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第一篇：法治与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法治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法的至上性，即作为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的政治权威又是必不可少的。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讲话中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把十二亿多人的力量凝聚起来，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前进，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否则，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不仅现代化实现不了，而且必然陷入混乱的深渊。这是总结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历程得出的结论，也是分析许多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或创新使执政党既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核心作用，又不至于蜕变为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集团，这是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各方仁人志士共同探讨，但并未很好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尝试性的探讨，以就教于各方。

一、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需要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政府扮演的仅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治变革发生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的法治建设同时担负着民主化以及发展、稳定等多重任务。其任务的艰巨性和操作上的精巧，客观上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政府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因此，中国被迫同时也是必然地走上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本来，限制政府权力是法治的出发点和基本内涵，但我国的法治建设则要将限制政府权力与维护政府权威统一起来，从而增加了制度设计的难度。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执政党在这种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中所扮演的角色。

众所周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党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居于最高的领导地位，它应该而且必须领导国家政权。因此，如果说中国走的是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那么实际上这个政府就是党抑或说是党领导下的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维护政府的权威本质上是维护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政治权威是一种使人们信从的政治力量，它集中体现在个人或某些集团身上。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政治权威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从蒙昧到文明，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近代以来，政党取代其他传统政治力量领导政治生活，成为政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据统计，在当今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严格的君主制或政教合一体制而无政党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政党，实行政党政治。①对于努力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因为，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现代化过程本身就是利益机制的调整过程，而法制的现代化从理念来说是强调一套民主、公正、自由和法的至上性的观念体系，在制度上则是要建构一套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的制度体系。其与中国传统的观念体系和权力格局的矛盾与冲突，要比经济领域的改革来得更加激烈。而且，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原有的社会政治机制逐步丧失了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而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机制来维护新的政治秩序。强有力的政党与有效的政党制度，无疑是这种新的社会政治机制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维持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中坚力量。程燎原、江山二位学者在研究了法治与政治权威的关系后，指出了政治权威在推进法治进程中的作用，即阐述或传输法治理念；制定法律和调适法度；循章守法和监督法律的施行。①看来中国法治建设不能没有执政党的政治权威。而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自己的执政地位和政治权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她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二十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和政治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必须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上

我国法治建设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但是一个执政党能不能彻底完成推进法治，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人们的认同，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真正的尊严和威信，以维持并加强自己“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权威地位和力量，即解决法治化进程中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是简单地指合乎法律，而是指公民对政治权威的自愿接受性。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基本要素，它是政治权威“合法”行使权力或施行统治的重要前提，也是法治得以维系的重要条件。一些现代西方政治学家认为：：“如果大多数公民都确信权威的合法性，法律就能比较容易地和有效地实施，而且为实施法律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耗费也将减少。……一般说来，如果合法性下降，即使可以用强制手段来迫使许多人服从，政府的作为也会受到妨碍。如果人们就哪一个政权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发生争论，其结果常常是导致内战或革命。”②从根本上说，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了政治权力“正当”、“合法”运转所必需的资源和支持。它一方面表明政治权威具有使被治者认为其统治是“正当”

而支配其他资源）的权力。③这种现实表明，在我国的政治格局中，企图通过“党政分开”，然后再建立党政之间良性互动的法治框架的制度设计几近空想。既然党政没有分开，也不可能分开，而法治又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法治架构的设计就不能抛开执政党的制度建设而空谈国家权力结构的法治化。当然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课题，笔者在这里也只是提出一些初步的设想。

1． 非政党式竞争选举制。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这条法治社会的公理成了政治权威进行合法统治的根据。当然这是指国家权力，而对于实际掌握公共权力的执政党其权力来源于何处？这个问题对于西方的政党来说是明确的，因为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是在议会民主中发展起来的，议会政治需要通过政党的竞争产生议会、总统或内阁，以帮助政府获得合法地位。在竞选中获胜的政党组织政府，执掌政权并贯彻执政党的政策。因此，西方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它们对国家现政权的贡献与支持，来源于公民根据宪法所进行的选择。而中国的执政党是在战争中产生的，人民在中国近代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又通过领导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而缔造了国家，建立了政府。因此，这个政府只有体现党的意志才具有合法性，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政党。至于宪法，只是把这种革命成果“肯定下来”的一种政治记录而已，其必然的逻辑就是成为执政党“办事的参考”。对于执政党的权力，虽然党的章程和领导人的讲话、报告都说是“人民给的”，但“是我们打出来的”的潜意识却无处不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打出来的”合法性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说服力。如前所述，执政党也通过提出建设法治国家重设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而法治国家最起码的标志就是对国家领导人的定期选举，以获得选民“同意的统治”，通过定期选举赋予政治权威以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同时通过选举对政治权威予以约束。人民的授权以及对权力的约束正是法治精髓之所在。我国也进行着定期的选举，但迄今为止，选举一直是间接的，既使在县乡两级也只能是直接选举代表。况且，在党政不分的前提下，执政党控制着几乎所有重要领导职务的提名权（有的要与民主党派协商），加之大部分领导人产生于等额选举之中，于是选举流于形式。当人们觉得自己的选举行为不是一种权利，而仅仅是证明什么的工具时，他们对选举的参与热情与对选举结果的认可度必然下降。根据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近两年来在全国近20个点的调查，在各种选举中，选民不经动员主动参加选举的不到被调查者的50％。调查还显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认为选举的对象是重要、有作用的，选举程序公正民主，会比一般人更积极参与选举；相反，他们会更为消极，甚至抵制选举。④这样的选举会使政府的民意基础下降，同时由于选举程序（包括候选人提名程序）的透明度低，也削弱了执政党的政治权威。笔者认为，为了提高政府的民意基础和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必须增强选举的竞争性，既然在一个政党执政的前提下，政府的选举难以形成竞争局面，那么首先就将增强竞争性的重点提前到执政党内的提名程序中，科学设计“非政党式竞争选举”的程序，①同时在政府选举中，不再实行等额选举制度，大大提高差额选举的比例，以增加选民选择的机会。这样经过党内“非政党式竞争选举”的候选人，再一次经过大差额比例的竞争性政府选举，当选者既有执政党的支持，又具备较雄厚的民意基础。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地位也会由于本党当选者（一般为执政党某一层次的领袖）的民意基础而得到巩固。

