小面积手工作业种植的传统生产方式，生产效率低下，创造的价值较低。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非常高，现代化农业生产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与信息化。在美国，3个农民可以种植5000亩土地，而在中国，一家人最多种植几十亩土地。美国3%的农业人口满足了100%美国人口的吃粮问题，而中国70%的农业人口还满足不了中国100%人口的粮食需求问题，每年还要靠进口大量的粮食来保证我国的粮食需求。

3、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农业产业化的障碍。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变革与经济技术的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联产承包责任制分户种植模式，已经明显地成了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的最大障碍。土地分户承包种植，除了土地边界、农田道路与沟渠造成土地浪费土地之外，最大的障碍是无法使用现代化农业机械化、自动化装备进行大面积耕作，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的高效化与高品质化，同时这也是中国农业产业化的瓶颈。美国的农田全部是农业企业在种植，根本不存在农民个人种地问题，并且，美国的农业企业是从种子研发、科技创新、种植、精深加工到终端产品市场营销的全产业链经营。因此，美国农业产业效率较高。美国农业的发展也曾经历过从农庄、农场到农业企业的过程，通过农业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兼并，使得美国农业产业的集中度不断提高。同时，美国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程度也不断提高，目前美国农业产业已经达到了高度集中的程度，全美国的农业控制在四家农业企业手中。此外，美国农业发展快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国家对农业的补贴支持力度非常大。美国农业企业种植价值100元的粮食，美国政府就补贴100元（美元还是人民币？）来支持农业企业的发展，加上美国农业的高科技推动，高产、高附加值农作物的研发和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使得农产品的价值数倍增加。与此相适应，农业产业企业利润水平的提高也吸引了资本的介入，在资本的推动下，美国的农业又得到了更快速的发展。

4、中国的农业发展在既缺乏发展理念、发展技术，又缺乏资本的情况下无法实现快速发展。首先，农业产业化应该以市场价值为导向，农业产业化、产业链应该如何设计，不应该让不懂市场的农业规划部门来规划，应该由懂得市场规律的商业专家、投融资专家来进行可行性研究。因为种什么作物、深加工产品的市场价值与竞争优势直接决定了对农业产业的投资成功与失败，而我国的农业项目几乎都是农业规划机构给做的规划，甚至不少农业项目完全是为了取得农业产业扶持政策而设计的，而制定农业扶持政策的人并不考虑农业产业终端产品的市场价值与投资价值。因此，中国的农业产业化项目基本都是失败的，更不可能吸引投资人来投资。

中国的农村、农民既没有技术又没有投资能力，更没有发展思路，再加上地方政府对农业发展没有清晰思路，因此，仅仅靠农民手中的资源无法实现农业产业化。全球农业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是美国，其次，是日本，第三是台湾。美国通过基因技术来解决提高农产品价值、产量、质量与抗病虫害问题。日本的基因技术也非常发达。陕西省西安市附近的户县，有一个葡萄种植基地因使用日本的葡萄种植技术，实现了葡萄的高产量、高品质，一年内五熟，一年收获五茬葡萄。一位就职于香港某上市公司的美国农业专家，解决了冬虫夏草的工厂化生产问题，而且生产的冬虫夏草的品质比野生的还高，且不含重金属。因此，种什么作物价值大应该由市场决定。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产业化的原动力。所谓农业产业化必须建立在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上，否则农业产业链不完整，农产品就没有市场出路，更谈不上提高附加值。要对农产品进行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就必须在有资本介入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农业产业的特点是投资回报率低、投资回收周期长（有的项目投资5年内没有任何回报），我国许多的农业项目，因为事前没有做详细的投资预算与可行性分析，农业企业在投资过程中造成资金链断裂而失败。因此，如果没有投资能力强的企业介入农业、没有资本投入农业，就无法实现农业产业化。

5、党中央、国务院虽然在前两年出台了农业用地土地流转政策，但是，因为没有详细的土地流转机制和操作规则，造成全国各地土地流转模式不统一，并且因种种障碍使得土地流转无法顺利完成。如，安徽省阜阳市某区仅因两三家钉子户不同意土地流转从而造成土地流转受阻，无法进行下去。总之，全国关于土地流转没有成功模式，造成土地流转无法进行，直接阻碍了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

