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

第一篇：浅析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

浅析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

摘 要：现在虽然在大力度的进行反腐工作，但是对腐败犯罪所保持的高压态势似乎是收效甚微。当然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不能只把责任推到反腐败刑事政策身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行的反腐败刑事政策确有改进的空间。要使我们的反腐败刑事政策又严又厉，应当根除在以前的工作中擅自提高立案标准、擅自对不同级别的官员设立不同的立案标准和擅自制造宽大理由的思想与此类行为。真正做到综合治理，惩防兼具。民意在政策认同、改革动力和参与配合方面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反腐败形势政策；政策弊端；改进建议

一、我国现行反腐败刑事政策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现行的反腐败刑事政策

1、对腐败犯罪进行严厉惩处，对腐败犯罪处于高压状态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此后，这一基本的治国方略，正式写入宪法。依法治国，重点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在反腐败立法方面，无论是从构罪的要件上还是与之相配套的刑罚适用，都不可谓不严厉。不仅在反腐立法方面构建严密的刑事法网，而且党在下发的各种关于反腐的通知中，在字里行间都透漏着严惩腐败的决心。

2、坚持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原则，严格依法办案

这一刑事政策的出处在1989年3月29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中。

3、对大案要案采取非常规措施，即“抓大放小”

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强调,在斗争中, 重点要明确,“对一般案件和重大案件,重点抓重大案件”,“要集中力量抓紧处理大案要案”。一些司法文件中,不时有“集中精力查办大案”、“狠抓大案”、“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大案要案”等求和部署。一些地方执法机关以刑法1997年确定的立案标准(一般5000元)已经不合情势,要集中力量查办大要案等为理由,在内部大幅度提高立案标准,规定受贿5万元人民币以下一不予查处。

4、惩治与预防并举，更加注重预防

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其中第二项任务就是“要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统筹推进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等各项工作的基础上，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努力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提高预防腐败能力和水平。”坚持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政策,不断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把反腐倡廉融入各项工作之中,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领域,这是我国反腐败工作的一大特色。

5、轻轻重重，宽严相济

针对腐败犯罪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该宽则宽，该严则严，有宽有严，宽严适度；“宽”不是法外施恩，“严”也不是无限加重，而是要严格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刑事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此一刑事政策可以实现打击和教育挽救的双重目的。

（二）我国现行的反腐败刑事政策的弊端

现在虽然在大力度的进行反腐工作，但是对腐败犯罪所保持的高压态势似乎是收效甚微。当然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不能只把责任推到反腐败刑事政策身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行的反腐败刑事政策确有改进的空间。

1、虽然对于打击反腐败犯罪总是在“重拳出击”，刑罚显得相当严厉，但是却严而不厉

不少刑法学者一直在倡导制定一套原本是要严厉的刑罚，而要追求“不厉”的效果。但是放在反腐败的刑事政策思想中，笔者认为既要严又要厉。某些腐败犯罪的罪名不少，规定的也不是不严厉，但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却是隐性的拉高了构罪的门槛，这与我们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思想不无关系。例如，我国规定的某些入罪标准过严、过窄,大量的实质性的犯罪行为逃脱了法网。

2、狠抓大案,但有轻纵小案的弊病

在当前反腐败的严峻形势下,坚持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这是在“效益原则”的选择方面的必然。但是不少地方把狠抓大案要案等同于放弃“查处小案”,致使较多的腐败案件因为尚属“小案”而被人为放纵,大量的“犯罪黑数”被隐藏了起来,严重影响了惩治腐败的整体效果。如果一味地追求查办大案,而放弃查办一般案件,势必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陷入这样一种悖论:对大案、要案的查处体现了打击力度,可是案件数量和案值的增加却反映出犯罪分子并未被震慑。

3、坚持慎重办理反腐败案件这是值得赞同的，但是为了迎合这一刑事政策而被其束缚了手脚，则就违背了这一刑事政策的初衷

腐败案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花样翻新，随之带来的就是腐败案件的高智商性、隐蔽性，对其判断会是很困难，如果仍然还是一味坚持过于慎重的刑事政策，会“贻误战机”，对打击腐败案件将是十分的不利。表现如过于谨慎的偏差反映在对反贪侦查的控制太过严格。法律赋予的侦控手段十分软弱,侦控腐败案件最为有效的技术侦查、诱惑侦查等手段,至今未直接赋予检察机关。当然，任何事情都是要讲究一个“度”字，切不可矫枉过正。