2． 执政党官员的任期制。任期制是法治社会对公权力的一种限制，“所谓绝对的权力，不仅是指在空间范围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也是指在时间长度上不受法律限定的权力。因此，从保障自由、防止专权和厉行法治的目的出发，给那些行使政治权力的政治权威确定一个法定的任期，而且不得终身任职，就成为限制和约束政治权威的一个重要方法”。②在美国大革命时期，政治权威的任期制就为政治家、制宪者所重视，形成了“终身任职不符合人民主权和民主选举的理念与逻辑要求”的共识。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就指出：“理性和经验向我们证明：一个国家元首那样连选连任，就是一个终身官职。当一代或两代证明这是一个终身的官职的时候，每逢继任势必招致阴谋、贿赂、暴力，甚至外国干涉。”③到1951年，美国22条宪法修正案将华盛顿开创的总统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惯例上升为宪法规范。

从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来看，我国绝大部分国家级领导职务有“不得超过两届”的任职限制（中央军委主席的任职未作规定），而地方领导职务却没有连续任职限制。问题在于党政不能分开，而党又居于领导地位的体制下，撇开党内领导职务的任期而考察国家领导职务的任期是没有意义的。而作为党内根本法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内领导职务的连续任职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是邓小平在80年代初对“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曾提出过严厉的批评。执政党也为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制定了相应的内部规范，如司局级60岁退休，省部级65岁退休等。但是取消终身制与设置任期制毕竟是两个问题。前者的重点在于防止领导层的年龄老化；而后者的重点在于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公民平等，轮番为政的民主意图。这是人治与法治的两种不同的思路。问题在于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党内职务无连续任职限制，国家职务的连续任职限制也只是针对某一特定的职务，那么执政党就可通过掌握的政治录用权在某人的某一职务任职届满时，“安排”到其他国家职务上去。一个人可以在各种国家职务间流转，逃避了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延续了领导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使宪法规定的连续任职限制形同虚设。这样一种实际违反宪法和法治原则的作法，极易形成政党的官僚化和既得利益集团，堵塞广大公民和普通党员进入管理层的道路，削弱执政党的群众基础，减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

既然党政未能分开，又选择了法治道路，党的章程和规定在形式上和实际运作中不得违反宪法，这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基本要求。其可行的办法是按照宪法规定的任期制，设计党内领导职务的任期制，取消党内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推荐到国家机关任职的领导人的任期，按照宪法规定任期届满不

第二篇：浅论“法治”与“法律权威”

[内容摘要]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党的十六大坚持了法治建设的方针路线。笔者认为，进行法治建设就必须对法治，尤其是当代意义上的法治的基本精神有所认识，同时，笔者认为，建设法治就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而法律有权威本身就是对法治建设的保障，因此，本文尝试着从对“法治”和“法律权威”的阐释分析中，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进行一番理论探索。

[关键词] 法治、法律权威、亚里士多德、通性

法治是法律史上的一个经典概念，蕴涵隽永，然幽昧经年，即便在标榜法治传统的西方亦不曾有过一个公认的定义。一百个法学家恐怕就有对“法治”的一百种解释。法治何以成为法学家乃至普通民众关注的热点，我想，正在于法治不光是现实中法律的实践，更承载着人们对良好有序的社会生活状态的追求，以及对法律应然状态的思考。

另一方面，法治若要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首先，它的内在基础——法律规范，必须是有权威的，法律若无权威，等于没有法律，甚至比没有法律更加糟糕，因为那意味着法律的尊严正在遭受践踏和蹂躏。没有人会服从会信任没有威势的法律，则更谈不上法治。因此，当法治观念渐入人心，让我们高扬法治旗帜，将其上升为治国方略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平心静气的想一想：法治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法治的内核和通性是什么？以及法律何以值得人们普遍服从？法律凭什么是权威的？法律的权威于法治有何意义？通过这些思考，或许有助于准确把握当前我国朝向法治的各种努力的历史与逻辑定位以及所处语境的特殊性，从而使我们的法治理论和实践皆有一个良好的起步。