6、目前的新农村建设并没有对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带来有益影响。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应该建立在农业产业化和农民身份转变的基础上，但不少地方政府并不重视农业产业化模式研究与推广，为了卖地，以新农村建设为幌子让农民住进楼房，腾出土地，政府好取得配套建设用地指标来卖地。农民住楼房去种地，农业生产资料与农机具没有存放场所，破坏了农民原有居住方式，给农民生产与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农业产业化没有得到发展，农民身份没有转变，农村城镇化也根本无从谈起。

7、大多数地方政府只重视招商引资，不重视通过农业产业化来发展地方经济。经调研发现，由于每个省都把招商引资作为考核下级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加上地方政府领导更换过于频繁，扶持农业企业发展周期太长，一个农业企业还没扶持起来，地方政府领导就又被调走了，短期看不到政绩，而招商引资来得比较快，政绩较明显，因此，很多地方政府领导只重视招商引资不重农业产业发展，这也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8、农民奔小康的发展方向不正确。国家支持农民奔小康，本来应该是就地发展农业产业，就地致富，可是，不少基层地方政府不引导农民就地发展农业，就地创办农业企业，通过就地发展农业企业来致富，而是错误的单纯鼓励农民外出务工，从而造成农村有效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的人，造成许多土地荒芜无人种植，不但无法发展农业产业，仅凭无劳动力种植的土地无法提高农民收入，更无法实现农村城镇化。

二、中国三农问题解决思路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1、要解决中国农村、农民与农业等三农问题，必须从发展农业入手，必须建立在解决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问题上。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应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与价值规律，不管农业产业化如何发展，最终都必须通过市场实现其价值，否则都将失败。农业种植模式必须由农户种植过度到农业企业种植，实现现代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与信息化的高效生产模式。因此，中国三农问题解决基本思路是：消除农民、消除农村，以农业产业化、农业生产现代化、种植工业化和乡村工厂化、公司化来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与建设。城镇化必须以产业作为经济支撑的基础，要实现农村城镇化，首先必须解决农民过上城市化生活的支付能力问题，也就是必须解决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问题。由于农产品附加值很低，必须通过科技创新种植高附加值农作物与产业链延伸，通过对农产品精深加工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真正把农民变成产业工人，把农民变为城镇居民。

2、创造成功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土地流转模式。农业产业化必须有资本与企业介入，因为农民没有投资能力，也没有技术研发能力，要把农村公司化、工厂化必须由企业与资本介入才能实现。企业要投资农业，需要工厂化种植，以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生产与精深加工来经营，于是需要建工厂与各种经营设施。企业既需要大量耕地来建立现代农业种植基地，又需要企业生产研发设施所需要的建设用地，因此，农民的耕地与宅基地一起流转是最好的土地流转模式，农民耕地流转后农民不用再自己一家一户种地，宅基地流转后把农村建成了城镇，农民也变成了农业产业工人。

3、农田耕地与宅基地一起流转模式简介：农民将耕地入股给农业企业，每年农业企业每亩土地按照土地质量给农民相应价值的固定分红回报（如山东省夏津县每亩每年1500元，有的县每亩1300元等），这样保证了农民流转土地后的固定收入，如果农民到农业企业工作，再取得一份工资，这样就保证了农民收入的稳定与提高。

农民宅基地流转后，地方政府将收回的宅基地集中获得建设用地指标，好规划新型城镇建设，将部分建设用地出让给企业建工厂和经营设施，由企业用国有土地出让金加政府补贴来建设农民居住的城镇社区与配套商业综合体，以及政府机关、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企业先通过新型城镇商业综合体开发获得资本积累，然后通过资本积累来投资农业种植生产、研发与精深加工。如果不先通过土地开发获得资本积累，由于农业产业链过长，投资规模过大，企业等不到生产出来终端产品就会造成企业资金链断裂而使企业倒闭。企业通过新型城镇建设中的商业土地开发获得资本积累后，就有能力进行从农业科技研发、现代高效种植、终端产品精深加工到市场营销的全产业链经营。例如，山东省陵县某大豆加工企业，共有大豆深加工产品100多种，其中纳米级大豆蛋白粉远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该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技术几十项，并在全球78个国家申请了专利保护。农产品大豆的附加值提高了数百倍。

