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农村如何实现社会稳定[范文大全]

第一篇：台湾农村如何实现社会稳定

台湾农村如何实现社会稳定：政府主动开放放权

到了台湾之后，完成了在大陆没有完成的事情--土地革命。以乡绅阶层为统治基础的国民党，在大陆动不了乡绅的土地，到了台湾之后，作为“外来政权”，大量由大陆军民士绅构成的国民党，通过行政强制、以股权换土地等方式拿到当地乡绅的土地。

国民党分完土地后，将党组织和政府组织进入基层，这一点国民党在大陆没有办到，在大陆国民党党员下乡，政府下不了乡，但到了台湾全完成了。

但国民党在台湾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保留了私有产权；第二，台湾县级及其以下的基层选举未中断过。下面开始论述台湾村级治理模式。

一、村在台湾的地位

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废除日据时代的保甲制度，将保、甲改为里、邻，并设置村办公处。目前台湾地区村组织依照地方制度法运作。在目前台湾自治体系中，最基层的自治团体是乡、镇、县辖市，村是乡的编组单位，村内编组为邻。村不是地方自治团体，不具有公法人地位，只是土地管辖类行政编组，但具有协助政府推动基层建设工作和反映民意等功能。

村级组织没有什么人员与经费，治理以提供各种服务为主，也透过日常联系、交流与活动，凝聚社区意识。对上级政府而言，村一方面协助其推动政策，另一方面放映村民的需求，同时能够推动社区发展，因此，对政府来说，村级治理具有不可或缺的辅助作用。

二、村长角色

台湾村庄一般设有村办公处，是乡公所派出单位，由村长与一位村干事组成。

台湾村长由民选产生，是地方自治中最基层的民选公职人员，任期四年，受村民监督，但不具备公务员身份，可以兼职，村长由乡里每月发给事务补助费4到4。5万新台币（相当于一万人民币），村长的各种办公费用、村里人婚丧嫁娶所送礼品也都从这里开销。村干事则是乡公所指派的具有公务员身份者担任，协助村的治理工作，薪水按照公务员的标准。

影响村长选举的因素有：人际关系、宗亲关系、派系关系以及平时对选民的态度等。

村长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办理村内例行公事及交办事项。主要有以下几项：推行上级政府的政令；为村民服务，这是村长最主要的功能，服务种类非常琐碎，诸如排解邻里纠纷、参加婚丧喜庆，也包括协调上级政府办理的各种事项，诸如社会救助与福利，公告选举通知、发送征兵令等；反映民意，村民对政府政策、所需设施可以通过村长向上级政府反映。

有学者指出村长同时扮演“村联络人、意见反映人、基层服务工作者、政令倡导者、社区活动主导人”的角色，社会角色大于政治角色，辅助角色大于决策角色，民间角色大于行政角色。

三、政党运作与派系力量

地方派系是台湾乡村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地方派系是台湾地方上以家族、族群、地域、企业、血缘或利益为共同意识，结成的外人难以生存（当选）的政治势力。

台湾地方派系的产生肇始于台湾光复后地方政治权力的分配与争夺，特别与1950年的乡镇选举密不可分。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地方派系逐渐导入功利性的结合，涉及政治与经济资源的分配。地方派系对选举及社区运动都产生着重要影响。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家德告诉凤凰网：“早年，台湾地方派系是国民党在有计划地控制，国民党通过党组织渗透到基层，早期农会中的人后来演变为派系的重要力量。台湾的派系力量很大，尽管后来国民党退潮，但地方派系没有退潮，反而在选举中被国民党、民进党两边抢。”地方派系做大的时候，甚至可以去控制县政府。这股力量不仅对台湾基层行政产生影响，对选举产生影响，也是台湾乡村社区营造面临的主要挑战，“因为他们害怕塑造出新的关系和力量挑战其权威，威胁其利益”。

但近些年，随着台湾城市进程与民主化进程，政治利益已经无法由单一势力所掌控，派系的固定票源下滑，对选举的影响也逐渐下降。目前在台湾乡村仍拥有较大影响力的派系，也是具有基层服务的“桩脚”体系。

随着派系影响的下降，相对应的政党对候选人的影响程度开始上升。

四、农会系统的力量

台湾农会是具有经济性、教育性、社会性、政治性四大功能的非盈利社团法人组织，自1900年于台北三峡镇成立第一个农会以来，至今己超过100个年头。按1974年公布的现行《农会法》及《农会法实施细则》，台湾农会组织分为省、县（市）、乡镇市（地区）基层农会，下设4500多个农村小组，并有农事小组组织产销班、家政办等基层组织。

台湾农会作为半官方机构，是涵盖金融、保险、农业推广、农村文化、医疗等多功能的农民组织。台湾农会是政府农村发展政策的执行代理者，甚至代行许多农业政策，与政府之间形成了独特而有效的地方治理机制，提供农村发展所需的公共服务。同时，农会又与农民形成了独特信任和根深蒂固的网络关系，有助于农业政策的推行，也是农村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石。农会以“非政府组织”角色，实际扮演着政府公共服务输送的角色。

不少大陆学者看好台湾农会作用，认为能够有效组织农民，并抵御风险。但在台湾学者看来，农会长期被国民党控制，农会组织与一些地方派系密不可分，近年來农会社会形象更是欠佳。

目前由于台湾出现政党轮替，农会为单一政党服务的政治动员功能下降，虽然许多农会理事长、总干事仍具国民党籍，但农会不再单独公开支持特定政党，甚或部分党部失去与农会对话、联系的管道，农会由以往的协助政治统治的工具性格，转变成具有自主性、而与政党采取保持距离、有条件合作的关系。

