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执政权威与司法权威及行风评议等关系

第一篇：浅析执政权威与司法权威及行风评议等关系

浅析执政权威与司法权威及行风评议等关系

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把坚持依法执政作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这是对党的执政规律的深刻揭示，是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大举措。对此，我们必须有两个清晰认识。

一、两个清晰认识

一是要清晰认识：司法环境也是执政环境，表明我们在认识上已经把执政和司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党是执政党，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处于领导和核心地位。人民法院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份，司法权力是国家政权的重要部份。党执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必须掌握好国家的司法权力。因此，创造良好的司法工作环境和条件，也就是为党依法执政创造良好的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

二是要清晰认识：司法权威也是执政权威。既然司法工作是党的依法执政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那么党的权威和国家的权威就必然地、内在地包括了司法权威。损害司法权威实际上就是损害了党的权威和国家的权威。因此，保障司法权威是党实行和坚持依法执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

必须清晰认识执政环境与司法环境，执政权威与司法权威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明白，司法权威是执政党权威的重要组成部份，此任务非法院单独能以完成。影响司法权威的因素很多，除了司法体制的因素外，还有历史文化、公民法律意识、媒体舆论等因素，因而要确立司法权威也应从多方面着手，党委、政府、人大、媒体、公民等社会各界与司法机关一起共同努力，才能真正使司法权威得以确立。

二、如何树立司法权威

从法院自身来讲，要努力做到司法公正，这是提高司法权威的重要前提。司法的权威性依赖于司法的公正性，只有当司法是高度公正的，人们才能对司法产生信赖和尊重，即古人所说的“公生明，廉生威”。如果司法不公，裁判缺乏公信力，司法权威便无从谈起。因而司法工作要始终坚持以公正和效率为主题，以实现公平和正义为目的，做到司法公正，充分保障人民的权益，维护社会的稳定，则司法将会越来越具有权威性。

同时要坚持党委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司法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党委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司法权威的确立同样需要党委和人大的支持。司法权威是党的权威和国家权威的重要体现，党委要坚决支持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排除各种非法干预司法活动，纠正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克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现象，为司法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司法权威的确立创造有利的条件。

其次是行政机关要增强诉讼平等观念，尊重司法活动，自觉履行生效裁判。行政机关的行为一般都代表着政府的行为，其行为对社会公众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如果行政机关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在涉案诉讼中带头不尊重司法活动，不自觉履行生效裁判，甚至抗拒法院的执行，其行为会对社会公众起着负面的导向作用，这对司法权威的破坏远远大于一般当事人的行为。

再者是要提高公民法律意识，逐步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公民只有懂法、知法，才能做到守法，才能理解和尊重法院的裁判，法院的司法公信力才能得以提高。因此进一步扎实地开展普法工作，加强公民的法律教育，切实提高公民的法律知识。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了，司法权威的确立才会有群众基础。

最后一点，就是要加强司法宣传，为司法权威的确立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必要的舆论监督对于促进司法公正，预防和减少司法不公有着积极的作用。

三、司法独立与行风评议

（一）司法独立也是一种考验

司法独立是一个极为浅显的道理，也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更是任何裁判者最为基本的秉性，缺乏独立则枉称为裁判。对于司法独立，德国学者将其概括为八个方面：

1、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各种势力；

2、独立于上级官署；

3、独立于政府；

4、独立于议会；

5、独立于政党；

6、独立于新闻舆论；

7、独立于国民时尚与时好；

8、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与激情。美国法官则认为司法独立由两个方面组成：第一、个人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性，法官依据每一案件的事实运用法律，不受公众情感或压力的干扰；第二、制度层面的司法独立，即司法与立法和政府部门是平等的，不受他们的控制（参见【美】马丁·阿斯潘（美国伊利诺斯州区地区首席法官）所著《法律道德和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每个法律人的梦想，是民主与法治、建设与发展的保障，是人们自由并且安居乐业的太阳，更是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但并不等于说为了司法独立，就必须脱离党的领导，也不等于说因为要党的领导，我们就不要司法独立，将两者对立起来。一个国家需要司法独立，一个政党要管理好国家更需要司法独立。因为，有了司法独立，才会有正常的社会运秩序，才能够遏制腐败与贪婪，才能够保证理性与良知不被盲目的热情与冲动所驱使，才能使代表人民意志的党的主张通过法律在全国得到全面地贯彻和执行。因此，我们所要解决和追求的是怎样在党的领导下的司法独立，或者说是怎样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司法独立，这是对我们党的智慧和执政能力的考验!

（二）对法检机关开展行风评议与现代司法理念的撞击

在今年年中召开的全国法院加强基层建设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强调，各级党委要提高认识，努力支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罗干要求，各级党委要从落实中央要求、维护司法权威的高度，努力改善所在地区的司法环境，支持人民法院抵御、克服各种干扰，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要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和统一，不得出于地方和部门利益就个案审判和执行向法院施加压力，不得组织法院参加行政执法、行风评议等活动，不得要求法院从事招商引资、经济创收等经营性活动。罗干同志在全国法院基层建设会议上强调的“三个不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支持“两院”依法办案，司法独立的坚强决心。党的领导是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政治保证，也是人民法院依法抵御各种干扰，切实维护司法独立的坚强后盾。

我国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今年“全国法院加强基层建设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为加强基层法官执业保障，切实解决当前基层人民法院法官业外活动负担过重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发布《关于法院、检察院不参与各地行风评议活动的通知》。肖扬院长的讲话，更进一步揭示了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宪法地位，表明我们正努力“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高检、高法于今年6月28日联合发出《关于法院、检察院不参与各地行风评议活动的通知》。由此可见，法检参与行风评议与现代司法理念发生了严重碰撞。

严格意义上的行风评议可以被视为民意的直观表现，这是一种多数意见占优的民主方式，司法独立是否需要在特殊的情形下背离民意的判断、对抗民主的结论？不容质疑，当然需要。因为设计现代司法制度的出发点就在于消除民主制度的局限性，确保社会不受暂时、狂热并且易受人利用的民主激情的破坏。如果暂时让以局部的民意能够通过舆论或者行风评议的渠道进入司法领域发挥影响，可以想象司法独立将面临着何等的压力，法官将面临何等的威胁，当面对具体的案件，特别是当根据法律得出的裁判结论不符合当地多数人的情感与利益时，生存于非真空社会地带的法官，最终则极有可能屈从于民意而放弃重要的法律原则。