三、中国三农问题解决思路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可行性

1、中国三农问题，必须通过解决农业产业化问题来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农业产业化问题必须建立在市场价值的基础上，即从种植作物选择、种植到深加工后变成附加值很高的终端产品才能实现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的价值。为此，农业产业化模式由经济专家与投融资专家来设计，站在投融资的角度来设计农业产业化，确保终端农业产品的市场优势、市场价值与投资回报率。

2、在农业产业价值高倍增长的基础上解决农民身份转换的问题，通过耕地与宅基地一起流转，在保证农民利益持续增长的基础上，让农民成为农业产业工人，从而解决农村城镇化问题。

3、农村城镇化建设以宅基地流转与产业支撑为基础，不占用农村耕地，符合国家土地政策，不存在政策障碍。

4、农业产业化在成功商业策划的基础上，在农业企业先期投入与国家政府扶持的基础上，在证明了农业产业化商业模式的价值时引入专业风险投资机构投资推动快速发展，后期实现农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上市融资。综上所述，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从解决农业产业化入手，通过发展从现代化高效农业研发、种植、精深加工，到产品市场价值的提升，使农业由农民种植到企业化种植与精深加工，变农户种植到现代大规模种植，变农村为新型城镇，变农民为产业工人，以消除农村、农民，用企业与资本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思路，以农民耕地与宅基地一起流转的土地流转模式来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模式，经过实践证明目前是切实可行的。

作者：齐伍军（区域经济战略研究员）

第五篇：2018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

2018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

（一）——基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调查和数据高鸣 郭芸芸近年来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稳步发展，企业数量和规模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和发展带动能力显著增强。特别是2012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10号，以下简称“文件”），厘清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明确了加快发展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政策措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黄金期”。农业产业化龙头文件明确提出，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等方面提供政策扶持，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融资信贷方面提供便利。文件规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仅包括上市公司，而且包括拟上市公司，还进一步包括了一些地区龙头和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广大龙头企业以此为契机，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强化质量管理，创建知名品牌，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展现出快速发展的新特征。

一、发展概况据农业部统计，截止到2016年底，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数量达41.7万个，比2015年底增长8.01%。其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13.03万个，同期增长了1.27%。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年销售收入约为9.73万亿元，增长了5.91%，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高1%；大中型企业增速加快，销售收入1亿元以上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同比增长了4.54%；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固定资产约为4.23万亿元，增长了3.94%。图1农业部第七次监测合格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分布图2016年，农业部公布了第七次监测合格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名单，总共为1131个。其中，山东省共计有85个，位居首位，第二名是四川省（58个），河南省和江苏省并列第三（55个）。有13个省份的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高于40个，还有7个省份的数量介于30-40个之间。从地区的分布来看，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传统农业大省。例如，经济发达省份的浙江和广东等省份，传统农业大省的四川和河南等省。这些地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对产业发展带动作用明显，对周边地区经济辐射力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产业化经营的组织者，一端与广大农户链接，在另一端与流通商或消费者链接，充当着农产品供需市场的桥梁，同时也是产业化经营的营运中心、技术创新主体和市场开拓者，在经营决策中处于主导地位，起着关键枢纽的作用。图2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营业收入分布图根据农民日报社三农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的833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含流通性农业企业）数据显示，高于45亿元营业收入的龙头企业有103家，营业收入为15亿元-45亿元之间的龙头企业为150家，而2亿元-15亿元营业收入的龙头企业数量最多（444家），8000万-2亿元营业收入的龙头企业数量为101家，低于8000万营业收入的仅有35家。从中可知，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营业收入主要集中在2亿元-15亿元，占比53.3%。2016年，江西省正邦集团有限公司的营业收入达到706亿元，成为最高营业收入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高于100亿元营业收入的企业数量为50家，占比6%，高于50亿元营业收入的企业数量为89家，占比10.68%。在课题组统计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500强中，其营业收入均高于4.5亿元；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100强中，其营业收入均高于46亿元；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50强中，其营业收入均高于100亿元。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布局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格局，要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链中的火车头作用，还需要相关部门根据其规模特征进行科学引导，针对其经营规模和所处阶段进行扶持。另外，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来说，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市场竞争力，提高自身综合实力，做大做强，是顺应市场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图3部分地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营业收入与利润对比图图3是对部分地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可以看到，吉林省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利润率相对较高，达到了14.22%；安徽省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平均利润为4147.65万元，利润率为2.60%；湖南省是传统的中部农业大省，2016年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平均利润为8693.59万元，利润占比2.34%；江苏为东部沿海省份，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而该省份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平均利润为8232万元，利润占比2.67%；山东作为农业强省，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较好，农业企业走出去水平较高，该省份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平均利润为2.32亿元，利润占比6.16%；陕西为中国的西部省份，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利润占比为5.63%。各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状况与其产业结构布局和农业经济基础紧密相关。此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等方面作用突出，也为相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了多种类的社会化服务。数据显示，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所提供农产品及加工制品占农产品市场供应量1/3，占主要城市“菜篮子”产品供给2/3以上，有效保障了市场供应。

