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制创新：问题及挑战

第一篇：金融体制创新：问题及挑战

首先，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成立一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相信社科院金融所一定会在今后中国金融体制的发展、改革、创新等方面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做出更大的贡献。社科院金融所的前身是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在94年底李扬同志请我来讲过，那时讲的题目是分业经营问题。当时从国际体制比较、中国现状、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的利弊比较以及今后可

能的趋势，以及对宏观调控、公司治理的影响等几方面进行了讨论。现在，金融中心已发展成金融研究所，针对国民经济中重大金融问题进行学术研讨，相信一定会有成效。今天研讨会的主题是“金融体制创新：问题及挑战”，我想结合今天的题目与大家讨论三方面的问题。

一、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和农村金融产品面临挑战和创新的需求

大家已经注意到，本周一国务院刚刚召开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对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这次改革特别强调要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今后农信社的组织形式方面会因地制宜，有若干种选择，并通过这次改革进行检验。

2002年国务院成立了农村金融和农村信用社改革专题小组，农村信用社改革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整个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一项涉及广泛的系统，在专题研究中还包括另外几方面的内容，我在此简单介绍一下。一是农村政策性金融服务将来的作用和取向的研究，涉及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定位和分工。二是资金流向上如何支持“三农”的资金需求，其中包含两个重要的内容：邮政储蓄从农村抽离大量资金的问题如何解决;再就是参考其他国家实行的社区再投资法等做法，使有关金融机构从社区吸收的资金中，有一定比例要用于本社区。三是关于农村存贷款利率方面的政策研究。四是农村金融机构在国家给予适当支持并摘除历史包袱以后，如果仍出现经营失败而需要退出市场的时候，如何设置退出机制。五是与今天研讨会的主题相近，就是“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和金融产品的创新”。此外还有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农村金融监管等专题内容。

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涉及到的几个课题中，已体现出了一些创新和思路转变，这些转变也得益于我们国内的改革经历以及国际经验的借鉴。从国际经验看，世界银行对农村金融问题有一个报告，提到了过去老的“农业信贷模式”和新的“农村金融模式”。以往有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采用过老模式，其特征是利率管制，对借款人给予财政性补贴以及强制性信贷安排（如指令性计划）来力图扩大农村的信贷规模，这种办法虽然很直接、直观，但实践的结果效果并不好，数年后无法再维系。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是根据我国自己的经验教训来推进的，但从国际范围来看，也有“新模式”中的若干共性内容，就是解除利率管制;注重农村金融机构财务上的可持续性和尊重商业原则;政府的支持强调要有针对性，注重对效果的评估;强调农村金融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制度建设、组织结构建设以及对它们的监管。在这次农信社改革中，国家的支持不是简单的信贷资金上的支持，而是要强调微观机制的改革，并使农村金融机构解除历史包袱，真正建成财务健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金融机构。国家所给予的支持是与这些效果挂钩的，事后都要进行评估。这是一个带有方向性的思路变化，同时也是一种创新。

农村金融始终面临着一个难点，即小农户贷款问题，这个难点在中国如此，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是如此。小农户贷款成本比较高，信息处在基层且非常分散，风险相对大一些，业务开展的难度较大。从世界范围来讲，很多国家都在探索，但多数做得不成功。有少数成功的经验，均表现出了体制创新、组织创新、产品创新的特点，其中一些经验注重把信贷、互助、抵押、保险更好地结合起来使用。对于大金融机构来说，小农户的抵押品或担保到你的手里可能不管用，但在社区范围内却可能是管用的。总之，把信贷、互助、抵押、保险甚至其他的做法更有机地在社区内加以结合，通过不断的探索，可能会闯出一条新路。

农村信用社目前承担着我国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通过这次改革，农村信用社体制要在挑战和创新中不断进行探索和完善，不断向前推进，同时也可以鼓励其它组织形式的创新。组织形式的创新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搞得成功能创出新的模式，搞得不好你也要关门撤出。对金融行业的创新，我们以往支持、鼓励的力度不够，甚至有些压制，当然主观愿望是为了减少风险。压制了一段时间后，老的组织形式、旧的产品会越发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要求创新的愿望日益强烈，不满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反倒有可能一下子都放开。但这时又可能一哄而起，有些创新就不够慎重，或者不能真正结合中国的国情，在放开且一哄而起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大的风险。比较稳妥的做法应该是一贯性地鼓励创新，使创新在时间轴上分布得比较均匀，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看清它的结果，以便冷静地考虑能否推广。在创新的同时，一定要加强监管，防

止新出现的金融组织、金融产品中的风险，把创新中不可预知的负效应控制在最低限度。

二、加大力度发展直接融资

从今年的经济金融统计指标看，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比较大，贷款增长比较猛，从比例关系上讲，间接融资占比越来越大的问题较为突出。这就提醒我们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以面对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更大的挑战。从统计数

据中可以看出今年保险业发展地比较好，改革力度较大。但保险资金的运用一部分会进入直接融资渠道，一部分会转入间接融资渠道。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股本投资（包括对企业的直接股本投资）与债务融资这种划分方法，以便观察全社会的股本、债务比例关系。我国储蓄率已达GDP的40％左右，今年还可能略有上升。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还非常踊跃，每年新增加部分又相当于GDP的5％左右，相当于运用外国人的储蓄。这么高比例的储蓄率需要有合理的使用结构，如果债务融资渠道进行运用的比例过大的话，会使得全社会资产负债率进一步恶化，会加大整体的金融风险，也不利于整个社会金融结构的改善。这种状况如果长期保持下去，不仅会带来宏观方面的问题，也会带来微观层面的问题。我们看到很多小企业贷款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由于直接投资渠道不畅、资本金筹集不足。一些小企业一方面抱怨贷款难，另一方面又根本不去申请贷款，因为它们知道自己的资本金太少，没有合格的抵押品，银行给其贷款的可能性也就非常小。

