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承合同诈骗案

第一篇：杨永承合同诈骗案

被告人杨永承，女，1969年2月9日出生，汉族，原系上海承联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挪用资金犯罪于2010年1月25日被刑事拘留，2010年2月11日因涉嫌合同诈骗犯罪被逮捕。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杨永承犯职务侵占罪，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永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上海威士文通风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士文公司）授权其为代理人的职务便利，将收取的货款据为己有，数额巨大，应当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杨永承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建议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被告人杨永承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奉贤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6年4月下旬，威士文公司出具法人代表授权书，授权被告人杨永承为该公司代理人，负责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配件的跟踪及业务洽谈。后于2007年6月12日，双方签订了经销协议书。协议约定，杨永承为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商，负责威士文公司的经销销售业务，对外以威士文公司的合同与客户签约，并按威士文公司指定的账户进行货款结算。后杨永承私刻威士文公司及该公司法人代表的印章，伪造了以其个人经营的承联公司为代理人的“法人代表授权书”，并以承联公司名义，分别与承接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安装工程项目的杭州市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浙江开元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机电工程分公司、中天建设集团浙江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江西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杭州分公司签订了合同。

2007年8月至2009年6月，威士文公司根据杨永承的要求提供了价值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00余万元的空调设备至上述四家公司。此后，杨永承将上述四家公司在2008年8月至2009年9月间支付给承联公司的货款合计1542976元据为已有，用于个人还债、投资经营及开销等，后关闭手机逃匿。

2010年1月25日，杨永承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奉贤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永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其与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协议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威士文公司财产，且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杨永承犯职务侵占罪的罪名不当，应予更正。案发后，杨永承能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构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庭审中杨永承能自愿认罪，亦可酌情从轻处罚；但本案损失未挽回的情况在量刑时应一并酌情予以考虑。为严肃国家法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确保公司财产不受侵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杨永承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责令杨永承退赔被害单位威士文公司一百五十四万二千九百七十六元。

一审宣判后，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在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认为抗诉不当，向二审法院撤回抗诉。二审法院认为，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杨永承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且审判程序合法；上海本资料由为你辩护网（原四川刑事律师网）提供，更多参考www.xiexiebang.com

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撤回抗诉的要求符合法律规定，裁定准许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撤回抗诉。

二、主要问题

以公司代理人的身份，通过骗取方式将收取的公司货款据为已有，是构成诈骗罪、职务侵占罪还是挪用资金罪？

三、裁判理由

关于本案的定性，大致有四种观点：一是认为被告人杨永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威士文公司授权其为代理人的职务便利，将收取的货款据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二是认为杨永承作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威士文公司授权其为代理人的职务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三是认为杨永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威士文公司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四是认为杨永承在履行其与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协议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威士文公司的财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我们倾向于同意第四种观点。主要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杨永承不属于威士文公司的工作人员

诈骗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而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只限于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的人员。在以骗取的方式实施诈骗、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时，三者容易产生混淆，因此，本案准确定性的第一个关键点在于杨永承是否属于威士文公司的工作人员。

职务是一项由单位分配给行为人为单位所从事的一种持续的、反复进行的工作，担任职务应当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而非单位临时一次性地委托行为人从事某项事务。本案中，杨永承仅系威士文公司临时一次性授权的、仅负责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配件的跟踪及业务洽谈的代理人，故杨永承在威士文公司并无职务，不属于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其身份不符合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主体特征，不能认定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

（二）被告人杨永承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

杨永承在威士文公司授权其为代理人，并与其签订经销协议后，因之前其投资失败、经营亏损等原因，萌生了非法占有威士文公司货款的犯罪故意。此后，杨永承在威士文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违背威士文公司的授权，私刻印章，伪造了威士文公司委托其个人经营的承联公司为代理人的法人代表授权书，并以承联公司名义与承接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安装工程项目的四家公司签订合同：后杨永承又利用威士文公司对其的信任，骗取威士文公司向该四家公司供货，并将该四家公司收货后支付给承联公司的货款据为已有，并用于还债、投资经营及个人开销等，在威士文公司多次要求其向客户催款的情况下，杨永承始终用各种理由予以搪塞。为了拖延时间，其还伪造了一份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建设指挥部与威士文公司的“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买卖合同”交予威士文公司。当该虚假事实被揭穿后，杨永承自知无法再隐瞒下去，便关闭手机逃匿。杨永承的上述行为充分表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三）被告人杨永承实施诈骗的行为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本资料由为你辩护网（原四川刑事律师网）提供，更多参考www.xiexiebang.com

