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读书报告

第一篇：《文明的冲突》读书报告

《文明的冲突》读书报告

一、作者介绍。

塞缪尔·亨廷顿1927年4月18日生于纽约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其外祖父是当时美国颇有名气的“扒粪刊物”(专门揭发政界、商界丑闻内幕的杂志)《麦克卢尔》的合作编辑。受家人影响，亨廷顿很早便显示出了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才华。16岁时他考入耶鲁大学，18岁时便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加入美国军队。之后，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并在哈佛完成其博士论文并取得学位，这一年他23岁。此后他开始在哈佛执教，自1950年开始他便是哈佛大学政府学院的高级成员。亨廷顿在哈佛大学任教58年，期间，他以十七本学术著作和一系列的论文建立起自己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声誉，而不是通过在媒体上抛头露面来提升知名度。亨廷顿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可以说，他是一个务实的国际关系学者。

亨廷顿的著作，总在问世之初饱受争议，不为世人所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才会被广泛而又勉强地接受。他指出的问题，总是针对国际关系中最尖锐的矛盾，因此得以引起最深切的影响；他使用的话语并非晦涩难懂的专业名词，因而可以引发最广泛的关注。他的思想，可以说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结合：他有一颗自由主义的心，却有一个保守主义的大脑。他认为，自由主义宣扬的是一种个人主义、自由市场和法治的意识形态，而古典的保守主义则是一种维护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义在于维护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不应到国外四处讨伐或在国内引起激变。我们可以看到，亨廷顿将这二者结合了起来。他宣扬一些主义和思想，而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及世界秩序。他总是用及其讽刺的观点，故意用那些刺激评判自己著作的专家学者的方式讨论问题。这也是亨廷顿思想影响之大的原因之一。

早在1951年时，亨廷顿就杜鲁门总统因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接触他的职务一事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士兵与国家》。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里，政府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亨廷顿支持军事的保守主义，因为军队的自由化就意味着效率的缺失。自由主义并不是万能的。亨廷顿的另一本著作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书主要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他认为新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并不必然导致政治稳定。我认为这本书讲述的也是相同的观点：自由化的并不是一定是好的，有秩序的自由才是世界发展的目标。1993年，亨廷顿撰写了一篇文章《文明的冲突？》，首次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冷战结束，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垮台之后，国际上的冲突将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界限展开，而是主要依照文明的不同类型而展开。他把当今世界上的文明分为八大类：西方文明即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主要是中国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即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其中，西方文明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受到其它七个文明的挑战。亨廷顿特别担心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可能联合起来对西方文明构成严重的挑战。此文一出，世界哗然，尤其是第三世界和中国的学者纷纷批驳亨廷顿的观点。在一番论战之后，亨廷顿于1996年出版了一本书，将文章题目中的问号删除掉，题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将其观点详细阐述。

二、介绍本书及其观点。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一个多文明的世界”，讲述了亨廷顿眼中世界的构成。他把冷战后的世界分为八个主要的文明，将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界定为文明，而不是国家。全球的斗争不再是国家间和意识形态间的斗争，而是不同文明的斗争。

第二部分“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指出全球力量发展的态势。他认为现在文明之间的权力均势正在改变，西方文明不断衰落，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不断兴盛。非西方文明通过对自身文化的自我肯定，正逐渐摆脱西方文明的精神束缚。

第三部分“正在形成中的文明秩序”，介绍了亨廷顿的另外一个观点。他认为现在全球政治正在沿着文明的界线进行重组，文明的区域一体化加强，而全球不同文明间的鸿沟在逐渐加深，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

第四部分“文明的冲突”是全书的核心部分。本部分中，亨廷顿用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将全球的冲突看做无政府状态下的部落冲突。他提出“断层线冲突”的观点，认为文化间的断层是冲突的根本原因。他还认为断层线冲突不可永久消除，只能尽力避免。他用这个理论解释了当前世界范围内冲突的原因。

第五部分“文明的未来”，展望了不同文明依照现在模式发展的后果。他认为全球战争爆发几率很小，但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文明及其核心国之间的均势变换，就可能引发世界大战。他指出：“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障。”