作为一个大国，储蓄率非常高，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比例悬殊，其中有很多值得忧虑的地方。要解决这个问题，既要充分考虑我们的国情，又应有所创新。首先，如何能够使我们的银行体系更加积极地销售直接融资产品（股本投资产品）。近几年，我国基金业发展不错，特别是开放式基金发展势头不错。但总体来讲框框仍然比较多，对于解决直接、间接融资比例关系问题、解决整体金融风险来讲，发展还不够。基金的销售主要是由银行系统代销，从商业银行的角度讲，一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组织保证和激励机制还不到位，还没有真正当作自己的事来做。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国家有货币市场基金，它已是商业银行自己的产品，销售时就与代销不一样。在我国商业银行主导融资媒介的状况下，如果我们不想办法发挥商业银行的积极性、主动性（其中也包括组织结构上的安排），问题的解决就会比较慢，从而使风险逐步积累。其次，在政策上要体现对直接融资的支持，要使储蓄者感觉到直接融资产品在不少方面比储蓄产品更有吸引力。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做到？有国际经验可以借鉴，比如美国的401K条款，通过免税的支持，使储蓄资金更多地运用养老基金方式并使资金流向直接融资。可以看到，美国在实施401K之前与之后相比，直接与间接融资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洲也是如此，在9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国家改革了养老金体制，同时给予了税收等各方面的支持，养老基金比银行储蓄吸引力变得更大。近两年哈萨克斯坦也有类似的做法。而我国还没有相关的政策支持这样的转变，这是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再有，在监管政策方面我们也有运作的余地，当我们严格按照巴塞尔协议对资本充实率进行要求时，银行吸收存款再放贷必然增加其风险资产数量，这就意味着你要有更多的资本金。当银行没有那么充裕的资本金时，就会考虑少用存贷款产品，多用客户自担风险的金融产品，特别是直接融资产品。可以看到，虽然国外中央银行也有一些标志性的基准利率，但是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利率往往比基准利率低得多。为什么呢？实际上反映了商业银行自我的约束，不太愿意做过量的储蓄存款业务，以减少风险及其对资本金的压力。中国为什么现在做不到这点呢？因为我们还没有解决商业银行的历史包袱问题，由于历史包袱大多数是政策性业务造成的，商业银行资本不充足有借口，监管上硬不起来。下一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要像农村信用社改革一样，要摘除包袱，走上新的起跑线，从而能用资本充实率去严格要求它们，使商业银行更加自觉地考虑它们究竟想发展什么样的产品，造就什么样的产品比例关系。

加快发展债券市场也是大家关心的议题。发展有个模式与现实之间的选择问题，很多西方国家的债券市场也是从弱发展到强，其机遇与动力跟我们的现实基础可能有所不同。仿照别人的模式发展一般比较牢靠，但可能动力不足。发展公司债，一般是由于某些类别的公司融资困难或为降低融资成本才开拓了这样一条融资渠道。为维护公司债发展的信心，人们自然想到从高信用等级的公司债做起，但目前我国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非常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甚至是银行互相争抢这种的好客户，同时利率又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这就使这类公司缺乏发债动力。另一方面，一些融资困难类别的公司又得不到发债的批准，或要求得到银行类机构的担保，其中的扭曲也导致缺少动力。恐怕需要我们有一些创新才行。

我国债券市场主要的产品是国债、金融债、公司债、项目债。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其观点是利用银行间发展金融债的基础，把A、M、CDO、金融机构次级债等加速发展起来。中央银行也要支持利用各种金融工程方法，把金融产品（包括信贷衍生产品）转换为市场所能够接受的债券产品，也包括金融债的形式。由于我国目前在债券产品和市场上仍存在着若干体制上的不顺，这些问题的解决恐怕有一定难度，因此要平衡什么是最优选择，什么是次优选择，什么是次优而又比较可行的方法。总之，我们面临着加快债券市场发展的挑战，要找出自己的路子，把债券市场的蛋糕做大。

三、要更多地关注社会保障体制对宏观调控的影响

社会保障体制已经成了我国宏观调控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瓶颈环节。以往我们说宏观调控，主要是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近年货币政策的扩张程度已经比较高了，特别是今年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长都比较快，财政方面仍继续采用积极财政政策，很多资金最终已变为消费型资金。但是问卷调查和商业银行的调查表明，尽管居民手中的钱很多，但消费需求依然不够高。如果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扩张的结果看不到消费的增长，而是储蓄率的持续增长，那就值得忧虑。问卷调查和商业银行的调查反映，在收入增长条件下，影响消费需求的几大因素一是退休保障，二是医疗保障，三是对下岗和失业的担忧，四是子女教育费用。前三个问题都在社会保障的范围之内。如果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不能够有力地巩固消费者的信心，那么我们将面临加大货币供应量、积极财政政策运用后仍见不到满意的消费扩张的尴尬局面，我们总不能不计后果地加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因此，社会保障体制的选择、改革、进展已成为我们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对症下药，不可能用其他政策完全替代。

我国正面临社会老龄化问题，老龄化问题对储蓄和消费倾向均有巨大影响。我们跟日本的社会老龄化程度相差十几年，所以研究日本的老龄化情况对中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社会保障体制的选择及其改革，直接关系到储蓄总量和储蓄模式，其对直接、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股本投资和债务融资的相互关系的影响力，远大于金融业可能想到和可能采取的措施。因此，在通过金融手段仍达不到理想效果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把社会保障体制问题放入研究的视野，从更全面的范围考虑金融体系如何创新。纵观国际上直接融资得以健康快速发展的国家及其相应的历史阶段，相当多数都与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金体制变革有关，这个现象值得我们研究、讨论。

我国的社会保障确实存在诸多的困难，从消费信心的角度，大家首先想到的会是退休金、低保有没有百分之百支付到位问题，但问题还不止这些，还涉及到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运用以及储蓄模式问题。如果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来源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就可能经常会出现支付不到位的情况。既使支付到位，是否就能保证消费信心？从而使得消费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其中一大难题就是中国属于城乡差异特别大的国家，社会保障特别主要针对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并没有都包括在内。城乡差别又造成了农民不断进城打工，完全不包括进来也不合理，但包括进来必然会加大支出负担或者降低保障水平。保障水平高了保不起，保障水平降低后虽然可能支付得起，但是否对消费者信心有足够的支撑？因为消费者会考虑，如靠社保而社保标准又较低，还是要自己多攒钱才行。而储蓄产品的风险低，正符合这部分人不愿承担风险的需要。如果怀疑自己将来养老金的稳定性，则必然会影响自己当前的消费倾向。

