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第一篇：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一、我国的政治体制是超越西方政治制度和中国传统体制之上的现代国家制度，具有旺盛的活力和明显的优势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取得巨大成功，北京实现了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承诺，中国向世界奉献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留下了不可复制的奥运遗产。其中之一就是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联系到一段时间以来，国内理论学术界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出现的一些模糊乃至错误的观点和倾向，如认为我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我国的政治体制仍然是集权政体、不如西方的选举制度、两党制或多党制优越等，笔者认为，通过北京奥运会这个重大的社会实践，我们有必要对我国政治体制的认识有一个大的提升，对一些错误观点加以辨析和澄清。

一、我国的政治体制是超越西方政治制度和中国传统体制之上的现代国家制度，具有旺盛的活力和明显的优势

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引来西方国家的关注甚至嫉妒。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有力支持。关于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一些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在奥运会之前已有一些认识，但他们不愿公开承认。而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成功向世界奉献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使西方世界感到震撼。奥运会举办过程中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展现出的强大组织力、无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万众一心的社会认同感充分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

1、北京奥运会展示了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的优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治制度建设不断推进，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构建一个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统一、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国家体制。这一体制的建设基于先进的价值观之上，并超越和克服了西方政治制度和中国传统体制的弊病和不足。

按照现代政治理论，现代国家制度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单位，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元素。其显著特征有：一是法治完备，建立起一整套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现代法律体系；二是民意表达有一系列的规范，建立起保护公众表达权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三是国家的政治、社会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一整套保障决策科学、民主的程序；四是国家政党、行政机构、社会组织运行高效，能够保证社会、经济的高效、平稳、低成本运行；五是有一套体现现代人类文明的观念，如法治、科学、人权、爱国、民主等观念的价值体系。

从政治学角度看，西方国家的政体形式，一般认为包括民主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两种形式，但从科学意义上看，所谓民主制度和集权政体都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制度。以民主制度而言，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已历经三百多年，它的历史局限性在全球化时代非常明显。而且由于西方各国自诩这种制度“先进”，不思改进，其弊端日愈显现。作为历史上形成的政治形态，民主制度只能称为近代国家制度。由此看，现代国家制度是一个比民主政体层次更高、内涵更广的政治概念。有人认为只有民主制国家才是现代国家，这显然是一种把民主制看作是现代国家的惟一条件、从而把现代国家内涵狭隘化的观点。现代国家与国家政体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有了民主制的一些形式如选举，也并不意味就是现代国家。因为选举作为一种民主形式，它的产生比现代国家的历史要长，希特勒是通过选举上台的，但并不能说当时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就是现代国家。在非洲一些国家，选举搞得很早、范围很大，但从其法治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运行效能等方面综合来看，却很难称得上是现代国家。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综合国力明显增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已步入现代国家的行列。而北京奥运会上，场馆设施现代化程度之高、志愿者服务之热情、赛事组织之科学严密，各项机构运转之高效，都体现了一个现代国家的风貌。就连美国总统布什在谈到北京成功举办第29届奥运会时也表示：这是“展示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一个机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政治制度，是集民主与集中的优点于一体，集中西价值观的长处于一身，日益呈现出西方政治体制和我国传统政治体制所不可比拟的优势。

2、不能把选举看作是民主政治的标签。

通过分析北京奥运会所展现出来的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理论界对我国政治制度的认识度应有一个大的提升，对西方的选举制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近年来，西方一些人把选举作为民主政体的标签，以是否举行普选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一个政体是否为民主政体的惟一标准，把选举作为向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推销民主的一个重点。国内也有观点附和认为，只有实行普选产生的民主政体才具有合法性，才能产生民主政治。不实行普选，只能是集权政体。此种观点谬之远矣。

毋庸讳言，普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民的意愿得到相对充分地表达，这使得普选产生的政体具有形式上的“正当性”。但这种“正当性”仅仅是象征意义上的，并不代表全民意愿。在西方国家的选举中，选民仅是全体公民的一部分，有的国家选举参加投票的选民不足国民总数的一半，而选举中胜出的候选人的得票率有时仅有48%对47%的微弱优势。那么试想，48%的选民的意志实现了，这些选民的意志能代表全民意志吗？显然不能。因为一部分选民的意志实现，就意味着另一部分选民利益的牺牲或丧失。这种相对民意只是一种获得公权力的手段，并没有体现出全民意志的民主性。

众所周知，在西方的选举制度中，选举实质上是金钱操纵的候选人之间的角逐，巨额的选举经费使选举变为“金钱笼子中的自由鸟”，成为精英把持权力和限制大众权利的合法手段。如在美国本土和欧洲一些国家，普选均受到很多批评，美国大选的商业化和金钱化已经为很多人所诟病。就连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都直言不讳地承认，竞选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提供金钱者的利益。在西方很多国家，选民对选举的兴趣和热情逐年走低，民意低迷成为笼罩在西方选举制度头顶的一大阴霾。

还要看到，在某种意义上说，竞选实际上是对选票的争夺，为了争夺选民，就要不断发掘各个社会群体的特殊利益，强化各个群体对自身利益的诉求，这样就无形中激化了社会的对立情绪，不利于形成社会共识，增强社会凝聚力，甚至会起到撕裂族群的作用。例如，台湾地区仿效西方搞竞选，民进党在选举中大搞民粹，采取强化分歧、突出矛盾的策略，并以此建立和巩固自己的选民队伍。其结果导致政党恶斗、族群分裂、社会动荡、经济下滑。

泰国是一个公认的民主国家，但近来国内陷入混乱，由泰国人民民主联盟发起的示威，沸腾不止，就连大刀也开始在“街头政治”中挥舞。现任政府刚选出不到两年，大选失败的“少数”派就大闹不止，非要民选政府下台,这有何合法性可言。而且为了显示民主，不能采取法律手段。国家动荡不已，这是民主的表现，还是对民主的戕害？有人说这是因为泰国的民主还不是很成熟。那么日本自明治维新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已一百多年，应算是成熟了吧？！但事实如何？执政的自民党总裁连续两届因民意支持度低、政策无法推行，执政不到一年就黯然下台，十年之间换了九任首相，十几年经济停滞不前，大量经济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政府和政党没有执政能力，这能叫成熟的民主政府吗？这难道是民主制度的优势？由此看，一个政体是不是民主政体不能看是不是具备了某些形式，关键是要看它是否建立在法治之上，能否建构一种科学的监督机制，能否把民主与集中合理地结合起来，使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都能得到合理地行使。

3、两党制不等于有效监督，更不能与民主政治划等号。

有观点认为，西方的两党制是实现监督的有效形式，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走两党制或多党制之路。这种想法是缺乏科学论据和事实依据的。

建立一个科学、高效、适合各自国情的政党制度，是一个现代国家保持政治稳定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但政党政治只是政治体制的一个方面，并不决定国家政体的性质。一方面，政党的性质是由它所代表的民意的性质决定的，政党与民主并无必然的联系。在西方资产阶级两党制或多党制下，轮流执政似乎很民主，其实不管哪个政党执政，都必须符合西方社会的价值观，都必须维护各重要集团的利益，这一根本点不会因为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换位而改变。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只是在诸如税收、堕胎等一些无关乎国家体制的问题上表达着各自不同的“政见”，而在维护国家根本制度和大财团的利益上，二者并无根本区别。

另一方面，在一个现代国家，政党数量的多少与政体的民主程度也无必然联系，能否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也不能机械地根据政党的多与少以及是否实行政党轮流执政来判定。如新加坡一党长期执政，却被世界公认为典型的现代国家。人民行动党认为，西方“政党轮流、多党纷争”的政党制度带给新加坡的只是“连绵不断的动荡”。而且，他们认为，多党竞争制度下极有可能导致极端分子甚至投机分子上台，影响政治的稳定。新加坡的政党制度启示我们：在政体的模式、体制、机制的选择上，必须走出将民主等同于监督、将民主等同于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误区。台湾的陈水扁就是一个政党轮替出的怪胎。在野党不仅未能监督，他竟在任内大肆洗钱，将巨额资产转移海外，但台湾自身并未发现，而是国际机构调查才揭出丑闻。但就是现在，台湾也无法将陈水扁绳之以法。这岂不是对“民主意味着监督”这一观点的极大讽刺？而实行所谓民主制度的一些亚非拉国家，如印度、智利等，腐败现象极为严重。而美欧国家也不过是通过将利益输送合法化来保护和掩盖腐败。

二、我国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基于先进价值观之上的现代政治制度

北京奥运会取得巨大成功，除得益于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所带来的强大组织力、社会动员能力之外，还与我国政治制度架构中所蕴含的价值观比较先进、合理有关。

从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价值观上看，西方价值观过于强调个人的权利和地位，强调冲突而不是协商解决矛盾。这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有利于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过分地强调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不利于社会共识和国家利益的实现，更不利于社会的整体进步。印度以西方价值

观来支撑和设计本国政治制度，实行西方的议会制，议而不决，不能形成有效共识，严重制掣了印度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整体进步。前苏联、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和价值观进行民主改革，“个人价值至上”、“个人利益不能侵犯”成为一些寡头对抗政府的借口，结果国家失去凝聚力，社会治理崩溃，国家四分五裂。所以，在社会进步没有达到相应程度的时候，过分地强调个人自由，最后导致国家和社会担负的成本过大，这样的个人自由将变成社会的灾难。近20-30年间，曾经创造生产力奇迹的西方国家，陷入了低增长的怪圈，美国近来发生的严重金融危机，是这种自由主义末路的表现，是美国制度神话的破灭。而全球化竞争中，一些并未实行西方政治模式的新兴国家，却保持了经济的巨大活力和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重集体，在政治设计中也是重权力的相对集中。但是要看到，过分强调集体的价值，容易抹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导致国家权力过分集中。这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最大弊病。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近三十年，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剔除了中国传统价值中忽视个人价值的不足，吸收了传统的“民为本”思想和西方价值观中强调个人价值的一面，把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结合起来，把发展民主与完善法治结合起来，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把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既能有效发挥公权力集中调配资源的能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又大力发扬人民民主，强调个人的创造性，充分保障私权利的实现，从而在价值观上实现了对西方价值观和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超越。

