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成年人刑法公正及刑事政策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对未成年人刑法公正及刑事政策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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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成年人刑法公正及刑事政策的几点思考 作者：姜翠凤

来源：《现代交际》2013年第05期

[摘要]近几年来，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工作中，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青少年违法犯罪社区预防计划职责分工的通知精神，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有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公正“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两扩大两减少”的刑事政策入手，积极探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的新途径，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关键词]未成年人 刑事司法公正 刑事政策

[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5-0010-01

一、未成年人范围的确定

我国于1992年1月1日颁布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未成年人是指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该法只规定了未成年人范围的上限而无下限的要求。而根据现行《刑法》第17条的规定，承担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是指14周岁至18周岁的人。为了弥补未成年人范围只有上限而无下限的缺陷，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1月11日颁布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6]1号）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内涵进行了明确界定：即“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所以，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所实施的符合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

林区由于经济发展滞后，为求生路，很多当地人外出谋生，将孩子寄养在亲属处，一些未成年人因此而失去家庭的呵护和管束，在客观上失去了对未成年人的管控，使他们滑入犯罪的深渊。另外。单亲家庭的孩子的心理发育不健全，过激的思想容易促成犯罪行为的发生。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重智轻德现象普遍存在。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课程，流于形式，再加上不良的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极易使这些年幼无知的青少年走向极端。

二、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工作的措施

（一）创新办案模式，注重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为有效落实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措施，探索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在办案、教育、预防中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一是积极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对犯罪情节轻微，教育考察期间表现良好，已被决定不起诉或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检察院应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实行考察教育材料及其他刑事记录不放入其个人档案的制度，并限制公开，为未成年人复学、就业创造有利条件。又如：在办理6名未成年学生校内聚众斗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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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现某校校区在学生管理和校区保卫工作相对薄弱，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检察建议，该校专门召开校长办公会，制定了整改措施，增加了学生宿舍管理和生活老师岗位，建立专职值班制度，调整机构专门设立了校园安全宿舍管理科，积极与有关部门联系，聘任保安人员，加强安保工作等，收到了良好效果。二是提前介入公安机关对案件的侦查活动。全面了解嫌疑人性格特点、家庭环境、成长经历以及犯罪动机等，制作“品行调查报告”，再据此依法做出是否逮捕或起诉的决定。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从而给未成年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例如：我们办理一件在公园篮球场盗窃他人放在球场边的手机案件，嫌疑人杨某，17岁，是某中学高二学生，我们多次到学校调查了解，得知其是体育班长，在校表现良好，家长、学校对教育工作也很配合，请求从轻处罚，区检察院慎重考虑后做出不起诉决定。宣布不起诉决定时，杨某表示感谢检察机关的教育，一定吸取教训，遵纪守法，好好学习，及时联系、沟通，使问题得到了解决。

（二）拓宽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宣传教育活动

一是立足校园，实现校园教育和法律宣传相结合。到学校定期进行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专题讲座。通过法制讲座、专题教育活动、图片展览等形式，加强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和法制观念教育，有效地构筑起了检校维权网络。对未成年人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青春期教育，强化注重培养学生自立、自强的性格和全面发展的能力，真正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二是立足社区，实现社区教育与法律教育相结合，形成全民预防的社会风尚。社区作为基层的社会，应充分发挥其教育的功能，通过完善社区内法律宣传展板，定期发放法律传单等方式，为未成年人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提供法律上的帮助。全社会集体动员，关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全民动手，优化未成年人生活成长环境，打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成长氛围。三是立足媒体，实现媒体宣传与法律宣传相结合，通过新闻媒体宣传法律。在电台、有线电视等新闻媒体进行宣传。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新手段，提出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对策，从而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四是立足干警，实现检察与干警相结合，确保各项法律制度的贯彻实施。加大学习和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贯彻实施力度，提供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依据。两部法律的实施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各单位应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理解认识，各负其责，做好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工作，最终达到为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的目的。通过健全未成年人立法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从而最终达到还未成年人一个健康、良好的成长环境的目的。

第二篇：刑法基本原则与刑事司法政策关系浅析论文

刑法学理论探讨中，将刑法基本原则、刑事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各作为一个独立课题以及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研究成果颇多，但将三者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成果则寥寥无几。三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还是被学者们忽视，个中原因不得而知。为了研究本问题，我们不妨转换一下研究的参照体。

第一个参照体是，刑法基本原则与刑法法条是否属于相同的法律规范要素。在我国，对刑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无论是被刑法确立前还是确立后，多是理论本身的探讨，诸如刑法基本原则的含义、理论基础、思想基础、蕴含的价值、地位以及如何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落实等，但缺乏刑法基本原则的法律条文与刑法自身的其他条文，在法律规范要素上具体的属性是什么的研讨，这些都需要加以考察。

第二个参照体是，刑事司法政策能否等同于刑事政策。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刑事政策的研究要早于刑事司法政策的研究，比如“综合治理、严打、宽严相济”等概念的使用，最早我们将其表述为刑事政策，只是近些年来才表述为刑事司法政策。上述两个参照体如果经过分析，能得出刑法基本原则与刑法条文在法律规范要素上无异，刑事司法政策就是刑事政策的另一种表述，无实质意义上的差别，那么本问题的研究就可归纳为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而这一问题的研究，刑法理论己基本达成共识，即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刑法是规范化的刑事政策。如果此结论正确，就可以避免重复性研究，如果无法得出上述结论，则有从另一方面体现本研究的必要。因此，本文即是通过迂回的研究，探讨刑法基本原则与刑事司法政策间的关系。

一、刑事政策与刑事司法政策

何谓刑事政策，正如研究者所言:迄今为止，学者们的认识大相径庭，基本状况是，有多少个刑事政策研究者大概就有多少种刑事政策概念。尽管如此，不妨碍在这些众多研究刑事政策的学者中选择我们认为较为适当的刑事政策概念。经过梳理，考虑到我国学者的认可度，曲新久教授在其《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著作中，对刑事政策的概念界定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可。即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持秩序、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制定、实施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的总称。由此展开，刑事政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涵义:

