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探讨

第一篇：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探讨

内容摘要：司法独立伴随着司法改革的进行，成为近期探讨热门话题。综观方家的著书立说，皆从制度的角度，即硬件设施的角度来论证，鲜有从人文的角度进行阐述。笔者试图从法官（司法主体）和民众（普通公民）两个角度剖析司法独立制度建设对人文基础的要求。

关键词：司法独立、法官、民众、法律教育、法治

在前现代社会，神治和人治的出现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为人们所接受。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社会结构、关系及价值观念发生重大转变，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完成了从血缘身份制到等级身份制到契约身份制的“进化”，致使传统的[1]统治秩序失去了存续的条件和基础。科技的发展使神治失据，历史的教训使人治失信。在一个真正告别“哲学王”的时代，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法治这种古已有之的治道上来。

有着深厚人治文化传统的中国，无论政治国家还是初露端倪的市民社会，都开始对法治产生了兴趣，甚至充满期待。在法治的社会里，司法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社会链结，起着社会正义最后防线的作用。司法独立是法治进程的焦点所在，因为“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2]于是司法独立成为法治的直接标志，“视一国之文明与否，须视其司法能独立与否。”（伍廷芳）[3]司法独立的意义和三权分立思想，论述者众多，笔者不再具体展开，而运笔于人文基础，进行新的探讨。

一、法官的职业素养对司法独立的意义

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在西方人眼里，法官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role,或称之为作用）：通过法科的训练，旨在改善司法决策（judicial decision-making）的质量，格外独立于司法委员会（judicial committee），拥有相当的自由而凭借其品质（merit）去审理案件。[4]司法独立要求“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5]而其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6]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核心要素是法官独立，下文的论述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参照英美法系国家，“最高法院于下级法院之法官如无行为不当得继续任职，并于规定期间领受酬金，该项酬金于继续任期之内不得减少”。[7]以此保证法官独立审判，忠诚于法律。我们在赞许这种制度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法官个人的独立（或者说独立于组织和上级）必须以法官自身素养的提高为前提。倘若法官自身水平有限，其独立程度就是错案的程度了。考虑法官的素质，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演绎公正善良艺术的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职业（profession）不仅仅是一种从事的工作，它更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波斯纳在讨论法律职业时指出“法律总是被理解为是一种既是学得的也是博学的活动，进入法律业总是受到这种或那种限制。（英文learned同时具有学得和博学两种含义——译者注）”[8] 这种技能包括法律职业语言（行话）、法律职业思维模式及司法技术（解释技术、推理技术、文书写作技术等等）。这些职业技能与以学历为标准的文化素养密切相关，然而，“在文化水平上，现有的法官确实与理想状态的法官相距甚远。尽管很多法官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大专甚至大学本科文凭，但是，除了少数通过自学高考获得学历的法官外，绝大多数法官自己都不把这种学历当回事，他∕她们公开称自己是水货。” [9]我们不难发现，学历成为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一个基础性障碍。即使不能断言学历与职业水平有正比关系，也不能忽视我国法官的低学历现状。

另一方面，独立行使校正正义的人必须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包括法治信仰（权利本位观念、程序正当观念、规则至上观念等等）和行业职业道德。法官的职业道德应从三个方面来确定：成文法（《法官法》）的规定，法官行业内部规则和章程，习惯和经验。前两者都可以用制度来约束，至于后者，国民的心理习惯还是官本位的权力思想，而法官所要求的是一种权利本位的人权思想。习惯的差距亦是一大障碍。

我们发现法官在司法独立中面临的两大问题：法科教育和习惯经验。后者必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度，其基础是自身修养，其手段又回到法科教育上来。在法官的层面上，要改善现状，实现司法独立，势必要求法科教育先行。

二、民众的法素质司法独立的意义

民众，在这里是指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人，以区别特殊职业身份的法律职业群体。公民在现代法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别于臣民，不再是统治的对象。“民犹水也，法治赖之。成法治于民，败法治于民。”[10]

“法是表明理性和正义的概念。它不是人为设定的，更不能人为地加以改变，它高于和优于人类制定的法律。”[11]公民的法素质在这个意义上体现的是一种理性和正义的价值观念，代表了社会的理性和正义的价值取向，将推动司法独立制度建设。

首先，民众是司法的直接承受者，就绝大多数案件而言，公民或以个人身份，或以利益代表的身份参加诉讼。那么司法公正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如果出现司法不公或者司法腐败，其中必有一方当事人受到了非正义的对待。那么司法独立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是权力当局，还包括普通市民。

其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又是一个监督者。在民主国家里，公民充分享有对国家机关监督的权利，并体现为一种舆论监督。此时，公民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一种群体的力量来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我们在进行上述讨论时，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公民具备一定的法素质。而公民法素质的培养，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三、再论法律教育

通过上述两部分的论证，我们得

到一个结论，在法官的层面上，法科教育起着提高业务水平、加强自身修养的手段；在民众的层面上，法科教育又是启发人民心智、演绎法律精神的方法。由此，我们断言：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应该立足于法律教育。