4、惩防并举中，“防”很欠缺

坚持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政策,不断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把反腐倡廉融入各项工作之中,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领域,这是我国反腐败工作的一大特色。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从惩治和预防两者比较来看,无论是人力资源的投入,还是法律制度的保障,预防这一手显得明显薄弱。虽然我国于2007年9月13日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但其作用主要是有利于协调各部门预防腐败的相关工作、有利于拓展工作领域、建立反映廉政状况的指标体系和腐败预警机制。在真正预防腐败的领域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改进的建议

（一）反腐败刑事政策要又严又厉

要使我们的反腐败刑事政策又严又厉，应当根除在以前的工作中擅自提高立案标准、擅自对不同级别的官员设立不同的立案标准和擅自制造宽大理由的思想与此类行为。通过立法降低腐败犯罪的构罪标准,采取定性不定量的立法模式,严密刑事法网,提高入罪率。“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1]反腐败必须严密刑事法网,这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的共识。严格执法,提高贪污贿赂犯罪的查处率。我们要发挥刑罚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就必须使腐败成为一种“高风险、低回报”的活动。要在办案过程中提高对腐败犯罪的侦控效能。为加强惩治腐败的力度,应在立法上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监听、控制下交付、诱惑侦查等特殊侦查手段全面纳入刑事诉讼法中。

（二）真正做到综合治理，惩防兼具

在进行综合治理过程中要坚持多措并举，完善防止腐败的各种配套措施。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权力缺乏监督制约是造成我国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加强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推进政务信息公开方面的立法，建立强制性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和完善财产实名制和财产申报制度。同时要加强国家预防腐败局在预防腐败方面的实在的权力。

（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在反腐败方面有所取舍

在反腐败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最为关键的是正确把握宽严的衡量标准。虽然腐败犯罪的数额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但也有一个参照其他情节的问题,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与案件密切相关联的其他情节极为重要。

（四）门槛威慑的刑事政策

通过适当降低贪污贿赂的定罪标准,合理设定并严格执行贪污贿赂的惩治范围,以造成对这类犯罪强大的威慑力,达到充分打击和有效遏制贪污贿赂犯罪的目的。

（五）反腐败刑事政策要充分考量民意

民意在政策认同、改革动力和参与配合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在反腐败斗争之中没有老百姓的参与那是没有持久力的。因此在制定刑事政策的时候要倾听人民的声音。

参考文献：

[1]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57页。

作者简介：张兴，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刑法学研究生；焦毅，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干警。

第二篇：刑事政策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怎样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之中去？

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积极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充分调动积极因素，凝聚力量、激发活力，进一步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保证。）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思想观念趋于成型，但仍具有较大的可塑性；他们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很强，但鉴别力明显欠缺。赢得青年就赢得未来，我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大学生党员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迫切需要。每一个社会制度或同一社会制度下的不同发展时期，都有相应的核心价值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种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核心价值观，那么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难以形成一种统一的精神力量，就会丧失凝聚力和战斗力，其发展就不可能健康、快速和持续。只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广大学生，才能使其明辨是非、正确区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使其排除干扰、驱除杂念，坚定信仰，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社会转型给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塑造带来客观要求。目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存在的一些负面影响给大学生的价值观带来冲击。一些大学生政治信仰模糊，功利意识严重；一些大学生价值取向扭曲，重物质利益轻无私奉献，重等价交换轻爱心付出；一些大学生知行脱节，对社会主义道德的一些基本内容了解，但实际行动又是另外一种表现；更有不少学生把注意力转向自我，忽视社会发展需要，缺乏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社会转型期也是价值观的反思、裂变、更新和塑造时期，这更使得大学生在价值观方面产生诸多迷茫、困惑和疑问，迫切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强有力的引导。

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的现实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应该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性。既要有稳定的、连续性的内容，又要紧跟时代的发展和大学生自身思想实际的发展。青年学生作为充满理想、活力和激情的优秀群体，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反应快速，对党中央所提出的必须共同遵守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容易接受。实践证明，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教育广大学生，是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重要抓手。因此，高校应该抢占先机，集中力量，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的“先行军”。

2.如何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

答：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看好的，也有唱衰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我们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促进经济增长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也面临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多方面挑战。

一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二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三充分考虑国内外形势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增强政策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3.请谈谈对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认识？

答：“三农”问题可以说是我国社会的一个顽症，政府和各界纷纷对这个困挠了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和社会难题把脉开方，以期能够有所突破，从而推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得到质的飞跃和发展。主要有以下问题：第一、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问题。（从目前实际的情况来看，农村富余劳动力主要是往大城市及其周边卫星城市以及制造业中心地带转移，而我们的政府只要在这一过程中做好以下几件事就够了：