第一，刑事政策的主体是国家，即执政党以及政府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尽管在刑事政策的制定、执行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但不是刑事政策的主体。

第二，刑事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护秩序、实现正义。其中预防犯罪、控制犯罪是刑事政策的直接目的，保障自由、维护秩序、实现正义是刑事政策的根本目的。预防犯罪体现在犯罪发生之前和犯罪发生之后，其参与的主体具有广泛性;而控制犯罪则是强调以惩罚、打击为主要方式，并通过司法的过程发挥作用，其参与的主体是国家的司法机关。第三，刑事政策是同犯罪斗争的准则、战略、策略、原则、计划和措施的总称，是一个整体。

刑事司法政策的研究在我国要晚于刑事政策的研究。刘武俊在其《司法政策的基本理论初探》一文中认为:司法政策的研究刚刚起步，迄今国内法学界很少有学者关注司法政策的系统研究(仅是刑法学界有少数学者对刑事政策作专业研究)，司法政策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确实如作者所言，司法政策类的研究应肇始于刑事司法政策的研究。何谓刑事司法政策呢?从研究者对刑事司法政策的表述看，基本上都是沿用了刑事政策的表述，如:刑事司法政策是指在刑事司法活动中所奉行的政策，涉及刑事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环节。刑事司法政策就是社会力量的刑事司法利益主张，表现为抗制犯罪的刑事司法反应。在刑事政策的体系中，刑事司法政策隶属于为组织犯罪斗争的司法艺术和战略的一个部分，共同服务于抗制犯罪的社会实践。刑事司法政策是指导刑事司法实践的具体指导思想和策略原则，主要包括刑事侦查政策、刑事起诉政策和刑事审判政策。

笔者认为，尽管研究刑事司法政策的学者力图突出刑事司法政策研究的特色，强调刑事司法政策与刑事政策的差别，尤其是二者制定的主体、存在的空间、发挥作用的机制有别，但从实质上看趋同性大于差别性，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无论是刑事政策还是刑事司法政策从其属性上讲，都是刑事政治主张，是在政治层面上考量如何对付犯罪，从其归属上应属于政治学的范畴。并且，刑事司法政策的研究基本上就是犯罪问题的 全方位的探讨，而且具有突出的实践导向。这种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如刑事政策集大成者法国的马克.安塞尔，克里斯蒂娜.拉塞杰，以及米尔依尔.戴尔玛斯一马蒂等国外学者。

①国内的学者如储槐植教授、陈兴良教授、卢建平教授以及周建军博士等也都认为刑事政策就是刑事政治。

②尤其是周建军博士在其著作中指出，刑事政策就是刑事政治，但是始终没有在西方政治学中找到清晰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定义，当然中国国内学者更没有对刑事司法政策作出明确的界定，于是请教国内较早研究刑事政策的卢建平教授，卢教授深有体会地告诫:“刑事司法政策的定义藏在政治学中，要放在政治学中理解。对刑事司法政策的研究来说，定义是次要的，最主要的还是刑事司法政策的实践”。

第二，刑事政策和刑事司法政策从其表现形式上看，都是非法律的法(超法律的法)。非法律的法与法律的不法是相对的一个概念，来源于德国学者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在1946年发表的论文《不法和超法律的法》，意思是说尽管有法律的表现形式，但是如果是恶的，有违人类的正义和平等，从其根本上就不是法，即法律的不法;当有法律形式的法与平等、正义等这些法的本质东西相冲突，需要非正式法的渊源介入的话，我们将这些非正式的法律渊源称为“非法律的法”。法律的不法与非法律的法这一二律背反的现象是化解社会转型期刑事制度供给与刑事制度需求间的矛盾的有效方法。正如博登海默所言:现在我们知道，由国家确立的实在法制度必然是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而且它的规则也充满着含义不清的现象。有些理念、原则和标准同正式的法律渊源相比，可能更加不明确，但是他们不管怎么样还是给法院裁决提供了某种程度的规范性指导，而只有诉诸这些理念、原则和标准才能克服实在法制度所存在的那些缺点。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无论把宽严相济作为基本的刑事政策还是作为刑事司法政策，都是作为非法律的法的地位来认识的，这一点应是学界的共识。

第三，刑事政策和刑事司法政策具有相同的特征。一是表现在二者都具有公共性。即二者都需要最大程度地反映各类社会力量的刑事利益的主张，将犯罪的控制任务和人权保障的要求结合起来，将规范刑法具体内容和个别情形结合起来，共同作用于抗制犯罪的需要。二是二者都具有综合性。从其所属学科看，二者既是刑事法学科研究的内容，也是政治学研究的范畴，除此外，还要结合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综合研究;从评价其效果看，都要涉及政治利益、经济效率、社会统筹、公共管理、司法心理、哲学逻辑、司法统计、系统分析等诸多学科的核心内容。三是二者都具有实践性。检验刑事政策或刑事司法政策成功与否不在于政策本身，更不在于学者们理论的解读完善与否，而是最终取决于在刑事政策指导下控制犯罪现象的社会实践。四是无论刑事政策还是刑事司法政策都秉持了公共政策的批判性。五是二者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犯罪现象，假如社会不存在犯罪这类反社会的现象，其存在的必要性都将不复存在。

第四，无论是刑事政策还是刑事司法政策，在处理与刑事法律的关系上都要坚持:一方面刑事法律的制定或执行应体现刑事政策或司法政策，政策是法律的灵魂;另一方面，必须在刑事法律的框架内发挥政策的最大作用，这是刑事法治必须坚持的底线。

综上，刑事政策与刑事司法政策，虽然其表述以及一些具体事项上有差别，但实质上具有趋同性，只是学者们研究关注点不一样罢了。这样理解，也就容易弄清为什么一项政策在中国学者们的研究范式中，既可表述为刑事政策，也可表述为刑事司法政策。实际上在作为刑事政策或刑事司法政策研究的国外学者那里，大陆法系倾向刑事政策的表述，而英美法系则倾向刑事司法政策的表述。