三、我的读后感及对本书论点的评论。

我读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非常赞同他划分文明的方式，但绝不赞同他将文明的差异作为冲突爆发的根源。我认为，国家间、世界上的冲突，其根源在于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相互冲突的文明。文明作为国家存在的基础，只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家的类型和形象，但绝不能将文化的不同理解为国家间的冲突。亨廷顿的五个部分，仅仅是套用了一些客观的发展模式，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国家力量强弱的变化，既受到文明强弱程度的影响，也反过来影响着文明的发展趋势。文明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依托于而又超脱于国家的存在而存在。亨廷顿的五个部分看似令我们无法反驳，但其实是利用真理来阐述谬误，无论是国际力量的组成、变动、形成、冲突还是发展，只能说与文明的发展有关，但决不能说被文明所左右。

世界的构成：世界是由多个文明而构成的，这些不同文明的差异最初是由地区的差异而形成，经过长期的独立发展而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文明，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的国家体系，不同的文化特色，不同的价值观。亨廷顿的八个文明的划分，也主要是按照地域来界定的。即使是距离最近的儒家文明和日本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日本文明的形成时期，即使它借鉴了儒家文明的经验，但两种文明也是独立发展的，是地域的差异导致了文明的差异，即当前世界各国的差异。

世界的变化：有一点很明显的是，亨廷顿对文明变化的描述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几乎完全一致的。他认为世界格局的变化源于文明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并由此为文明冲突论提供依据。但有一点需要考虑的是，文明间的力量对比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代表文明的核心国家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变化。因此，将国际格局的变化归结于文明的变化是没有根据的，至少是不完全的，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强弱变化。

世界的重组：当前世界是不断分化的世界，也是一个不断整合的世界。亨廷顿认为世界的整合是文明的重组，各位按照文明的断层线分别组合，文明的区域一体化不断加强。但是，区域一体化是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紧密相联系的。欧洲的一体化不仅仅是由于共同的西方文明，而是因为西欧经济已经密切相联系着，一体化有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文明的断层线也不能阻碍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东亚和东南亚的十几个国家，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宗教与文化，不同的文明，但是东亚的一体化仍然搞的如火如荼。世界的重组趋势，单靠文明的矛盾或者文化断层线，是不具有说服力的。

世界的冲突：在世界上发生的冲突中，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观点：伊斯兰文明极度富有侵略性，绝大多数文明间的冲突，文明内部的断层线冲突都出自伊斯兰文明。在除西方以外的文明中，文明间的战争占据主流地位。在西方文明与其它文明的交流中，其它文明应该接受西方文明的积极因素，与西方文明相靠拢。但是，亨廷顿忽视了，伊斯兰文明冲突的多发是有其自身因素的。西亚和北非地区的国家，许多具有不可忽视的实力，这让它们有能力发动冲突甚至是战争；同时，这个区域没有一个能有效震慑其它国家的强国，这导致一个区域中的无政府状态。而西亚和北非小国众多，民族纷争严重，宗教教派斗争激烈，每个国家的背后又都有其它地区的国家给予支持和操纵，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当地的混乱状态。同样地，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文明与其它文明的交流中，并不能证明西方文明多么的善良。在面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时，西方国家占据了优势地位。无论是科索沃还是南联盟，无论是伊拉克还是阿富汗，西方国家在冲突的爆发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归根结底，西方文明的国家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是所谓的西方民主自由思想而努力。

世界的未来：在关于未来的描述中，亨廷顿的想法令我不敢苟同。他认为文明及其核心国家之间均势的改变会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国在其中扮演了导火索的形象。他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会扩大自己在东亚地区的势力，并发动局部战争，从而引发世界范围的全面战争。我认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世界性的大规模战争不可能爆发，但在均势改变的关键时期，局部的冲突有可能增多。我的观点是，均势的改变，主动权的转移，并不一定需要战争作为代价。核心地位的转移，一方面需要后来者不断地发展，并赶超曾经的超级大国，另一方面需要一些特殊的事件来削弱优势者，从而在均势的改变中起到关键性作用。亨廷顿的设想，在核威慑的今天没有多大意义。