在一些涉及地方利益的民事案件中，法官如果做出有损于地方多数人利益的裁决，随之而来的行风评议将迅速还以颜色--很多法院在评议中名列倒数第一。这种结论或许能够说明当地法院不得人心，但却无法体现司法的真正功效，也许正是由于公正的司法，才招致激烈的斥责，司法独立本来可以保证法院及其法官不受此类斥责的影响，但是行风评议却使他们不得不面临如此两难的选择：选择法律则意味着违背当地多数人的意志，从而招致如潮的恶评；选择民意则意味着放弃法律的公正，这种放弃对于从事法律多年并以此为业的法官而言，同样是一种莫大的羞辱。把法院、检察院与公安、工商、城建等政府行政职能部门放在一起接受评议，实际上就是与宪法规定的“一府两院”的政权组织形式相悖，有违宪之嫌疑。

法院参加一些部门组织的行风评议，则似剥下法官本应穿着的法袍，生硬地套上印有某些部门标记的队服，再让全场球迷以某一方队员的标准去评判裁判的“作风”，如此失去本意裁判的比赛将意味着混乱、野蛮，毫无公正可言。可以说，非专业化的民主评议有可能成为干扰司法公正的噪音。

行风评比给审判中立带来很大的干扰，对于司法公正的影响已显而易见。其在客观效果上是损害了司法的独立、公正与权威。如果行风评议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又一种制约力量，那么，司法审判将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顺从于“民意”，甚至屈从于被操纵的“民意”，司法的独立性也将无从谈起。

法院在行风评议中的名次很差，固然与法官的判案水平和工作作风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法院作为独立的审判机关，不可能调和所有的利益与矛盾，在依法行使审判权力的过程中，必然会“得罪”某些社会群体，有时甚至要“得罪”本地的重要人物。作为最终的裁决机构，法院理所当然要承载起整个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要想让这个搏击在风口浪尖上的国家机关获得很高的得票率，无疑是不可能的。在此不禁会使人产生疑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原理，对不同职能机关的评议，是否应该有不同的参照系数？

法院、检察院不再接受行风评议，尽管还在纸上，也不管它是否为一厢情愿。但这也并不等于这两家司法机关可以为所欲为，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这是永恒的真理。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司法机关必须接受党的政治领导，接受人大的法律监督，接受群众的舆论监督等等。但是对法检的一切领导、监督、制约都要依法进行，要按宪法原则来正常化、有序化地开展。

四、注意防范几种常见的损害司法权威的错误观念

一是把本应自己承担的诉讼风险责任，推卸给司法机关。打官司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司法机关自当尊重。但打官司有输有赢，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许多风险责任要由诉讼当事人自己承担。又如“法律白条”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法院执行不力。因为债权人起诉债务人时，要先估量一下债务人究竟有无财产、有多少财产可以被执行。如果债务人一贫如洗，债权人即使胜诉，法院也无法为你兑现判决结果。

二是不懂得诉讼权利是一种“过时不候”的时效性权利，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观念代替“有权（利）不用，过期作废”的诉讼时效观念。

三是不懂得司法审判权是一种终局性权力，生效的判决和裁定必须维护和执行。司法机关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处理社会纠纷的最后、最高的裁判权。对于人民法院做出的生效的裁定和判决，任何人、任何单位都必须执行与维护。

四是不懂得司法权力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权力，司法活动不受任何个人、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干扰。《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员要成为维护法律权威的模范，党要依法执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权是一种集体行使的权力，它对于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但根据宪法所作的分工，它不会代替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信访制度对于政府密切联系群众、解决社会纠纷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同样不会直接改变司法裁定和判决；媒体虽然拥有客观报道权和判决之后的评论权，但同样不能改变司法机关的决定。它们也都负有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的职责。

五、依宪执政必定春风化雨

由于司法派生于政治并从属于政治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司法体制必然是政治体制的分支，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司法体制。笔者同意如下的宪政体制构想：在我国现行的一元化政体之下，首先将党的领导纳入宪法的框架之中，依宪执政；其次是所有社会公权力运作须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宪定权力机关为核心；再者是按照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受其监督、向其报告，对其负责这一宪法原则，以及法官法、检察官法的规定，两院的人事、经费等由同级人大直接依法管理为宜，司法机关从人、财、物上脱离对同级党委、政府的依赖关系，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可通过人大工作体现出来。这个构想体制的实施应当不会太远，因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施政方略即依宪执政，党和政府的职能正在悄然地从专政色彩里走出来，依法治国的梦想一定会加速实现！

第二篇：司法礼仪与司法权威

司法礼仪与司法权威

树立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权威，建立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中央对司法制度改革提出的总体要求之一，是一项任重道远的长期目标和困难复杂的系统工程。

一、大力培育公众的尚法理念：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司法要具有权威，就必须赢得社会的敬仰、公众的尊敬。培育公众的尚法理念，必须发挥教育的启蒙和教化功能。要利用各种形式，对公民开展全方位、多层次、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理念，培养法律意识。要加强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和参与度，注重司法裁判的说理性和透明度，通过鲜活生动的审判活动和公正恰当的审判案例，加强对诉讼参与人的教育和对社会公众的引导。要健全诉讼程序，完善证据制度，倡导当事人间的诚信诉讼与理性抗争，杜绝一切以不当手段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透过审判程序的公正，促进审判结果的公正，加深公民对司法活动的了解，增进公民对司法裁判的信任。

二、着力提高司法主体的素质：人民的意见，公正的精神，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基础。司法权威的树立离不开司法公正，而司法公正的实现端赖于司法主体的素质。首先，要提高法官的职业素养。其次，要加大法官在职教育培训力度，加强法官的审判技能训练，实现法官从知识型向能力型，由普及型向专业化，由经验型向素质型的转变，努力提高法官分析判断、适用法律和调解疏导等能力，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再次，加强法官的思想道德建设。对此，中央领导同志强调：“作为执法者，只有人民在心中，才能根除特权思想，杜绝冷硬横推等恶劣作风，真正做到执法为民；只有法在心中，才能带头学法、守法、用法，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弘扬法治精神，在全社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只有正义在心中，才能恪守职业道德，真正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最后，要加强法院反腐倡廉建设，防治司法腐败，保证法官队伍的清正廉洁。法官的公正廉洁形象有助于树立司法权威，促进司法权威和法律信仰的形成。要真正实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就必须加大司法公开的力度，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在法官队伍中率先实行财产申报制度，使司法人员的财产置于阳光之下，易于核查，方便监督。

三完善司法权威的体制保障：改变司法运作行政化和地方化现象，保证司法权的独立性。在立法、司法、行政三种国家权力中，行政权因其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具有很强的扩张性，而司法权则因其天然的被动性和消极性极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司法权运作行政化和地方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必须切实改变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的现象，维护司法权的国家属性，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实现司法制度的公正权威。改革审判监督程序，维护裁判的终局性和权威性。司法裁判只有具有终局性，才能具有权威性。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我国存在的“执行难”问题对司法权威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要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第一实行审执分离，做到审判与执行并重，不仅维护审判独立，而且保障执行的独立性，顺利实现生效裁判所确定的内容，树立起法院的权威；第二确立执行公开原则，将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第三尽快制定强制执行法，加大对拒不执行法院裁判行为的处罚力度，以保证执行工作的顺利和有效进行；第四加快进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不履行法院判决的当事人列入“黑名单”，并予以曝光，从而对不履行法院判决的当事人产生巨大的威慑力量，迫使其主动履行判决，进而提高法院裁判的执行率，以实现司法公正、塑造司法权威。

