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王峰合同诈骗案

第一篇：被告人王峰合同诈骗案

被告人王峰合同诈骗案

时间：2011-03-17 15:34 作者： 来源： 我要评论(0)

【找法网合同诈骗案例】【要点提示】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合同已经成为经济领域不可缺少的行为契约。合同诈骗犯罪活动的产生和存在，已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公害，当前在审判实践中，只有正确划清合同诈骗罪中罪与非罪的界限，综合分析行为人的客观表现及危害后果，才能做到正确适用法律打击合同诈骗犯罪。本案被告人王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三原工务段人民币263万元，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流失。一审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峰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被告人王峰认为他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案件索引】

一审：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07）西铁刑初字第37号判决书（2007年8月20日）二审：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07）西铁中刑终字第6号判决书（2007年12月11日）

【案情】

公诉机关，西安铁路运输检察院。

被告人王峰，男，1949年12月5日出生于甘肃省庆阳县，汉族，初中文化，原系陕西宝凤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原甘肃宝凤彩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0年6月22日甘肃省庆阳地区行政公署计划委员会（甲方）与甘肃省宝凤彩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内容为同意乙方独资修建“平庆”地方铁路，年内开工建设，2002年底以前建成投入运行，资金基本落实后，按项目建设程序上报省政府审批开工建设。但至2001年3月，乙方未开工建设。甘肃省庆阳地区行政公署计划委员会认为该公司没有独资修建“平庆”地方铁路的能力，故于2001年3月2日，为加快“平庆”地方铁路复工建设，以发函的形式，同意以被告人王峰为法人代表的甘肃省宝凤彩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为投资主体，与甘肃省“平庆”地方铁路管理局共同组建“甘肃省宝凤平庆地方铁路筹建处”进行招商引资，并限定筹建处在宁县长庆桥镇设立办公地点，引进的铁路建设资金必须在中国银行庆阳地区分行开设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不得挪作它用。2002年7月被告人王峰以非法手段，在西安成立了“陕西宝凤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修建“平庆”地方铁路的名义，通过魏耀省（另处）于2002年9月至2003年3月与原西安铁路分局三原工务段签订联营合同两份，合同约定将“平庆”地方铁路25千米路段交给三原工务段施工，之后以工程配合费、借款的名义索取三原工务段人民币263万元，所骗钱款被被告人王峰分别用于修建庙宇等捐赠及房地产等项目投资，经公安机关追缴未果，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流失。

【审判】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峰无视国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没有合法经营资格的情况下，采取虚构事实欺骗的手段，与原三原工务段签订工程联营合同，以工程配合费、借款的名义骗取国有企业资金263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侵犯了国家企业财产所有权，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峰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宣判后，被告人王峰不服向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出上诉，称其没有诈骗，辩称：

1、合同是在双方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三原工务段知道该工程项目未落实，合同约定的配合费是他们自愿出资为前期开工准备工作所支付，该费用用于招商引资及项目手续的落实工作；

2、其公司对该工程具有招商引资、独自修建和对外发包的权利。甘肃省庆阳计委2000年6月22日与其公司的协议，统一其独自修建“平庆”铁路，建设中可以使用“平庆”地方铁路管理局名称开展工作。2001年3月2日甘肃省庆阳计委发函，成立甘肃宝凤“平庆”地方铁路筹建处，授权其公司为该项目投资主体，其本人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工程未开工是由于政府行为及“非典”等因素影响，公司一直为履约积极努力。其辩护人辩称，王峰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另外，一审认定王峰诈骗数额中，有15万元在阎良工务段财务部门未找到相关凭证和单据；阎良工务段所送现金均由中间人魏耀省经手，被告人王峰只出具收据但并不知情；涉案收据均以公司名义出现，应考虑法人犯罪。