一.什么是“法治”

“法治”，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或者说，法治应该首先被看作人类的一项历史成就。如同“宪政”、“司法”等法律概念一样，“法治”也有自己的历史渊源，亦即是说，在不同历史阶段，在古今中外，“法治”有其不同层次的内涵表现。

在我国，“法治”一词为汉语所固有，源于春秋时期的儒法之争。在对待用什么理念治理国家时，儒家主张人治，即通过道德礼仪去感化人，国家的治理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德行去实现，而不能通过刑罚。因为那只会败坏人的品行，使之行为更加恶劣。儒家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与之相反，法家把法律看成“尺寸”、“绳墨”、“规矩”，主张用法律（主要指刑罚）来治理国家，让民众畏惧刑罚，从而指引民众的行为而不出格。“无规矩则不成方圆”，法家认为，“圣人之治国，不能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因而，要“不务德而务法”，实行法治。

综观古代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法治”扮演的是与“人治”相对应的角色，其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法治”的主要品质是国家治理的工具，意即代表神意的天子用法律（刑罚）治理国家，在法律之上的是天子，是人，因此从根本上看亦然是“少数人之治”的人治。

第二，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不管是“德治”还是“法治”，其根本是要产生并置于统治阶级的意志之下，二者只是服务于天子的工具，而不可能真正做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

因此，“法治”在古代中国，其通意是指，以天子为核心的封建贵族阶级用掌握在其手中的法律，谕令等具有强制性的工具去统治国家及臣民，实现少数人意志的一种状态。

现代意义的“法治”之意，起源于西方。追寻法治的源头，应该从亚里士多德说起。在《政治学》里，他说：“若要由法律来统治，即是说要求由神明和理智来统治；若要求由一个人来统治，便不异于引狼入室。”这段话是针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治国理念提出的反驳。柏拉图认为，除非由哲学家成为国王，人类将永无宁日。他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中力主“贤人政治”，极为蔑视法律的作用，认为不应将许多法律条文强加于“优秀的人”，如果需要什么规则，他们自己会发现的。只是在他的“贤人政治”的理想国方案失败后，他才在自己晚期著作中将法律成为“第二位最好的”，即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亚里士多德反驳道，“人类的情欲如同野兽，虽至圣大贤也会让强烈的情感引入歧途。惟法律拥有理智而免除情欲。”即是说，人治使政治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为一般人总不能消除兽欲。虽最好的贤人也难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时引起偏见。同时，他还主张，“法律的确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这些原可留待人们去审议。主张法治的人不想抹杀人们的智虑。他们就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

亚里士多德的这些关于“法治”的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国家的治理应该依托法律而非“贤人”，“人治”应该只是辅助和补充而非主导。他的这一主张，把“法治”和“人治”有机结合了起来，避免了“法律绝对论”和“法律万能论”的出现。

第二，法治之下的人治也该是“众人之治”，不是“多数人之治”，更不是“少数人之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执政的偏见”，同时法律要体现众人的意志，因为“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和理智的体现。”因此，他主张，即便是一个才德最高的人作为统治者的国家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才智。”与古代中国相对比，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的权威源于众人的意志，并且民众必须服从法律，统治者从大处看是被纳入众人的意志下，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对民众发号施令，而古代中国,法律的权威建立在统治者的暴力之上,法的君主是天子,因此前者是从“法”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后者是以为中心的“法治”。在这些思想、主张为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法治论的第一个经典性论述，“法治应当优于人治”，即法治的定义是“众人之治”，进而，他提出，“法治应

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这两个论述，在法治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是法治论的源头。在某种意义上，后人的研究皆脱根于此，而与之背道而弛的，必是对法治的错解。可谓源与流、根与枝的关系。

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这段经典发展完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对法治内涵的认识：

第一，古罗马时期，西方的法治概念是以罗马法和诺曼法的历史文本为基础的。与其他法律传统形成鲜明对照并饶有趣味的是，罗马人和诺曼人乃是以那些重视操作而非耽于理想的法律实践者的视角和需要出发而走近法治的。在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中，体现了对这样一种信念的强烈承诺：由法律而不是由专横的权力来提供私人纠纷解决方案的语境地，“万民……皆受法律和习惯的统治。”这确认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政治社会应该是一个法律社会。同样，诺曼人的法律制度也表现出对法治原则的喜好。1187年格兰维尔在总结亨利二世的法律变革时，以令状形式界定王室的司法管辖权的同时限制了这种管辖权，使“令状统治”富有法治的意味。70年后，布莱克顿在《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一书中，提出，国王有义务服从法律，因为国王处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不是国王创造法律而是法律造就国王。

第二，欧洲中世纪时期。罗马人和诺曼人，丰富的法律语言和辉煌的司法成就不仅铸入中世纪欧洲教会法和世俗法的辉宏体系，而且被用来继续锻造关于法治的理想、原则和规则。

首先，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司法管辖权关系的构造和维系必须而且只能诉诸法律的权威。教俗两种权力要想“和平共处”，只能通过对法治的共同承认，承认法律高于它们。