另外，社会保障体制的选择在将来有可能会对财政产生巨大压力，而财政政策历来和货币政策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长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角度讲，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我们从事宏观经济工作人员和理论界人士都不得不关心的问题。我在此想表达，特别支持金融业人士研究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对金融业及宏观调控的影响。

今天讲的既是初步想法也是出题目，与大家共同探讨，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2003年8月22日在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举办的“金融体制创新：问题与挑战”研讨会上发言整理）

第二篇：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机制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机制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摘要：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对改善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创新优化农村金融服务，将会使农村改革工作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进一步的试验探索和制度创新，为促进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制定完善有关政策法规提供依据。

关键词：创新;优化;农村金融;发展

中图分类号： F30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j.cnki.jlny.2015.22.039

九台市历经三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改革试验后，较好地完成了改革试验任务，取得了明显成效。成立了龙嘉村镇银行及3家支行和7家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增加了9个服务网点，填补了县域金融机构和网点的不足，资源配置更加合理。设立的农业发展基金，累计达到900余万元，保障了试验区相关项目顺利开展。新增惠农补贴和“林权”抵押等贷款项目，给农民抵押贷款创造了有利条件，带来了新的便利。出台的鼓励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项目的配套政策，减少了当地资金的外流趋势，促使金融机构加大对当地贷款的投放，三农领域的融资规模逐渐扩大。针对当地经济发展实际，创新了土地整治、兴农蔬菜大棚、重点水利建设项目等信贷特色产品，吸引金融机构累计发放贷款16.7亿元。开展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在20个村完成了信息采集及评定工作，建立信用档案6700户，给4800户发放贷款8000万元，并给予利率优惠5%～10%待遇。

几年的改革实践，初步构建了支农发展、助农增收、激活金融要素内生活力、农银双赢的新型体制机制，积累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是优化配置金融资源，扩大服务三农半径，是实现借贷双方互利共赢的重要基础。改革试验前，原有金融机构考虑效益因素，纷纷上收服务网点，九台市农村金融服务主要依靠农商行和农行，机构少，网点数量不足，金融服务辐射半径小，农民存贷款很不方便。为解决便民问题，九台市建立贴近三农的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并增设网点，扩大了金融服务三农覆盖面，以方便、灵活、快捷的方式服务三农工作、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地方经济，既降低了农民存贷成本，金融部门自身也增加了效益。

二是探索“绿色信贷”模式，创新金融产品，是提升金融服务效能的重要保障。农民贷款缺少有效抵押物、信用担保机构缺失、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少、金融风险大，始终是困扰农村借贷双方的难题。对此，九台试验区结合惠农政策落实，推出了惠农补贴和 “林权”抵押贷款等新产品;创新土地整治、兴农蔬菜大棚、重点水利建设贷款等特色化服务项目;开展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点，把诚实守信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入金融服务领域，提高了农民贷款信誉度，降低了金融风险，为开展“绿色信贷”营造了“小气候”。

三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积极打造试验平台，是改革试验的动力源泉。九台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支持镇域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通过免税、贴息、奖励等政策措施，鼓励引导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服务三农力度，调动了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积极性，减少了资金外流;市财政全力支持试验区项目建设，搭建了农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和物权融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政策平台，整合社会资源向金融改革项目集聚，为农村金融改革试验注入生机活力。

四是配套联动，合力推进，是金融改革试验顺利进行的有效途径。农村金融改革试验，覆盖领域宽，牵涉部门多，单靠某一部门难以取得实效，特别是金融领域特殊性、敏感性，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要经过总行和银监会批准，横向涉及多个部门，为保证改革高效有序开展，金融机构主动占位，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群策群力，确保改革很快打开突破口，取得了扎实的阶段性成果。

试验区改革试验任务的圆满完成和取得的可供借鉴经验，目前，为深化金融改革已经奠定了扎实的工作基础，为进一步推动农村金融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是设立了试验区独立的工作机构，选拔和配备具有专业人员，为顺利完成项目试验打下坚实的工作基础;二是建立了试验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为试验项目的快速有效推动和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三是优化配置了金融资源。创建了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金融服务发展新模式，激活了相关银行向三农服务延伸的新局面，推动了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和空间的提升，金融服务三农的层次和能力逐渐增强;四是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得到发展。通过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点的推广工作，在省市相关媒体的宣传报道下，试验区整体信用观念已经初步形成和建立，推动了相关试验项目的发展，为试验区打造了一个健康发展的融资环境，有效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利用农村金融改革奠定的坚实基础和创造的有利条件，继续深化农村金融服务工作。

一是通过试验区搭建的农村资产交易中心和物权融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两个平台，逐步发挥平台效应，探索开展各类农村资产的交易、评估及融资担保工作，盘活农村存量资产，拓宽三农融资新渠道;二是利用现有工作机制，引导域内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逐渐转向三农领域，扩展中小企业融资规模，打造优质融资环境，提高中小企业自身融资能力;三是推动成功的试验项目向纵深发展，扩大成果覆盖面。运用成型的工作协调机制，进一步融合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政府与中小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关系，逐渐探索和开展适合本市金融体制发展的新模式和新途径;四是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加大政府奖励、贴息等扶持政策，充分调动金融机构扶持三农发展的积极性。利用好国家扶持基金，重点支持三农服务领域，降低金融机构信贷成本，逐步建立风险预警、责任共担的发展机制。

作者简介：王海霞，本科学历，吉林省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办公室，农艺师，研究方向：农村综合改革;刘洋，本科学历，吉林省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办公室，助理农艺师，研究方向：农村综合改革。

第三篇：自贸区的价值在于创新金融体制

自贸区的价值在于创新金融体制

2013年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批复了“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的总体方案；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从国内外发展大势出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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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具有重要意义”。自此，以上海自贸区为抓手的新一轮“以开放促改革”的序幕已经拉开。

