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郊农村新型城市化模式探析

第一篇：中国城郊农村新型城市化模式探析

中国城郊农村新型城市化模式探析

郭晓鸣 廖祖君

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不断地暴露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性，创新中国城市化模式迫在眉睫。本文选择成都市温江区“幸福田园”项目为个案进行研究。该项目突出的特色在于以土地管理和利用制度调整为基点，在不变动农地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运用统筹城乡的思路和方法，以基层治理民主化为支撑，最终实现以“持地”城市化、“就地”城市化、“主动”城市化和“田园”城市化为特征的新型城市化模式创新。在城市近郊地区以农民为主体、以土地资源资本化为手段、以建设田园城市为目标的“幸福田园”模式对于中国探索新型城市化模式、平稳推进城市近郊农村城市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引言

城市化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每个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阶段，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化曾经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城市化率由建国初期的10.6%上升到2011年的51.3%（中国市长协会，2012）。然而，中国的城市化总体上仍然是一种低效率、粗放型和不彻底的发展过程，快速城市化背后隐藏着不可忽视的矛盾与风险，例如环境污染、就业困难、交通拥堵、房价暴涨、征地拆迁矛盾、农民工摩擦等。上述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传统城市化模式的深刻反思，尤其是在当前全面推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实施“三化同步”战略①的背景下，中国这种政府主导式的、低效率的传统城市化模式不断暴露出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性。当前，创新中国城市化模式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而城郊农村由于紧紧靠近中心城区，较易承接中心城区的扩散功能，土地增值潜力巨大，对此类区域的城市化模式进行探索和创新，条件相对成熟，需求更加强烈，并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创新中国城市化模式、积极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城市化模式揭示了某一区域在实现城市化过程中所展现的动力、机制和方式，是城市化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简新华、刘传江（1998）从城市化与工业化、经济发展的关系入手，通过考察国外代表性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及其特点，提出了同步城市化、过度城市化、滞后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四种城市化模式，并对其特征、成因及影响进行了分析。郝世绵、胡月英（2002）根据城市化的空间规模和形态，总结出聚集型城市化和扩散型城市化两种城市化模式。仇保兴（2005）根据政府与市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将国外城市化模式分为三种类型：以西欧为代表的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城市化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城市化模式、以拉美和非洲部分国家为代表的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模式。已有文献在国外城市化模式问题上得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重要结论，从而为研究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发展规模、城市化与工业化互动、政府调控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城市化模式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方面，白永秀、王颂吉（2011）将中国城市化分为“被动城市化”和“主动城市化”，并认为中国将依次经历这两个阶段。在城市发展规模方面，邹农俭（1990）认为，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应当重点发展小城市；李迎生（1988），饶会林、曲炳全（1990），王小鲁（2010）则认为，应遵循大城市优先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充分发挥城市的聚集效益。在城市化与农民关系方面，刘守英（2011）认为，不同的土地资本化方式，决定了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并提出政府主导、农民被动的城市化，农民以集体土地自主参与的城市化和政府主导、农民为主体的城市化三种模式。在城市化动力机制方面，崔援民、刘金霞（1999）将城市化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认为政府主导型城市化模式优于市场主导型城市化模式；而徐琴（2004）、曾宪明（2006）则对政府主导型城市化模式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城市化模式造成了较高的社会总成本。在城市化与土地制度创新方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强调城市化模式创新的关键之处在于土地制度改革，其实质就集中在改革征地制度、确立“农地转用”的市场转让权；刘守英（2011）主张在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进行土地制度和政策创新，其核心是实现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国有土地在规划和用途管制下的“同地、同价、同权”，让农民分享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级差收益。

从总体上看，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化模式的类型、特征、弊端及其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的一些研究洞悉到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本质，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针对性。但是，关于中国城市化的推动主体、动力机制以及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等内容还缺乏系统性的研究；虽然已有部分文献在探讨新型城市化模式时主张对土地管理及土地征用制度进行改革，但在探讨此类问题时，这些文献主要考虑的是城市化效率的问题，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所涉及的农村社会和政治问题考虑不足。本文认为，中国城市化模式创新的关键之处在于实现其推动主体和动力机制的根本性变化，即推进“政府主导和垄断”的传统城市化模式向“市场主导、农民主体”的新型城市化模式转变。由此，本文将力求较为系统地探讨城郊农村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实施“三化同步”战略的背景下，如何平稳有序地实现城市化。

三、政府主导型的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特征及其弊端

在政府主导的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下，城乡之间泾渭分明、各成一体，城市化实质上就是城市不断向农村单向延伸和扩张的过程。农村长期处于城市发展的附属地位，为城市发展提供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资源要素。

（一）政府垄断的城市化：城市政府垄断了建设用地一级市场

传统城市化模式下，城市扩张所需的国有建设用地的一级市场完全由政府所垄断和控制。当产业发展和人口集聚带来城镇扩张需求时，政府根据国家下达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或者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获得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利用土地征收的方式将城郊农村集体土地变性为城镇国有建设用地。变性后的土地则被政府用于修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或者以“招拍挂”的方式将土地开发权出让给其他经营主体用于产业开发。整个土地开发过程中，政府是土地交易的控制者和实施者，并以此推进城市化进程。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正是通过垄断土地征收和土地出让两个关键环节来获得巨额的土地级差收益。在以改变集体土地性质为基本前提的传统城市化模式下，政府通过土地价格“剪刀差”获得了城市化的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而农民不仅没有充分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好处，相反还可能在该过程中被强制性地剥夺其合法的土地权益。