五、台湾如何实现社会稳定——社区营造运动

罗家德认为对台湾农村社区关系破坏最大的同样是市场的力量。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都去城市打工，剩下一些没有组织能力的人，乡村同样非常凋敝，这是台湾1990年代的情况。

台湾的民主化进城非常快，早期很多协会被国民党任命的一群人把持，腐败、受贿、买卖、特权等现象不断。社会关系迅速瓦解。也就在此时，台湾社会兴起了一股社会自清运动，开始重新塑造新的关系模式，使整个社会重新产生信任感。另外一个有影响的就是社区营造运动，要重新恢复基本的邻里关系。

“民主政治本身必须是两方面齐头并进，一方面，政治上的不断民主化能够保证政治权力不会随意破坏内部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关系支持，民主过程就会变成民粹政治，原子化的个人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被野心家煽动。”罗家德强调社区营造运动的重要性。

社会自清运动，从而促使台湾上层做出改变。“后来国民党政府也渐渐变得聪明，开始改变态度，逐渐放开，因为他们发现有组织的群众要比没组织的群众好处理，不明真相的群众容易受到谣言的煽惑，没事就围观。”一方面是社会力量促使政府改变，另一方面民主化政治本身也在强迫政府改变观念。

罗家德讲到早期台湾乡村拆迁也一定会闹事，盖一个工厂，冲啊杀呀，挡在门口，砸车子砸厂房，“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是钱的问题，政府只要有耐心，少帮厂商，少为地方财政赚点钱，问题就能解决。但问题是商人太贪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太深了。所以就硬要强压，这样就会导致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群众围观。但当将大家组织起来，就可以谈判，没有组织的时候，你想谈判都不知道找谁谈判。”

他举了一个台湾城乡结合部拆迁的例子，城乡结合部的原住民住在草棚里，官员大脑一拍就想在旁边盖一栋大楼，让原住民搬进大楼里，但原住民不愿意搬迁，双方僵持不下。后来政府想了解决办法，带着设计师去村里与村民一起讨论谈判，设计师按照双方的需求将设计图画出来，行政难度增加了，但问题解决了。罗家德认为今天基层政府用行政权强压的方式，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反而会激化矛盾，但当发现村民自己有个组织，事情解决就容易得多，“国民党一个朋友告诉我，连民进党组织的群众运动都比没组织的运动好处理。民粹才是最可怕的。台湾这个过程走了很长时间。”

国民党政府后来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放开民间组织，加上那么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宗教领袖下乡搞社区营造运动。而中国农村传统上又有乡绅制度和宗族制度，因此中国的底层组织能力比较强。而1999年的“9·21”台湾大地震更是一个契机点，将之前一直在酝酿的社区营造运动，后来变成一个爆炸点，乡村社区营造运动轰轰烈烈。

最早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下乡调研顺便推动社区运动。后来一大堆年轻人的本土文化意识觉醒，到各个乡村去研究村史，找回自己的认同，找回社会凝聚力。紧接着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时台湾政府已经变得聪明，也开始鼓励乡村组织。然后一些知识分子在建老人大学、妈妈教室，将那些原本看电影、打麻将，看电视的妈妈们组织起来，上课学插花、陪小孩，逐渐开始熟悉并建立起联盟。

台湾乡村社区营造的另外一股力量是城市化进城中，都市里产生了一群有权、有钱的阶级，但他们发觉活在都市里很压抑，现代人的生活忙碌、茫然、盲目，开始要回归乡村，回归土地。其中有些本身就是从乡村走出来的，回去就是寻找故土。这在台湾叫新故乡运动，去乡村享受那种没有人际斗争，没有污染的乡里生活。“台湾不是说要解决三农问题，不明白为什么大陆将农村视作问题。台湾现在把农村当做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台湾现在的支柱产业一个是生物科技，一个是旅游，都以农村为依托。”罗家德说。

台湾桃米村便是社区营造运动的典范。10年时间，一个垃圾遍地的贫穷村，随着一批城市白领的到来，将村民的自我意识的启发出来，如今已经成为一个生态优美，集观光、商贸于一体的现代化生态建筑。

小结：

1）台湾从头到尾没有取消基层选举，县级及以下选举从来没取消过。

2）村长的社会角色大于政治角色，服务角色大于治理角色；

3）农村地方派系、政党、农会的影响根深蒂固，但今天随着城市化与民主化进城，日渐衰微。这也是大陆农村所没有的问题。

4）乡村社区营造运动兴起，村民自我意识觉醒；

5）上层官员意识到有组织的农民比没有组织的农民好管理得多，变得开明

第二篇：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推荐）

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守门员”

——记全国人民调解能手何君

他勤调研、听民声，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始终都把群众的每一个“小困难”当做自己的“大事情”，他自创农村特色调解法，秉承着“两头多走走，磨破嘴皮子，干戈化玉帛”的工作原则，用“一听，二谈，三沟通”的工作方法，牢记“人情为水，原则是金，若要和解，万事退先”的工作基调，依法据理地通过耐心、细心、热心投入和不懈努力，始终脚踏实地地坚守人民调解的第一道防线，在平凡的乡镇司法行政岗位上，以敢担当、勇创新、争一流的主人翁精神，用心铺就了一条和谐之路。他就是“全国人民调解能手、陕西省柞水县司法局营盘司法所长何君。