此轮改革贯彻着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机理，既有着对中国未来发展各方面情势和期待的认识，又有着以实践为基点的考量，是自1979年后35年来再次释放改革红利的重大举措。它不仅直接关系着上海的国际货运物流业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也不仅直接关系着全国经济和金融的未来发展态势，而且关系着全球经济的未来发展格局，至关重要。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如何链接上海自贸区在制度和体制机制方面由开放促改革所引致的各种效应，是一个刚刚破题、有待实践探索且极为复杂的论题。

上海自贸区体制机制改革的新定位

对中国来说，以开放促改革已有30多年历史。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经济特区，就已迈开以开放促改革的步伐。在30多年间，全国各地先后设立了众多享受某些优惠政策的各种各样的试验区，其中包括保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改革试验区和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等。如果说，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开放依然重复这些试验区走过的路径，那么，它至多只是使中国在各种试验区的基础上又多增了一个试验区，由此，设立与不设立这个自贸区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大致上可以说“无关大局”。要使得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和日后运作能够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上海自贸区就必须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有新的突破创新，由此，明确定位就成为万事之先的论题。

“以开放促改革”的一个主要含义是，运用开放所带来的国际要求推进国内的体制机制调整，使其更加适合市场经济的规则。始于1978年末的中国体制机制改革，大致上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与体制机制直接相关的制度改革。这一改革的直接表现方式是，一系列受到计划经济制约(或影响)的具体制度(包括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等)，按照市场规则的要求进行重新调整。这一调整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凡是可由市场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解决；政府部门的职能在于依法行政、提供公共服务，解决好市场失灵和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第二层面是与资源配置相关的改革。第三层面是与突破某个特定政策限制相关的改革。

与体制机制直接相关的制度创新(即前述第一层面)应是上海自贸区的基本定位。内在机理是，体制机制改革的过程就是解放生产力、重新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改革红利将在这个过程中释放和创造。对建立上海自贸区而言，要发挥“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的功能，也只能首选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建设的重心。毋庸赘述，对上海自贸区而言，首要问题不是争取多少政策上的优惠，而应是全力展开制度创新。

由于上海自贸区以4个保税区为基础建立，保税区制度属于现存状态，同时，上海自贸区不可能完全实行类似于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的自由港制度，所以，从与体制机制直接相关的制度改革看，可选择的范围只能在以保税区为下限、以自由港为上限的制度区间内。

在探索上海自贸区体制机制改革之中，有三个因素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一，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体制机制改革。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体制机制改革状况必然制约着自贸区体制机制在制度层面上的形成。第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体制机制改革。自贸区的许多制度不可能完全游离于国内体制机制，国内的体制机制状况将制约着上海自贸区的各项制度。第三，国际规则的变化。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对现有的国际经济关系并不满意，由此，提出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 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 T IP)和“服务贸易协定”(T ISA)等新规则。这些贸易协定还在形成过程中，一些具体条款尚未成型，由此，将影响到上海自贸区的体制机制改革在制度上准确定位。在这些因素的制约下，上海自贸区体制机制的选择和定位就不再简单是28.78平方公里之内的事，它将不同于国际上任何一个自贸区，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链接自贸区的金融发展

从各国和地区的自贸区来看，为了便于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可以说，在自贸区内金融服务业全面开放。

国务院批准的总体方案中指出了上海自贸区在金融方面展开制度创新的几个相互关联的关键性要点：第一，加快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中国而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资本项目中的大多数项目已经开放，尚未开放的项目主要集中在“金融项目”方面，具体内容包括金融产品的发行和交易。第二，金融服务业全面开放。这实际上意味着在金融机构设置、金融产品发行和交易、金融市场运作等方面不再实行中国境内长期存在的审批制，由此，在客观上要求已习惯于以审批制为基础的金融监管理念的全面转变。第三，推进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先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第四，逐步允许境外企业参与商品期货交易。这实际上意味着，逐步探索自贸区内的境外企业介入到中国境内的商品期货交易。由此，自贸区内外的链接就成为一个需要认真研究探讨之事。第五，建立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上海自贸区并非一个完全封闭的试验区。对中国而言，建立这一自贸区的真实含义，不在于增加多少的贸易量和引进多少外资，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全面推进“以开放促改革”的进程，强化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体制机制创新。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自贸区内所形成的体制机制创新应在上海经济金融运行中逐步展开，由此，联动机制的设立必不可少。

上海自贸区的运作和发展面临着一对矛盾：一方面自贸区的地理范围已经界定，几乎不

可能将它延伸到整个上海(更不可能将自贸区扩大到中国全境)，由此，自贸区内实行的各项自由化制度带有明显的“境内关外”特征；另一方面，自贸区内实行的这些自由化制度又必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以发挥示范带动效应和服务于全国的效应。要破解这一矛盾，既需要在制度创新中细化相关条款和流程，又需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以达到地理空间不突破但各种交易却能够有效拓展到上海范围的效应。

以转变观念为先导的上海自贸区创新

如果说市场链接是发挥上海自贸区功能的重要机制的话，那么，在上海自贸区建立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更重要的将是思想观念的转变。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于思想解放，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也将以解放思想为先导。这种解放思想直接决定着上海自贸区的试验什么、如何试验、试验速度和试验成果。事实上，自贸区的模式已经提供了解放思想的依据，它具体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负面清单机制。负面清单机制，是指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以规范自贸区内的各种商业和非商业的活动。它的实际含义是，只要不属于负面清单范畴内的经济社会行为均属合法行为，即“法无禁止皆可为”，均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实行负面清单机制中贯彻着三个理念：其一，无罪推定的法治理念。在中国的行政机制中长期贯彻着“有罪推定”的理念，这是引致审批制盛行的一个观念上成因。其二，依法行政的理念。在中国实践中，行政部门常常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规则的执行者，由此，依法行政在许多场合成为依行政部门立规展开行政活动，市场主体对此陷于无奈境地。负面清单机制，将行政部门管理限定在负面清单之内(所列负面清单的事项应具有充分理由)，由此，限制了行政管理部门运用行政权力自我立规的行为。其三，创新理念。在中国，金融产品创新受到体制机制的严重制约。只有在金融监管部门认同的条件下，新的金融产品才可能问世。但负面清单机制与此不同，只要未列入负面清单范畴的金融产品，均可以直接面世，不需要再经过行政监管部门的批准，由此，将引致金融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主体的创新理念的转变。