其次，在教会体系内部，教会法学院描述道：“教会是一个法治国，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度”，因为“仁慈的上帝掌管着一个依照法律来统治的世界，赏罚分明。”《萨克森明镜》明示：“上帝自身即是法律，故法律为上帝所钟爱。”据此，人人有权利抵御国王的法官的违法判决。

这一时期的法治观念，对近代的当代资产阶级法治观产生了如下影响：

其一是法律至上。不管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应该置身于法律的统治下。

其二是权力的制衡与分立。虽然这个时候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主要是就同一地域内不同的政治实体而非同一政治实体内各部分的关系而言的，但权力由此而分立，并发展出一套分权制衡的法律规则。更为重要的是，分权制衡及其规则有效地将权力的存在和运作置于法律之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世把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立制衡当做法治的基本要求，甚至等同于法治本身。

第三，近代及当代的主要法治认识。19世纪的英国法学家戴雪通常被子视为近代西方法治理论的奠基人。他以已有的法治经验及体验为根据，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法治概念。他指出，“法治”应该有三层含义：

首先，法治意味着，与专横权力的影响相对，人人皆受法律统治而不受任性统治。

其次，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人人皆须平等的服从普通法律和法院的管辖，无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再次，个人权利乃是法律之来源而非法律之结果，亦即，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承认与保护应当在法律中得到充分体现，成为法律的内核和品质。

综观西方法治的演化史，我们可以从中大体总结出“法治“的一般概念为，法治是良好的法律及其体系制度在社会生活中调协、管理各个独立人以及各个不同的势力的运作状态，它既是动态概念，又是静态概念。

同时，我们可以从上述分析中，归纳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品质，我称之为法治的要素或通性。

二．法治的通性

法治的通性，即法治的通常属性，是从法治经验和实践中抽括出来的法治应有的基本要素，是法律的特定品德的体现。

我们可以说法律具有强制性、规范性，这是法律与道德、宗教、政策相区别的一般特征，是法律之为法律的缘由。但是，不是所有的法律制度都具备法治这个特定品德。我们可以说我们需要法律，但这并不必然代表我们需要法治。

柏拉图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坚持人治。作为制度品德，法治相当于古人所说的“使法必行之法”。它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也不是凭靠严格执法或“一断于法”就可以实现的。应该把遵循法律与遵循法治严格的区分开来。

因此，真正的法治就应该是其法律制度具备以下三个具体的特定品德，而也正是这些通性使法治成为必然之治。

1． 普遍的法律——法治的前提

法律的普遍性是指法律要有统一性，法律规范的制作、适用要有一般性。基于法律不可能包罗、涵盖所有情形，因此不能一事一法、一事一例。所以应该用高度抽象的技术手段提高规则调整的普遍程度。在现代法律中，作为母法、根本法的宪法在原则和规则的表述上尤其必须具备高度的抽象性、一般性，不能因事立法，因人设制。

另一方面，法规的使用在相同的情况必须得到相同的对待，如果一项命令：“为本法20条所管辖的一切人不得进入赌场”，那么，它就必须适用于受20条管辖的一切人和赌场，不能有特别的人和赌场享受特权。即是说，法律应该使用于普遍人，实现条文上的人人平等。

再者，法律制度应该具备统一性。此乃古人所谓“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在此意义上，一国可以有两制或多制，但不能有两法或多法。一国之内可以有属于不同法系、不同语言、不同渊源、乃至不同政治性质的法律制度。但是，这些不同的法律制度在法理上严格说来都应该看作一法之下的两制或多制。

所以，一个相对成熟的法律体系是法治的前提，无论它是以法典为主导，还是以判例为主导。

2．法律为公众所知晓，同时为公众所遵循——“良法”的必备要件

富勒指出，“为了让规则的接受者知道他们被命令去做什么，命令必须是公开的、协调的、不矛盾的、清楚得足以明白的，而且不能改变过快；为了规则的接受者去做他们被命令去做的事情，命令必须是可预期的、不相矛盾或抵触的，并且在物理上、精神上或环境上不是对被命令的人来讲不可能遵循。”

具体分析说来，首先，法律必须是“公布”的，这是法律可循的前提。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将法律藏于官府的做法只会导致权势者借助法律的“神秘感”行人治之实。因此，法治的一个要素，必然是法律向公众公布，昭示天下，让民众知晓其内容，知道他们行为的指导要求，哪怕“百人里仅有一人去了解公布的法律，也足以说明法律必须公布。”此外，法律必须公布，晓之以民众还有两个原因：其一，人们通常不是因为直接了解法律而是因为仿效了解法律者的行为样式而守法，故少数人的法律知识可以间接的影响许多人的行为；其二，法律只有公布后才能由公众评价并约束其行为。正所谓“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乱法者也。”

其次，法律可被遵循还应具备以下品质：

第一，法律必须明确，无内在矛盾。知晓是遵循的前提，然则，法律本身的严密性是法律可依以及按照法律的要求正确行事的内在要求。否则就会“知而无所从”，其实质是对法治的破坏。法律明确是让受众正确认识和理解法律，法律无内在矛盾，则要求法律条文本身不自相矛盾以及几个法律之间应该尽量避免相互冲突。对于后者，公认的解决之道有诸如，“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基本法优于派生法”等处理原则。