四、我的观点。

我认为文明对国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重要的，是基础的，但不是关键性的，不是决定性的，亨廷顿的观点有其偏颇之处。文明决定了国家的基础，但不能决定国家的行为。决定国家行为的是国家利益。无论如何，一个国家首先要考虑到自己付出与收益的比例，要考虑到如何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在这之后才能考虑自身影响力、控制力的增强。只有当以上目标都达到后，国家才可能大力推行本文明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文明的增强可以促进国家的发展，但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文明的力量只是其中基础但次要的因素，最主要的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国家政治执行力的强度，国家军事威慑力的程度。

邓小平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当今社会中，国际法、国际组织的不断发展完善已经大大减少了文明国家轻易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国家间比拼的是综合国力的强弱，是经济发展速度的强弱。当前国家的首要目的仍是维护自身的存在和安全。而为了这个目标，国家必须实现自身的发展。发展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发展工业、农业、商业、金融业与制造业等一系列领域的力量，为本国争取更多的利益。

同时，国家要发展政治力量，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巧实力”政策，就是增强美国政府影响力、执行力的一种表现。国家的政治力，代表着国家对其它国家的影响力，也代表了国家政府践行首脑意图、执行政府决策的能力。国家发展政治力量，不仅仅是文明方面的力量，在外交、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要比拼综合实力。国家的政治力量的兴盛与衰落更多地是受到国家外交政策和受到的影响而不是文化的影响。

在现在的社会中，军事威慑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但仍然有一定的作用。在核威慑的今

天，有核国家不可能相互攻击，以免引发核大战，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另一方面，局部的冲突会变得更加剧烈，更加地高要求。现在的世界各国追求军队质量而不是数量的提高，很多中小国家奉行“小而精”的军队策略，仅保持最低限度的防卫军队。但这些国家由于军费开支少，不在军事领域争取更多的利益，因此反倒在经济方面发展的更好一点。不过有得就有失，这些中小国家必须选择依附、至少是接近一个保持着强大军事威慑力的国家，以保证自己的安全不受侵犯。亨廷顿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才断定世界的重构由文明决定，因为相同文明的国家具有相似之处，在利益上有更多的共同点，更加能够相互依赖。但这并不代表同种文明中国家的利益就极大相似，一国不可能因为文明的原因放心地将自己国家的安全交给另一个国家。

在关于均势改变的设想中，我认为亨廷顿将战争的发生想当然化了。国家总是理性的、慎重的，尤其是在现在国际关系理论极大发展的时代里，一个大国不可能轻启战端。当前的国际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后来者要想改变已有的均势，只能发展自己，超越对手。当然，这个过程伴随着一系列的局部冲突或危机，可能是军事上的，也可能是经济上的。在我的设想中，中国凭借自己广大的经济基础，强劲的发展速度，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在经济上逐步赶超美国，却不可能与美国发生大的军事上的冲突。反倒在中国的周边，如对于越南、菲律宾或者印度尼西亚，中国可能与之发生一定程度的、受控制的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以收复被占领领土或维护自身其它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类似金融危机的全球性打击，美国首当其冲地遭受严重损失，而中国在打击中迅速恢复过来。如此，中国通过和平的方式崛起（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后者的发展建立在全世界其它地区的被压迫和被奴役之上）。均势被改变，而世界大战没有爆发。国家选择阵营的依据不是文明，而是利益。当斯拉夫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或非洲文明的国家发现跟随中国挑战旧的世界秩序是有利可图的时候，为了本国的发展，它们不会选择反对中国，而是跟随中国一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并从中得到好处。文明的力量左右不了国家利益的选择。

总之，我认为亨廷顿的观点较为牵强。文明是国家相似或者差异的根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不同国家的对抗、竞争和合作，但这并不能说明世界冲突主要在于文明的冲突，世界秩序的重构取决于文明的发展。当前的国际关系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虽然有完善的国际法和众多的国际组织给予限制，但国家的主权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决定国家行为的根本因素仍然是国家利益。《文明的冲突》认为国家的行为和发展取决于文明，这种观点有明显的牵强之处。