笔者认为，法律教育应该包含两个层面，即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

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法匠”，培养懂司法技术的专门人才，这一点是最基础最本原的一点。“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12] 职业教育的成果是法律职业主义（judicial professionalism）的产生。只有产生一个严谨的、相互认同并尊重的职业共同体，行业内部约束才能形成，行业对外力量才得以加强。法治社会缺乏了主体条件的保障，即使司法独立，也未必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

法律教育也是一种人文教育，意思是“法律教育是现代民主政治之下公民的基础教育，是培养现代民主政治的因子的教育，是国本教育。”[13]作为人文教育，法律教育培养的是司法独立的社会基础，是一个以全民为外延的法治土壤。当然，这里的教育不是“法学院式”的教育，而是一种普法教育，其目的在于树立法制观念，形成法治思潮。

四、简短的结论

司法独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依赖社会自身的力量。国家的意志，经济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呼唤和参与，都将是司法独立进程的推动力量，如果把制度改革视为硬件的话，那么以法律教育为核心的人文建设亦是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后者的作用虽未及前者立竿见影，但决不可忽视。

[1] 所谓传统的，主要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中世纪的基督教时期及传统的中国。

[2]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页

[3] 张晋藩、杨堪、林中著：《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

[4]引自演讲稿 An American Law professor in China: Comments on the Future of Rule of Law, by Jeffrey E.Thomas

[5]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6] 陈瑞华著：《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7] 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项

[8] [美] 波斯纳著，苏力译：《超越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9]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

[10] 范忠信：《信法为真》，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11] 梁治平：《法·法律·法治》，《读书》1987年第6期

[12] 方流芳著：《中国法学教育观察》，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3] 同注[10]，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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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人文社会科学基础A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2010-2011学第二学期“开放专科”期末考试人文社会

科学基础(A)试题

一、名词解释（每小题5分，共计20分）

1．人文社会科学

答：它就是以人的社会存在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的本质和人类社会规律为目的的科学。它是互相交叉联结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是与广义的自然科学相关联又相对应的一大科学部类。

2．时代主题

答：全球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态势的聚焦点，是全球发展格局的集中体现。

3．人文主义

答：人文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的意义。通常认为这种思想态度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主题。从哲学方面讲，人文主义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它扬弃偏狭的哲学系统、宗教教条和抽象推理，重视人的价值。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曾经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在当代则出现了融合的趋势。

4．接受美学

答：接受美学是从接受主体（欣赏者）的反应和接受方面去研究文艺，把欣赏者的理解看作作品的构成因素的一种文艺学——美学思潮。

二、单项选择题

1．研究人类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活动的学科是(B)

A．管理学B．经济学C．法学D．政治学

2．下列学科中没有明显阶级倾向的是(D)

A．政治学、历史学B．法学、新闻传播学

C．伦理学、人类学D．语言学、考古学

3．人文社会科学在思想建设中发挥作用，主要是依靠何种力量？(A)

A．理论B．实践C．社会环境D．人的素质

4．“计算机十插花艺术”是对哪一个国家企业管理艺术的概括(D)

A．美国B．韩国C．泰国D．日本

5．在以下各种一般研究方法中，人文社会科学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较为偏重哪一种？(B)

A．定量研究B．定性研究C．直觉领悟D．情感激发

6．教材所介绍的调查方法中，哪一种具体方法是与政治选举的预测一起发展起来的？(D)

A．完全参与观察B．半参与观察C．非参与观察D．抽样调查

7．就现代科学发展状况看，“科学无国界”这一说法比较适用于(B)

A．人文社会科学领域B．自然科学技术领域

C．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两大领域D．新兴科学技术领域

8．系统论的创始人是(C)

A．维纳B．申农C．贝塔朗菲D．普利高津

9.20世纪西方科学主义哲学思潮的主流是(C)

A．科学哲学B．哲学解释学C．分析哲学D．结构主义哲学

10.“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观点的首倡者是(B)

A．科林伍德B．克罗齐C．鲁滨逊D．布罗代尔

11．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研究儿童的认知活动，探索认识发生和知识增长的心理机制、分析智力的性质及其结构和机能；他构建的思维心理学是(A)

A.-种结构主义认知心理学B．-种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

C．-种行为主义心理学D．-种生理心理学

12.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之一马斯洛重点分析健康人的心理，全面探讨人类的“基本需要”。在他看来，创造潜能的发挥是人的最高需要，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目的，这一目标以及潜在美德的实现就是(D)

A．“归属和爱的需要”的实现B．“认知需要”的实现

C．“审美需要”的实现D．自我实现

13、考古人类学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优势学科；从教材所列“人类学分科体系”表中可以看出，它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为(D)

A．从属于人类起源学B．偏重于体质人类学C．偏重于文化人类学

D．兼及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

14．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学发生了一次新的国家干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B)

A．“边际效用学派革命” B．“凯恩斯革命”C．“萨缪尔森革命”D．“瑞典学派革命”

15.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着原则区别的西方社会学的开创者是(A)

A．孔德B迪尔凯姆C．韦伯D．帕森斯

16.有的学者倡导在科学研究中注入一种人文精神。这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以下哪种发展趋势的突出表现？(A)