（二）农民失地的城市化：放弃土地是获取城镇户口的必要条件

根据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传统户籍制度，农民要获得城市非农户口、真正转变为市民，就不得不放弃农村承包土地、宅基地等财产权利，以此为代价实现的城市化给农民带来很大风险。农民要进入城市，必须以承包地和宅基地为交换条件，土地换社保、换就业、换新居等方式成为传统城市化的主要实现形式。失地农民成为人口数量众多的特殊群体，他们比市民承担更大压力和更多风险，同时少了土地这一道最后生活保障。因此，让农民失去土地的传统城市化模式难以让失地农民获得后续利益保障，存在很多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使得土地对农民的长期收益转变成不可持续的一次性收益。如果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解决不好，他们的未来收入将受到严重影响。

（三）农民转移的城市化：二次社会融入是城市化的必然后果

在传统的城市化模式下，农民被迫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他们不仅面临居住空间的变化，而且面临原有社会环境的改变。为了适应城市的新的社会环境，农民不得不调整以往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原有的传统习俗与新的环境格格不入，而原有的社会关系也可能随之丧失，传统乡村文化的流失在所难免。对于农民搬迁并散居于不同城市社区的情况，其原有社会环境的改变则将更加严重，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融合更加困难，而且农民本身之间的交流也会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物质条件可能达到或接近城市居民的水平，然而，其精神层面的需求难以满足，导致其对城市新社会环境缺乏归属感。

（四）农民被动的城市化：农民缺失城市化的主动权和选择权

传统城市化模式对农民而言具有强制性，郊区是否被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取决于城市扩张的需求，农民本身并没有参与和决策的权利，只是被动地被牵扯进来，在征地拆迁补偿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在整个征地拆迁过程中话语权缺失。除城市化选择权的缺失外，农民被动城市化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从而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值得关注的是，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建设用地来扩大城市规模，过度推动农民集中居住，造成了农民“被上楼”的现象。这些行为没有充分考虑农民“上楼”集中居住之后生产生活可能发生的复杂变化，从而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简言之，传统城市化模式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三大问题：一是加速城乡要素非均衡转移。城市为了自身扩张而强行征占土地，吸引大量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向城市单向流动和集聚。二是侵夺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农村集体土地转化为城镇建设用地所产生的收益被政府垄断，失地农民只能获得较低水平的补偿性收入，被迫成为处于城市社会底层的低收入者。三是激发社会矛盾。征地拆迁、“半城市化”①等矛盾使得城市化进程很难平稳有序推进，农民完全融入城市难度较大，可能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因此，一种有效的新型城市化模式必须能够较好地解决传统城市化模式带来的这些问题。

四、城郊农村新型城市化模式的成都探索

由于国家土地管理制度的限制，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可能超出年度新增国有建设用地指标而任意征用郊区土地；另一方面，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能私自利用土地包括建设用地发展非农产业。在这种情况，无论政府还是农民都迫切希望通过创新城市化模式来破除土地制度制约。与此同时，城市化模式创新涉及对土地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敏感政策的突破，这要求进行创新的区域有一定的试错权。因此，本文选择2007年被国务院批准建设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都市为研究对象，以其下属的温江区作为个案开展分析②。温江区位于成都市中心区正西16公里处，是成都市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温江区在万春镇幸福村实施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③

（简称为“幸福田园”项目），并以此为载体大胆创新，在不变动农地产权关系的基础上探索城市近郊农村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一）“幸福田园”项目的主要做法

成都市温江区“幸福田园”项目涉及万春镇幸福村236户农民共707人，总占地面积1390亩，该项目涉及宅基地面积共142.1亩。在土地综合整治中，新修建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占用建设用地58.5亩；通过整理节约出来的建设用地中，有41.1亩用于就地发展乡村度假旅游产业，另有42.5亩④以每亩35万元的价格将其建设用地指标流转给温江区土地储备中心用于城镇和工业规划区使用。“幸福田园”项目的核心内容是以自主自愿和公开透明为基本原则，以农民为主体进行土地综合整治和房屋拆建，通过公开招商的方式引进社会资金投入，有效整合财政专项资金，依托优势产业集群，对当地社区进行统一规划和打造，全程由农民集体参与协商和决策，从而使农民在不失去土地资源、不改变社区原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实现居住地点由分散向集中转变、主导产业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从项目实施的整个过程来看，它主要采取了以下做法：

1.在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实行农民全程参与。“幸福田园”项目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让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自主申请参加“幸福田园”项目，有效避免了强迫农民集中和上楼。项目实施时，农民群众自发以土地、资产等生产资料入股，组建农民股份合作社，并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了项目议事会、项目监事会，由其全面、全程地负责项目实施工作。项目议事会制定包括建设用地指标流转收益分配办法、建房标准、土地权属调整及实施流程等操作方案。项目议事会下设测绘组和搬迁组，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项目所涉及居民的地面附着物、建（构）筑物进行测量并公示结果、确定搬迁补贴金额和实施搬迁。而项目监事会代表则负责监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项具体工作。