二审法院认为，王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许诺将“平庆”地方铁路25千米线路交由三原工务段施工建设，采取欺骗手段与三原工务段订立联营合同，以配合费和借款的名义骗取三原工务段263万元人民币，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应予处罚。原审将王峰的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并无不当。上诉人王峰和辩护人均提出，上诉人王峰没有诈骗，合同是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其公司对该工程具有招商引资、独自修建和对外发包的权利，其本人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公司一直为履约积极努力。经查，陕西宝凤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平庆”地方铁路无修建经营权。王峰骗取三原工务段263万元人民币全部用于修建庙宇、捐赠和其他投资等。合同所约定的甲方（陕西宝凤投资有限公司）交由乙方（西安铁路分局三原工务段）施工的“西平”铁路“平庆”段长庆桥站以西延伸25千米的工程子虚乌有。王峰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均供述了其以签订虚假修建“平庆”地方铁路联营合同骗取三原工务段263万元人民币的犯罪事实。且有联营合同、收款收据、魏耀省、马东海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因此，上诉人王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王峰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支持。辩护人还提出，原审认定王峰诈骗数额中，有15万元在阎良工务段财务部门未找到相关凭证和单据；三原工务段所送现金均由中间人魏耀省经手，被告人王峰只出具收据并不知情；涉案收据均以公司名义出现，应考虑法人犯罪的辩护意见，经查，原判认定王峰诈骗263万元，有王峰给被害单位出具的收款收据与王峰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供述的诈骗数额相吻合，且与魏耀省的证言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陕西宝凤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设立后没有经营过任何项目，该事实有陕西宝凤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经营处长肖君的证言和该公司开户银行所出具的资金往来帐目表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认定王峰以陕西宝凤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名义进行合同诈骗系王峰个人行为，并无不当。故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亦不予支持。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既侵犯了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本案中不仅侵犯了三原工务段的财产所有权，又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且数额较大的行为。对于以签订合同的方法骗取财物的行为，认定行为人是否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关键在于查清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本案中被告人王峰根本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其所成立的陕西宝凤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只有招商引资的权利，没有承建、发包工程的权利，被告人王峰在无合法经营资格的情况下，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利用报纸印制虚假消息，电脑合成和温家宝总理照片等手段，致使签订人三原工务段产生错误认识，欺骗当事人上当受骗。

本罪的主观方面是只能是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本案中王峰在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不具有承建、发包工程法定资质，陕西宝凤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系被告人王峰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被告人王峰当庭供述其营业执照是花8万元购买的。本罪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这是本案中争论的焦点重点问题之一。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区分合同诈骗罪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还是单位。例如下列几种情形就是名为单位实为个人实施的合同诈骗罪：（1）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合同诈骗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应认定为个人犯罪。（见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18日《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2）国有或者集体企业租赁给个人经营的企业。承租人利用企业名义诈骗的，应认定为个人诈骗。（3）国营或者集体企业为个人提供营业执照，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的企业，企业人员以企业名义进行合同诈骗，应以个人诈骗论。（4）没有资金、场地、从业人员等有名无实的皮包公司，对它们利用合同诈骗的，应以个人诈骗论（5）由被挂靠企业提供营业执照，而由挂靠人员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挂靠企业，挂靠人员实施合同诈骗罪应认定为个人诈骗。因此是否以单位名义签订、履行合同，不应成为区分个人合同诈骗与单位合同诈骗的标志。在审理中应当注意从单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两点把握究竟是个人合同诈骗罪还是单位合同诈骗罪。本案中被告人王峰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供述宝凤公司是他自己个人的，营业执照是花8万元购买的，陕西宝凤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设立后没有经营过任何项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应认定为个人犯罪。

从以上分析来看，被告人王峰构成合同诈骗罪，西安铁路运输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第二篇：保定运输合同诈骗案

保定运输合同诈骗案

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款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由于这种行为完全不使用暴力，而是在一派平静甚至“愉快”的气氛下进行的，加之受害人一般防范意识较差，较易上当受骗。今天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保定运输合同相关诈骗案的辩护案例。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保定律师辩护的合同诈骗案：

本人身份：被告人的辩护人。

本案辩护意见：

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现有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未形成严谨的、排他可能性的证据链条，依法尚不足以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㈠能够证实被告人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证据严重不足，认定被告人“收取大额货款而交付价值较低的其他货物来顶替合同约定的货物”(见本案《起诉书》第2页)没有任何确定的事实基础。