第二篇：读书报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书报告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书名原文：《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作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出生于1927年8月18日，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也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曾任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长，曾多次访华。1993年夏，他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冲突？》的文章，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和争论。2008年12月24日在马萨诸塞州马莎温亚德辞世，享年81岁。

这本书主要论述的是：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共分为五个部分，概括如下：

第一部分：世界政治的新时代。作者提出自己的范式：从七个或八个文明来看世界。然后作者批判了西方的“普世文明”论，论述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化。

第二部分：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论述西方的影响力在相对的下降，非西方文明在崛起和重新自我认识。

第三部分：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作者论述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不同文明间融合的可能性较小。

第四部分：文明的冲突。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并重点分析了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断层线战争。

第五部分：文明的未来。论述西方文明如何生存，美国应该采取的态度和策略，以及如何避免因为文明的冲突而可能引发的战争。

对于这本书，我觉得值得批判之处要更大。首先，亨廷顿的历史观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而并非站在世界的高度去平等的俯瞰各种文明。从书中将“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对立、对伊斯兰教好斗的不认可、和对中国文明的敌视等方面均可见一斑。同时他作为一个美国学者，仍然无法摆脱“美国视角”的束缚，如他积极探讨美国如何维护自己的政治霸权、经济及文化等各种利益的策略，并预测美国胜算的能力等等。显然将美国摆在一个“世界警察”的位置上，其出发点和归属点都是要维系美国的霸权。

其次，亨廷顿给出的范式的准确性值得怀疑。一个范式是否准确，要看它能否解释已经发生的现实问题、能否准确预测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比如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攻击的国家与它同属于伊斯兰文明。亨廷顿试图通过争辩说大多数伊斯兰人民事实上是支持伊拉克的，来拯救他的论点。然而即使这是真的，他所强调说明的也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利益比感觉起来模糊和只有政治上才重要的对一种独特文明实体的忠诚更要紧。简而言之，在海湾战争中，文明认同是毫不相干的因素。我认为，亨廷顿忽略了国际政治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国家利益。每一个国家机器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的博弈中，都是以自己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这其中包括政治权利、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地缘、历史、文明等因素，文明在其中无疑只在其中起辅助的促进作用。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亨廷顿夸大了国际同盟组织（如北约、欧盟）的联合行动的一致性和作用，忽略了当今世界仍然是各个国家参与活动和博弈的事实；他们必然会为本国的利益而各自行事。

最后，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作者所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也不敢苟同。他拿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进行类比，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中华民族自古讲求中正平和、温良谦恭，目前我国的发展战略也强调“和平发展”（甚至将原来的“和平崛起”换了说法），传达中国的强大不是威胁而是机遇这样一个态度。另外，中华文明是兼容并包的，作者只看到了“文明的冲突”而没有看到“文明融合的可能性”，和第一条相联系，亨廷顿的出发点是美国的利益，所以他的目的则是维系之；没有一个更宽广博大的胸襟考虑文明问题，而仅仅在国家地区之间的冲突中研究，是不够全面的。

然而，亨廷顿的思想对我们着实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冷战结束以后，一方面因为之前的国际形势使然，另一方面因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然，提到国际关系，大多人会自然的产生“中、西”对立、“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对立的二分法思想，这显然已经不适合当前的国际形势了。虽然我们还不能说亨廷顿七大或八大文明的分法是否足够合理，但这无疑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使得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的时候不再那么的狭隘。

第二，亨廷顿的范式对于解释过去几年发生的国际事件着实是有帮助的。比如波斯尼亚国内的克族塞族以及穆斯林之间的不间断斗争，车臣与俄罗斯之间的纠纷实质上是穆斯林与东正教之间的宗教纠纷。与此类似的还有印度与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的领土争端。这些事件的确全部发生在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上。不过我们只能说，除了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外，文明的差异可能会推动战争的发生。