2.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为基点实施要素优化配置。温江区于2008年全面启动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并于2010年底完成了“确权颁证”的改革目标。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承包地、宅基地、房屋等农村财产权利的流动并在流动中实现资产增值，从而赋予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

因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必将由初期确定产权的初始配置向确保产权的二次配置转变。“幸福田园”项目充分利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果，由农民股份合作社代表农民委托温江区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发布土地综合整治和房屋建设项目招商信息，通过市场公开、竞争定价确定社会投资者，直接与市场对接，获得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流转收益。

3.以建设田园城市为目标提升社区生态环境。按照“城在园中，园在城中，城乡交融，浑然一体”的现代田园城市理念，项目区建成横向贯通的游览轴线和四个院落构成的生态居住区，新居以独立三层川西民居建筑风格为主，房前屋后设置花木田园，力求保留其原风俗、原风貌、原生态。根据群众意愿，由政府提供小区路网、绿地、停车位、休闲健身场地、商店、卫生站等公共配套设施，实现水、电、气、讯、路、排等基础设施与主城区系统的并网。

4.依托优势产业集群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农民股份合作社与参与项目的平台公司①共同引进社会资金参与项目区建设用地开发，打造观光农业和休闲产业。在项目区建立起“公司+合作社+基地”的花木产业发展机制，引进从事特色花木展示、园林设计、工程绿化、高档盆景制作等行业的高端花木产业企业，打造花木企业总部经济园。最终，在项目区形成一个集休闲观光、高端花木展示和销售于一体的以高端服务业和商贸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彻底完成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导产业转变过程。

5.以民生工程建设为重点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和公共服务均衡化的要求，在项目区规划建设超市、卫生室、幼儿园、农家书屋和文体活动场所以及银行、邮政、快递网点等配套生活设施，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包括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内容的公共服务共享体系。按照社会管理民主化的要求，建立并完善基层民主自治机制，探索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的公共管理机制，构建共建、共创、共享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二）“幸福田园”模式的基本特征

温江区幸福村探索的城市化模式与政府主导型的传统城市化模式明显不同，它的一些创新性做法涉及土地管理、基层民主决策、公共品供给等制度的改革，对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城郊农村的城市化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因而，本文将其称为中国新型城市化的“幸福田园”模式。“幸福田园”模式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在城市近郊农村，以还权赋能为手段，以尊重民愿、发挥民智为基础，当地农民和集体组织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立足产业转型升级，以土地管理制度创新为主线，由农民主动推动的新型城市化模式。“幸福田园”模式的实质在于变“政府主导和垄断”的传统城市化模式为“市场主导、农民主体”的新型城市化模式，让农民充分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其要义在于实现

农民生活方式和农村产业形态的转变，赋予农民与市民均等的发展权和公共物品享有权，而不仅仅是改变农民的户籍身份、就业方式和农村土地的产权性质；其突出的特色在于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以基层治理民主化为支撑，最终实现“持地”城市化、“就地”城市化、“主动”城市化和“田园”城市化。

1.通过还权赋能实现“持地”城市化。幸福村居民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不以失去土地为代价，而是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将从原宅基地中节约出来的建设用地或建设用地指标上市交易，从而充分享有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而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农民长久地获得了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可将其交由子女继承或在村集体组织内部转让。项目区还进一步对土地进行股权量化，让农民成为股东并按股权享受集体经济组织平等的收益分配权利，有效地实现了“持地”城市化。“持地”城市化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城市化模式中尖锐的征地矛盾，让农民手握土地等财产权利完成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平稳地完成由农民向市民的过渡。

2.通过产业再造实现“就地”城市化。幸福村居民抓住中心城区功能向郊区扩散和转移的机遇，在当地社区发展第三产业，承接主城区的城市功能，“就地”实现城市化，避免了传统城市化模式中征地拆迁和城市融入方面的诸多风险与矛盾。由此，农民由分散居住转变为适度集中居住，配套完善的、与城镇接轨和一体化的生活和商业设施，享受到与城镇一体化的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①。幸福村产业结构由花木种植转向花木总部经济，承担花木的研发、展销、电子商务等第三产业的功能。虽然农民还住在当地社区，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和社会保障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实现了“就地”市民化。

3.通过基层组织创建实现“主动”城市化。“幸福田园”城市化是由当地农民主动发起的，并以农民为主体推动，城市化的整体成果也主要由农民分享，体现了新型城市化“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为了确保农民充分享受城市化的收益，幸福村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了独立于村“两委”②之外的项目议事会、项目监事会，由其承担社区规划、原有宅基地和房屋的测量、拆迁补偿、招商引资等具体事务，充分发挥了农民的主体作用。因此，“幸福田园”模式通过基层组织创建，在充分体

现农民需求的前提下，有效激发了他们参与城市化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4.通过人与自然相融实现“田园”城市化。“幸福田园”模式从项目建设开始就注重结合田园城市的概念，将居住和产业在空间层面融为一体，进行“产城一体化”打造，把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延伸至农村，将花木产业的生态景观特征融入城市建设之中。在人居环境质量得到极大提升的同时，当地居民既可以方便地从事其主导产业，又可以在美丽的田园风光中生活。