营盘镇是商洛市近年来全力打造西安第二生活区的旅游核心区，先后有38个涉游招商项目落户或建成运营。在经济社会事业迈步跨越发展的同时，大量的征迁安置、企地利益冲突、失地就业、土地山林承包、家庭邻里矛盾、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信访矛盾纠纷非常突出。面对困难和问题，他始终走在服务群众第一线，勤调研、听民声，勤下访、解难题，从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征迁安置到秦楚古道建成运营，从移民新村规划到美丽乡村建设，从农民增收到产业发展，从包村抓班子带队伍到保稳定促发展，从化解信访积案到解疙瘩止纷争修复亲情关系，不厌其烦地处理好每一件小事，想方设法地化解群众每一个疙瘩，创造性地总结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经验，使很多难缠的“老大难”得到消化解决。

学法普法的带头人

何君当过兵，在乡镇从事过多个部门的工作，有30多年与群众打交道的实践经验。几年来，他坚持边学习边工作，自学了法律、心理、社会管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为了让更多的村民成为“法律明白人”，他按照普法宣传教育要求，结合具体案例，编印了通俗易懂的普法宣传讲稿、资料、彩页20余万份，召开报告会110余场，以法说理、以案析法培训干部群众上万人次，创建立了“农民学法中心户”制度，常年开展法律“六进”活动，曾荣获“五五普法先进工作者”。2009年首创的“重大项目建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先行、预防化解联动”机制和方法经验，在全省得到推广应用。

民事纠纷的“和事佬”

司法所几乎天天都会遇到不同的矛盾纠纷，许多看似细小的“难缠事”，一旦调解不及时或处置不当，都会造成严重后果。民间有句俗语：嘴是两张皮，咋说咋有理。这句话往往是无理当事人指责人民调解员的一句话。可是在多年的人民调解工作中，何君深深感到，人民调解员就是要用一张巧嘴，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法服人。针对新形式下的矛盾纠纷逐步增多的新特点，他充分利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等综合优势，加大调处力度，修补百姓心中的伤痕。

2014年8月份，营盘镇一谈姓民工在安徽务工工地发生意外工伤死亡，其父母年迈、妻儿因不懂法律到司法所寻求帮助，何君立即向县法律援助中心报告并陪同家属代表前往调处，当死者运加家乡安葬后，公婆与儿媳间却因赔偿金支配权争议闹上了法庭，一时间亲情关系到了破裂境界，何君知道后，一方面启动诉调联动机制，一方面征得原被告双方同意后通过调解方式化解了争议，即减少了群众诉累和经济负担，又修复了亲情让一家人和好如初。2013年，龙潭村武某与妻子杨某争吵中，妻子拿起菜刀追砍武某，何君接到电话，立即骑摩托赶到现场控制了事态，与随后赶到的民警一起，做双方的思想教育工作，经过几番努力，挽回了一场婚姻危机，事后杨某常对人说：幸亏何所长及时劝导和调解，我差点酿成了大祸啊。

每一起纠纷何君都是以法服人，结合“搬梯子、泼冷水、解疙瘩”这一具有农村特色的调解工作方法，调解千家事，温暖万人心，使双方当事人怒气冲冲来、心平气和走。2011年，朱家湾村民毛义青，在牛背梁公园内因突发疾病身亡，家人大哭大闹并抬尸堵道，要求政府给予赔偿。何君介入后，经过两天两夜调查商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时向政府领导、用工单位和家属提出了合理的处理意见，很快平息了一起“停尸闹访”事件。

项目发展的推进者

近年来，柞水县由突破发展迈向跨越发展，营盘镇也在打造旅游核心区的征程上，经济社会事业蒸蒸日上，何君积极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在建设法制政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林权制度改革中，他深入现场调处争议纠纷130余起；凡有党委政府重大决策、规范性文件制定、工程招标，一般都经何君进行合法性审核；为民代写法律文书80多份，起草各类合同协议310多份，有效防范了违法行政、违章办事和当事人诉累，大大减少了矛盾纠纷的发生。在项目征地方面，在党委支持下，老何组织推行了“防范化解联动、风险评估先行”机制，有效化解了企地矛盾问题160多件。九锦山庄是县政府2003年的招商项目，因故项目建设几度停工易主，应当兑付群众的248万元补偿款长达9年不能兑现，群众连年上访吵闹和阻工，2012年何君带领包村干部历时3个月，通过调查、协商，让项目方如数兑现了拖欠款项。2013年4月，陕西高校后勤集团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项目推进过程中，引发企地冲突性群殴事件，何君积极参与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处理，化解了企地矛盾，合理解决了群众的医疗费用和误工损失。2014年5月26日，境内一家生态农业项目开发公司因租用集体土地，与村民吴某发生矛盾，通过中间人联系从西安等地纠集20名社会闲散人员到场强行拆除村民建房护坡挡墙，引发斗殴事件。何君接到群众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制止了事态，全程配合公安机关处置了社会闲散人员常某等人寻衅滋事伤害事件，并通过调解方式合理解决了村民吴某受伤医疗、装载机、车辆和被毁地面附着物损失20余万元的民事赔偿纠纷。