西方国家在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模式的时候，把本该是形式多样的政治体制简化成一人一票的竞选、简化成两党制。这本身是对民主的最大伤害。一些国家处处以老大自居，不仅思想上固步自封，而且在实践中也不能容忍和接受其他国家新的不同于自己的道路和模式，甚至稍有不同，就以异端视之。而且，一些国家在民主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如在对待格鲁吉亚问题上，美国称，俄罗斯是专制国家，格鲁吉亚才是民主国家，认为俄罗斯的民主是虚假的。孰不知，梅德韦杰夫亦是全国普选出来的总统，而且得票率比布什在美国当选的得票率高得多。为什么美国说俄罗斯不是民主国家？因为俄罗斯对美国不俯首称臣。在解决科索沃问题时，美国提出“人权大于主权”，而如今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美国又提出“主权大于人权”。类似事实都说明，美国实行的是双重标准。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种政治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包括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也包括社会主义的制度。所以，完善现代国家制度，在价值观上一定要树立一种新的内容：即将国家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效地整合起来，既能充分调动个人的能动性、维护个人利益，又能充分发挥国家整合资源以实现其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只有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的政治制度才是最科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是个好东西，集中也是个好东西。有民主又有集中，则是更好的东西。不能只讲一个东西好，相对另一个就不好，既不能用民主抗拒集中，又不能以集中排斥民主，那样在哲学上和实践中都是不能成立的。

三、透过表象，全面客观看待政治制度的优劣

当前，社会上有这样一种倾向，即观察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劣，不是看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本质，而是只看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实现形式、仅仅停留在一些表象上。如有人以为，西方国家选举搞得热闹，其政治制度就有活力。这是一种仅从表象来观察政治制度优劣的肤浅观点。

观察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应当具有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内容决定本质，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劣并不取决于其表现形式，而是决定于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本质。从最终意义上讲，是一个国家的性质决定这个国家的政治形式，决定了其政治制度的优劣。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劣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能脱离历史条件绝对地断定某一政体形式是先进的或是落后的。如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对封建主义制度来讲，从一开始对生产力的发展、对个人个性的张扬乃至社会的进步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政治体制表现出了自己的优越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弊病日显，而且相对比之新生的制度来讲，它又是落后的，其优势是相对的。所以，观察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不能混淆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本质与形式的关系，否则就会得出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

从发展的观点看，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的表现并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可以通过政治体制的调整、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自诞生之日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虽然目前较发展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尚有很多待完善之处，但它从本质上是先进的，是优越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在制度运行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自身改革的不断推进，它将日益显露出自己的优势。

当然，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先进并不意味它完善无缺，它的一些制度形式要在实践中通过不断改革来完善自身。同样，说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质上的落后并不意味着它一无是处，它的一些体现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制度形式、管理方法仍然可以为我所用。若因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质上的落后就将其一概否定，或者因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质上的先进就固步自封，都不是科学的做法。

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要打破迷信，循序渐进，坚持走“中国道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为了更好地发挥我国政治体制优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打破迷信，循序渐进，坚持走“中国道路”。

1、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解放思想，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样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迷信。首先要从迷信西式民主的窠臼中摆脱出来。客观地说，中西政治体制都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中国总体上在不断地进行改革，不断借鉴西方政治制度中一些体现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形式和做法，特别是在权力监督和制约方面。但是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发展中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要破除对西方体制的迷信，不能盲目照搬照抄别国的政治模式，而应立足于本国国情并遵循现代市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要求，构建既适合自己又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政治发展模式。

其次，解放思想还要从历史阴影的窠臼中摆脱出来。任何政治制度在探索的过程中，都会有曲折，任何国家在自己探索的道路上都可能犯错误。中国也不例外。但是我们既要从错误中汲取教训，更不能陷于错误的阴影中丧失自信。要立足现实，看到中国政治模式的巨大

优势，树立自信，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身。

最后，解放思想还要从教科书、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中摆脱出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不是教条，处处用西方的民主模式、理论来看待中国固然不对，同样，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来指导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也是行不通的。民主政治建设只有以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破除各种各样的教条和迷信，实事求是，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政治体制改革在操作上必须有可行性，必须循序渐进而行。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我国的改革探索出了一条渐进式路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符合国情、高效稳健的改革之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要走渐进式之路。

我们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历史发展是一条“单行道”，一旦搞错了方向、走错了路，想回头就难了。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个前提，即不能为改革支付巨大社会成本。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上要有可操作性，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推进。是民主多一点还是集中多一点，必须根据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来适度把握，绝不能走极端，搞“休克疗法”。任何一种形式的极端都会造成灾难。渐进式地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一个短时间内看，似乎步子迈得小了，前进的速度慢了，但如果一步一步地扎实推进，不发生大的曲折和反复，这样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看，从总体和全局上看，前进的步伐可能并不慢。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政治改革时，在方法和步骤上采取剧变的方式，结果不仅丢掉了社会主义的方向，而且造成了长期的政治、社会动荡，最终遭殃的只能是人民。

3、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揭示，认识是一个过程，实践也是一个过程，表现为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我国政治制度建设也是一个不断发展推进的过程。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半个世纪以来的经验说明，要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实现这一本质，使这一本质所具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不能以为政治制度建设达到一个凝固的目标就会终止。西方民主政治逐渐丧失活力，与它自身不思进取，自认为“终极”、“完美”有很大关系。而中国则能看到自身的问题，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使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充满了活力。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要有发展的观点，要看到时代发展了，问题也会改变，我国的政治制度建设正是一个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与经济建设配套而行的不断进步的过程，政治体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的。

回首我国三十年的改革之路，正是因为我们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模式，才成功、有序地实现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道路”，使中国的政治制度显示出令西方震撼的优势，这是任何一个有客观公允之心的人士都有目共睹的。

第二篇：教育专题党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党员当担专题

2 篇教育 专题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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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 党员当担专题

篇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教育专题党课

一、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优势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优势 四、全民动员的组织优势 五、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体制优势

同志们：

今年是是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年初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咬定目标、尽锐出战，有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推动脱贫攻坚工作高质量开展。从各方面、各渠道了解到的情况看，今年以来虽然脱贫攻坚遇到的困难更多，但工作成效更加明显。下面，我围绕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大家分享一些感受和体会，共同感悟我们党的伟大、人民的伟大、制度的伟大，以此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埋头苦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大家知道，今年以来，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带来严峻挑战和冲击。但是，在过去 9 个月时

间里，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付出巨大努力，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向世界展现了强大的中国力量、中国效率、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由衷感叹：“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那么，我们的制度优势具体体现在哪里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 势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不断被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一个真理。我们党成立99 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全党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事业就不断取得胜利；离开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就必然弱化，党的事业就必然遭受挫折。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我们党开始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才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正是有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我们才做到了“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才不断波澜壮阔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党的十八

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之所以能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全面显著提高，使“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根本在于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在脱贫攻坚战中，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始终发挥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作用。我们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强化县级党委作为全县脱贫攻坚总指挥部的关键作用，为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众志成城团结抗疫的磅礴力量，这是我们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根本保证。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多次听取汇报、作出重要指示，多次主持召开重要会议、及时制定疫情防控战略策略，多次深入一线调研，考察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党中央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中央指导组，把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置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各级党委以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坚决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坚持全国一盘棋，切实将战“疫”工作置于全国疫情防控总体战之下，既切实做好本地区本领域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又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大力支援湖北特别是武汉市等重点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体现出强大的执行力。乡镇街道、社区村居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体系的优势，构筑群防群治抵御疫情的严密防线。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加强与属地党组织协同配合，公立医院、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党组织勇挑重担。在外派医疗救援队、工作队等关键群体，方舱医院、集中隔离地点等关键部位建立临时党组织，做到哪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党组织的工作和党的坚强领导，“让党旗高高飘扬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国就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三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胜利。在党的领导下，不但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也取得积极成效。党领导人民抗击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伟大斗争的生动实践，再一次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制度的强大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防控斗争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部分西方国家却因为政党纷争走向政治极化，决策效率低下，丧失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机。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也未能携手抗击疫情，而是各怀“鬼胎”。由于民主党人反对，共和党版的第三轮紧急经济援助计划宣告失败。到 4月中旬的时候，美国国会仍旧没有就下一步应该怎样应对疫情达成一致，民主党和共和党均表示不会放弃各自的提议，僵局进一步加深。美国国会 3 月底批准的经济纾困法案，联邦政府为失业人员提供每周额外 600 美元失业救济金 7 月底到期，但由于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争执不休，新的经济纾困法案至今都没有通过。另外，在两党激烈党争大背景下，由于美国重灾区的各州的州长多为民主党人，由共和党主导的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合作也开始产生严重分歧。与此同时，美国的疫情愈演愈烈，截至 9 月 25 日，美国累计确诊超过 717 万例，新冠肺炎患者死亡人数在 4 月份超过 5 万，5 月份超过 10 万，7 月份超过 15 万，9 月份超过 20 万。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平均每天有 858人死于新冠肺炎，死亡总人数超过了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优势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人民利益至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价值取向。在思想认识方面，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创造性地提出“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

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郑重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突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实践举措方面，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人民从此当家作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使人民群众告别了贫穷挨饿的历史，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四个伟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打好“三大攻坚战”，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使中国人民生活迈向全面小康，使中华民族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人类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了贡献。

面对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开始就明确要求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原则，严格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措施，坚决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检尽检、应隔尽隔。不惜付出封城禁足、工厂停工、公共场所停业等一切代价防控疫情，救治患者，不忽略每一个病人，不放弃每一个生命。武汉疫情爆发后，中央在全国范围调集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全力以赴投入疫病救治，救治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截至 5 月 31 日，我国确诊且住院的新冠肺炎患者结算人数为 5.8 万人次，总医疗费用13.5 亿元，人均约 2.3 万元。其中，重症患者人均治疗费用超过 15万元，一些危重症患者治疗费用甚至高达上百万元。有这样一个细节，令人难忘、感触很深。1 月下旬，对危重症病例的分析评估发现，人工膜肺可以为重症患者抢救赢得宝贵时间，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不惜代价，要让患者用上最好的设备”。为解湖北之围，救患者于生死之间，各方紧急行动，全国约四分之一的“救命神器”人工膜肺迅速集中到了湖北，有效降低了患者死亡率。有医生晒出了这样的账单：人工膜肺开机就是 5 万元，用一天 2 万元，诊疗费用全部由国家买单。我们不曾遗漏任何一名感染者，不曾放弃任何一名患者，从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到 100 多岁的老人都全力抢救、应治尽治。以高龄患者救治为例，湖北省成功治愈 3000 余位 80 岁以上、7 位百岁以上的新冠肺炎患者。在救治过程中，不论年龄、性别、贫富，中国为挽救每一个生命都倾尽全力。这充分说明，在党和政府的价值观中，人民群众的生命永远是无价的，永远是至高无上的。网友也纷纷评论:“国家愿意为一个最普通的病人，花 100 多万元的费用。放眼全世界，除了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等生命真正受到摧残的时候，你才能明白，中国到底有多好。”

与此同时，面对疫情突发对民生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各级政府坚持就业优先，积极保障“米袋子”和“菜篮子”供应，强化对困难群