1、被害人B同被告人之间只是以口头形式订立了买卖合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二人订立的买卖合同的标的物确定是日立XXX型旧挖掘机(以下简称-6挖掘机)、不是现代XXX型旧挖掘机(以下简称-5挖掘机)。

现有证据中能够印证这一事实情节的只有被害人的陈述和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其支付36.5万元对价购买的是-6挖掘机，被告人供述其接受以36.5万元为对价出卖的则是-5挖掘机(最初发的是-6挖掘机的照片，但价格谈的是45万;因自己未交定金公司后来将-6挖掘机卖给了别人，自己在电话中同B说明了36.5万元购买的是-5挖掘机)，被告人的供述内容与被害人的陈述内容截然不同、冲突矛盾，据此根本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

虽然被告人确实给被害人邮发了-6挖掘机的照片，没有邮发-5挖掘机的照片，但是邮发照片不是合同当事人就合同标的物达成合意的标志。被告人供述自己是按客户要求发买卖的挖掘机的照片，没有证据证实邮发的照片才确定是买卖的标的物。证人C、D、E的证言中(见证据卷第57-58页、第64页、第66页)关于购买二手工程车过程的回答内容使用地均是推断、评论性的语言，不是对其亲身感知事实的客观陈述，而且三人的回答内容用语完全相同、一字不差，缺少起码的真实性，均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2、被告人同被害人洽谈、订立合同使用地是真实的身份，没有证据证实其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

3、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任何一种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情形。

㈡能够证实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证据严重不足。

1、被告人在收到了被害人的货款后，向被害人发运了-5挖掘机，履行了交付自认为应交付货物的义务。

2、被告人在买卖挖掘机的过程中支付了18万元货款、1.2万元的运费，负担着相当多的交通差旅费用，投入了不少的时间精力，其追求获得最大商业利润的动机是正常的、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

3、XX县公安局XX派出所《抓获经过》(见证据卷第115页)足以证实被告人没有逃匿，可以被联系上，可以被找到。被告人电话停机确是事实，但是当时被告人已经履行完毕了自认为的交货义务;认定被告人去向不明没有任何根据，被告人是到河南省XX市联系其他业务了，如果被告人逃匿，10年X月X日(《抓获经过》中的年份应是笔误)XX县公安局XX派出所电话通知其到所时，其根本不可能主动到XX派出所办公室。

㈢本案的证据从表面上看数量不少，但是同对被告人的行为定性有关的只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该二种证据还存在直接的对立冲突;其他的证据(证人证言、书证、鉴定结论等)同被告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待证事实均缺少关联性。

证人F、G只是亲历了运输挖掘机、谈付运费的过程，根本不具备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谈的买卖挖掘机情况的条件，其证言内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证人H只是亲历了被告人拉走挖掘机的过程，也不具备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谈的买卖挖掘机情况的条件，其证言内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证人I也不具备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谈的买卖挖掘机情况的条件，其证言中关于被告人骗取被害人财物的内容是在电话中听被害人说的，没有任何独立的证明力，其证言内容仅能证实被告人因参与了自己同被害人发生的一笔业务同被害人认识的过程。

证人J只是亲历了被告人问、看、购买挖掘机的过程，也不具备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谈的买卖挖掘机情况的条件，其证言内容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其证言内容以及被告人签订的《二手机械设备买卖合同》足以印证被告人供述的有关购买-5挖掘机的事实。

证人C的证言只能证实同被告人认识以及被告人给其发过-6挖掘机的信息，其不具备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谈的买卖挖掘机情况的条件，其证言内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证人K的证言只能证实被告人经常换电话号码，被告人自10年X月XX日以来给过自己5、6万元钱的事实，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证人D、E的证言内容仅涉及到了自己购买二手工程车的过程情况，因其回答内容存在同证人C的有关证言内容用语完全相同的情况，没有真实性;其证言内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被告人、被害人以及K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凭证，印证了被告人供述有关内容的真实性，无法证实被告人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徐水县物价局涉案物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证结论书》也无法证实被告人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二、被害人确实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不利益，但是被害人的损失完全可以通过民事救济的方式得到补救，以刑罚处罚的方式解决民事争议有悖法制的统一、法律的尊严。