第三篇：司法权威讨论

你对司法权威的困惑

司法权威是司法机关通过公正司法活动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形成命令和服从关系，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

由司法权威的定义可以看出司法权威应该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司法机关所具有独特的地位，它具有的信服力和威望不同于行政机关，是来源于对案件判决的既判力所产生的，它产生的效果是权威的，权威来源于它独立做出判决，不受其他力量的制约，公民都有权得到公正和有效的司法救济，司法机关享有解决一切法律争议的终局权力。其次司法独特的地位使人产生了对其的尊重，它不依附于其他的机关和部门，它所信服的和依靠的只有法律和法规，法律和法规是司法权威的最终力量来源，所以司法权威最终来源于公众对司法的信任与认同，司法权威需要法律信仰的支持和维护。

二 司法权威的体现

在古代司法审判中地方司法官员更多的同时是行政官员，集行政司法权一身。在这样的权利集中的权力体系中，人们对司法审判的权威并不是完全依靠人们对法律和司法机关的信赖，更多的是借助暴力的力量树立司法权威，在古代的审判中体现为：开堂审问犯人的时候，衙役们会站在公堂的两旁，口中喊着“威武”；在刑事案件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犯人都必须与棍棒来一次亲密接触。在刑法为主的中国古代，这样的手段是必要的，这样使犯人们对司法审判有恐惧之心，害怕自己因说谎或其他原因再次遭到暴力训诫，在审判之时，便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人们对公堂对法官有服从、敬畏之情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也是司法权威，认为审判一定是公正公平合理的。同时法律有教育的作用，在如此的古代的司法权威之下，重刑主义的司法体系下广大民众知道如果做了坏事就会受到牢狱之灾，会受尽衙役的折磨，那么自然而然在这种威严之下，作恶的人也就会慢慢减少。

现代法庭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变得不那么可怕，为犯罪嫌疑人准备了座位，有的犯罪嫌疑人还可以穿着得体的服装出现在法庭上接受国家司法的审判。公诉人和辩护人的发言也变得没有那么多的激情，只是在规定的程序里时间里阐述各方的观点，罗列各自的证据，没有剑拔弩张，没有你死我活，平稳地进行着辩论。让在场的听众没有感觉到威严，敬畏的感觉。或许只有在法官和陪审员进场的时候，或许只有在法官说全体起立的时候，或许只有在最后宣判量刑的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有古代司法的一丝丝的畏惧，在此中司法权威已经是信服、敬畏，不再是单纯的畏惧。

三、司法权威存在的必要意义

司法是伸张法律、运用法律之工具，是中外立国之大本。司法在政治及社会体系中可以平衡两者的关系，也成为政治与生活的切合点。司法在现代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地位，因此司法权威对于现代法治建设的各方面而言，均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价值。

在法理中可以知道，法律具有普遍的威慑力，使人民对法律敬畏之心；法律有定纷止争的作用可以使大家放弃争斗，和平解决争端；法律规范个人自由与他人的权利之间的界限，免于受塌方的不公平的干涉；而司法权威就是法律作用在人民态度中的表现，司法权威对人们的作用也反应了法律对社会生活的作用。

人民对于司法机关产生信任和依赖，司法权威便会人们心中出现，而人民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和依赖的关键之处就是司法公正。从法律概念逻辑关系来看，促进司法公正是根本目的，维护司法权威仅仅是直接目的，由此可以看出，只要达到了司法公正，司法机关做出的判决权威而公正，司法权威便体现出来了，而不需要类似古代用畏惧达到权威。如果有人怀疑中国当代司法缺少权威，而并且这个怀疑是事实的话，那么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对于司法的信服力不够，而信服力不够的原因是多样的。人民怀疑判决的不公，原因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说：首先可能是人民的法律意识不够强，对法律的理解及解读的错误和不到位都会造成人民觉得司法判决不公，不能理解司法机关的判决的法律依据，信服力就无从谈起了；另外一个可能也是最可怕的是司法机关在审判的时候确实不公或者公正但是不够透明，或者司法审判的中缺少程序正义，在人民的观念中司法没有程序正义就无从保证结果的正义，这也可能是中国人民他信力的缺失的另一个原因。

“法不只是单纯的思想，而是有生命的力量。因此，正义之神一手提着天平，用它衡量法；另一手握着剑，用它维护法。剑如果不带着天平，就是赤裸裸的暴力；天平如果不带着剑，就意味着软弱无力。两者是相辅相承的，只有在正义之神操剑的力量和掌握天平的技巧并驾齐驱的时候，一种完美的法治状态才能占统治地位。”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都是司法机关的有力武器，二者相辅相承，缺一不可。法院作为司法职能机关只有背靠司法权威之树，手握司法公正之剑，方能担当起维护和保障社会稳定的天赋使命。

四、现代司法权威的树立

既然司法权威对于国家和社会是如此的重要，那如何维护和提升司法权威的问题被提到了一个风口浪尖的位置，对此，我想谈谈我自己的观点。

（一）以体制改革促进司法进一步独立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认同的一项宪法原则，它是司法权及其运行的内在规定性所要求的一种理性自治状态，其核心是司法权的运行过程完全自主，不受外部因素、特别是政治系统的其他部分的干扰，这样就避免了中国古代的行政权和司法权的集中，确保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从一个方面说，是程序正义的出发点和基础。在中国法律界一直讨论的问题是司法机关的财政拨付上，很多法学家认为应尽快建立由最高院统一管理的全国法院系统财政经费统一收支制度，取消各级法院经费由同级地方政府财政拨款之制；在人事上，各级法院中、高层领导干部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由上级法院指导竞选产生，在行政上，直接对同级党委负责；在业务上，接受上级法院监督。

（二）努力提高法官的综合素养

司法公正是提高司法权威的重要因素，司法的权威性依赖于司法的公正性，只有当司法高度公正，人们才能对司法产生信赖和尊重，正如古人所说的“公生明，廉生威”。

首先，在法官的遴选上，提高法官从业资格标准，保证法官队伍学术背景和层次，可通过严格的法律专业考试、审判技能测试等形式以确保入选法官业务水平精湛；其次，建立法官定期培训制度，使学习成为法官的习惯，在学习中不断总结司法经验，提高司法水平；第三，实行法官定期交流制度，可以通过定期的面晤、书面等方式之交流，在法官之间彼此形成信息、知识之沟通与交流，相互学习与提高；第四，关于法官从业经历，可作适当要求，如须从事法律工作满五年者方可启用。另外，可对个人品德修养作为遴选法官的参照性标准，凡品德高尚、令人尊敬者可优先录用。