众的救助保障，关心关爱一线人员，为境外我国公民提供必要防护指导、物资保障和交通支持。就脱贫攻坚而言，年初以来我省密集出台针对性政策措施，打出了应对疫情“组合拳”，先后出台“七个优先”政策、稳定和扩大就业创业 12 条措施，开展就业扶贫“百日攻坚”行动，对带贫企业及时纾困解难，助力稳产达产，积极推动贫困地区农产品稳定销售，截至 8 月底，全省返岗务工贫困人口 195 万人，占去年底务工人数的 103%，扶贫龙头企业复工率 100%，销售扶贫产品99.81 亿元，扶贫项目竣工率 92.91%。同时，各级扶贫干部在疫情防控措施最严格的时候，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开展贫困慰问帮扶，认真排查解决贫困群众“两不愁三保障”存在问题，真正做到“平时有人问、困难有人管、政策有人帮”，将党的温暖传送到贫困群众千家万户。

与之鲜明对照的是，英国等部分西方国家面对疫情仍然秉持资本至上的价值立场，宁愿牺牲民众生命，也不愿意让资本利益集团为巨额防疫投入买单，甚至提出“群体免疫”策略，并将其美化为“更高级的人道主义”。计划让绝大部分人感染新冠病毒，通过牺牲部分人的生命，使大部分人获得抗体，最终获得群体免疫力。鼓吹“群体免疫”的背后，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当代变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西方国家人权理论的思想支柱，其人权本质上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的特权、财产权，是资产阶级的剥削权、压迫权和掠夺权，是少数剥削者剥削多数被剥削者的人权。社会达尔文主义把人民受剥削受压迫说成天经地义，是反人民的理论。

“群

体免疫”策略更是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性和反人民性。

再看民生领域，疫情期间的美国人，失业率居高不下，很多家庭入不敷出，已经无法为孩子提供足够食物。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7 月底，大约有 12.1%的美国成年人家里在近一周有过“吃不饱”的经历，约有 20%的美国家长表示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足够的食物。失业、一系列福利政策过期或断供以及食物涨价，加剧了美国的饥饿问题。事实上，美国政府由于应对疫情不力，导致美国经济复苏困难，一个发达国家居然有数百万人吃不饱饭，处于饥饿状态，这在世界范围之内是绝无仅有的现象。美国是富人的天堂，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讲，却是“地狱”。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优势

人心齐，泰山移。我们中国之所以能办成这么多大事，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从重大技术创新来看，1956 年 12 月，中央将导弹、原子弹的研制提到日程上来。1964 年 10 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从规划到成功，用了不到 8 年时间；1966 年 10 月，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实现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从规划到成功，用了不到 10 年时间；1967 年 6 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标志中国核武器发展进程有了质的飞跃。中国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突破氢弹技术，用了两年零两个月。1958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也

要搞人造卫星”，1970 年 4 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从酝酿到成功用了不到 12 年时间。就重大工程建设而言，被英国《卫报》称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从动工建设到开通营运，只用了 9 年时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航站楼，居于“新世界七大奇迹”之首，从开工建设到投入运营用了不到 5 年时间。就重大灾害的救援和灾后重建来说，汶川地震后，举国上下形成了全党动员、全军集结、全民行动的救灾局面，组织开展了中国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最大限度地挽救了受灾群众生命、降低了灾害造成的损失。决定用 3 年时间完成的灾后恢复重建任务，在两年时间内基本完成，受灾地区居民住房条件显著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保障能力大幅提升，灾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基本生活条件超过灾前水平，创造了灾后重建的奇迹。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确保到 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国集中各方面力量，构建了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扶贫格局，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扶贫体系。2013 年以来减贫 9300 多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再次向世界证明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赢得了时间、赢得了速度，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在发展的很多方面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为抗击疫情，我们举全国之力共克时艰。疫情初期，针对口罩和

防护服等医疗物资短缺的问题，国家紧急动员，加强统筹调配，央企、民企共同发力，以战时状态全力加快转产扩产、多产快产。到 4 月底，全国医用非 N95 口罩、医用 N95 口罩日产量分别超过 2 亿只、500 万只，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有力的物资保障。针对湖北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全国各地和军队的援鄂人员迅速集结，346 支医疗队、4.26 万名医务人员以及 6.5 万余件医疗设备从四面八方汇聚武汉、驰援湖北各地。用 10 天时间建成了 1000 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12天建成 1600 张床位的雷神山医院，并建成 16 家方舱医院，床位达到1.4 万余张，创造了人类防疫建设史上的奇迹。19 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除武汉以外的 16 个市州及县级市，弥补了当地医疗卫生资源缺口，有效提高了收治率、治愈率，降低了感染率、死亡率。针对疫苗研发，疫情伊始，我国就建立了多部门协同、跨部门协作的统筹协调机制，科技界和科研人员全力投入疫情防控科研攻关。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病毒候选疫苗 182 个，临床试验 36 个，9 个疫苗进入三期临床试验，其中我们中国已有 11 个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4 个进入三期临床试验。这次疫情防控，国际社会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中国为世界卫生事业作出重要贡献”。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亦赞扬道：“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

反观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缺乏民主集中制的保障，在面对疫

情时陷入了推诿扯皮、甩锅避责的内耗当中，错过了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机，造成了疫情失控的局面。比如美国，由于其实行联邦体制、三权分立制度，使得政府管控力很弱，无法调动百姓，也无法调动地方政府。比如在 2 月底，特朗普就曾说“新冠病毒的威胁”是民主党的计谋，把疫情作为政治武器攻击民主党，把疫情防控失误归咎于媒体的责任、民主党的州长、中国、前总统奥巴马、联邦监管机构、世卫组织等。纽约州州长科莫将许多责任归咎于特朗普政府反应迟缓，尤其是延迟批准病毒测试。所以疫情虽然很严重，美国政府却只能是束手无策，深陷疫情漩涡。

四、全民动员的组织优势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紧紧依靠、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战胜艰难险阻、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坚持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紧紧和人民站在一起，是我们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的最根本保证。

在革命时期，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真心拥护下，通过广泛而深刻的人民战争，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毛泽东同志指出，“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

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们党通过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极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开启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役。一人有难众人帮，同舟共济奔小康。全国上下和社会各界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几百万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驻村帮扶，为基层注入活力。行业部门认真履行脱贫攻坚责任，加大资金、政策、项目支持力度，促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水平全面提升。东西部扶贫协作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工作格局，承担起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支援、资金支持、社会动员等方面的任务。中国从实际国情出发，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得到了人民群众衷心拥护，为全球减贫和发展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更是我们全民动员优势的具体体现。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在抗击疫情这场严峻斗争中，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一声号令，全党 460 多万个基层党组织、9000 多万名党员、全国 14 亿人民全面行动起来，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构筑起与疫情斗争的人民防线，一场力度空前的抗击疫情人民战争在神州大地打响。上千万人口的武汉“封城”，六千多万人口的湖北“封省”，全国城乡所有社区联防联

控、群防群控，14 亿人自觉自愿“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甚至长达 1 个多月居家抗疫，有效阻断病毒传播的路径，把疫情控制在了最小范围。灾难面前，国内秩序井然，没有出现囤货、挤兑、物资短缺和骚乱现象，这在世界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抗疫期间，全国人民纷纷捐款、捐物。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5 月 31日，全国参与疫情防控的注册志愿者达到 881 万人，志愿服务项目超过 46 万个，记录志愿服务时间超过 2.9 亿小时。如，武汉封城时，无数外卖小哥放弃休息、放弃团聚，提前开工，多跑多送，既运送食物，也传递希望，成为维系居民日常生活的“摆渡人”，成为城市街道上最靓丽的风景线。24 岁的成都姑娘刘仙，得知武汉医务人员吃不上热饭后，带着 4 名志愿员工以及满车食材，逆行 10 余个小时到武汉，为医务人员做盒饭 40 多天，送出 2 万余份免费盒饭，累计募集发放近350 万元的医疗和生活物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也发出了“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的感慨。

相反，意大利疫情爆发后，有 27 所监狱发生暴动，商店里挤满了人，货架上的商品几乎被一扫而空，不少商店还出现了“抢购囤积食物”的现象。有些市镇被封锁后，当地居民聚集在广场，手拉巨大横幅，要求“归还自由”。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法国仍然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西班牙仍然举行了妇女节大游行。匈牙利、捷克等国的枪支销量激增，越来越多人试图武装起来保护自己，担心疫情蔓延出现的严重物资短缺可能导致的法律和秩序瓦解。韩国浦项医疗院被指定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后，有 16 名护士以种种借口递交辞

职信开始旷工。在美国，很多民众以有悖自由为名拒绝在公众场合佩戴口罩，即使在疫情持续恶化的 4 月中下旬，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弗吉尼亚州、纽约州等地，成千上万的民众违反居家隔离和社交距离规定，上街游行，抗议州政府封城，更是由于弗洛伊德事件，引发大规模游行、打砸烧抢等社会骚乱，让所有中国人由衷庆幸生在中国、长在华夏。

五、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体制优势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不但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

在旧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军队经常凌驾于政治、政党、国家之上，军阀割据、“有枪就是草头王”等时有所见。其结果要么是相互杀伐、社会动荡，要么是疯狂扩张、穷兵黩武。我们党通过对军队绝对领导，理顺了军队与政治、政党、国家的关系，有效解决了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难题，实现了军队治军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毛泽东同志曾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三湾改编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直达基层，古田会议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理论化、系统化、规范化，使军队由单纯的暴力工具转变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权由私人掌控转变为工人阶级政党领导。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既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又及时把人民军队纳入国家体制，使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上升为国家基本军事制度。改革开放后，我们党进一步完善了国家政治体制和军队领导体制，理顺和规范了军队与政治、政党、国家的关系，实现了军队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科学定位。进入新时代，我们进一步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使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而发展，始终成为社会主义航船在国际风云变幻中行稳致远的压舱石，确保我们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

面对疫情，人民军队牢记宗旨，闻令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积极支援地方疫情防控。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人民军队不但为抗击疫情提供强大的人力和科技支撑，更保证着国家安全稳定，随时准备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疫情发生后，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牢记人民军队宗旨，闻令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积极支援地方疫情防控。一声令下，全军 4000 多名医护人员火速驰援武汉，接管火神山医院，不但圆满完成医疗救治任务，而且实现“打胜仗、零感染”。军队的科研机构加紧开展对疫苗的科研攻关，驻鄂部队也组成运力支援队保障物资运输。与此同时，全军部队坚持抗疫不误战斗力，始终保持正规训练生活秩序和良好战备状态，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跨区机动，航经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到南海有关海域开展训练。

