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东升合同诈骗案的案例分析

第一篇：林东升合同诈骗案的案例分析

【 审理法院 】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被告人:林东升 ……

2001年4月下旬,被告人林东升与卖主湖北省天门市孙修斌口头约定,以每吨3700元的价格订购50吨花生仁,以每吨3100元的价格订购10吨黄豆,总价款计人民币216000元,约定提货时付清货款。2001年5月1日,被告人林东升与同案人薛来明、薛某某(均另案处理)策划后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约定将上述货物出售后的货款按四股分掉做其他生意,薛来明占二股,被告人林东升与薛某某各占一股。次日,上述货物抵达福州火车站,被告人林东升等人验收后,谎称已联系上一家大公司,但因“五一”放假该公司的货款要过几天才能支付,要求推迟付款,孙修斌信以为真。被告人林东升先付8000元货款,并出具欠条一张,约定余款208000元于2001年5月12日前付清,同时约定损耗费1300元应予抵扣,之后,林东升将上述货物提回福清。被告人及同案人随即以每吨花生3100元、每吨黄豆2300元的低价将货物出售给村民和福清三华油脂公司,共收回货款17万余元。被告人及同案人除再付2000元货款及应扣的损耗费1300元外,将余款占为已有。虽经孙修斌多次催讨,被告人林东升等人均躲避不见,且在到案后拒不交待货款去向。根据福清市粮食购销公司的价格证明,扣除被告人已还款部分和应扣损耗费,被告人林东升及同案人实际占有被害人陈修斌的花生、黄豆价值计人民币200700元。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林东升犯合同诈骗罪向福清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林东升辩解称:并非不想还款,因对方货物质量存在问题引起经济纠纷尚未解决,导致延误还款；本案系经济纠纷,其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辩护律师辩护称: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较为次要,在量刑上应予体现。

福清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认为:被告人林东升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伙同同案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欺骗方法占有他人货物,低价出售后瓜分货款逃匿,骗取他人财物价值人民币20070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之情形,构成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引用法律正确,予以采纳。被告人的诈骗数额应以其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额仅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公诉机关以合同标的额为依据认定诈骗数额不当,予以更正。被告人提出因该批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而予低价处理的辩解意见,经查,被告人林东升承认其提货时曾对货物进行验收,证人林文也证实三华油脂公司向林东升等人购进的花生没有质量问题,且林东升在侦查期间从未提及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其辩解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被告人林东升与同案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达成协议,密谋瓜分货款,谎称已经联系好客户使被害人信以为真交出货物。被告人及同案人占有货物后,即予低价处理瓜分货款后逃匿,甚至被告人在到案后仍不交待货款的去向,致使合同履行不能,被告人的行为反映出其主观上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根本不想通过履行合同获得经济利益,而完全是出于非法占有的故意骗取他人财物。被告人林东升所实施的上述客观行为足以印证其主观上具有的非法占有之目的,其关于本案系经济纠纷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被告人林东升在本案中起积极、重要的作用,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和地位较次于同案人的辩护意见亦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据此,福清市人民法院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四)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02年8月12日作出判决如下:被告人林东升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宣判后,被告人林东升不服,提出上诉。被告人林东升上诉称:其在本案中的地位和作用较次于同案人,一审量刑畸重,并处罚金偏高,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第二篇：诈骗案辩护词（缓刑案例）

诈骗案辩护词（缓刑案例）

简介：被告夫妇伙同他人以买卖药材为名，诈骗某出租车司机现金50000元，案发后赃款追回。一审法院基本上按照辩护意见，判处二被告有期徒刑一年零八个月，缓期二年执行。

审判长、审判员：

受本案被告人朱淑艳亲属委托，河北海龙律师事务所指派我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参加本案的庭审。我对公诉机关指控朱淑艳犯诈骗罪的定性意见无异议，依据证据事实与法律，仅对量刑部分发表辩护意见：

一、本案诈骗金额尚未达到数额巨大标准

依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人民法院认定诈骗犯罪数额巨大的标准是诈骗金额7万元以上。本案被告人诈骗金额5万元，尚未达到数额巨大标准，依据《刑法》第266条，其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意见》，建议将本案基准刑确定为24个月。

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相对较小

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显示，在逃的同案犯熊家林从提议诈骗、购买蛇干、设计骗局、安排角色，到指挥实施犯罪、确定分赃方案，起到了组织、策划、指挥作用。被告人朱淑艳、曹志国二人参与犯罪，虽然不能认定为从犯，但相对熊家林而言，所起作用相对较小。