（二）加强司法审判的透明度

司法审判程序正义的其中很重要的课题是加大司法审判过程的透明度，虽然我国司法审判中有回避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保证当事人的权利，但是在司法审判中不当庭审判等情况会给当事人暗箱操作的遐想，必须在司法审判的调查取证和判决加大其中的透明度，使人们看清审判的每一个过程都是没有猫腻的，我们的审判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这样的程序正义带来的结果正义将会大大增强我们的司法权威。

（三）加强人民对司法审判的认识

对司法权威不信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人民自己的原因，在当代中国，文盲基本没有了，但是法盲却普遍存在，对法律没有基本的认识，不能正确解读法律是怀疑司法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首先必须加强法律的普及工作，人民对司法机关判决的出处有清楚的认识，对法律有正确的认识，会减少很多对判决书的怀疑，这样对判决的信服就增加了司法权威的产生。其次，必须加强完善判后释明制度。在判决过后，需要对判决不明白的人民进行解释判决依据和进行期中法律的解读，同时也可以加强司法机关与人民的接触，减少人民对司法机关的畏惧感。

第四篇：司法权威的缺失与重塑

司法权威的缺失与重塑*

论文提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公平正义,需要维护和树立司法权威。而涉诉信访，在基层法院最直接、最鲜明地反映司法权威的缺失和影响司法权威的树立。本文立足于基层法院的司法实践资料，以涉诉信访为视角，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变革中，社会矛盾凸显期 涉诉信访居高不下的五种社会原因，即涉诉信访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反映；个别司法不公现象存在；个别法律规定不统一；处理涉诉信访标准绝对化；“包青天意识”寻求人治，促使了涉诉信访攀升。本文指出，司法权威应当包括司法的社会地位确立的权威，法律被信仰和遵从的权威，司法因公正被信赖的权威，司法对象的内心认同带来的公信权威。本文剖析了基层法院涉诉信访导致司法权威缺失体现在五个方面，即“法上有权”影响司法独立；忽视司法程序影响司法公正；超越司法权限降低司法权威；法官素质参差不齐影响公信力；裁判无终局性削弱司法权威。并从建立公正的司法体制，建设高素质的司法队伍，确立理性的司法观，营造尊崇法律的氛围四方面，有针对性提出了重塑司法权威的对策。

一、引言

司法权威，又称司法尊严(judicial dignity)。是指司法机关应当享有的威信和公信力。威是指尊严，使人敬畏；公信是指民众的信赖和认同。司法的权威性是司法能够有效运作，并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基础和前提，正如澳大利亚法官马丁指出的：“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 笔者曾在基层多个部门工作过，以前一直认为法院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维护公平正义的神圣殿堂，法院做出的裁判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容不得任何人的亵渎和冒犯。进入基层法院担任领导后，看到许多现象与笔者此前的认识出入较大。

事实一：一个案件正常开庭时间刚到，数百人乘坐大轿车突然冲进法院大院，他们闯进法庭，推搡漫骂正准备开庭的审判人员，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庭审无法进行，赶来维持秩序的法警也被围攻辱骂，庭审被迫延期。原来他们均是某股份制企业的职工，该企业被该案追加为第三人，怕案件的结果影响自身利益，职工们打着“我们要吃饭”的横幅一直聚集在法院，我亲自出面反复讲法劝说，直至傍晚他们才离去，使法院这天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此后主管院长又带队几次深入该企业做稳定工作，案件方得以继续审理。

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庭是法官司法的场所，“法官的上帝只有法律”,但被众多的百姓冲击时这些都显得束手无策，司法的权威受到极大藐视。

事实二：某日，一妇女在法院大门口躺地不起，又哭又闹，持续达三个小时，造成近百人围观，法院车辆无法出入，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影响。经了解是因一起抚育费执行案件引发，被执行人也就是孩子的父亲买断工龄后下落不明，查找不到财产，孩子的妈妈生活也非常困难，对于法院无法执行到位理解不了，曾把孩子扔在法院，责怪法院只保护男方的利益，此次以极端方式哄闹法院。法院不能任其长久如此，又见其确实可怜，最后我拿出1000元给她才离去。

这是我进入法院任职伊始平息的极端事件，但不是靠司法的权威，只是出于顾及法院影响，从个人同情角度抹平了难题。

事实三：报载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的审判员莫兆军在审理一宗简单的借款纠纷时，按原告提交的借据判决被告败诉，后被告在法院喝农药自杀，引起当地领导关注和社会舆论同情，经公安机关对原告刑事侦查，发现该借据系原告持刀胁迫被告所签，检察院据此以渎职罪将法官莫兆军逮捕。[1][1]

“谁主张谁举证”这是民事诉讼法原则，又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下称《证据规则》）进一步细化明确，民事审判法官依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当庭质证，以证明力强的证据定案错在那呢？领导关注和舆论导向就能推翻法院判决和断定法官枉法，何谈司法权威？

这些引发我思考涉诉信访对司法权威的影响。可以说，当事人涉诉信访是基层法院的司法权威遇到的挑战，从涉诉信访的角度考察司法权威具有实践意义。尤其是随着和谐社会的提出，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视角下，面对涉诉信访重塑司法权威显得更加重要。[2][2]作为定分止争、司法正义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法院无法使社会矛盾在司法的框架下平稳公正的处理，依法治国要求的国家法治权威就无法构建。基层法院是中国四级两审制度的普通初审法院。“法律和社会现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往往在基层法院中有更为直接、生动、鲜明的反映和体现。”“对中国当代的法治发展最具有理论意义的和最具有挑战性的一系列问题是在基层法院最突出、最显著。”[3][3]由于制度的分工，基层法院同最大量的初审案件打交道，原生状态的生活同法律的遭遇，主要是在基层法院。法律在这种遭遇中，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活的检验，无时无刻不在接受最普通、最广大人民的选择和挑战。因此考察基层法院涉诉信访对司法权威的影响具有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

二、涉诉信访现象及社会原因

面对近年出现的涉诉信访“洪峰”所带来的种种压力和困惑，法院应该拥有怎样的立场？又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从中央到地方以及法律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关注。[4][4]党中央高度重视解决信访问题，中央政法委在2003年12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重视和解决好涉法信访[5][5]问题。2004年4月26日最高法院召开了全国法院涉诉信访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涉诉信访概念：即与某一具体诉讼案件相联系、要求人民法院完成某种诉讼行为的来信和来访，主要包括告诉、申诉、申请再审。当事人对法院判决裁定执行案件的上访、缠访、闹访、聚众访等都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下。

