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合同诈骗案裁判指引汇聚
合同诈骗案裁判指引汇聚
1.裁判指引：在数额犯中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合同诈骗罪既遂处罚。
观点来源：王新明合同诈骗案（2013）一中刑终字第4134号 案情简介：2012年7月，被告人王新明使用伪造的户口本、身份证，冒充房主即王新明之父的身份，在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出售房屋为由，与被害人徐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购房款为100万元，并当场收取徐某定金1万元。同年8月，王新明又收取徐某支付的购房首付款29万元，并约定余款过户后给付。后双方在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时，王新明虚假身份被住建委工作人员发现，余款未取得。王新明被公安机关查获，其亲属将赃款退还被害人徐某，被害人徐某对王新明表示谅解。
裁判规则：被告人王新明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数额巨大，同时鉴于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在亲属帮助下退赔全部赃款，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公诉机关认为数额特别巨大且系犯罪未遂有误，在数额犯中，犯罪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分别对应不同法定刑幅度的，应当先决定对未遂部分是否减轻处罚，确定未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再与既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进行比较，选择适用处罚较重的法定刑幅度，并酌情从重处罚；二者在同一量刑幅度的，以犯罪既遂酌情从重处罚。
2.裁判指引：行为人“高买低卖”的行为中是否属于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应结合在案证据加以证实。
观点来源：（2014）启刑二初字第0212号
案情简介：2013年5月至12月，被告人高浜浜为偿还他人货款，虚构其能在河南省正常经销电动工具的事实，并隐瞒其低于进货价进行销售的真相，取得电动工具厂商和供货商的信任，先后骗取被害人张江、潘忠、郁兵、杜林菊、潘德华、施晴愉等供货商货值人民币2659509元的电动工具，后低于进货价销售套现。期间，被告人高浜浜先后支付部分货款及退还部分货物，价值共计人民币1389994元，实际骗得货值人民币1269515元的电动工具。被告人高浜浜套现后，部分用于偿还以前拖欠其他供货商的货款，部分用于其个人购买黄金首饰等消费。2013年12月10日，被告人高浜浜逃离郑州并更换联系方式。
裁判规则：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是出于吸引客户、稳定市场的目的，才实施低于进货价销售货物的行为，其不具有非法占有主观目的辩护意见，有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及相关书证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被告人被告人高浜浜隐瞒其准备低于进货价销售货物及自己缺乏履行合同能力的真相，通过支付小部分货款的方式取得被害人信任，后陆续与被害人多次订立购货合同，在骗取被害人电动工具后，继续实施低于进货价销售套现行为。被告人高浜浜对于自己的经济状况及低价销售行为导致无力履行合同的后果是明知的，且对被害人造成的巨大损失不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而是以逃匿的方式，逃避债务，可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
3.裁判指引：医疗定点服务机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列医保门诊费用、空刷医保卡的方式套取养老保险基金，数额较大的，应按照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作为单位雇用的员工，受领导指派参与实施空刷医保卡、记账等具体犯罪行为，属于单位犯罪中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起次要作用，系从犯。
观点来源：（2013）泉刑初字第309号
案情简介：2007年间，被告人张立华、吴贤华、谢幼忠各出资人民币20万元合伙受让被告单位绿地卫生站。被告单位绿地卫生站与徐州市医保中心签订了《徐州市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协议》，自2009年至2012年，被告单位绿地卫生站在履行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协议期间，为获取非法利益，由被告人张立华、谢幼忠、吴贤华、周敏、张庆、石玉、张侠等人经手收集或者介绍共计1421人的医保卡，在被告单位绿地卫生站骗取徐州市医保中心医保基金统筹部分共计人民币369万余元。因本案案发，2012年1月至7月的空刷卡额尚有10万余元未兑付。
裁判规则：被告单位绿地卫生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与徐州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签订的《徐州市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协议》过程中，伙同医保参保人员及其他人员，采取空刷卡等虚假手段，虚开售药费用、治疗项目和治疗费用，骗取对方医保资金，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张立华、吴贤华、谢幼忠、周敏在被告单位实施的合同诈骗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指挥等作用，属于单位犯罪中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被告人张庆作为单位雇用的员工，在单位内部受领导指派，参与实施空刷医保卡及记账、核算犯罪所得数额等具体犯罪行为，属于单位犯罪中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单位犯罪过程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4.裁判指引：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交织一起，界限容易混淆。因此，行为人签订合同时的目的、实际履行能力与合同签订后主客观上是否为履行合同作努力，便成为确定罪与非罪的关键。
观点来源：（2015）夏少刑初字第00039号，(2015)商少刑终字第41号
案情简介：2009年，被告人张四保开始与张东雷做粉丝生意，直到2012年，双方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张四保从张东雷处采购粉丝价值共计300万元左右。2012年1月至2013年3月24日期间，张四保利用张东雷对他的信任，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诱骗张东雷通过河南郑州某货运公司先后发给自己多批粉丝，合计价值19.2万元。2013年4月，张四保以去安徽合肥做工程为由，将从张东雷处采购的粉丝低价卖给在重庆市盘溪市场做粉丝生意的李宗玲，然后离开所在城市并更换联系方式。
裁判规则：区分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的合同纠纷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而主观目的只能通过外在表现推测。司法实践中，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区分：1.合同签订期间主观心理状态。行为人签订合同期间夸大自己履约能力，后来由于某种原因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的，按照经济合同纠纷处理。行为无履行合同的意图，进而虚构、隐瞒事实真相，利用对方对自己的信任骗对方与自己签订合同，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应定为合同诈骗罪。2.履约期间实际能力与行为。在一般的合同纠纷中，当事人客观上有一定的履约能力，只是在数量、质量等方面有不实之处，合同签订后积极提高履行能力，即使失败也不应认定为合同诈骗；如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行为，获取合同权益后，对合同义务予以搪塞、推托，甚至逃匿，应认定为合同诈骗。
5.裁判指引：行为人以开发商品房为名骗取他人预付款后逃匿，数额巨大，但并未进行任何房地产开发和买卖的，构成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
观点来源：（2012）三刑二终字第14号
案情简介：2004年至2005年，被告人梁四昌以在义马市第一中学对面开发商品房为名，先后收取张某某等23人2至4万元不等的预付房款共计68万元，梁四昌与受害人约定了楼层及户型，并开具加盖“河南省上蔡县百尺建筑公司”和“梁四昌”印章的收据，收款后梁四昌一直未建房且也未退还预付房款，受害人多次找梁四昌催要住房，梁以种种理由推辞。2006年1月梁四昌携款潜逃，至2011年8月9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另，2005年3月和10月，被告人梁四昌以缺少经营资金为由向李某某借款10万元，归还1.8万元后，携余款潜逃。
裁判规则：首先，合同诈骗罪属于扰乱市场秩序罪的范畴，保护的是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和市场交易秩序；而诈骗罪保护的是公私财产所有权。梁四昌收款后并未进行任何的房地产开发和房屋买卖行为，所以惩罚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追回他们遭受的实际损失。