民工权益的守护神

作为一名基层司法工作者，在突发公共事件和弱势群体面前，他毫不迟疑地伸出法律援助之手。2010年，农民工郑某带83人参与“十天高速”桥涵工程劳动，年底结算时应领劳务费23.1万元，而用工方提出要回扣7.5万元，余款一年后兑现。之后，郑某先后五次前往汉中讨薪四次被殴打。何君接受法援代理后，历时一个月终于为郑某等人讨回了全部劳务工资和损失。2012年“引汉济渭”工程“10.10”重大火灾事故和一起交通事故。镇柞两县6名农民工遇难，3人受伤。事故善后处理一度出现了疆局，死难者家属百余人围堵了周至县政府，何君接到县政府通知，带领两名村干部前往周至开展维稳和善后安抚协调工作，为4名遇难者依法讨回了62-70万元的赔偿，家属激动地为何君送来了“心系农民工、法援维民权”的锦旗。

2010年６月，陈某雇拥聋哑人金某在劳动中意外受伤引起纠纷，村组干部多次调解无果。国庆期间，金家亲友数十人围住陈某一家人吵闹，索要50万赔偿而引起肢体冲突，何君赶到现场劝阻中，右腿还替人挨了一棍子。劝散众人、稳定了双方情绪后，他说东劝西，讲法律，说案例，并帮金某办理了残疾证和农村生活低保，协助村上解决了陈某砖厂用地困难，在真情感召和耐心调解下，双方于春节前达成了和解协议。之后，两家主人曾多次邀请何君喝酒，均被婉言谢拒，这才有了“司法所长三拒感谢酒”的美谈。

浪子回头的引路人

做好社区矫正和刑释帮教工作，是法律赋予司法所的神圣职责，也是打造关天经济区最具活力核心旅游区和建设美丽乡村、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营盘镇2008年有刑释解教对象23人；到2013年有在册社区矫正人员13人，刑释解教对象36人。从2009年开始，何君协调、支持缓刑人员陈某办起了水泥砖厂，2010年依托砖厂建立了全县首个“阳光就业基地”（2012年更名为“营盘镇新航之家”）。累计培训“两类人员”55人，过渡安置就业36人次，引导8人栽培猪苓2000多平米喜获成功，3人从事个体经营摆脱贫困，1人办起了农家乐，4人依托开发项目转移就业……所有对象无一人脱管、漏管或重新犯罪。

勤政廉洁一党员

有着近30年党龄的何君，从事司法行政和人民调解、法律服务工作以来，不管是工作还是业余时间，只要有纠纷，总会第一个出现在事件发生现场，只要有人提出诉求，总能得到满意的帮助。一些得到过帮助的群众，总想给以回报，还有一些想让他偏袒偏裁的人，也常设法约他吃饭。但他却给自己定了一条“清规戒律”：“作为一名人民调解员，收别人一分钱，自己就不值一文钱。”他时常提醒自己：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他也时常教育家人格守本份，办事他的为人办事勤俭、生活朴素、勤政务实、常年以单位为家，以工作为荣。熟悉的人都说：老何工作一辈子，是精神荣誉上的大富翁，物质生活上的贫困户，经济财富上的穷光蛋。爱人去年脑梗住院，还靠亲友借贷才捡回了老婆一条命，可在工作中，他一次次地拒绝了群众的谢礼和宴请。

何君在日记中写道：“人民调解员，是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守门员，要时刻牢记“民间纠纷无小事”，一定要把群众的“小难处”当回事，热心关注、耐心倾听、细心调研、尽力调处、事事 “一碗水端平”，对群众的谢意要用心去领情，谢礼和酒是万万不能受用的。

乡镇干部中的精英

五年来，何君解答群众法律咨询6860多人次，主持调解各类冲突和矛盾纠纷763起，化解信访积案41件，防止“民转刑”21起，化解或制止群体性事件39起，受理法律援助案66件，调处复杂疑难纠纷和重大项目建设利益冲突78起，通过法律援助为农民工讨薪和追赔金额达1346万元，调解案件成功率达100%。探索了矛盾排查、信访研判机制，推行了重大项目建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与公安派出所、景区管委会共创了高山景区旅游安全管理体系。在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稳定促发展的服务实践中，时刻把群众的“小难处”当作自己的“大事情”，精心守护着一方稳定，用热心、细心和耐心铺就了营盘旅游产业和美丽乡村的“和谐之路”。先后收到群众感谢信60余封（次），锦旗11面，个人连续五年考核优秀，连续8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后荣获市（县）政协文史工作先进个人，“柞水县十大平安卫士”，“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和司法部授予“全国人民调解能手”称号，2014年荣获了“柞水县首届五.一劳模”和“建国65周年共圆中国梦—新中国建设功勋人物” 称号。先进事迹曾被商洛日报、商洛电视台、陕西日报、西部法制报、当代陕西、法制陕西、各界新闻网、中国法制网等媒体报道，近日荣登《祖国先锋》当代杰出人物贡献风采录。

第三篇：农村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总结

农村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总结

一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XX区提出的两年初见成效，三年整体亮相的宏伟目标，努力为我村建设提供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而努力工作。

一、领导重视

村支两委把稳定工作纳入了村委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两委主要领导负总责，治保主任直接负责，其它干部一岗双责的工作责任制，并成立了相关工作的领导小组。

二、加强防范和加大打击力度

在本村范围内开展对各类敌对势力的打击，制定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形成了以村管组，组管户，户管人的防范网络体系，至此我村未发现一起“法轮功”“全能神”血水圣灵等邪教组织。

三、加强各类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稳控，处置，配合村调解委加大对本村矛盾纠纷的排查力度，坚持发觉一起化解一起，从源头上控制了各类矛盾纠纷的扩大事头。

四、民声问题

凡是关系到群众权益的重大决策，重点工程都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议，对收集到的群众意见并及时上报上级相关部门，并在一定时间内给予返馈和答复。