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在杨永承与威士文公司签订的经销协议书中，对杨永承经销威士文公司的各类产品的基价、销售报酬等均作了约定，且明确杨永承为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商，负责威士文公司的经销业务，对外应以威士文公司的合同与客户签约，并按威士文公司指定账户进行货款结算。然而，杨永承在协议明确约定对外应以威士文公司的合同与客户签约的情况下，仍以承联公司名义，分别与承接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安装工程项目的四家公司签订了合同。后又在协议明确约定应按威士文公司指定账户进行货款结算的情况下，示意四家公司将货款汇到其个人经营的承联公司账上。可见，杨永承的诈骗行为始终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实施的。

综上所述，杨永承的行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其与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协议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威士文公司的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一、二审法院对杨永承行为的定性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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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涉嫌合同诈骗案辩护意见书-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涉嫌合同诈骗案辩护意见书铜陵市狮子山区人民检察院：

为犯罪嫌疑人X涉嫌合同诈骗一案，我受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接受X之妻N的委托，并征得X本人的同意，担任X的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依法履行辩护职责。

本辩护人查阅了侦查机关移送的本案材料，会见了在押犯罪嫌疑人X。本辩护人认为：铜陵市狮子山区公安分局狮公刑诉字[2014]036号《起诉意见书》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两个方面均存在严重错误，指控X涉嫌合同诈骗罪依法不能成立。

一、《起诉意见书》认定事实错误

2013年8月7日，W为了收购安庆D矿业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名下的安徽省宿松县铜铃寨多金属详查、探矿权（以下简称“铜铃寨探矿权”），通过银行汇款支付X1500万元（人民币，下同）。2014年3月，X与安徽J矿业集团（W）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探矿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本案合同”），合同交易标的为股权与探矿权，受让方J集团并W通过收购X持有的铜陵Q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Q公司”）全部股权，以期实现对D公司控股，继而获取D公司名下的铜铃寨探矿权。合同约定全部收购价款为2100万元，W已付的1500万元锁定为收购定金，从而确立双方履行合同的担保方式。为了将W支付定金时间与双方签约时间达成一致，故合同双方将签约时间落款为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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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意见书》对上述事实认定为X实施了采取合同形式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侵占W的财产，构成了合同诈骗罪。

概括起来，《起诉意见书》认定X实施了合同诈骗犯罪行为，基本上是基于三个错误定位，即：

1、本案合同交易标的是通过受让股权方式实现收购探矿权目的，《起诉意见书》却定位于采矿权交易；

2、本案合同交易系多金属探矿权转让，《起诉意见书》却定位于一个矿种黄金（虽然《起诉意见书》没有明确黄金作为交易诈骗的唯一矿种，但其运用的证据几乎全部以黄金为例）；

3、本案合同交易标的系探矿权，没有也不可能约定确认探矿权项下的矿种、品位、储量、开采商业价值等，而《起诉意见书》却将探矿权尚未探明就自行确认没有“开采价值”。正因为《起诉意见书》定位错误，所以导致认定事实错误。

1、本案合同交易的是铜铃寨多金属详查、探矿权，绝非采矿权。《起诉意见书》采信的安徽省黄金局1998年黄金矿产准采证、安庆市地矿局1998年重新申请采矿证、安徽省国土资源厅2002年采矿许可证等，与十几年后的本案合同交易标的探矿权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不具有证据的关联性。

2、《起诉意见书》运用矿山开采许可证、资源税证明、2007年申请探矿权的相关书证，认定“可证实该矿山被开采过”，从而认定X实施合同诈骗行为。但是事实相反，正因为该探矿区域范围内，自90年代末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陆续进行了定点式而不是矿脉式、鸡窝型而不是片状型、少量而不是大规模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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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开采，表明该区域范围进一步扩大范围探矿的必要性，所以才有了十几年后安徽省国土厅2013年8月颁发的D公司名下探矿权证，具名探矿内容为多金属矿（并非黄金单一矿种）详查；探矿范围扩大至1.20平方公里；勘查单位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11地质队等。因此，《起诉意见书》只能自该探矿权证颁发后顺延分析本案事实性质，不应自该探矿权证颁发之前逆向认定事实。