依据《意见》第三部分（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第10条，对于未区分主从犯，但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对较小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三、被告亲属代为退出了全部赃款、赔偿了被害人的全部损失

案发后，被告人朱淑艳、曹志国的亲属朱宝红，代为退出了二人犯罪所得的全部赃款，连同赔偿被害的损失，共计5万元。退还给被害人的5万元，除了二人应退的赃款，还包括了被害人的其他损失，即被熊家林非法占有部分。

依据《意见》第三部分第20条第（1）项，对于退赃、退赔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弥补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主动全部退赃、退赔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四、被告人获得了被害人的真诚谅解

因被告人亲属积极退赃、退赔，得到了被害人高存军的真诚谅解，本案社会危害性被有效降低。依据《意见》第三部分第22条，对于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罪行轻重、谅解的原因以及认罪悔罪的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五、被告人有认罪悔罪表现

被告人归案后向办案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庭审中当庭自愿认罪，有悔罪表现，且为初犯。依据《意见》第三部分第18条，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l0％以下。

综合上述情节和量刑意见，辩护人认为，法院应当在24个月以下基准刑期基础上，考虑判处被告人朱淑艳1年以下有期徒刑。鉴于本案符合《刑法》第72条规定的适用缓刑条件，辩护人建议法庭，对被告人朱淑艳适用缓刑。

另外，本案被扣押的圣达菲汽车是朱淑艳与丈夫曹世国的共同财产，不是朱淑艳夫妻二人的犯罪所得，也不是专门为实施诈骗犯罪准备的工具，而且在诈骗犯罪过程也没有使用该车辆。建议法庭在本案审结后及时返还被告人。此外，法院在确定罚金时，还应考虑本案被害人购买蛇干的价值是2450元，被告人违法所得金额是47550元，而非50000元。

希望合议庭在评议案件时采纳辩护人的上述意见。

河北海龙律师事务所 田希国 律师

2014年3月27日

第三篇：保定运输合同诈骗案

保定运输合同诈骗案

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款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由于这种行为完全不使用暴力，而是在一派平静甚至“愉快”的气氛下进行的，加之受害人一般防范意识较差，较易上当受骗。今天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保定运输合同相关诈骗案的辩护案例。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保定律师辩护的合同诈骗案：

本人身份：被告人的辩护人。

本案辩护意见：

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现有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未形成严谨的、排他可能性的证据链条，依法尚不足以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㈠能够证实被告人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证据严重不足，认定被告人“收取大额货款而交付价值较低的其他货物来顶替合同约定的货物”(见本案《起诉书》第2页)没有任何确定的事实基础。

1、被害人B同被告人之间只是以口头形式订立了买卖合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二人订立的买卖合同的标的物确定是日立XXX型旧挖掘机(以下简称-6挖掘机)、不是现代XXX型旧挖掘机(以下简称-5挖掘机)。

现有证据中能够印证这一事实情节的只有被害人的陈述和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其支付36.5万元对价购买的是-6挖掘机，被告人供述其接受以36.5万元为对价出卖的则是-5挖掘机(最初发的是-6挖掘机的照片，但价格谈的是45万;因自己未交定金公司后来将-6挖掘机卖给了别人，自己在电话中同B说明了36.5万元购买的是-5挖掘机)，被告人的供述内容与被害人的陈述内容截然不同、冲突矛盾，据此根本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

虽然被告人确实给被害人邮发了-6挖掘机的照片，没有邮发-5挖掘机的照片，但是邮发照片不是合同当事人就合同标的物达成合意的标志。被告人供述自己是按客户要求发买卖的挖掘机的照片，没有证据证实邮发的照片才确定是买卖的标的物。证人C、D、E的证言中(见证据卷第57-58页、第64页、第66页)关于购买二手工程车过程的回答内容使用地均是推断、评论性的语言，不是对其亲身感知事实的客观陈述，而且三人的回答内容用语完全相同、一字不差，缺少起码的真实性，均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2、被告人同被害人洽谈、订立合同使用地是真实的身份，没有证据证实其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

3、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任何一种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情形。