一、做好送工入城的工作。

二、做好接受农民工的工作。

三、农业发展要产业化。）第二、关于农业产业化的问题。第三、要加强基层政府部门在经济建设中的引导作用。

总之解决“三农”问题，既要用老办法，更要有新思路。要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结构调整，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稳步推进城镇化进程；要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根据条件依法、自愿、有偿进行适当的土地流转；要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则，采取新的思路改进对农业和农民的保护，努力增加农民的收入，减轻农民的负担，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

4,请谈谈对当前两岸关系的认识？

尽管两岸关系复杂、困难，有识之士仍然不断努力，希望营造一个互利双赢的局面。大家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一个追求和平与发展、从对抗到对话、从斗争到合作的世纪，也是一个兼顾自由与责任的世纪。两岸关系要能够稳步发展，就要从高处、大处、远处着眼。就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情势而言，下列原则与认识似乎是不可少的：第一，面对现实，做到平等对待与相互尊重。第二，认识到两岸纠纷的复杂性与历史深度，所以两岸问题应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来解决。换句话说，目前要改善、要改良，不是要革命性的变化。

第三，要放弃对抗斗争的思维，迈向与人为善、追求最大共识的思维。换句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多累积善意，多累积成就。第四，双方考虑彼此关系时，少做无谓的政治符号的坚持，多做以人民的价值，人民的福祉未核心考量的事。民众希望两岸安定、繁荣，希望加强交流、增进利益，两岸政府的政策不应违背此一人心与走向。两岸应尽量避免加深对方的主要疑惧第五，双方应当尽量避免加深对方的主要疑惧。大陆最担心的是，台湾从中国永久分离及因此而带来的不利后果；台湾最担心的是被大陆并吞，并丧失自主性。双方在言行上如能避免加深对方的主要疑惧，则两岸关系自有其开展的空间。个人始终认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自由与民主蔚为风潮的时代。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度的文明，也发展出很高的政治智慧。尽管两岸情势复杂，只要双方能够掌握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核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人民、国家和政权的关系摆上正确的位阶，也就是把人民的福祉的考量放在政治权力、政治符号，甚至领土管辖权之上，努力去做，我们相信两岸关系必定可以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来。

第三篇：论文.浅谈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完善第一稿

浅谈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完善

摘要：腐败问题长期影响着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遏制腐败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重点关注的命题。近年来，我国逐步开展反腐败体系改革，法律界逐步开展了反腐败刑事法治的进程。本文主要对当前我国反腐报法律体系的现状进行简要概述，并对当前防腐败刑事法治存在的主要三个问题：对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存在缺陷、反腐败司法机构作用的弱化和相关配套措施和制度不健全，提出通过更新反腐败法治理念，定罪量刑标准化，完善反腐败司法制度建设和加强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国际合作来完善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反腐败；刑事法治；定罪；司法机构

2013年3月1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五年来，积极参与反腐败斗争，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13.8万件，判处罪犯14.3万人。这惊人的数字一方面反映出我国反腐力度强大，取得了好的成绩，但同时也说明我国反腐任重而道远。本文对对当前我国反腐报法律体系的现状进行简要概述，并对当前防腐败刑事法治存在的主要三个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完善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相关措施。

二、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现状

（一）腐败产生的法理分析

李晓明教授的研究表明，“我国的理论界、实务部门以及现行的法律法规至今也未对腐败的概念作出明确表述”①，但是腐败的现象古已有之，并且对于腐败基本的内在属性都有着相同的看法。在法理层面剖析腐败的内在属性，可以从腐败的涉权力性、腐败的利益导向和腐败的非规范性三个层面对“腐败”做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界定。

腐败的涉权力性。这一属性是所有腐败定义中的一个共同的属性。腐败与权 ① 李晓明：《控制腐败法律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力之间有一种必然性关联，即只要是腐败就一定是权力的腐败，同样只要存在权力的地方便存在着腐败的潜在可能性，只要可能性满足，权力就必然会蜕变成腐败。这是因为权力主要是一种涉及利益分配的支配性力量，权力所分配的社会资源必定具有稀缺性。因此，只要是存在对稀缺资源进行分配的地方，就一定会存在着腐败现象的影子。社会资源的分配需要服从某种公正原则，同样权力正是在这种公正原则的指引之下运作，才是真正的权力，否则便是一种变态的权力，就是一种权力蜕变了的腐败。而只要人类社会无法消除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只要稀缺的社会资源的分配需要权力来完成，腐败问题就注定会是人类社会的永恒问题。

