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何时权威——对程序公正价值的再思考

第一篇：司法何时权威——对程序公正价值的再思考

陈柯剑

一 时代呼唤司法权威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载入宪法，“法治” 第一次有了宪法上的意义。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将步入法治时代。法治时代不仅是突出司法公正的时代，也是突出司法权威的时代。

人治需要个人权威，法治则强调法律至上，而司法是法律正义的最终守护神，法律的至高无上是通过司法权威来体现的。没有司法权威，法律至上将是一句空话；没有司法权威，国家法制的统一也将遥遥无期；没有司法权威，法院的生效裁判将因为有履行条件的债务人拒绝履行而失去意义；没有司法权威，司法裁判将弱化其平亭曲直定纷止争的功效。因而法治时代也应该是突出司法权威的时代。

法治社会是一个尊重、保障权利的社会，法治进程就是整个社会权利意识不断唤醒、权利不断主张并得以保障的过程，因而在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中，法院的司法活动必将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每天打开电视，翻开报纸，登陆网络，几乎都有有关法院司法活动的报道，无论是谁都能感受到社会这股关注司法的热流在涌动。在社会空前关注之下，当前普遍困扰法院的“执行难”除了反映法院的实际困境之外，实际上又向社会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守好你们的权利，否则司法保护不了你们。这无疑又将加剧动摇社会对司法的信心。伯尔曼说过：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得到切实地遵守。因而权利时代也应该是突出司法权威的时代。

在流入我国的欧美司法文献中，难得见到论证司法权威方面的文章，撇开笔者的孤陋寡闻，可能在“藐视法庭罪”根深蒂固于国民内心深处的国度，独立的终审权即意味着司法权威。德国大法官傅德曾说：在德国，通常没有人去谈论法官独立性问题，它是不言而喻的，属于社会意识。[i]美国《司法行为守则》中提到：“独立的、受尊重的司法机构是我们的社会中正义所必需的”。我们更熟悉的则是一位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所说的：我们享有终审权并非是由于我们的判决总是正确的，正好相反，我们的判决被认为是正确的就是因为我们享有终审权。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潮流冲击着我们传统的司法理念，中国加入WTO后更迫使人民法院必须面向世界，加快司法改革步伐，尽快树立司法权威，与国际司法制度接轨。当中国加入WTO后，必将有越来越多熏陶在西方法治文化中的外国商人、企业来到中国从事经贸活动，在他们看来，如果有超司法的因素在左右他们的诉讼、如果案件可以“翻烧饼”式的反复再审，如果债务人既不破产也不履行终审裁判确定的法律义务，那么，通过诉讼解决纷争将不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在为外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时，不该忘却健全相应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正如一些外商坦诚所言：“我们看中的不仅仅是中国对外商的各项优惠政策，我们更看重中国的法律法规是否完善、知识产权能否得到保护”。[ii]而要消除外商这种顾虑，必须树立法院的司法权威。

我们不能局限于刑事审判拥有“生杀予夺”大权来理解法院的司法权威，司法权威是法院的，这是一种司法理念，司法权威是全社会的，这是一种法治理念。司法权威，简言之，即司法机关享有司法终审权，包括司法活动被信仰、裁判结果被尊重。有学者概括为司法至上、司法至尊、司法至信。[iii]具体含义有：司法方式具有优势地位，非司法的纠纷解决方式都不能与之冲突、抵触，一旦冲突，前者可以司法救济方式予以纠正；司法方式具有排他性，当事人一旦选择了司法方式并据此产生处理结果，即不能再选择其他方式，甚至在处理过程中也不能轻易单方面作出放弃并选择其他方式之有效决定；[iv]司法解决的终局性，司法程序的结束即意味着冲突将不再得到国家公权的处理；司法解决的稳定性（推定公正性），司法裁判一旦作出，即具有推定公正的效力，对于原审、二审的司法裁判，在终审、再审时也应当设定它是公正的；司法裁判的扩张力，终局裁判不仅对当事人有约束力，甚至相应的其他部门或个人都产生协助执行的义务，并且，终局裁判确认的事实是预决的事实；行政审判权，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应相对人的请求受司法审查;司法独立。

二 当前司法权威面临的尴尬

法院司法权威的树立除了需要法院体制的改革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外，[v]最主要还得依靠法院自身的公正审判来实现，通过司法公正进而达到司法权威，因为只有公正的裁判才可能被社会公众所信赖和认可，如此裁判才可能顺利或较少阻力地得到履行。

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法院加快了司法改革的步伐，最高人民法院适时地推出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全国各级法院在这一纲领性文件的指导下，紧紧围绕司法公正这条主线，轰轰烈烈地将法院司法改革往纵深推进：大力推行公开审判制度，改革传统裁判文书写作模式，增强裁判的透明度；推行立审、审执、审监分立，建立审判流程管理制度，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各级法院加大了培训力度，法官的业务素质得到了普遍提高；普遍推行竞争上岗、双向选择，在法官队伍中建立了竞争机制；理顺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关系，做好了“还权”工作；部分法院还开展了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制，逐渐地使审判权向少数精英法官集中；开展集中教育整顿，下大力气清除司法人员腐败，保证审判队伍的纯洁。各级法院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也换来了丰硕的改革成果。以笔者所在的法院为例，通过两年多的改革实践，法官公正司法的理念进一步得以强化，法院的司法活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社会认同，出现了“原被告双双向法院送锦旗表示对公正裁判的满意，被告人带着锦旗领有罪判决，法国索尼克公司老总专程飞渡重洋只为表达对中国西部法院公正司法的敬意”等以前没有过的新鲜事。应该说，这只是全国法院改革成果的一个缩影。

法院司法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司法公正理念得到了相当的强化，这的确让人振奋。但

现实的司法环境仍然相当恶劣，最突出地表现在法院执行活动仍然艰难，在中央支持法院执行攻坚的11号文件下发全国后，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已经变换了手法对抗执行，暴力抗法事件仍频频发生，执行干警屡遭围攻、谩骂、殴打、拘禁。我们经常看到这样鲜活的报道，法官在执行活动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面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的坚强，法院也几乎穷尽了立法赋予的执行手段，不少法院不断探索出诸如“悬赏举报”、在报纸上、互联网上公布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债务人名单等新的执行举措并大举推广。行政审判中，县长、市长难得“亲自”出庭应诉，或者指派一名法制办（局）官员，或者干脆就拒绝参与诉讼。有时我们还看到，法院终审裁判作出后，新闻媒体又根据他们“查明”或推定的事实作出 “民间裁判”挑战司法终审权。等等这些都说明，司法权威还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高度，我们所期待的“司法权威因司法公正的强化而有所好转”的局面也还没有出现。[vi]这不能不让人担忧，也不能不让人进一步思索。