在这场战斗中，人民军队视疫情为命令，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彰显了我军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为党旗军旗增添了光彩；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先到位、后收场、全程用，战斗到最后，不打赢不收兵，发挥了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压舱石”作用，体现了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人民爱的军民鱼水情。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疫情期间，部分西方国家却因为军队缺乏政治信仰，疫情处理不当，出现战斗力下降乃至军人群体性抗命行为。美国海军因防疫分歧产生内讧，并引发舆论**，四艘美军航母全部受疫情影响“趴窝”。在与病毒的遭遇战中，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各国军队不但不能作为主力军参与抗疫，反而因不少军人感染病毒而陷入危机，暂停或缩减了常规军事行动。

大疫带来大考，大考引发思考。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中国经验”“中国做法”“中国模式”等字眼见诸全球媒体，背后是世界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由衷的赞叹和认可。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制度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人民意愿，是世界上最有前途、最有效率、最有生命力、最可靠、最管用、最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和利益的好制度。对此，我们坚信不疑！我们也深感生活在没有战乱、人民祥和安宁的祖国大家庭，无比幸福，无比自豪，无限荣光。

同志们，回望历史，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当前，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脱贫攻坚也到了最后冲刺阶段，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砥砺前行，在脱贫攻坚战场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胜利作出新的贡献！

篇二：

担当专题党课

同志们：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指出，责任担当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并强调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下面，以共产党员的担当为主题，与跟大家交流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党员干部必须要有担当。

第一，敢于担当是共产党人的政治使命和鲜明品格。中国共产党历来是一个敢于担当历史责任的伟大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把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责任扛在肩上，担负起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九十九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担当中奋力前行，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史诗。1919 年，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中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家国天下，舍我其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内乱外患的民族危

机，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 多年时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潮流，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深沉的使命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砥砺奋进、攻坚克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打响三大攻坚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和实践证明，敢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任务，但始终贯穿着无私无畏、砥柱中流、为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政治本色和鲜明

品格。

第二，敢于担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翻开党章，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性质、地位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党必然成为为民担当，领导社会革命、改革和发展的先进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一贯将敢于担当的品质作为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的。对共产党人来说，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是检验每一个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担当意味着责任和付出，意味着奉献和牺牲。回顾我们党 90 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无论是血雨腥风、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意气风发、激情燃烧的建设时期，还是波澜壮阔、生机勃勃的改革年代，千千万万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岗位用敢于担当的宝贵品格诠释着党的先进性。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共产党员心怀崇高革命理想，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篇章。在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广大共产党员同样表现出敢为人先的担当精神，哪里有困难、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像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像孔繁森、牛玉儒、杨善洲、沈浩等，就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楷模，他们的名字已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

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我是牵挂大家最多的那一个。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这段公益广告词，正是对新时期千千万万身处平凡岗位、尽心尽责、敢于担当的共产党人的真实写照。九十九年来，正是一以贯之的敢于担当的优良作风和政治本色，使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

第三，敢于担当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的现实需求。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已经奋斗了近百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未来 30 年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所有这些都是在告诫全党，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要准备爬陡坡、过大坎儿。当前，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处在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正是最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勇于担当、干事创业的时候，我们要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就必须拿出能打能拼、善作善成的担当精神，进行更艰巨更有成效的斗争。

第二个问题，衡量一名党员干部是不是敢于担当的标准是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对敢于担当精神的内涵作了“五个敢于”的高度提炼和深刻阐释，即“党的干部必须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总书记提出的“五个敢于”就是衡量我们党员、干部有没有斗争精神、是不是敢于担当的标准。

第一，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大是大非面前，党员干部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敢于亮剑、主动作为，把政治原则和根本立场展现出来，把政治责任和积极作为承担起来。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讲政治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员干部是不是讲政治，就要看“四个意识”强不强，是不是对党绝对忠诚，是否做到对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对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对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要在根本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党员领导干部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因此必须讲党性，有正确的是非观，在根本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否定党的领导、党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行，对否定党的历史、中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言行，对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和

抵制，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凝聚最大共识。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动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党员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担当，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动作为、勇于发声、敢于亮剑。这就要求我们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树立阵地意识，对制度模式选择、价值体系建设和旗帜、道路、主义等大是大非问题，必须积极主动发声。

第二，在矛盾面前敢于迎难而上。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品格。党员干部作为人民群众的领路人、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要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敢于碰硬，在遭遇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做到精神不倒、愈挫愈奋。焦裕禄同志到兰考上任前，党组织与他谈话时明确提出，兰考是一个最穷的县，一个最困难的县，要他在思想上有经受最严峻考验的准备。焦裕禄同志坚定地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这里。焦裕禄同志经常教育党员干部说，要克服困难，就必须不怕困难，发扬革命精神。面对当时兰考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焦裕禄同志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以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创造性地制定了一套简便、易行、实用而又符合规律的治理“三害”方法，最终在重重困难中闯出了一条生路，创造了兰考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敢于迎难而上就要有焦裕禄那种“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大无畏精神，保持一种逆势而上的豪气，不怕矛盾复杂、不怕任务艰巨、不怕责任重大，敢于挑起重担，敢于克难制胜，敢于奋勇争先。现在有的党员干部感叹“为官不易”，干事的“红线”多了、规矩严了，不敢担当、不愿作为，在面对困难时不能直面问题和矛盾，在处理问题和矛盾时要么推诿扯皮“打太极”，要么避重就轻，敷衍了事。“为官不易”的抱怨，“为官不为”的懈怠，就是缺乏迎难而上的勇气和精神的表现。“为官避事平生耻”，在党的事业面前，人民群众的福祉面前，党员干部决不能做“甩手掌柜”，满足于当“太平官”“逍遥官”。合格的党员干部就要有许党报国的信念、担当负责的勇气，在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以勇于担当开启事业新篇。我们要做迎难而上、敢于拼搏的勇士，以“等不起、拖不起、输不起”的危机感，直面考验，从容应对新情况、新问题，才不负人民期待，不辱历史使命。

第三，在危机面前敢于挺身而出。《中国共产党章程》在党员义务中明确规定：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我们入党誓词中其中一句是“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这表明，敢于担当不仅要体现在平时工作中，更要体现在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当好中流砥柱，成为一面旗帜，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革命历史进程中，无数敢于担当的共产党人为了老百姓不再受苦，为了革命事业，为了让新中国早日屹立东方，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敢于担当，挽危难于水火，救黎民于倒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刻，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关头，在抗震救灾、抗洪抢险等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党员干部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冲在前面，干在前面，表现出了敢于担当的坚强意志。年初以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一批批党员请战冲锋一线，在危机中挺身而出，在大考中英勇奋起，在最困难、最危险的岗位上勇敢地把使命责任扛于肩上，用义无反顾、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感人肺腑的壮歌，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共产党员的担当。我们既然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就选择了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和使命。当国家处于逆境、人民遇到危难之时，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勇于挺身而出，英勇斗争。

第四，在失误面前敢于承担责任。面对失误是不是敢于承担责任，是对党员干部愿担当、能担当、会担当和善担当的重要检验，是对胸襟品行、为民情怀、能力素质的综合考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作为党员干部，既要有建功立业的抱负，也要有直面失误的胸怀。工作中出现失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思其过、改其行”，不敢正视错误、承担责任。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决不能有了成绩都归自己、出了问题就推给他人。而是要以直面失误的坦荡胸怀，不退缩、不推诿、不躲闪，勇于正视错误，勇于担当责任，积极主动地去改正错误，把改正错误、总结教训的过程作为成长进步的阶梯。既然是探索，就要付出代价，失误就不可避免。就我们机关的党员干部而言，不但要作一个敢于对失误负责、善于从失误中汲取教训、提升能力和修养的干部，敢于承担大事、棘手的事、得罪人的事、易出失误的事，还要旗

帜鲜明地鼓励担当者、支持担当者、保护担当者，为在工作中敢闯敢试、动真碰硬、大刀阔斧、真抓实干，受到挫折甚至发生失误的基层干部撑腰鼓劲打气，大力营造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崇尚担当、宽容失误的氛围。

第五，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敢于坚决斗争既是党员干部应该承担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检验党员干部初心使命、作风形象的重要内容。纵观党的历史，党内政治生活充满正气、充满活力，少不了共产党人敢于担当的一身正气。无论是遵义会议、延安整风运动，还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所以影响深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不搞“一团和气”，敢于进行思想交锋，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我们不但自己要始终保持坚强的党性和坚定的信念，堂堂正正做人，扎扎实实做事，用自己的“一身正气”压倒一切歪风邪气，关键时刻还要敢于批评、敢于较真碰硬，不给歪风邪气滋生和蔓延的机会，从而让坚持真理、明辨是非、敢于担当的优良作风成为常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坚决抵制“一团和气”的好人主义。“一团和气”是一种假团结，看似“和谐”、不得罪人，实则害人不浅。党员干部在歪风邪气面前要做挡风驱邪的“泰山石”，不做八面玲珑的“老好人”；要做勇于斗争的“战士”，不做爱惜羽毛的“绅士”。要不怕红脸出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坚持抓早抓小，对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早查处，要“咬咬耳朵、扯扯袖子”，必要时还要“大喝一声、猛击一掌”，防止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

第三个问题，如何做一名有担当的合格党员。

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担当需要新作为。对党员干部而言，不仅要敢于担当，更要善于担当、善于作为。

第一，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担当之魂。心中有信仰，脚下才有力量。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一个政党有了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就会坚强有力，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就能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一名干部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无数事实证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党员干部的堕落，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都是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的。这些年来被查处的许多领导干部，无一不是理想信念动摇丧失，甚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全面蜕变，教训极其深刻。只有信念坚定，涵养许党报国的忠诚、担当负责的勇气，才能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才能有担当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新时代伟大斗争中坚定地走下去。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是与生俱来的、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一蹴而就的，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要加强理论学习。

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正确地把握人类发展趋势和历史规律。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好地把握新时代的历史逻辑，在新时代更好地坚定理想信念。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要加强党性教育。只有通过党性教育，不断增强领导干部对党的忠诚度，才能更好地坚定理想信念。要重温党的历史，从中国革命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要向榜样学习，尤其是学习革命先烈和革命领袖的坚定信念和人格风范。要抓好道德建设。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离不开道德表率。要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不要求大家都做到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但至少是要做到公私分明、先公后私。要自觉净化“生活圈”“交际圈”“朋友圈”，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

第二，对党绝对忠诚，把稳担当方向。忠诚是一种优良的道德品质，是一种高尚的心理状态，是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是每个党员入党宣誓时的庄严承诺。“天下至德，莫大于忠”。对党忠诚，是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是担当作为的基础。只有对党忠诚，才能以党的奋斗目标作为我们担当的方向；只有对党忠诚，当遇到急难险重的重大考验的时候，对党的赤诚之心能够增强胆魄和力量，就会感到这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有党、有千百万同志在并肩前行，始终充满奋斗的力量。对党忠诚就要做到心

中有党。作为党员，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党员能否做到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不是小事，而是关系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事业兴衰的大问题。全体党员对党忠诚老实，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谋...