腐败的利益导向。权力是作为利益分配的手段性因素，而利益是权力配置社会资源过程中的目的性因素，即权力与利益之间存在一种法理关系，这种关系的智慧在于一种恰当的平衡性。针对怎样的利益，便需要相应的权力进行分配，如果权力分配的利益出现了失衡，那么权力很可能就会蜕变为腐败的因子；同样，如果权力并不足以支撑起相应利益的分配，那么虽不会出现腐败问题但却会产生比腐败问题更加严重的“利益纷争”的恶果。

腐败的非规范性。权力是腐败的手段性因素，利益导向是权力向腐败蜕变的实质性因素，但仅仅是这两个因素，并不能够必然得到腐败的完整概念，需要必须引入第三个变量，即非规范性，才能够真正地得到一个完整的腐败的描述性概念。当今法治时代的突出特点在于实证法取代了自然法成为规范人们外在行为的准则，同时程序正当取代了实质正当成为衡量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当涉权力性、利益导向和非规范型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能够认定一个行为或现象是腐败的。

（二）反腐败法律体系的立法

由于我国具有较为特殊的政党制度，因此我国反腐败的大量规范文件都体现为党内文件当中，例如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2005年印发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②。尽管从实现效果上来看，这些党内的规范性文件，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同时从近些年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件来看，这些党内规范文件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准法律法 ② 夏赞忠：《中国廉政法律机制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规”的作用。但是，从法律规范的效力层级来看，这些党内规范性文件毕竟在效力和权威方面远远逊色于国家立法。

除了相较于这些党内的规范性文件之外，我国在反腐败立法层面存在着分散性的特点，即没有统一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反腐败法。在我国现行的有关反腐败治理的立法当中，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等中的相关规定和若干司法解释。这些国家层面的正式立法，在反腐败的实践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当它们被纳入到整体反腐败法律体系的系统考量中，便显得零散与不足。

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立法进程方面，作为规定国家整体宪政架构的宪法尚未处于正常的实施状态。虽然我国在引入市场经济之后，通过修正案的形式对宪法做出了四次较大规模的修改，但是宪法作为规定国家整体宪政架构的根本法，目前处于尚未实施的尴尬境地。而我国目前现阶段的大量腐败案件，很多情况下是在权力分配不明确、权力监督不到位、权力制约缺乏的情况下产生的，如果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层面的腐败问题，或许当务之急便是启动中国宪法的规范化运作。因为唯有宪法规范化的运作，才能保证国家的权力架构完整有效有序运行。

（三）现阶段反腐败的法律制度

首先在刑事定罪方面，《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生效后，最高立法机关先后颁行了《刑法修正案

（六）》、《刑法修正案

（七）》及《刑法修正案

（八）》三个刑法修正案，基本实现了反腐国际公约的国内法转化。反腐涉及的罪名包括刑法分则用专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罪”（第八章）、“渎职罪”（第九章），以及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型经济犯罪（第三章第四节）、职务侵占型侵犯财产罪（第五章）。另外，在2002年12月颁行的《关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2006年颁行的《刑法修正案

（六）》，2007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七）》，2011年颁行的《刑法修正案

（八）》和2013年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都对出现的新型腐败加以规制，其中包括将渎职罪主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了扩大解释，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扩展至“贪污贿赂犯罪”，将贿赂范围由“财物”扩展至“财产性利益”，规定了新型受贿犯罪、跨国商业犯罪等条款。其次在刑事处罚方面，贪污贿赂犯罪中，贪污罪、受贿罪的最高法定刑均为死刑；挪用公款罪、行贿罪，最高法定刑均为无期徒刑；在渎职犯罪中，询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放纵走私罪等罪名，最高法定刑均为有期徒刑巧年，其余大量的腐败犯罪，最高法定刑均达到有期徒刑7年或10年；《刑法修正案

（七）》还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提高到有期徒刑10年。在最近“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中，还首次明确了实施渎职行为并收受贿赂的应当数罪并罚；食品药品渎职犯罪从严惩。可见，我国刑罚在惩治腐败犯罪领域是非常严厉的。

第三，从刑事追诉程序方面来看，2013年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为履行《公约》之义务，不仅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为《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有助于引渡外逃官员的国际合作”③，还赋予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权，增设了外逃贪官赃款没收程序，“这使我国刑事程序法与《公约》更加衔接，使司法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手段更加有力，对于我国惩治腐败和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④。