三 司法权威根本上来源于程序公正

即使出现如此局面，笔者对“坚持司法公正进而达到司法权威”并没有产生过怀疑，相反还坚信坚持司法公正是通向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我们不能离开司法公正谈司法权威，没有公正作基础的权威是专制的权威，也必将是短暂的权威，而当前司法权威出现的尴尬，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司法公正的含义。司法公正不仅是指实体处理结果公正，还包括审判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完全独立不能相互替代的两个方面，它们各有其价值，实体不公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程序不公不仅可能导致实体不公，而且必将使当事人对法官作出的裁判产生怀疑，从而加剧被裁判者与裁判者的矛盾。曾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程序公正，据15个高级人民法院的统计，1998年上半年共查出裁判有错误的案件10340件，其中属于超审限、违反管辖规定等程序性错误的，占84%左右，实体错误仅占16%。[vii]这几年的情况如何，笔者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但从有关对程序公正价值有失偏颇的理解上看，程序公正问题仍然不容乐观。

程序公正本来有它独立于实体公正的价值，但长期被人忽视。直到现在，在审判实践中把程序公正的价值简单理解为“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依然相当顽强，[viii]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程序法依附于实体法”、“程序工具主义”的翻版。而当前我国司法实务界的这种认识错位，绝对无力扭转我国目前司法权威已陷入的尴尬局面。

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是由它自身的特点决定的：

1．程序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

英国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但要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还有一个西方法官提出：我希望能够有效、有序地主持庭审，使其不但成为一个能够作出公正判决的法庭，同时也能让所有出庭的人感受到客观和公正。这些表述与我们当前提出的“以公开促公正”大体是一致的，都强调了司法程序公开的重要性。通过公开，当事人（甚至全社会）可以看见在诉讼过程中法官是否严格遵守程序法的规定，是否不偏不倚保持中立，是否平等地重视双方当事人的主张、举证、质证、辩论，裁判的形成是否完全是受当事人上述努力的影响而非法外势力干预的结果，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是程序是否公正的标准，这种标准是客观的，并且能被当事人感受到。

获得胜诉和获得公正对待是当事人的双重愿望，二者是完全独立的，当事人一方面都希望法官作出公正的而又合其自身利益的实体裁判，同时也希望获得平等参与、平等影响裁判结果的机会。基于此种程序价值的理性认识，为了争取裁判过程的更大透明，甚至还有学者建议将法律推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过程及合议庭歧义法官的意见在裁判文书中载明。[ix]这样做，更利于使法庭成为胜者堂堂正正、败者明明白白的诉讼场所，更利于胜负双方对法官客观、公正、平等的裁判有更多的理解和信赖，从而达到息诉服判的效果。以前我们片面强调实体公正，轻视程序公正，就是因为忽视了当事人在追求实体公正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和艰辛，仿佛公正的结果是法官给予的，而不是当事人争取的，事实证明，法官武断给予的“公正”当事人并不领情，当前大量的上诉、申请再审案件最后在上级法院或是社会看来原审判决结果是公正的占了相当比例即为明证。现在是该归位的时候了，否则，当事人将通过不断的上诉、申请再审来请求上级法院对他在诉讼中所作的努力给予更充分的关注，以期求得更满意的诉讼效果。现在的部分法官似乎忽视了当事人这种权利的苏醒，转而抱怨现在当事人的息诉服判工作难做，却忘了检讨其审判过程程序是否公正。当前居高不下的上诉、申请再审而最后又得到维持的案件很大一部分就是原审裁判“重实体轻程序”造成的，而这样的上诉申诉显然不能一概归责于当事人的无知和多事。这种结果的反复出现必然反复动摇我们本不牢固的司法权威。

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法官实体裁判有失公正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实体不公倒应该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宽容。博登海默说：正义具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x]这说明实体公正本身就是一种相对的公正，对同一法律现象，由于人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差异，不同的个体站在不同的角度，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能都有不同的评判，即使是资深法官或法学家内部同样也会存在分歧，而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作出评价的依据和标准可能又会发生变化。更何况，法院查明的事实都是证据堆砌起来的事实，还已成历史的客观事实本来面目本是一种理想，而由人收集的证据必然带有主观因素，法官对证据的分析过程就是一个对证据进行筛选、证明力排序的过程，除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外，法官对证据的分析和事实的归纳更多依靠庭审感受，这方面能力的高低与法学知识的多寡并不必然成正比。因而，在程序公正的情况下，除非法官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据以裁判的证据是虚假或失效的，监督者一般不宜主动纠正，否则从理论上讲，这种纠正可能又会被更具慧眼的监督者纠正，“翻烧饼”式的再审将永无止期。窃以为，尽量给这样的裁判予以

稳定，才是我们维护司法权威的一种积极作为。

程序公正具有客观性，实体公正具有相对性，因而程序公正具有更易于评价的优点。但我国现行的程序立法评价裁判是否公正，仍然是以实体是否公正为主要标准，程序是否公正仅供参考，具体表现为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有相似的把“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作为二审发回重审和再审立案的条件。如果违反程序还没有达到“可能”影响实体公正的程度，现行法律承认它是公正的，也就是说，人人可见的程序不公，法律却视而不见，可见立法机关在立法当时也深受“重实体轻程序”思想影响。因而，现行程序法修改的当务之急是要正视程序公正的价值并突出程序公正的地位，加大对程序不公的惩戒，明确程序不公就是错。

2．程序公正也是一种民主且重视人权保障的公正。

在诉讼中，让当事人充分参与是非常必要的。美国“尊严价值理论”创立者杰里·马修曾以选举程序举例作了说明，他认为，一个人在选举过程中被排除在外，往往会使他作为公民的自我形象受到损害，并由此产生不公正的感觉。看来，人们参加选举实际上是在行使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权利，不论选举结果如何，这种参与本身都是有价值的。[xi]更何况在诉讼中，那些利益或权利可能会受到裁判或诉讼结局直接影响的人，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诉讼的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其有效的影响和作用。还有学者认为充分参与“可以使纠纷当事人通过充分发言将情绪与意见在法律允可范围与方式方面予以发泄”。[xii]这种民主体现在诉讼中，就是要限制司法权的恣意和专横，充分地保障当事人行使辩论权利，法官不能为所欲为地限制甚至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那些以为查清了事实就简化甚至取消辩论环节的作法都是不足取的，尽管这可能延长了庭审时间而影响了效率。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权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封建传统式的为查明事实真相采用一切尽可能的手段收集证据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程序的和平性和人道性在现代法中体现得越来越充分。程序公正，除了强调诉讼原则和程序科学、有序及严谨以外，还强调最大限度地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各项诉讼权利；而实体真实，则更侧重于通过一定的程序，最大限度地保障尽快查明案情，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利益，即控制犯罪。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禁止刑讯逼供、禁止侮辱人格或有伤风化的侦查实验等规定绝对无益于“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追究责任”，但为了保证基本人权，设置这样一些程序规定并严格遵守，牺牲一定的实体真实是必须的，相信也为人权价值苏醒的社会所理解和支持。