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被害人可以以买卖合同因重大误解订立、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为由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同被告人之间的买卖合同。

综合以上，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判决结果：被告人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

评议：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

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后，辩护人积极同公安侦查机关、检察院审查起诉机关、法院审判机关交涉，成功排除了对被告人适用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意见，应被告人要求为其当庭提供了无罪的辩护服务。虽然辩护人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辩护意见没有被采纳，但是被告人在属于累犯、不认罪、不退赃、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287000元的情况下，获得的量刑还是比较客观的。

司法实践中，根据2010年5月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但是，对于本罪数额巨大、特别巨大的起点以及其他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尚没有明确的规定。

第三篇：合同诈骗案报案材料如下：

合同诈骗案报案材料如下：

1、提供所签订的合同(协议)。

2、提供涉嫌人签订合同的虚构单位，冒用他人名义的相关依据。如：留下的印章、印鉴、假名片、假工作证、假营业执照，盖假公章各种证明等。

3、已经履行小额合同、部分合同的，提供已履行合同的材料。

4、收受受害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财产后逃匿的，请尽量提供逃匿的依据。如关闭通讯工具，转移货物、货款，搬迁住所等证明本材料等。

5、提供涉嫌人其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依据。如：留下的书写工具、交通工具、生产工具、假身份证、刊登虚假广告的报刊、杂志等。

6、涉嫌人的身份证明材料，请尽量提供。如来信、电报等各种材料等

第四篇：陈某某合同诈骗案

陈某某合同诈骗案

[案情]

被告人陈某某，男，1969年5月17日出生，汉族，出生地福建省厦门市，高中文化，无固定职业，住厦门市湖滨南路138号之一2608室。被告人陈某某原向王某某承租本市思明西路55号房屋，租期至1999年10月31日止。1999年9月25日被害人宋某某经与陈某某商谈，达成由陈某某将其承租的一楼店面提供给宋某某使用的意向。宋当即向陈定金人民币1万元。次日，被告人陈某某与房东王某某签订续租三年的房屋租赁合同，主要约定：租赁期限自1999年11月1日起至2002年10月30日止；月租1.5万元，每半年支付一次，首期于1999年10月30日前支付。当日，陈某某持该合同与宋某某正式签订“合作经营合同书”，主要约定：1，合作期间（与陈某某续租期限一致），甲方（即陈某某）向乙方（即宋某某）提供思明西路55号楼下店面作为合作经营场所；2，乙方负责店面的再装修既经营所需资金；3，合作期间，乙方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4，不论乙方盈亏情况如何，每年必须向甲方缴交人民币16.2万元。合同签订后，宋某某当即依约又支付人民币12.1万元，被告人陈某某出具了载明收到宋某某合作经营的转让费、房租及押金人民币13.1万元的收条。被告人陈某某从中取出10万元给王某某作为续租期间的半年租金（9万元）及押金（1万元）。此后，被告人萌生非法占有合同款项的念头，于同年10月中旬与王某某解除租赁合同，退还租金9万元，后又分二次退还2000元、6000元定金，共计退还款项人民币

9.8万元。此后，被告人携款逃匿。被害人宋某某多方寻找未果，遂报警。被告人于2001年9月19日被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对作案事实供认不讳。其所占有的12.9万元被用于还债、挥霍，至今未归还被害人。

[裁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陈某某在与被害人宋某某签订正式的合同并收取房租后，找到房东王某某骗说自己的姐夫在上海被抓，急需用钱，提出解除合同。王某某并不知道陈某某将房屋转租给别人，遂陆续将9.8万元退还给陈某某。陈某某携款逃匿几个月后，证人梁某某证实期间他劝陈某某与宋某某解决此事，并问其是否还有钱，陈某某说还有5-6万元。梁某某叫陈某某先将这些钱还给宋某