A．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交融的趋势B．分析综合走向系统化的趋势

C．注重应用研究的趋势D．研究手段高技术化的趋势

17.认为天文学诞生于迷信、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的著名人文主义者是(D)

A、欧文B、圣西门C、赫尔姆霍兹D、卢梭

18.“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观点出于(A)

A．孔子B．孟子C．老子D．庄子

19.1900年前后形成的“进步教育运动”的主要代表是(B)

A．乌中斯基B．杜威C．皮亚杰D．布鲁纳

20.现代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同是一位教育学家，他有个著名的观点是(A)

A．研究传播基本上也是研究教育传播B．信息即力量

C．传播即力量D．信息革命同时带来传播革命和教育革命

三、简答题（每小题10分，共计40分）

1、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有哪些？

答:(1)人文社会科学在阶级社会中一般具有某种阶级倾向性；(2)人文社会科学通常体现出一定的民族性；(3)人文社会科学的时代性。

2、20世纪历史学研究模式有哪些变革？

答：(1)“欧洲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失去其统治地位；(2)传统的“政治史”模式被打破；(3)现代历史学研究的主体性的张扬；(4)历史学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的更新。（2分）

3．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被视为现代语言学的正式开端，其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1)语言是符号系统：它的各种成分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相

互制约的关系；系统具有自己特有的内在秩序或内在规律。(2)区分语言与言语：语言是语言符号相互关联的系统，言语则是实际的话语。(3)区分历时态与共时态：索绪尔侧重强调共时态的研究，以充分揭示语言的结构。(4)区分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深层系统是由社会因素构成的，表层系统则是个人的言语表达，语言学应着重研究深层系统。

4．现代西方主流经济思潮是什么？

答：尽管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流派纷繁复杂，但基本上属于两大经济思潮：一是经济自由主义。它发端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要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完全的自由。二是国家干预主义。它的理论源头是16世纪到17世纪的重商主义，认为流通领域特别是对外贸易乃社会财富的源泉，强调在国家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从20世纪30年代起，发展出了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新的国家干预主义，并开始占主导地位。

四、论述题（本题目要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但答案不求一致，尤其鼓励具有创新意识的分析和体会。共计20分）

1、试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

答：第一，当代人文社科学发展的总体文化背景，出现了东西方文化在碰撞中互补的趋势；第二，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导性价值取向，出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交融的趋势；第三，在主要思维方式方面，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出现了分析综合走向系统化的趋势；第四，从社会实践功能看，出现了注重应用研究的趋势；第五，从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看，出现了高技术化的趋势。

第三篇：司法独立的制度要素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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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独立的制度要素与保障

米 健

无论是从思维逻辑和实际操作来看，还是从历史、现实和所有法治国家的经验来看，建设一个法治国家的前提条件当然是首先要有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这不仅意味着要有健全的立法，而且还要有法律实现的制度保障，即要有公正的司法和相应的司法制度。这也是为什么随着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提出，司法公正就越来越成为一个讨论热烈的社会主题。随着社会范围内讨论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司法公正未能在现阶段中国得到真正实现，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现今司法人员整体素质的欠缺，而且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在现阶段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在任何法治国家或追求法治的国家中，没有司法独立就不可能最终实现司法公正。因此，探讨司法独立的可能性及其在现实社会条件下的实现途径，应是现今法律者们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司法机构显然首当其冲地面对着严峻急迫的挑战。而我国是否能够成功地把握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机遇，战胜挑战并使之转化为有利的条件，最关键、最直接的任务和指标就是：我国司法机构今后是否能够以公正高效的司法审判工作证明我国政府对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义务，证明我国维护发展市场经济及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制条件与环境。因此，我国司法机构能否在涉外和涉世案件中实现公正与效率，乃是直接实现和体现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目的的基本问题。

一、司法的前提条件

司法是法律实现的根本途径。进一步说，它凭借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将立法所确立的规则转化为不可违背的社会秩序。概括地讲，立法是要创立规则，并设定一种秩序;而司法则是实现规则，并确立和保障一种秩序。所以，为了达到法律制度所设定的目的，为了建设和实现法制国家，法律实现——司法就是必然和无条件的。因此，我们说法律实现或司法的前提条件就是法律实现或司法的必然性和无条件性。

应该指出，一个以立法体现的实体正义和立法设定的程序正义一旦确立，那么，完成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有机结合，并且实现两者之间的一致性，最终实现法律秩序正义的社会职责就必然要由法官来担当。于是，在此又必然提

出一个新的问题，即法官如何才能顺利完成他所担当的社会职责和使命呢?显然，法官首先必须获得无条件实现其社会职责的社会地位、权威和尊严，而这些只能由体现社会和人民意志的法律赋予，而且不应受任何团体、党派和行政机关的制约。换言之，法官只对法律负责，对法律所体现的社会和人民意志负责，完全独立于其他国家管理机关和任何政治团体。只有如此，才可能谈得上司法权威，才可能去追求司法公正和法治国家。对于法官而言，法律就是目的本身;而且只有在仅仅服从法律的法院中，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独立。