3．在特定条件下无法做到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就是司法公正的全部内容。

法院难免会遇到事实无法查清的案件，没有案件基本事实，则无法适用实体法，当然就无法实现实体意义上的公正。但法院定纷止争的职能又要求法院不能拒绝裁判，因而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年代，法院为追求客观真实不遗余力地利用职权积极主动地调查取证，以至于在人看来，法官更象是一方当事人的律师，法官在赢得一方当事人“父母官”美誉的同时也遭到了另一当事人的唾骂，法官在没有平等对待当事人基础上作出的裁判自然难称公正。现在我们对法官的中立性地位有了更新的认识，而法官最好的中立方式就是消极。最高法院于1998年出台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对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作了更严格的规定，现在正酝酿中的证据立法也将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限制，从而在法律上让法官坐到该坐的中立位置上来。显而易见，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时候，实体意义上的败诉责任早已分配给了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这时，法官只要依法在当事人之间正确地分配了举证责任，保证程序公正，他就做到了依法公正裁判，尽管他还没有查清客观真实，没有做到实体公正，但谁又能说法官裁判不公呢？

程序公正这种看得见的公正、这种民主且重视人权保障的公正、这种直接意味着裁判公正的公正，它难道还仅起保障实体公正的作用吗？当然不。如前所述，它的独立价值已经凸现，程序公正使当事人感觉在被充分尊重的诉讼氛围中“得到了他所应得”，法官裁判的过程就是当事人感受民主、客观、公平、公正的过程。这样的裁判才容易被民众所接受，这样的裁判才可能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假以时日，民众对司法的崇尚和敬仰将慢慢复苏，司法权威将会有源头上的保障。因而，笔者认为，程序公正独立且首要的价值就是在于树立司法权威，保障实体公正只是它的附随价值罢了,正如在开采石油的同时，也会采得天然气。

笔者在此并不是刻意强调程序公正比实体公正更重要，事实上，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都有其独立的价值，二者的关系“就如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不能厚此薄彼，何况程序公正还对实体公正具有保障作用。但鉴于目前学者们对实体公正价值的论述也够充分，在此不再赘述。

笔者坚信，如果我们正视程序公正的价值，并将程序公正贯穿诉讼始终，那么，法院司法权威的树立将不再遥远。

（作者单位：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邮政编码：646000

电话：（0830）311192

3------------------

注释：

[i] 转引自左卫民 周长军：《刑事诉讼的理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

[ii] 韩国三星集团中国总部副总裁郑溶所言，参见《洋老板看中国》，（冯立东 王永前）《半月谈》1997年第17期，第21页。

[iii] 龚德培：《通过正当程序实现司法权威》，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6月24日。

[iv] 左卫民：《法院制度功能之比较研究》，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第40页。

[v] 时下，法官的职业特点已被更

多的人发掘和重视，相应地，现行法官的管理模式也得到了更多的质疑。的确，法院承袭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可能会培养更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但却未必能塑造更多的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权威好法官。因而，为尽快树立司法权威进而达到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权威，体现司法独立的司法体制改革也迫在眉睫。或许，司法权威还应当得到社会的关爱。在社会舆论监督中，能量最大者当数新闻媒体，新闻媒体依托其强大的硬件支持（新闻机构无疑是高新信息技术发展成果运用最充分的领域之一）和软件优势（高素质的记者以其特有的敏锐捕捉社会热点，间或还有法学专家的点评），更是充分地发挥了新闻舆论监督反映快、影响大、震动大的特点。但也正因为此，新闻媒体一些诸如“司法腐败”、“法律白条”、“荒唐判决”等不适当的措辞又极大地挫伤了民众本就脆弱的法治文化心理，这样不经意的宣传又使法院的司法权威遭受重创。

[vi] 包括《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在内的司法文献均没有把树立司法权威作为改革目标，或许在目前整个社会这种法文化背景下，旗帜鲜明地呼吁司法权威是不合时宜的，但从 “确保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的呐喊声中，我们已经听到了对司法权威的向往。

[vii] 肖扬：《巩固发展教育整顿成果 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 全力维护司法公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8年第3期，第79页。

[viii] 当前谈及程序公正言必“保障”作用的论述颇多，类似还有更隐蔽的表述：“司法公正就是程序保障下的实体公正”，这种偏正式的表述依然掩盖不了“实体为正程序为偏”的思想。

[ix] 张骐：《通过法律推理实现司法公正——司法改革的又一条思路》，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第26页。龚成：《改革民事判决书制作模式的思考》，载《法律适用》2000年第2期，第20页。《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提上日程——纪念民事诉讼法颁行1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记者郭士辉），《人民法院报》2001年4月18日。

[x]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xi] 陈瑞华：《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评马修的“尊严价值理论”》，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第146页。

[xii] 左卫民：《法院制度现代化论纲》（下），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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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关于建设公正高效权威审判制度的思考

关于建设公正高效权威审判制度的思考

理论前沿 2007年第20期

[摘要]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审判制度是新时期人民法院面临的首要课题。要通过以下基本路径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审判制度：(1)培养理性司法观；(2)保障司法独立；(3)完善诉讼程序制度；(4)建设职业化法官队伍；(5)营造良好司法环境；(6)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关键词] 公正； 高效； 权威； 审判制度

[中图分类号] D9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7）20-0011-0

3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审判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基础；是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开创审判工作新局面的重要举措；是努力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必然要求。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审判制度，成为新时期人民法院面临的首要课题。有鉴于此，笔者就公正、高效、权威审判制度的建设路径作一探讨。

一、公正、高效、权威审判制度的内涵、特征

(一)公正、高效、权威审判制度的内涵。

公正即公平正义，它的传统含义包括惩恶扬善、是非分明、态度公允、利益平衡等内容。公正司法是指审判机关对诉讼案件及时作出符合法律事实和法律规定的裁判。高效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它是指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来获取最大程度的收益。高效司法是指通过科学设置程序，合理运用司法资源，以最小的司法成本获得最大的成果。

权威意味着服从的正当性。司法权威就是要通过严格的司法程序、规范的司法行为向当事人和全社会所展示的一种司法威望和公信力。概而言之，所谓公正、高效、权威的审判制度，是指人民法院为使案件得到公正且高效的处理，并使这种处理结果得到人民群众认可和执行，所赖以从事司法行为的规则的有机集合。

(二)公正、高效、权威审判制度的特征。

第一，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一致性。和谐社会要求满足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诉求，实现人民孜孜以求的司法目标。而司法工作的灵魂和生命是司法公正，人民法院始终追求并努力实现的司法目标是司法公正，衡量司法能力强弱和司法水平高低的根本标准还是司法公正。人民群众对公正高效司法的期盼最热切，对司法不公的指责也最激烈。衡量社会是否和谐的标准之一就是是否满足了人们最热切的期盼，是否能将人们的指责降为最低乃至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第二，公正、高效、权威的有机统一性。公正、高效、权威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公正是权威的获得途径。司法的权威从形式上看是由国家强制力来实现的，但其基础则是司法的公平与正义。司法唯有恪守并实现公平与正义，才能为人民所信赖和信仰。被信仰的司法必然是有权威的司法。高效是公正的具体表现。司法公正必须是有效率的公正。如果案件久拖不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能及时实现，司法的“公正”也就失去了意义。权威是公正的有力保障。人民法