二、刑法基本原则与刑法

通常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指刑法所特有的、贯穿全部刑法并指导和制约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的准则。判断是否是刑法基本原则的基本标准是:它必须是刑法所特有的，而不是其他部门法所共有的;它必须是贯穿于全部刑法的，而不是局部性的具体原则;它是具有指导和制约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的准则。只有全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的原则才可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刑法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其阶级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应当负何种刑事责任，给予犯罪人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刑法基本原则与刑法是一种什么关系?根据上述对二者的界定，我们不难看出，一是对刑事立法而言，必须遵守刑法基本原则，如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废除了原有的类推制度;在具体犯罪的罪状以及各种法定刑设置方面，力求法条的可操作性，尽量使用叙明罪状，在犯罪的处罚规定上，注重量刑情节的具体化等。二是对司法而言，要求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和判处刑罚过程中必须遵守刑法基本原则;在进行司法解释过程中也不能违背刑法基本原则。但是，刑法基本原则作为刑法自身的一部分内容，为什么能对刑法有这种指导和约束作用，刑法学理论研究过程中少有人论及。

美国的社会法学派代表人物罗斯柯庞德认为，法律是由律令、技术和理想三种要素或成分所组成的，其中法律的“律令”本身又包括规则、原则、概念和标准。他认为“规则”是对一个具体的事实状态赋予一种确定的后果的律令，“原则”是用来进行法律推理的权威性出发点，概念是可以容纳某些情况的权威性范畴“标准”则是根据每个案件具体情况加以适用的行为尺度。英国的新分析法学派代表人物赫伯特哈特则认为，在所有发达的法律制度中都有一套规则，即分为设定义务的第一性规则和授予权利或权力的第二性规则，其中，第二性规则又包括确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三种成分。

确认规则是规定一定规则在符合何种条件下才能取得法律效力，它能够消除单纯第一性规则的不确定性，并能够将调整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以及区别正义行为与行政行为的“首要”社会行为规则区分开来。美国新自然法学派罗纳德德沃金则反对哈特把法的要素归结为规则的观点，他坚持法律除了规则成分之外，还包括原则和政策的成分。特别是在那些疑难案件中，原则和政策起的作用将会更大。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对于法律的性质和作用的论述，也持“规则-原则-政策模式论”的观点。他认为一个法律制度，从其总体来看，是一个由一般性规范同适用与执行规范的特殊性行为构成的综合体。它既有规范的一面，又有事实的一面。在法律规范的有效性上，他坚持“法律的规范性结构，可以说是一种‘应然’体的集合，这当然是从这些规范要求人们服从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总是得到遵守或执行的意义上而言的”。

我国的法理学学者对法的要素所持的观点，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四要素说。即认为构成要素主要是规范，但不限于规范。一般认为是由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技术性规定以及法律规范四个要素构成。三要素说。其一是认为法的要素区分为三类，即规则、原则和概念三种基本成分;其二是认为法由概念、原则和规范所构成。要素说。认为法律规范是法的最基本的细胞，它与整体的法的关系是系统的个别因素，并且认为原则不过是原则性规范、概念不过是定义性规范而己，它们实际上都是调整人们行为不可少的部分，是法的职能专门化的结果和表现。

综观国内外各家对于法的要素的不同阐述，到目前为止，虽然每一种分析都未能在法学界取得一致同意，但是对于刑法理论研究却大有裨益。

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的重要内容，但作为法的构成要素，刑法基本原则的法条与刑法其他法条属于法的构成要素的不同内容。刑法基本原则是法律的原则要素。而刑法其他法条，如我国刑法总论中关于犯罪概念、犯罪故意、犯罪过失、意外事件、共同犯罪、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累犯、自首、立功、追诉时效、公共财产、重伤、国家工作人员等，则属于概念性要素。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与法定刑的法条则属于法律规范性要素(有的称为规则要素)，三者有明显的区别。

首先，从表现的形式上看:规则的法条在刑法规定中，一般是具体、详细的，比如，刑法分则规定的绝大部分法条，都是对罪状和法定刑的描述，从法律规范构成要素上看属于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部分。表现为概念的法条则是对犯罪现象一些共性的东西进行抽象、概括，多为定性，既不是行为模式，也不是法律后果的规定，而是从不同侧面认识具体犯罪的一个尺度，有利于帮助人们认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原则的法条在刑法中总是较为宏观、抽象的，比如刑法中的基本原则、刑法中的量刑原则等，其表现方式或直接以原则称呼，或从理论上阐释为必须遵守的准则，等等。

其次，从发挥作用看，事实清楚的情况下，或者直接适用规则以及概念，或者直接排除规则的适用以及不符合某个概念，在此情况下通过刑法的具体应用，体现出刑法的基本原则，或与刑法基本原则的精神相一致。只有在较特定的和具体的规范不能解决或不能完全彻底地解决待解决案件时，可以适当地适用于案件的一般原则。因此，法律原则比法律规则更具有普遍性，然而法律规则比法律原则更为具体或特殊。德沃金认为法律原则与规则之间的区别是逻辑上的区别。两套准则都是针对特定情况下的有关法律责任的特定的决定，但是他们的不同处在于他们所作的指示的特点。规则在适用时，是以完全有效或完全无效的方式。如果一条规则所规定的事实是确定的，那么，或者这条规则是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接受该规则所提供的解决方法。或者该规则是无效的，在这样的情况中，该规则对裁决不起任何作用。

原则则不是这种方式运作的，它们引导着判决的某一方向，虽然这种引导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在它们不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它们本身并不受到损害。再次，从刑法法条表述的内容上看，作为原则性的法条所规定的内容更多的体现为一种价值观念，不是犯罪现象本身所具有的，而是在如何惩治犯罪现象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价值理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其认识也存在差别。作为概念性的法条，则是对犯罪现象的立体认识的结果，正是没有个体、抽象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反过来没有共性的个体也是不存在的。概念的法条和规则的法条是互为表里的。但规则与概念的法条却可以脱离原则的法条而存在。因此，作为原则的法条如果有其价值的话，必须通过适用概念法条以及规则法条来体现，或在制定规则以及概念过程中体现，否则原则的法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第三篇：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既要治病，更要救人