二、区域经营状况分析当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一种基本形式。在不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条件下，通过与农户的契约关系，将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一体化经营，为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决生产、加工、销售相脱节、农户小生产和大市场相矛盾的状况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不同的经济区域，呈现不同的发展水平。为推进各地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各地区根据本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开展了不同内容的管理工作并制定了相应的发展规划等。例如，福建省制定了《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产品行业协会发展的意见》《福建省农业产业化经营规划》等文件，安徽省主办名牌农产品评选，湖北省组建了农业产业化信用担保公司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融资进行担保，江苏省开通网络和组织技术交流等工作，广东省组织有关专家开展财政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进农地流转等。表1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分布表注：数据根据农民日报社三农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整理得出。根据对833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分析结果，有286家龙头企业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占比34.33%；有337家龙头企业位于中部地区，占比40.46%；有212家龙头企业位于西部地区，占比25.45%。从数量上可以看出，中部传统农业省份等地区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具有明显的量的优势，并明显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图4 100亿元以上营业收入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分布占比图图4是营业收入为100亿元以上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分布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地区有31个龙头企业的营业收入高于100亿元，占比63%；中部地区有13个营业收入高于100亿元，占比27%；西部地区有5个营业收入高于100亿元的龙头企业，占比10%。结合表1和图4可知，尽管东部沿海地区的龙头企业数量不及中部地区，但是营业收入高于100亿元的龙头企业数量远远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这也进一步的反映了我国中部地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多，但规模相对较小的现象。与之相反，东部地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少于中部，但规模体量较大。西部地区无论从数量或者体量上都与东部和中部地区有差距。