五、安保工作 特别是在敏感时节和重大活动期间组织护村护寨队，做好各类防范工作，确保期间社会稳定。

第四篇：加强外来人口服务管理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完善机制加强组织

扎实做好外来人口维稳工作

新碶街道向家村

新碶街道向家村位于岩河以西，松花江路以东，南到恒山路，北与邻备碶村。总面积约1.26平方公里，总户籍人口1527人。随着北仑区开发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员到北仑务工、经商。向家村作为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目前外来暂住人员约9000余人。流动人口的持续增多，社会矛盾和社会治安问题复杂多变，给农村的社会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工作带来了严峻的考验。针对这种情况，新碶街道党工委积极探索流动人员管理的新模式。在向家村成立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维权‛为宗旨的‚新向家人‛管理委员会，并相继成立了‚新向家人‛党支部和‚新向家人‛妇女工作站。这种‚以外管外‛的管理模式，从村民的切身利益出发，让外来人员来参与矛盾纠纷、社会治安、外来民工权益、计划生育以及环境卫生等问题的解决，让他们真正融入当地村民的生活之中，共同维护农村社会的平安与稳定。四年来，‚新向家人‛管理委员会管理机制不断完善，在农村综合治理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将‚新向家人‛管理委员会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建立健全村与外来人口代表紧密结合的维稳工作领导和组织体系。为加强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促进基层社会稳定和谐，村支持和鼓励新向家人实行自治管理，2006年6月，成立‚新 1

向家人‛管理委员会，设委员4名，外来流动人员代表28名，均由村内的全体外来人员投票选举产生，在外来人员中具有代表性和一定影响力，如彭道盛、张化领、朱宗舞等。其次，为加强对外管委工作的领导，我村于06年8月份成立了‚新向家人‛党支部，把村内53名流动党员纳入统一管理，通过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凝聚带领外来人员，扎实领导外管委围绕党的政策方针和街道、村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再次，在班子配备上，外管委主任由村主任支安明兼任，‚新向家人‛党支部书记由村治保主任李良康同志兼任，通过交叉兼职，确保村党支部、村委会对外来流动人口工作的领导地位，同时实现村班子与外来流动人口代表的有效沟通和互动。为有序推进各项工作，按照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工作要求，相继制定完善了《代表会议制度》、《自治章程》及《管委会工作制度》等工作制度。

二、建立健全纵横交错的维稳工作力量和工作机制。一是充实工作力量，铺设工作网络。成立了‚新向家人‛维稳信访领导工作小组，由‚新向家人‛党支部书记李良康任组长，由村主任和‚新向家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领导工作小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上级部门要求，总体部署村里的维稳信访工作，同时，以外来流动党员为主体，组织了一支基层信访维稳队伍。二是明确工作责任，完善工作制度。外来人口维稳信访工作实行区域包干联系制度，即按照地域划分，每个区域确定相应信访维稳人员，负责对自己包干区内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排查、登记、作证、信息管理、安全生产等工作；其次建立信访信息报送制度，一旦发现不稳定的苗头，及时向信访维稳领导工作小组汇报；再次完善工作例

会制度，每月召开一次综治维稳会议，分析不稳定因素情况，并讨论解决。三是努力提高工作专业化程度。我村设立法律咨询办公室，聘请专业的法律顾问杨安成律师对重大法律事件提供咨询意见，返聘曾担任法律工作者的村老书记陈全良同志担任法律调解员，从事专职纠纷调解工作。

这几年来，‚新向家人‛维稳信访领导小组主要开展了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法律咨询。针对外来流动人员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法律知识欠缺的情况，‚新向家人‛维稳信访工作组设臵了法律咨询服务平台，为新向家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4年来共为‚新向家人‛义务提供法律咨询150多起。二是纠纷调解。积极发挥维稳信访领导小组在新向家人之间、新老向家人之间、新向家人与用工单位之间的沟通桥梁作用，解决各类矛盾纠纷。4年来，‚新向家人‛维稳信访领导小组调解新老向家人矛盾40多起，‚新向家人‛的矛盾60多起。三是维权服务。‚新向家人‛维稳信访领导小组以维护新向家人的权益，为新向家人讲话，化解社会矛盾为宗旨开展维权服务工作。

三、建立健全服务与教育并存的维稳工作推动机制。

管理委员会除了在维稳信访发挥积极作用外，还积极做好对‚新向家人‛教育服务工作，解决他们生活上、工作上遇到的困难，加强对他们技能培训、素质教育。从源头上控制民事、治安案件的发生，维护社会的稳定。一是做好计生工作。2010年5月16日，我村召开了‚新向家人‛计生协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新向家人‛计生协会理事，成立了北仑区内第一个村级流动人口计生协会。相信将来在‚新向家人‛计生协会的管理与服务下，我村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将更加规范化、制度化、人性化，同时也对创造我村整体和谐的社会人文环境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7月17日，省市计生协会领导来我村对基层协会工作及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在调研中，各位领导对‚新向家人‛计生协会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并表示要在全区范围内推广。二是做好服务工作。我村从权益保障、帮困扶贫、就业信息入手，满足新向家人各类需求，通过各类送温暖活动，让‚新向家人‛切实感受到组织的温暖；通过新向家人志愿者服务活动，促使他们真正融入北仑新生活；通过新老向家人联谊会，拉近新老居民之间的感情，消除隔阂，稳定社会；通过提供就业信息，促进400多人就业。三是做好教育培训工作。为提高新向家人思想道德水平、专业技术水平和就业能力，我村指导外管委积极开展 ‚三不忘‛（即：外出不忘党员身份、再忙不忘计划生育、致富不忘第二故乡）、再就业、实用技术、法律政策、计划生育、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等各种教育培训活动。4年来坚持每月至少组织一次的流动人口培训。四是做好体育文化工作。2010年7月3日、4日，由新碶街道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向家村新向家人管理委员会承办的‘新碶街道向家村2010年‚新向家人和谐杯‛篮球邀请赛’在向家村篮球场举行。本次邀请赛邀请到了芙蓉社区、高塘社区、迎春社区、芝兰社区、百合社区、玉兰社区等6支社区篮球队以及沿海村和向家村2支村级篮球队。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宗旨，球员们赛出水平，赛出风格。本次邀请赛圆满地落下了帷幕。