有关犯罪研究表明:初次犯罪的年龄越小，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越大;再次犯罪的次数越多，终止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在一个孩子因为伤害他人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司法机关给予他怎样的对待，能否使他感受到关怀、理解和尊重，能否使他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消除他对未来的担忧、防止出现破罐破摔心理，对这个孩子今后的人生，影响重大。

早在1986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在起诉科内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小组——“少年刑事案件起诉组”，这是我国检察机关第一个专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案小组。2009年1月17日，上海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正式成立，成为全国第一家省级检察机关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目前，上海市三级检察机关已全部成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科)，全市共有110人专门从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上海市检察机关创设了一整套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检察工作机制。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严明华认为，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检察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要有爱心、有必备的法律专业素养、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比如，只有那些做了妈妈的检察官，才有足够的宽厚和慈爱，才能理解那些犯了错的孩子，并用真心去关爱、教育他们。记者注意到，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未检科长顾晓琼，卢湾区检察院未检科长赵丛萍，黄浦区检察院未检科长黄卓懿，闵行区检察院未检科长董利，杨浦区检察院未检科长夏芳„„这些未检科长都已身为人母。

姚建龙说，如果仅仅是完成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惩罚，检察机关通过机械地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基本职能就可以实现，但这只是看病，不是看人。而我们正在做的不仅是人的工作，更是心的工作。

据了解，目前，上海市检察机关已初步形成了“捕诉防”一体化的未检基本模式，并开始出现向“未检一体化”模式发展的趋势。未成年人不同于成年人犯罪，所犯罪行一般较为简单、犯罪事实较为清楚，因此没有必要像成年人犯罪那样实行捕诉分开，而可以由主办检察官自受理案件起，全程负责案件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诉讼监督以及参与综合治理预防犯罪等工作，以使预防工作更好地融于检察办案过程之中，真正做到一案一防，有案必防，办案紧贴预防。而“未检一体化”，则代表了上海市未检工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趋势，其目的在于建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矫正的多部门、跨部门合作机制，以聚集区域内资源优势，形成挽救合力。具体包括四个着眼点:

一是未检机构职能一体化。打破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职能壁垒，将批捕、起诉、预防、执行(监所检察)，以及民事行政检察、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案件办理等职能，统归未检机构。

二是未检办案模式一体化。打破捕诉交叉的办案方式，由同一检察官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进行个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较为简单，绝大部分涉罪未成年人都会认罪，捕诉交叉制约的意义不大，而由同一检察官承担批捕、起诉、预防职能有利于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

三是司法一体化。公检法司均形成未成年人案件专办机制，提高专业化素能，实现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无缝衔接。

四是社会支持一体化。聚集国家力量(民政、教育、文化、工商、妇联、共青团等)和社会力量(专业社工、志愿者、非政府组织、社区等)，建立健全少年司法的社会支持体系。

严明华检察长告诉记者，从上海未检的发展现状来看，“未检一体化”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未检改革基本上还停留在自下而上的阶段。除上海市外，在大部分省市未成年人检察总体上还只是被视为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的一项“活动”，而不是检察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未检机构建设、未检办案程序、未检特殊办案制度等均有待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此外，由于未成年人检察改革易于引起社会关注，也因此容易出现“形式”重于“实质”的风险。今后未检改革应进一步坚持依法、理性、“儿童中心主义”的原则，避免未检改革的异化，尽快推动独立未检制度的建立，让未成年人真正成为改革的受益者。

以下是我多年来对少年司法的一些切身体会，以及在审判实践中积累的一些做法：

一、创新法庭设置，U型法台更加符合少年审判的需要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少年法庭的工作，首先离不开法庭这一空间物质环境。我院少年法庭率先对法庭的内部布局进行了突破，以便更加符合少年审判的要求。

开庭审判既是法院审判工作的重心，又是决定未成年被告人命运的关键时刻。在这种特殊的法庭环境中，未成年人不可避免地感到紧张、恐惧。未成年人刑事审判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法庭的设置形式也要体现这一原则。我院党组要求少年法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规定”的有关条款，对少年法庭的内部布局进行大胆探索。按照院党组的意见，在主管院长的具体指导下，我们根据未成年被告人多为在校学生，课堂、老师是他们最熟悉的环境这一特点，大胆尝试将法庭变为“课堂”，将1米多高“黑笼子”、“冷板凳”的被告席变为只有70公分高的式样精巧的“课桌”、“课椅”。法台设置以未成年人为中心，形成英文大写“U”字型。色彩是天然木质的暖色，营造出温暖明亮的法庭气氛。合议庭位居圆弧中部，公诉人、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和帮教席分别在同一弧线上，体现了审、控、辩、帮四方既各司其职，又在教育挽救未成年被告人上形成合力。20余年的审判实践证明，这样的法庭设置大大缓解了未成年被告人在法庭上的紧张心理，他们的恐惧感消失了；公诉人、辩护人亦觉得恰到好处，便于执行职务；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长也很感激能在这样的审判环境中跟孩子沟通；出席法庭的帮教人也感到自己是法庭的一员，增强了责任感。我院这样的法庭设置被最高人民法院肯定，也为全国许多法院所效仿。

二、寓教于审，通过法律和爱心让罪错少年迷途知返

每当我看到那些站在刑事被告席上的花季少年，我的心情总是无比沉重。他们的行为危害了社会，毁了自身的前程，也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了不幸和痛苦，更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我作为一名少年法庭的法官，一名共产党员，也作为一位母亲，从哪个角度而言，我都有责任在公正司法的同时，教育、挽救这些失足的孩子。

我认为，少年审判与普通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侧重庭审的教育作用。少年法庭的庭审不仅是一个查明事实，辨法析理的过程，还是一个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教育，使其深刻认识罪行和错误，痛改前非的特殊课堂。因此我院少年法庭一贯非常重视寓教于审的工作，在庭审中特意设置了法庭教育程序，并为此做了大量庭前准备工作。