第三，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西方（尤其是美国）人的一些思想趋势。亨廷顿认识到，西方文明无普世性，而且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已经处于相对低位下降的状态。同时，随着大量各民族移民涌入美国，作者担心美国或者西方文明的血统被杂污。这种思想实际上代表了一批人，一批对于西方未来恐惧的人。这种思想虽然有狭隘的成分，而且也从侧面印证了西方文明的“双重标准”（他们对外推行文化输出战略、实行进行道德绑架等），但是从人类文明的高度来看，确实是值得担忧的；同时，对于目前的中国人、对于目前正在被西化的中华文明，也是一记警钟。

综上所述，无论作者的观点和范式是对是错，读一读这本书仍然是大有裨益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和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智慧的光芒和一扇了解世界的窗。

第三篇：《文明的冲突》读书心得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书心得

[美]塞缪尔·亨廷顿 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亨廷顿在第一部分“一个多文明的世界”指出世界在冷战结束后成了一个多文明的世界，由、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组成，全球政治也形成多极状态；第二部分“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中，亨廷顿指出，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改变，西方的影响在逐渐下降，而非西方，尤其指出了亚洲和伊斯兰的权力和文化正在复兴，自我肯定的能力在不断提高；第三部分“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亨廷顿指出世界正在以不同文明的界线来划分势力，并且在各文明中处在核心国家或力量；第四部分“文明的冲突”是本书的核心内容，西方推广普世主义越来越引起非西方国家的反抗，尤其是与伊斯兰和亚洲之间，可能会造成不同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战争；在第五部分“文明的未来”中，亨廷顿提出美国不能脱离西方，西方依赖美国，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应对非西方的挑战，在多元文明中维护自己的文化。

一、亨廷顿关于普世文明是否存在的阐释

全书中亨廷顿不断再强调冷张后的世界史一个多极、多文明的世界，西方的普世主义是行不通的，不管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使非西方国家“西方化”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非西方国家独立和经济的发展，他们越来越重视自己文化的独特性，意识到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和国际上的话语权与自己所属的文明的力量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即使由于通讯、交通技术不断进步而使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但各自的文化差异却越来越明显和凸显出来，因此，普世文明作为较高层次的文明不会出现。

亨廷顿从普世文明的含义、来源及非西方国家对西方的回应三个方面对普世文明是否存在作了具体阐述。

亨廷顿从奈保尔关于“普世文明”的含义中指出，它暗示“人类在文化圣桑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亨廷顿分析了这一含义可能报刊的四个方面的含义并对其作了相应地批驳。首先，普世文明“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里，人类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也就是那些前线的关于对、错等基本概念的“最低限度道德”，对于这一点，亨廷顿认为“它既是基本的又是根本重要的，但是它既不是新鲜的也不是相关的”，也就是说，如果普世文明仅仅指这些东西，那么它是没有意义的。其次，如果普世文明是指那些与原始社会相区别的文明社会所共有的东西，那么，它们同时也在除了西方文明的其他文明中存在，只要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不管它拥有怎么的文化，某些东西就是共存的，如果是这样，“文明本身的传播与多元文明的存在并不矛盾”，多元文明反而是更现实的。再次，普世文明在某意义上是指某一部分人所持有的假设、价值和主张，也可以称为“达沃斯文化”，对于这一点，亨廷顿指出“它远不是普遍的文化，而且那些在达沃斯文化方面有共同性的领导不一定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确保权力控制”，这一内涵在影响范围上不够普遍，同时，这种达沃斯文化所拥有的某些共同的文化价值是否与所拥有的知识文化相区别，这也是有待考虑的。最后，奈保尔的这一含义可能包含这样一种思想，“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对此，亨廷顿用实例来推翻这种设想，一个文明中的人们不会因为购买另一个文明的商品而改变，也不可能因为彼此的交流而失去自我。总之，亨廷顿从普世文明概念的提出上判断普世文明存在的不合理性。亨廷顿对三种普世文明可能出现的假设做了一一的批驳。第一种假设认为：冷战结束后，“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的普遍胜利”。这种假设错误的认为只能选择这两者中的一个，然而除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以外，世界上还存在民族主义、社团主义等多种形式，尤其亨廷顿指出“存在着许多位于世俗意识形态世界之外的宗教