《起诉意见书》通过采信上列证据认为“可证实该矿山被开采过”，据此认定X涉嫌合同诈骗，显然是错误的。本案合同并没有转让方X承诺该矿山没有被开采过，W也没有将其作为收购条件。W出资收购的就是上述探矿权，仅此而已。《起诉意见书》凭什么认定该矿山只要被开采过X的转让行为就构成犯罪？因此，将是否被开采过作为指控X的合同行为涉嫌犯罪的构成条件，完全是荒唐的。

3、《起诉意见书》认定X隐瞒了该矿山被开采过导致无开采价值，全部是根据过去进行过黄金开采的历史事实。但是，本案合同交易的是多金属探矿权，并没有锁定黄金为唯一矿种，交易双方更没有通过合同之外的其他形式，确立黄金为双方唯一的交易品种。《起诉意见书》罗列该矿山已进行过黄金开采，比较得出没有开采价值的结论。那么，尚未形成自探矿权证项下的进一步持续探矿活动，更没有形成最终探矿结论，《起诉意见书》又凭什么得出没有开采价值的结论？难道侦查机关为查明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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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组织了专业技术人员和施工队伍，调动了探矿机械设备进行了系列探矿活动，查明了该探矿区域范围内没有开采价值吗？

本辩护人据了解，铜陵市铜矿最早开采时间距今约3000年之久，并且在同一矿山内，持续数千年仍然开采至今。因此，根据已被开采过即得出没有开采价值的结论，不是科学、客观的态度，而是主观随意性的自由心证方法。

4、《起诉意见书》认定X隐瞒矿山被开采过的事实要求311地质队做出降低工业品位的普查材料，与事实不符。《起诉意见书》作出此节事实认定，无非是采取将2013年1月《普查报告》（以下简称“13年地质报告”）与1990年7月《地质普查报告》（以下简称“90年报告”）进行比较。事实上，13年报告并不是经过新的地质勘探后根据探明的地质数据提出新的勘探结论，而是对90年报告提出的地质勘探数据进行专业技术分析。两个报告专指黄金矿种而言（并非本案合同交易的多金属探矿），90年报告结论按黄金品位每吨含量9.96克、储量305公斤、当时市场价每克40余元；13年报告将90年报告提出的勘探数据黄金品位每吨含量降至2.86克、储量增至653.4公斤、2012年黄金市场价每克340元，黄金交易价格增长近9倍。并且，90年报告22年后的2013年，由于采用新的选矿工艺，故矿石加工成本大幅下降。据此可见，矿产品位含量与矿产储量具有相对性，品位偏高储量则降，品位偏低储量则升。13年报告绝非主观杜撰的数据结论，而是根据黄金市场价格数倍增长、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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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成本却大幅下降的情况，为了扩大矿产资源经济价值，防止矿产资源形成巨大浪费，针对90年报告勘探数据进行科学、专业技术分析得出新的结论，并无不妥。仅就黄金作为单一的矿产品种而言，本案合同交易的探矿权就具有相当的开采价值，何况，合同交易的探矿权并不限于单一的黄金矿种，而是多金属探矿综合品种。而《起诉意见书》却背离科学、客观的态度，断然认定“没有开采价值”，从而认定X涉嫌犯罪，缺乏事实根据。

5、《起诉意见书》运用311地质队2009年、2011年地质工作简报等书证，认定“可证实该矿山经探矿工作未发现有价值矿体”。恰恰相反，这两份简报均表述找矿工作已初见成效，该矿区发现多金属矿种，成矿条件有利，有可能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工业矿床。正如此，311地质队的找矿成果，成为安徽省国土厅颁发的铜铃寨多金属探矿权证的科学、客观依据。

6、《起诉意见书》运用A、B等证人证言，认定“该矿山无开采价值事实”，又是一个荒唐的认定方法。如上所述，本案合同交易标的是探矿权，必须持续开展探矿工作，通过组织资金、专业技术人员和施工队伍、调配勘探机械设备进行钻探、打井等方法探明矿产资源品种、品位、储量，继而进行科学分析方能得出有无开采经济价值的结论，若有，则据此申报批准采矿权证。而上述证人均是自然人，不通过勘探活动即出证没有开采价值，除非这些证人具有特异功能，能够眼观地下数十米有无矿产。《起诉意见书》竟以证人的主观认识与推测证明矿产资源状况，5 / 11