涉诉信访是基层法院遇到最多的困惑，最棘手的难题。个别诉讼案件当事人对于几年前、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生效的法院裁判仍然申诉不止；各级领导机关对于经过几次、十几次、几十次处理过的涉诉信访，还转交给法院复查、再审，司法资源遭受极大浪费，司法权威性、终极性受到严重冲击，其示范效应又促使缠诉缠访愈演愈烈。[6][6]近年来“涉诉信访”案件的数量居高不下，“缠诉缠访”问题已到了令不少法院一筹莫展的地步。[7][7]一些当事人在诉讼中不能达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向法院或政法委、人大、政府等部门反映问题；对处理结果不满意会反复上访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当事人还会采用“炒作”的策略，借助媒体曝光，形成舆论压力，造声势引起轰动效应，如联名上访、越级上访或选择敏感时期（如“两会”期间、各级班子换届期间）上访。个别当事人甚至采取拉横幅、打标语、自残、自杀等威胁手段，或者伤害法官等极端行为给法院施加压力，以干扰法官审判，甚至一些当事人表明“就要让法院不得安宁，让法官的日子不好过”。[8][8]甚至聚众冲击法院，暴力抗法。使一般的民间纠纷在诉讼过程上升为涉及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直接降低了司法公信力，影响了司法权威。

涉诉信访是当前我国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成为影响司法权威的最重要外显特征。其高居不下的社会原因很复杂，至少有如下因素：

（一）社会转型期的必然反映

目前涉诉信访工作的严峻形势，是我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社会矛盾凸显期的客观反映，这是我国全面走向民主、法制、文明不可逾越的阶段。以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涉诉信访为例，大部分是以下几类纠纷：一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农村征地拆迁类纠纷；二是因企业改制破产引发的职工安置、劳动保险等群体纠纷；三是因城市建设、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管理不到位、政策不统一、服务不达标等引发的纠纷；四是因涉及“弱势群体”纠纷，如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五是执行难引发的纠纷；六是因企业侵害群众利益引起的纠纷，如环境污染等。这些纠纷直接和经济发展一定阶段和经济利益格局的重新整合等社会进程相关，虽然一些纠纷也以诉讼形式纳入法律程序，但涉诉信访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法院，它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反映。

（二）个别司法不公现象存在不容否认，一定程度上存在司法不公现象。个别情况下可能还很严重，它确实会产生涉诉信访，但决不是主流。在涉诉信访中，当事人经常指责法官腐败、或者法官与对方当事人有关系等，人们普遍感到司法不公和腐败在加剧的问题可能被夸大和滥用了。[9][9]在社会转型期过程中呈现的愈演愈烈的社会贫富分化趋势，使得社会弱势群体的扩大、社会公平度下降、包括城乡贫困层在内的社会下层的形成。[10][10]因此，人们往往把许多与司法不公无关的，甚至社会领域内而非司法领域内的问题也归在其名下。笔者接待涉诉信访的当事人中，经常发现上访者将问题夸大，或加进一些道听途说无法证实的内容，如法官腐败等。人们关于司法不公的不客观感觉也与传媒的发展分不开。媒体常常会抓住个别司法不公的现象，进行带有商业意味的炒作。“三人成虎”，这就很容易造成一种到处司法不公、腐败的现象。[11][11]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做过典型调查，发现真正属于冤假错案，最后改判的案子非常少，比例非常小。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刘家琛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2005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的一审案件518万余件，最后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的不到10%，被二审改判发回的不到3％，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小的比例了，且上诉是法律规定对当事人的救济渠道，并不必然存在着司法不公，只有法官故意徇私舞弊，违法办关系案，人情案，渎职枉法，才能称得上是司法不公。但是社会上依然认为法院错判了很多案，有很多误解和看法。[12][12]这也是涉诉信访高发的重要原因。

（三）个别法律规定不统一

以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为例，人们分别引用不同的法律、政策说明自己的“正确”。承包人援引承包法，根据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限被承诺可以不断延长，在承包期间，土地是承包户专门使用的财产，其生产价值应该属于承包户；另一些人根据土地法中“集体所有”条文，认为它属于村庄所有成员的公共财产，其价值应当由所有村民共同分享，基层政权机构是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代理人；再者根据土地国有化原则，政府有权决定对土地如何处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土地使用规则是一个具有多个合法性声称的系统。如果人们面对的并非是限定的合法性声称系统时，不同的规则都有象征的合法性地位，就出现了选择问题。[13][13]由于合法身份很多，国家、基层干部、群众集体和当事人都可以参与，如果他们有分歧，只能通过力量竞争解决问题。与法律行为不同的是，这里不是规则衡量行为，而是行为选择规则。这种选择活动使法律纠纷的性质向政治性转化：它的核心不是判断何为合法，而是判断什么样的规则是政治上可以接受的，因而是应当被采纳的。法律规则的稳定和权威性来自于它中立于各种利益的公共品性，它用同一标准衡量不同的利益行为。如果他们之间通过力量对比决定胜负，使法律权力根据社会利益平衡需要，对规则及其代表的原则进行取舍，使“法治”无法存在，又何谈司法权威。百姓不接受不理解，通过上访施压以获取规则的倾斜，也就不足为奇。

（四）处理涉诉信访标准绝对化

一些领导机关或领导者不了解司法权限，对法院期望值过高，对涉诉信访的处理标准绝对化。许多导致上访的因素，并非是在诉讼过程中产生的，如有些群体诉讼纠纷表面上是涉及民事利益，实质是群体方基于对社会现象的不满或对其所在单位的不满而借诉讼途径进行控诉，往往涉及当地经济建设进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环境，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些应由政府职能解决的社会纠纷，领导者要求纳入诉讼轨道，把矛盾引向了法院，法院受自身权限影响，很多社会问题根本无力解决。

另一方面，由于当事人缺乏法律常识，不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诉讼程序要求，不懂收集证据，一味要求法院的判决对自己有利，只要自己败诉，就不相信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就指责法官腐败；法官穷尽执行手段因客观障碍未能执行，就会背上司法不公黑锅。各级考核又对涉诉信访采取“一票否决”，要求矛盾必须解决在基层，以此来衡量法院工作及领导的政绩，同时当事人也借此给法院及法官施压，希望借此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些客观上造成一种“谁闹谁就有理”的假象，一定意义上产生不良导向。法院及法官面临重重压力，唯恐当事人上访造成不良影响，很难严格执法。

（五）“包青天意识”寻求人治

传统的“包青天情节”仍然存在。相信司法正义只能依赖“包青天”实现，从而对“人”比对“法”寄予更多期望。在一些当事人眼中，清官是可亲的，但他们却总在抽象的远方；而身边更多的是贪官污吏，是具体的存在。即“抽象的清官，具体的贪官”。[14][14]涉诉信访的多是败诉方当事人，一旦通过诉讼不能解决自己的诉求，他们不走法律救济渠道，相信权力在上，相信大领导说话的分量而转为上访，胜诉方当事人因执行难上访也很多见。他们去党委、政府、人大要求领导批示干预；去法院要求领导“发现错误”以启动再审程序；去新闻单位要求曝光；有的等到一审裁判文书生效后马上去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再审谋求翻案，既不用交纳费用，又比个人上诉有力度。涉诉信访向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在法律程序之外解决问题的途径，他们更希望“包青天”出来说话，一句话解决难题，人治的观念根深蒂固。上访也确实易引起领导重视，通过比上诉更直接，更有效果的制度性安排，以牺牲法律的程序性价值为代价，实现了上访人的利益最大化，却极大侵害了司法权威。