三、类型与品牌化发展分析在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类型多样，在不同行业中表现突出，充分发挥了对农业发展的引领作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粮食生产方面表现尤为亮眼。粮食生产加工类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致力于优化农业种植、养殖的生产布局，改善农产品的供给结构，引导优势区调优调精、非优势区调减转向，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部分。图5 涉农类上市公司的类型分布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农业上市公司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重要部分。截至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合计3034家企业，涉农类（不包含茶类）企业合计为121家，占比约4%。其中涉农制造业69家，农业52家。在我国的农业上市公司中，食品制造业占涉农类上市公司的31%，食品加工业同样占比31%，两类农业企业占所有涉农类上市企业的62%，这表明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主要分布在食品行业。另外，农业种植业占比13%，仅次于食品制造业与食品加工业，这主要集中在粮食、油料等品种的种植；牧业养殖业占比12%，渔业养殖业占比8%，林业种植业占比3%。随着“互联网+农业”的快速发展和休闲农业的推广，相关服务业企业蓬勃发展，占比2%。从产业链划分来看，我国农业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中游（种植业、养殖业和林业）和下游（食品加工业），占比70.49%。而国外农业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上游（农药、化肥、种子和饲料等）和下游，例如种子企业孟山都、粮油加工企业路易达孚等。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分布在全国20多个省市区。其中，山东省最多，共有7家；其次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有6家；湖南省和广东排名第三，分别为5家；另外北京的农业上市公司有4家。从以上地区可知，我国农业上市公司主要分布在中南地区、华东地区等，而我国传统农业大省的农业上市公司数量较少，集团性不同业务增加，这也进一步表明农业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已经逐渐脱离传统农作物和农产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服务“三农”方面，尤其是在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引领小农进入现代农业生产轨道的方面作用突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有几种主要的发展模式，表现为“企业+农户”模式、“企业+中介组织+农户”模式、“企业+中介组织联合+农户”模式、“协会+企业+中介组织联合体+农户”模式，现阶段，“协会+企业+中介组织联合体+农户”模式逐渐成为主流模式，在实行农业规模化生产的省份作用尤其明显。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的演变过程主要与交易费用和规模效益有很大关系，交易费用的降低，提高了产业链中各要素的配置效率，农业技术进步与分工明细则提高了经营主体的生产效率，经营主体获得了较高的规模效益。农户和企业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主体，农户与企业关系的演变是农业产业化演进的基础，政府在演进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黑龙江省为例，全省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的龙头企业达到55家，其中超过百亿元的有4家，部分油脂类的公司全年收入超过300亿元。2016年以来，全省新建亿元以上的项目376个，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达到约282亿元，其中152个项目建成投产，新增农产品加工能力超过320万吨。黑龙江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起到了引领小农户发展的作用。截止到2017年，黑龙江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了引领了1600多个合作社加行业协会，共有耕地面积9600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54%。其中，带动小农户320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67%，小农户户均增收2460元。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体系2016年11月对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4个省（区、市）56个县（市、区）60个村3254个农户的专项调查，不考虑自家用工折扣和土地折租，经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的农户稻谷种植亩均收益达到1224.34元。图6以黑龙江为例，调研该省国家级农业产化龙头企业，并进一步分析其经营类型。调研发现，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及加工种类的企业占多数，其次是油类和饲料类，其他类型产业数量相对较少，这与该地区粮食生产大省的定位一致。精准定位地区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地差异化培育企业有助于提高龙头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图6 黑龙江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经营类型结构图在品牌化建设和标准化生产方面，龙头企业发展迅速。根据《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17》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认证、检疫、质检等方面投入约为189亿元，增长了7.29%；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企业数量增长达11.78%，产品数量增长约为9.84%；超过70%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了HACCP、ISO9000等质量体系认证，超过50%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获得了省级以上名牌、著名（驰名）商标荣誉。此外，2016年农产品转化增值能力稳步提升，省级以上龙头企业销售收入与主要农产品原料采购总额之比达到2.58∶1。相较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三标一品”建设方面更显成果。截止到2017年，以黑龙江为例，黑龙江全省拥有中国驰名商标16个，地理标志农产品40个。乡村振兴需要产业兴旺，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是主线，要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示范作用仍需加强。

四、未来展望农民日报社三农发展研究中心对部分省份入榜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16年和2017年营业收入进行了比较，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营业收入都呈现正增长。安徽省、河北、湖北、吉林、辽宁、陕西增长率分别为：7.99%、7.69%、12.89%、3.44%、3.45%、6.50%。图7 部分省份2016-2017年龙头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我国“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其中重要的内容，被寄予厚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呈现数量增加、类型多元、规模适度、产业化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显著提升的新态势。随着我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指向更加具体，基本形成了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重塑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优先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这些重大战略部署核安排，对加快农业产业兴旺，构建新型农业产业体系做出了明确指引和要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力量必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特别是对农业发展质量、乡村绿色发展提出了要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与市场联结密切，发展较为成熟的一种农业经营主体形态，在带动农户发展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因此，现阶段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模式正在不断创新，龙头企业如何走好自身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与农户和其他经营主体的合作关系是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相同课题。农业企业对比于其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比较完整的组织架构和产业链，发展能力较强，是适应市场能力最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未来的发展中，它仍然要肩负带领农户走向市场，拓展农业产业链，带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使命。因此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中还要多方位发力，共同促进其健康成长。