实难令人接受。况且，合同具有合同关系相对性，合同当事人之外的任何人却证明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意思，是不能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甚至民事诉讼证据使用的。

7、由于《起诉意见书》基于上述错误定位，假设了X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为前提，所以将X的供述和C、D、E、F等证人关于本案合同交易过程的证言一律作为认定X实施合同诈骗的证据，显然是错误的。

上述可见，《起诉意见书》错误地认定X涉嫌合同诈骗犯罪事实，其运用的证据缺乏客观性，相当证据缺乏关联性，其认定事实的方法不符合证据运用规则，甚至违反科学与自然常识，因此，《起诉意见书》采信的证据不能证明X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起诉意见书》适用法律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该罪与诈骗罪的共同点，均是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不同点则是合同诈骗罪的特征是以合同为特定形式。

具体到本案，X并没有以合同形式，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W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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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案合同交易标的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转让股权，二是通过受让股权获取探矿权。X持有Q公司股权是经过工商登记的合法有效股权；探矿权是安徽省国土厅颁发的合法有效探矿权证，且合同注明的探矿权证号与安徽省颁发的探矿权证号完全一致。这表明本案合同交易标的，X没有虚构或隐瞒。而《起诉意见书》指控X涉嫌合同诈骗罪，缺乏该罪构成的犯罪特征。

2、本案合同转让方并没有在合同约定中承诺探矿权的矿种、品位、储量、商业价值等，受让方亦无相应的要求约定。顾名思义，探矿权对目标矿产具有或然性、可变性、不确定性，投资人对探矿未来结果须承担投资风险，如果约定确认上述矿产要素，则不是探矿权概念，而是采矿权。所以，本案合同无法也不可能约定探矿权项下的矿产构成标准与条件。而《起诉意见书》断然以“没有开采价值”的结论判定X涉嫌合同诈骗罪，其比较的根据是什么？若不存在“有开采价值”的相对性而缺乏可比性，其“没有开采价值”的论断当然是主观臆断的。

3、合同诈骗罪完全源于合同行为，合同的签订或履行，是该罪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基础形式。本辩护人经了解，除本案合同外，合同双方并没有签订补充协议，或者将探矿权的经济价值作为合同附件，也没有通过书面形式转让方进行承诺或者受让方提出要求，那么，本案合同内容依法根本不构成合同诈骗行为。退一步说，即便双方通过谈话交流作出承诺或提出要求，但最终没有在合同中约定，没有上升为合同意志，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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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合同履行中，W虽支付了1500万元作为交易定金，但其依约应付的交易尾款600万元没有支付。而X依约应当交付的转让股权及探矿权证，W至今拒不依约受领。这些本是合同双方民商事纠纷，《起诉意见书》却认定为犯罪进行指控，显然混淆了罪与非罪界限。

4、《起诉意见书》将黄金矿种定位于本案合同交易标的，而合同交易的是多金属探矿权，显然不符合事实。如果该探矿区域将来探明储有其他金属矿产，那么，现今的《起诉意见书》进行提前定罪指控是不是酿成冤假错案？答案应该是明确的。

5、本案合同是采用书面形式，这是无可置疑的。W于2013年8月7日向X支付了1500万元，经过8个月与X正式签订书面转让合同（《起诉意见书》认定补签合同，与事实不符），并且将其支付的款项确认定金担保方式，表明其经过8个月的调查了解，充分认识其投资的必要性。双方设定的定金数额居然超过合同总价的71%，这在合同行为中较为罕见。但从中可见，W要求履行合同的迫切性，若X反悔合同不交付交易标的，则依法须承担双倍返还定金3000万元。根据市场运作常理，投资方对其投资目标都会进行尽职调查，尤其大额投资，为了规避投资风险至少进行专业方面的酝酿作出审慎的决策。何况，W并非矿业投资的外行，而是具有相当的专业资历。即便W没有进行必要的投资调查，也应视为合同当事人对其应当作为的放弃，不应为此转嫁给合同相对人承担。然而，《起诉意见书》为了勾兑W被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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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竟不顾本案合同采取书面形式的事实，认定所谓X采用口头约定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的事实，这才是不顾本案客观实际情况虚构的事实认定。殊不知，口头合同形式是合同双方根据即时清结的特点采用的，而本案合同完全是期权合同，须经相应的履行方式、履行阶段完成的，转让的股权及探矿权必须经工商、矿产主管部门变更登记才能完成交付，而进行变更登记，必须提交转让合同、股东会决议、目标公司申请材料等由登记部门备案。因此，口头合同绝对无法进行。《起诉意见书》置起码的常识于不顾，断然认定X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显然是错误的。