其次，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单一客体，即国家、集体、个人合法的财产所有权。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和经济合同管理制度，其社会危害性的主要特征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本案中，被告人梁四昌打着“房屋买卖”旗号收取他人房屋预付款后，根本没有进行房屋的开发建设，其目的仅为骗取他人的财物，因此其侵犯的客体是被害人的财权所有权，而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最后，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在于诈骗行为是否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要求，不能随意扩大化解释，应限定为符合合同法意义上的“合同”，而不能仅以有合同要件出现就定合同诈骗罪。本案中，虽然能够证实梁四昌与受害人约定了楼层及户型，开具加盖印章的收据，但是并没有对所购买的商品房作出具体、确定的约定。房屋系重要的生活资料，与一般商品不同，没有具体明确约定房屋价款、履行期限、地点等购买房屋所应包含的内容，不能确认被告人梁四昌与被害人之间的约定，成立了合同，也不能确认被告人梁四昌实施的诈骗行为，是在签订、履行购买商品房合同过程中，因此梁四昌犯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
6.裁判指引：行为人在既未取得保险监督管理机关批准又未得到保险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以保险公司名义销售保险、收取保费，应认定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构成合同诈骗罪，而不属于非法经营罪。
观点来源：（2011）宿中刑二终字第066号
案情简介：2009年9月至2010年3月间，被告人张光大在未取得保险监督管理机关批准及未得到“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以中诚
保险代理保险公司沭阳分公司负责人的身份，伪造公司印章和“学生、幼儿保险收据”，通过骆冬梅、周玉敏等人，采取开据收费的方式，向沭阳县国际学校、实验中学、怀明中学、等学校学生销售人身保险11596份，收取“保险费”共计38.7万余元，其中部分款项分配给帮助“办理保险业务”的人员，其余19万余元被被告人张光大占有。被告人张光大亦未用所收取的费用为学生投保。后因部分学生发生理赔事由而提出理赔要求，被告人张光大从其所得款中付出约2万元对学生给予赔偿。案发后，被告人张光大退出赃款4.5万元，其他帮助被告人张光大“办理保险业务”人员退出10.4771万元。
裁判规则：被告人张光大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如下：第一，被告人客观上在收取“保险费”后未实际履行其保险义务，其销售保险是骗取钱财的手段行为。在未取得授权的情况下，以保险公司名义销售保险并收取费用后，虽然曾从其所得款中付出约2万元给予学生赔偿，但其并没有用所收取的费用为学生投保。第二，被告人主观故意内容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并没有继续开展保险业务活动，也没有履行作为保险代理机构的义务。第三，被告人所侵害的主要客体是他人财产所有权。在本案中，被告人张光大并不符合欠缺许可要件的保险经营行为特征，其仅仅有收取钱财的行为，并没有进行保险经营，仅仅是用收取“保险费”的形式掩盖其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所以触犯合同诈骗罪，而非非法经营罪。7.裁判指引：骗取货物后以空头支票付款的行为，应当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在案的证据加以认定，成立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或票据诈骗罪。观点来源：(2000)静刑初字第67号
案情简介：被告人季某某1999年5月至8月在经营惠春公司期间利用开具空头支票后逃逸的方法，骗取上海易高电脑有限公司分公司各类电脑五台，价值人民币60700元，骗取上海上复文教用品公司各类文具用品，价值人民币5850元。被告人以惠春公司的名义与上海瑞协工贸有限公司签订供货协议，骗取了该公司各类啤酒4215箱，价值人民币289505元，开具了两张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0万元、12万元的空头支票予以搪塞并逃逸。1999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季某某伙同他人利用上海侨盛度假村的装修业务，以上海恒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公司的名义，先后与上海乐城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瑞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六家单位签订装潢合同，以安全保证金的名义骗取上述单位人民币186000元后携款逃跑。
裁判规则：季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和签发空头支票搪塞等手法，骗取了易高公司分公司及黄蔡云钱财，共计价值6070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认定的证据，季某并非以空头支票骗取财物；其收取黄蔡云地板款也不是基于合同，因此这部分犯罪事实应以诈骗罪惩处。季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和履行合同骗取瑞协公司四千多箱啤酒、骗取乐城等六家单位支付的“安全保证金”，骗得财物共计价值445505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检察机关指控季某利用开空头支票的方法骗取了上海上复文教用品公司各类文具，构成票据诈骗罪。但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告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文具用品的故意和客观方面实施了骗取文具用品的行为，故对这些事实不予认定。
8.裁判指引：骗取他人担保申请贷款的是贷款诈骗还是合同诈骗，视具体情况而定。
观点来源：《刑事审判参考》第352号
案情简介：
1997年11月，被告人秦*在成立**公司过程中，使用伪造的银行进帐单、银行存款余额证明及委托付款证明、出资证明书等*件，骗取了江苏兴惠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报告，进而骗得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公司营业执照，虚报注册资本人民币1005万元。
被告人秦*虚假出资成立**公司后，在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采用虚构借款理由、隐瞒公司真实情况及虚假抵押等手段，于1997年7月至11月间，先后两次骗得中航材总公司人民币470万元；于1995年至1998年间，多次向东航江苏公司骗取借款人民币1150万元及骗取东航江苏公司担保，向7家银行贷款共计人民币3700万元。后秦*采取以贷还借、以贷还贷、以借还贷的方式，先后归还东航江苏公司借款人民币500万元，实际占有650万元；归还银行贷款人民币1995万元，实际占有1705万元。综上，秦*共计骗取东航江苏公司、中航材总公司人民币2825万元。
裁判规则：被告人秦*在申请公司登记过程中，使用虚假证明*件，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告人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资金用途、隐瞒公
司真实情况、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等手段，骗取东航江苏公司、中航材总公司的财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通过向银行贷款的方式骗取担保人财产的行为，表面上看是骗取银行贷款，实际上侵害的是担保人的财产权益，犯罪对象并非银行贷款而是担保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财产，对此种行为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行为人虚构事实骗取银行与担保人的信任，非法占有钱款后，银行可依据担保合同从担保人处获取担保，而担保人则是银行债务的实际承担者，受侵害的往往是担保人。当然，如果行为人提供虚假担保或者重复担保，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则符合贷款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理应以贷款诈骗罪论处。
联系本案，被告人秦*假借艺术品公司、**公司名义的所有经营都是依靠借款及向银行贷款，公司从未有盈利记录，其所还借、贷款，均系以借还贷或以贷还借，现尚有2咖余万元借、贷款不能归还，且被告人除了用于其个人购买房屋、汽车等开销外，不能说明款项的实际去向，至案发也不能归还上述欠款，因此，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被告人隐瞒公司真实情况，采用虚假抵押等手段，向东航材总公司借款、向东航江苏公司骗取借款及骗得东航江苏公司为其担保向银行贷款，均应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9.裁判指引：以签订虚假的工程施工合同为诱饵骗取钱财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
观点来源：（2005）湘高法刑二终字第59号
案情简介： 2003年2月，被告人王贺军谎称自己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计划司“司长”，并虚构了“工程项目”，称不需要招标、投标，其就能够将该工程发包。为骗取杨宜章等人的信任，王贺军伪造了虚假的工程批文，并要其朋友假冒辽河石油管理局基建处“张子良处长”与被害人见面。王贺军则以办理工程批文需要活动经费为由，自2003年3月至2004年1月期间，先后骗取了杨宜章72万元、王惠明20万元、王小岱11万元。2004年1月7日，王贺军称受“张子良处长”的全权委托，与杨宜章所属的核工业长沙中南建设工程集团公司经理陈志荣签订了一份虚假的“24号井至主干线公路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合同记载的工程项目总造价为5906万元，王贺军在合同上签名为“张子良”。2004年1月28日王贺军在上海被抓获。除公安机关追回的4万元赃款外，其余赃款均被王贺军挥霍。