二、司法独立的基本要素与保障

实现司法独立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其实同时也是其保障，即：司法系统独立(外部独立)和法官独立(内部独立)。

(一)司法系统独立

司法制度是整体法律制度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是实现法律正义的一个必然环节。所以，我们必须给予司法制度的载体——司法系统以充分的社会信赖和权威，使之真正能够独立地实现法律追求的正义目的。如果不能保障司法系统的独立存在，司法独立也就不可能，其结果，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虽然从国家机构设置上看，我国的司法系统是相对独立的，但实践中，由于历史和现实社会条件以及观念的制约，我国的司法系统并不能够真正独立。考察近些年来在司法方面发生和存在的种种问题，包括司法腐败、司法效率不高乃至司法不公正现象频繁发生，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司法体制上的问题。具体说，在现实工作中的许多方面，行政系统与司法系统的关联密切，而且这种关联并非是对等的，后者实际是处在前者制约之下的。从实际情况来讲，现今的司法系统还是党政系统的一个延伸部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今的所谓司法腐败，只不过是行政管理腐败在司法系统的延续，是行政管理腐败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只要还存在着行政管理的腐败，司法腐败就是一种必然。因此，现今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努力实现司法体制的改革，逐步实现司法系统的真正独立。

司法系统独立的首要保障或前提条件在于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的分立。当然，我们在此所谈的司法与行政分立，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国家理论的简单照搬，而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司法行政分立不仅仅是指形式上的分立，更重要的是实质上的分立。鉴于我国社会政治的现实条件，司法系统独立应该具备以下的实质内容：

第一，机构设置和级层管理上的完全独立。实现司法系统自身的统一机构设置和管理，即自下而上的建制和自上而下的管理。更进一步说，法院系统的建制和管理应完全不受同级行政机关或地方政府的干预或制约;下级法院的建制和管理完全取决于上级法院的决定，而不是取决于地方政府，如人员编制、机构设置等等。现今正在考虑建设的地方海事法院或国际贸易法院以及隶属于司法系统的法官学院都应该以此为出发点设计实施。

第二，组织人事上的完全独立。实际上，这是直接关系法官队伍素质、司法人员作风和形象、法官司法工作水平乃至实现“公正与效率”这个世纪主题的关键。可以说，现今司法队伍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司法队伍来源或构成不严格、不规范、不自主造成的。例如，许多地方政府时至今日仍然经常向同级地方法院派遣非法律专业的人担任院长、副院长和一般司法工作人员，这个问题在基层尤其严重。虽然已经实行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会对此有所限制，但如果不从根本制度上想办法，这个问题就不会得到真正解决。我国的法官法早已经颁行实施，而且有些规定还很现代化。但是，培植一个现代化的法官队伍，还需要一些国家管理层面上的相应制度。其中最关键的是：法院司法及管理工作人员的进出，必须要由法院本身依照法官法独立决定，不应受政府或其他团体的强制干预和影响。今后，我国法院的人事决定权应该逐渐过渡给完全独立的各级司法委员会。至于委员会人员组成，虽然不排除来自行政权力机关或由其指定，但主席和大多数成员必须是职业法官。

第三，经费财政上的独立。法院人事和财政不独立，受制于地方财政和组织人事部门，是长期困扰法院系统的两大问题。它迫使法院不得不考虑甚至屈从于司法系统外的各种意见和压力，从而使法院服从于法律大打折扣。在财政经费方面，由于我国幅员广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以至于各地法院的财政来源也差距甚大。其结果，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法院建设发展和司法工作有因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统一要求，但实际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根本无法获得统一同步的发展建设。事实上，各地各级法院长久以来不得不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其结

果，必然又使作为国家司法机关本应独立的法院进一步依附于政府和其他团体。这实际上造成了国家法治过程中的一个恶性循环。从今年开始，诉讼费作为法院经费来源之一的制度被废除，今后法院诉讼费和财政来源将彻底实行“收支两条线”。在法治国家的意义上，这种举措当然是一种进步。如果它能够在司法独立的大前提下操作和实现，那么无疑会对今后法院系统的财政独立起到极大推动作用;但是，如果失去上述前提，这个措施倒反而会使司法独立及各地司法系统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所以，我们必须借实行“收支两条线”之机，争取司法系统的财政独立。这的确是关系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一个大问题。

(二)法官独立

在司法系统获得基本的独立之后，法官的独立就成为司法独立的实质性保障。

其实，没有司法系统的独立，就不可能有法官的独立;而没有法官的独立，司法系统的独立就是空谈。两者相互依赖，彼此补充。法官的独立实际上构成司法系统独立的实质和核心。所以，如果说司法系统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那么，司法系统的独立又必然以法官独立为前提条件，这是司法公正，从而也是法治国家的逻辑。因此，在我们追求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当然不能不重视法官独立。根据我国现行法官法，法官享有充分的权利，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现今中国的法官在法律上已经具有了相当独立的地位。例如，法官法第八条所列举的法官权利类型，其内容甚至比西方国家的有关规定更为广泛。但是事实上，由于我国的吏治传统源远流长，法治国家建设刚刚起步，相应的法治国家观念既未普遍也未成熟，法院系统的独立性还多受限制，故法官独立远远未能被人们认识和接受概念，况且传统惯性和社会现实条件还无时不在限制着这一观念迅速成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要建设一个法治国家，那么就不可回避地要面对这一挑战。