三、反腐败刑事法治存在的问题

（一）对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存在缺陷

我国刑法以犯罪数额作为确定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的定罪和量刑的重要标准，不仅限定了腐败犯罪的打击和惩治的范围，而且这一定罪量刑机制十分机械、不科学和具有片面性。将腐败行为与数额量化指标挂钩，不仅作为确定罪与非罪的界限标准，而且作为确定罪重和罪轻的界限，这种机械的定罪量刑标准不科学的、不平等的、不严肃并且还会产生负作用。以我国《刑法》第383条之规定为例，关于贪污罪的处罚分为四个档次，详见表1。

表1我国《刑法》第383条规定的犯罪数额和相应处罚

犯罪数额

不满5000元

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 ③④

处罚

情节较轻的，仅处行政处分；

情节较重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郝建臻：《<刑事诉讼法>修改有利于反腐败斗争》，《中国纪检监察报》2012年4月6日

王佳：《<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反腐意义与展望》，《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 10万元以上

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并处没收财产；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没收财产。10年以上有期或无期徒刑，可并处没收财产；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没收财产。

从表1可以得知，刑法383条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处罚是“数额+情节”的双重标准，而且犯罪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在处罚上进行了“一刀切”的规定。

一方面，将犯罪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将定罪处罚与金钱划上等号，有贬损人的价值之嫌，而且以贪污贿赂10万元作为死刑法定最低起刑点（附加条件是“情节特别严重”），在实践中完全可能出现贪污贿赂10万元与贪污贿赂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最终量刑的结果可能一样。这种不平等是以行为人生命为代价。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或贫困地区，经济收入和待遇差距很大，如果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犯罪与刑罚，这也是一种在法律而前不平等的表现。这种刑罚的设定容易导致犯罪数额和情节相差悬殊的案件在量刑上，要么难以拉开档次，要么大相径庭。也有学者对我国贪污贿赂案件的量刑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我国贪污受贿案件的量刑不均衡是绝对的、占主导的，均衡是相对的，占极少数的结论⑤。

我国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设置的刑罚是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同时对部分犯罪规定了财产刑和死刑，但并未设置罚金刑和资格刑。从近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关于贪污贿赂及相关职务犯罪的数据来看，犯罪数额在不满5万元的并未设置任何的财产刑，而犯罪数额在5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就附加了没收财产刑。在刑罚体系中没收财产刑较之罚金刑更为严厉，附加在较重的主刑之后。这种在犯罪数额上相差无几而在犯罪情节上出入较大的贪污罪、贿赂罪的处罚中，直接越过罚金刑而适用没收财产刑的设置值得商榷。

（二）反腐败司法机构作用的弱化

经侦查结案确认构成犯罪的腐败行为均应进入司法审查程序，通过严格的司法程序对腐败犯罪行为作出刑事法律评价。由于刑事司法的刚性不足，立案、审查起诉、审判乃至刑罚执行环节的不可避免性欠缺，影响了刑事法律在反腐败中应发挥的作用。

⑤ 宋云苍.贪污贿赂案件量刑均衡问题研究[C].陈兴良刑事法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9卷：390 腐败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立案环节是刑事法律对某一腐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最初评价。在这一环节，可能出现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和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两种不当情形。对于没有实名举报人和控告人的腐败犯罪线索，内部监督具有监督主动性不强、监督力度薄弱的先天不足，在外部监督缺位的状态下，即使已经达到立案条件，也存在难以立案从而难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可能性。

在审查起诉环节，可能出现起诉和不起诉两种处理结果。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即酌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制度对已经构成犯罪的腐败行为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属于终局性的刑事法律评价，作出决定的过程应符合司法规律。酌定不起诉决定主要通过检察机关内部封闭程序作出，缺乏向社会公开、由社会监督评判的制度渠道，公开性明显不足，受到的外部制约力较低，导致将本应起诉的案件作酌定不起诉处理的可能性增大，不符合司法程序的基本要求。社会公众难以了解作出酌定不起诉的理由、过程，难免产生非议，影响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力。

在审判环节，法院对职务犯罪的裁判存在着量刑轻缓化的趋势。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对于法院审判结果的监督、纠正力度不足。2009年5月至2010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专项检查活动发现，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116424名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其中，渎职侵权案件高达85%，而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案件已被判决总数的2.68%。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接近70%的职务犯罪分子在审判环节没有受到刑事法律的实质性惩处，其中，检察机关仅对少数案件提出抗诉，法律权威、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三）反腐败相关配套措施和制度不健全