一、围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帮助农民、提高农民、富裕农民为目标，以发展现代农业为方向，以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为动力，各省市应尊重经济规律，为企业提供成长成熟的环境，因地制宜培养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依据其不同发展阶段制定不同的扶持政策。

二、坚持市场导向，重视品牌培养。培育新型主体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农业生产者收入、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品牌化建设与农产品质量提升息息相关，重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品牌化培养，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于品牌创建进行支持。

三、完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培育体系。通过完善财政税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金融信贷服务、扩大保险支持范围等多种方式，给予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支持。

四、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加强环保理念。随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应该有所提高，政府要加强生态保护的监管力度，企业要注重保护生态环境，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作者单位：高鸣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郭芸芸农民日报社三农发展研究中心）

（二）中国农业新闻网 2018-02-23 09:02:00 ——基于农民合作社的调查和数据彭超 杨久栋201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10周年，也是我国农民合作社快速起步和发展壮大的“黄金十年”。这10年，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机遇期，合作社数量持续增长，业务领域持续拓宽，发展质量不断提高。截至2017年9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196.9万家，是2012年的2.86倍，是2007年的76倍，特别是近5年年均增速达到37.2%。农民合作社的服务领域不断拓宽，各类农民合作社生产经营涵盖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各阶段，连接了农业经营的收购、营销、储运各环节，融合农村产业一产、二产、三产各业态，基本克服了农户家庭分散、小规模经营的困难，提高了农业的组织化、市场化程度。随着农民合作社内部组织不断健全，农民合作社带动农民入社经营和增产增收能力显著增强。全国入社农户超过1亿户，占全国总农户数的46.8%，社均成员约60户。特别是涌现出了一批合作效益良好，农户收益显著、运行机制合理、社会影响较大的农民合作社组织，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并带动了农业农村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与创新。

一、发展概况在资源环境条件制约凸显、农产品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国内外市场竞争加剧等一系列的挑战下，农民合作社成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实践者，适应市场新需求，运用互联网+、绿色发展等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农民合作社资产、营收已经达到相当规模。根据农民日报社三农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的579家典型农民合作社的数据显示，2016年农民合作社营业收入社均约为1857.52万元，分配利润达到196.02万元（主要以国家级示范社为蓝本）。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体系对695个农民合作社的典型调查，合作社的社均资产为1234.13万元，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工具、器具和农业基本建设设施等）为社均576.52万元，流动资产（现金、存款、应收款项以及种子、化肥、燃料等存货）为社均347.25万元，农业资产（存栏畜禽资产和林木资产等）为社均261.61万元。接受调查的农民合作社社均负债298.94万元，其中，银行欠款154.26万元，亲戚朋友等个人借款90.45万元，此外还有民间借贷、村委会垫资以及部分应付账款、工资等。企业经营社均成本为843.56万元，工资性开支为82.99万元，雇工成本66.95万元。农民合作社表现出了较强的带农增收能力。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合作社当中，能够带动入社农户户均增收2000-4000元的合作社达到40.2%，6000元以上的达到24.9%，2000元以下的18.1%，4000-6000元的达到16.9%。