第三篇：社会主义制度考题

社会主义制度考题

1.请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谈谈如何更好地增强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

答： 对于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并及时改进,势必会影响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整体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综合国力的提升。因此,采取必要措施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的水平势在必行。

第一，弘扬民族精神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内在动力。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在这个大家庭中团结互助、融洽相处,共同孕育了我国独特的民族精神。在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倡导民族精神中优秀的、积极向上的优良传统,摒弃那些带有封建迷信色彩、趣味低级、违反社会发展和科学规律的不良成分,这样，民族精神才能真正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二，打造民族品牌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强大武器。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广大博深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面对国外文化的强大攻势,打造属于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品牌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当大力发掘我国文化当中的优秀因子,利用本国的资源优势,结合自身日益成熟的产业发展模式,强势推出民族品牌,努力减小文化逆差现象,真正实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

第三，发展人才教育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坚实基础。目前,我国从初级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开设了文化艺术领域的相关课程,并且还成立了专门的艺术院校培养专业文艺人才。人们对文化艺术的喜爱更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这些都是我国文化的吸引力所在,也是繁荣我国文化事业的夯实基础。可见,文化人才的培养为我国文化的长期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水平提供了后备军。

第四，开展文化外交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渠道。中国文化“软实力”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文化外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化外交为我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进行交流构建了平台。中国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保持着不同形式的文化交往,与数千个国外和国际的文化组织有着各种形式的联系；中国的学生到世界各处或者与来自五湖四海的留学生们进行思想文化的交流等,这些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优秀文化的丰富内涵和艺术魅力,对于吸收和借鉴世界的优秀文化,繁荣我国的文化事业,产生了深远的作用,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增进和巩固友谊的重要手段。

总体来说,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还处于初始起步阶段,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在目前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应该牢牢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制订适合我们国情的发展计划,传承民族精神,打造民族品牌,大力发展传统文化教育事业。同时,积极参与文化对外交流活动,积极施行平等互利、友好的文化外交政策,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2.请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谈谈如何健全和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答：（一）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法律法规

权力运行必须制度化，按有关法律法规办事。权力要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规则和范围内行使。因此，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只有与法治建设相结合，才能得到权威性的保护。针对不同的权力主体制定了不同的规章制度，比如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规。在基层，要进一步推行和完善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公开办事制度，推行民主评议制度，健全信访举报管理制度等。只有把权力运行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才能确保权力高效正确运行，使决策更加科学、执行更加顺畅、监督更加有力。

（二）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构建权力运行机制

改革权力运行机制的基本精神就是遵循民主与科学的规则。1、发展党内民主，以民主限制权力，落实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实际上是以权利制约权力。要形成体现民主精神的权力授予机制，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意愿。要形成权力双向运作模式，既有自上而下的运行也有自下而上的运行。通过制定公正的规则和程序，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使人民群众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中发挥作用。要全面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一步深化党务公开工作，以公开制约权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制度，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建立反映群众意见的渠道，建立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2、要体系科学配臵的精神。制约和监督的特点之一是分权制衡。十七大强调指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要对权力进行科学配臵，首先要明确权力责任的关系。明确领导干部应当承担的与其权力相应的责任，做到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其次要科学分解权力，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发生腐败行为的权力适度分解，防治权力过于集中，从而达到遏制和减少腐败行为发生的目的。再次要限制公务人员自由裁量权。对自由裁量权实行分级实施，定性定量操作，减少基层执法人员的随意性，防治以权谋私行为的发生。这些都属于以权力制约权力。

（三）加强群众监督以推进权力运行机制

中央决定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提升执政能力的重大举措，也是改善监督工作的重要机遇。监督要务实，干部要清廉，必须依靠群众监督。“一切依靠群众”，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力量源泉。纪检监督必须依靠群众，才能获得最广泛的信息，最坚强的后盾。“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主要表现为：

1、推进群众监督权力法治化，推动群众监督法律操作化。要加强群众监督权力由政策向法律转化，使群众监督权力有明确的法律清单、程序，有明确的损害群众监督权力的法律责任和责任主体；出台群众监督法律的总则，各行各业要结合行业、单位特点制定实施办法。群众监督法律可操作化，首先要降低群众监督的成本与风险，调动群众监督的积极性；其次要细化、要结合行业特点、岗位特点，要加强群众监督信息的保密、收集、分析、处理、反馈。

2、创新监督体制，创建群众监督为基础、同级监督为主体、其他监督为辅助的监督大格局。首先，要把群众监督作为监督的最高形式。应该把群众监督融人到整体监督设计和监督过程中。同级监督，也称内部监督，指依靠本级组织的监督要素，构建监督体系，降低廉政风险，提升廉政绩效的监督体制。同级监督本质上是本级监督资源的优化组合。群众监督在现行宪法、行政法甚至条例中，都赋予了法律地位；纪检监督、监察监督、审计监督已有法律体系，现在的任务，是要整合监督资源，细化监督环节，优化监督链接。因此，同级监督为主、其他监督为辅的监督体制，是监督工作贯彻群众路线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监督体制改革的方向。

3.请理论联系实际，谈一谈如何更好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答：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是一个民族保持其理论思维的先进性和激发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冲破传统和教条的束缚,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治理体制的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们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永无止境”不仅指时间的维度,也包括空间的维度。从时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从空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涉及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特别是治理领域。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只要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新观念和新实践,都值得重视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缚社会政治进步的体制机制都应当破除。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正如《决定》指出的,我们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又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指导。国家的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必须从总体上考虑和规划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从中央宏观层面加强对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指导。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它们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鉴于这样一种现实情况,顶层的制度设计和宏观指导,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尤其重要。应当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研究,按照《决定》的总体目标,分阶段制定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任务表。一方面,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另一方面,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草率从事,应当广泛讨论,从长计议,避免短期行为。

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然而,许多好的治理改革因为没有上升为国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仅在小范围内实施。应当系统地总结各级政府的治理改革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动力问题。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动力源自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冲击,但其直接动力则是压力、激励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长久性的动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无论其效果多好,多么受到群众的拥护,如果最终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广,那么,这种创新最后都难以为继,难免“人走政息”,成为短期行为。

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好经验。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各国在这方面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借鉴、汲取。我们从来主张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当然包括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许多进步和成就,其实也得益于向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公共服务中的“一站式服务”、责任政府建设的“政府问责”制度、司法实践中的“律师制度”、政务公开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我们应当具有当年邓小平同志引入市场经济那样的胸怀和胆识,站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高度,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为目标,认清世界发展潮流,立足中国国情,大胆借用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影响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两个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质和治理的制度,这两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即制度的破与立。一方面,要像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那样,“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现存的不少治理体制机制不尽合理,有些违背了政治学的公理,有些则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机构只有权力而几乎不承担责任,政出多门、职责不清、职能错位等现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这两者都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许多重要的制度机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极不完善。宪法规定的许多公民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重要的原因也在于相关执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主义流毒。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是影响治理者素质的重要因素。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其实质是官员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改革开放35年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进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认,“有权就有一切”的官本主义流毒在现实中还大量存在,在一些领域和地方,官本位现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观念”列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可谓切中要害。一方面,我们要对广大公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破除权力崇拜,牢固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同时,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4.请结合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谈一谈如何看待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答： 我国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初级阶段，是由其历史前提、现实国情以及时代特点和国际环境决定的。

首先是由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决定的。我国原来处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程度而言，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任务，去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应有的发达的生产力基础。

其次，就现实的国情来看，我国至今尚未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经过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多年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初步进入小康社会。然而 总的来说，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而且极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

最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处的时代特点和国际环境，也决定了必须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初级阶段。中国到21世纪中叶所要实现的现代化，它的水平和标准既不同于18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也不同于19世纪日本的明治维新,而是21世纪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化。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已经有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正在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这就决定了我国所要实现的现代化是水平和标准更高的知识经济时代的现代化，必需经过很长的初级阶段才能实现它。

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思想，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此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重申和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严重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自觉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就是要求我们继续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认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艰巨性，提高想问题、办事情决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

5.请结合当前时代发展，谈一谈如何更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内容，党的十九大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战略工程来抓，并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对其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培育和践行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足点。新时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等得到巨大的提高，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转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培育和践行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将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开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新局面。

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找准关键点。

从国家治理层面上来看，民主、法治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应当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实践的指南针，国家发展运行逐渐实现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这也是“法治”价值取向的深化，是社会文化思想与社会制度体系更好的融合。

从人民需求来看，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将促成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自身培育。

在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将走在时代的最前沿，能够完成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传播、渗透、融合和创新的重大使命。

新时代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我们必须找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领域中的难题，以经济领域的发展为基础和突破口，实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建设要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中至关重要，需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使人民群众在改革和发展中得到真正的实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认同。

同时，我们要突出的着眼点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的指南，赋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内涵。我们只有学习贯彻这一思想并将其不断引向深入，才能够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请理论联系实际，谈一谈如何更好地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答： 第一，把维护社会公平提高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要进一步提高对公平正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应当始终坚持把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作为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和根本途径，通过切实维护公平公正来实现社会和谐，绝不能追求表面上的和谐而掩盖矛盾，掩盖不公正现象。有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看待问题和矛盾，往往是出了问题捂盖子，遇到矛盾绕着走，结果使问题越积累越复杂，矛盾越放任越激化，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这是绝对要不得的。

第二，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过去由于我们发展生产力的任务重、压力大，加快经济建设的愿望十分强烈，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产生了过分追求效率的思想倾向，虽然坚持了效率优先，但没有很好地兼顾公平，导致实际工作中虽然经济建设效率较高，但在社会公平方面欠账较多，从而产生了一些比较突出的社会矛盾，造成局部性的社会不和谐。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努力克服片面追求效率的倾向，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更加注重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的精神，下更大的力气、花更多的精力，从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多方面切实采取措施，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在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第三，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群众利益无小事。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往往是社会矛盾表现最集中的领域，因而也是关系社会和谐的关键问题。而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热点难点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涉及到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公平正义，如近年来比较突出的收入分配问题、行业垄断问题、企业改制问题、土地征用问题、拆迁问题、教育医疗问题、“三乱”问题、腐败问题等等，都是如此。能不能解决好这类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群干群关系是不是融洽，社会能不能稳定和谐。所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热点难点问题，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既是当务之急，也应该是最适当的突破口和抓手。

第四，以健全的制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要按照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制度建设的六个方面的任务和要求，加强保障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建设，最终建立一个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完整的社会公平制度保障体系。同时要抓好制度的落实。只有将充分保障人民群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的社会公正制度体系具体化为实践中的措施和行动，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建共享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成果，才能真正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促进社会和谐。