6、《起诉意见书》特表述X以150万元价格受让本案合同探矿权，却以2100万元转让给W，似乎购进价格与转让价格悬殊较大。虽然《起诉意见书》没有将此作为指控根据，但本辩护人有必要说明的是，与其它转让标的同理，购进成本价与转让价存在较高的差幅，是市场运行的正常现象，只要不在国家商品价格管控范围内，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合同是公民之间行使的私权范畴，应遵循“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不能据此任意出入人罪。

以上表明，《起诉意见书》指控X涉嫌合同诈骗罪，根本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即便其采用的证据，也不能证明X的行为具有该条列举的合同诈骗罪犯罪情形。因此，其指控依法不能成立。

三、本案合同合法有效，X的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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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合同是合同双方X与W酝酿至少8个月签订的，是双方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的协议。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管理性或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一百零七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

W不全面履行其合同付款义务，反而滥用刑事控告权意图追回其已付款项，致使合同相对人X身陷囹圄，实质是其反悔合同。而《起诉意见书》混淆了罪与非罪，对X进行了不应有的刑事指控，应予纠正。

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的刑事诉讼任务之一。本辩护人根据本案事实，依据有关法律提出上述辩护意见，请贵院审查并充分行使法律监督权，对X依法作出不予起诉决定，保障本案处理充分体现公平与正义。

辩护人：

安徽承义律师

事务所律师 耿建生

二〇一

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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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保定运输合同诈骗案

保定运输合同诈骗案

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款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由于这种行为完全不使用暴力，而是在一派平静甚至“愉快”的气氛下进行的，加之受害人一般防范意识较差，较易上当受骗。今天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保定运输合同相关诈骗案的辩护案例。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保定律师辩护的合同诈骗案：

本人身份：被告人的辩护人。

本案辩护意见：

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现有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未形成严谨的、排他可能性的证据链条，依法尚不足以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㈠能够证实被告人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证据严重不足，认定被告人“收取大额货款而交付价值较低的其他货物来顶替合同约定的货物”(见本案《起诉书》第2页)没有任何确定的事实基础。

1、被害人B同被告人之间只是以口头形式订立了买卖合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二人订立的买卖合同的标的物确定是日立XXX型旧挖掘机(以下简称-6挖掘机)、不是现代XXX型旧挖掘机(以下简称-5挖掘机)。

现有证据中能够印证这一事实情节的只有被害人的陈述和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其支付36.5万元对价购买的是-6挖掘机，被告人供述其接受以36.5万元为对价出卖的则是-5挖掘机(最初发的是-6挖掘机的照片，但价格谈的是45万;因自己未交定金公司后来将-6挖掘机卖给了别人，自己在电话中同B说明了36.5万元购买的是-5挖掘机)，被告人的供述内容与被害人的陈述内容截然不同、冲突矛盾，据此根本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

虽然被告人确实给被害人邮发了-6挖掘机的照片，没有邮发-5挖掘机的照片，但是邮发照片不是合同当事人就合同标的物达成合意的标志。被告人供述自己是按客户要求发买卖的挖掘机的照片，没有证据证实邮发的照片才确定是买卖的标的物。证人C、D、E的证言中(见证据卷第57-58页、第64页、第66页)关于购买二手工程车过程的回答内容使用地均是推断、评论性的语言，不是对其亲身感知事实的客观陈述，而且三人的回答内容用语完全相同、一字不差，缺少起码的真实性，均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2、被告人同被害人洽谈、订立合同使用地是真实的身份，没有证据证实其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

3、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任何一种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情形。

㈡能够证实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证据严重不足。

1、被告人在收到了被害人的货款后，向被害人发运了-5挖掘机，履行了交付自认为应交付货物的义务。

2、被告人在买卖挖掘机的过程中支付了18万元货款、1.2万元的运费，负担着相当多的交通差旅费用，投入了不少的时间精力，其追求获得最大商业利润的动机是正常的、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