反腐败刑事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离不开其他反腐败制度和措施建立和实施，这些制度和措施包括行政管理制度、经济管理制度和职业道德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当前这些相关配套措施和制度并不健全。

首席那公务员管理制度的不健全和不完善，立法滞后于形势的发展。长期以来，专门管理公务员队伍的法律机制欠缺，问责制等措施不完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和国外资产报告制度，迟迟不能出台。

其次，行政管理制度在堵塞漏洞，防比腐败方而，还存在许多问题。对公共财产管理和公共采购管理的法制化建设方而，尤其是建立透明、公开和程序简化原则的行政管理制度上还有不少欠缺。

第三，在加强经济领域的管理和监督，相应的制度和措施不完善。没有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现代会计、财务和审计制度和标准，在防n利益冲突方而没有配套的法律法规。

第四，反腐败的工作机制不健全。如反洗钱工作机制，监测现金和票据的流通特别是跨境流转机制、预防和监测犯罪所得的转移机制、强化账户监管机制等，以及有关部门和人员如何与司法机关协作与配合机制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机制等，目前虽然处于逐步健全和完善阶段，但仍需努力。

四、完善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措施

（一）更新反腐败法治理念

刑事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更深层意义上来看，刑事法治是法治国家的基石之一。因此，推进反腐败法治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贯彻刑事法治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建设法治国家，首先，必须构建和完善刑事法治体系。刑事法治要求立足国情的刑事立法。其次，在司法上要求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平衡。实体正义具有明显的道德性，人们倾向用道德的标准来判断案件的判决结果是否正义，而程序正义追求是的“看得见的正义”，要求用以解决争端的法律程序必须公正、合理。

（二）定罪量刑标准化，增强执行力度

定罪与量刑是刑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定罪量刑标准的明确又是突破量刑不均衡这一瓶颈的关键。基于此，可以从立法上取消贪污罪、受贿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由“确定数额加犯罪情节”改为“概括数额加犯罪情节”，对定罪量刑做出原则性的规定，这就首先打破了在数额上设置的确定的屏障。同时，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考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接受程度等因素的基础之上，针对贪污贿赂犯罪中的数额标准做出科学的司法解释。同时在解释中明确规定一定时期内相对合理的数额幅度，并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结合不同地域经济状况，在上述规定的数额幅度内选定相应的定罪处罚数额标准。这样，各地区可以根据其自身的特点、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刑事政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确定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数额和处罚力度。此外，在完善量刑立法的同时还应该关注量刑程序，实现程序正义。如对量刑程序做出详细的规定、量刑的理由在判决书中得到充分的展现等，以此来避免法官的暗箱操作。这种做法既从宏观上保证了法律的统一实施、彰显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又从具体操作上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罪刑失衡的难题。

（三）完善反腐败司法制度建设

对检察机关而言，社会监督既是对检察权的监督和制约，也是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支撑和保障。社会监督体现了权力来源，是终极性的监督，同时可以倒逼司法工作人员法治思维的养成。因此，在反腐败刑事法治司法制度建设层面根本保障在于加强社会监督。

建立社会关注案件线索立案审查公开答复制度。检察机关对于虽无实名举报人，但网络和媒体披露的事件明显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线索，应纳入立案审查范围，主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争取社会公众对立案审查过程的监督。建立线索监控机制，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对线索办理情况进行监控。建立公开答复机制，检察机关发现媒体、网络反映的案件线索后，应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告知社会检察机关已经注意到媒体、网络的声音，将依法处理案件线索，避免事件发酵。在侦查部门移送立案决定书或不立案决定书之日起三日以内，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应向社会公布是否立案的决定、理由和法律依据。对于虽不构成犯罪，但需移交党政机关进行纪律处分、行政处罚的，应公布移交情况。对于属于错告的，应为被调查人澄清事实。对于属于诬告陷害的，应当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建立职务犯罪酌定不起诉公开决定制度。就职务犯罪酌定不起诉程序而言，应遵循司法程序公开原则，加大社会监督力度。可以建立公开听证机制，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提出酌定不起诉意见之前，应公开听取侦查机关、被害人和诉讼代理人、辩护律师的意见以及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决定是否向检察委员会提出酌定不起诉的意见。还可完善公开宣布机制，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一百七十四条和《刑诉规则》第四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不起诉的决定，应由人民检察院公开宣布。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完善关于公开宣布的规定，规定提前三日公告宣布的时间和地点，传唤犯罪嫌疑人并通知侦查机关、被害人以及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到场，允许社会公众旁听，公开宣布决定。