裁判规则: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虽然同属诈骗类犯罪，在构成要件上有一定相近之处，但两罪在犯罪客体、犯罪主体、客观方面还是存在诸多不同：一是犯罪主体不同。二是犯罪客体不同。三是犯罪手段不同。合同诈骗罪是一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诈骗行为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诈骗行为伴随着合同的签订、履行是此罪区别于诈骗罪的一个主要客观特征。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存在于合同诈骗罪保护客体的范围内，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才能满足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要求，这种诈骗行为也才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而与这种法益无关的收养、婚姻等身份关系协议、赠与等合同均不是合同诈骗罪中所指的“合同”，以这些合同为内容进行诈骗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没有利用签订、履行合同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在本案中，一方面，被告人王贺军假冒国家工作人员、伪造工程批文、假借承揽项目需要活动经费的名义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都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实施的，即在与被害人签订所谓施工承包合同之前，王贺军的诈骗行为已经实施完毕，被害人的财物已经被王贺军非法占有，其虚构事实骗取钱财的犯罪目的已经实现；另一方面，被告人王贺军非法获取的被害人钱财是所谓的活动经费，其诈取钱财的行为并没有伴随合同的签订、履行，其非法侵占的财物亦不是合同的标的物或其他与合同相关的财物。虽然王贺军事后也与他人签订了一个虚假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但这仅仅是掩盖其诈骗行为的手段，而不是签订、履行合同的附随结果，是否签订合同已经并不能影响其骗取财物行为的完成。被告人王贺军的行为均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10.裁判指引：行为人以“聘请顾问协议书”的名义骗取他人钱款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观点来源：《刑事审判参考》第457号
案情简介：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1996年5月，王与松盛公司负责人韩钰松协商，承包经营松盛公司，对外承揽出国签证咨询业务。同年7月，王分别与詹洁、张伟签订了“聘请顾问协议书”为其办理出国签证，并收取3万元。同年8月，王在没有注册资金的情况下，注册成立了以其女友刘薇为法定代表人的天津开发区金世纪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世纪公司），此后至出逃前，以该公司名义收取赵辉、杨弘强、高永艳、孔美琴、梁东山、王振琪、李正国、李金光等人出国签证费用人民币21．96万元、美金0．65万元。综上，王共计收取他
人签证费用人民币24．96万元、美金0．65万元，但未给上述人员办理出国签证，全部款项用于支付房租、归还欠款或挥霍等，并于1997年3月3日逃往澳大利亚，后取得澳大利亚国籍。2005年1月14日进入我国境内后被抓获归案。
裁判规则：此外，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除了书面合同外，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的能否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应结合合同诈骗侵犯的客体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解释。根据合同法第十条的规定，无论是正式的书面合同，还是简易的口头合同，都是合同法所承认和保护的合同。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只是形式不同，但都是合同法调整的范围，只要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和他人财产权，完全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从本案情况看，被告人王某分别与詹洁、张伟等人签订“聘请顾问协议书”，每人收取0．5万元至3．5万元不等的钱款，许诺如办不成出国签证，再如数退还钱款。王某所签订的“聘请顾问协议书”，表面上像一个咨询性质的协议，具有技术服务性质，但根据其提供的所谓服务内容，实质上是一个代办出国签证性质的委托代理合同。这种委托代理合同，具有一定的代理服务内容并体现了一定市场经济活动性质，应认定为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合同。王某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之中，骗取的钱款正是合同约定的报酬标的，在没有为他人办成出国签证的情况下，携款潜逃，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王某的诈骗行为，应构成合同诈骗罪。
11.裁判指引：利用代理公司业务的职务之便将签订合同所得之财物占为己有的，应定职务侵占罪，而非合同诈骗罪。
观点来源：(2007)衢中刑终字第139号
案情简介：虞受金维公司所雇，担任金维公司副总经理。陈敏公司与金维公司合作经营，双方约定由陈敏公司提供场地、设备，金维公司提供资金。金维公司总经理张玉峰要求虞秀强寻找垫资单位为陈敏公司供应原料。虞秀强先后找到宏大经营部、威宇公司、海圣公司，约定由二家单位垫资向陈敏公司供货，虞负责向陈敏公刮销售货物和回收货款，所产生的利润由三单位与虞平分。此后，宏大经营部等二家单位通过虞秀强先后向陈敏公司销售多种化工原料。
2004年底，因陈敏公司经营亏损，宏大经营部等三家单位为陈敏公司所垫货款难以收同。宏大经营部等三家单位为了追索替陈敏公司所垫的款项多次要求被告人虞秀强归还货款。2005年1月，金维公司最后需购进3吨己内酰胺，被
告人虞秀强遂产生非法占有之念，便以金维公司名义于同年1月先后4次从巨化锦纶厂购进价值757000元的38吨已内酰胺。被告人虞秀强将其中的3吨运至金维公司用于生产，收取50000元货款后占为已有；同时将其余35吨卖给衢州劲大化工有限公司、陈劲宏等处，在取得销售35吨己内酰胺702000余无货款后，虞秀强在巨化锦纶厂多次追索货款的情况下，不仅末将己内酰胺的货款支付给巨化锦纶厂，反而在2005年1月底至2月初，用该货款中的305440元支付给宏大经营部等3家单位作为陈敏公司所欠的货款（宏大经营部100000元，威宇公司150000元，海圣公司55440元），并将其余的451560元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及炒股。案发后，虞秀强的亲友向公安机关退回赃款266000元。
裁判规则： 从本质上看，合同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都属侵财型犯罪，但在客观方面，具有明显区别：一是行为手段不同，合同诈骗罪是在签订、履行合同中利用各种典型欺骗方法，而职务侵占罪的行为手段则突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二是犯罪对象不同，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财物，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是本单位财物。就本案被告人虞秀强侵吞444310元货款的行为而言，在定性上，被告人虞秀强侵占的是本单位财物而非合同相对人财物。本案中，被告人虞秀强是本单位金维公司专门负责原材料采购的副总经理，有权直接代表公司购进生产原材料。被告人虞秀强擅自支配35吨货物并占有其变现后的部分金钱，是利用了其代理公司业务的职务之便。被告人虞秀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并没有实施明显的诈骗行为。综上，本案被告人虞秀强利用代理公司业务的职务便利，擅自超需购入原材料并变卖从而侵吞公司财产的行为应构成职务侵占罪。
12.裁判指引:业务员冒用公司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违规收取货款的行为购成合同诈骗罪。
观点来源：（2010）嘉刑初字第78号
案情简介：被告人谭某某获悉本市电信公司推出电子渠道“先装后付”业务，遂起意通过安装和收费的时间差实施诈骗。2009年3月起，被告人谭某某本人或指使其招收的业务员采用电话联系或发布广告等方式，假冒电信公司工作人员，以低于电信公司的包年使用费价格对外推销电信宽带安装业务。骗得被害人信任愿意安装宽带后，被告人谭某某即以被害人名义向电信公司申请“先装后付”的宽带安装业务。之后，根据与电信公司约定的安装时间，被告人谭某某派业务
员提前至被害人处等候，使被害人误认为谭某某一方人员亦系电信公司安装人员，待电信公司安装人员安装宽带完毕先行离开后，被告人谭某某一方人员当场与被害人签订《安装协议》，并以收取宽带安装费和一年使用费的名义向被害人骗取钱款。其中，被害人王某某被骗人民币1 600元；史某某被骗人民币1 760元；张某被骗人民币1 600元；赵某某被骗人民币1 760元；叶某被骗人民币1 000元。总计人民币7 720元。
裁判规则：被告人谭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充电信部门人员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控罪名成立。被告人谭某某能自愿认罪，赃款已全部吊获，又系初犯，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13.裁判指引：以公司代理人的身份，通过骗取方式将收取的公司货款据为已有，构成合同诈骗罪，而非职务侵占罪或挪用资金罪。