二、经营状况分析近年来，农民合作社发展模式不断丰富，服务功能不断拓展。农民合作社在生产要素和资源利用等方面形成了规模经济效应，逐步聚合与延伸农业产业，提高农业综合效益，既帮助农民解决了单家独户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划算的问题，又帮助农户提高了市场谈判地位，引领家庭经营主体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既可以作为生产主体，又可以是服务主体，还能够联结其他经营主体。从产业门类上看，根据固定观察点体系合作社调查，从事粮油种植的农民合作社占26.6%，从事蔬菜种植、畜禽养殖的农民合作社各占24.5%，还有24.2%的农民合作社从事瓜果种植，从事农机服务的农民合作社占比为11.9%。而从事花卉行业、水产品和林产品的农民合作社比例较低。从事的行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作社占比为37.3%。从农民合作社为社员提供的服务上看，提供农产品销售服务的合作社最多，比重为87.7%，另有83.7%的合作社为社团提供农业技术培训服务，还有78.8%的合作社为社员提供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服务。从整体上看，合作社在良种引进和推广服务方面稍显不足（占比仅为28.3%）。另外，在农产品加工服务上面也略有欠缺（占比41.9%）。在电子商务方面，专业合作社使用互联网购买生产资料、农产品和使用互联网销售生产资料、农产品的行为均高于预期。无论是使用互联网购买农产品、生产资料还是使用互联网销售农产品、生产资料的合作社数量，均要高于未使用互联网购买和销售农产品、生产资料的合作社数量。使用互联网销售农产品、生产资料的农民合作社数量要比使用互联网购买农产品、生产资料的农民合作社数量高出5.3个百分点。虽然专业合作社在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广度上有所提高，但专业合作社在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深度上仍处于较低水平，即专业合作社使用互联网购买或销售过农产品、生产资料的比重不高。在参与调研的365家专业合作社中，使用互联网购买过农产品、生产资料比重不足30%的合作社占到调查总体的78.7%，使用互联网销售过农产品、生产资料比重不足30%的农民合作社占到调查总体的77.8%。具体情况如图（3）和图（4）所示：在对使用过互联网销售生产资料、农产品的合作社统计分析后发现，农民合作社使用互联网销售生产资料或农产品的途径主要集中在自建门户网站电商平台、自建手机APP电商平台以及入驻第三方电商平台。合作社通过入驻第三方电商平台进行网销的比重最大，有效占比约为69.1%。通过自建门户网站电商平台和自建手机APP电商平台的合作社数量基本持平，有效占比均在31%左右。影响专业合作社参与电子商务的因素较多，对专业合作社从没有进行过“网购”或“网销”的原因统计分析后发现，相关物流服务不完善、不懂电商平台使用和“网销”技巧以及市场费用、推广费用较高等不同程度上制约着专业合作社开展电子商务。近年来，农民合作社从事产业门类、经营业态由过去单一的生产服务，向生产、供销、信用业务综合合作演变。据估计，超过一半的农民合作社提供产加销一体服务，服务总值达1.1万亿元。部分农民合作社积极开展内部信用合作，为成员提供融资服务，有效缓解了农户融资难问题。有的农民合作社与金融机构或者互联网贷款公司合作，引入外部信贷资源，发展供应链金融，解决成员产业发展中的资金瓶颈制约。农民合作社发展还有向社际联合发展的态势。据估计，基层自发成立的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已经超过1万家。这些联合社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品牌化发展分析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展转化成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随着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城乡居民不仅要求“吃得饱”，还越来越关注“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健康”等美好生活的要素，对农业多功能性和多元化产品供给提出了深刻要求。面对市场需求的新变化，部分农民合作社组织农民发展标准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开展质量认证，打造产品品牌。目前，已经有43.7%的农民合作社实施了标准化的生产和服务，但仍有56.3%的农民合作社没有实施标准化的生产和服务。有29.6%的农民合作社拥有自主品牌，有14.5%的农民合作社能够拥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品牌。有65.5%的农民合作社注册了商标，有15.4%的农民合作社能够注册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商标。有49.9%的农民合作社有产品已通过国家无公害、绿色或有机食品认证，有23.7%的农民合作社能够有两种以上产品通过国家无公害、绿色或有机食品认证。