三、涉诉信访导致司法权威缺失

笔者认为：一个国家法治越充分，司法的社会功能发挥的越充分，司法的地位和社会权威越高。司法权威应当包括司法的社会地位确立的权威，法律被信仰和遵从的权威，司法因公正被信赖的权威，司法对象的内心认同带来的公信权威。[15][15]涉诉信访对司法权威的危害勿庸置疑，其导致的司法权威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法上有权”影响司法独立

伯尔曼说过：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得到切实的遵守。在法律至上之下，不应该法外有权。然而当事人相信权力至上所以要上访，究其原因，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可以揭示：[16][16]话语蕴含着权力，话语显现、释放并行使着权力；话语的争夺实质上即权力的争夺，话语的拥有意味着对权力的拥有。[17][17]上访后领导的指示往往更有权威性，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这些加剧了百姓对“权力至上”的认同。这些影响了司法独立，使法官不但要承担对社会纠纷的审判使命，而且要承受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干预，当人们对司法主体缺乏一种必要的神圣感时，当一种制度将法官设计得和普通人无所区别时，司法的权威便荡然无存，人们对司法的尊重也无所依凭。[18][18]对司法效力的认识不一，导致影响司法权威。

（二）忽视司法程序影响司法公正

司法活动的本质要求是“司法公正”，而司法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程序正当性”，即程序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程序公正也是客观的公正。法院审判首先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规则，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追求实体公正，但是，实体公正更多的要依靠当事人的证据充分，法官只能依据证据效力断案，法官更多的是追求法律真实。司法公正毕竟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正。而当事人更多的只是理解客观公正，相信客观真实，不考虑法律程序及规则要求的“谁主张，谁举证”等基本要求，因此往往即使司法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审判，当事人也很难服气满意。可见所谓社会正义如果让社会大众去主观评价，由于人的认识和价值取向差异，角度不同，标准不一，会有不同的评判。正如博登海默说：正义里有着一张普洛秀斯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且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如最高法院于2002年4月1日实施的《证据规则》，依照西方当代法治精神建立了一种现代的司法理念，但是这种司法精英的先进理念与我国普通民众的认同距离很大。[19][19]西方人讲程序的独立价值，中国人偏要看重实体判决的公正；西方人把诉讼看成是仲裁一场拳击，中国人偏要法院为民做主；西方的“正义女神”是蒙着双眼的，可中国人心目中的“包青天”却偏要“明察秋毫”。[20][20]《证据规则》的超前理念目前阶段缺乏社会普遍认同，许多基层法院不得不面对当事人诉讼能力普遍较低、举证意识较差，又很少委托律师的现状，严格执行这一制度可能会带来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对立的后果。由于对司法程序性的理解不同，如前述莫兆军法官被逮捕的案件，不但使法官人人自危，而且客观上助长了当事人涉诉信访的不正当心理。现各地方法院大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灵活执行《证据规则》，有些尚未执行《证据规则》创设的一些新制度。[21][21]这种现象也会造成执法标准不一，导致当事人难以信服法院的判决，也会引起涉诉信访。

（三）超越司法权限降低司法权威

司法权范围有局限，没有法院是不行的，但法院不是万能的。让司法越出自己的界限，过分强调司法的教化功能和实现实质公平的任务，去承担本应由政治领域解决问题的任务[22][22]。将法院不能解决的社会纠纷都纳入司法渠道，当这些期待无法实现时，司法便成为批评的对象，必然降低司法权威。

领导者往往对法院有过高期望值，要求所有上访纠纷纳入诉讼渠道解决，以化解对大局稳定形成的压力。但各种社会纠纷相互交织，需要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努力才能解决，诉讼是作为解决纠纷的最高成本方式而存在，无法应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任何时候，国家与社会在纠纷解决问题上都一定要有个边际的问题。不可能所有问题都进法院解决，司法并不总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23][23]

（四）法官素质参差不齐影响公信力

法律越来越成为专门的技能和学问，法治的内在逻辑，也要求法律的职业化、专业化、技术化和复杂化。[24][24]所谓专业化的影响是指对法律的熟悉程度。法官和律师是法律的专业人士，政府官员是政策的专业人士。由于我国法官队伍处于杂牌军正在向专业化队伍转变过程中，法官素质参差不齐，缺乏共同法律思维和专业训练，个别法官缺乏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执法方法简单，作风粗糙，有的法官业务素质较低，主观上想办好案却导致“官了民不了，案了事不了”，引发上访。也有极个别法官失去神圣感，尊严感，法律的良知受到挑战，司法权威异化为法官个人权威。部分法官把自己看成是法律和司法的化身，不是竭尽全力去追求法律的公平正义，而是斤斤计较个人威严，与“公平正义”价值目标的背离，极大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声誉，降低了司法活动的社会公信度。

（五）裁判无终局性削弱司法权威

司法权在实质上就是一种终局裁判权，其职责就是针对纠纷与归属、是非曲直等问题，根据事实与法律进行裁断。司法权的终局性就表示司法权是国家对社会冲突所做出的一种最终的、最权威的裁判权，是法制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权的终局性还体现在它对各种制度的最终保障上，如果司法不能遏制违法，则国家就不再有秩序可言了。司法的最终裁决的权力具有权威性，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绝对禁止法官如同烙烧饼似的将案件随意翻来翻去的审理。如果司法不具有最终解决纠纷的权威性，司法就不可能发挥作用，也失去了司法独立存在的价值。

法不只是单纯的思想，而是有生命的力量。一个法律制度，如果没有可强制实施的惩罚手段，就不能实现其在社会中维护秩序和正义的基本职能。但由于我国司法在国家事务及公共事务中的地位定位不准，所以相应地赋予司法的强制力也就不足。即便有限的司法强制权又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而被削弱，如当事人采取拖延、躲避等消极方式或暴力对抗等积极方式予以抗拒与己不利的司法行为等。强制力不足，必然会使司法的可信任度弱化而使司法无威。

另外，从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关系上，传统的解释是，由于司法不公，所以当事人不信任法律，不相信法官，所以导致法院司法权威的缺失。笔者认为应跳出这种定式思维，美国联邦法院杰克逊大法官的话对我们审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关系有一定的启发：“我作的判决之所以是终极性的不可推翻的，并不是因为我作的判决正确，恰恰相反，我之所以判决是正确的，是因为我的判决是不可推翻的”。