终局性法律文书包括人民法院的裁定、判决和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终局性法律文书应依据司法公开原则，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向社会公开，由社会公众监督终局性法律文书是否适当以及是否得到执行。

（四）加强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国际合作

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上，我国的法治立场是，己经在国内生效的国际法并不能直接成为我国司法机关裁判的依据，而需要转化为国内法才能成为我国司法裁判的规范。有鉴于此，我国必须做好反腐败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衔接。根据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的实践情况，以反腐败国际法的规定为标准。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关于治理腐败最完整且具全球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的国际法律文件，对腐败犯罪的界定、腐败利益的剥夺及反腐败国际合作问题作了严谨规定，不仅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法律指南，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倡导了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和长远策略。

该公约确定的9种腐败犯罪行为基本上被我国刑法所包括，但从总体来说，我国刑法的规定与《公约》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公约》较中国刑法的规定更为宽泛。为更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完善我国反腐败的刑事法律体系，我国应该以我国参加或批准的有关国际反腐公约为基本依据，同时借鉴世界各国反腐败的经验和做法，并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刑法中有关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的法律条文进行修订，使反腐败的法网更加严密也更加科学有效。

五、结语

法治的前提是立法，并且通过司法系统执行来达到良好的效果。当前，我国的反腐败体系改革正逐步进行，对其刑事法治的完善，解决腐败问题，需要通过完善立法建设、机构建设和职能建设来强化合作，扩大外部合作，将现行的法律进行综合的运用，提升能力、提高效率，取信于民，形成反腐败的社会氛围，腐败势头将得到有效遏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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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国刑事审判程序

法庭调查主要针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核实。具体程序包括:

1.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如果有附带民事诉讼,再由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宣读附带民事诉状。

2.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分别进行陈述。

3.讯问、发问当事人。

（1）公诉人讯问被告人。

对于共同犯罪案件的被告人,应当分别进行讯问。合议庭认为必要时,可以传唤共同被告人同时到庭对质。

（2）发问被告人。

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准许,可以就公诉人讯问的情况进行补充性发问。

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准许,可以就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事实向被告人发问。

经审判长许可,被告人的辩护人及法定代理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可以在控诉一方就某一具体问题讯问完毕以后向被告人发问。

（3）控辩双方经审判长准许,可以向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发问。

特别关注：

1.审判长对于控诉和辩护双方讯问、发问被告人、被害人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告人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讯问、发问的方式不当的，应当制止。

2.对于控辩双方认为对方讯问或者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讯问、发问的方式不当并且提出异议的,审判长应当判明情况，予以支持或者驳回。

（4）审判人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被告人、被害人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告人讯问或者发问。

4.出示、核实证据。

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公诉人对指控的每一起案件事实,经审判长准许,可以提请审判长传唤证人、鉴定人、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出庭作证,或者出示证据,宣读未到庭的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的书面陈述、证言、鉴定结论及勘验、检查笔录。

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准许,也可以分别

提请传唤尚未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和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出庭作证,或者出示公诉人未出示的证据,未宣读的书面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及勘验、检查笔录。

被告人、辩护人、法定代理人经审判长准许,可以在起诉一方举证提供证据后,分别提请传唤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或者出示证据、宣读未到庭的证人的书面证言、鉴定人的鉴定结论。控辩双方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向法庭出示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应当向审判长说明拟证明的事实,审判长同意的,即传唤证人或者准许出示证据。审判长认为与案件无关或者明显重复、不必要的证据,可以不予准许。

（1）询问证人、鉴定人。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①未成年人;②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③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④有其他原因的。

证人到庭后,审判人员应当先核实证人的身份、与当事人以及本案的关系,告知证人应当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

证人作证前,应当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名。

向证人发问,应当先由提请传唤的一方进行,发问完毕后,对方经审判长准许,也可以发问。鉴定人应当出庭宣读鉴定结论,但经人民法院准许不出庭的除外。

鉴定人到庭后,审判人员应当先核实鉴定人的身份、与当事人及本案的关系,告知鉴定人应当如实地提供鉴定意见和有意作虚假鉴定要负的法律责任。

鉴定人说明鉴定结论前,应当在如实说明鉴定结论的保证书上签名。

向鉴定人发问,应当先由要求传唤的一方进行,发问完毕后,对方经审判长准许,也可以发问。特别关注：询问证人应当遵循以下规则:①发问的内容应当与案件的事实相关;②不得以诱导方式发问；③不得威胁证人;④不得损害证人的人格尊严。