我曾审理过这样一件未成年人刑事案：5名未成年人将一名女孩诱骗至家中，对其实施了3个多小时的殴打猥亵，致其轻伤。事发后，被害人母亲情绪异常激动，不断地写信给各级领导和各大媒体。一时间，案件的审理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我在冷静分析思考之后，认为首先要安抚好被害人一方的情绪。为此我在双方家长之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沟通，最后，被告人的家长主动表示愿意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足额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被害人家长也为被告人父母真诚忏悔的言行所感动，一改当初要求严惩被告人的态度，出具了对被告人表示谅解并要求从轻处罚的书面意见。

前期工作铺垫好之后，我开始认真布置庭审，以求利用庭审对被告人开展教育。开庭时，在确认被告人有罪后，我请被害人的母亲当庭陈述了女儿遭遇不幸的痛苦。理性的倾诉比严厉的指责更能发人深省，5名被告人当场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们此时此刻已经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危害和创伤。我进一步发挥检察官、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和被告人学校老师的作用，在法庭这样一个特殊的“课堂”里，对被告人进行了法制教育、道德教育、亲情教育和人生观教育。庭审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12点多。此案最后经合议庭评议，判处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经过两年不懈的判后帮教，现在该案的5名失足少年，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在读大专。两年前那个让他们难以忘怀的审判，真正成为了引导他们寻找正确人生方向的航标。

三、准确认定年龄，不枉不纵切实保障案件质量

虽然未成年犯大多属于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大，案情也较为简单清楚，但是要切实保证案件质量，把每一件案子都办成铁案，却需要我们更加认真细致地工作，时刻保持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年龄是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的重要问题，因此，确认被告人年龄这个看似轻而易举的环节，在审判中就显得至关重要，有时需要法官善于从案件的细节中发掘重要信息。我曾经办理过这样一个案子：被告人是未成年女学生，因涉嫌犯盗窃罪被起诉至我院。在庭审中，她本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然而却说不清作案的具体日期，被盗事主因出差在外也无法说清。考虑到16周岁是未成年人的行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的重要年龄界限，关系到罪与非罪，我想无论多麻烦，花再大的精力也要查个水落石出。为此我和检察官多次去侦查机关、失主单位、居委会和被告人家里走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被告人家中的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张被告人十六岁生日当天与全家人的合影，照片中，她身上所穿的紫色上衣正是失主家中被盗的那件外套。最终，由于这名少女实施盗窃行为时未满十六周岁，其行为不构成盗窃罪，检察机关撤回了起诉，避免了一件错案。

实践中也有少数被告人谎报年龄，企图逃避法律的惩罚。2000年11月，我承办的一件盗窃案的起诉书中写到“被告人李某，17岁，1983年5月5日出生，家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图宝山镇”。但我发现，案卷材料中既无户籍证明，也无被告人身份证件，只有一张手写的办案说明，提到了他的出生日期是1983年5月5日。为了核实这一情况，我与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取得了联系。然而，派出所的同志却给了我一个出乎意料的回复：“我们这里只有元宝山镇，而且元宝山镇也不属于红山区。”这一情况引起了我的警觉。再进一步核实其它情况时，被告人的供述也得不到印证。12月10日，为了查清李某的年龄，我和书记员在严寒中冒雪驱车12小时赶到了数百公里外的赤峰。几经周折，走访了当地多个派出所后，我们查到了“李某”的真实姓名和信息。“李某，男，1980年6月17日出生，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大庙乡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盗窃，目前在逃。”最终，我们查明李某作案时已满19周岁。李某试图隐瞒姓名、年龄，假冒未成年人逃避刑事处罚的企图没有得逞，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处罚。为此，我的同事们都说，你这个法官妈妈慈心也有铁面时。

四、宽严相济，细致调解全力化解社会矛盾

基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特殊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也必将有别于普通刑事审判。少年审判以教育、感化、挽救被告人为导向，量刑必然总体上趋于宽缓，即更加强调“宽”。然而，在对未成年被告人从宽判处刑罚的同时，我们应当认真地思考，案件背后的社会矛盾是否通过审判得到了化解?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是否得到了恢复?

因此，在准确定罪恰当量刑的同时，少年法庭的法官应当更加重视调解工作，以弥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力求做到“三个充分”，即“被告人充分认罪、充分赔偿、被害人充分谅解”，实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近日，我审理了这样一件故意伤害案，被告人小利系某小区保安，十六岁生日刚过两天，就因琐事与班长高某发生冲突，致其轻伤。因小利家境贫寒，案发后虽经公安、检察机关多次调解，但未能赔偿高某的治伤损失费，因此高某要求法院严惩小利。通过庭前调查，我发现高某来自北川地震灾区，家庭财产因地震损失殆尽，本案的赔偿款对其重建家园至关重要；然而小利家在河北山区农村，其父在外打工不管家事，其母常年患病，年幼的妹妹还在上学。虽然调解难度很大，但我并未轻易放弃，而是坚持耐心细致地做双方的思想工作，让其换位思考，体会对方的困难。一次又一次的调解工作使被告人的家长深受感动，其经多方筹措终于交来了赔偿款，高某也降低了赔偿要求，谅解了小利，要求法院对被告人小利从轻处罚。看到曾经剑拔弩张的双方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达成了和解，我感到十分欣慰。宣判后，少年被告人的家长特地送来了一面锦旗，上书：“清正廉明，执法如山。”

五、限制前科公开，真诚帮教失足少年

在多年的审判工作中，我深刻地认识到，犯罪未成年人往往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容易受到不良环境影响，人格特征不稳定、可塑性强是他们的突出特点。这就决定了未成年犯罪人具有较大的矫正可能性。为了帮助他们彻底改正错误，重回人生正道，还需在宣判之后，配合执行机关对失足少年进行持续有效的帮教，时刻警醒他们不要重蹈覆辙，并为他们顺利归复社会提供便利条件。我们认为，在跟踪帮教时，如果对失足少年的前科限制公开，将更有利于促进对他们的教育和感化，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复学、升学、就业，维护这些孩子的最大利益。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院少年法庭从10多年前就开始探索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制度。