某，但陈不听劝说。被告人在签订合同之初虽无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故意，但是，合同诈骗的主观犯意既可以产生在合同签订之时，也可以产生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被告人与被害人签订了正式的合同并且收取合同款项13.1万元。随后却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先与房东解除合同，以其积极作为的方式使其与宋某某所签订的合同得以履行的条件归于消灭，谎称要延迟交房，携款逃匿。其兄也曾劝其有能力先归还部分款项而遭拒绝。被告人非法占有合同款项的主观犯意是明显的。其占有目的所指向的是宋某某所交的13.1万元，属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某某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罚》第224条第5项、第6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陈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出罚金人民币4000元。

二、追缴被告人陈某某犯罪所得人民币13.1万元，予以退赔被害人宋某某。

[评析]

本案的争论焦点之一在于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初并没有占有对方财物的犯罪故意，而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产生了这种犯意，这种犯意的产生是否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焦点之二在于数额认定上，是以合同的标的为准，还是以被告人占有犯意指向的数额为准，抑或以被告人实际取得的数额为限？

刑法第22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手段，通过签订经济合同，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产的行为。占有是指对财物的实际控制和支配，是一种基于行为人的意志的自主性占有。非法占有是既无法律依据有无合同依据而进行的占有。如果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是虚假合同，由于合同无效而不具备法律效力，行为人依据该合同而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产自然属于非法占有。如果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是有效成立的，但是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或合同履行期届满时，一方当事人不按合同约定的对价方式履行而占有对方的财产，也同样属于非法占有。客观上判断行为人的占有合法与否，就应从行为人实际上履行合同的情况来认定。而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指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为达到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这是行为人所希望或追求的结果。在目的的后面可能有不同的犯罪动机，比如，为了生存的需要，为了生产的需要，为了还

债的需要，为了贪欲与奢华的需要等等。犯罪动机的不同并不影响犯罪目的的存在，动机的发展终归于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

在合同诈骗中，通常认为行为人的诈骗故意产生与签订合同之前或签订合同之时，即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是就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故意，其签订合同的不是为了进行合法、正当的经济交往，其主观上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存在履行合同的诚意，签订合同不过是骗取对方财物的手段。我认为在诈骗的事实和故意存在的情况下，就足够成立犯罪了，只要行为人表现为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方法意图占有对方的财产即可。况且合同的履行是一个过程，诚实信用必须贯穿于整个过程中，保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打击犯罪分子并不在事前防范。因此，我认为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有三种存在形式：第一种存在于合同签订之前，被告人一开始就不具备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想通过签订合同诈骗他人钱财；第二种是在签订合同之时内心状态不确定，行为人通过合同占有对方财产后，没有机会履行合同，也没有履行合同的任何积极作为；第三种是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骗取对方财物的目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也发生了变化，行为人不再想履行合同，只希望无偿占有对方的财产。

合同诈骗罪中最难判断的是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与否。诈骗罪的犯意只能是故意，即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明知自己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自己根本就不想履行合同，却决意利用合同占有对方的财产。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来确定行为人的故意，是一种明知而又希望的情形。在实践中如何利用行为人各种主客观表现来做判断，我认为可以参照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二条的规定：根据《刑法》第151条和第152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

（一）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担保，采取下列欺骗的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并造成较大损失的：

1、虚构主体；

2、冒用他人名义；

3、使用伪造、变造或无效的单据、介绍信、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的；

4、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或者其他结算凭证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5、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债权文书等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6、使用其他欺骗