我的一点体会是，随着北仑的开发开放，外来人口日益增多，通

过长期系统的工作，始终坚持自治管理与政府服务相结合，从这个群体最关心的事情入手，提供人性化的教育引导、服务管理，推动使他们真正融入本地生活，是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

第五篇：村民自治与农村社会稳定

村民自治与农村社会稳定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以民主选举为核心的村民自治制度可以提高农村资源动员能力，监督村组干部不良行为，抑制乡镇达标升级冲动和过度提取欲望，提供村民制度化参与渠道，形成村庄社会共同体以构造对少数行为不良者的监督能力，从而可以促进农村社会稳定。

关键词：村民自治社会稳定政治参与资源提取

一、村民自治与农村资源动员能力

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村庄公共事业的状况，诸如水利设施建设、村庄道路维护等等。良好的水利设施和道路不仅为村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保障，而且减少了农村出现不稳定的因素。在当前的状况下，国家无力为村庄提供完善的公共设施，这些公共设施的提供要依赖于村庄本身的资源能力及其组织方式，也就是村民自己对公共设施的需要及他们满足这种需要的方式。在缺乏外来资源的情况下，有两种动员村庄资源的办法，一是由村干部根据自己的决定来强制村民集资、出工，从而提供较好的公共设施，这种办法有两个缺点，第一个缺点是村干部的决策往往会有个人私利方面的考虑，尤其可能存在以公谋利、贪污受贿的行为。在当前转型期的背景下，出现村干部的谋私行为十分正常；第二个缺点是，即使村干部是公正廉洁的，他也缺乏将自己的决策贯彻下去的能力，他难以决策举办多少公共工程，如何举办等问题，特别是公共工程因为村民受益先后和多少的不同，而构成总有一些村民对村干部任何一种决策不满的状况，从而让一个好心而公正的村干部在举办公共工程时处于艰难境地。二是由村民共同参与决策，在是否举办公共工程、如何举办公共工程、举办多少公共工程上，让村民有充分发表意见和达成一致的机会，村民就会根据自己可以从建设公共工程中所获好处与需付代价中作出比较，从而决定是支持还是反对举办公共工程，举办何种公共工程和如何举办公共工程。这正是村民自治的办法。村民决策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村民会议的形式。村民会议的好处是村民参与者众，形成的决议影响面广，约束力强。村民会议的弱点是讨论难以深入，即使修建公共工程的决议可以得到通过，也往往会忽视少数反对者的声音，并可能造成一个长期存在的反对派；另一种形式是村民代表会议甚至村民议事会。村民代表会议因为可以集中村中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决定就容易在村庄产生权威，从而有助于将诸如集资出工的决定贯彻下去。同时，因为村民代表会议人数相对较少，较为深入的讨论成为可能，反对的声音不会被忽视，在达成一项关于公共设施建设的决定时，不是以少数服从多数这种强制的方式，而是以一致同意的方式形成决定。这样，就既可以照顾少数人的利益，又可以将于全村有益的公共事业办理下来。村民会议是过去最为常见的村民自治组织形式。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相当数量的省市自治区逐步确立起村民代表会议这种组织形式，并在1998年正式通过的《村组法》上予以提出，成为当前村民自治的主要组织形式之一。有足?坏难芯亢褪导な担迕翊砘嵋榭梢杂行岣叽遄淖试炊蹦芰Γ佣迕竦纳钐峁┕卜穹矫娴谋Ｕ希庑┕卜裼址垂创俳舜迕竦纳奖懔舜迕竦纳睢?nbsp;村民自治对于村庄公共工程建设和社区资源动员能力提高方面的优势正在于，它让村民有了充分参与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村务的机会，有了权衡举办公共工程对于自己利害得失的机会，从而让村民在决定是否举办公共工程一类的事业时，由别人让我办转换为我自己要办，由我的利益受到损害转换为我的利益得到增加。这就让村民有了集中起来心平气和地讨论为自己生产生活增进服务的可能。

简单地说，在外来经济资源格局既定的状况下，村民自治通过村民多种形式的参与，不仅为达成较为一致的举办公共事业的协议提供了机会，为形成公共舆论提供了场合，为村民构造自身利益提供了可能，而且为促进生产和方便生活提供了保障，从而为农村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基矗

二、村民自治与村组干部的行为状况

对农村若有较多调查，就可以发现，农民当前以上访、抗议为手段来维护的利益大都是受到中央政策保护的利益，而构成对农民受到政策保护的利益的危害，一是来自乡镇这个上级，我们在下一节谈这个问题，二是村组干部的不良行为，其中尤其是村组干部经济上的不良行为，诸如吃喝贪占、乱建工程等等。正是村组干部的不良行为特别是他们的不良经济行为，构成了当前农民上访和抗议的主要内容。