四、社会责任随着农民合作社规范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合作社主动担当社会责任。农民合作社作为主要农业生产服务的重要力量，不仅担负着带动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责任，农民合作社根植农村，也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保护农村资源环境的重要主体。更重要的是，农民合作社是重要的农产品提供者，肩负着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城乡居民食品安全的重任。可以说，和一般经营主体相比，农民合作社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多，也更重。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农民合作社大多建立了相关的质量安全控制措施。70.0%的合作社建立了农产品生产记录，67.4%的合作社有能力监测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66.7%的合作社能够规范使用农业化学品投入。然而，能够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合作社只有38.2%，这是未来需要提高的重要领域，也是政策支持可以考虑的方向。在带农增收方面，大部分农民合作社都能够通过分红、二次利润返还等方式带农增收。参与调查的合作社中，有71.7%近三年进行过分红，有48.3%实施过对社员农户的二次利润返还。在应用绿色技术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除了发展有机生产，减施农药和化肥之外，农民合作社还采取了其他的环保措施。例如，参与调查的农民合作社能够把49.5%的秸秆粉碎还田，15.1%的秸秆用于畜禽饲料过腹还田，还有11.6%将秸秆作为生活燃料。在提供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方面，农民合作社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建设并且扶难济困。参与调查的农民合作社中，有47.5%的合作社提供过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有33.1%的合作社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作出过贡献，有64.2%的合作社为社区内的困难群众提供过帮助。但是，也应当看到，有15.1%的合作社在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方面投入不足。在全社会脱贫攻坚战中，“合作社+贫困户”成为各地产业扶贫的主要模式之一，通过吸收贫困农户入股，为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发展生产，成为产业脱贫的重要组织载体，成效显著。

五、未来展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写入党章作为中央部署的七大国家战略之一。这是党中央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工作提供了总指导、总思想、总要求。2017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具体部署。2018年一号文件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指南。这些重大战略部署，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农民合作社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我国已经初步构建了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的一系列制度，为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目前，我国已经初步构建了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核心、地方性法规为支撑、规章制度为配套的合作社法律法规体系。国家相继修订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部门制定完善了合作社登记办法、公示报告、规范有序开展信用合作等配套制度，19个省（区、市）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我国已经初步构建了以项目制补贴和税收优惠为两翼，信贷担保为保障，示范评定、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等为配套的合作社扶持政策体系。2017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从财政税收、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信贷、保险支持、市场营销、人才培养等6个方面，进一步系统构建了支持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政策体系。2015年开始，国家从农资综合补贴存粮中拿出20%合并过去的规模经营主体补贴和农业补贴的增量部分等，用于支持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重点解决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07-2017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农民合作社发展资金118亿元，年均增长21.5%，各级农业部门认定示范社超过18万家、联合社达到7200多家。我国已经初步设计以全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部际联席会议为顶层制度，各级地方政府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分层对接的多层级指导服务体系。2013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农业部会同发展改革、财政、水利、税务、工商、林业、银监、供销等部门和单位建立了全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依法推进合作社发展的强大合力。大多数地方陆续建立了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制度，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成立了指导服务合作社的专门机构，加强对不规范和涉嫌违法合作社的风险排查、清理整顿。各地打造省、市、县三级辅导员队伍，开展“千人带万社”、“专家一对一”等结对帮扶，为合作社提供全方位服务。各级政府落实国务院“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意见，自2015年10月1日起，新设立的农民合作社领取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后，无需再次进行税务登记，不再领取税务登记证。展望未来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织载体和经济力量，在实现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有机衔接、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产业体系等方面，必将承担更多的功能，发挥主力军的作用。首先，在带动农户方面，农民合作社将在生产合作、购销合作、信用合作等方面承担更多的功能，引导小农户更好地纳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轨道。其次，在规模实力发展方面，农民合作社将进一步做大做强增强自身市场竞争力，各类合作社之间的联合与合作将会以新的发展阶段，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将会在流通加工、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再其次，金融服务将成为农民合作社拓展功能的重要领域。金融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于金融信贷担保服务的需求更加强烈。然而，当前合作社为农户提供的金融服务仅仅停留在赊销农资等初步低水平的金融活动上，仅有25.0%的合作社能够为社员提供融资担保，也只有26.4%的合作社能够提供内部信用合作，而能够承担金融中介功能的合作社比例仅为7.0%。新修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新增的金融、担保等的条款，将为农民合作社更好地提供金融服务和强有力的法律支持。随着农村信用评价体系的健全，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担保联盟等将会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民合作社将成为众多金融机构发展供应链金融的中介载体。最后，农民合作社经营指导和政策扶持将更加科学化。随着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大数据已具雏形，农民合作社的统计调查手段也将进一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