观点来源：《刑事审判参考》第716号
案情简介：2006年4月下旬，威士文公司出具法人代表授权书，授权被告人杨永承为该公司代理人，负责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配件的跟踪及业务洽谈。后于2007年6月12日，双方签订了经销协议书。协议约定，杨永承为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商，负责威士文公司的经销销售业务，对外以威士文公司的合同与客户签约，并按威士文公司指定的账户进行货款结算。后杨永承私刻威士文公司及该公司法人代表的印章，伪造了以其个人经营的承联公司为代理人的“法人代表授权书”，并以承联公司名义，分别与承接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安装工程项目的杭州市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浙江开元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机电工程分公司、中天建设集团浙江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江西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杭州分公司签订了合同。
2007年8月至2009年6月，威士文公司根据杨永承的要求提供了价值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00余万元的空调设备至上述四家公司。此后，杨永承将上述四家公司在2008年8月至2009年9月间支付给承联公司的货款合计1542976元据为已有，用于个人还债、投资经营及开销等，后关闭手机逃匿。
裁判规则：被告人杨永承不属于威士文公司的工作人员，其身份不符合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的主体特征。其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在履行其与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协议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威士文公司财
产，且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杨永承犯职务侵占罪的罪名不当，应予更正。案发后，杨永承能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构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庭审中杨永承能自愿认罪，亦可酌情从轻处罚；但本案损失未挽回的情况在量刑时应一并酌情予以考虑。14.裁判指引：在一人公司实施犯罪的情况下，对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加以区分，其中独立的财产是公司具有独立人格的基本前提。观点来源：《刑事审判参考》第726号
案情简介：2008年2月至2009年4月，被告人周敏在担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众超公司、一丰镐公司法定代表人并直接负责生产经营期间，先后与上海岷琪针织品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发生玩具原材料买卖或加工合同业务，上述单位按约为周敏所在公司供货或完成加工业务，周敏经自己公司再生产加工、通过瑞宝公司等单位予以销售并收取货款后，采用将多种方式转移公司财产，却以尚未收到货款为由拒不支付各被害单位合计价值人民币900000余元的原材料货款及加工费等。在被害单位多次催讨后，被告人周敏采用隐匿等手段逃避。
裁判规则：区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在刑罚适用上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单位犯罪以采用双罚制为原则，以单罚制为例外；第二，一般情况下单位犯罪对个人的处罚比自然人犯罪处罚要轻。因此，在单位经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为单位利益而实施犯罪的场合下，判断是否构成单位犯罪往往是司法审判中的焦点问题。具有独立人格的企业经过章程规定的决策程序实施单位犯罪的，就应当独立承担刑事责任，这是罪责自负原则的体现。有无独立人格是单位行为能否被作为单位犯罪处理的决定因素。判断具体犯罪行为中的一人公司是否具有独立人格，应当根据以下几项标准：第一，是否具有独立的财产利益；第二，是否具有独立的意志；第三，是否具有公司法所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第四，是否依照章程规定的宗旨运转；第五，是否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成立。
众超公司、一丰镐公司经合法注册成立，被告人周敏是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公司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登记注册成立，成立之后依照章程规定的营利宗旨运转，具有相对独立的名义，具备合法的治理结构，被告人周敏作为法定代表人为了公司利益实施合同诈骗行为，应当被视为公司的独立意志。同时，根据法院查明的情况，周敏依照法律程序办理手续实际出资，众超公司、一丰镐公司具有独立的财务状况，可以与周敏的个人财产明确区分，虽然进行了合同诈骗
行为，但是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周敏在收取货款后系用于其个人开支。因此，公司具备独立的法人人格，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周敏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了公司利益而进行合同诈骗活动，应当被视为公司的行为，构成单位犯罪，被告人周敏应依法追究其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经营管理的人员”的刑事责任。15.裁判指引：承运人预谋非法占有被承运货物，在履行承运合同过程中偷偷将承运货物调包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观点来源：《刑事审判参考》第807号
案情简介：2009年11月，张海岩与王增平预谋利用张海岩承运渤海公司豆粕之际，伙同王增平、张海龙等人在山东省诸城市相州镇曹家泊等地，用刘继伟、刘继广提供的低蛋白豆粕偷偷调换其运输的含蛋白质43％的豆粕572包，共计40吨，价值146600元。
2009年12月16日至19日，张海岩伙同孙龙龙利用孙龙龙承运渤海公司豆粕之际，采用同样方式偷偷调换孙龙龙运输的高蛋白豆粕429包，共计30吨，价值112400元。
裁判规则：盗窃罪和诈骗罪的本质区别为被害人对财物是否有转移占有的意思和行为，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的秘密调包行为，认定盗窃罪还是诈骗罪，关键要看被害人有无转移占有财产的意思和行为，如有则成立诈骗罪；否则成立盗窃罪。本案在合同具体履行过程中，被告人采用偷偷调包的方法，即在被害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价值较低的货物换取价值较高的货物，同时使用了秘密窃取手段和欺骗手段。由于被告人在取得承运货物后，即取得财物的控制权，其本人作为财物的监管人，对于被害人而言，财物无论实际转移至何处，其与被告人之间的占有关系未发生根本的变化，被告人秘密窃取的相当于自己的财物。因此，该情况下不可能成立盗窃罪，而属于诈骗类犯罪。
合同诈骗罪、诈骗罪均属于采取诈骗手段非法取得他人财物，但两罪也有不同之处：第一，两罪侵犯的客体不同。第二，两罪的客观方面来不同。但是只要行为人系出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并在客观上确实利用了签订、履行合同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就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
16.裁判指引：通过支付预付款获得他人房产后以抵押方式获得第三人借款的，既有欺骗卖房人的行为，也有欺骗抵押权人的行为，应认定最初的卖房人为被害人。
观点来源：《刑事审判参考》第876号
案情简介：被告人周有文、陈巧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购买二手房，先向被害人支付购房首付款，谎称向银行贷款支付购房余款，骗取被害人的房产过户后，将房产抵押给他人借款，所得款项用于偿还个人欠款及挥霍。周有文单独或者伙同陈巧芳实施犯罪六起，造成被害人共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099.5万元的售房款未能收回；陈巧芳单独或者伙同周有文实施犯罪二起，造成被害人共计332.5万元的售房款未能收回。
裁判规则：本案审理中，被告人周有文、陈巧芳通过支付预付款获得他人房产后以抵押方式获得第三人借款，所得款项并未用于支付剩余房款而是个人挥霍，体现出其在与原房主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时即已具备了将来非法占有他人房产的主观故意，在该主观故意的支配下，二被告人相继实施了向原房主虚构自己本人或者帮助他人购买房产的事实，隐瞒其最终要以原房主的房产抵押套现的真实目的，在与多名房主签订并部分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过程中，骗取房产，再继续实现其他非法目的。二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论处。本案审理过程中对此定性并无争议。有争议的是如何确定此合同诈骗犯罪中的被害人。
本案被害人仅应认定为最初的卖房人即原房主，因为被告人根本不是为了买房，被害人损失的房屋余款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追回，而抵押权人的债权因为有经房声部门登记过的房屋抵押手续，该抵押权是受法律保护的，故其债权的实现有保障。犯罪行为的完成是以房屋产权登记过户为节点;本案抵押权人不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犯罪中的被害人;本案抵押权人取得抵押权的行为属于善意取得，抵押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所以被害人仅为最初的卖房人。