7.请理论联系实际，谈一谈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

答：首先，构建和谐利益关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我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凡是社会比较平稳的时期，当时利益矛盾都比较缓和。凡是社会动荡的时期，当时利益矛盾都比较尖锐。可见，协调的利益关系，的确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利益关系总体来说是协调的，这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但是我国目前所处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利益需求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仍然存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带动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使社会利益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同益扩大，进而导致利益矛盾的复杂化。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高度重视利益关系的变化，正确处理复杂的利益矛盾，理顺利益关系。如果这些矛盾处理不当，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激化，甚至会走向对抗，从而严重危害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如何处理好各种利益矛盾，构建和谐利益关系，已经成为保证我们经济、政治、文化事业健康发展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紧迫任务。

其次，构建和谐利益关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利益关系协调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前提。改革丌放以来，伴随现代化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人民普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实际利益； 同时，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步建立，社会利益格局趋向公平合理。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和占有社会资源的不平等等原因，贫富差距在城乡、区域、行业、阶层和成员之间逐步拉大，甚至在某些区域和阶层之间过于悬殊，各种利益群体的一些利益要求难以完全得到满足，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与此同时，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差异扩大化，直接导致社会矛盾对抗性增强，社会不和谐、不安定因素明显增多。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构建和谐利益关系，使社会利益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Ｊ下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最后，构建和谐利益关系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强大动力。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有时也不得不对利益关系做出调整，给被统治阶级一些局部的、表面的和微不足道的利益。这种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但由于社会利益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分配方式严重不公平，社会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社会利益关系严重扭曲，社会利益矛盾的对抗性始终存在。当利益激化到极为尖锐的程度时，就会爆发大规模**，仅有的社会和谐也随之荡然无存。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在本质上有别于人类历史上其他一切社会形态中的和谐，它是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状态，其功能处于最大优化状态的社会。在这种和谐的状态下，利益关系得到最大程度的协调，每个群体、每个人都各得其所，各得其利，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的保护和释放。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社会生产力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进步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综上，调整利益关系，构建和谐利益关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且必要，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认识掌握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及调整的对策。

8.请结合资本主义发展实际，谈一谈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关系？

答：首先,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占统治地位,越是发展,“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在阶级关系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在生产上,是个别企业中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正是这个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危机至少证明了这两点：“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也就是说,只有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而代之,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其次,资本积累推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并最终否定资本主义自身.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来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不断发展.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形成,那么,资本的不断积累则为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准备了物质条件.例如,资本的不断积累使社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而大规模的生产本身必然会冲破私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资本的不断积累必然提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这在客观上势必导致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集中,使资本的社会化占有成为可能；资本的不断积累使对生产过程的管理社会化了,相应地派生出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管理人员和专业的管理机构,而这些都弱化甚至排斥私人资本在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总之,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的各种矛盾在资本积累中不断发展、激化到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使之释放时,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所具有的客观历史趋势.再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社会化的更高形式,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前奏.资本的社会化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资本所有制形式是资本家的个人所有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单个资本没有力量创建和经营愈益社会化的大企业,便产生了由许多单个资本联合投资的股份资本.股份资本所有制是资本社会化的一种形式.此后又出现了法人资本所有制和国家资本所有制,这是资本社会化形式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研究了股份公司和合作工厂发展的新现象,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包含着“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国有化将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直接的物质前提,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口处.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和管理社会化都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程度,从而为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共同组织社会化生产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和经济条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

9.请理论联系实际，谈一谈如何更好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答：一、加强党员教育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措施

加强党员教育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途径，是提高党员素质的根本措施，更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治本措施。提高党员素质，必须通过经常性的、深入的党性党规党纪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性，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只有这样，全面从严治党才成为可能。加强党员教育，要紧密结合新形势下党员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当前，要把组织党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摆在重中之重，借助“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平台，系统的进行以尊崇党章、遵守党规，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发扬优良传统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解决党员和党组织在思想、组织、作风以及工作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员队伍和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在教育实践中，通过采取日常教育与专题教育相结合，常规教育与新兴教育相结合等方式方法，不断增强教育效果。坚持日常教育与专题教育相结合。在开展党员教育方面，既着眼于思想道德和党规法纪的日常教育，又积极开展结合党员自身实际的专题教育，坚持不懈，常抓常新。坚持常规教育与新兴教育相结合。在坚持常规性教育不间断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好“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等组织生活。积极借助互联网媒体，如QQ、微信公众号等新型手段，开展党性党纪党风教育，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使全面从严治党实现既定目标取得预期成效。

二、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牢固树立党员党章党规党纪意识，是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身为共产党员，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如果党的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全面从严治党就无从谈起。在新形势下，要实现党员管党、从严治党，必须做到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党员党纪法规意识。增强纪律意识，筑牢遵守纪律的思想基础，是纪律建设的重要任务。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党章党纪、遵守党章党纪、贯彻党章党纪、维护党章党纪，自觉加强党性修养。二是加强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纪检监察组织要发挥职能作用，做好党纪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同时，要加强对人民群众反映突出、关注度高的热点问题开展监督检查，确保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得到及时有效回应。三是严肃惩处违纪违法行为。认真查处违纪案件，清除腐败分子。对那些无视党纪、拒不接受党的教育的党员，必须严格执行纪律。同时，必须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要切实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任何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三、建立健全制度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证

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建设，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规范党的执政行为，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制度健全了，党员的行为才有尺度和标准，全面从严治党才有保证。新形势下从严治党，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完善党建制度。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如果制度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再多的制度只会流于形式。党的各项制度规定要根据形式和党的建设不断完善，确保系统配套、务实管用。二是建立党内外的监督制度。上级党委监督下级党委，党委监督党委、党支部，一级监督一级，并做到职责分明，对监督不力，执行不严的要追究其责任。另外，要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员、党员干部的党外监督，各级党组织一定要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真诚和主动地接受监督，并积极拓宽渠道，为广大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三是落实好纪委监督的制度。当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对惩治和预防腐败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纪委聚焦主责主业，解决好主次不分、力量分散、越权越位等问题，发挥好纪委监督执纪问责职能，切实做到对同级党委成员的监督。

10.请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总结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经验有哪些？

答：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 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应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场革命从1949年开始到1956年结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起步和准备阶段。用了3年时间，恢复国民经济，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没收官僚资本，完成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财经管理。第二阶段，从1953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用了4年时间，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任务。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是：

（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采取了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合作化实现的。合作化分为三个步骤：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互助组是劳动协作组织；初级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高级合作社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分为三个步骤：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7.8％，入社手工业者占从业人数的91.7％。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单个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二）把制度的改造同人的改造相结合。

在涉及到几亿人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对所有制的改造同对人的改造相结合。通过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自愿摆脱小私有制，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劳动者；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内部问题对待，保持和发展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关系，使他们认清社会发展的方向，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把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和管理经验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方针。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是“一化三改造”。这是一条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它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改造推动建设，以建设保证改造，使中国在整个过渡时期不仅没有因激烈的社会经济关系变动而影响经济建设，而且工农业生产都有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偏差。主要是犯了急于求成，急于求纯的错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以致在长时期遗留了一些问题。1955年夏季以后，农村过早地从初级社转到高级社；而高级社主要是效仿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模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后期步子也过快，公私合营面过宽，大批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也卷入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但整个说来，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深刻和复杂的社会变革，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第四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从意识能动性和规律客观性双方面进行探讨，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来说，是能跨越的；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的科学文化知识来说则不能跨越。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破解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之谜的钥匙。所谓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一种从人类社会的整体出发，把握其产生、发展和灭亡规律的方法。也就是说，既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揭示由不同国家和民族组成的整个人类杜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要立足“世界历史”的视野，考察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特殊的发展道路。各个国家和民族只有了解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并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以此为依据来估计该国家和民族更详细的特点，进而制定自己的策略和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对东方社会发展前途的考察以及晚年针对俄国社会提出的“跨越论”设想，都遵循了“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原则。

为了将问题搞清楚,我们就必须追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轨迹。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并取得胜利。然而,随着社会历史的推进,情况并未完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理论看作是不变的教条,而是一再强调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它将因时间、地点诸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他们对待自己思想的态度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典范。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就曾指出“, 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这一前提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回答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1881 年2 月16 日,俄国女公民维·伊·查苏利奇代表后来加入“劳动解放社”的同志,请求马克思谈谈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马克思对此极为重视,在准备给查苏利奇回信的过程中曾拟了三个草稿。在第一稿中,马克思指出,对这样一个问题要得出科学的结论,“我们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马克思审慎分析了不同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必然有所不同,应该避免因为对他的理论产生误解而把它绝对化。他得出结论说,“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正是在其中,马克思反复强调“俄国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

恩格斯写道:“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由此,赞成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能够跨越的人得到了第一个根据,并且我们也有了第一个限定“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内涵的根据。显然,马恩在这里明确包含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容。同时,这也只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问题在于俄国革命并没有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至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也没有。那么“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破坏性影响”就仍然是一个留待解决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两个条件在现实中也至今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第一方面主要是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目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普遍较低。第二方面则是关于对颠覆社会主义的各种破坏影响的排除问题。或许可以说,苏联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很好地解决第二方面的问题。而谁都清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也不能逃脱干系。毕竟制度的改变并不能取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严格说来,制度的改变并不是问题的最终解决。深入领会马恩的思想,我们便会知道,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不容忽视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也是令马恩慎思再三的主要原因。生产的发展需要是不能用任何其它东西替代的,而且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及在现实中如何发展生产力又必须根据现实的情况来作出判断。因此,马恩当时在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复信中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问题只能作简单的提示。

至此, 我们不妨看看列宁的意见。1915 年8月,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在此列宁发展了马恩的思想,根据现实中各个国家发展的不平衡这一状况,得出社会主义可能不会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但他仍然认为革命的胜利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的。

紧接着在1916年8 月写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他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垮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他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的特殊历史情况作出的这一正确的结论最终为实践所证明。这个结论虽然没有清楚表明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是可以跨越的,但和“资本主义制度”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可以跨越的这样一个判断也没有矛盾之处。可是,列宁在此并没有涉及到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只是告诉“我们要通过托拉斯等等前进,并且要超过它们走向社会主义”。看来,生产力发展阶段仍然是必须“通过”而不能跨越的。这样问题便基本上有了清晰的轮廓。如果仅仅就“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含义来说,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是能够跨越的。苏联和中国等一系列国家,这些国家已经多少有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而且无产阶级的队伍正日益壮大,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但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它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根本勿需再论。但是涉及跨越问题的国家一般是经济不够发达、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因此,我们还留下包含在原来问题中引起模糊和混乱的另外一方面内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我认为宜将它作为另一个独立的问题,从原来的问题中剥离出来进行分析和回答,如此有助于问题的澄清。