（三）“幸福田园”模式的创新价值

1.对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创新。对于农民群众而言，在不放弃农村财产权利的前提下，他们就能享有城市化带来的土地级差收益，并且具有较为稳定的土地租金收入、本地务工收入和自营产业收入。据测算，“幸福田园”项目让农民人均新增资产13.6万元，年人均固定收益1.58万元。对于社会投资者而言，他们既可通过实施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将节约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市场交易获取收益；也可利用节约的建设用地指标发展城市近郊休闲旅游业等第三产业，从而获取投资回报。其实质是打破了政府在传统城市化进程中对土地的垄断，使政府让渡出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主要在农民和社会投资者之间分配，从而形成以市场为主导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因而该模式具有较强的内在驱动力。

2.对城乡土地管理制度的创新。首先，农民与建设用地市场实现了直接对接，没有经过土地征收环节就将土地交给社会投资者开发，简化了土地交易环节，节省了中间成本。其次，初步实现了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一体化，农村集体作为农村土地所有者在土地市场上公开招标，承担起土地经营管理的责任和义务。最后，在透明的市场机制运作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能够以城乡均等的价格交易，由此提高了农村土地的市场价值，使农民分享了城市化带来的收益，有利于消除城乡差别。

3.对基层民主管理制度的创新。通过成立农民股份合作社，按照民主投票的方式设立项目议事会、项目监事会，由其全程负责组织管理土地综合整治、土地指标上市交易和社区规划建设及其监督工作。项目议事会、项目监事会的作用贯穿于“幸福田园”城市化模式的整个过程，充分保障了农民参与城市化建设的基本权利，提高了基层民主管理水平。

4.对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创新。在“幸福田园”模式下，农村和城市之间不再泾渭分明，项目区虽然保留着集体土地的产权性质和部分第一产业等农村特征，然而，农民所从事的职业从以前的单纯务农变为农业工人或者第三产业从业者，他们享受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商业服务等生活条件已经达到或接近城市水平。项目区农民与城镇居民并没有本质区别，甚至在经济收入、人居环境等方面还超过了一般城镇居民的水平，这对城郊地区实现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

5.对田园城市发展模式的创新。“幸福田园”模式是一种与传统不同的田园城市发展路径。最初的田园城市建设理念是结合城市环境建设需要，把田园景观“搬到”城市当中，因而投入规模较大，维护成本较高。“幸福田园”模式突破了田园城市建设的传统思维，选择的建设方式是把城市“搬到”田园之中，这种和以往不同的发展路径成本更低，既防止了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问题，又避免了城市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社会犯罪等“城市病”的大规模出现，探寻出了一条全新的田园城市发展道路。

五、结论

成都市温江区“幸福田园”项目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对城市化基本理念、城乡土地管理制度、公共品供给体制等内容的创新，有效地缓解了当前城市化进程中资金不足、动力不强、拆迁矛盾大、失地农民就业困难等诸多问题，未来可能将作为城市近郊地区以农民为主体、以土地资源资本化为手段、以田园城市为目标的一种新型城市化模式得到推广。但是，必须看到，“幸福田园”模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城市化模式，实施这种新型城市化模式的区域应当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一是能够建立有效的土地产权制度，确保农民不因城市化而失去土地权利；二是能够奠定承接主城区城市功能转移的产业基础，加快休闲旅游、高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三是能够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提供城乡同质化的公共产品。基于此，一般而言，大城市郊区农村更容易满足这三个基本条件，因而也更有可能推行本文所述的新型城市化模式。

此外，除了上文重点讨论的土地管理制度变革之外，在实施新型城市化模式中还需要继续研究探索的关键问题包括：城郊农村的配套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运营机制如何真正理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运营所产生的资金缺口如何有效弥补。就“幸福田园”模式而言，虽然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达到了城市标准，居民生活和就业方式也基本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但是，由于配套性基础设施运营和公共服务供给缺乏有效的资金保障，其可持续性还有待未来进一步检验。上述问题仍然需要给予持续关注和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中国城市出版社，2012年。

2.简新华、刘传江：《世界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世界经济》1998年第4期。

3.郝世绵、胡月英：《国际城镇化发展模式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启示》，《安徽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4.仇保兴：《国外模式与中国城镇化道路选择》，《人民论坛》2005年第6期。

5.白永秀、王颂吉：《由“被动城市化”到“主动城市化”——兼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演进》，《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6.邹农俭：《关于城市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农业经济问题》1990年第7期。

7.李迎生：《关于现阶段我国城市化模式的探讨》，《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2期。

8.饶会林、曲炳全：《集中型与集约化：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最佳选择》，《财经问题研究》1990年第4期。

9.王小鲁：《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

10.刘守英：《土地资本化与农村城市化道路——北京三模式调查》，《开放导报》2011年第2期。

11.崔援民、刘金霞：《中外城市化模式比较与我国城市化道路选择》，《河北学刊》1999年第4期。

12.徐琴：《政府主导型城市化的绩效与成本》，《学海》2004年第3期。

13.曾宪明：《从政府主导型到市场主导型：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转换》，《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4.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城市化、土地制度与宏观调控》，《经济观察报》，2011年4月15日。

第二篇：城郊街新型城市化目标问题对策汇报材料

城郊街新型城市化目标问题对策汇报材料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工作部署，我街按照“目标、问题、对策”的要求，迅速认真组织“大学习、大调研、大讨论”等活动，对我街走新型城市化道路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初步确定了我街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的目标和对策。