院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专门机关，要实现定分止争的功能，不能没有权威作为坚强后盾，否则即使办理的案件和作出的判决再多再好，也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第三，公正、高效、权威的衡平性。衡平即价值的均衡，在同时追求几种价值的实现时，往往会出现无法同时达到价值最高点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选择衡平的价值。一般来说，在三种价值中，公正是第一位的，公正是司法的最终和最高目标。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的公正性。如果失去公正，再高的效率、再高的权威也没有意义。案件审判的及时高效、审判的权威性，要在保证案件质量、实现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进行。如果案件不公正，引发当事人上诉、申诉，就没有了效率，就丧失了司法权威。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不同历史时期，公正、高效、权威三种价值的顺序可能出现各有侧重的情况。

二、建设公正、高效、权威审判制度的基本路径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审判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服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根本任务，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最终目的，以马克思主义的司法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思想基础，针对制约法院工作的基本矛盾和问题，从宏观上找出通往司法科学发展的基本路径。

(一)观念支持——理性司法观的培养。

观念是制度构建的基础和制度运行的驱动力。首先，要正确把握司法的功能定位。一方面，在依法治国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人民法院应当树立有所作为的思想，在争端解决、权力制约乃至政策形成方面担负更重要的职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承认司法的有限性，正确处理好恪守司法的被动性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的关系，做到“到位”但不“越位”。其次，要明确司法的应有职责。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一致性，坚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和对法律负责的一致性。既要着力维护社会秩序，又要充分保障人权；既要着力保障国家权力实施，又要依法限制权力滥用。再次，要明确司法工作的检验标准和目标追求。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统一、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最后，要确立“以人为本”的司法价值观。必须转变重政权轻民权的观念，把以人为本、保障人权作为人民法院的基本价值观和工作出发点，努力使我国的司法制度及运行实践与人民群众的法律观念和法律要求相适应。

(二)制度保障——依法独立审判的确立与落实。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首先，要健全司法体制，保障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独立性是司法公正、高效、权威的主要评价标准和关键因素，必须在制度上建构确保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司法体制。在保障司法的外部独立方面，国家应在法院的编制体制、人事制度、经费预算和拨付方式以及法院的基础装备设施等方面提供充分的保障，使法院不受制于行政机构。在实现司法内部独立方面，应从制度上规定法官的平等地位、独立判断权和表决权，在实现法官职业化的基础上构建法官身份独立制度；按照司法权运行规律合理规范法院内部审判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规定不同审级法院的法定职责与关系。其次，加强有效监督，保障司法权的公正行使。任何权力都要受到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审判权作为一种具有终局权威性的权力，在强调依法独立行使的同时，强化并规范外部当事人的监督、人大监督、检察监督、舆论监督和内部审判监督，健全完善科学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切实保障审判权的正确行使。

(三)合理规制——完善诉讼程序制度。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审判制度，应当围绕诉讼程序制度的完善，合理规制司法权。就公正审判而言，应进一步强化落实公开审判原则，把依法应当公开的内容全部予以公开；进一步强化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使当事人充分享有诉讼程序中应有的知情权、控辩权、陈述权、举证权等；进一步改革案件管辖制度，探索实行跨地区民事案件的管辖方式，扩大一审案件管辖范围，加强提级管辖、指定管辖的适用；进一步规范审理程序，改革完善举证制度，健全法官中立制度，认真执行法官回避制度，确立权力寻租的司法排除规则，严防当事人和法院争夺管辖权的不正常现象。就高效审判而言，应发展和完善简易程序，适当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和适用审级，完善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合理确定法院功能和诉讼程序设置之间的关系，严格审限制度和举证时效制度，强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积极探索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探索实行委托调解、诉调对接等新的方式方法，积极运用网络信息等高科技手段，确保案件及时、快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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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制度变革的观念前提

制度变迁与制度效率的波型特征的经济...制度变迁方向的确定性:基于恩格斯合...(四)基础要素——建设职业化法官队伍。

法律制度所应获得的尊严和威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工作人员的认识广度以及他们对其所服务的社会的责任感的性质与强度。没有高素质、专业化的法官队伍，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就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结合当前法官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今后的法官队伍建设应继续坚定不移地以职业化、专业化为发展和努力方向。一是完善法院队伍分类管理制度，积极探索推行法官员额、法官助理和主审法官制，实现审判资源的有效配置；二是探索法官职业准入及流动机制，改革法官选任制度，拓宽法官选任渠道，加强法官职业流动，不断增强法官队伍活力；三是创新教育培训机制，改革现行的以在职教育、一般法律学科教育为主的培训模式，构建符合职业化要求的包括“职前培训”与“继续教育”在内的法官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和培训机制；四是规范监督管理机制，建立符合职业化特质的以法官为主体的管理模式，建立科学的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完善符合法官职业特点和独立审判要求的监督制约机制，不断提升法官的职业意识和修养；五是完善法官保障机制，探索建立法官职业身份保障制度、职业权力保障制度和职业安全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符合职业化需要的法官保障水平。

(五)社会认同——营造良好司法环境。

认同，可以理解为信任和赞同，是对事物品质真实性和他人行为可靠性发自内心、自觉自愿的一种认可和支持。社会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社会认同是司法活动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一个司法认同感缺失的社会，就难以树立司法权威，司法就失去公信力，司法也就无法正常活动。因此，普遍的社会认同感，应该是公正、高效、权威审判制度内在的凝聚核。问题在于，法律如何才能被信仰，司法认同、司法权威如何形成。一方面，应通过司法的公正高效和法院法官的良好形象，树立司法的公信力。诉讼应该在公开、公正的环境中进行，法官据以定案的司法标准是统一的，法官应该具备与职业相适应的素质品质；诉讼参与人应该正确对待自身举证责任，恰当行使诉权，尊重司法程序。另一方面，全社会要形成信仰法律的习惯，抵制非法破坏司法权威的因素。必须树立法律是全民的法律，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共同遵守的理念，以增强人民群众对法律的认同感。提高全社会的法律素质，在全体公民中养成自觉守法、依法办事的良好习惯。事实证明，审判权威的形成，离不开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也离不开司法部门的强大力量，更离不开全社会对法律的共同认同感。只有在拥有认同感的前提下，人民群众才会自觉遵守法律，自觉维护法律尊严，法治社会才能形成，司法权威才得以树立。

(六)根本保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审判制度的根本保证。首先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就是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公正、高效、权威的审判活动需要通过国家立法予以规范。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必然会加强党对司法的领导。公正、高效、权威的审判制度应在党的领导下制定，应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国家意志化。其次，党要督促、支持和保证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加强和改善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应该努力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带头支持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保证宪法和法律得到全面正确实施。最后，改善党对法院的领导方式。党的领导必须是大政方针的领导，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应在整体上把握，全局中总揽，通过着力加强人民法院的党的组织建设和法官队伍建设，指导审判机关坚持正确的工作方向和指导思想，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司法领域贯彻落实，领导并推动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审判制度，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司法功能和作用。

(本文作者：丁义军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第三篇：程序的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关系

一、程序公正价值和效率价值的一般认识

一般认为，法律的实体公正价值通过程序公正得以实现。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形式的公正是司法