村民自治正可以从源头上和过程中堵住村干部不良行为的黑洞，防止村干部吃喝贪占行为的发生。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村民自治对于防止村干部不良行为的作用。第一，竞争性选举构成了村干部对村民的责任机制。在村委会这样一个不大的范围内，竞争性选举不仅可以将那些人品不好、能力不强的人选下去，而将那些德才兼备的人选上来，而且可以通过每三年一度竞争性选举，构成对在任村干部的压力，让他们时刻认识到，若现在我不一心为公，下次选举我就会被选下来。村干部的一言一行因此会注意获得村民的好感，诸如吃喝贪占这些广受村民责难也造成村集体重大损失的事情，往往不需要由村民去上访告状，就可以消失在竞争性选举这一制度安排构造的责任结构之中。大量的事实证明，经过真正的村委会选举之后，村干部不仅在素质结构和能力结构上有较大改善，而且在涉及到农村敏感的事项诸如吃喝贪占、乱建工程方面，都有很大的好转。

第二，以村民代表会议为核心的村务决策机制不仅构成了对村干部决策的有力监督，增加了村务决策的可靠性，而且可以平衡村务决策的受益范围，使村庄范围的决策可以照顾全体村民多方面的利益，从而减少村民对村务决策的不满意。构成村民对村务决策不满意的原因为二，一是村干部的胡乱决策，特别是借举办公共工程来谋取个人好处的情况，曾在一段时间成为一些农村众所周知的“秘密”。我们在调查中经常遇到村民将村干部晾在一边而自主决策村务的情况，显示出对村干部不良决策的不信任；二是村干部决策不公，在照顾一些村民利益的同时，损害了另一些村民的利益，由此加剧了村庄内地缘的、宗族的矛盾。通过村代表会议的形式决策，可以给少数派以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可以通过对村干部的质询，防止村干部的谋私行为，可以通过发挥代表的参政积极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最终可以让执行村务决策的村干部获得权力的合法性和行为的公正性，从而防止村干部决策不良造成的村民不满。

第三，以村务公开为核心的民主监督制度不仅可以“给村民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消除村民因为不了解村务状况而产生的对村干部的怀疑和不信任，而且构成了对村干部在经济上谋取私利的防止。村委会的范围不大，村里办了什么事，收了多少钱，用钱在什么地方，如何用，村民心中都有一本帐，每隔一段时间，村务组务的公开，就是将村民心中的帐与村组公开的帐的对照，这一对照，有无问题，一清二楚。这种情况下，村组干部如何还敢谋取私利？

当前村民自治中推行村务公开存在的问题是，村务公开往往难以坚持，有些地方过于强调村务公开的形式，忽视了村务公开的多样性。村务公开的实质是让村民有充分了解村务的知情权，有查帐和质询村干部经济开支的权力，而这正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之一。以村务公开为核心的民主监督制度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机制，一种权力，一种沟通村民与村干部关系，消除村民不满的社会稳定措施。

简单地说，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机制，村民自治制度可以有效防止村干部的不良行为，提高村干部权力的合法性，增加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信任关系，由此为减少缘于村干部不良行为而出现上访告状提供了可能，也为减少村务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对农村持续发展能力的损害提供了可能。这样一来，村民自治就为农村长治久安提供了保障。

三、村民自治与乡镇过度提取

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民负担过重。农民负担是自1990年代持续至今的一个沉重话题，中央为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几乎想尽了所有办法，其效果却不明显，以至于发展到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农民负担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首先因素的状况。构成农民负担过重的首要原因是上级的过度提取，尤其是乡镇的过度提龋据我们调查，乡镇向农民的过度提取，几乎无所不用其极，诸如农业特产税、牲猪屠宰税的平摊，高报农民人均纯收入以提取更多5％的三提五统，成为农民不堪重负的首要原因。而构成乡镇向农民过度提取冲动的理由，关键是乡镇扼制不住的达标升级冲动，这种达标升级，一是乡镇本身的达标升级，一是要求村的达标升级。在转型期的中国农村，乡镇以达标升级来创造政绩本来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这种达标升级一旦脱离农民收入的实际、脱离农村社会需要的实际，就会对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造成严重破坏，而仅仅成为少数乡镇领导人向上升迁的筹码。

要扼制乡镇达标升级和过度提取的冲动，就不仅要在精减乡镇机构，转变乡镇职能上做文章，而且需要在改造乡村关系上做文章。乡镇之所以可以超额提取，以至于中央有千种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乡镇便有万种向农民提取的理由，系乡镇有村干部为自己的提取劳神费力，而村干部却很少能代表农民抵制乡镇不合理的提龋在村级组织不能代表农民抵制乡镇不合理行为时，农民的积怨无处可发，以群体性事件为结果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屡屡发生。村民自治改造了村干部的责任结构，村干部首先要对村民负责，村民有要求村干部依照国家政策规定来保护自己利益的途径和前提，这样一来，村干部，正是这个过去协助乡镇过度提取经济资源的群体，要求乡镇在下达指令性任务时，说明指令性任务的政策和法律依据，从而将乡镇过度提取和达标升级的冲动釜底抽薪，长期困扰国家的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因此得以解决。