根据我国法官法规定，并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条件来看，我们可以继续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争取实现法官独立：

第一，法官选任的独立。法官的选任由专门的司法委员会进行。这个司法委员会应以法官为主，同时也可以包括党委和政府委派的官员，甚至律师界知名人士。但它的设置和实际操作原则应该是能够保证作为法官的委员会成员发挥绝对的主导作用。

第二，法官的终身任命。具有必要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学历、经过考核获得司法人员从业资格并具备足够司法实践经验的人，一旦经过司法委员会任命为法官，除非其触犯法律或严重违背法官职业操守，即应享有终身的法官资格。在这方面，应该考虑使某些高级的资深法官享有和教授一样的从业权利，即可以适当地延长任职的年龄限制，而不是受同行政官员一样的限制。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各级法官得以从事司法工作的最高年限或退休年龄。

第三，法官不可任意移调，不可撤职、免职。法官不可以轻易地被调离其既定职位，更不可以轻易地被调换职位。如法官通常情况下不应该转换为检察官，同样，通常情况下检察官也不可以转换为法官。应该指出的是：从司法活动的基本准则上讲，每个法官都必须以其司法活动独立地对法律负责。换句话说，一个法官的失职或违法行为，并不构成其他法官，包括其所在司法机构上级法官的失职或辞职的依据。当然，这个原则的实现必须以司法的完全独立，包括司法的内部独立和外部独立为前提。

第四，法官的稳定的、有法律予以保障的薪俸。法官的薪水由法律加以确认，任何情况下，法官的薪水都应该予以保障。否则，法官可以诉诸法律程序请求其应该获得的薪水。此外，任何级别的法官退休之后，其薪金待遇应原则上不变。

第五，法官依法审判不受任何行政、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我国法官法第八条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其实，这一宪定原则的实质或核心思想就是审判的独立。可以说，司法独立的核心内容或基点是法官的独立，而法官独立的直接效果就是审判独立，后者则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前提。没有法官的独立，审判独立就无从谈起，而如果审判独立不能独立，司法独立就失去了其根本内容和基本价值。正因如此，《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才明确要求法官强化审判独立的意识，即能够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争取条件来实现审判独立。

第四篇：关于司法独立的制度思考

关于司法独立的制度思考

近年来司法腐败案件屡见不鲜，司法公正已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话题。一方面，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社会冲突的尖锐化，对司法活动寄予了前所未有的厚望，而另一方面，司法的不公却再三地打击着公众脆弱的“法制”信心。如此巨大的反差迫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反思：是什么妨碍了司法的公正？

公正是司法活动的内在品质和价值追求，是社会、公民对法制的期望和信心，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讲：“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了法律——好比弄脏了水源。”影响公正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许多重要的因素都可以归结到司法独立上来，而法院又是司法活动的主角，所以，探讨司法公正问题有必要从法院的独立上着手。在学理上，“所谓法院的独立，即法院法官的审判，应不受行政机关或立法机关干涉的意思；就是某一个法院对于另一个法院的审判，亦只能于判决后，依上诉程序而变更其判决，在审判之时，任何法院，亦不受任何其他法院的干涉；至于行政机关或立法机关，则即在法院判决以后，亦不享有变更法院的判决之权。”司法独立对于法院和法官摒弃干扰，客观、公正地司法有着毋庸置疑的意义。但是长久以来，我国在司法独立上的表现并不能令人满意，由此而致的司法不公现象“至今已觉不新鲜”。我想，与其斥责那些徇私枉法的法官、阻挠司法的政官，分析政治教育、思想改造、组织纪律或领导工作的失误，不如冷静地在制度层面上作一番探讨更有意义。

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是居于其下且为同一层面的权力分支机构，全国人大是它们共同的权力来源，它们分别向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和直接的制约关系。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些制度设计在宪法层面上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保证了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宣告了一种与中国传统县衙式司法模式截然不同的司法体制的确立，其所依据的基本上是欧洲大陆法系和苏联社会主义法系两者结合的模式。现代文明国家多在宪法性文件里确立了司法独立制度，但应当注意的是，宪法自身所具有的原则性、宣言式及由此必然导致的缺乏操作性特点，要求必须有配套的法律、制度忠实地对其细化，才能实现司法“精神”上的独立，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独立，宪法才不会流于口号。然而，问题似乎就出在这里：我们或者基于良好的愿望，在保障司法独立的制度设计上有所作为，但效果并不大好甚至相反，或者根本就漠视制度的作用，仅仅寄希望于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这把“尚方宝剑”。于是，司法的独立状况与宪法的善良初衷大相径庭，法院成了国家机关中谁也能管的“小弟弟”。