形式主义的内在要求，而“司法的形式主义使法律体系能够像技术合理性的机器一样运行。这就保证了个人和群体在这一体系内获得相对最大限度的自由，并极大的提高了预言他们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司法机关只有依循法定的、公众信赖的正当程序，才能向社会昭示其行为不是恣意的产物，使诉讼参与者对裁判结果的公正充满信心。虽然各国的法律制度千差万别，但几乎所有国家都标榜其法律制度将公正价值视为其追求的最高目标，并自认其法律程序的灵魂在于体现程序公正。

司法程序从一开始便需要投入成本，支出费用，包括：国家为司法活动所支付的各种费用，如审判人员的工资、庭审费用等；由当事人支付的各种诉讼费用，如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以时间、距离、程序等形式表现出来的耗费。司法程序效率的提高，不仅在于减少司法机关活动的成本支出，也应减少当事人参与司法程序的成本支出。因此，程序的效率价值可以界定为，以最少的司法成本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法律公正，或以同样的司法成本消耗取得更多的法律公正。可以肯定地说，以迅速、公正的审判终结诉讼是各方诉讼参与人共同愿望之所在，也是他们的共同利益之所在。

二、程序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的一致性

首先，程序公正本身就包涵着效率问题。不公的裁判（包括实体不公和程序不公）绝无效率可言，因为它不仅拖延诉讼时间，造成当事人不能服判息诉，而且败坏了国家司法公正形象。

其次，程序公正应及时、迅速得到实现。程序进程愈迅速，证据愈会得到及时有效的收集和保全，案件事实真相也可因证据的极少流失而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而且，适当的快速审判因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有效运作更容易得到实行。

再次，由于公正的审判使诉讼各方的主张与争辩都可公开于庭审，其实体权益受到法律应得的对待，自然，无论是当事人还是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公正与权威都有一种认同感，其结果只会使诉讼各方服判息诉，使程序得以及时减少甚至戛然而止。公正的裁判减少了程序的“错误耗费”，使结果周期大为缩短，因此，程序公正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利于程序效率的提高。

三、程序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冲突

司法机关为了使司法程序符合公正的要求，必须耗费必要的司法成本；而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效率，又必须使程序的资源耗费降到最小程度，于是，司法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冲突不可避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司法成本的有限性从总体上限制了司法活动对公正的绝对追求。国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是有限的，司法机关不可能为使诉讼各方受到公正对待而不惜代价，而且也不可能因为查明某一疑难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无限期地展开法庭调查、辩论。由于事过境迁，个案的法律真相是很难与其事实真相完全吻合的。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法官最终的裁决，也是基于其对证据所认定的事实作出的，而这种认定，难免因各种因素纠合而有所偏离完全的个案真相。因此，无论是从法理上分析还是囿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司法实践中只能放弃对正义的绝对要求，在确保裁判相对公正的基础上，提高程序效率。

２．在正常情况下，程序公正性的增强会直接导致司法成本的耗费增大，以至于降低审判活动的效率。公正的程序必然使诉讼各方的权利受到充分的维护为此，程序的繁杂、取证的琐碎以及各个细节都不可避免了，而这些又会导致程序速度的降低和成本耗费的增大，甚至导致案件的积压与严重的司法拖延。公正与效率这种内在的冲突再次佐证了人类选择的一个永恒困境：要追求阳光，就必须接受阳光下的阴影。

３．对程序效率的不适当追求往往会使公正的要求无法实现。一方面，我们要求程序迅速及时进行，避免不必要和不合理的拖延；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盲目地追求程序速度和司法成本的过于节缩，虽然充足优裕的司法成本不一定能保证查明真相，实现公正，但短缺的司法成本是绝对不能确保程序公正有效地实现。因此，正确地把握效率这一问题显得极其重要。合理地使用司法成本，使其有效地利用而有助于公正得以体现，这是协调效率与公正的重要环节，而且，太快的司法程序速度使得证据还没有查明，真相还没有得到彻底揭示即告判决，很明显，这样是无法保证裁判的公正性。

四、程序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协调

近些年来，几乎所有的国家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案件积压和拖延的问题。尽管程序公正有利于实现保障人权，促进公开，但程序效率则很可能降低了。因此，协调好正义与效益的关系，既要确保审判公正，又有适度地节约实现程序公正的司法成本，提高程序效率，已成为各国立法和司法共同面临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基于此，笔者尝试提出以下两原则：

１．公正优先原则。在对正义与效率价值进行选择时，应将正义作为选择并努力实现的目标。英国哲学家罗尔斯说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只有在确保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才能谈得上程序效率。不管是在整个诉讼中，还是在诉讼的各个环节中，都应置程序公正于优先的原则，不能为提高经济效益而牺牲正义的实现。

２．兼顾原则。程序公正与效率内在的冲突和矛盾，使得司法活动面临着两难选择，这一选择似乎会令我们无所适从。其实，由于公正与效率在相当情况存在着一致性，因而，处理两者的关系既不能像传统法理学与立法原则将正义视为程序的惟一价值目标，更不宜仿效现代经济效益主义程序理论把经济效益作为程序活动至高无上的价值目标。事实上，公正与效率同为司法两项独立的价值标准，是彼此作用的。兼顾原则要求我们在确保程序公正得以实现的同时，还应当使程序的经济效益性得到提高。

如何做到公正与效率的结合，笔者套用经济学中的拉弗线（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创制的一条以解释税收与税率之间关系的曲线。该曲线说明，政府的税收与税率之间并非总是呈相关关系，当税率从０向１００％上升，到达某一点即“Ｅ点”时，经济开始受阻，税收不再顺着税率的提高而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拉弗强调，Ｅ点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数字）来分析。公正与效率的最理想的状态是逼近Ｅ点，但Ｅ点并不是当然位于中间，而是一个变动的数字。协调兼顾程序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关键之处在于找到两者的这个关系变量Ｅ点。正当程序的运作应当尽量使它能够节省一定成本，减少枝节，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否则，便不是一个务实和科学的程序，应予完善。这一原则还启示我们，有时个体的部分真实不得已需作出牺牲时，则应舍此求彼，把对司法效率的追求置于重要的位置。犯罪率居高不下的西方诸国为实现程序效率而作出的努力就是协调效率与公正的范例，尤以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为典型。在美国，被判有罪的刑事案件只有１０％的被告人是经过程序定罪判刑。这种制度看上去很奇特，而且公众对其微词颇多。对美国法院来说，如果每个被告人都要享受其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司法系统便没有足够的资源（包括公诉人、辩护律师和法官及相关的财力、物力、时间等）来处理案件。辩诉交易制度的运作表明，美国法律宁愿牺牲部分实体真实来换取效率的大幅提高，即以部分公正的丧失去谋求司法效率的绝对上升。联邦最高法院从７０年代中期开始就一直认为，“不管理想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目前的现实是有罪答辩和经常与之伴随的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审判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如管理得当，它们将使各方受益。”