选择”，这些依然会使文明的分裂存在。

第二种假设认为：“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一般来说包括贸易、投资、旅游、媒体和电子通讯——的增长正在产生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这种观点其实与普世文明含义的第四个内涵有共通之处，同样的，冷战后10年间国家间贸易增加，但民族国家间的战争也是空前的，事实表明，贸易并不能维持国际稳定，减少民族国家间的战争，正如文中所提到的差异性社会心理学理论，“人们根据特定的背景下用把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东西来界定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也是一样的，相互之间的贸易反而会使彼此相互区别，而不会产生共同的文化。

第三种假设，也是最普遍最常用的论点，把普世文明看作是广泛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同时，由于西方是最早进入现代化的，所以，普世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普世文明的实现也就是使非西方国家“西方化”的过程。亨廷顿对这种观点提出批驳，一方面他指出，现代社会可能由于技术、发明和实践以及工业社会结构两方面原因要比传统社会之间彼此更相似，但是没有事实表明这些现代社会必然融为同质性的；另一方面，亨廷顿指出西方文明的核心内容，即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古典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个人主义等，在现代化之前就已经存在，所以，认为普世文明就是其他文明趋向西方文明，甚至西方化的假设是不成立的。

亨廷顿尤其提到普世文明存在的两个障碍：语言和宗教。英语虽然是目前使用最普遍的语言，但从一定意义上说，英语是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尤其是知识交流的工具而被使用的，它“是处理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方式，而不是消灭它们的方式，它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认同和社会群体的根源。”同时，他指出英语在许多国家的使用越来越本土化，也就是说，人们使用英语，但却不会造成西方化。人们使用英语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文化认同，正式由于要保存自己的文化才使用英语同其他文化交流。语言不能促进普世文明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语言代表权力的分配，当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为了维护政权和民族认同，维护社会机制，本土语言被推广变得流行，所以“语言正在被重新组合和重建，以使之与文明认同和文明界线相一致”。

关于宗教，亨廷顿直接点明“一种普遍宗教出现的可能性比一种普遍语言出现的可能性大不了多少。”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宗教的复兴，宗教的复兴扩大了宗教之间的差异，“宗教复兴运动是反世俗的，反普世的，而且，除了在基督教中的表现，也是反西方的”。因此，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所崇尚的价值观、人生态度、体制等都是不同的，有些宗教之间的观念甚至是相排斥的，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历史上也是常见的，要令这种根本的精神价值取向不同的宗教相互融合，甚至形成一种普遍适应的宗教几乎是不可能的。

亨廷顿除了从理论上驳斥了三种普世文明存在或出现的假设外，他还从非西方国家应对西方和现代化的实践上，对普世文明的出现作出了反驳，面对西方的扩张可能带来的西方化，非西方国家做出了三种回应：第一，拒绝主义，即拒绝西方化，甚至现代化。同时，亨廷顿指出进入20世纪后，这种完全拒绝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基马尔主义，也叫凯末尔主义，即拥护西方化，并且积极地全方位的向西方学习和茅房，然而要抛弃自身的历史和本土的文化却容易造成尴尬，致使国家成为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第三，改良主义，即拒绝西方化，但接受现代化。这种做法试图将现代化同自身的文化结合起来，不管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表明，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西方文明想作为普世文明推广和传播史十分困难的。现在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各文明相互作用的世界，即使文明的力量在不断变化，文明之间的冲突并不一定消减，但一个文明要取代另一个文明或多个文明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读《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启示