17.裁判指引：在共同犯罪中，设立公司，策划诈骗，起主要作用的系主犯；受聘参与犯罪，起次要作用的系从犯；虽然犯罪行为中的所有合同都是以某公司名义签署，部分非法所得亦存入该公司账户，但现无证据证实该公司曾从事合法活动，故不应认定为单位犯罪，应认定为个人犯罪行为。
观点来源：（2014）穗中法刑二初字第55号 案情简介：
2008年下半年，被告人杨某以广州国交物流有限公司名义，从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村民张某凌处转租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虎塘村一社上下江某六领
地块部分土地后，伙同被告人李某等人，在明知上述地块为非建设用地、不能施工建设的情况下，以准备建设广州国交物流有限公司仓储基地、基地建设工程量达数亿元为借口，隐瞒上述地块为非建设用地的真相，以“发包”上述“建设项目”的名义，对外谎称只需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缴纳一定数量的“合同保证金”即可进场开工，以骗取被害人“合同保证金”。
经查，2010年7月至2013年3月期间，被告人杨某、李某采用上述手段，骗得被害人方某丁、阳某丙、叶某丙、段某丁、钟某丙、张某辛、吴某丙等10余名被害人“合同保证金”共计人民币789.38万元。
裁判规则：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工程施工合同中骗取被害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李某明知杨某实施诈骗犯罪活动，仍接受安排参与犯罪，属合同诈骗犯罪的共犯，亦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在共同犯罪中，杨某设立公司，策划诈骗，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李某受聘参与犯罪，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李某未分得赃款，犯罪情节较轻，本院决定对其减轻处罚。关于本案是否认定为单位犯罪的问题。虽然本案所有合同都是以国某名义签署，部分保证金缴纳到国某账户，但现无证据证实国某成某曾从事合法活动，故本案不应认定为单位犯罪，应认定为杨某、李某个人犯罪行为。
18.裁判指引：诈骗犯罪的再犯者，利用合同诈骗巨额财物，致使绝大部分赃款无法退还，给被害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依法应从重处罚。
观点来源：（2015）乌中刑二初字第18号
裁判规则：被告人柴平安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双方协议等方式为手段，骗取王XX、刘XX、刘XX、张XX、黎XX、李X等六名被害人现金2092万元，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给被害人造成巨额直接经济损失，应依法严惩。被告人柴平安前因诈骗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刑满后不思悔改，又利用合同诈骗多名被害人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且将诈骗所得财物挥霍一空，致使本案绝大部分赃款无法退还，给被害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依法应从重处罚。故其虽在案发后能够如实交待本案相关案情，认罪态度尚好，但鉴于其犯罪情节极为严重，量刑时不宜对其从轻处罚。辩护人请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第二篇：保定运输合同诈骗案
保定运输合同诈骗案
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款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由于这种行为完全不使用暴力，而是在一派平静甚至“愉快”的气氛下进行的，加之受害人一般防范意识较差，较易上当受骗。今天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保定运输合同相关诈骗案的辩护案例。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保定律师辩护的合同诈骗案：
本人身份：被告人的辩护人。
本案辩护意见：
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现有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未形成严谨的、排他可能性的证据链条，依法尚不足以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㈠能够证实被告人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证据严重不足，认定被告人“收取大额货款而交付价值较低的其他货物来顶替合同约定的货物”(见本案《起诉书》第2页)没有任何确定的事实基础。
1、被害人B同被告人之间只是以口头形式订立了买卖合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二人订立的买卖合同的标的物确定是日立XXX型旧挖掘机(以下简称-6挖掘机)、不是现代XXX型旧挖掘机(以下简称-5挖掘机)。
现有证据中能够印证这一事实情节的只有被害人的陈述和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其支付36.5万元对价购买的是-6挖掘机，被告人供述其接受以36.5万元为对价出卖的则是-5挖掘机(最初发的是-6挖掘机的照片，但价格谈的是45万;因自己未交定金公司后来将-6挖掘机卖给了别人，自己在电话中同B说明了36.5万元购买的是-5挖掘机)，被告人的供述内容与被害人的陈述内容截然不同、冲突矛盾，据此根本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
虽然被告人确实给被害人邮发了-6挖掘机的照片，没有邮发-5挖掘机的照片，但是邮发照片不是合同当事人就合同标的物达成合意的标志。被告人供述自己是按客户要求发买卖的挖掘机的照片，没有证据证实邮发的照片才确定是买卖的标的物。证人C、D、E的证言中(见证据卷第57-58页、第64页、第66页)关于购买二手工程车过程的回答内容使用地均是推断、评论性的语言，不是对其亲身感知事实的客观陈述，而且三人的回答内容用语完全相同、一字不差，缺少起码的真实性，均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2、被告人同被害人洽谈、订立合同使用地是真实的身份，没有证据证实其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
3、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任何一种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情形。
㈡能够证实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证据严重不足。
1、被告人在收到了被害人的货款后，向被害人发运了-5挖掘机，履行了交付自认为应交付货物的义务。
2、被告人在买卖挖掘机的过程中支付了18万元货款、1.2万元的运费，负担着相当多的交通差旅费用，投入了不少的时间精力，其追求获得最大商业利润的动机是正常的、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
3、XX县公安局XX派出所《抓获经过》(见证据卷第115页)足以证实被告人没有逃匿，可以被联系上，可以被找到。被告人电话停机确是事实，但是当时被告人已经履行完毕了自认为的交货义务;认定被告人去向不明没有任何根据，被告人是到河南省XX市联系其他业务了，如果被告人逃匿，10年X月X日(《抓获经过》中的年份应是笔误)XX县公安局XX派出所电话通知其到所时，其根本不可能主动到XX派出所办公室。
㈢本案的证据从表面上看数量不少，但是同对被告人的行为定性有关的只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该二种证据还存在直接的对立冲突;其他的证据(证人证言、书证、鉴定结论等)同被告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待证事实均缺少关联性。
证人F、G只是亲历了运输挖掘机、谈付运费的过程，根本不具备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谈的买卖挖掘机情况的条件，其证言内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证人H只是亲历了被告人拉走挖掘机的过程，也不具备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谈的买卖挖掘机情况的条件，其证言内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证人I也不具备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谈的买卖挖掘机情况的条件，其证言中关于被告人骗取被害人财物的内容是在电话中听被害人说的，没有任何独立的证明力，其证言内容仅能证实被告人因参与了自己同被害人发生的一笔业务同被害人认识的过程。
证人J只是亲历了被告人问、看、购买挖掘机的过程，也不具备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谈的买卖挖掘机情况的条件，其证言内容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其证言内容以及被告人签订的《二手机械设备买卖合同》足以印证被告人供述的有关购买-5挖掘机的事实。