第一位“大哥”是与法院同级的党政权力。我国的司法体系大体是沿行政区域的框架设计的，并且法院在大至人员配备、经费调拨、物资供给，小至法官的子女入学、配偶就业、住房等诸多“司法之外”的事情上要靠所在地方政府来建议或安排，这样一种制度设计便无法不在法院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依附”的关系——不管宪法是怎么说的，“身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法院在业务工作中经常要征求政府的意见乃至批准，政府以“大哥”的姿态指手画脚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这种法院和地方在利益上无法割舍的“制度联系”，导致司法权力的行政化、区域化和地方化，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成为无法自我克服的体制性通病。时下法院争夺司法管辖权，维护本地利益的事件常见于报端，私利的驱动力战胜了法律的理性，法院沦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裁判既要吹哨又想起脚射门，这不能不说是对司法公正的亵渎。故此，有学者建议“在全国省区市以下划定独立司法区，改变现在的司法区域与行政区域完全重合的局面”，并设计了三个方面的配套措施：“一是人员编制和经费管理，必须实行计划单列、系统统管，最好是全国统一管起来；二是法官任免，属于市管县的，基层法院的法官可由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属于地管县的，基层以及中级法院法官可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免……；三是党的工作体制，可以实行系统党委制，一级管理一级，下级法院党委对上级法院党委负责。”这个办法改革之彻底足以动摇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方面——这也说明所谓司法改革并不仅仅是“司法的”改革，我认为这个方案由于牵涉面之广和决心之坚定至少在目前从整体上其可行性值得怀疑，但其欲使司法摆脱干扰、追求独立的价值取向无疑是正确的，并且象编制、经费管理的建议是可资借

鉴的。但我想，制度的重构有赖于观念的更新，而现行制度设计的背后是更难突破的观念障碍。长期以来，法律和法院被当作是完成政治任务、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政治任务要“相机而变”，“工具”自然必须适应任务的需要：践踏宪法、迫害国家主席是任务的需要，砸烂公检法闹革命也是任务的需要，“严打”中法院在处罚上的“从重”难道不也是任务的需要吗？既然是“工具”，附属在行政机构上也就理所当然了。这种“工具主义”的观念正是法律和法院未能获得应有尊荣、司法难以从制度上实现真正独立的根源所在。前面的建议中提到了党的领导的问题，这是司法体制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那么，如何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呢？党的十三大报告讲道：“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这种领导权的性质是属于政党的政治权威和权利，而不直接是国家权力。党的这种受人民拥戴和服膺的政治权威，不同于国家权力的强制力和普遍约束力，而主要是政治号召力、说服力和政治影响力。党作为人民中的一部分（先进的部分），是人民主权的主体的组成部分，但不能独立地作为人民主权主体而与作为人民主权的唯一主体的人民并列或高于它。即党的领导权不是凌驾于人民主权、国家政权之上或与之并列的权力。”正因为如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提出的种种意见、方针、政策，必须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的法定程序，才能转化为国家、政府的行动纲领与法律、法规，才具有国家权力的约束力和强制力。所以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坚持党的转化为国家权力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法院内部党委的职责应当主要是保证党的大政方针的贯彻、实施，对党员法官的遵守党纪情况进行监督审查，而不是包办或干预所有的案件；同时也要保证法院内部党委对地方党委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应当只对上级法院党委负责。然而在实际中，党组织（法院内部的和外部的）直接插手司法审判的例子并不罕见。我想，我们在强调党政分开的时候，是否也应当强调“党法分开”呢？党组织在为司法机关推荐了政治、业务素质都优秀的司法人员之后，没有必要事无巨细、大包大揽，“包揽”、“过问”反倒给一些人干预司法独立提供了“合法”的借口。给予司法机关较大的独立性固然会造成社会管理上的差异，比如法院可能会“大胆”地判决政府在行政诉讼中败诉，政府会感到与法院难于“沟通”了，“法院不听党的话了”。然而，司法独立是一把“双刃剑”，它会使行政、立法、军事机关的一些人在企图以身试法时不寒而栗——法院是独立的，它完全可以不买帐，所以斯塔尔和伦奎斯特才能把妄为的克林顿推上法庭，试想一下，如果北京市有独立的检、法机关，王宝森、陈希同的事情早就败露了，何必等到木已成舟之时呢？前面提到学理上“法院独立”的解释，它和我国宪法一百二十六条的一点差异是前者讲到法院的审判亦不能受立法机关的干涉，宪法没有讲到这一点并不等于人大可以随意干涉法院的工作，为了确保公正，针对立法机关，司法也有一个独立的问题。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要由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要向人大负责，接受人大的监督。这里面至少有两个问题。首先，地方人大往往从本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选择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必然带有明显的地域性，这样就致使各地司法人员业务水平良莠不齐，有的地方人才集中，司法人员的素质就会高一些，有的地方人才缺乏，司法人员的素质普遍低下，更严重的是，法官的命运一旦掌握在地方人大的手里，他必然要听从地方人大的“招呼”，而这种“招呼”难免不带有地方利益的色彩，这样一来，法官极有可能变成为“地方正义”的维护者。解决这个问题，前面建议中第二条措施或许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其次，“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当然可以而且应当对法院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然而这种监督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乃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总的要求应当是，代表大会可以在开会期间通过审查法院的报告、质询法院院长以及审议法院预算行使对法院以及法官的监督权，但不可以对法院正在审理（包括上诉审）的具体案件加以干预。否则，不仅法院的司法独立权会受到侵犯，而且人民代表大会也会发生职能上的„暗转‟，由立法机关变成了司法机关。而现在的情况恰恰是，代表们在会议期间没有或无从通过充分的质询等程序对法院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对于个别案件的处理，某些地方人大却可以通过非规范化的方式进行干预。”司法审判活动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复杂过程，它有一套科学、缜密而又专业的程序制度、证据制度、法律原则（有些甚至是不能为“常人”所轻易理解的），法院应当只以实现公正（实体的和程序的）为终极目标，而立法机关是民意代表，它以表达民意、维护民益为己任（对于一个判决，它更多考虑的是社会的接受程度和人们的反响）；问题是公正和民意总是一致的吗？如果发生冲突，是选择牺牲公正抑或是民意呢？况且有时侯立法机关表达的还是“官意”或者“地方民意”呢！这样一来，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是否应当更慎重一些呢？所以，人大选举法院并不能成为人大不受约束随意实施监