第二，法律稳定。这并不是否定法律应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动，及时的废，改，立。而是指频繁改变法律，会使民众感到难以学习和遵守。一方面破坏法律所应有的确定性、可预期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则会造成社会的权势者通过法律侵害私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尤其是保持宪法的稳定对于一国的法治至关重要。

第三，法律可预期。即法律应不可溯及既往。因为，法律如果溯及既往，则意味着，你今天吃饭的行为至少在理论上存在着在某一天被法律规定为非法行径的危险。那么你还敢不敢再吃饭了？没有人能遵循溯及既往的法律，因其行动时该项法律并不存在。因此规则之存在须在时间上先于按规则审判的行为。

法律可预期性是支撑法治价值的一个较为关键的要素。如前所述，溯及既往必然会大破已然事实的时空性，导致秩序的颠覆。这显然与法治相违背。这样的法律也难逃“恶法”的罪名。因此，既不能制定也不能使用溯及既往的法律。即使不得不为，亦要慎重而为，不能违背法治之基本精神。

第四，法律本身应尽量正义以及切合实际。非正义的法律是否是法律，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恶法”必不是构成法治的法律。因此，基于少数人意志的法律不是良好的法律，或者由少数人制定的代表大多数人意志的法律才是良法。

另一方面，法律的时效性要求法律必须与时俱进。一部法律在此时可能是“良好的”，但在彼时，它就可能演化为“恶劣的”。比如，国务院颁布的收容条例，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于现今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已经显现出了巨大的不适应，最终因孙志刚事件引发全国的广泛声讨而终被废止。可以说，废止本身就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胜利。

此外，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良好的法律必须为众人所服从，所切实执行。正如前述，需要法制，不等于必然需要法治，众人不按良法的要求去做，良法就只能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因此，法律能有效的被遵循就要求法律必须有权威。

3．法律是有权威的——法治实现的保障

任何社会里的法律皆有权威，但权威的建立却可能是通过众人的心悦诚服，也可能是统治者的暴力为之。另一方面，权威的层次亦可高低，法律权威的地位应处几何，是高于诸如政府在内的各种势力还是低于某种势力。基于此的权威于法治有何意义，将在下面专门论述。

三．法治所要求的法律权威

显而易见，基于法治的要求，法律权威的建立应该体现其正义性，这是其内在要求。这一点主要表现为：

第一，自然法的观念与传统是法律权威的重要理念基础。自然法是西方历史上经久不衰的一种思想传统，它通常是指人类所共有的一整套权利和正义，往往与国家的“成文法”相对照。考文教授十分经典的概括了自然法的思想：“有某些关于权利和正义的特定原则，它们凭着自身内在的优越性而值得普遍遵行全然不用顾及那些支配共同体物质资源的人们的态度。这些原则并不是由人制定的；实际上，如果说它们不是先于神而存在的话，那么他们仍然表达了神的本性并以此来约束和控制神。它们存在于所有意志之外，但与理性本身却互相渗透融通。它们是永恒不变的。”而人定法基于人的理性限制以及社会的变化发展，总会有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甚至不可调和的时候。因此，人们需要一种“永恒的”实在进行裁判。如果一部法律能基于这些自然法的先验规则制定，那无疑会受到人们的追捧。其中，诸如平等、自由、独立、尊严等理念正是自然法的组成。

第二，人们对法律、对法治的需要，从人性论的角度看，正是基于“人性恶”的预设。简单的说就是，人是靠不住的，人治是危险的。这既可能是一种事实判断，亦可能仅仅是一种假设。基于恶的、悲观的估计，使人们对统治者心存不信任，对其权力的膨胀和腐败有着深刻的警惕，由此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权力制衡机制，要求政府置自身于代表众人意志的法律之下，从而树立法律高于政府的权威。

第三，法治的功能是决定法律权威的内在要求。法治应该是工具价值与实体价值的结合。

对于法治的工具价值，在波斯纳看来，其一，法治首先是法律秩序的一种管理功能，是一种程序框架，通过这种框架，法律结果更容易识别并用于取得其他政治目的的计算；其二，在维护法律秩序稳定的意义上，法治是一种“公共的善”。

只有法律能够切实的实现独立人、势力的权利，保证其履行义务，这样，法治才不会成为一种“道德”的号召。

在莱兹看来，法治还应具备如下实体价值：

其一，法治能够抑制专横的权力。

其二，法治使法律自身成为一个人计划的一个稳定、可靠的基础，即实现个人的自由。

其三，如果法律是尊重人类尊严的，那么就有必要谨循法治。尊重人意味着把人作为有能力计划和规设自己未来的个体来对待，因此，尊重人包括尊重他们的自治，尊重他们控制自己未来的权利。

莱兹把人的自由和尊严看作是法治的内核，事实的确

如此，法治的终极目标其实是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在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环境下有序的存在，因此，法治理当以人为本。我国刚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尊重人权写入宪法，正是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依然要尊重人的基本权利。