二、历史的与实践的思维方式和实践的解答

上面我们已经初步回答了所提问题的其中一个方面,即:从制度上而言,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能够跨越。但是,作为原来问题内在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作一番回答的尝试。我们该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如何“通过托拉斯等等前进”,并超过它们走向社会主义呢? 这个问题同样重要而又是无法回避的。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显然,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是不能够跨越的,作为生产力水平层面上的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也是不能跨越的,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来实践的经验总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才能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我们可以通过改革和开放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有的人可能觉得问题的提问方式本身落入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陷井,因此认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可以跨越又不能跨越这种回答既违反了形式逻辑中的矛盾律,又不能像科学中“光既是粒子又是波”这样的论断能以辩证逻辑来加以解释。但是,在我们做了上述区分之后,下面再从历史的角度做一些思考,问题就能得到圆满的解决。现在,我们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主义如何发展之上。的确,这一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从而关系到问题另一方面的回答。在分析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思维转到历史和实践的角度上来。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的规律,但是就特定的历史时期或特定的国家民族的发展历程来看又充满着偶然性因素,而且必然性最终要由偶然性来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就是对历史必然性的揭示。我们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历史进步的发展方向,同时,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也是偶然性作用的结果。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巩固社会主义的成果。这要求我们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方面又要坚持改革开放,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我们的中心任务。有了这种历史眼光,我们就可以理解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的两个坚持的重要性。因为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光凭历史的必然性,不能保证社会主义今天在中国实现,同样不能保证明天的顺利发展。也就是说,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就有可能像前苏联与东欧国家一样开历史的倒车,这不仅仅是偶然性作祟。坚持改革开放也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能否继续健康发展,关系着我们能否真正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积极成果,从而决定了问题的最终回答。从历史的角度来思维,我们应该感觉得到,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似乎不仅只关系到理论,而且必须同时依赖于另外一件法宝,那就是实践的思维方式。我们已经在很重要的一些方面有了明确的看法,譬如,放在人类历史这样大的背景中看,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不能跨越,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从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国家或民族看,则不仅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可以跨越的,而且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有可能跨越,像美国、澳大利亚的一些土著居民就已经使这样的历史神话变成了现实。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它跨越了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阶段,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然而,我们不能不正视社会生产力发

展落后这一现实状况,必须立足本国实际,力争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有重大突破,最终才能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向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目标迈进。严格说来,我们回答问题的方式必须是也只能是实事求是的社会实践。过去,我们革命的热情压制了人的理性,高喊“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墨守成规,拒绝资本主义的一切东西,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贻误了不少时机,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极大的困难,这也是人们为什么要问“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能否跨越”的一个重要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正确分析国情的基础上,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克服了以前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错误主张,并以极大的勇气说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也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这是实事求是的结果,是思维方式上的一次大变革,使我们真正认识到了实践巨大的现实力量,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能跨越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重要规律，它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依序性。同时指出这并不排除东方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可能发生革命，从而进入更先进社会的特殊性。亦即每个民族的社会形态的具体更替过程，在历史上不都是完全按照一般规律依次进行的，而更多地呈现出跳跃性。跳跃性即指社会更替过程不是按部就班地进行，而是跨越了某一历史阶段或某一不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进入更高社会阶段的特性。但是，走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这种社会的跳跃性发展是有条件的。根据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总结各民族社会跳跃性发展的历史史实，可将其条件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落后的民族与先进的民族发生紧密的联系，并受其影响近代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历史，这种联系

和影响具有了普遍性。因此，正如思格斯所说，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便有了更广泛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也就是在世界历史这个系统中，任何民族的发展都有与其它民族相互作用的因索，一个孤立封闭的民族是不可能有跳跃性发展的。

第二，落后的民族所面临的内外部矛盾的激化是其民族实现跳跃性发展的内在的、客观的因素。矛盾激

化导致社会革命，而革命使跨越成为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必须经过社会革命。

第三，某一落后的民族所要跨越的历史阶段，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在其它先进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己趋

于腐朽没落，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预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甚至已产生新的社会形态，这样使落后民族的跳跃性发展具有了方向和日标。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

第四，落后民族必须形成强大的民族精神和力量，这是其实现跳跃性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形成这种精神

和力量的标志就是在民族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杰出领袖，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他们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并能够团结带领各民族进行英勇斗争，改变自己民族的命运，实现对先进民族的追赶与超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实质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多样性的问题。这一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它为我们正确解读中国跨越资本主义的“ 卡夫丁峡谷”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20 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但还需要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建成社会主义。言外之意，我们还没有彻底完成跨越。今天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继续实践这一跨越。首先，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为彻底完成跨越“卡夫丁峡谷”指明了具体目标。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期，我们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左”倾错误更是将这一问题弄得面目全非。经过曲折之后，我们终于弄清这一根本性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就为跨越“卡夫丁峡谷”指出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其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改革开放，是彻底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基本途径

和手段。马克思在谈到俄国农村公社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时多次强调，必须大力借助于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列宁也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确立自己的经济基础。同样，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也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否则这种跨越是不稳固的。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彻底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根本手段，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借助于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优秀成果，就要坚持改革开放，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资本主义社会已有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而这种借助因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成为可能和现实。所谓经济全球化是20 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发展的一种客观趋势，主要是指经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广泛而深入的流动和配置，其结果是各国经济日益加深相互之间的依存，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机整体，所有国家、地区和国家集团的所有经济部门和经济环节都成为这个整体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和国际分工高度发展的产物，它不仅使商品交换和资本输出规模空前扩大，而且直接生产过程也跨出了国界，使国际分工由以前的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垂直分工改变为以水平型分工为主的生产部门与企业内部的世界分工。这就促使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在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追逐利润的活动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也为我们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完成跨越性发展提供了良机。

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体现的社会形态理论对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认识,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所以,“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着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自然史的过程”。

马克思在1870年代再次研究了毛勒的日耳曼公社的多卷著作,在1879年10月—1881年2月,对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摩尔根《古代社会》这两部新著作了重新结构、提炼、升华的两部“摘要”后,在1881年2月16日—3月8日半个多月的期间给查苏利奇复信的四个草稿中,总结和重新表述了1850年以来的对印度、日耳曼、斯拉夫等公社各种形式和实质的三十年来不断深入研究的成果,揭示了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天然的共同体”的“原始共同体”即氏族公社的原始公社出发,其演化的各种类型取决于“自然形成的”历史起点最初“类型”的“原生结构”的“构造”,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指出其类型学的“历史形态”更迭的机制是其结构的重组,形成原生、次生、再次生类型:

综上所述，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是上述诸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但又不完全拘泥于一般规律，而是跳跃式的，是依序性和跳跃性的统一。一切以所谓的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否认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 进入社会主义合理性的结论都是机械的、错误的，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同时，又允许每个民族有自己一定的特殊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我们必须遵重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要从本民族的实际出发，善于抓住和利用历史提供的机遇，敢于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创造历史的奇迹，迎接中华民族的腾飞。只要我们能正视现实中历史遗留下来的或新出现的问题,我们就有决心去面对和解决它们。可以相信,只要我们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团结奋进,开拓进取,我们定能以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成果和铿锵有力的声音向世界宣言: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可以跨越的。

第五篇：战疫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心得体会

战疫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心得体会有哪些?始终保持清醒理性和奋发昂扬的斗志，早日解救人民于水火，实现疫情的有效防控、根除消灭。一起来看看战疫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心得体会范文大全5篇，欢迎查阅!

战疫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心得体会1

东南西北风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排除万难、接续奋斗，攻克了前行路上一个又一个困难堡垒，实现了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开启了中华民族再次振兴繁荣的新征程。

突如其来、对人民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生命至上，切实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是党一以贯之的初心和恒心，是国家和时代赋予的使命与职责。愈是在危难关头，更要充分体现党统领一切、指挥一切的本色担当，将党成熟高效的组织优势，不断化为我们全民抗疫的强大动能，持续推动抗疫形势向好、向稳高质量发展。

将党崇高的组织使命化为勇于投身一线、做好引领表率的“主心骨”作用。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初心，以实现民族复兴为自觉使命，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将初心使命注入血脉骨髓、写进奋斗纲领、融入生活实践。决战抗疫阻击战，各级党组织就是“指挥部”“战斗堡垒”，党员就是“先锋队”“排头兵”，干部靠前指挥、党员冲锋一线，以身垂范积极做好防控引领，以身先士卒的战斗、保护行为持续强化民众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信心与斗志，合力拧绳共同投身于全民抗疫。

将党严密的组织架构化为科学精准、高效有质地实现群防群控的“火车头”作用。党成立近百年来，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已逐步完善形成一套严密高质的组织体系。选贤任能、作风优良、本领高强、传导高效有力，无论从人才的积累还是困难的应对、命令的执行上，都能做到各显其能、一呼百应、科学精准、高效有质。各级党组织就是不断推动抗疫形势持续向好、向稳发展的“火车头”。大事难事更需冷静担当，无论是“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还是“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都是党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做出的科学精准的防控指导，是密切联系实际、最客观有效的统筹把控与引领指挥。

将党严明的组织纪律化为不断密切党群干群血肉联系、凝聚全社会力量的“吸铁石”作用。群众路线是党长盛不衰、逢战必胜的传家法宝。人民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人民的伟力最是磅礴而无穷的。抗疫阻击战要想取得早日完胜，必须依靠人民的群策群力。党严明的组织纪律铸就了党优良的作风和过硬的本领，只有务实、为民、清廉的党才能不断凝聚民心民智，汇集民意民力，以铁一般的作风本领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使其自发积极向党靠拢，听从党的统一指挥，有的放矢地精准发力、严密防控，上下同欲、万众一心，形成人人守责、人人尽责的钢铁抗疫长城。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党和国家的宗旨和目标。党就是人民最强有力的依靠和保障。回首百年，中华民族遭受过无穷的挑战，但任何困难险阻都无法阻止我们前进的脚步，只要全国人民心怀必胜的信念，始终听从党的统一指挥，紧跟党的步伐，英勇战斗、不息抗争，抗疫战决胜的一刻必将早日来临，我们定将再次拥抱拨云见日、春暖花开的美好未来!