第四篇：对不良贷款的再思考

对不良贷款的再思考

作者： 魏国雄 / 时间： 2011年 1月号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银行业的贷款质量得到了很大改善，已达到了比较优良的水平，大规模处置问题贷款的时期基本结束了，而且随着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信用环境的改善，违约贷款也在不断减少，每年贷款的劣变额、劣变率都在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深入认识和把控不良贷款，管理好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就成为人们需要关注的新问题了。

现行对不良贷款的有关规定

世界银行在2003年公布了对巴塞尔核心原则联络组国家的贷款分类和准备金计提做法进行的一次调查报告，其中提到，在许多贷款分类制度中使用的一个词是“不良贷款”（NPL），然而这个词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在有些国家，不良贷款是指受到损失的贷款，而在另一些国家，则是指逾期的贷款，但是超过期限多少天才算逾期贷款，各国的情况差别较大。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美国监管当局把次级、可疑、损失三类统称为“分类贷款”（classified loans)，在此基础上，加上关注类贷款，合并称为“受批评贷款”（criticized loans）。受批评贷款或分类贷款主要供银行监管当局和商业银行内部使用，公众注意的主要是不良贷款（即分类贷款）。

中国银行业在信贷风险管理中，习惯用不良贷款（NPL）来反映和评价贷款的质量。根据《贷款通则》（1996年）第三十四条规定：“不良贷款系指呆账贷款、呆滞贷款、逾期贷款。”银监会2007年发布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引》规定：“商业银行至少将贷款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并规定“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全依靠其正常营业收入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可能会造成一定损失”，要划为次级贷款；“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肯定要造成较大损失”，要划为可疑贷款；“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本息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要划为损失贷款。该文件还规定，“逾期天数是分类的重要参考指标。商业银行应加强对贷款的期限管理”。并明确“下列贷款应至少归为次级类：逾期（含展期后）超过一定期限、其应收利息不再计入当期损益”。银监会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资产风险分类指引》中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一般划入次级类：?本金或利息逾期91天至180天的贷款或表外业务垫款31天至90天。”同时，对于住房按揭贷款和汽车贷款，分类标准为：“次级类：借款人连续违约期数达4～6次，贷款本金或利息逾期91～180天以内；可疑类：借款人连续违约期数达7次以上，贷款本金或利息逾期181天以上。”此文件中明确给出逾期天数与分类结果的对应关系，但只适用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在《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试行）》（1998年4月）的附件《贷款风险分类操作说明》中对于住房按揭贷款给出了参考依据，即“对于住房按揭贷款可参考以下方法进行分类：如果贷款本金或利息拖欠还款6次或180天以上，至少分为次级；拖欠还款12次或360天以上，至少分为损失类”；“对于信用卡透支，可参考以下方法进行分类：如果贷款本金或利息拖欠还款3次或90天以上，至少分为次级类；拖欠还款6次或180天以上，至少分为损失类”。

对不良贷款的定义在现行的一些规范性文件中都给出了一个定性的原则，在实际操作中各家银行至少都是把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或预期本息有损失的贷款划为不良贷款。

由于各家银行的风险偏好及具体经营目标的差异，将逾期多少天的贷款划归为不良的标准还是有些区别，只要不超过国家规定的原则，每家银行对划入不良贷款的期限可以有不同的要求。如有的银行在贷款合约或贷款协议中约定，贷款到期后还可以有一个还款宽限期，过了宽限期的贷款才是逾期贷款；有的银行对逾期贷款还有一个容忍度，寄希望借款人能在这个容忍期内继续履约，偿还贷款本息，没有把它计入不良贷款，如有的银行对个人贷款逾期90天后还给10天的宽限期，然后才归入不良贷款；有的银行则规定比较严，对逾期欠息的贷款容忍度很低，如工商银行从2007年开始把逾期或欠息30天以上的公司贷款划定为不良贷款。

在贷款本息预期损失率的确定上，由于人的主观判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利益不同、对信息理解不同等，也会产生差异，有时差异还会比较大。财政部《金融企业呆账准备提取管理办法》规定：“金融企业可参照以下比例计提专项准备：关注类计提比例为2％；次级类计提比例为25％；可疑类计提比例为50％；损失类计提比例为100％。其中，次级和可疑类资产的损失准备，计提比例可以上下浮动20％。”据此中国银行业基本都是把预期损失在25％左右的贷款划为次级类贷款，把预期有50％左右损失的贷款划为可疑类贷款，把预期无法收回本息的贷款划为损失类贷款，并都是按这个标准来计提专项准备。银行的内部审计、外部监管、外部审计也主要据此来检查对贷款质量分类的偏离情况。

不良贷款与违约贷款的关系

对不良贷款与违约贷款是否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进一步明确不良贷款的含义。

不良贷款可以有两层含义：一是监管规定的含义，其界定得比较窄，也可以说是狭义的不良贷款，如上面所表述的不良贷款。二是银行自行定义的不良贷款，含义要宽泛些，即从广义上讲，不良贷款是与优良贷款相对应的，银行可以把贷款质量分为优良与不良两大类。优良贷款就是指那些借款人没有违约、风险可承受又可控且收益较高的贷款；不良贷款是指借款人违约或风险损失已暴露或预期收益较低的贷款。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实力的增强和社会信用环境的改善，中国银行业的贷款质量也实现了根本好转，现在所面临的是资本的约束、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约束。银行经营只能通过由资源粗放向资源节约、提高资本回报的方式转型，尽可能地提高经营效益。单位资源的效益、单位资本的回报将成为银行信贷经营业绩的评价标准，因此对贷款质量的评价要求也应由狭义的以违约损失为主转向更广义的以风险增效为主。只要是低于平均收益的贷款就不是优良贷款；低于经营成本的贷款就是不良贷款。那些收益高、不违约的贷款就应是优良贷款，即使风险大一些，只要是在预期之内，即属于可控、可接受的风险；而那些收益低、风险低的贷款也不能算是优良贷款。

这种广义的贷款质量评价标准也反映了银行的本质特性，银行是信用的中介，是经营贷款的金融机构，其经营的目的是要获取盈利。银行为了获取尽可能高的盈利，就要以尽可能低的价格（利息）来获得资金所有者的暂时让渡，并以尽可能高的价格把它贷给需要资金的借款人，在这个过程中利差就是银行的收益。如银行经营贷款的收益达不到预期的平均利润，也就失去了竞争力；如果连经营成本都覆盖不了，那么银行就无法经营下去。

贷款违约与不违约相对应，是一个法律范畴的概念，是借款人未能履行与贷款人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责任、义务的贷款。根据巴塞尔Ⅱ，银监会制定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监管指引》的规定，违约贷款是指“