㈡能够证实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证据严重不足。

1、被告人在收到了被害人的货款后，向被害人发运了-5挖掘机，履行了交付自认为应交付货物的义务。

2、被告人在买卖挖掘机的过程中支付了18万元货款、1.2万元的运费，负担着相当多的交通差旅费用，投入了不少的时间精力，其追求获得最大商业利润的动机是正常的、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

3、XX县公安局XX派出所《抓获经过》(见证据卷第115页)足以证实被告人没有逃匿，可以被联系上，可以被找到。被告人电话停机确是事实，但是当时被告人已经履行完毕了自认为的交货义务;认定被告人去向不明没有任何根据，被告人是到河南省XX市联系其他业务了，如果被告人逃匿，10年X月X日(《抓获经过》中的年份应是笔误)XX县公安局XX派出所电话通知其到所时，其根本不可能主动到XX派出所办公室。

㈢本案的证据从表面上看数量不少，但是同对被告人的行为定性有关的只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该二种证据还存在直接的对立冲突;其他的证据(证人证言、书证、鉴定结论等)同被告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待证事实均缺少关联性。

证人F、G只是亲历了运输挖掘机、谈付运费的过程，根本不具备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谈的买卖挖掘机情况的条件，其证言内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证人H只是亲历了被告人拉走挖掘机的过程，也不具备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谈的买卖挖掘机情况的条件，其证言内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证人I也不具备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谈的买卖挖掘机情况的条件，其证言中关于被告人骗取被害人财物的内容是在电话中听被害人说的，没有任何独立的证明力，其证言内容仅能证实被告人因参与了自己同被害人发生的一笔业务同被害人认识的过程。

证人J只是亲历了被告人问、看、购买挖掘机的过程，也不具备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谈的买卖挖掘机情况的条件，其证言内容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其证言内容以及被告人签订的《二手机械设备买卖合同》足以印证被告人供述的有关购买-5挖掘机的事实。

证人C的证言只能证实同被告人认识以及被告人给其发过-6挖掘机的信息，其不具备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谈的买卖挖掘机情况的条件，其证言内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证人K的证言只能证实被告人经常换电话号码，被告人自10年X月XX日以来给过自己5、6万元钱的事实，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证人D、E的证言内容仅涉及到了自己购买二手工程车的过程情况，因其回答内容存在同证人C的有关证言内容用语完全相同的情况，没有真实性;其证言内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被告人、被害人以及K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凭证，印证了被告人供述有关内容的真实性，无法证实被告人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徐水县物价局涉案物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证结论书》也无法证实被告人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二、被害人确实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不利益，但是被害人的损失完全可以通过民事救济的方式得到补救，以刑罚处罚的方式解决民事争议有悖法制的统一、法律的尊严。

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被害人可以以买卖合同因重大误解订立、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为由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同被告人之间的买卖合同。

综合以上，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判决结果：被告人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

评议：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

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后，辩护人积极同公安侦查机关、检察院审查起诉机关、法院审判机关交涉，成功排除了对被告人适用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意见，应被告人要求为其当庭提供了无罪的辩护服务。虽然辩护人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辩护意见没有被采纳，但是被告人在属于累犯、不认罪、不退赃、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287000元的情况下，获得的量刑还是比较客观的。

司法实践中，根据2010年5月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但是，对于本罪数额巨大、特别巨大的起点以及其他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尚没有明确的规定。

第四篇：合同诈骗案报案材料如下：

合同诈骗案报案材料如下：

1、提供所签订的合同(协议)。

2、提供涉嫌人签订合同的虚构单位，冒用他人名义的相关依据。如：留下的印章、印鉴、假名片、假工作证、假营业执照，盖假公章各种证明等。

3、已经履行小额合同、部分合同的，提供已履行合同的材料。

4、收受受害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财产后逃匿的，请尽量提供逃匿的依据。如关闭通讯工具，转移货物、货款，搬迁住所等证明本材料等。

5、提供涉嫌人其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依据。如：留下的书写工具、交通工具、生产工具、假身份证、刊登虚假广告的报刊、杂志等。

6、涉嫌人的身份证明材料，请尽量提供。如来信、电报等各种材料等

第五篇：陈某某合同诈骗案

陈某某合同诈骗案

[案情]