第二，准入前国民待遇。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了国民待遇，但这种国民待遇适用于投资建立之后的阶段。与此不同，准入前国民待遇则将国民待遇延伸至投资发生和建立前的阶段，这是开放经济中的投资体制的特点。它意味着，不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和要求进行国际接轨，而是接受国际通行规则，由此，将引致两个方面的观念转变：其一，变本土观念为国际观念。在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条件下，入住上海自贸区的外资企业和金融机构，原先曾获得何种国民待遇，上海自贸区就应给予这些待遇。其二，全球观念。尽管2001年中国进入了世贸组织，在“狼来了”的呼声下曾有过一阵紧张，但毕竟外资进入中国需要遵守中国规则，所以，10多年来处于一种有惊无险的市场格局中。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在客观上要求突破这种非全球眼光的经营运作，要求中资企业真正进入全球市场竞争，由此，要求将眼光放到国际竞争之中。

第三，金融根植于实体经济。长期以来，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外植型金融格局，它的突出特点是，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和居民严重缺乏金融选择权，金融运作的权利为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所控制。但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内，实体经济部门从来就没有丧失过金融权，内生型金融长期存在。由此，在上海自贸区建立过程中，行政管理部门和中资金融机构将面临从外植性金融向内生性金融的观念转变。几个重要的实例是：供应链金融并非由金

融机构给供应链上的每家(或主要企业)提供“一对一”的金融服务而形成，它实际上是由供应链中的核心(或主干)企业给上下游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所形成；消费金融并非由银行提供信用卡而形成，它实际上是由商家给顾客提供商业信用卡所形成；实体企业进行长期投资所需资金不应由商业银行贷款提供，而应通过发行债券解决；如此等等。由此，在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市场实验中，各种金融运作将与中国境内形成相当大的反差。要适应这种反差，首先需要了解国际金融运作的规则和特点，实现观念上的转变。

第四篇：和谐农村金融体制构建

和谐农村金融体制构建：国际经验及中国的路径选择（上）

日期：2006-07-1来源：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自199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发生了很大的变革，但是由于体制性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农村金融仍然滞后并阻碍着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因此，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和谐农村金融体制，已成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方面。

一、农村金融体制研究最新进展：理论综述

国际上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的研究，早期是建立在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理论基础上。这一理论的奠基人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S·肖和罗纳德I·麦金农，他们在1973年先后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较系统地阐述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认为，人为地压低利率、汇率，使二者不能真实地反映资金和外汇的供求，而政府又不能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造成金融和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金融制度的落后阻碍经济发展，而经济停滞或落后又制约着金融制度的发展。要解除“金融抑制”，就必须“金融深化”，减少政府对金融的过多干预，利用市场调动人们储蓄与投资的积极性。其途径是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放宽对金融体系和市场的限制，使民间金融机构也能适应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增长和发展，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局面。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正是建立在金融深化理论的基础之上，其理论认为，农村金融资金的缺乏，并不是因为农民没有储蓄能力，而是由于农村金融体系中不合理的金融安排，如政府管制、利率控制等，抑制了其发展。其主要政策主张就是要发挥金融市场作用，减少政府干预，实现利率市场化，实现农村储蓄和资金供求的平衡；取消专项特定目标贷款制度，适当发展非正规金融市场等。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为农村金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该理论通过对一系列金融危机的研究和认识，得出了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对于稳定金融市场来说，合理的政府干预也是必要的等一系列结论。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存在市场失效的因素，政府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政府也不能取代市场，而应成为市场的有益补充。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应采取间接调控机制，并依据一定的原则确立监管的范围和标准。农村金融市场亦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尤其是放款一方(金融机构)对于借款人的情况根本无法充分掌握，再加上农村的特殊情况，金融机构很难控制农村系统风险，如果完全按照市场机制就可能无法培育出一个农村社会所需要的金融市场，为此，有必要采用诸如政府适当介入金融市场以及借款人的组织化等非市场措施。

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的研究，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如日本的速水佑次郎、美国的弗农·拉坦指出，农村信贷补贴最明显的后果便是信用需求的夸大和信贷有价证券购买力的损失，信贷补贴也导致了金融市场的政治化以及信贷在少数人手上的集中，并常常导致信贷机构活力的衰退。印度的苏布拉塔·加塔克、肯·英格森特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营业活动的正规性、乡村银行数量的不足以及营运成本数额等使其一般不会把农民视为有信誉的顾客等，致使其没有取得较大的进步，由此得出在发展中国家构建多层次农村金融体制的重要性。

我国学术界针对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和推进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对策进行分析，并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

林毅夫(2000)在一项研究中指出，在一些农村地区观察到的信贷短缺可能是由于区域的不平衡、缺乏资金的横向流动、对机构农业信贷的总体限制以及非正式信贷市场发育不足造成的，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性矛盾显得尤为突出。

彭川西(2003)将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农业经济结构的优化与信贷结构调整的滞后；二是农业产业化与金融专业化相矛盾；三是农产品市场与金融市场发展不对称；四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与金融服务体系存在差距；五是对农业的政策支持与对农村金融的政策支持相互脱节等。

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白钦先(2004)指出，单一性的、部门性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思路是不恰当的和有害的，因此，呼吁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战略性重构、重组和重建，以实现“三农”发展对金融服务的总需求与农村金融服务总供给相协调、相匹配。

韩俊(2003)通过对农村金融体制分析，认为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应在于，一是彻底解决农村信用社普遍存在的所有权不清晰，法人治理机构不完善，管理水平低以及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二是通过加强对金融中介的监管、放松利率管制等措施，创造一个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有利环境；三是重新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功能定位和调整，建立一个更完善更有活力的真正为“三农”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

二、国外农村金融体制经验借鉴

相对于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建设而言，国外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普遍建立比较完备的农村金融体制，很好地支持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类比国外农村金融体制建设的特点，为我国构建和谐农村金融体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参考。