在此意义上，法律的权威源于对自然法规则的趋近，对其它威势的制衡，对人的尊重。反过来，法律的权威也成为“法治”的应有之义是不能缺少的要素。

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法律权威的建立必须具有两个外部条件。其一，必须有国家的强制力做保证。正如莱兹所说，“设若法治不过是良法之治，那么，在阐释法治的性质就是提出一套完整的社会哲学。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法治这个词汇就会缺乏任何有用的功能。我们无需仅为昭示笃信善良当居优势而皈依法治。”因此，罗尔斯强调，“法律制度是公共规则的一种强制秩序。”；其二，就是要求按法律的规定严格行事。法律的正义、公平，归根到底要靠法律的实践，人的执法，守法来边为现实。如果当事人感受不到法律的公正，那么法律的权威岂不就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法律权威是法治的内在应有品德，是实现法治的保障，同时，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不仅是法治追求的目标，甚至其追求过程就是动态的法治表现，其结果正是静态的法治之体现。

四．结语

法治之所以是法学上的奇葩，其魅力所在正是它自身本就是充满悖论和陷阱，任何对它的解释，天然的就存在模糊与含混之处。

比如，纵观古今西方法治发展对法治都力图做到某种超然，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法律应体现众人之意志，法律应高于一切实体。但是，法律的制定只可能是由少数人制定，按阶级意志论，法律只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同时，要把法律置于统治者之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另外，既然法律是“众人之意志体现”，那么为什么还要借助统治者的强力对它进行保障和强制施行，要求众人遵守？

其实，这样的矛盾不一而足的充斥于法治本身。

对此，莱兹认为，由于法律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某些模糊之处，完全符合法治是不可能的；由于某些受控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尚受青睐，最大限度地符合法治也是不受欢迎的。因此，符合法治只能是一个度的问题。

这一点对我们解决党与法的关系，以及如何把握法治的程度提供了借鉴。

党的领导最基本之处是执政，因此我国的依法治国就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因此，法律是党的意志的体现。按照前述法治的“众人之治”原则，党应该把自己的行为置身于法律之下，因为，法律本就是党的意志体现，严格依法办事，作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则必然会树立法的权威，同时，在完善法制建设时，法律应该尽可能广泛的囊括对民众的权利义务的设置，这也是我们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党性所要求的，也只有在法律里体现对人民的关爱，法律才会成为“良法”，党才能真正作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另一方面，基于法治的“度”的问题，我们不能排斥除法律外的政策、政令等其他规范，因为这本身就是“法律万能论”的错误表现。因此，在我们的法制没有尽善尽美的今天，我们依然有必要以政策和政令为治国手段的补充，既不能“以党代法”，更不能“以法代党”。两者本就该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法治的争论还会继续，让我们在把握现代意义的法治的一般要义的基础上，果敢的扬帆起航，在探索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勇敢前进！

[参考文献]

1．《法律与权利》 高志明主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3年

2.《依法治国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张文显 《法理学论丛》第三卷 法律出版社 2002年

3．《法律权威论》 刘 杨 《法理学论丛》第三卷 法律出版社 2002年

4．《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 夏勇 2001年

5．《“法制”、“法治”、“人治”的词义分析》 沈宗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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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权威-2014考研政治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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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考研政治理论真题及参考答案(完整版)

文都教育供稿

一、单项选择题

1、A(认识中所获得的相对真理)

2、C(通过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实现的)

3、B(价值补偿)

4、C(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

5、B(决定性作用)

6、A(实行差额选举)

7、B(我国社会存在着生产要素的多种所有制)

8、A(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9、D(他认定改造国民性是政治变革的前提)

10、A(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

11、C(“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12、D(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13、A(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14、D(法律是道德的支撑)

15、D(为民务实清廉)

16、C(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二、多项选择题

17、BD(时间和空间是通过物质运动的变化表现出来的;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

18、AD(历史是无数个人相互作用的合理的结果;每个人对社会法治都有或大或小的作用)

19、ABC(支付手段;流通手段;价值尺度)

20、AC(经济危机更多地表现为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经济危机各阶段的交替过程已不十分明显)

21、BCD(把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在首要位置;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发展经济)

22、AB(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3、ABD(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生态文明建设应与经济建设协同发展;生态优势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

24、BCD(增强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协调有序的区域发展格局)

25、ABD(增强公民的对社会的认同感;降低政府治理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26、ABCD(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增强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我国具有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

27、BCD(它规定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它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它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28、ABC(《日本投降书》;《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

29、AB(参加政协会议并维护政协协议;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

30、AD(教育作用;强制作用)

31、ABCD(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舟;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32、ABC(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推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行政体制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33、ACD(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吸引力;反映了中国周边外交行动的延续和加速、顺应了互利共赢的时代潮流)

分析题

34.【参考答案】

1.“巧”在尊重和正确利用客观规律。人们的生产生活必须尊重和正确利用客观规律，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也必须以承认规律的客观性为前提。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人们通过自觉活动能够认识规律和利用规律，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作用从实际出发，努力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

2.启示之一：联系是普遍的，发展经济必须与保护环境相协调。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趋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启示之二：认识是不断深化发展的，人类认识自然规律是一个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规律是客观的，要按照客观规律去办事，违背规律就要受到惩罚。