（一）逾期90天以上；

（二）商业银行认定，除非采取变现抵质押品等追索措施，债务人可能无法全额偿还的信贷债务。”违约贷款是否会有本息损失是一种预期，只有当实际处置时，才会成为现实的损失。尽管违约贷款不一定都是有本息损失的贷款，也不一定都是没有收益，甚至有些违约贷款的收益还可能比不违约的正常贷款高，如可以收取较高的罚息，但违约贷款至少不能算是优良贷款，即使它的实际收益可能高于其他正常贷款，也是问题贷款的一种。因为对银行来说，最重要的是贷款本息能按期收回，借款人违约就增加了不确定性，超出了预期的风险，有可能造成贷款本息的损失，最终实际没有形成损失是银行经过保全等措施而取得的。为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在贷款发放出去后，银行就要根据借款人是否履约，违约了是否会有本息的损失，是否有代偿等保全措施等情况定期进行质量分类。巴塞尔Ⅱ中所定义的贷款违约率(PD)和违约损失率(LGD)与我们所说的不良贷款、不良贷款率是有区别的。巴塞尔委员会没有用不良贷款，而是用了违约贷款，用贷款违约率来替代不良贷款率，但违约贷款并不一定都会损失，而其中又肯定会有损失，所以在巴塞尔Ⅱ中又有贷款违约损失率，与不良贷款损失率较接近，只不过我们很少用贷款损失率这个指标。

正常贷款与不正常贷款主要是从借款人是否违约为标准来判断的，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借款人没有违约，不论本息是否有损失，贷款都是正常的，违约了就是不正常贷款；二是借款人没有违约，如贷款的预期收益低于经营成本，即本息实际会有损失，虽仍可划为正常贷款，但也不能算作是优良贷款。

不良贷款是与优良贷款相对应的，是银行根据其自身经营的要求来确定的，尽管对狭义的不良贷款已有明确的外部监管标准，且在这个标准之内银行还可以有更严格、更细化的规定，但对广义的不良贷款尚没有明确的监管方面的规定。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把不良贷款与违约贷款的关系概括为，违约贷款不一定都是收益低或有损失的贷款，不良贷款也不一定都是违约的贷款，但一定是收益低的贷款或本息有损失的贷款，只要预期收益不能覆盖风险敞口或成本的贷款，就应视为不良贷款。

市场风险对贷款质量的影响

现在我们对广义的不良贷款再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借款人按合同约定还本付息，也可能实际是有部分本息损失的贷款，如固定利率贷款、外汇贷款等因受到利率、汇率等市场风险的影响使得贷款本息受到损失。按现行的规定，这类贷款没有违约，就应当是正常贷款，不应纳入不良贷款。但从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和经营要求上来看，这类贷款的本息已经有预期损失，应当把隐性的问题显现出来。只有把这种没违约却有预期本息损失的贷款划为不良贷款，才能更真实、全面地反映贷款质量，才可能引起管理层对此类贷款更多的关注。这既是全面信贷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信贷风险管理深化的一个具体体现。

我们知道，信贷风险不都是信用风险，信贷风险与信用风险的含义有较大区别，信用风险只是信贷风险中的一部分风险，贷款的操作风险最终是通过客户的违约反映出来的，在违约贷款或不良贷款中，已经包含了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但是市场风险没有含在内，这部分信贷的剩余风险对银行贷款的影响会越来越大，需要引起关注。

在完全市场条件下，银行贷款利率主要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当市场上的资金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资金的价格就低，银行贷款的利率就会降低；当市场上资金需求大于供给时，资金价格就会上涨。国内现阶段银行的盈利是由利差大小决定的，由于在以存款为主要资金来源的中国银行业，筹资的成本在发放贷款时已知，关键是贷款的利率怎么定。

银行贷款的利率＝资金成本＋营运成本（费、税）＋风险成本＋目标收益

资金成本＋营运成本＋风险成本＝经营成本（如图１）

贷款利率不仅要覆盖包括资金成本在内的全部经营成本，还要有合理的经营收益，这是贷款定价的基本原则。贷款的基准利率就相当于市场平均利率，就是可覆盖全部经营成本并获得平均利润的利率。由于在同一时间内资金成本、营运成本是一定的，如果贷款的风险小于市场的平均风险水平，那么利率就可以低于这个基准利率水平，即给予优惠利率，银行仍可取得平均利润。由于对客户的经营结果判断失误、客户没有达到预期要求，或由于银行在内部管理中把业务量及其同业市场占比作为对分支机构业绩评价和考核的要求，导致只顾业务总量指标、市场同业占比指标，而不顾成本、不顾收益回报、不顾资源占用，结果形成不少的低收益、没收益，甚至负收益贷款，也有盲目竞争等原因，对一些不该下浮利率的贷款也下浮了。对此目前还有一个政策限制，利率下浮最低不能超过10％。一旦国家放开这个政策底线，利率完全市场化了，那么对银行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如一笔贷款的利率低于银行的资金成本，假定不考虑其他的业务收益或相关派生收益，那就会给银行造成损失；如高于资金成本，低于银行经营成本，也会有损失，只是损失小一点；如果贷款利息收入低于平均贷款利息收入高于银行经营成本，那就没有损失，只是少盈利了。（如图２）

对银行贷款收益影响较大的是固定利率，一些有实力的客户对银行贷款定价往往会提出较高的要求，不仅要下浮贷款利率，还要在利率下浮的基础上再实行固定利率，锁定贷款利率。对这种利率的贷款，在市场利率或基准利率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银行还可以承受，但是当利率预期进入上升通道时，市场（基准）利率持续上升，就会使银行的利差收窄，当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平均利率时，银行就得不到平均收益。如果这类贷款的数量比较多，那么就会影响银行的资产收益率（ROA）、资本收益率（ROE），对银行的市场形象、市场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如果当固定贷款利率等于银行经营成本时，那就只是一笔保本贷款了，这样的贷款对银行就没有经济意义了；如果固定利率低于银行经营成本，那么这笔贷款的损失就比较大了，不仅要损失利息，甚至还有可能要损失本金。（如图３）

再从外汇贷款的汇率上分析。由于汇率的市场化程度更高，不仅贷款利息会受到影响，而且连贷款的本金也会同时受到损失。如当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是1∶8.27时发放的1亿美元贷款，客户没有任何违约，信用等级保持优良，借贷双方都在按合同履约，是一笔正常贷款。但是现在对这笔贷款进行市值评估，就会发现这是一笔本息损失较大的问题贷款，因为汇率已经从1∶8.27上升到了1∶6.62了，原先用8.27亿元人民币兑换的1亿美元本金，按现行汇率只能兑6.62亿元人民币了，损失了贷款本金（8.27－6.62＝1.65）1.65亿元人民币，加上美元利息的损失就更大了。（如图４）

按信用风险分析，借款人没有违约，当然也就没有相应的违约损失；按市场风险分析，则市值浮亏很大，到期收回后就会成为实际的损失。按现行的贷款质量分类规定，客户没有出现违约，就应是正常贷款。但这笔贷款已经出现浮亏，如收回后计入汇兑损失，在损益表中反映为损失。显然这种贷款分类管理方法不能全面、准确反映贷款的真实质量，还会误导人们对这类贷款风险的识别和防范。

由此可见，我们对贷款的质量分类，不仅要从信用风险的角度来考虑，也要从市场风险的方面来分析，随着中国经济金融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利率、汇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市场风险对银行贷款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在信贷风险管理中必须重视这个问题，要关注这类不是由客户违约形成的广义不良贷款。