读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尤其是亨廷顿贯穿全书都提到的普世文明

和普世主义，自己关于文明的概念以及世界各文明状态有了更深的了解。亨廷顿在西方文明正值强大的时候提出西方的衰落是一种突破。不管本书的目的是否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其实是为了宣扬和传播西方的文化，但它却实实在在让我们感受到了关于世界文化、政治秩序不同的见解。从本书的讲解中，能看出来西方国家确实想利用各种通讯、媒体、交通手段来传播西方文化并企图让非西方国家“西方化”的目的，想采取类似于应对苏联的“和平演变”的方式对非西方国家从语言、宗教、大众文化等方面实行精神渗透，从而达到转变非西方国家的价值、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目的。

面对这种西方普世主义的冲击，我们应该理性的面对和解读。首先，应该在多元文明的框架内理解“普世文明”。承认世界史一个多文明的世界，而这种多文明的世界下的“普世文明”更倾向于是一种普世文化或普世伦理。几大文明融为一体或被某一种文明代替是几乎不可能的，这个意义上的普世文明是不会存在的。亨廷顿也指出：“文化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各种文明在“浅显”的道德层面上仍然有共通之处，而且具有一定的“普遍趋向”，所以，我们应该承认在道德层面上有一定的普世伦理存在，这也是不同文化国家相互交往的基础。

其次，我们应该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普遍的道德基础上，每个国家都应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不是仅仅模仿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就可以得来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抛弃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就是砍掉自己的“根”，失去了吸收“养分”的依据，最终导致自己成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失去了在世界秩序中应有的地位，丧失文化甚至政治上的话语权。我国要保护和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先进因子，确定自己的核心文化，避免“春节”让位于“圣诞节”的出现，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自己的核心文化。

再次，加强文化交流，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主题便是实现文化发展。为了防止西方以各种形式的文化入侵，我们应加大自身的文化建设，促进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保持自我的前提下，加强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借鉴其文化建设的优秀成果，加大投资力度，鼓励优秀电影、电视、音乐等大众文化消费品的创作，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为大众树立正确的、符合中国文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支持和引导。

第四篇：《文明的冲突》读后感

对地缘政治及当下中国的几点思考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的重建》读后感

“现代全球的政治，应当基于全世界不同宗教与文明间的深刻冲突来理解。”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一席话，导出了西方政治理念的一种新变革，将政治的分歧归结为文明的冲突，并以此来审视整个变革时代的地缘政治、全球政治，新颖而深刻。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任何个人和国家都难以孤立存在，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的重建》可以为我们提供以西方思维看世界的一种视角，同时，也能重新去考察我们自己的文明进程，去服务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

缪尔·亨廷顿在此书中，最值得称道，也是引起人们巨大反响的，正是太对于文明的态度，有人推崇，有人贬斥，可谓毁誉参半，但是，能够引起全世界的一种关注，这本身就是一种思维的突破，特别是在9·11事件爆发之后，由伊斯兰文明好西方文明的讨论一时间更是甚嚣尘上。而时至今日，在某种程度上讲，部分恐怖主义势力打折民族的旗号，去行恐怖之恶，其出发点也是维护不同的文明，就如同前不久发生的3·1昆明火车站砍人事件，就暴露了其民族分裂的嘴脸，而其实质在某种意义上讲则是一种扭曲的文明的冲突，我们必须正视，而不仅仅是以武力去解决，更要看到事件背后的原因，从而加以正确疏导。

缪尔·亨廷顿对于文明的论述全面而深刻，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其主要观点可以大致归纳如下：

其一，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国际政治的核心部分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是同文明内部的力量配置和文明冲突的性质分不开的。同一文明类型中是否有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间，核心国家间的关系将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

其二，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在不同文明之间，跨越界限非常重要，在不同的文明间，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同样非常重要。

其三，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间的相对力量及其领导或核心国家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文明间力量的对比会受到重大影响；一般来说，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间最可能的是相互疏远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敌对的关系，而文明之间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处。即冷战和冷和平；种族冲突会普遍存在，在文化和文明将人们分开的同时，文化的相似之处将人们带到了一起，并促进了相互间的信任和合作，这有助于削弱或消除隔阂。