被告人陈某某，男，1969年5月17日出生，汉族，出生地福建省厦门市，高中文化，无固定职业，住厦门市湖滨南路138号之一2608室。被告人陈某某原向王某某承租本市思明西路55号房屋，租期至1999年10月31日止。1999年9月25日被害人宋某某经与陈某某商谈，达成由陈某某将其承租的一楼店面提供给宋某某使用的意向。宋当即向陈定金人民币1万元。次日，被告人陈某某与房东王某某签订续租三年的房屋租赁合同，主要约定：租赁期限自1999年11月1日起至2002年10月30日止；月租1.5万元，每半年支付一次，首期于1999年10月30日前支付。当日，陈某某持该合同与宋某某正式签订“合作经营合同书”，主要约定：1，合作期间（与陈某某续租期限一致），甲方（即陈某某）向乙方（即宋某某）提供思明西路55号楼下店面作为合作经营场所；2，乙方负责店面的再装修既经营所需资金；3，合作期间，乙方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4，不论乙方盈亏情况如何，每年必须向甲方缴交人民币16.2万元。合同签订后，宋某某当即依约又支付人民币12.1万元，被告人陈某某出具了载明收到宋某某合作经营的转让费、房租及押金人民币13.1万元的收条。被告人陈某某从中取出10万元给王某某作为续租期间的半年租金（9万元）及押金（1万元）。此后，被告人萌生非法占有合同款项的念头，于同年10月中旬与王某某解除租赁合同，退还租金9万元，后又分二次退还2000元、6000元定金，共计退还款项人民币

9.8万元。此后，被告人携款逃匿。被害人宋某某多方寻找未果，遂报警。被告人于2001年9月19日被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对作案事实供认不讳。其所占有的12.9万元被用于还债、挥霍，至今未归还被害人。

[裁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陈某某在与被害人宋某某签订正式的合同并收取房租后，找到房东王某某骗说自己的姐夫在上海被抓，急需用钱，提出解除合同。王某某并不知道陈某某将房屋转租给别人，遂陆续将9.8万元退还给陈某某。陈某某携款逃匿几个月后，证人梁某某证实期间他劝陈某某与宋某某解决此事，并问其是否还有钱，陈某某说还有5-6万元。梁某某叫陈某某先将这些钱还给宋某

某，但陈不听劝说。被告人在签订合同之初虽无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故意，但是，合同诈骗的主观犯意既可以产生在合同签订之时，也可以产生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被告人与被害人签订了正式的合同并且收取合同款项13.1万元。随后却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先与房东解除合同，以其积极作为的方式使其与宋某某所签订的合同得以履行的条件归于消灭，谎称要延迟交房，携款逃匿。其兄也曾劝其有能力先归还部分款项而遭拒绝。被告人非法占有合同款项的主观犯意是明显的。其占有目的所指向的是宋某某所交的13.1万元，属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某某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罚》第224条第5项、第6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陈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出罚金人民币4000元。

二、追缴被告人陈某某犯罪所得人民币13.1万元，予以退赔被害人宋某某。

[评析]

本案的争论焦点之一在于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初并没有占有对方财物的犯罪故意，而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产生了这种犯意，这种犯意的产生是否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焦点之二在于数额认定上，是以合同的标的为准，还是以被告人占有犯意指向的数额为准，抑或以被告人实际取得的数额为限？

刑法第22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手段，通过签订经济合同，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产的行为。占有是指对财物的实际控制和支配，是一种基于行为人的意志的自主性占有。非法占有是既无法律依据有无合同依据而进行的占有。如果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是虚假合同，由于合同无效而不具备法律效力，行为人依据该合同而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产自然属于非法占有。如果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是有效成立的，但是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或合同履行期届满时，一方当事人不按合同约定的对价方式履行而占有对方的财产，也同样属于非法占有。客观上判断行为人的占有合法与否，就应从行为人实际上履行合同的情况来认定。而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指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为达到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这是行为人所希望或追求的结果。在目的的后面可能有不同的犯罪动机，比如，为了生存的需要，为了生产的需要，为了还

债的需要，为了贪欲与奢华的需要等等。犯罪动机的不同并不影响犯罪目的的存在，动机的发展终归于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

在合同诈骗中，通常认为行为人的诈骗故意产生与签订合同之前或签订合同之时，即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是就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故意，其签订合同的不是为了进行合法、正当的经济交往，其主观上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存在履行合同的诚意，签订合同不过是骗取对方财物的手段。我认为在诈骗的事实和故意存在的情况下，就足够成立犯罪了，只要行为人表现为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方法意图占有对方的财产即可。况且合同的履行是一个过程，诚实信用必须贯穿于整个过程中，保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打击犯罪分子并不在事前防范。因此，我认为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有三种存在形式：第一种存在于合同签订之前，被告人一开始就不具备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想通过签订合同诈骗他人钱财；第二种是在签订合同之时内心状态不确定，行为人通过合同占有对方财产后，没有机会履行合同，也没有履行合同的任何积极作为；第三种是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骗取对方财物的目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也发生了变化，行为人不再想履行合同，只希望无偿占有对方的财产。