对不良贷款再思考的意义

通过对不良贷款定义内涵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明晰和细化银行贷款质量的分类及其标准，对推进精细化的信贷风险管理十分必要。虽然目前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汇率的形成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但市场风险已经影响了银行贷款的收益，对银行贷款构成了现实的风险。所以我们不仅要从狭义上，更要从广义上来认识不良贷款，其意义主要有：

一是提高员工的盈利意识，改变信贷人员消极的风险防范。对不良贷款的严格分类实际就是要提高员工对银行经营贷款目的的认识。银行是企业，发放贷款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和途径，获取尽可能高的收益才是贷款的目的；防范信贷风险的目的，也是为了保障预期收益的实现；贷款的分类管理就是要看贷款的预期收益情况。风险管理的基本要求就是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而不是拒绝任何风险。我们不能总是在追求低风险、零风险，低风险、零风险也同时意味着低收益、低回报；也不能总是在政策的保护下维持生存。要倡导推进积极的风险管理，要积极地走进市场，感受市场。不仅要敢于，更要学会善于做高风险的业务，要在经营风险的实践中来提高自身对风险的识别能力、风险定价能力、风险掌控能力。不仅要审查贷款的信用风险，用担保等风险防范的措施来做好保全，用第二还贷来源作风险化解的保障条件这种传统的信贷风险管理模式；还要关注贷款的市场风险，善于利用收益覆盖风险的途径，充分运用各种先进的风险敞口管理工具，通过风险补偿、风险对价等方式来覆盖风险，使实际的利息收益大于风险承担，大于市场平均风险，大于普遍可承受的风险。

二是统一人们对不良贷款的认识，提高对市场风险的识别能力。不良贷款不都是违约贷款，既包括借款人违约了，不论本息是否有损失，都应要纳入不良贷款，也包括贷款本息有损失了，不论借款人是否违约，就应纳入不良贷款。从广义来认识衡量贷款质量的标准，可以使我们在信贷风险管理中更加关注贷款的市场风险，努力提高对市场风险的识别能力。并研究出一套信贷业务市场风险的防范措施，如对贷款定期进行市值评估，分析是否有浮亏损失。又如要强化对市场上贷款转让出售行情的分析，如果能溢价转让的贷款就是优良贷款；如果能不受损失转让出去的贷款也应当是好的，至少不能算是不良贷款；如果转让不出去或需折价转让的，那就是不良贷款。所以对客户信用风险小市场风险大的贷款、预期收益低于平均收益的贷款也应当如同控制客户信用风险一样，要有相应的政策和办法。

三是进一步细分不良贷款，可在分类原则、分类口径、分类方法上能有个统一的标准。要对现行不良贷款分类标准进行调整，按照广义的不良贷款把关注贷款、次级贷款、可疑贷款再细分为：违约和没违约的关注贷款；违约损失和没违约损失的次级贷款、可疑贷款。并按有关规定计提风险拨备、计算资本占用，以便使同一时期不同银行间或同一银行不同时期的不良贷款可以进行真正的比较。

把不良贷款分为狭义的不良贷款和广义的不良贷款，使得我们可以把狭义的不良贷款率用来对外披露，进行同业的比较，并满足监管的要求，使国内外的同业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来比较贷款的质量水平。而广义的不良贷款率则主要用于银行内部的信贷风险管理和贷款质量评价，不仅要考虑借款人的资信、借款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掌控管理能力，还要考虑资源配置的效率，资源使用的回报率。这样既能满足内部管理的要求，又能与境内外的同业进行比较，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就可以实现同业的狭义和广义不良贷款的比较。

要避免在信息披露中出现既有不良贷款率，又有贷款违约率，又要注意不要把不良贷款视为损失贷款，把不良贷款率视为不良贷款损失率。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银行业通常是不用不良贷款损失率这个概念，因为不良贷款的损失时点很难说清楚，当贷款出现违约后银行就一直在清收，直到最后实在无法清收的部分才会列入损失贷款，等待核销处理。这个过程有时会很长，甚至几年都完不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贷款还会不断地被重组。但不良贷款损失的大小，在不同的银行金融机构也会有很大的差异，管理比较好的银行，损失会小一点，管理差一些的银行损失会大一点，我们应当积极创造条件适时按统一标准对贷款损失率进行披露。

四是对不同风险类型的贷款进行不同的管理，采取不同的风险防范对策措施。一要严格控制在利率上升预期时的固定利率贷款总额，除非已经有了一个有效的对冲方案或风险补偿按排；二要严格控制利率下浮贷款的数额，努力提高贷款议价的能力，对优良客户的优惠利率要根据客户的综合贡献来合理确定，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快，银行要学会利差收窄后的经营转型；三要改变现行的只有总量外汇贷款风险管理办法，对银行账户中的外汇贷款要定期逐笔进行市值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是浮盈还是浮亏及其程度来确定分类，可每月做一次；四要在计算剔除风险后的收益（RAROC）中，要把汇率风险考虑进去。尤其是随着国家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进程加快，将会加剧银行外汇贷款的风险，汇率的不稳定会使更多的外汇贷款出现问题，当然银行可以通过外汇市场的运作来锁定风险、控制风险，以降低汇率风险的敞口和损失。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首席风险官)

第五篇：对我们价值的思考

对我们价值的思考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容易产生个人与社会的错位反应，出现在人生价值目标上的迷失或偏离。当今社会不再只讲集体发展、讳言个人利益，在这样的价值观念背景下，大学生对人生价值评价产生了多重标准：有的以对社会的奉献多少为标准，有的以“含金量”的多少为标准；有的以社会地位的高低为标准，有的则以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为标准……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大学生的反传统相结合，使他们对以集体主义为根本道德原则的社会本位价值观日趋淡漠，一些学生的自我观念已开始滑向自我中心的个人本位价值观。

然而，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就要重贡献，讲奉献，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贡献与索取的关系。所谓人生价值.就是指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它是一个哲学范畴。人生的价值不同于商品的价值，它包括存在价值和活动价值两个方而。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存在价值和活动价值两者之间的关系。

对于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而言.我们既有一般社会人的存在价值和活动价值的一般属性.也有其特殊属性。在大学的整个学习阶段主要体现了我们在社会中的存在价值。我们毕业以后进入社会.人生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家庭、社会的责任与贡献方面。因此.我们的人生价值是社会对于个人的尊重与满足和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与贡献两者的完美统一。

我们要把实现个人价值与为社会创造价值有机的结合起来，2005年.中央电视台组织的“2004感动中国的人物”评选活动，使我们认识了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生徐木禹。他选择到贵州省贫困山区小学志愿义务支教，他的事迹在大学生心中引起了震颤，感动了许许多多的大学生。大学生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途径很多。一个人只有把个人的人生价值追求融入到社会需要的洪流中去，才能真正体现他的存在价值，才能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个人追求的人生目标固然越高越好.但更重要的是要切合实际.要敢于和善于从基础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好高鹜远往往一事无成。大学生在大学时代己经开始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尝试.比如学校组织的暑期志愿支教活动、科技下乡活动等.虽然时间短暂.但对大学生毕业以后步入社会.选择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