一、发展目标

根据市委市政府推进新型城市化的工作要求，结合目前查摆出来的问题，初步确定我街新型城市化发展三年的目标为：完成和完善新型城市化发展的专项规划及各领域的发展规划，初步形成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制度框架；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综合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基本完善村、社交通、通讯网络建设及农村医疗、饮水、文化等硬件建设，加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及均等化程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全面加快美都化妆品基地、万花园区和城北新区建设，增强发展创新动力，优化城乡发展形态和产业功能区布局，初步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夯实新型城市化的发展基础；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

二、存在问题

我街在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经济基础等方面与广州“树立新理念，拿出新举措，探索新路径，成功走出一条具有广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基础薄弱，城市化率低。目前我街存在经济总量发展不足、经济基础薄弱以及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不多等问题。2011年我街工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21.86亿元和5.82亿元，上缴税收19938万元（含总部经济税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568元。同时，我街辖24个村民委员会和6个居民委员会，农业人口占全街人口的67.3%，6个居委都是城乡结合部，属典型的城郊地带，城市化率低。

（二）产业结构不优，资源利用不充分。目前，我街产业结构不合理，一二产业比重较大，第三产业不发达。工业方面，我街初级产品多，深度加工和终端产品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少；高消耗、低科技含量的企业比重高，低碳环保高技术的企业比重低。旅游业方面，我街旅游景点空间布局零散，配套的餐饮、交通、住宿等相关配套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旅游资源缺乏深度的挖掘开发及包装宣传，未能形成较强的经济效应。农业方面，我街农业结构单一，龙头企业较少，“一村一品”数量及名声仍有待提升，土地流转的力度仍有待加强。种种问题使得我街的产业结构未能在短期内完成升级改造，发展后劲乏力等问题较为显着。

（三）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群众出行不便。目前只有新村路进出我街，其他道路建设水平也比较低，遇上上落班高峰时期更是通行困难，成为制约我街经济发展、缩减城乡差距的重要瓶颈；同时，连通各村的村道已建成十年了，当初规划建设的两车道已超负荷运行，时不时有堵塞现象；公共交通发展滞后，全街只得两路公交车，并且班次间隔时间长。此外，辖区内只有一间镇级医院，村级卫生站未能实现全面普及；村内缺乏运动器材的体育资源配备、缺乏书籍网络等文化资源配备。

（四）“两违”屡禁不止，城乡面貌有待改善。尽管我街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查控“两违”的工作要求全力“两违”的整治工作，但由于我街多条村属城市控规范围，并且控规长达十多年，农民的住房需求与城市控规的矛盾非常大，同时查控“两违”的长效机制仍未完善，导致城乡“两违”现象不断发生。此外，违法建设不按村庄规划建设，杂乱无章，严重影响道路、给排水的畅顺。部分自然村村容村貌陈旧，个别村社“脏、乱、差”现象未能有效整治，农村污水治理及垃圾分类工作有待加强。

（五）管理机制不灵活，社会服务功能弱化。我街辖区面积大，但只有6个社区居委会，管辖范围过大，相应的工作人员、办公场所、硬件配套场所配套不足，未能有效为群众提供服务；社区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仍在建设，相应的运转机制有待建立完善；社会组织严重不足，缺乏广大的志愿者、义工及专家队伍；基础组织管理机制仍需完善，基层干部的责权利仍不相一致。

（六）基层组织战斗力有待提升。我街面积以农村居多，人口以农民为主，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多数出现在农村基层，村“两委”的战斗力和作风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农村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目前，我街部分村干部干事创业的欲望不强，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力不够，工作缺乏激情和热情，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制约了村社的发展。

（七）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相关政策和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市总体上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但统筹城乡发展的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一些涉及统筹城乡发展的深层次改革，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覆盖城乡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形成促进农村土地依法流转的机制等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

三、对策措施

（一）加强以交通建设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重点是道路交通方面，尽快打通进出城郊的瓶颈。一是配合做好大广高速城郊段、北星路和向阳一横路的征地拆迁和建设工作；二是加快花卉大道及万花园区内道路扩建和连接工程建设，重点抓好三期工程建设和二期征地工作；三是加快乌石村至龙星村道路连接线工程的建设，年内要完成工程的立项等有关工作；四是借扶贫“双到”东风，年内全部完成自然村道路建设，尽早形成“外通、内畅、内外转接”的交通网络。

（二）加强社会管理建设。在城区方面，重点是进一步完善公园、停车场等硬件配套设施的建设，加快3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建设及警务室的升级改造，力争视频监控设备全覆盖，全面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在农村方面，大力支持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认真做好农村社保、医保购买工作，积极拓展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渠道，加大社会救助和优抚安置工作力度。同时，继续做好查处整治“两违”工作，重点要加强控违体制建设，规范城乡建设，科学推进我街美丽乡村建设。

（三）加强大产业建设。

1、以美都化妆品基地建设为龙头，做强做大我街经济总量。美都基地是我街近年来一直重点打造的制造产业项目，目前入驻25家企业中已全面动工建设，三年内全面建成投产，预计可完成工业产值5.5亿元，年创税收550万元。

2、以城北新区建设为龙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紧抓我市建设广州北部城市副中心的有力时机，加快城北新区商住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做大经济总量，三年内有一点规模，并藉此加快城镇化进程，变农民为居民，变农村为城区。