未成年被告人张某是个十分聪明的孩子，他的父亲在国外做科研，母亲是医生，张某本人也品学兼优。可是在张某16周岁那一年的暑假，他竟然带领三名同学，盗窃10余起，赃款赃物价值人民币1万余元，属于情节严重的犯罪。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忽然成了盗窃犯呢？张某说：“我崇拜英雄，但我不能像董存瑞那样炸碉堡，也不能像欧阳海那样拦惊马，所以我就模仿小说里的侠客劫富济贫。”那些偷来的东西，他一样也没留下，全都分给家庭困难的同学了。

依照法律，张某应当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但考虑到张某作案动机和一贯表现，合议庭对他判处了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宣判后，我没有中断对他的教育，在家长、老师和法官的帮助下，张某的思想取得了很大进步，他更加刻苦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他还拾金不昧，受到了学校的表彰。鉴于他学习成绩优异，又有突出的悔改表现，为了让失足后愿意悔过自新的孩子同样能以自己的努力创造美好的未来，使他不因曾受到刑事处罚而影响到大学的高考，我对张某的前科能否限制公开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尝试。

经向院领导请示后，我主动找到张某所在中学的校长，提出能不能将这名少年犯的前科材料转由我院少年法庭保存。开始，校长明确地说：“不行，出了问题谁负责？”为了打消校长的顾虑，我又到区教委查找有关文件，并由我院出具保存档案的备查函，经过我们主动找校长做说服工作，说明张某的悔罪情况及一贯表现，校长终于被感动，答应了我的请求，并说：“尚法官，我真服了你了，现在我才明白，你审判的少年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考上大学。”后来，张某在全国统一高考中以591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某全国重点大学，一家人欢天喜地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到我院向少年法庭的法官们报喜，并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琢璞为玉育新苗，铁面慈心法官情。”张某大学毕业后，顺利地申请到了赴国外留学深造的机会，他通过贺卡告诉了我这一好消息，这是我那一年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

六、宣传法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少年法庭的法官在做好审判工作的同时，还应当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将少年审判的工作向前延伸，参与青少年法制宣传，帮助提高青少年的遵纪守法意识和法律维权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当今社会的价值标准更加多样化，各种利益诉求也更加多元化，这给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我要求自己不断的学习，逐步完成从经验型法官向专家型法官的转变，努力借鉴他人的经验成果和先进方法，进一步了解新时期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我先后担任了多所学校的法制校长，并和多个街道的社区建立了“少年与家庭法制教育基地”，以《让法律成为我们的信仰——我以守法为荣》、《走进孩子们的心灵——争做教子有方的合格父母》等为题，在本市和全国各地做了数十场法制教育巡回报告，受到师生和家长的肯定和好评。工作之余，我还全面分析总结了现实案例中反映出的家庭教育问题、学校管理问题以及未成年人心理疏导问题等，撰写了《法官妈妈给父母的90个建议》等书籍，积极向社会宣传推广科学的教育方法。

近年来，我还先后应邀参加了在美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所举办的关于预防青少年犯罪和探索人格教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分别以《犯罪的孩子为什么称呼我妈妈？》、《用精心的审判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家长携手挽救失足的孩子》、《女法官与少年犯——中国未成年人审判的理论与实践》等为题做了主题发言。与会的国际同行、专家学者们，在听了我的演讲之后，无不对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少年法庭的工作和中国的法官大为赞赏。与此同时，我也通过这些国际性的研讨会拓宽了视野，虚心地吸收国外同行们在青少年犯罪预防方面的先进做法，运用到我所从事的少年审判工作中去。

一直以来，我始终坚持将少年审判的原则和宗旨具体贯彻到每一个案件当中，做到忠于事实和法律，对每一个未成年被告人负责，对每一个被害人负责。22年来，我共审结未成年人刑事案件826件，无一件被发回重审；共判处少年犯1000余人，其中适用非监禁刑256人。在被判处非监禁刑的少年中，有100余人考入了各类专业学校，22人考上了包括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在内的大专院校，3人考取了研究生，2人出国留学深造，其它人也都自立自强，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重新犯罪率低于1%。

党和国家一贯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胡锦涛总书记于2005年6月语重心长地指出：“要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要明确责任，大力协同，综合防治。通过教育和法制相结合，使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得到明显好转。”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也强调：“少年法庭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必须贯彻好‘坚持、完善、改革、发展’八字方针，做到切实加强对少年法庭工作的领导等‘六个加强’。”少年审判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感化、挽救失足少年的崇高事业，是重塑少年健全人格和优良品行的“希望工程”，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进一步做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对于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效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少年司法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取得了显着的社会效果。我愿与全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者共同携手，为进一步做好少年法庭的工作、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为成长在同一片蓝天下的每个孩子都拥有美好的人生而不懈努力！

第四篇：刑事政策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怎样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之中去？

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积极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充分调动积极因素，凝聚力量、激发活力，进一步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保证。）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思想观念趋于成型，但仍具有较大的可塑性；他们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很强，但鉴别力明显欠缺。赢得青年就赢得未来，我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大学生党员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迫切需要。每一个社会制度或同一社会制度下的不同发展时期，都有相应的核心价值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种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核心价值观，那么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难以形成一种统一的精神力量，就会丧失凝聚力和战斗力，其发展就不可能健康、快速和持续。只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广大学生，才能使其明辨是非、正确区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使其排除干扰、驱除杂念，坚定信仰，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社会转型给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塑造带来客观要求。目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存在的一些负面影响给大学生的价值观带来冲击。一些大学生政治信仰模糊，功利意识严重；一些大学生价值取向扭曲，重物质利益轻无私奉献，重等价交换轻爱心付出；一些大学生知行脱节，对社会主义道德的一些基本内容了解，但实际行动又是另外一种表现；更有不少学生把注意力转向自我，忽视社会发展需要，缺乏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社会转型期也是价值观的反思、裂变、更新和塑造时期，这更使得大学生在价值观方面产生诸多迷茫、困惑和疑问，迫切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强有力的引导。