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国家，这与其完备的农村金融体制密不可分。美国现行农村金融格局是伴随着美国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变革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在20世纪以前，美国没有专门的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信贷资金几乎全部由商业机构和个人提供。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农业发展对信贷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而商业金融机构及个人的贷款由于数量少、成本高，已无法为农业提供充裕的资金，同时，城市工业的迅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这些资本急于在农村寻求出路，正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美国开始着手改革原有的农村金融体系。以1916年创设联邦土地银行为起点，农村金融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1933年建立起生产信贷协会，并在12个农业信贷区设立了12个合作社银行。为了发挥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扶助作用，政府农贷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1933年成立商品信贷公司，其任务是对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或对农业生产给予经济补贴，借以控制生产，稳定农民收入；为发展农村电力事业、发展农村通讯、缩小农村和城市的差别，1935年成立农村电气化管理局；1946年又成立了专门为贫困农民提供贷款资金的农民家计局；同时，为了促进、帮助农村小企业的发展，维护小企业的利益，在1953年又专门成立了针对小企业提供信贷的小企业管理局。为此，美国完善的农村金融格局基本形成。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改革，美国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合理、规范、有效的农村金融体制。其基本格局是：以私营机构及个人的信贷等农村商业金融为基础，以农村合作金融的农业信贷系统为主导，以政府农贷机构等政策性金融为辅助，形成了包括政府主导型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以及农村商业性金融体系三种体系共同发展的局面。总的来看，美国农村金融制度属于一种复合信用型模式，这种模式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提供农业信贷资金的机构中，既有专业的农村金融机构，也有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二是在金融组织体系上，一般是合作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及商业性金融机构并存。多种金融机构形成了一个分工协作、互相配合的农村金融体系，较好地满足了美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资本需要，充分体现出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导向和支持作用。

法国是欧洲的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长期占有重要的地位。法国是设立农村金融体制比较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9世纪，法国就颁布了《土地银行法》，开始着手建立农村信贷机构，支持农业的发展。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法国农村金融形成了由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互助信贷联合银行、大众银行和法国土地信贷银行组成的农村金融体系。法国农村金融体系属于典型的国家控制式金融模式，其金融机构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并运行的，金融机构的运行还要受到政府的管理和控制。法国最大的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信贷银行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半官半民性金融组织，其体系是由地方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地区(省)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和中央农业信贷银行(法国国家农业信贷银行总行)三个层次组成。该体系是在民间信用合作组织基础上由上而下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央农业信贷银行是会计独立的官方金融机构，是法国信贷银行的法人总代表，也是全国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的最高管理机关；而地方和省级银行都是群众性的合作组织，地方农业互助银行由个人成员和集体成员入股组成，地区(省)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则是由若干地方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组成，它们都要受中央农业信贷银行的领导。这种体制的优点是便于管理，合作金融机构的业务与国家政策结合的很紧，甚至可以说是为政府政策服务的。凡符合国家政策和国家发展规划的项目，都优先给予支持甚至贴息。其缺点是各级信贷互助银行独立性较小，受政府干预大，经营效益较差，国家财政补贴较大。

日本农业发展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地少人多，自然条件差，具有小农经营的历史传统。二战以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积极培育农村金融体系，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增加农业积累，取得显著成绩。目前日本建立的农村金融体制主要包括合作金融和政府金融两部分，其中民间合作性质的农村金融机构占主体地位，政府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为重要补充。日本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是农协系统所办的信用事业部，是农协的一个子系统，它是由基层农协的信用组织、都道府县的信用联合会、中央的农林中央金库和全国信联协会三级构成。三级组织均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各级之间也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日本信用合作体系资金来源主要是吸收农村存款，服务对象主要针对在农协系统内部作为会员的农户和农业团体，不以盈利为目的。日本农村合作金融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合作金融体系，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政府背景浓厚。信用合作体系在创立初期，政府给予很大的支持，时至今日，日本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仍带有一定程度的官方色彩。二是体系内的三级组织之间并无行政隶属关系，上级组织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对下级组织进行指导，整个体系内形成了独立的资金运行系统，保证了合作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三是信用合作体系立足于社区发展，树立为社员服务的理念，金融机构的设立依据立足基层、方便农户、便于管理的原则。四是为了保证合作金融的安全、健康地运行，设立农村信用保险制度、临时性资金调剂的相互援助制度以及存款保险制度、贷款担保制度等制度措施。这种体制将合作金融机构与国家的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紧紧联系在一起，服务领域相对固定，信息资源较为充分，贷款决策成功率较高，同时也易于政府对基础行业的扶植，而且各级信用社独立性较强，经营自主权较大。问题则是业务范围狭窄，资金利润薄，靠政府优惠，财政压力大。

从以上国家农村金融体制建设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即农业收入的不确定性、农业投资的长期性、低收益性以及生产的分散性等特点，导致了农村金融的交易成本和资金的使用成本都比较高，正规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一般不愿意涉足农村金融市场，产生了市场引导的失效。因此，在农村金融体制构建过程中，政府适当干预是必要和有效的。从各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发展来看，在农村金融体制构建早期政府支持与干预的确起到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政府干预并不是金融发展的最终目标，随着金融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干预只能越来越阻碍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部门性政策倾向以及普遍存在的严重法律和规章性障碍等因素，政府干预成为农村金融发展的瓶颈。所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谐农村金融体制构建，首先要把握好“政府干预度”这个问题。

作者：山东经济学院 张志元

肖东平来源：《济南金融》2006年第06期(国研网)和谐农村金融体制构建：国际经验及中国的路径选择（下）

日期：2006-07-1来源：

三、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不足和缺陷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农村金融体制。但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缺陷，远不能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资金需求，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金融抑制状况严重