3、以万花园建设为龙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以万花园这一重要战略平台建设为中心，优化农业区域布局，推动我街农业生产向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带动我街北部农村的发展，缩减城乡差距。目前，万花园落户企业达31家，共完成土地流转约1.2万亩。万花园的发展不但使农业集聚发展，促进我街整体农业产业水平的提高，提升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而且能很好地带动辖区农民的增收，增加村集体收入，同时很好的改善生产生活环境，提升生活质量。

（四）结合扶贫“双到”工作，夯实农村发展基础。狠抓扶贫“双到”历史机遇，采取“固本与强基并重，输血与造血并举”的方式，继续实行物质帮扶、转移就业以及教育帮扶等一系列措施，使贫困户稳定脱贫，同时要加强与各帮扶单位的沟通联系，加快重点扶贫公建项目的建设，做好自然村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夯实农村发展基础，增强农村发展后劲。

（五）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力度。深入实施“三个创新”（创新村机共建模式，创新科级村官培育的激励机制，创新赋予村党支部书记“一支笔”审批等动力机制）创建一批“五好村”，提高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加强大学生村官及村“两委”后备干部的培养力度；加快建立村、社合一的经济制度。

第三篇：城市化模式

点拨：在教材所列举的区域城市化几种典型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云南德宏是因为边贸发展而促进了城市化外，大多数地区是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推进城市化。东北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建国后伴随着我国重工业基地的建设和工业体系的完善而逐步推进的，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些老工业基地的逐步衰退，东北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也遇到很多新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先后出现了区域发展的三种模式：即珠江三角洲模式、浙江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每种模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有自己的特点：

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诞生在我国经济最发达、城市密集度最高的江南水乡，其特点是：

第一，与“珠江三角洲模式”不同，“苏南模式”是一种依靠“内向”型经济起步，既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包括生产因素的聚集、产品市场的获得，主要不是依靠国外，而是依靠地域内部和国内市场，其外向性是在区域内部和国内市场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

第二，“苏南模式”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推动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是这一模式的核心和主体。

第三，“苏南模式”中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为大中城市的工业配套和拾遗补缺起步，逐步推动这一区域的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和优化。

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与“珠江三角洲模式”和“苏南模式”都不一样，是一个自下而上由农民自发推动的、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以发展小商品起步的发展模式，其特点是：

第一，与发展乡镇企业起家的“苏南模式”不同，“温州模式”的发动者和创业者是千万万万的农民，农民办企业，经营企业，承担风险，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是“温州模式”的核心和主体。

第二，与“珠江三角洲模式”和“苏南模式”不同，温州既没有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又不在城市密集、交通发达的江南水乡，远在浙江南部山区丘陵地带，交通闭塞，资源缺乏。与内地相比，惟一的优势是沿海，但义远离经济中心，发展经济的优势不多。

第三，不贪大求洋，从日用小商品起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把小商品做大，把小企业做大做强，以小商品为主的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逐渐占领了国内国外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使温州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这是“温州模式”的突出特点。

东北地区城市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东北地区煤炭、铁矿资源的开发，铁路和港口的建设，出现一批以重化工工业为主的城市。如沈阳（机械）、鞍山（钢铁）、本溪（煤、铁）、大连（机械与化工）、齐齐哈尔（重型机械）、抚顺（煤炭与化工）等。

1949年后，东北地区国家重点建设的重要工业基地，一些城市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如长春、吉林、哈尔滨等。随着国家工业项目的布局，东北地区又出现了一些以重工业为主的城市，如石油开发（大庆、辽河）、化工（辽阳）、建材（吉林、本溪）、森林工业（伊春、大兴安岭）等。2000年，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达到46．55％（全国为26．08％）。云南德宏的边境贸易

由于流量达十亿元计的边境贸易活动在近年剧烈扩张，云南的德宏景颇族傣族自治州，毗邻缅甸，作为改革开放之前的边疆贫困州，在1979年至1988年有了超常的发展。这十年中，该州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9．7％，而云南省仅为13．3%，全国是13．7％。以国民收入为例，全州平均增长率每年达19．6％，云南省仅为12．9％，全国平均为13．4％。国民收入增加，财政税收亦相应有了增长。这十年内，全州年财政收入增长率为21．7％，而全国仅为8．6％。其奥秘所在，便是以83％的年增长率扩张的边境贸易，拉动了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

尤其1985年德宏州全州开放为边境贸易区后，边境贸易迅速发展，不仅为地方开辟了新的财源，加快了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为国家和整个大西南地区开辟了一个新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可供利用的原料基地，使德宏一跃成为云南乃至大西南对外开放的前沿。

第四篇：新型城市化调研

新型城市化调研汇报材料

湘潭市环境保护局

新型城市化是以新型工业化为支撑，以“两型”为引领，以全面、协调、和谐、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城市化。我市在实施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应把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城市生态化结合起来，突出结构调整和城市生态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充分发挥环境保护在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建设中的作用，加强环境保护，减少污染排放，建设宜居湘潭。

一、环境保护工作成效和现状

近几年来，我市在新型城市化建设进程中，把打造“宜居湘潭”作为一项重要目标，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大力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能力建设不断改善。

1、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一是按照省政府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我市启动建设湘潭市城区河西、河东，湘乡、韶山、湘潭县等5个污水处理厂建设。2009年10月，污水处理厂建设全部完成，投入运行，我市城市污水处理能力达到26万吨/日，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68.8%。成为全省第一个全面完成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地级市，2009年4月全省节能减排暨湘江流域综合整治现场会在湘潭召开，周强省长批示要推广湘潭经验。