证人C的证言只能证实同被告人认识以及被告人给其发过-6挖掘机的信息，其不具备知道被告人同被害人如何洽谈的买卖挖掘机情况的条件，其证言内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证人K的证言只能证实被告人经常换电话号码，被告人自10年X月XX日以来给过自己5、6万元钱的事实，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证人D、E的证言内容仅涉及到了自己购买二手工程车的过程情况，因其回答内容存在同证人C的有关证言内容用语完全相同的情况，没有真实性;其证言内容也未涉及到被告人是否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被告人、被害人以及K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凭证，印证了被告人供述有关内容的真实性，无法证实被告人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徐水县物价局涉案物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证结论书》也无法证实被告人实施了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二、被害人确实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不利益，但是被害人的损失完全可以通过民事救济的方式得到补救，以刑罚处罚的方式解决民事争议有悖法制的统一、法律的尊严。
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被害人可以以买卖合同因重大误解订立、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为由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同被告人之间的买卖合同。
综合以上，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判决结果：被告人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
评议：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
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后，辩护人积极同公安侦查机关、检察院审查起诉机关、法院审判机关交涉，成功排除了对被告人适用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意见，应被告人要求为其当庭提供了无罪的辩护服务。虽然辩护人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辩护意见没有被采纳，但是被告人在属于累犯、不认罪、不退赃、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287000元的情况下，获得的量刑还是比较客观的。
司法实践中，根据2010年5月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但是，对于本罪数额巨大、特别巨大的起点以及其他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尚没有明确的规定。
第三篇：合同诈骗案报案材料如下：
合同诈骗案报案材料如下：
1、提供所签订的合同(协议)。
2、提供涉嫌人签订合同的虚构单位，冒用他人名义的相关依据。如：留下的印章、印鉴、假名片、假工作证、假营业执照，盖假公章各种证明等。
3、已经履行小额合同、部分合同的，提供已履行合同的材料。
4、收受受害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财产后逃匿的，请尽量提供逃匿的依据。如关闭通讯工具，转移货物、货款，搬迁住所等证明本材料等。
5、提供涉嫌人其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依据。如：留下的书写工具、交通工具、生产工具、假身份证、刊登虚假广告的报刊、杂志等。
6、涉嫌人的身份证明材料，请尽量提供。如来信、电报等各种材料等
第四篇：陈某某合同诈骗案
陈某某合同诈骗案
[案情]
被告人陈某某，男，1969年5月17日出生，汉族，出生地福建省厦门市，高中文化，无固定职业，住厦门市湖滨南路138号之一2608室。被告人陈某某原向王某某承租本市思明西路55号房屋，租期至1999年10月31日止。1999年9月25日被害人宋某某经与陈某某商谈，达成由陈某某将其承租的一楼店面提供给宋某某使用的意向。宋当即向陈定金人民币1万元。次日，被告人陈某某与房东王某某签订续租三年的房屋租赁合同，主要约定：租赁期限自1999年11月1日起至2002年10月30日止；月租1.5万元，每半年支付一次，首期于1999年10月30日前支付。当日，陈某某持该合同与宋某某正式签订“合作经营合同书”，主要约定：1，合作期间（与陈某某续租期限一致），甲方（即陈某某）向乙方（即宋某某）提供思明西路55号楼下店面作为合作经营场所；2，乙方负责店面的再装修既经营所需资金；3，合作期间，乙方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4，不论乙方盈亏情况如何，每年必须向甲方缴交人民币16.2万元。合同签订后，宋某某当即依约又支付人民币12.1万元，被告人陈某某出具了载明收到宋某某合作经营的转让费、房租及押金人民币13.1万元的收条。被告人陈某某从中取出10万元给王某某作为续租期间的半年租金（9万元）及押金（1万元）。此后，被告人萌生非法占有合同款项的念头，于同年10月中旬与王某某解除租赁合同，退还租金9万元，后又分二次退还2000元、6000元定金，共计退还款项人民币
9.8万元。此后，被告人携款逃匿。被害人宋某某多方寻找未果，遂报警。被告人于2001年9月19日被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对作案事实供认不讳。其所占有的12.9万元被用于还债、挥霍，至今未归还被害人。
[裁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陈某某在与被害人宋某某签订正式的合同并收取房租后，找到房东王某某骗说自己的姐夫在上海被抓，急需用钱，提出解除合同。王某某并不知道陈某某将房屋转租给别人，遂陆续将9.8万元退还给陈某某。陈某某携款逃匿几个月后，证人梁某某证实期间他劝陈某某与宋某某解决此事，并问其是否还有钱，陈某某说还有5-6万元。梁某某叫陈某某先将这些钱还给宋某
某，但陈不听劝说。被告人在签订合同之初虽无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故意，但是，合同诈骗的主观犯意既可以产生在合同签订之时，也可以产生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被告人与被害人签订了正式的合同并且收取合同款项13.1万元。随后却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先与房东解除合同，以其积极作为的方式使其与宋某某所签订的合同得以履行的条件归于消灭，谎称要延迟交房，携款逃匿。其兄也曾劝其有能力先归还部分款项而遭拒绝。被告人非法占有合同款项的主观犯意是明显的。其占有目的所指向的是宋某某所交的13.1万元，属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某某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罚》第224条第5项、第6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陈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出罚金人民币4000元。
二、追缴被告人陈某某犯罪所得人民币13.1万元，予以退赔被害人宋某某。
[评析]
本案的争论焦点之一在于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初并没有占有对方财物的犯罪故意，而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产生了这种犯意，这种犯意的产生是否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焦点之二在于数额认定上，是以合同的标的为准，还是以被告人占有犯意指向的数额为准，抑或以被告人实际取得的数额为限？
刑法第22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手段，通过签订经济合同，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产的行为。占有是指对财物的实际控制和支配，是一种基于行为人的意志的自主性占有。非法占有是既无法律依据有无合同依据而进行的占有。如果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是虚假合同，由于合同无效而不具备法律效力，行为人依据该合同而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产自然属于非法占有。如果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是有效成立的，但是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或合同履行期届满时，一方当事人不按合同约定的对价方式履行而占有对方的财产，也同样属于非法占有。客观上判断行为人的占有合法与否，就应从行为人实际上履行合同的情况来认定。而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指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为达到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这是行为人所希望或追求的结果。在目的的后面可能有不同的犯罪动机，比如，为了生存的需要，为了生产的需要，为了还
债的需要，为了贪欲与奢华的需要等等。犯罪动机的不同并不影响犯罪目的的存在，动机的发展终归于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