第一，政府主导下的农村金融机构普遍经营业绩差，效率低下。我国农村金融机构长期以来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其发展很难突破政府的种种干预，这一弊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金融体制的健康发展，农村合作基金会发展到扰乱金融秩序产生大量不良资产，以及农村信用社异化成“二财政”无不与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有重要关系。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大量不良贷款也都存在政府干预的影子。第二，政府对农村金融管制的另一表现就是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不能反映金融资本的供求状况，导致高利贷等民间金融盛行。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还要接受政府统一管理，要在政府规定的低利率水平下运行，因此，金融部门只能在政府控制下以“配给”方式提供信贷。一方面低利率借贷因为有“租”可寻，所以不可避免地产生腐败；另一方面贷款不按商业原则运作，不讲效益，不仅浪费了有限的金融资源，而且也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形成农村金融供给与农村经济发展互相抑制的恶性循环。

(二)农村金融结构单一，金融市场效率低下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开放的、多元化和多主体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的形成，是农村经济建设的金融保障。但从目前的情况看，1996年以来的农村金融改革并没能促进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反而使农村金融进一步趋向垄断。改革促使农业银行逐步从农村市场撤出其贷款业务，并关闭了农业合作基金会和其他非正规金融机构，从而使农村信用社在我国农村正规贷款市场处于垄断地位，而垄断的农村金融市场一般来说是低效率的。随着农业银行在乡镇网点的减少，农发行业务缩小为粮棉油收购贷款，客观上赋予农村信用社独立支撑农村金融主渠道的职能，但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不少农村信用社经营业绩差，效率低下，不良贷款居高不下，根本无法承担农村金融“主力军”角色，更不要说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资金需求。

(三)现有农村金融机构功能不健全

我国虽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但这几个金融机构都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其功能定位不清又存在重叠，再加上政府在许多方面又管得太严、太死，导致了现行金融体系根本无法满足农村金融市场的需要，甚至制约了农村金融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太窄，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不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现在的主要业务仅限于粮棉贷款的发放，随着我国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化，粮棉油购销市场化改革方向日趋明显，保护价收购范围不断缩小，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也在不断收缩，且呈不断萎缩之势，农业发展银行的机构和人力资源与现有的业务量相对而言明显存在资源浪费，其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更是远远

不够。

中国农业银行资金大量流人城市，其支农作用大打折扣。作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中国农业银行，其商业追求和政策性诉求是不能两全的，农业银行在农村地区的盈利有限，不断从农村地区撒出也是符合其

商业利益的，但这就大大降低了其支农的功能。

农村信用社商业化趋势明显，由于缺乏政策环境的支持，其帮农、扶农的作用也成了一句空谈，表现在许多农村信用社以利润为导向，把资金运用于城市等。

四、构建和谐农村金融体制的对策建议

借鉴国外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成熟经验，构建和谐的农村金融体制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人手：

(一)转换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干预

不可否认，农村金融市场中存在着一定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适度的政府干预是十分必要的，但政府的干预仅仅是对市场的有益补充，绝不是替代市场作用的发挥。要界定政府的职能边界，该放的要放开放活，该管的要管住管好，“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有时候比市场失灵更可怕，后果更严重。借鉴国外经验，我国政府在构建和谐农村金融体制过程中，要尽量减少行政干预，避免损害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通过不断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环境，建立农村资金良性循环机制。一是减少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行政干预，使金融机构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二是减少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市场管制，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满足广大农民资金需求。

(二)开放农村金融市场，放开对民间金融的管制

农村金融结构单一，已经成为限制我国农村金融效率的重要原因。农村经济主体对资金的需求大多具有规模小、时间短、频率高的特点，正规金融很难满足这类资金的需求。民间金融具有设立方便、资金使用灵活、服务于民间等特点，应该成为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首先，要从法律上明确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使亲友之间的信贷、农户之，间的资金融通和民间私人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地下转到地上，并加强监管。其次，放开民间金融的利率管制。民间金融本身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较高，并且一般没有抵押，其利率相对较高也是正常的；另外，利率的浮动也能有效地吸引资金对农村的投入，引导“农转非”的资金回流到

农村，解决一部分农村资金来源问题。

(三)立足于为农民服务，重新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功能定位

借鉴国外经验，各国金融机构在支农职能方面要合理分工，支农信贷制度细化安排。主要安排有：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主要发挥其财政作用，借鉴其它国家通行的做法，今后要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扶持重点地区和行业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对农村商业银行要加强引导，促使商业银行加大对农业地区的投入，比如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县级以下网点新增存款用于支持“三农”的比例，政府出台有关的优惠政策或财政补助引导农业银行向农村投放资金等；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为社区发展服务，树立为农民服务的理念，同时政府在政策和管理方面也要加强对合作经济制度的保护措施，使农村信用社真正根植于农村，服务于农民；邮政储蓄要进行积极转型，按照市场化、企业化原则，组建

邮政储蓄银行。

(四)发挥政府的能动作用，支持农村金融的发展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各国农村金融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我国政府在以下几个方面还要积极发挥能动作用：第一，继续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财政支持，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为农业发展提供广泛的资金支持。第二，为许多偏远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适当剥离一部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减轻农村金融机构的财务负担。第三，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利息补贴等，来鼓励金融机构为农村提供贷款。第四，政府主导建立农业保险制度，避免农业发展大幅波动，维

护广大农民利益。

作者简介：张志元(1963—)，男，山东青州人，山东经济学院山东区域经济研究院院长、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区域金融、金融工程与资本市场；肖东平(1982—)，男，山东栖霞人，山东经济学院金融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第五篇：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创新与挑战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创新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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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农村金融与农民合作论坛”学术观点综述

2010年11月28日，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联合主办《中国经济》杂志社协办的“北京大学农村金融与农民合作论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创新与挑战”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黄桂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晓山教授、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陈建华研究员、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苑鹏副主席以及农村金融研究领域专家和业界人士七十余人出席论坛。《中国经济》杂志、《中国农民合作社》杂志、《农村金融研究》杂志、《北大校刊》等十余家媒体出席论坛，论坛还吸引了来自校内外的数十位老师和学生。

论坛上午阶段的开幕式和主旨发言由黄桂田副院长主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作为主办方领导致辞，她高度肯定了农村金融的研究和实践价值，并对北大在农村金融研究领域的开拓创新给予厚望。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苑鹏副主席简要介绍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自1939年以来的发展历史。作为抗战时期成立的、国内历史最悠久的国际性合作社民间促进组织，工合秉承“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始终不懈地为促进合作社教育、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而努力。