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的现实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应该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性。既要有稳定的、连续性的内容，又要紧跟时代的发展和大学生自身思想实际的发展。青年学生作为充满理想、活力和激情的优秀群体，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反应快速，对党中央所提出的必须共同遵守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容易接受。实践证明，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教育广大学生，是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重要抓手。因此，高校应该抢占先机，集中力量，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的“先行军”。

2.如何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

答：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看好的，也有唱衰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我们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促进经济增长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也面临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多方面挑战。

一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二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三充分考虑国内外形势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增强政策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3.请谈谈对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认识？

答：“三农”问题可以说是我国社会的一个顽症，政府和各界纷纷对这个困挠了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和社会难题把脉开方，以期能够有所突破，从而推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得到质的飞跃和发展。主要有以下问题：第一、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问题。（从目前实际的情况来看，农村富余劳动力主要是往大城市及其周边卫星城市以及制造业中心地带转移，而我们的政府只要在这一过程中做好以下几件事就够了：

一、做好送工入城的工作。

二、做好接受农民工的工作。

三、农业发展要产业化。）第二、关于农业产业化的问题。第三、要加强基层政府部门在经济建设中的引导作用。

总之解决“三农”问题，既要用老办法，更要有新思路。要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结构调整，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稳步推进城镇化进程；要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根据条件依法、自愿、有偿进行适当的土地流转；要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则，采取新的思路改进对农业和农民的保护，努力增加农民的收入，减轻农民的负担，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

4,请谈谈对当前两岸关系的认识？

尽管两岸关系复杂、困难，有识之士仍然不断努力，希望营造一个互利双赢的局面。大家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一个追求和平与发展、从对抗到对话、从斗争到合作的世纪，也是一个兼顾自由与责任的世纪。两岸关系要能够稳步发展，就要从高处、大处、远处着眼。就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情势而言，下列原则与认识似乎是不可少的：第一，面对现实，做到平等对待与相互尊重。第二，认识到两岸纠纷的复杂性与历史深度，所以两岸问题应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来解决。换句话说，目前要改善、要改良，不是要革命性的变化。

第三，要放弃对抗斗争的思维，迈向与人为善、追求最大共识的思维。换句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多累积善意，多累积成就。第四，双方考虑彼此关系时，少做无谓的政治符号的坚持，多做以人民的价值，人民的福祉未核心考量的事。民众希望两岸安定、繁荣，希望加强交流、增进利益，两岸政府的政策不应违背此一人心与走向。两岸应尽量避免加深对方的主要疑惧第五，双方应当尽量避免加深对方的主要疑惧。大陆最担心的是，台湾从中国永久分离及因此而带来的不利后果；台湾最担心的是被大陆并吞，并丧失自主性。双方在言行上如能避免加深对方的主要疑惧，则两岸关系自有其开展的空间。个人始终认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自由与民主蔚为风潮的时代。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度的文明，也发展出很高的政治智慧。尽管两岸情势复杂，只要双方能够掌握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核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人民、国家和政权的关系摆上正确的位阶，也就是把人民的福祉的考量放在政治权力、政治符号，甚至领土管辖权之上，努力去做，我们相信两岸关系必定可以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来。

第五篇：试析对刑事错案的思考

试析对刑事错案的思考

论文摘要 面对人格尊严和人权的被严重践踏甚至生命的被无辜剥夺，如何减少和抑制刑事错案，着实值得国人思考。建立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制度，能保障人权更好地实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为了避免职权的违法行使和滥用，就要改革司法诉讼制度和加大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论文关键词 刑事错案 沉默权 责任追究

呼格吉勒图案、浙江张高平、张辉叔侄案、浙江的田伟冬、陈建阳案、河南的李怀亮案、福建的吴昌龙案、念斌案、安徽的于英生案„„随着媒体的曝光，这些冤假错案逐渐浮出水面。我们不仅思考，面对一起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为何能一路绿灯地走完了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当然不可否认，刑事错案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不可避免的，但面对人格尊严和人权的被严重践踏甚至生命的被无辜剥夺，如何减少和抑制刑事错案，着实值得国人思考。

分析这些刑事错案的发生，都有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几乎无一不是遭到了残酷的刑讯逼供。在中外法制史上，刑讯逼供现象并不鲜见，尤其古代。但为何人类发展到了现代文明时代，刑讯逼供还依然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刑讯逼供却屡禁不止，我想这与司法制度的落实践行和某些侦查人员的已然行为习惯有关。规范侦查讯问行为，抑制刑讯逼供，对减少刑事错案有着重要意义。

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的非法取证是导致刑事错案的罪魁祸首。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侦查讯问的严格的法定程序，尤其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要求讯问犯罪嫌疑人要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但往往有些侦查人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正式讯问前就已经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的方法获取了所谓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有罪供述，然后再按法律程序走过场，使得刑事诉讼法律法规形同虚设。美国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在关注刑讯逼供问题并于三十年代作了这方面的调查，如美国总统胡佛于1929年5月20曰成立了由前司法部长乔治威克沙姆任主席的“ 全国守法与执法专门委员会”，作了在讯问中使用的刑讯逼供及变相刑讯逼供的 “ 疲劳审讯法” 等。

一、建立沉默权制度，依法保障人权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现行《宪法》第33条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作为本条的第3款。相应地，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尊重和保障人权”加入到刑事诉讼法第2条。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成分表明了我国对人权的基本态度，要求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权，当然刑事诉讼领域也不例外。正确理解和领会刑事诉讼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含义，对于司法实践的正确把握和依法践行至关重要，首先，国家专门机关进行刑事诉讼，要把尊重和保障所以公民的人权作为基本的出发点之一，防止因刑事诉讼而使公民的人权受到侵犯。再次，充分尊重并保障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内的诉讼参与人的公民权利和诉讼权利，除非按照法律的规定必须予以限制或剥夺。最后，要切实做到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因此，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应当慎重不能草率行事，不能随意践踏国家法律，对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者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和刑罚。在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尤其是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依法充分保障其人权和人格尊严，不违法行使和滥用职权，对于减少冤假错案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刑事诉讼是国家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程序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责有无和大小并对应当负刑事责任的人处以应得刑罚的活动，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刑事诉讼法》第2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所以刑事诉讼是一把双刃剑，体现在它既是保护权利最得力的工具，也常常是侵犯人权最厉害的手段，既应当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秩序也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既保证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也应当避免因国家司法权的滥用而使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在刑事诉讼的程序诸如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中，侦查是重要的刑事诉讼程序，同时从已经曝光的刑事错案侵犯当事人权利的行为基本发生在侦查阶段，如何在侦查阶段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人权显得尤为重要。在侦查行为中，如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询问被害人、勘验、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以及采取特殊的手段进行侦查等，司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程序进行，在这些侦查行为中，讯问犯罪嫌疑人往往是错案发生的时间点，因此应加强对审讯活动的法律制度建设和制约机制，以减少和抑制刑讯逼供。如建立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制度。