35【参考答案】

1.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中国式奇迹”主要是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中国式难题”主要是指在取得这些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一些代价，包括生态平衡被破坏，雾霾污染严重等等。

2.按照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分析：第一，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第二，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第三，提出了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第四，毛泽东指出，我国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按照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第一，判断一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否相适应，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看它是否适应当时当地生产力的要求，能否推动生产力发展。第二，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依然有解放生产力的问题。第三，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统一起来。第四，指出了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途径是改革。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36【参考答案】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是不可磨灭的，因此“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就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扫清了障碍，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创造性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党不失时机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还领导人民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根本利益，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任务，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过实践探索，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党团结带领人民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2.“两个不能否定” 体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当前国际形势、国内发展所面临的形势作出的又一个准确务实的判断和清晰的论述。

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结束了旧中国长期受外国列强欺凌的历史，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这是中华民族开始走向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的历史起点。

改革开放前期，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艰巨工作，既没有现成的书本答案，又不能照抄外国经验。因此，改革开放以前的探索出现了许多的曲折，甚至是弯路。然而中国却依然在西方国家实行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极端困难的国际环境下，发展“两弹一星”等高端战略后盾并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37【参考答案】

1.一种有远见的生活方式，即是要将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紧密结合起来。社会理想是个人理想的凝聚和升华，代表和反映着人们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归根到底是要靠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并具体体现在每个社会成员为实现个人理想而进行的实践中。强调个人理想要符合社会理想，并不是要排斥和抹煞个人理想，而是要摆正个人理想同社会理想的关系。当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矛盾时，有志气、有抱负的人可以做出最大的自我牺牲，是个人理想服从于全社会的共同理想。

2.“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就是要求当代年轻人要有勇气有信心，在实践中化理想为现实。第一，正确认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是实现理想的思想基础。第二，坚定的信念是实现理想的重要条件。追求理想需要有执着的信念。没有对理想的执著，要想实现宏伟的理想是不可能的。第三，勇于实践、艰苦奋斗是实现理想的根本途径。理想必须通过实践才能转变为现实。再好的理想，如果不付诸行动，就没有实际意义。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家宝。艰苦奋斗始终是激励我们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奋而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38【参考答案】

1.当今世界是一个不断开放和发展的世界，特别是在信息化日益增强的过程中，生产力水平在不断的提高，要求人们必须不断学习，增强个人知识，提高学习能力，进而适应日益发展的时代要求。

当今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涌现，需要人们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从而学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日益竞争激烈的社会当中，人们唯有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才能培养和锻炼自己的生活技能，提高自己认识新事物，处理新问题的能力。

2.从“抢饭到抢饭碗”说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国际社会中，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和平崛起。但是，在中国的和平崛起中，中国不谋求地区霸权和势力范围，不排挤任何国家，将始终秉承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开放包容、同舟共济的“亚洲精神”，永做亚洲其他国家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中国将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方针，发展同周边国家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积极开展双边和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中国将继续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互利合作，通过援助和投资方式，真诚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发展，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和共同利益。

第四篇：执政党与诚信文化建设

执政党与诚信文化建设

一、诚信：一个恒久的伦理话题

二、诚信文化：执政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执政党推进诚信文化建设的路途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无论是在过去或是现在亦或是未来,诚信对于建设人类社会文明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诚信不光是道德领域的问题,它已在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对于个人而言,诚信是立人之本。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其意为:人若不讲信用,在社会上将无立足之地,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人生活在社会上,并不是独立的个体存在,难免要与他人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需要他人的关心和帮助。每个正常的人都有自己的亲人、朋友或是同事。除了血缘、工作关系或是其他关系外,诚信是真正持久维系人于人之间亲疏关系的重要因素。只有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才能达到朋友信之。否则,朋友之间充满虚伪、欺骗,你就不会有真正的朋友。即便是亲人之间,诚信也不可少,你在亲人中没有诚信也最终难免众叛亲离。可见,诚信是交友之基,立人之本。

对于国家而言,诚信是立政之法,是治国的根本法宝。政府出台的法律法规以及公开承诺,只有不折不扣的执行和兑现承诺才能信而生威,方可使百姓信服,受群众拥戴。古时秦国商鞅在变法前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木头,布告说谁能将这根木头抗到北门去,谁就可以得到五十两赏银。结果有一男子将木头抗到了北门去,真的得到了五十两赏银,此事一经传开,商鞅取得了老百姓的信任,从而为变法的成功建立了群众基础。可见,诚信是政府政令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我国高度重视诚信建设工作,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其中把诚信建设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我们从“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总要求中看到“诚信”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诚信友爱是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原则,直接关系社会安定团结,离开了诚信,和谐社会只是空中楼阁。

笔者认为,诚信建设除了把诚信教育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外,还需要在政府大力主导下加强诚信政府、诚信社会建设,有必要通过立法建章保障打击经济领域的不诚信行为。另外,还要大力加强对个人和企业的诚信记录信息数据库建设,对个人和企业的诚信记录进行备份监督。只有这样,诚信社会建设工作才能落到实处,个人、集体、国家才能从中真正受益。