开幕式之后是来自学界和业界的嘉宾发言。首先，中国农业大学何广文教授作了题为《农村新型合作金融发展中若干问题的思考》的演讲，他指出目前中国的农民资金互助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同时也存在“冷热不均”的问题，在分析了农民资金互助的正规化发展之后，他提出了政府应该建立扶持农民资金互助的系统性框架，并提出了各类农民资金互助组织的监管规则以及可持续发展路径。

我国新型农民资金互助的最早开拓者之

一、来自吉林四平银监局的姜柏林先生介绍了吉林梨树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创新对农村经营体制变革的影响，他指出目前农村资金互助社面临着市场准入缓慢、融资制度没有配套、大银行向农村资金互助社融资缺乏法律支持、财政没有建立增信制度、存款性金融机构孤立存在从而导致流动性陷阱等问题，认为需要联合社或协会组织进行行业服务和自律，并提高产业和金融的融合关联度不。而梨树县农村资金互助社依托农村资金互助社采用推进粮食信托合作社发展的方式来进行制度创新，其中包括：农村经营制度创新，即“土地户营、粮食社管”新型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农村经营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即一体两社，相互融资，推进“三位一体” 农村金融组织信用共同体建设。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晓山教授作了“商业性小额信贷与公益性小额信贷应均衡发展”的主题演讲，他首先介绍了对小额信贷的理解及分类，梳理了近年来国际上小额信贷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存在的问题，强调指出商业性小额信贷与公益性小额信贷应均衡发展，对任何一个小额信贷机构的评价都要考核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两个标准。石家庄汇丰源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孙万军先生介绍了汇丰源小额贷款的创新与发展，他首先介绍了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创立的政策背景，指出目前小额贷款的需求量很大，对象主要是低收入人群，这样新的贷款模式必须突破对抵押物的依赖，而汇丰源的实践就针对这些情况做了创新性发展，其经验包括：建立起一支高标准的信贷员队伍；使用一套标准化的贷款流程；采取一系列风险控制的措施；设计灵活的信贷产品；培育可持续发展的客户群。他认为低违约率源自借款人的信用意识，小额贷款需要政策支持和社会关爱，尤其呼吁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的绩效评估机构；要为小额贷款公司松绑，允许部分小额贷款公司跨区域经营；要为小额贷款公司开辟多种融资渠道，解除其资本金不足的瓶颈制约。此外，孙万军先生也强调指出小额贷款的发展也需要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感。

来自宁夏掌政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的董事长康永建先生紧接着介绍了掌政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的运作，包括中心的发展史、理念及发展模式。以“植根乡土、关怀民生、日新其德、中道笃行”的企业发展理念为基础，中心有效缓解服务范围内农民“贷款难”问题，提高了农民的信贷可及性；中心还参与支持地方产业调整、转型，促进农民增收；带动农民创业，促进农民就业；引导“乡俗民约”回归，打造农村诚信环境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副教授发表了“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制度风险”的主题演讲，他指出二元结构下的单向资源配置是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村金融目前面临着由制度或机制缺失造成的风险以及由经营管理造成的操作风险。王曙光夫副教授指出，为应对风险，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农业保险体系；建立有效的抵押和担保机制，逐步解决土地流转问题；从法律框架上来建立农村信贷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创建粮食银行、土地银行、农产品期货市场等新兴机制；解决民间微型金融机构的合法性；并建立农村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体系。王曙光呼吁未来的农村金融发展要扶持草根型的金融机构，大力推进农民的全要素合作，推广合作社内部的资金互助。

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董事会秘书韩泽县先生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的实践为例，介绍了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和创新，他简单分析了农村商业银行的历史沿革，指出目前农村商业银行存在着历史包袱沉重、体制不到位、机制不健全、营运能力不足、思想观念陈旧、人员结构老化、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目前农村商业银行的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随着国家支农政策的开展、近年来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生态的环境的改善以及新观念、新技术、新机构的出现，农村商业银行也有一些发展机遇，但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产业化以及金融竞争白热化等现象，也为其发展带来极大挑战，因此只有创新才能实现进一步发展，包括体制、机制、理念、产品以及发展方式的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苑鹏教授、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书记陈建华研究员对上午的发言做了总结，高度评价了学界、业界嘉宾的精彩演讲，并对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未来走向和政府支持框架作了更为深入的论述。

论坛下午的“圆桌会议”由王曙光副教授主持，以更加活跃的形式展开学术讨论。首先，王曙光副教授作为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执行委员，详细介绍了工合青年工作委员会的筹备情况和今后的工作计划，得到了很多青年嘉宾和与会大学生的积极响应。乔磊详细介绍了宁夏掌政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的农村信贷风险防范机制，包括操作流程防范和信息对称防范。汇丰源小额信贷公司经理张觐刚结合汇丰源的实践，介绍了小额信贷的风险控制与金融产品创新；姜柏林先生详细介绍了吉林农民粮信托的探索及实践，这些来自业界的经验介绍展示了目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创新性和突破性成就。此后，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潘淑娟发表了“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主题演讲，并结合她在山东的调查分析，总结出合作金融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的有效路径。财政部亚太研究所胡振虎副研究员、华中农业大学的熊学萍副教授教授也参与到讨论中。

最后一个环节是媒体提问与自由对话。《中国经济》杂志社、《中国农民合作社》杂志、《中国农村金融》杂志、《农村金融研究》杂志、《农村经营管理》杂志、《北大校刊》、《中华合作时报》、《城乡金融报》、《中国商报》、《农民日报》等媒体参与讨论并踊跃提问，向相关学者、业界专家咨询农村金融发展的多方面问题。最后，论坛在热烈的气氛和意犹未尽的讨论中宣告结束。

本次论坛是农村金融业界、学术界及媒体之间的成功对话，是对目前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开创性思考和交流。论坛以内容充实、资料丰富、理论联系实践以及注重平台建设等优点，得到各方参与者的一致好评，大家纷纷表示要继续合作与交流，共同促进农村金融研究、实践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