村民自治制度是在1980年代来开始实行的，有人问，为什么正是在实行村民自治的1990年代，农民负担成为问题？道理很简单，即1990年代作为村民自治依据的《村组法》作为试行法，在全国实施不平衡，也缺乏强制性，是因为村民自治本身的不到位，造成了乡村关系的指导关系被实质上的上下级关系所替代，真正的村民自治并不存在。1998年《村组法》正式颁布实施后，农村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一方面是在《村组法》正式颁行后的村委会选举空前激烈，村干部对村民负责任的机制正在构造出来，另一方面，欠拖不决的乡镇机构改革及农村费改税在强大的压力下，终于受到全国的普遍关注，并因此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共识，正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轰轰烈烈展开。我们相信，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进一步落实，村干部的责任结构和乡村关系将被彻底改造，乡镇从计划经济体制中遗留下来的达标升级的冲动和支持这种冲动的向农民的过度提取能力，也会得到彻底改造，乡镇政府将作为为农民提供生产和生活秩序的政府而不是一个管理农民生产生活事项的企业来发挥作用，乡镇机构改革、乡镇政府职能转换也就水到渠成，自然而然。

简单地说，正是村民自治制度构造的村干部对村民负责任的制度，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组织起来获取受中央政策和法律保护的利益的机制，这种机制可能构成国家与农民共同监督约束中间结构——以乡镇政府为典型的－－不良行为的局面。特别是在转型时期，国家没有对基层政权足够监督能力的背景下，构造与村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制度结构－－即村民自治制度，实在是最为经济有效的办法。有了村民自治制度的保证，最近10年出现的国家屡次强调不能加重农民负担，事实上农民负担却一直在加重的奇怪现象，断难发生。

四、村民自治与制度化参与

构成当前农村社会稳定主要隐患的是可以用非制度化参与或抗议性参与或暴力参与来予以描述的那种带用一定激烈性的农民群体性行动，诸如群体上访、暴力抗争等等，严重的甚至出现打砸乡镇政府、围攻执法人员、烧毁公共财物等等。一般情况下，出现暴力式参与，表明农村社会的稳定已受到重大威胁，农村正常的行政秩序和生产生活秩序已难以保持的危险状态。普遍的暴力式参与，无疑会对国家整体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勿容讳言，当前农村非制度化参与十分普遍，尤以群体性上访为普遍，暴力式参与包括打砸乡镇政府的事件也屡现报端。之所以会出这些对农村稳定构成重大隐患的问题，大多是一些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农民的愤怒越积越多，最后走上了暴力抗议之路。而之所以会出现一些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根本原因是农民缺乏制度化参与政治，以制度化参与来解决关涉自身利益的渠道。

村民自治制度在两个方面对解决当前在一些地方普遍出现的非制度化参与有帮助。第一，村民自治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参与制度，构造了村民将村内事务由民主参与的办法予以解决的机制。对于村务而言，通过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决策和监督，可以纠正村干部不良行为，对于不负责任的村干部，既可以在下次选举中将他选下去，又可以通过召开村民会议将他罢免掉。对于政务而言，上不合国家政策，下不合村情民意的乡镇达标升级和过度提取的要求，不仅村民可以通过村干部向上级反映农民的意见，而且村民自治制度所构造的村干部责任结构也使得他们敢于抵制乡镇不合理的要求，他们有足够理由以村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拿着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对乡镇讲，你们的这些决定不合国家政策，村民不答应，我们也无能为力。第二，正是通过村民自治的实施，村民会逐步习惯于以制度化的办法来提出自己的要求，维护自己的权益，扩大自己的影响。持续的民主参与，对于村民养成通过制度化参与来维护自己权益的习惯，增强对制度化参与的信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旦农民认为且习惯于通过制度渠道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之后，他们自然会放弃暴力式参与。

而正是以村民自治制度这一制度化参与本身的效能为前提，乡镇面对强大有力的村民愿望，断不至于对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事情不闻不问，对农民不满的事情无动于衷，而会尽可能将这些可能累积起来的矛盾－－化解，其结果，是构成对农村社会稳定隐患的问题，在还未积聚到爆发前，即已通过制度化的参与得以解决，制度化参与如一个减压阀，不断消减了乡村社会内部的矛盾，从而可以防止矛盾的激化。事实上，村民制度化参与所构造的减压作用不止会达于乡镇，而且可能向更上一级延伸。当乡镇一级由于受到来自村一级强大的制度参与压力时，就不是一个乡镇，而是所有乡镇同时受到了这种压力。在只有少数乡镇感受这些压力而无力完成更上一级压下来的行政任务时，这个更上一级的县级政府就会指责这少数几个乡镇领导不负责任，将本来是县级政府的责任推至乡镇。当所有乡镇受到同样的压力而都不能完成县级政府可能存在的过度提取任务时，县级政府就不得不承揽下属于自己的责任。在当前压力制政治体制下面，事实上不只是乡镇、县级政府，而且是地市级和省级政府也存在着向下面过度提取和达标升级（政绩）的冲动的。因此，有时只是在村里发生的事情，因为涉及到所有的村，而具有向更上一级发生影响的可能。村民自治这一制度化参与机制正因为与村民切身利益联系了起来，而具有向上扩展并为当前处于转型期乡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找到了一个减压的阀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村民自治是农村社会的稳定器简单地说，村民自治制度一方面为村民通过制度维护自己的权益提供了渠道；一方面正是制度化的参与可能让村民形成对制度化参与的习惯、依赖和信心，从而减少暴力参与的可能；再一方面，村民自治提供的制度化参与将可能积累下来的矛盾一一化解，有助于防止矛盾的激化，消除农村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五、小结

村民自治制度不是包治农村社会稳定的万应灵药，特别是在村民自治制度本身还不完善，实施也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村民自治肯定是有助于农村社会稳定的一项制度，而不是构成了对农村社会稳定的新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