在合同诈骗中，通常认为行为人的诈骗故意产生与签订合同之前或签订合同之时，即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是就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故意，其签订合同的不是为了进行合法、正当的经济交往，其主观上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存在履行合同的诚意，签订合同不过是骗取对方财物的手段。我认为在诈骗的事实和故意存在的情况下，就足够成立犯罪了，只要行为人表现为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方法意图占有对方的财产即可。况且合同的履行是一个过程，诚实信用必须贯穿于整个过程中，保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打击犯罪分子并不在事前防范。因此，我认为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有三种存在形式：第一种存在于合同签订之前，被告人一开始就不具备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想通过签订合同诈骗他人钱财；第二种是在签订合同之时内心状态不确定，行为人通过合同占有对方财产后，没有机会履行合同，也没有履行合同的任何积极作为；第三种是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骗取对方财物的目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也发生了变化，行为人不再想履行合同，只希望无偿占有对方的财产。
合同诈骗罪中最难判断的是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与否。诈骗罪的犯意只能是故意，即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明知自己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自己根本就不想履行合同，却决意利用合同占有对方的财产。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来确定行为人的故意，是一种明知而又希望的情形。在实践中如何利用行为人各种主客观表现来做判断，我认为可以参照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二条的规定：根据《刑法》第151条和第152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
（一）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担保，采取下列欺骗的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并造成较大损失的：
1、虚构主体；
2、冒用他人名义；
3、使用伪造、变造或无效的单据、介绍信、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的；
4、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或者其他结算凭证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5、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债权文书等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6、使用其他欺骗
手段使对方交付款、物的。
（二）合同签订后携带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逃跑的；
（三）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致使上述财物无法返还的；
（四）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上述财物无法返还的；
（五）隐匿合同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退还的；
（六）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
如何区别合同诈骗罪和民事欺诈？理论上普遍认为，主要应把握如下几点：（１）主观目的不同。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是以签订合同为名，以达到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而民事欺诈行为人虽然也有欺诈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２）客观方面不同。民事欺诈虽然在客观上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程度内，故仍应由民事法律、政策调整；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应由刑法来调整。民事欺诈行为有民事内容存在，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为；（３）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不同。合同诈骗中行为人根本无履行诚意，客观上不作履行合同的任何积极努力，或者是履行小部分而骗取大部分财物；而民事欺诈行为，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诚意，能够虽有可能无法完全履行，但能作各种努力；（４）对所获财物的处理方式不同。合同诈骗中，行为人拿到对方当事人财物后，或携款潜逃，或是挥霍浪费，根本不想履行合同或将财物归还对方；而民事欺诈中，行为人在取得财物后，多用于购买生产资料，为履行合同创造条件；（５）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合同诈骗罪承担刑事责任，而民事欺诈承担民事责任。通过上述列举，笔者认为，只有在确定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确定客观行为和客体的性质。因此，只有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的目的才是合同诈骗罪和民事欺诈行为区别的关键所在。
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中的“其他方法”,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在第（一）至
（四）项明确列举了四种合同诈骗方法后，第（五）项以“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概括性语句作出了规定。立法者的目的之一可能是为了适应以后经济的发展，保持该法的稳定性，但在另一方面，也给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带来了一定的困惑和疑难。“其他方法”究竟是哪些方法呢？笔者认为，只要符合“利用合同诈骗”这一客观本质特征，任何方法、手段都是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方法的。实践中，常见的、与刑法明确列举的合同诈骗方法性质相同的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种：１、伪造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权利义务继受人财物的；２、虚构货源或其他合同标的，签订空头合同的。如行为人将暂时借来充数、并不属于自己的货物向被害人出示，在取得被害人信任签订合同后骗取货款；３、诱使、蒙蔽对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思签订合同，亦即行为人利用欺骗手段诱使对方签订合同的；４、利用虚假广告和信息，诱人签订合同，骗取中介费、立项费、培训费等费用的；５、假冒联合经商、投资、合作协作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６、通过贿赂签订、履行合同，如实践中有的合同当事人采用贿赂手段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签订、履行合同骗取国有资产的，就属于这种情况；７、作为债务人的行为人，向第三人隐瞒未经债权人同意的事实，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违法转移给第三人，从而逃避债务的。如实践中常见的，一些皮包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与他人签订供货合同、取得对方当事人货物、定金或部分货款后，采取欺诈方法将合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待被害人发觉上当受骗时仍借故不履行合同义务，亦不返还收取的货物、定金或货款等等。
被告人陈某某收取被害人房租后，萌生非法占有对方钱款的意图，采用与房东解除合同的积极方式使合同履行的条件归于消灭，后又欺骗对方说要延迟交房而携款逃匿，最后，不听别人的劝告而执意拒不归还钱款直至钱款被挥霍一空。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被告人所具有的非法占有的意图和欺骗的事实，符合诈骗罪的构成。
第五篇：杨永承合同诈骗案
被告人杨永承，女，1969年2月9日出生，汉族，原系上海承联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挪用资金犯罪于2010年1月25日被刑事拘留，2010年2月11日因涉嫌合同诈骗犯罪被逮捕。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杨永承犯职务侵占罪，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永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上海威士文通风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士文公司）授权其为代理人的职务便利，将收取的货款据为己有，数额巨大，应当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杨永承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建议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被告人杨永承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奉贤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6年4月下旬，威士文公司出具法人代表授权书，授权被告人杨永承为该公司代理人，负责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配件的跟踪及业务洽谈。后于2007年6月12日，双方签订了经销协议书。协议约定，杨永承为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商，负责威士文公司的经销销售业务，对外以威士文公司的合同与客户签约，并按威士文公司指定的账户进行货款结算。后杨永承私刻威士文公司及该公司法人代表的印章，伪造了以其个人经营的承联公司为代理人的“法人代表授权书”，并以承联公司名义，分别与承接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安装工程项目的杭州市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浙江开元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机电工程分公司、中天建设集团浙江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江西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杭州分公司签订了合同。