战疫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心得体会2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关注防控工作，每天都作出指示和批示，全国上下一盘棋，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强烈的使命担当，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而殚精竭虑、鞠躬尽瘁。这场“战争”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领导下，党政军民学齐出动，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战“疫”信心，春暖花开之时，定能山河无恙、阳光倾城，定能除却阴霾、彼此相拥。

“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全国集中力量驰援疫情阻击战主战场的武汉和湖北，短短10天时间，武汉火神山和雷神山两个配套设施完整、集中救治新冠肺炎病毒重症患者的医院建成并投入使用，这个速度让世人惊叹。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党的领导，迅速在全国各个城市、社区、乡村之间形成了星罗棋布的疫情防控网络，在各个卡点成立临时党支部，彻底阻断了人员流动的疫情传播渠道，有效遏制了疫情的扩散。

“我是党员，我先上!”这世上本没有英雄，大灾面前，无数平凡人尽显英雄本色。所谓的岁月静好，亦是无数平凡人负重前行。疫情肆虐，军令如山。一个多月以来，全国9000多万名共产党员服从党的指挥，践行初心使命，迅速集结，逆行而上，奔赴抗疫前线。从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到负责物资运送人员，从社区工作者到无数个志愿服务队，其中的党员总是身先士卒、自觉行动，为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大的贡献。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们英勇奋战，忘记了自己是别人的丈夫、忘记了自己是别人的妈妈、忘记了自己是别人的儿女……他们无怨，因为他们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们无悔，因为他们牢记宗旨。击退疫魔，守护万里河山，这个平凡群体付出，注定被记入史册。

“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一句温暖的话语，沁人心脾，成为最鼓舞人心的力量，温暖和激励着无数人民群众。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换来了全国人民的众志成城、团结奋战。抗“疫”期间，人民群众响应国家号召，足不出户，以防病毒扩散;无数群众志愿者走向卡点，帮助排查、值守;自发捐款捐物，共抗疫情。

事实证明，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在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迅速形成全国一盘棋的良好局面。中国人民一定能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的人民战争，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

战疫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心得体会3

在3月6日召开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新生活需要我们倍加珍惜，新奋斗激励我们勇往直前。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针对实际情况的变化，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把全面小康的基础打得更牢、底色擦得更亮。

有压力才有动力。贫困的帽子是压力，更是攻坚的动力。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责任却不能“摘”，要摘帽不能摘责任、摘帽不能摘政策、摘帽不能摘帮扶、摘帽不能摘监管，站在的奋斗的起点勇往直前，以更加振奋的精神、更加务实的举措让全面小康的“成色”更足。

巩固脱贫成果，夯实全面小康制度的“成色”。能“摘帽”，那必然符合脱贫的相关指标，必然有先进的工作经验。已经脱帽的贫困县，要重点抓好增收致富长效机制建设和扶贫经验总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建立长效机制是为了确保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经验总结是为了推广借鉴。目前，我们还有一定的贫困县没有脱贫摘帽，已经摘帽地区的经验或许可以借鉴、完善，这有助于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要继续巩固发展脱贫成果，建立长效脱贫机制，加大对剩余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确保全面完成攻坚任务，夯实全面小康制度的“成色”。

坚定理想信念，夯实全面小康思想的“成色”。摘帽不是最终目的，脱贫攻坚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绝不能因为摘帽了就有所放松，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弦要时刻绷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部署了多次专题性党内教育，让党员干部不断“回炉锤炼”，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对已经摘掉贫困帽子的地区，更要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不断强化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的生活，夯实全面小康思想的“成色”。

提升能力水平，夯实全面小康学习的“成色”。好学才能上进。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大兴学习之风”。党员干部要带头学习，努力营造爱学习、善学习的良好氛围，以不断学习提升眼界和能力，推升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脱贫摘帽是基础，增收致富、幸福生活才是硬道理。脱贫只是摆脱贫困，我们的目的是要群众真正富起来，把我们的国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实现这个目的，学习就是有效的手段。广大党员干部要学政策、学经验、学管理……以扎实的学习、过硬的能力夯实全面小康的“成色”。

强化廉洁自律，夯实全面小康担当的“成色”。“为官避事平生耻”，党员干部如果没有担当，遇事就往后退，那怎么能带动其他人迎难而上呢?在前行的道路上，肯定会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我们用什么来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窃以为忠诚、干净、担当就是解决困难和问题的“法宝”。“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把对党的领导干部的要求凝练为忠诚干净担当。没有廉洁的坚守，没有过硬的担当，如何能在脱贫攻坚的战争中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如何能让全面小康的“成色”更足?

帽子摘了，责任不能摘，还要撸起袖子，挽起裤腿加油干，努力让全面小康的“成色”更足。

战疫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心得体会4

庚子年的春天是如此来者不善，谁都无法想到庚子年以一场疫病开始，过年的喜庆全被疫病的阴霾所笼罩，每位患者的病情无时无刻都在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然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韧劲”十足的民族，越是遇到困难，就越要攻坚克难，越是艰险险阻，就越要勇冲向前。面对着“来势汹汹”的疫情，84岁高龄“二战”病魔的钟南山院士紧急奔赴一线、全国各地医护人员主动请缨做“逆行者”、解放军医除夕夜告别家人亲朋、基层干部自愿取消春节休假第一时间回到基层一线冒险入户排查，是他们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无时无刻在诠释着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力量，展现着面对重大疫情挑战时中华民族的变与不变。

从防疫区到大后方，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变的是飞快崛起的中国速度，不变的是党中央彰显的的情怀温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们战胜风险挑战、不断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有令必行、令行禁止、形成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充分确保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1月24日，上百台挖机抵达现场，开始土地平整;1月25日，正式开工;1月26日，第一间样板房建成;2月1日，医疗配套设备安装全面展开;2月2日，火神山医院正式交付完工!仅用10天建成总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接诊楼病房楼ICU一应俱全的医院。在火神山建设工地上，无数党员干部在党的一句号召、一声命令之下奔赴前线参加建设。在春节休假时期迅速组织医用设备、救护车、相关药品等生产企业复工复产，潜在产能迅速激活，统一部署，千万网民点赞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说，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这场战“疫”，我们必将获得胜利!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积极运用组织优势，变的是前赴后继党员们的面孔，不变的是高高飘扬在战斗一线的党旗。越是在紧急关头、非常时期，越是在严峻的挑战下、特殊的环境中，越能彰显党组织和党员的先锋作用，无何种战役、何种斗争中，牺牲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带头冲锋，带头奔赴一线的是共产党员!在抗击疫情的一线，我们听到“我是共产党员，这个时候我必须顶上去”“一线岗位全部换成党员，没有讨价还价”，无数共产党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防疫防火墙，扛起先锋旗帜。功不唐捐，玉汝于成，面对疫情，广大党员干部虽肩负重担，但同时也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将防控疫情作为践行初心使命试金石和磨刀石，挺身而出、克难奋斗。不断坚定塑造党员的信念，让党员坚定地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做到哪里任务险，哪里就有党组织坚强有力工作;哪里任务重，哪里就有党员当先锋作表率。他们接过先辈的旗帜，汲取前行的力量，让党的旗帜在防控疫情战斗第一线高高飘扬。这场战“疫”，我们必将获得攻克!

从国家到家庭，依靠联系群众优势，变的是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方式，不变的是中华民族凝聚起的强大力量。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也是战胜疫情最为磅礴的力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疫情发生以来，医院床位、医护人员、医疗物资需求骤增。与此同时，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者放弃与家人团聚、全国各地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放弃休假、生产救援和保障物资的工人正在加班加点……他们既是父母、子女，也是丈夫和妻子，但是他们更是战“疫”者。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通过捐款捐物等各种方式，积极参与疫情防控。为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人民群众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在春节期间统一按下了“暂停按钮”，没有走亲访友、没有串门聚会、没有贺岁电影、没有春节旅行，共同见证了人民群众超越“小家”、成就“大家”的高尚境界，更有网友风趣幽默地说道：“宅在家就是为国做贡献”。这场疫情让国人的空间产生了距离，却让国人在心灵上贴得更近。全民共同支援武汉占据了每位中国人的“朋友圈”，坚定了全国抗疫的决心信心，汇聚起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这场战“疫”，我们必将凯旋!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过去，面对洪水、地震、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等的考验，我们履险如夷、化危为机。今日，全国各地中华儿女上下同心、众志成城，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战疫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心得体会5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席卷全国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人民至上，生命重于泰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团结发动最广泛的力量，充分发挥好党引领一切、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示范作用，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做好群防群控，是我们取得这场抗疫全面战、阻击战的关键。

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我们取得一个个胜利、一个个奇迹的制胜法宝。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既是党的初心，亦是党的决心与恒心。大事难事看担当，肆虐的疫情，就是对国家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智慧、魄力和能力的挑战与检验。始终初心不改、站稳人民的立场，始终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科学有效地做好群防群控，与人民同气连枝、和衷共济，我们必定能早日决胜这场战役!

真情实念笃定必胜的信心，斗志昂扬担当好老百姓的“主心骨″。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战役!党就是人民的“主心骨”“勤务员”，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停止人民追求幸福美好未来的步伐。无论是在列强侵略压迫的建国初期，还是在激流勇进的和平建设年代，是党带领团结一心的中国人民以艰苦奋斗的大无畏精神，实现了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面对疫情，唯有直面斗争，以必胜的信念勇于攻坚克难，才能守护好人民、守护好家园。一直、信念，就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无数历史实践证明，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心中希望之火不灭，必胜的斗志不摇，胜利终将属于人民。

真心实意体恤人民的疾苦，关心群众的健康冷暖。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的伟力是磅礴而无穷的。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党和国家的本色，笃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要地位，就是我们的使命与担当。以人民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真心实意关心、关爱群众，实现上下同欲、同频共振，“人民公仆为人民”，让老百姓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力量，自发主动地响应党的号召，服从政府的统筹安排，不惶恐、不信谣、不传谣，将精力放在如何有序地做好防控和生产上，我们必将无往不胜、再创奇迹。

真抓实干做好全面引领，科学精准做好群防群控。生命健康是人民最基本的权益。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人命关天，由不得我们半点疏忽懈怠。科学精准地做好群防群控，要求我们各级党员干部在困难面前更显担当，靠前指挥、务实担当，与时间赛跑，和疫情斗争，既要以饱满的精气神勇于斗争，又要以科学精准的防护措施善于斗争，相信党，相信科学，相信团结的伟力，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始终让党旗飘扬在战“疫”的第一线，杜绝任何的官僚做派、形式主义，行之有效地做好群发群控的动员和引领，始终保持清醒理性和奋发昂扬的斗志，以实的作风团结人、凝聚人、带领人，早日解救人民于水火，实现疫情的有效防控、根除消灭。

再漫长的黑夜阻挡不了朝阳的升起，在大的困难强不过众志成城的伟力。有着党的坚强领导，有着无数迎难而上、“不计报酬、无论生死”的“逆行”英雄，有着团结无畏、顽强斗争的亿万人民，我们深信，长风破浪终有时，疫情定会早日得以有效防控、消灭，武汉必胜!中国必胜!

战疫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心得体会范文大全5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