按照米兰达规则，凡是侦查人员按照该规则事先告知后获取的口供就可以采纳，凡是没有按照该规则进行告知而获取的口供就不可采纳。也就是说，米兰达告知是证明口供自愿性的唯一标准。米兰达规则的确立对减少和避免刑讯逼供、诱供或惧于强权的假供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下犯罪嫌疑人拥有的一项重要权利，体现了保障被告人人权的程序性规则。首先，米兰达规则使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任何人不得在刑事案中被迫对自己作证”即“反对自证其罪原则”更加具体化，同时强化了控方的举证责任，实践中1971年的“哈里斯诉纽约”（Harris vs.New York）案、1975年的“俄勒冈州诉哈斯”（Oregon vs.Hass）案和1999年的弗吉尼亚州里士满（Richmond，Virginia）案就是典型的对米兰达规则的践行。米兰达规则是联合国一项非常重要的司法准则之一，目前很多国家都确立了这一原则。这项制度冲击了一直以来奉行的口供主义的司法传统，促使侦查人员依法行使职权，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二、改革诉讼制度，抑制刑事错案

为了保证我国的司法建设和发展有条不紊的有序进行同时又要避免职权的违法行使和滥用，司法诉讼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分析已经曝光的每一起刑事错案我们看到，这些错案基本上都根源于侦查环节，但刑事诉讼是流水线，侦查只是其中一个环节，那么这些错案又是如何顺利通过检查机关起诉和人民法院审判最后成为刑事司法系统炮制出来的“伪劣产品”的呢？公检法三家是如何把好案件质量关的呢？我国《宪法》第135条和《刑事诉讼法》第7条都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三机关的关系是分工负责相互制约和相互配合。分工负责体现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应根据法律规定的职权，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并且严格依法进行诉讼，不能互相代替更不能超越职权。《刑事诉讼法》第3条第1款规定了三机关的职责，如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拘留、执行逮捕和预审，检察机关的职责是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和所以案件的提起公诉，法院的职权是审判。互相配合体现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三机关的通力协作，互相制约是指三机关的工作互为条件，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对其他机关作出的有关决定提出异议，或者要求其纠正错误，或者重新作出决定。这项刑事诉讼原则是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处理相互关系的准绳，对防止和减少刑事错案防止任何一个司法机关滥用司法权具有重要意义，但遗憾的是，诸多错案的发生，三机关没能很好的践行和遵守这条原则。从中反映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弊端也就是公检法三机关配合有余但制约不足。因此要减少和抑制错案诉讼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如可以出台相关三机关的制约机制和惩罚机制，切实改变审判机关庭审“徒有虚名”的现状，作为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的庭审和司法裁判的真正主体的合议庭（或者独审制的法官）能真正有权认真负责依法审判，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出台相关法律规定，作为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可以对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讨论，不再涉足具体案件中的事实认定问题，事实认定问题理应都由直接审理案件的合议庭法官作出裁判。因此只有让庭审真正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真正独立审判真正让庭审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才能把好错案的最后一道防线。

三、加大错案责任追究，抑制刑事错案

近年来冤假错案的救济机制正在推进，其中一些冤假错案正在或已经获得国家赔偿。从错案赔偿情况来看，赔偿义务机关多为法院，佘祥林案涉及的赔偿义务机关除了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有京山县公安局及京山县雁门口镇政府，如呼格吉勒图冤案被无辜判处死刑并执行，获得国家赔偿205万元；赵作海案被无辜关押11年，获得国家赔偿65万元，赔偿义务机关为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徐辉强奸杀人案被关押16年，获得国家赔偿157万元，赔偿义务机关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叔侄案被关押10年获赔221万，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是赔偿义务机关；赵艳锦案被关押10年获赔63万，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佘祥林杀妻案被关押11年，获赔90万；王本余案被关押18年获赔150万，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是赔偿义务机关；李怀亮案被羁押近12年获赔98万，由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于英生杀妻案被关押17年被赔偿100余万，等等。刑事错案给当事人造成了巨大的人身（有些甚至已被剥夺生命）和精神损害，只有救济机制国家赔偿是远远不够的。要让人民群众从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离不开对责任的追究和对刑事错案的反思。我国近年出台了关于错案追究的意见，如中央政法委的《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和最高检的《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等，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180多项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其中“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尤其是“终身”二字格外引人关注。但司法实践中还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一些地方如河南、云南和广西等少数省的高院出台了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办法，如河南省高院在2012年出台了《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试行）》，首推终身问责制，即奉行“谁办案，谁就要负责一辈子”的理念。首先，要明确的就是谁是冤假错案的一手炮制者？谁是造成刑事错案的责任主体？可以依过错原则及权责对等原则，综合错案的形成原因区分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对责任主体进行认定。其次，是刑事错案的问责机构，当然理论界目前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可以设立全国统一的错案责任追究委员会，追究相关司法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有的认为可以在每一上级院设立纪律委员会，进行惩戒和弹劾，等等，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实践。再者，错案责任承担方式，是承担民事责任、纪律责任还是刑事责任。刑法规定了如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和徇私枉法罪等，《公务员法》、《检察官法》等规定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六种行政处分方式。最后，是错案责任追究程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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