二是大力开展蓝天工程。按照市政府《2008-2010年污染减排和蓝天碧水工程行动方案》，加快了对电厂、湘钢等重点企业脱硫设施的建设，加强重点行业工业粉尘的控制，加强了道路及建筑扬尘的控制，严格执法，分三批在城区实施推进燃煤锅炉及第二批三产业大灶改用清洁能源工作，至2009年底，完成了全市200多家企业的锅炉、窑炉及400多家第三产业的大灶改用清洁能源的工作。促进了大气质量的改善。我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较2007年增长21%，达标率为89.03%。

三是碧水行动取得重大进展。在实施污染减排和推进湘江流域综合整治，开展碧水行动中，用二年时间，完成投资达７.５亿元的１３个重点减排项目，淘汰退出企业17家，停产企业6家，关停并转造纸企业30余家，限期治理企业20家，严格执法，开展长江执法行动，污染隐患大排查，湘江重金属污染调查，极大地推进了污染减排和湘江流域的综合整治。湘江湘潭段落马家河、五星、易家湾、涟水桥断面的水质状况逐步好转，2009年主要污染因子氨氮、阴离子洗涤剂的年均浓度与2008年相比均有大幅度下降，城市功能区水域水质达标，易家湾断面达到三类水质，出境断面水质优于马家河断面水质；各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达标率达到95%以上。

2、环境保护监管能力建设跨越式发展。

2008年12月，我市集污染源在线监控中心、环境数据中心、应急指挥中心三合为一的自动化多功能环境应急指挥中心竣工投入使用，通过一年多的在线监控建设，该中心现已实现了对“1个河流断面、5个污水处理厂、6个大气环境质量监控站、28台套废水和废气自动监控系统以及部分企业视频系统”的24小时自动监控。占全市污染物排放总量80%左右的41家国控重点企业安装了在线监控和视频监控装置。建立了覆盖湘潭市区的高端视频，对市区内所有烟囱的林格曼黑度进行实时监控。湘潭的污染源在线监控建设成为湖南省第一个试点城市，国家环保部定于今年2月3日，在湘潭召开全国环境监测工作现场会推广我市经验，标志着我市环境基础能力建设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3、污染减排工作稳步推进。

2008年实施污染减排“双十”工程以来，我市完成减排项目13个，共计投资7.5亿元。湘钢中水回用工程、焦化废水治理工程、湘潭碱业有限公司废水治理工程等，湘潭电厂完善脱硫设施等减排重点工程顺利实施投入运行，双十工程的强力推进，促进了污染减排任务的完成。2009年，主要污染物减排四项指标中SO2、镉、砷提前完成“十一五”减排任务，名列全省前列，COD预计可完成目标。为我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

二、环境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

1、环境基础设施仍然薄弱。

经过几年的强力推进，我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得到完

善，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一是我市在役使用的双马垃圾填埋场早已达到设计标高和设计库容，但由于新的城镇垃圾处置设施尚未建设，双马垃圾场仍需每日消纳近千吨城镇生活垃圾，早已不堪负荷，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二是我市的医疗废物处置中心自2003年立项以来，至今仍未建成，我市的医疗垃圾采取集中收集后送株洲医废中心的处置方式，由于路途远、成本高，城区内只有一级以上医疗机构（共计52家）纳入了集中收集系统，仍有很多卫生院和私人诊所的医疗垃圾处于无序管理状态，甚至有私人违法收购医疗垃圾用于生产日用品的情况。三是城镇污水处理污泥处置中心建设滞后。随着我市5家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成，每日26万吨的污水处理，带来每日近150吨污水处理污泥的产生，我市目前尚无规范的污泥处置中心，解决污泥的二次污染刻不容缓。四是湘江流域水质自动监控系统仍虽进一步完善。我市虽已建成对“1个河流断面、5个污水处理厂、6个大气环境质量监控站、28台套废水和废气自动监控系统以及部分企业视频系统”的24小时自动监控，但湘江流域仍有5个省控断面、3个市控断面，未实现自动监控，其水质状况只能采取每月人工采样监测分析，与新型城市化的要求相差甚远。

2、环保机构、人员不足，基层环保能力建设滞后，制约了环保的发展。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环保的职能在扩展，任务在增加，压力也随之增大。县市两级环保机构、人员严重不

足，特别是县级环保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缺乏，设备陈旧，环保能力建设滞后，严重制约了环保的发展，影响环境质量的改善。

三、环保工作服务新型城市化的着力点

新型城市化其中主要重要内涵是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可持续，环境友好。因此，环保工作必须贯彻以人为本，以污染减排和环境质量改善为出发点和着力点，为我市经济的可持续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是突出民生抓环保。对人民群众关心的空气、水环境质量，通过不同媒介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同时对一些污染的重点区域、流域问题重点攻关，重点突破。在解决老百姓反映的一些热点难点信访、投诉问题，加强县（市）区和部门联动，改革处理的方式方法，形成快速及时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机制。