督权力的理由，人大的不当监督同样会损害法院的独立审判。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了人大对法院有监督权，但人大以何方式、在何范围实施监督权却没有详细的制度设计，结果就只能是监督权的误用、滥用或不用。故此，当务之急是完善有利于保障司法独立的人大监督制度，使人大的监督有规可循，司法的独立有所保证。

至于检察机关，有学者认为，它对法院和法官行使监督权是一种相当不合理的制度。大陆法系国家并不独立设置检察机关而是使之附属在法院系统内，或归属司法行政部门领导；赋予检察机关与法院“平起平坐”地位是我国效仿苏联司法体制的结果，这种安排固然强化了国家惩罚犯罪的权力，但检察院与法院“本是同根生”，更重要的是检察院有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的法定权力，却让法院去审理检察院提起的诉讼，法院的窘况可想而知，这样明显地造成刑事程序中控辩双方地位的严重失衡，从而危害诉讼程序以及诉讼结果的公正性。

由此可见，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几乎受到来自每一个权力分支机关的合理的和不合理的牵制，我们不考虑制度因素的消极作用，却要求它去实现理论上的司法公正，未免强人所难。

同时，司法独立这枚硬币还有另一面——司法系统内部的独立。我国司法机关内部实行集体审判制，通过少数服从多数、集体决策方式——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强化对法官个人的控制，意图是集思广益、减少错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哪一个“著名”的冤假错案不是集体决策的结果呢？我们不否认集体智慧较之于个人智慧的优越性，但也应当认识到司法活动不同于行政行为、立法行为和军事行为的特殊性，“如果让亲自审理案件的法官这个少数服从由法院中其他某些同事组成的多数，就不符合司法决策的内在特点了。用法官们批评这种做法的话说，就是„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主审法官没有独立审判、裁决的权力，如何做得到公正？同样，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具体案件审理过程的预、“错案追究制度”等等伤害法院和法官独立司法的做法，都使司法机关维持公正的形象大打折扣。所以在制度设计上应当给予法官更大的审判自主权，拆除诸如审判委员会之类的或明或暗的障碍，真正实现系统内部上下级间的“监督”（而非“领导”）关系。另外，法官自身的高素质也是保证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条件，一个业务素质低、事事拿不准，必须经常依靠征求同事、领导或上级的意见才能或才敢下判决的法官是难以做到司法独立的。在许多国家，法官是一个十分神圣的职位，成为法官既是一种荣誉又是一个梦想，但从法学院学生到律师或司法实习生，再到法官是一个艰苦、漫长而充满障碍的过程。比如日本规定高等法院法官须担任过十年以上的助理法官、简易法院法官、进修所教官、法学教授或副教授等职务，最高法院的法官应当是见识高、有法律素养、四十岁以上的人担任，最高法院十五名法官中，须至少有十人担任过高等法院院长或法官十年以上，或者是任高等法院院长、判事、简易法院判事、检察官、律师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大学法律学教授、副教授累计计算二十年以上的。这些较委任行政、立法、军事官员苛刻得多的资格条件保证了司法人员的高素质，也就保证了实现司法公正可能性的提高。相比之下，我国法官群体的素质水平很难令人满意，若为中国民主法制化的前途、为公正价值观的崇高形象计，我们可否垫高法院的门槛呢？

总之，司法独立是一个涉及到体制、观念的复杂问题，它不是单凭构划一个制度蓝图就能解决得了的，但它需要在观念更新的基础上从制度的重新架构入手。应当承认，我们的体制对司法工作的一些特殊性质还缺乏认同，在本质上还未给法律和法院以应有的尊严，所以在许多问题上应当更多地倾听和借鉴，而不能一味地套用行政、立法、军事工作的方法。比如为了表示“公开”的决心，时下全国许多法院效仿“政务公开”，采用电视直播方式，公开庭审过程，据信这可以杜绝“暗箱操作”，然而这种看似公开的做法，几乎遭到学界的一致反对——它有损司法独立。如果说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法官就是这最后一道防线的守门人，倘若能放松对“守门人”的束缚，为他创造更加广阔的自由空间，让他“头顶是灿烂的星空，心中是崇高的道德法则”，我相信，正义的防线将更加巩固。