手段使对方交付款、物的。

（二）合同签订后携带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逃跑的；

（三）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致使上述财物无法返还的；

（四）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上述财物无法返还的；

（五）隐匿合同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退还的；

（六）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

如何区别合同诈骗罪和民事欺诈？理论上普遍认为，主要应把握如下几点：（１）主观目的不同。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是以签订合同为名，以达到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而民事欺诈行为人虽然也有欺诈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２）客观方面不同。民事欺诈虽然在客观上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程度内，故仍应由民事法律、政策调整；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应由刑法来调整。民事欺诈行为有民事内容存在，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为；（３）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不同。合同诈骗中行为人根本无履行诚意，客观上不作履行合同的任何积极努力，或者是履行小部分而骗取大部分财物；而民事欺诈行为，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诚意，能够虽有可能无法完全履行，但能作各种努力；（４）对所获财物的处理方式不同。合同诈骗中，行为人拿到对方当事人财物后，或携款潜逃，或是挥霍浪费，根本不想履行合同或将财物归还对方；而民事欺诈中，行为人在取得财物后，多用于购买生产资料，为履行合同创造条件；（５）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合同诈骗罪承担刑事责任，而民事欺诈承担民事责任。通过上述列举，笔者认为，只有在确定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确定客观行为和客体的性质。因此，只有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的目的才是合同诈骗罪和民事欺诈行为区别的关键所在。

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中的“其他方法”,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在第（一）至

（四）项明确列举了四种合同诈骗方法后，第（五）项以“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概括性语句作出了规定。立法者的目的之一可能是为了适应以后经济的发展，保持该法的稳定性，但在另一方面，也给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带来了一定的困惑和疑难。“其他方法”究竟是哪些方法呢？笔者认为，只要符合“利用合同诈骗”这一客观本质特征，任何方法、手段都是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方法的。实践中，常见的、与刑法明确列举的合同诈骗方法性质相同的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种：１、伪造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权利义务继受人财物的；２、虚构货源或其他合同标的，签订空头合同的。如行为人将暂时借来充数、并不属于自己的货物向被害人出示，在取得被害人信任签订合同后骗取货款；３、诱使、蒙蔽对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思签订合同，亦即行为人利用欺骗手段诱使对方签订合同的；４、利用虚假广告和信息，诱人签订合同，骗取中介费、立项费、培训费等费用的；５、假冒联合经商、投资、合作协作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６、通过贿赂签订、履行合同，如实践中有的合同当事人采用贿赂手段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签订、履行合同骗取国有资产的，就属于这种情况；７、作为债务人的行为人，向第三人隐瞒未经债权人同意的事实，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违法转移给第三人，从而逃避债务的。如实践中常见的，一些皮包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与他人签订供货合同、取得对方当事人货物、定金或部分货款后，采取欺诈方法将合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待被害人发觉上当受骗时仍借故不履行合同义务，亦不返还收取的货物、定金或货款等等。

被告人陈某某收取被害人房租后，萌生非法占有对方钱款的意图，采用与房东解除合同的积极方式使合同履行的条件归于消灭，后又欺骗对方说要延迟交房而携款逃匿，最后，不听别人的劝告而执意拒不归还钱款直至钱款被挥霍一空。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被告人所具有的非法占有的意图和欺骗的事实，符合诈骗罪的构成。

第五篇：杨永承合同诈骗案

被告人杨永承，女，1969年2月9日出生，汉族，原系上海承联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挪用资金犯罪于2010年1月25日被刑事拘留，2010年2月11日因涉嫌合同诈骗犯罪被逮捕。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杨永承犯职务侵占罪，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永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上海威士文通风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士文公司）授权其为代理人的职务便利，将收取的货款据为己有，数额巨大，应当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杨永承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建议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被告人杨永承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奉贤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6年4月下旬，威士文公司出具法人代表授权书，授权被告人杨永承为该公司代理人，负责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配件的跟踪及业务洽谈。后于2007年6月12日，双方签订了经销协议书。协议约定，杨永承为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商，负责威士文公司的经销销售业务，对外以威士文公司的合同与客户签约，并按威士文公司指定的账户进行货款结算。后杨永承私刻威士文公司及该公司法人代表的印章，伪造了以其个人经营的承联公司为代理人的“法人代表授权书”，并以承联公司名义，分别与承接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安装工程项目的杭州市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浙江开元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机电工程分公司、中天建设集团浙江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江西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杭州分公司签订了合同。