四、重塑司法权威的途径

笔者认为，重塑司法权威要解决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问题，在宏观上，应创造条件，培养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在微观上，应采取具体措施，改善司法环境。根据我国司法改革的状况，需要国家、司法机关和社会多方面在一些具体举措上共同努力。

（一）需要公正的司法体制

司法机关应是最具权威的机关，对权利义务纠纷的解决享有终局性的权威地位。其他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应对这种司法权威性地位提供制度性的尊重和维护。为了提升司法权威，国家应致力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建立理性制约的独立、统一、公正的司法体制。这是建立司法权威的基础和制度保障。当前，党中央做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从国家的高度加强司法建设，明确提出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为在全社会提升司法权威，实现依法治国指明了方向。最高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也提出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探索建立人民法院的业务经费由国家财政统一保障、分别列入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的体制。研究制定基层人民法院的经费基本保障标准，为司法权威提供了机制保障。

很多人谈到树立司法权威的途径，只是从司法独立的路径出发，认为司法独立是重塑司法权威的重要途径。强调司法要免受其他部门的干涉，解决法院人、财、物受地方制约的问题。在我国的调查中，许多法官反映，过去那种“横加干涉”的情况很少，也极少有领导“写条子”干涉办案的情况。更多的领导只是提示，要妥善处理某案件。我们认为，司法独立并不是说要让法官的权力更大，而是说要尽量减少那些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对法官办案的影响。说司法独立就是要有独立的财权、人权，这当然有一定作用，但这肯定不是司法独立最重要的因素。试问，世界上有哪个法院的财权不受控于行政或立法机关，受制于“地方”，香港的财权就是地方管的，但没有人讲它的司法不独立。相反，我国学者从实证的个案出发，认为法院财政的“地方化”在目前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25][25]笔者认为，应以更符合司法规律的机制保障良好的司法环境，减少不良因素对法官办案的影响，达到司法独立，重塑司法权威。目前至少要在以下七个方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立符合司法权威需要的司法体制，进一步增强司法的权威性：

（1）从体制上进一步按照宪法所确立的依法治国的原则，赋予法院必要的独立性和权威；

（2）建立严格的法官选拔制度，认真选拔法官，努力提高法官的全面素质；

（3）实行法官的少而精制度及等级制和高薪制；

（4）加强司法对具体的和抽象的行政行为实行审查、加强司法对行政制约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增强司法的权威性；

（5）应当加强判决书的说理性，增强释法析理、服判息诉功能；

（6）采取各项措施保证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严格执行，以树立司法的权威性；

（7）加强对法庭秩序的维护，确保审判活动依法有序进行，保障司法权威。[26][26]

（二）需要高素质的司法队伍

为了提高司法权威，法院必须从自身做起，提高队伍整体素质。法官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将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贯穿于审判全过程。应努力克服司法腐败，建立抵制干预司法审判的机制，进一步落实公开审判原则，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公正，弱化内部的行政化管理，在司法改革中注重提高法官的素质，实现法官的专业化，正确认识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要建立更有利于体现法官价值的机制，提高法官待遇，拓宽吸引专业审判人才渠道，将法律素养较高，社会经验丰富的人士选拔到司法队伍当中，同时加大对法官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审判水平和司法能力，提升办案质量，确保司法公正，才能使诉讼当事人和广大群众真心相信司法者是廉洁公正的，能够依法公正裁决各类纠纷，才能提高司法的权威性。司法的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司法人员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纪律、维护司法队伍整体形象的行为，也可以说，司法的权威性与司法者个人公正执法、清廉正直和富有能力的形象是分不开的，每个司法者通过自己的行为在广大民众中树立良好形象，也是提升司法权威的重要方面。

（三）需要确立理性的司法观

要确立理性的司法观，司法作为社会矛盾的最终流入口，只是解决社会纠纷的专业管道，不能成为一切社会矛盾的“灭火阀”，不能包打天下。在现代社会，司法仅仅是解决纠纷的渠道之一，不能把一切纠纷和社会矛盾都纳入司法渠道来解决。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主张首先通过社会自治组织能力的强化来解决各类纠纷，如各种行业协会的调解与仲裁、行政裁判庭的调处等等。从而使司法机关可以专门解决其他渠道解决不了、需要提交司法程序的纠纷。法治绝不意味着一切纠纷都由法院解决，而是应建立全社会的解决纠纷的综合架构，各种解决纠纷的机制都发挥作用，并得到合理的衔接，司法只管份内的事才能管好份内的事，司法才能真正有权威。

理性的司法观需要各级政府对“法治”的落实，不能将法院沦为权力地方化的工具。例如，政府组织的下乡扶贫要法院支持，计划生育要抽调法官等。地方上一些与司法工作无关的行政管理类活动使司法机关疲于应付，甚至还有某些地方政府“当仁不让”地将司法工作纳入到政府管理之下，要求司法中对地方倾斜，这些现象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法院忙于按照领导的意图，司法中处处“爱护”地方的经济，表面看是维护地方稳定，但如果各地方均要求司法对地方保护，那么国家司法的整体权威必然受到削弱。我们常讲服务大局，是在严格依法前提下的服务，是努力寻求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佳统一的服务。只有让法院真正做它应该做的事，对本地的案件也严格依法裁判，统一执法尺度，才能赢得全社会的认同，司法才会有权威。

（四）需要营造尊崇法律的氛围

司法独立、司法权威、司法公正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若从法律信仰来解读司法，必须把信仰视为司法理念的精神意蕴。在一定意义上说，对司法的信仰是对法律信仰的延伸，是法律信仰的现实形态表现。司法如果不被信仰，不被认同和信赖，司法就没有权威性，没有权威的司法也就丧失了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在我国，由于缺少尊重司法的历史文化传统，处在社会转型期的规则失范和利益冲突激化都使得司法环境相对较差，社会本身对司法机关及其人员的腐蚀同化作用极大，甚至很容易使法律确立的制度程序发生异变。因此，社会需要创造一个尊重法制、维护司法权威的氛围和环境。需要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自觉承担维护司法权威的义务；不以不正当方式干预司法，进行舆论或媒体裁判；正确认识司法的特点及局限性，了解诉讼程序的基本要求及其风险，避免对司法的迷信和滥用；正确理解现代司法程序公正的基本原理，了解尊重司法既判力的重要意义；加强律师业及其他法律服务行业的自律和责任追究机制，减少和克服其在司法腐败上的中介作用。