这些规定也适用于对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被告人、鉴定人的讯问、发问或者询问。

特别关注：审判长对于向证人、鉴定人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发问的方式不当的,应当制止。对于控辩双方认为对方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发问的方式不当并提出异议的,审判长应当判明情况予以支持或者驳回。

审判人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询问证人、鉴定人。

证人、鉴定人不得旁听对本案的审理。向证人和鉴定人发问应当分别进行。证人、鉴定人经控辩双方发问或者审判人员询问后,审判长应当告其退庭。

（2）出示、宣读证据

当庭出示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应当先由出示证据的一方就所出示的证据的来源、特征等作必要的说明,然后由另一方进行辨认并发表意见。控辩双方可以互相质问、辩论。公诉人应当按其开庭前向人民法院送交的证据目录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进行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笔录、鉴定人鉴定结论以及勘验、检查笔录等其它证据,应当当庭宣读。特别关注：公诉人要求出示开庭前送交人民法院的证据目录以外的证据,辩护方提出异议的,审判长如认为该证据确有出示的必要,可以准许出示。如果辩护方提出对新的证据要作必要准备时,可以宣布休庭,并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辩护方作必要准备的时间。确定的时间期满后,应当继续开庭审理。

5.调取新证据。

（1）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特别关注：

1.当事人和辩护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应当提供证人的姓名、证据的存放地点，说明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要求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理由。审判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认为可能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应当同意该申请，并宣布延期审理；不同意的，应当告知理由并继续审理。延期审理的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延期审理的时间不计入审限。

2.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辩护律师在提供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时，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向人民检察院调取该证据材料，并可以到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该证据材料。

（2）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合议庭对于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该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时,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必要时,可以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

（3）人民法院可以向检察院调取需要调查核实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辩护人、被告人的申请，向检察院调取在侦查、审查起诉中收集的有关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检察院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要求调取证据材料决定书后三日内移交。

（4）当庭出示的证据、宣读的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等，在出示、宣读后，应即将原件移交法庭。对于确实无法当庭移交的，应当要求出示、宣读证据的一方在休庭后

三日内移交。

特别关注：对于在法庭上出示、宣读、播放未到庭证人的证言的，如果该证人提供过不同的证言，检察院应当将该证人的全部证言在休庭后三日内移交。如果发现该证言与庭审调查认定的案件事实有重大出入，可能影响正确裁判的，应当决定恢复法庭调查。

第五篇：刑事政策

推进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是增强综合国力，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优化文化经济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扩大内需的必然要求。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文化体制改革、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广阔的文化市场，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提供了条件。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必须构建现代化文化产业体系，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快科技创新，拓展和扩大文化消费市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具有重大意义发展文化产业是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举措。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一个国家即使有繁荣的经济，若没有文化支撑，其强国地位也难以确立和巩固。当前，我国国民的科学素质、人文素养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进程还不相适应，这就需要在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更好发挥文化在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和人文素养中的积极作用，为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文化元素，从而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经济社会越是发展，物质生活越是富足，追求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以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就越发成为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生活也得到了根本性改善，文化消费正成为人民日益重要的消费需求。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更好更多的文化产品，才能满足人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进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发展文化产业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着力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很突出，传统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必须通过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文化产业是一个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科技含量高、发展潜力大、市场需求强、消费空间大、开发价值高、投资机会多的绿色朝阳产业，是最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对于增加就业、扩大消费、拉动内需以及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进而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有积极意义。文化产业具备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有利条件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是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重要保证。政府的支持是一个产业快速发展并成为支柱性产业的重要条件。文化产业是一个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污染排放低的绿色产业，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各省市也在此基础上制定更多扶持当地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政策或措施，为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提供政策支持。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问题的决定》，这对文化产业来说是更大的“利好”。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是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强大动力。自2003年开展文化体制改革以来，一批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正在迅速形成、发展和壮大。通过改革，文化企业的市场意识更加强，市场竞争力不断提高；文化行业垄断和行业壁垒已被打破，外来资本、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多元投资渠道不断拓展，文化产业类企业逐步成为资本市场和股权投资的重点。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广阔的文化市场是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重要条件。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民俗文化、地域文化、乡土风情、文学历史、民族音乐、宗教文化等，这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积淀了丰富的资源。根据“恩格尔法则”，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收入水平提高，民众的消费结构必然发生变化，文化消费需求将快速增长。我国现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随着物质消费不断得到满足，国民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需求也迅速增加，这就为文化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