第五篇：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论文

低年级学生与人交往能力的养成

初入学儿童的思维大部分还停留在“自我中心思维阶段”，他们考虑问题，或者与同伴相处，往往会以自我为中心，带有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认为“顺从自己就是朋友，否则就不是朋友”。如果他们把这种情绪带到学校里，就会影响同伴交往。

，使刚入学的孩子能很快适应小学的生活，与同学和谐相处，就成了我们低段老师研究的重点。

1、观察：了解新生中不善于与人相处的学生

（1）、由于学生刚入学，孩子的情况没有完全展现，所以可以向家长了解孩子与人相处的情况，使我们的教育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新生与人相处情况调查表：

①您的孩子的优点是（最少三个）————————

②您孩子入学前一直和谁生活？—————————————— ③您孩子平时喜欢和小朋友玩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在和小朋友玩时有没有因为您孩子的原因和别的孩子发生矛盾？————————————————这样的情况多吗？—————— ④通过您的观察，您个人认为您的孩子

A活泼好动 B文静内向 C活泼有余，行为缺乏控制 D 其他

⑤孩子入读一年级前，您一定为他做过一些准备，主要是从 方面准备的。A学习能力、生活习惯、与人交往能力的培养 B识字、拼音、数学等方面的知识的渗透 C 顺其自然，没有刻意的准备

（2）、在同学们进行自由活动的过程中，老师可以留心观察，把不善于交往的新生在交往活动中的表现情况以及同学们对他们的交往态度记录下来。

2、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促使孩子与人共处

通过活动，让新同学们体验与同学交往的快乐，完善自我，端正交往态度如、要主动、热情、礼貌，学会一些正确的交往方式，如相互合作、彼此信任。从而改善和提高与同学交往的能力。（1）、综合活动

①体育课上可以经常性的开展一些相关的游戏。如我们一年级体育老师金老师的开火车游戏，让新同学们在游戏活动中，体验得到同学间交往快乐，完善自我，端正交往态度如、不仅要主动、热情、礼貌，而且要帮助别人，学会一些正确的交往方式，如相互合作、彼此信任、助人为乐。从而改善和提高与同学交往的能力。在此环节中，我的表扬肯定不只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个人所在的集体成员们在活动中是否团结协作。

a、游戏活动组织：同学们，今天老师和大家一起到运动场去玩快乐小火车的游戏，好吗？

b、游戏规则：①把同学分成两组，围成两个大圆圈，请同学们以报数的方式，如：报数1、2、3、4、5、然后让数5的同学出来扮演快乐小火车的驾驶员，每组大约三至四位同学。②小火车的驾驶员，在活动中，需要主动去邀请同学们乘座自己的小火车，并带着大家开展一个愉快的旅行（绕半个运动场走一圈）。③让同学们开展一个活动前的小讨论，通过讨论，让同学们知道，怎样做，才使自己驾驶的小火车，成为受大家欢迎的小火车，如：火车驾驶员要主动、热情、礼貌、要照顾同学、与同学合作等等。同时老师也加入其中当乘客，参加活动。

c、注意：在活动中，对同学们尤其是交往能力欠佳的同学，对他们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良好的交往态度和行为方式，老师要及时给予表扬和肯定，并随时，与他们谈谈，了解与同学们在活动中交往的内心感受，鼓励他们在平时，也像今天一样，与同学一起玩。

d、活动后，老师把这些同学的活动表现，记录在观察表上。e、活动后记：（对这次活动的开展，进行小结)（2）、班队活动

一年级学生刚入学在各个方面都会存在不同的欠缺，所以作为一年级老师，在引导学生相处上要做到细微入至。

①、组织学生观看高年级学生一日活动。一年级学生给他们讲应该怎么做才是好的，不如带领学生去看，让他们有一个形象的概念。然后再让他们自己说说小学生一日活动。所以我们的言行举动都要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明白。如早上带领学生观看高年级学生进校时对老师鞠躬问好，放学时看高年级学生站队回家，看高年级学生进场、集会、出操。在模仿中学会文明礼仪。②、学生的日常活动也要讲到细处，让学生知道该怎么做。一年级学生你就要讲的钉是钉铆是铆，他们才会知道具体的行为。如上课了听到铃声你就要跑进教室，迟到了要在门口喊报告，上课发言要先举手再说话。教会学生使用正确的礼貌用语。带领学生认识学校的各个地方，了解哪些地方是不能随便进去的

③、要经常检查学生的卫生情况。一是检查学生的环境卫生习惯，有没有随便乱扔瓜皮纸屑，有没有乱涂乱画，有没有乱吐痰，有没有把脏东西踢倒别人那里。二是检查学生的个人卫生习惯，有没有勤剪指甲，勤洗头发，勤洗澡，勤换衣服，穿着是不是整洁。

④、联系家长培养学生在家行为习惯。如早上出门要跟父母说再见；客人来时要问好，临走要说再见；对长辈说话要有礼貌，爱护小弟弟小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