二是优化经济抓环保。按照“转方式、调结构、抓改革、促增长、惠民生”的要求，积极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工作，进一步深化与美国环保协会的合作，在湘潭设立“低碳经济论坛”，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潭进行学术讲座，营造舆论，大力宣传低碳经济，不断更新观念；开展循环经济，服务调结构，积极争取湖南省环保厅环保产业园落户九华，促进湘潭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继续开展湘江流域整治工作，在严格控制落后项目的同时，通过关、停、并、转淘汰落后产能，优化经济结构，积极开展湘江重金属的污染治理，把国家资金支持和落地湘潭项目建设好，彻底治理好湘江湘潭段重金属的污染问题。

三是带好队伍抓环保。大力加强干部队伍五大建设，始终把廉洁自律、带好班子、管好队伍作为重点工作内容，认真履行党内廉政责任制，注重加强廉政教育、常敲廉政警钟，确保全体人员廉洁从政。

四是加大执法抓环保。进一步加强对污染企业的管理，从源头上控制污染。要充分发挥环境监察、监测、应急三支队伍的作用。即：发挥信息中心的电子警察、支队现场监察、监测站数据保障三合为一的作用，针对企业排污口、湘江主要断面充分发挥三支队伍的协同作用。打好组合拳，加大监管杜绝环境污染事件发生。

五是立足两型抓环保。拓展工作思路，探索湘潭环保新道路。探索环保新机制，在全省、全国走出一条环保的新路子。充分借助2月3日全国的环境监测工作现场会在湘潭召开的契机，不断的总结、创新，继续完善“立体环保”机制的构建，充分发挥环境监察、监测、污染源在线监控的作用，对水、气、声、渣实行全方位立体监控。

第五篇：新型城市化演讲稿

我们需要怎样的新型城市化

大家好！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们需要怎样的新型城市化》。众所周知，城市化是一个民族走向现代生活的快车道。从1949年至今，大艮的城市化取得了斐然的成绩。然而，现在也正面临着土地、资源、环境等严峻的挑战。在进入加速城市化的今天，我们如何才能利用好城市化这把双刃剑，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覆辙？我们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城市化？现在大艮正在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我认为应该按照循序渐进、集约发展的方式，努力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新型城市化。

我们需要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型城市化

随着大艮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大艮集中出现，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不足，逐渐成为大艮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新型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大艮的新型城市化只会给我们带来幸福，但大自然也在警示我们，大艮环境形势依然严峻。水资源是大艮新型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关键性的制约因素，因为大艮是这个城市非常需要水，又是水资源消耗很大的地方，构建节水型社会任务非常艰巨。同时，大艮的空气污染问题也比较严重，引入PM2.5检测方法，希望可以缓解空气污染的问题。大艮的新型城市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它的快速发展令世界为之瞩目。但最重要的是建设一个具有大艮特色的城市化，这是大艮必须要选择的一个过程。我们要想方设法解决好存在的一些不足。

我们需要和谐的新型城市化

我认为，大艮新型城市化进程一是需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绿色”为目标；二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和谐”为目标。大艮新型城市化进程的目标应该是“绿色”与“和谐”。每年都有大量外来人员涌入大艮，如何让进城农民不仅仅是外来劳动力，而是城市居民、城市主人，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新型城市化的质量都将起到重要影响。我希望农民工这个词成为一个历史，成为一个过去。当他们真正被认为是大艮的主人翁，新型城市化进程当中的一分子，我们才是真正认同了他们，希望这一天尽快地到来。我们不仅仅关心城市人口的增长、用地的扩张，同时也关心农民的转移，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健康而合理地来推进新型城市化、健康有序的来增加城市人口、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合理的迁移和转移，做好他们进城以后的生活、居住、就业、教育、医疗等等，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创造。

我们需要具有人文特征的新型城市化

城市是人类文化的容器。当城市与城市中的人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对于城市在人文精神方面的品位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城市特色也会越来越成为人们衡量城市品位优劣的重要标准。曾几何时，当城市建设为我们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雷同的城市规划却让大艮出现了“千城一面”。“特色危机”成了城市建设中的共性问题。城市建设中，许多文化、历史遗迹已经荡然无存了。现在除了某些传统留给我们的标识外，一个城市很难和别的城市有区别。实际上，在新型城市化进程中，对于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恰恰是文化和文明。欧洲对于几百年来文明的保护，应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我认为，文化应该作为新型城市化一条至高的原则。由于我们强调“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使得文化处于从属地位。对城市内部认同性的丧失，是造成“千城一面”局面的根本原因。过分地讲究多样化，就会失去内部的认同性，就是说，失去了对这个城市的气候、山川形胜，历史传统、社会文化、民风民俗等等的认同。大艮的新型城市化应该是在自然经济主导下的，具有人文特征的新型城市化。我提倡人文特征，因为人文特征的概念能够使得城市的价值最大化，它解决了大艮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解决了大艮城市同质化的问题。大艮需要这样的新型城市化。

那么，如何才能让特色城市取代“千城一面”的现状呢？首先要保护利用好大艮的历史遗迹和传统建筑，以延续地域历史文脉；其次在城市规划中，应有一批具有特色的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和园林设计，构建令人赏心悦目的城市空间；第三充分调动城市的一些非物质因素突出城市的动人特色。文化要素、文化审美和艺术品格，以及城市所独具的特色，以城市独具特色建立起来的城市品牌形象等，应该是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特别关注的方面。在城市建设中，一定要将这些要素通过艺术和美学的方式建立起城市所独有的品牌，让大艮就是大艮的品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上对得起大艮文化。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