3、XX县公安局XX派出所《抓获经过》(见证据卷第115页)足以证实被告人没有逃匿，可以被联系上，可以被找到。被告人电话停机确是事实，但是当时被告人已经履行完毕了自认为的交货义务;认定被告人去向不明没有任何根据，被告人是到河南省XX市联系其他业务了，如果被告人逃匿，10年X月X日(《抓获经过》中的年份应是笔误)XX县公安局XX派出所电话通知其到所时，其根本不可能主动到XX派出所办公室。

㈢本案的证据从表面上看数量不少，但是同对被告人的行为定性有关的只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该二种证据还存在直接的对立冲突;其他的证据(证人证言、书证、鉴定结论等)同被告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待证事实均缺少关联性。

证人F、G只是亲历了运输挖掘机、谈付运费的过程，根本不具备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谈的买卖挖掘机情况的条件，其证言内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证人H只是亲历了被告人拉走挖掘机的过程，也不具备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谈的买卖挖掘机情况的条件，其证言内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证人I也不具备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谈的买卖挖掘机情况的条件，其证言中关于被告人骗取被害人财物的内容是在电话中听被害人说的，没有任何独立的证明力，其证言内容仅能证实被告人因参与了自己同被害人发生的一笔业务同被害人认识的过程。

证人J只是亲历了被告人问、看、购买挖掘机的过程，也不具备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谈的买卖挖掘机情况的条件，其证言内容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其证言内容以及被告人签订的《二手机械设备买卖合同》足以印证被告人供述的有关购买-5挖掘机的事实。

证人C的证言只能证实同被告人认识以及被告人给其发过-6挖掘机的信息，其不具备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谈的买卖挖掘机情况的条件，其证言内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证人K的证言只能证实被告人经常换电话号码，被告人自10年X月XX日以来给过自己5、6万元钱的事实，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证人D、E的证言内容仅涉及到了自己购买二手工程车的过程情况，因其回答内容存在同证人C的有关证言内容用语完全相同的情况，没有真实性;其证言内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被告人、被害人以及K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凭证，印证了被告人供述有关内容的真实性，无法证实被告人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徐水县物价局涉案物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证结论书》也无法证实被告人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二、被害人确实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不利益，但是被害人的损失完全可以通过民事救济的方式得到补救，以刑罚处罚的方式解决民事争议有悖法制的统一、法律的尊严。

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被害人可以以买卖合同因重大误解订立、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为由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同被告人之间的买卖合同。

综合以上，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判决结果：被告人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

评议：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

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后，辩护人积极同公安侦查机关、检察院审查起诉机关、法院审判机关交涉，成功排除了对被告人适用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意见，应被告人要求为其当庭提供了无罪的辩护服务。虽然辩护人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辩护意见没有被采纳，但是被告人在属于累犯、不认罪、不退赃、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287000元的情况下，获得的量刑还是比较客观的。

司法实践中，根据2010年5月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但是，对于本罪数额巨大、特别巨大的起点以及其他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尚没有明确的规定。

第四篇：陈某某合同诈骗案

陈某某合同诈骗案

[案情]

被告人陈某某，男，1969年5月17日出生，汉族，出生地福建省厦门市，高中文化，无固定职业，住厦门市湖滨南路138号之一2608室。被告人陈某某原向王某某承租本市思明西路55号房屋，租期至1999年10月31日止。1999年9月25日被害人宋某某经与陈某某商谈，达成由陈某某将其承租的一楼店面提供给宋某某使用的意向。宋当即向陈定金人民币1万元。次日，被告人陈某某与房东王某某签订续租三年的房屋租赁合同，主要约定：租赁期限自1999年11月1日起至2002年10月30日止；月租1.5万元，每半年支付一次，首期于1999年10月30日前支付。当日，陈某某持该合同与宋某某正式签订“合作经营合同书”，主要约定：1，合作期间（与陈某某续租期限一致），甲方（即陈某某）向乙方（即宋某某）提供思明西路55号楼下店面作为合作经营场所；2，乙方负责店面的再装修既经营所需资金；3，合作期间，乙方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4，不论乙方盈亏情况如何，每年必须向甲方缴交人民币16.2万元。合同签订后，宋某某当即依约又支付人民币12.1万元，被告人陈某某出具了载明收到宋某某合作经营的转让费、房租及押金人民币13.1万元的收条。被告人陈某某从中取出10万元给王某某作为续租期间的半年租金（9万元）及押金（1万元）。此后，被告人萌生非法占有合同款项的念头，于同年10月中旬与王某某解除租赁合同，退还租金9万元，后又分二次退还2000元、6000元定金，共计退还款项人民币