2007年8月至2009年6月，威士文公司根据杨永承的要求提供了价值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00余万元的空调设备至上述四家公司。此后，杨永承将上述四家公司在2008年8月至2009年9月间支付给承联公司的货款合计1542976元据为已有，用于个人还债、投资经营及开销等，后关闭手机逃匿。

2010年1月25日，杨永承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奉贤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永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其与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协议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威士文公司财产，且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杨永承犯职务侵占罪的罪名不当，应予更正。案发后，杨永承能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构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庭审中杨永承能自愿认罪，亦可酌情从轻处罚；但本案损失未挽回的情况在量刑时应一并酌情予以考虑。为严肃国家法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确保公司财产不受侵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杨永承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责令杨永承退赔被害单位威士文公司一百五十四万二千九百七十六元。

一审宣判后，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在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认为抗诉不当，向二审法院撤回抗诉。二审法院认为，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杨永承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且审判程序合法；上海本资料由为你辩护网（原四川刑事律师网）提供，更多参考www.xiexiebang.com

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撤回抗诉的要求符合法律规定，裁定准许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撤回抗诉。

二、主要问题

以公司代理人的身份，通过骗取方式将收取的公司货款据为已有，是构成诈骗罪、职务侵占罪还是挪用资金罪？

三、裁判理由

关于本案的定性，大致有四种观点：一是认为被告人杨永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威士文公司授权其为代理人的职务便利，将收取的货款据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二是认为杨永承作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威士文公司授权其为代理人的职务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三是认为杨永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威士文公司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四是认为杨永承在履行其与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协议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威士文公司的财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我们倾向于同意第四种观点。主要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杨永承不属于威士文公司的工作人员

诈骗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而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只限于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的人员。在以骗取的方式实施诈骗、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时，三者容易产生混淆，因此，本案准确定性的第一个关键点在于杨永承是否属于威士文公司的工作人员。

职务是一项由单位分配给行为人为单位所从事的一种持续的、反复进行的工作，担任职务应当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而非单位临时一次性地委托行为人从事某项事务。本案中，杨永承仅系威士文公司临时一次性授权的、仅负责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配件的跟踪及业务洽谈的代理人，故杨永承在威士文公司并无职务，不属于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其身份不符合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主体特征，不能认定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

（二）被告人杨永承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

杨永承在威士文公司授权其为代理人，并与其签订经销协议后，因之前其投资失败、经营亏损等原因，萌生了非法占有威士文公司货款的犯罪故意。此后，杨永承在威士文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违背威士文公司的授权，私刻印章，伪造了威士文公司委托其个人经营的承联公司为代理人的法人代表授权书，并以承联公司名义与承接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安装工程项目的四家公司签订合同：后杨永承又利用威士文公司对其的信任，骗取威士文公司向该四家公司供货，并将该四家公司收货后支付给承联公司的货款据为已有，并用于还债、投资经营及个人开销等，在威士文公司多次要求其向客户催款的情况下，杨永承始终用各种理由予以搪塞。为了拖延时间，其还伪造了一份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建设指挥部与威士文公司的“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买卖合同”交予威士文公司。当该虚假事实被揭穿后，杨永承自知无法再隐瞒下去，便关闭手机逃匿。杨永承的上述行为充分表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三）被告人杨永承实施诈骗的行为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本资料由为你辩护网（原四川刑事律师网）提供，更多参考www.xiexiebang.com

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在杨永承与威士文公司签订的经销协议书中，对杨永承经销威士文公司的各类产品的基价、销售报酬等均作了约定，且明确杨永承为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商，负责威士文公司的经销业务，对外应以威士文公司的合同与客户签约，并按威士文公司指定账户进行货款结算。然而，杨永承在协议明确约定对外应以威士文公司的合同与客户签约的情况下，仍以承联公司名义，分别与承接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安装工程项目的四家公司签订了合同。后又在协议明确约定应按威士文公司指定账户进行货款结算的情况下，示意四家公司将货款汇到其个人经营的承联公司账上。可见，杨永承的诈骗行为始终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实施的。

综上所述，杨永承的行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其与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协议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威士文公司的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一、二审法院对杨永承行为的定性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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