2007年8月至2009年6月，威士文公司根据杨永承的要求提供了价值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00余万元的空调设备至上述四家公司。此后，杨永承将上述四家公司在2008年8月至2009年9月间支付给承联公司的货款合计1542976元据为已有，用于个人还债、投资经营及开销等，后关闭手机逃匿。
2010年1月25日，杨永承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奉贤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永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其与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协议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威士文公司财产，且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杨永承犯职务侵占罪的罪名不当，应予更正。案发后，杨永承能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构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庭审中杨永承能自愿认罪，亦可酌情从轻处罚；但本案损失未挽回的情况在量刑时应一并酌情予以考虑。为严肃国家法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确保公司财产不受侵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杨永承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责令杨永承退赔被害单位威士文公司一百五十四万二千九百七十六元。
一审宣判后，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在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认为抗诉不当，向二审法院撤回抗诉。二审法院认为，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杨永承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且审判程序合法；上海本资料由为你辩护网（原四川刑事律师网）提供，更多参考www.xiexiebang.com
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撤回抗诉的要求符合法律规定，裁定准许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撤回抗诉。
二、主要问题
以公司代理人的身份，通过骗取方式将收取的公司货款据为已有，是构成诈骗罪、职务侵占罪还是挪用资金罪？
三、裁判理由
关于本案的定性，大致有四种观点：一是认为被告人杨永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威士文公司授权其为代理人的职务便利，将收取的货款据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二是认为杨永承作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威士文公司授权其为代理人的职务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三是认为杨永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威士文公司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四是认为杨永承在履行其与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协议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威士文公司的财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我们倾向于同意第四种观点。主要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杨永承不属于威士文公司的工作人员
诈骗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而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只限于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的人员。在以骗取的方式实施诈骗、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时，三者容易产生混淆，因此，本案准确定性的第一个关键点在于杨永承是否属于威士文公司的工作人员。
职务是一项由单位分配给行为人为单位所从事的一种持续的、反复进行的工作，担任职务应当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而非单位临时一次性地委托行为人从事某项事务。本案中，杨永承仅系威士文公司临时一次性授权的、仅负责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配件的跟踪及业务洽谈的代理人，故杨永承在威士文公司并无职务，不属于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其身份不符合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主体特征，不能认定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
（二）被告人杨永承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
杨永承在威士文公司授权其为代理人，并与其签订经销协议后，因之前其投资失败、经营亏损等原因，萌生了非法占有威士文公司货款的犯罪故意。此后，杨永承在威士文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违背威士文公司的授权，私刻印章，伪造了威士文公司委托其个人经营的承联公司为代理人的法人代表授权书，并以承联公司名义与承接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安装工程项目的四家公司签订合同：后杨永承又利用威士文公司对其的信任，骗取威士文公司向该四家公司供货，并将该四家公司收货后支付给承联公司的货款据为已有，并用于还债、投资经营及个人开销等，在威士文公司多次要求其向客户催款的情况下，杨永承始终用各种理由予以搪塞。为了拖延时间，其还伪造了一份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建设指挥部与威士文公司的“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买卖合同”交予威士文公司。当该虚假事实被揭穿后，杨永承自知无法再隐瞒下去，便关闭手机逃匿。杨永承的上述行为充分表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三）被告人杨永承实施诈骗的行为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本资料由为你辩护网（原四川刑事律师网）提供，更多参考www.xiexiebang.com
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在杨永承与威士文公司签订的经销协议书中，对杨永承经销威士文公司的各类产品的基价、销售报酬等均作了约定，且明确杨永承为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商，负责威士文公司的经销业务，对外应以威士文公司的合同与客户签约，并按威士文公司指定账户进行货款结算。然而，杨永承在协议明确约定对外应以威士文公司的合同与客户签约的情况下，仍以承联公司名义，分别与承接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安装工程项目的四家公司签订了合同。后又在协议明确约定应按威士文公司指定账户进行货款结算的情况下，示意四家公司将货款汇到其个人经营的承联公司账上。可见，杨永承的诈骗行为始终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实施的。
综上所述，杨永承的行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其与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协议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威士文公司的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一、二审法院对杨永承行为的定性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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