司法权威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标志，也是现代法治实践的结果[27][27]。最高人民法院在答复“李道民代表关于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的建议”中指出，司法权威是国家权威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司法权威就没有国家权威，就没有良好的社会秩序。法学家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所遇到的首要问题在于保持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权威。美国大法官万斯认为，保持法官权威的条件包括五个方面的意识：[28][28]第一，法官自己对于公正判决的独立意识；第二，在判决时来自训练有素的律师界支持的意识；第三，政府其他部门对法官的支持意识，他们向法官提供帮助，同时避免在特定案件中，在某些方式上对法官判决施加压力；第四，来自新闻和其他媒体的支持意识；第五，一般公众以及特定的诉讼当事人对法官的支持和尊敬意识。笔者认为这五种意识，营造了尊崇司法、信赖司法、服从司法、认同司法的氛围，为司法的权威性奠定了理念基础。在我国目前司法权威不高，司法信仰缺失的情况下，必须要树立尊重和支持司法的观念，增强司法权威意识，在全民中培育、养成司法信仰是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

作者为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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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自杀，法官被捕？》，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2月27日。

[2]、泽林著：《认真贯彻“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导方针开创人民法院涉诉信访工作新局面》，载《人民司法》2006年第2期，第4页。

4、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4]、2006年1月14日，《人民司法》杂志社召开了由人大、政府有关人士，法院法官，学界教授参加的涉诉信访座谈会，讨论面对信访法院的立场和策略。参见刘嵘、柳福华著：《法院的立场与策略》，载《人民司法》2006年第2期，第6－10页。

[5]、涉法信访包含涉诉信访及其它信访。

[6]、胡道才著：《构建涉诉信访终结机制的思考》，载2005年10月9日《法制日报》。

7、张志铭著：《感言司法权威》，载2005年8月20日《法制日报》。

[8]、张嘉林著：《法官追求的最高境界：树立司法权威》，载2005年12月15日《法制日报》。

[9]、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5－419页。

[10]、郑杭生著：《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的几个问题》，收入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苏力著：《我和你都深深嵌在这个世界里》，收入《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刘家琛：《没有司法体制改革何谈司法权威》，载http://news.sina.com.cn/c/2006-03-12/05549328078.shtml，于2006年5月25日访问。

[13]、张静著：《法律规则的不稳定性》，收入郭星华、陆益龙等著：《法律与社会――社会学和法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14]、应星著：《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406。

[15]、**：《司法权威包含着众多内容》，在维护司法权威的法律意义座谈会上的发言。载2004年3月10日《人民法院报》。

[16]、于奇智著：《福柯人论之分析——从知识考古学的观点看》，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刊。

[17]、董志强著：《话语权力与权力话语》，载《人文杂志》，1999年第4期。

[18]、陇夫著：《尊重司法的理由》，载《法制日报》1999年12月5日理论版。

[19]、赵旭东著：《乡土社会的“正义观“》，收入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1页。

[20]、宋大琦著：《从打事实到打证据到打规则》，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3期。

[21]、王振宏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收入吕伯涛主编：《司法理念与审判方式改革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22]、汪建成、孙远著：《论司法的权威与权威的司法》，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

[23]、朱苏力著：《社会变迁中的法理学问题》，载法律思想网http://law-thinker.com/show.asp?id=3063，2006年5月12日访问。

[24]、刘星著：《法律解释中的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收入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25]、王亚新著：《围绕审判的资源获取与分配》，载《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1辑。

[26]、王利明著：《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7]、范愉：《树立司法权威是法制发展的一个过程》，在维护司法权威的法律意义座谈会上的发言。载2004年3月10日《人民法院报》。

[28]、严励：《

司法

权

威初

论

》，载http://www.xiexiebang.com/sshowall.asp?ArtID=18141,2006年6月20日访问。

第五篇：提高司法能力增强司法权威

人民法院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是党通过司法工作加强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司法水平发挥得如何，直接影响到法院司法公信力的提高和司法权威的增强，关系到和谐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影响到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我院正在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这是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司法权威的一项

基础工程，是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司法职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重要举措。

司法公信力的提高和司法权威的增强，并不是能够仅仅通过党和政府强化司法机关的职能或者司法机关的严刑峻法就能够实现的，要树立和提高司法机关的司法公信力，增强司法权威，必须从司法机关自身做文章。“打铁须得自身硬”。首先从提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能力入手，加强学习教育培训，提高司法人员的自身素质，塑造专家型、精英型司法人才，确保把每一起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铁案，通过个案的办理，反映司法水平，从而使人民群众相信法律、相信司法人员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自然而然的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和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司法权威。其次，要培养司法人员的大局意识，克服司法人员就案办案，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思想，养成司法工作为社会发展大局服务，主动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结合起来的良好习惯，使司法工作融入社会发展的历史洪流，把司法工作作为推动和维护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理解司法工作，支持司法工作，才能营造崇拜法律、法律至上、司法权威至上的良好社会氛围。再次，要培养和树立司法人员司法为民和公正效率的思想。法律是人民的法律，法院是为人民服务的法院，只有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司法机关、司法人员是在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他们才会相信司法的公信力，司法的权威才能树立和逐步增强。另外，公正和效率是并存的，“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再公正的司法行为，如果不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贯彻落实，就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一般，哪里还能谈得上公正？权益得不到保障，利益得不到实现，要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司法权威，也就成了纸上谈兵。因此，提高司法能力，增强司法权威，一定要紧密结合法院工作实际，把审判工作体现到落实司法为民、提高司法效率上，把提高司法能力、增强司法权威落实到司法人员办理的每一个个案上，用人民群众对法院和法官的信任之心、对法律的尊崇之心、敬畏之心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司法权威。下面我结合本院司法工作的具体情况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供司法同行商榷。

一、把司法能力建设作为主线，是司法工作的根本要求

加强司法能力建设，是落实“公正司法、一心为民”宗旨，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加强法官队伍建设的重要渠道。抓住司法能力建设这条主线，也就抓住了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司法权威和实现“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目标任务的根本。

（1）司法能力建设是法院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基本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切实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切实维护人民权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是政法机关的首要政治任务。要全面加强和改进政法工作。要推进队伍建设，建设高素质的政法队伍，是做好政法工作的组织保证。政法机关的执法公信力，来源于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来源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这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各种新机遇、新挑战对司法机关提出的新要求。落实到法院工作之中，就是要加强司法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司法工作水平。加强司法能力建设，既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法院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把司法能力建设贯穿于“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的全程，是由党和人民对法院司法工作的新要求与人民法院的职能所决定的。在司法工作中，只有增强了司法能力，提高了司法水平，才能真正地实现“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才能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从而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宗旨。

（2）司法能力建设是推进法院队伍建设的重要保证

近年来，我院开展了“思想作风整顿”、“讲正气、树新风”、“明确职责、尽职尽责”等一系列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法院的工作在不断前进，受到了上级法院和县委的充分肯定。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队伍管理、作风建设存在薄弱环节；审判管理有待强化，一些案件效率不高、效果不好，甚至有违法违纪办案现象，这些现象的发生，降低了法院司法公信力和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