合同诈骗罪中最难判断的是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与否。诈骗罪的犯意只能是故意，即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明知自己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自己根本就不想履行合同，却决意利用合同占有对方的财产。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来确定行为人的故意，是一种明知而又希望的情形。在实践中如何利用行为人各种主客观表现来做判断，我认为可以参照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二条的规定：根据《刑法》第151条和第152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

（一）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担保，采取下列欺骗的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并造成较大损失的：

1、虚构主体；

2、冒用他人名义；

3、使用伪造、变造或无效的单据、介绍信、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的；

4、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或者其他结算凭证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5、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债权文书等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6、使用其他欺骗

手段使对方交付款、物的。

（二）合同签订后携带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逃跑的；

（三）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致使上述财物无法返还的；

（四）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上述财物无法返还的；

（五）隐匿合同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退还的；

（六）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

如何区别合同诈骗罪和民事欺诈？理论上普遍认为，主要应把握如下几点：（１）主观目的不同。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是以签订合同为名，以达到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而民事欺诈行为人虽然也有欺诈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２）客观方面不同。民事欺诈虽然在客观上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程度内，故仍应由民事法律、政策调整；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应由刑法来调整。民事欺诈行为有民事内容存在，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为；（３）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不同。合同诈骗中行为人根本无履行诚意，客观上不作履行合同的任何积极努力，或者是履行小部分而骗取大部分财物；而民事欺诈行为，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诚意，能够虽有可能无法完全履行，但能作各种努力；（４）对所获财物的处理方式不同。合同诈骗中，行为人拿到对方当事人财物后，或携款潜逃，或是挥霍浪费，根本不想履行合同或将财物归还对方；而民事欺诈中，行为人在取得财物后，多用于购买生产资料，为履行合同创造条件；（５）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合同诈骗罪承担刑事责任，而民事欺诈承担民事责任。通过上述列举，笔者认为，只有在确定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确定客观行为和客体的性质。因此，只有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的目的才是合同诈骗罪和民事欺诈行为区别的关键所在。

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中的“其他方法”,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在第（一）至

（四）项明确列举了四种合同诈骗方法后，第（五）项以“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概括性语句作出了规定。立法者的目的之一可能是为了适应以后经济的发展，保持该法的稳定性，但在另一方面，也给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带来了一定的困惑和疑难。“其他方法”究竟是哪些方法呢？笔者认为，只要符合“利用合同诈骗”这一客观本质特征，任何方法、手段都是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方法的。实践中，常见的、与刑法明确列举的合同诈骗方法性质相同的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种：１、伪造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权利义务继受人财物的；２、虚构货源或其他合同标的，签订空头合同的。如行为人将暂时借来充数、并不属于自己的货物向被害人出示，在取得被害人信任签订合同后骗取货款；３、诱使、蒙蔽对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思签订合同，亦即行为人利用欺骗手段诱使对方签订合同的；４、利用虚假广告和信息，诱人签订合同，骗取中介费、立项费、培训费等费用的；５、假冒联合经商、投资、合作协作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６、通过贿赂签订、履行合同，如实践中有的合同当事人采用贿赂手段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签订、履行合同骗取国有资产的，就属于这种情况；７、作为债务人的行为人，向第三人隐瞒未经债权人同意的事实，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违法转移给第三人，从而逃避债务的。如实践中常见的，一些皮包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与他人签订供货合同、取得对方当事人货物、定金或部分货款后，采取欺诈方法将合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待被害人发觉上当受骗时仍借故不履行合同义务，亦不返还收取的货物、定金或货款等等。

被告人陈某某收取被害人房租后，萌生非法占有对方钱款的意图，采用与房东解除合同的积极方式使合同履行的条件归于消灭，后又欺骗对方说要延迟交房而携款逃匿，最后，不听别人的劝告而执意拒不归还钱款直至钱款被挥霍一空。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被告人所具有的非法占有的意图和欺骗的事实，符合诈骗罪的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