9.8万元。此后，被告人携款逃匿。被害人宋某某多方寻找未果，遂报警。被告人于2001年9月19日被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对作案事实供认不讳。其所占有的12.9万元被用于还债、挥霍，至今未归还被害人。

[裁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陈某某在与被害人宋某某签订正式的合同并收取房租后，找到房东王某某骗说自己的姐夫在上海被抓，急需用钱，提出解除合同。王某某并不知道陈某某将房屋转租给别人，遂陆续将9.8万元退还给陈某某。陈某某携款逃匿几个月后，证人梁某某证实期间他劝陈某某与宋某某解决此事，并问其是否还有钱，陈某某说还有5-6万元。梁某某叫陈某某先将这些钱还给宋某

某，但陈不听劝说。被告人在签订合同之初虽无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故意，但是，合同诈骗的主观犯意既可以产生在合同签订之时，也可以产生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被告人与被害人签订了正式的合同并且收取合同款项13.1万元。随后却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先与房东解除合同，以其积极作为的方式使其与宋某某所签订的合同得以履行的条件归于消灭，谎称要延迟交房，携款逃匿。其兄也曾劝其有能力先归还部分款项而遭拒绝。被告人非法占有合同款项的主观犯意是明显的。其占有目的所指向的是宋某某所交的13.1万元，属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某某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罚》第224条第5项、第6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陈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出罚金人民币4000元。

二、追缴被告人陈某某犯罪所得人民币13.1万元，予以退赔被害人宋某某。

[评析]

本案的争论焦点之一在于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初并没有占有对方财物的犯罪故意，而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产生了这种犯意，这种犯意的产生是否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焦点之二在于数额认定上，是以合同的标的为准，还是以被告人占有犯意指向的数额为准，抑或以被告人实际取得的数额为限？

刑法第22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手段，通过签订经济合同，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产的行为。占有是指对财物的实际控制和支配，是一种基于行为人的意志的自主性占有。非法占有是既无法律依据有无合同依据而进行的占有。如果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是虚假合同，由于合同无效而不具备法律效力，行为人依据该合同而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产自然属于非法占有。如果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是有效成立的，但是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或合同履行期届满时，一方当事人不按合同约定的对价方式履行而占有对方的财产，也同样属于非法占有。客观上判断行为人的占有合法与否，就应从行为人实际上履行合同的情况来认定。而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指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为达到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这是行为人所希望或追求的结果。在目的的后面可能有不同的犯罪动机，比如，为了生存的需要，为了生产的需要，为了还

债的需要，为了贪欲与奢华的需要等等。犯罪动机的不同并不影响犯罪目的的存在，动机的发展终归于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

在合同诈骗中，通常认为行为人的诈骗故意产生与签订合同之前或签订合同之时，即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是就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故意，其签订合同的不是为了进行合法、正当的经济交往，其主观上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存在履行合同的诚意，签订合同不过是骗取对方财物的手段。我认为在诈骗的事实和故意存在的情况下，就足够成立犯罪了，只要行为人表现为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方法意图占有对方的财产即可。况且合同的履行是一个过程，诚实信用必须贯穿于整个过程中，保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打击犯罪分子并不在事前防范。因此，我认为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有三种存在形式：第一种存在于合同签订之前，被告人一开始就不具备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想通过签订合同诈骗他人钱财；第二种是在签订合同之时内心状态不确定，行为人通过合同占有对方财产后，没有机会履行合同，也没有履行合同的任何积极作为；第三种是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骗取对方财物的目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也发生了变化，行为人不再想履行合同，只希望无偿占有对方的财产。

合同诈骗罪中最难判断的是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与否。诈骗罪的犯意只能是故意，即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明知自己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自己根本就不想履行合同，却决意利用合同占有对方的财产。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来确定行为人的故意，是一种明知而又希望的情形。在实践中如何利用行为人各种主客观表现来做判断，我认为可以参照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二条的规定：根据《刑法》第151条和第152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