第五篇：锻造钢铁队伍 捍卫法治权威

锻造钢铁队伍 捍卫法治权威

－－汉川法院强力推进司法警察工作纪实

5月24日下午，汉川市人武部训练基地内枪声阵阵，汉川法院司法警察实弹射击训练暨比武赛在这里举行，这既是该院狠抓岗位练兵，提高法警技能的一个缩影，也是该院近年来坚持政治建警、军事治警、训练强警，着力建设一支忠诚可靠、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敢打硬仗法警队伍的有力鉴证。2006年，该院法警大队在全省法院司法警察队伍专业训练检查考核中被评定为优秀，受到省高院通报表扬。

夯实基础，做到四个加强

－－－加强领导。领导重视是做好法警工作的关键，汉川法院党组高度重视法警工作，针对不同程度存在的人员不整齐、职责不明确、警备不规范，装备不到位的问题，明确提出“五要”：即思想要新、起点要高、步子要快、投入要加大、工作要创佳绩，将法警工作真正摆上议事日程，形成了党组关心、主管院长倾心、全院齐心抓司法警察工作的局面。

－－－加强装备。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多方筹措资金，按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正规化建设标准》的要求，为法警队专门配备了押解车辆、电脑，今年初又配置了头盔、腰带、手铐、警棍、胶皮棍、捆绑训练绳等警用装备，为法警正规化建设打牢了基础。

－－－加强教育。针对司法警察工作“急、难、险、重”特点，以及队伍整体活力不强的问题，该院以专题教育整训、民主生活会、交心谈心等方式开展经常性的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职业素质教育，增强司法警察的光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并适时导入激励机制，以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有效激发了法警队伍工作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加强管理。按照“双重领导，编队管理”体制，加强司法警察作风建设、廉政建设、制度建设，注重从日常工作抓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实行岗位目标责任制，细化对法警日常工作考核监督；推行每周工作报告制，促进法警工作效率提高；执行用警审批制，做到用警规范化；落实警队领导督查制，使警备工作警钟长鸣；实现了向制度要素质，向管理要效率，使法警队伍规范管理水平迈上了新台阶。

强化职能，做到四个确保

－－－严格规范操作，确保押解值庭不出错。法警的日常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是押解、看守人犯、值庭，为了做好这一责任性强、警惕性高的工作，法警大队狠抓值庭规范化，对值庭、押解、看管、递交证据、退庭、警员分布、动作姿势都作具体严格规定，形成了一套较为规范的操作规程，并要求遵守“四严”，即：提押被告人“手续严”、押解途中 “监视严”、维护法庭安全 “值庭严”、羁押候审“看守严”。几年来，法警队押解人犯1300余人次，没有发生过一起提押、值勤安全事故。

－－－参与执行工作，确保法律权威不受损。为缓解执行难，法警大队积极参与执行工作，与执行人员并肩作战，解决了一大批执行骨头案、疑难案。在去年的全国法院清理执行积案活动中，法警队员全天候集结待命，接到执行庭室协助请求后，快速反应，迅速出警，参与查封、扣押、强制迁出等强制执行活动40余次，处置化解暴力抗法事件10余起，协助执行案件100余件次，充分发挥了司法警察的威慑作用，为我院清积工作被评为全省先进立下了汗马功劳。－－－强化机关安全保卫，确保法官安心办案不受扰。为了保证机关秩序，让法官有一个安全、安心的审判办公环境，法警大队肩负机关值班、安全保卫职责，面对这些单调乏味且繁重劳累的工作，法警队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守岗位、认真履职，政委田德胜更是以队为家，日夜坚守机关大楼值班室。

－－－处置突发事件，确保安全无事故。法院是各种矛盾的最终交汇处，一些法律意识不强的当事人，往往采取偏激行为，稍有不慎，就易发生安全事故，在应对和处置群体性、偏激性涉法上访，暴力抗法事件中，司法警察始终站在第一线，运用智慧和技能，沉着应对，果断处置，及时化解冲突、平息事态。在处置马林段涉法上访案中，法警队员发扬不怕吃苦、不畏艰难的精神，先后十余次驱车到北京、武汉接访，为法院最终解决这一老大难信访案作出了艰辛努力。

刻苦训练，做到四个落实

根据《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训练大纲》和《教育训练计划》等要求，法警大队每周都要安排常规体能训练，并有重点进行队列、警械器具使用等科目的训练。每次训练做到有讲评、有记录、有考核，确保全年训练计划的内容、时间、人数、效果的“四落实”。在训练中法警大队提出“四要”方针：即向训练要警力，向训练要效率，向训练要质量，向训练要战斗力。去年下半年，为了在全省法院法警专业训练考核中取得好成绩，全体司法警察开展了封闭式准军事化训练，在保证训练时间到位的基础上高标准、严要求，力求训练效果，“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成了干警们训练场上的口号，“比、学、赶、帮、超”的业务训练蔚然成风，长期坚持不懈的训练，不仅使法警大队在省院考核中取得了好成绩，而且使干警在政治、体能、技能和战术等综合素质方面得到全面提高，造就锤炼了一支群众信赖、作风优良、技能过硬的法警队伍，提高了司法警察队伍保障审判工作，依法履行职能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