（一）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担保，采取下列欺骗的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并造成较大损失的：

1、虚构主体；

2、冒用他人名义；

3、使用伪造、变造或无效的单据、介绍信、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的；

4、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或者其他结算凭证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5、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债权文书等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6、使用其他欺骗

手段使对方交付款、物的。

（二）合同签订后携带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逃跑的；

（三）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致使上述财物无法返还的；

（四）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上述财物无法返还的；

（五）隐匿合同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退还的；

（六）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

如何区别合同诈骗罪和民事欺诈？理论上普遍认为，主要应把握如下几点：（１）主观目的不同。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是以签订合同为名，以达到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而民事欺诈行为人虽然也有欺诈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２）客观方面不同。民事欺诈虽然在客观上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程度内，故仍应由民事法律、政策调整；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应由刑法来调整。民事欺诈行为有民事内容存在，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为；（３）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不同。合同诈骗中行为人根本无履行诚意，客观上不作履行合同的任何积极努力，或者是履行小部分而骗取大部分财物；而民事欺诈行为，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诚意，能够虽有可能无法完全履行，但能作各种努力；（４）对所获财物的处理方式不同。合同诈骗中，行为人拿到对方当事人财物后，或携款潜逃，或是挥霍浪费，根本不想履行合同或将财物归还对方；而民事欺诈中，行为人在取得财物后，多用于购买生产资料，为履行合同创造条件；（５）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合同诈骗罪承担刑事责任，而民事欺诈承担民事责任。通过上述列举，笔者认为，只有在确定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确定客观行为和客体的性质。因此，只有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的目的才是合同诈骗罪和民事欺诈行为区别的关键所在。

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中的“其他方法”,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在第（一）至

（四）项明确列举了四种合同诈骗方法后，第（五）项以“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概括性语句作出了规定。立法者的目的之一可能是为了适应以后经济的发展，保持该法的稳定性，但在另一方面，也给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带来了一定的困惑和疑难。“其他方法”究竟是哪些方法呢？笔者认为，只要符合“利用合同诈骗”这一客观本质特征，任何方法、手段都是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方法的。实践中，常见的、与刑法明确列举的合同诈骗方法性质相同的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种：１、伪造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权利义务继受人财物的；２、虚构货源或其他合同标的，签订空头合同的。如行为人将暂时借来充数、并不属于自己的货物向被害人出示，在取得被害人信任签订合同后骗取货款；３、诱使、蒙蔽对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思签订合同，亦即行为人利用欺骗手段诱使对方签订合同的；４、利用虚假广告和信息，诱人签订合同，骗取中介费、立项费、培训费等费用的；５、假冒联合经商、投资、合作协作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６、通过贿赂签订、履行合同，如实践中有的合同当事人采用贿赂手段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签订、履行合同骗取国有资产的，就属于这种情况；７、作为债务人的行为人，向第三人隐瞒未经债权人同意的事实，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违法转移给第三人，从而逃避债务的。如实践中常见的，一些皮包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与他人签订供货合同、取得对方当事人货物、定金或部分货款后，采取欺诈方法将合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待被害人发觉上当受骗时仍借故不履行合同义务，亦不返还收取的货物、定金或货款等等。

被告人陈某某收取被害人房租后，萌生非法占有对方钱款的意图，采用与房东解除合同的积极方式使合同履行的条件归于消灭，后又欺骗对方说要延迟交房而携款逃匿，最后，不听别人的劝告而执意拒不归还钱款直至钱款被挥霍一空。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被告人所具有的非法占有的意图和欺骗的事实，符合诈骗罪的构成。

第五篇：合同诈骗案报案材料如下：

合同诈骗案报案材料如下：

1、提供所签订的合同(协议)。

2、提供涉嫌人签订合同的虚构单位，冒用他人名义的相关依据。如：留下的印章、印鉴、假名片、假工作证、假营业执照，盖假公章各种证明等。

3、已经履行小额合同、部分合同的，提供已履行合同的材料。

4、收受受害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财产后逃匿的，请尽量提供逃匿的依据。如关闭通讯工具，转移货物、货款，搬迁住所等证明本材料等。

5、提供涉嫌人其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依据。如：留下的书写工具、交通工具、生产工具、假身份证、刊登虚假广告的报刊、杂志等。

6、涉嫌人的身份证明材料，请尽量提供。如来信、电报等各种材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