其四，文化，西方文化，是独特的而非普遍适用的；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等等。

很显然，缪尔·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言论中，尽管没有太多地直接谈论未来中国在文明冲突中将会如何，但涉及中国的论述应该说不算少，因为儒家文明是其文明冲突论中的最为重要的文明类型之一。尤其是，亨氏以下观点更是许多国人而不仅仅是国际问题专家感到惊异和不能接受：文明间的关系是竞争性共处，即冷战和冷和平；文明的冲突具有或可能具

有两种暴力形式，最可能的一种是来自不同文明的地区集团之间的战争，最危险的是不同文明中的主要国家之间发生的核心国家战争；未来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战争的可能性来自伊斯兰的复兴和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兴起；西方和这些挑战性文明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极其困难的，其中美中关系可能是最危险的关系，等等。亨氏的这些观点，可以说为我国政界高层和学界人士广为熟知，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然而我们在惊叹于亨廷顿先生的逻辑分析能力的同时，也不禁感叹他的想象力，这样的“危言耸听”也好，如中国威胁论、美国中心论，美式普世文明追求及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论似乎有着某种相似性，我们既要看到既论述的合理性，特别是在政治文明领域超越经济、能源等传统视角的独特分析，更要看到曾任美国国家安全计划顾问的亨廷顿，其国家利益的出发点，这显然是难以忽略的。任何一种观点、学说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要求和价值选择上，因此，亨氏的观点、学说正是基于对利益与价值作出双重权衡和选择后，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而提出。他的理论可能给世界上各国及未来国际社会带来何种“利益”、“价值”和“秩序”。因此，未来国际中的真实的“利益安排”、“价值标准”和“秩序结构”，也就由亨廷顿的“明确提醒”，特别是由于他从文化大视野这一角度对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政治本身作出了这一耸人听闻的“提醒”之后，更应当注意其观点的实质，表达自己的科学的构想，促进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学向着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

再者，亨氏的主要观点和他的文献所详尽地表明的他在“文明冲突”方面的全部观点，都能从历史、现实和理论中找到“支持”或反对的理由，而笔者更关注的是，亨氏作为著名学者，对我们作了无论正面还是反面的哪些提醒或警示。但是他也给我带来一些启示：

在冷战中形成的国际政治诸要素还会在后冷战时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的前沿关注着什么；美国的战略思想动态和实际战略选择将会走向何方；文明这一“软要素”的国际政治地位和价值到底如何；正在奋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拼搏的中国，别人怎样认识我们，我们在怎样、应怎样认识别人（国）和世界；中国的国际政治理想和抱负（应）是什么，能实现吗？

就今日之中国而言，如何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如何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实现和平崛起，如何处理好地缘政治，特别是在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日益敏感化的今天，协调好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更显得尤其重要。

以越南和菲律宾为例，虽然我们属于同一个亚洲，但在文化上，越南受作大中华文明的影响较大，而我们则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一文化优势，而在与不同文明的沟通之，更是要学会尊重与平等。

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在其名著《艺术哲学》里提到文学艺术与“种族、环境、时代”的密切联系，种族因素是内部根源，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则是后天的推动力量，三者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着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文化的发展及其走向。而此处不妨借鉴过来去阐释文明的冲突，地缘政治除了文明的冲突之外，自然还有环境、时代等多角度的影响，而能够在更加宏大的背景下分析文明、审视文明，这同样是读这本书以后所要做的，是为一点小小的感想。

第五篇：欧洲文明读书报告

《欧洲文明十五讲》 读书报告

这本书前前后后在我手里有近3个月，第一遍从前到后慢慢看，中间停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了要写读书报告的任务，我决定挑选几章重读，分别是第二讲、第六讲、第七讲、第八讲、第十四讲。

读第二讲：希腊——欧洲的精神家园，自由、雄伟、美丽的希腊精神，冒险进取、勇敢无畏的希腊精神，发扬民主、法律的希腊精神，想象湛蓝的海边，一个幼小的儿童在玩耍，正如古代希腊在遥远原始稚嫩的时代里的样子，一切都是新鲜的。

读第十四讲：欧洲文明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他说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是“从上到下的专制主义和从下到上的臣民主义”，感觉跟鲁迅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很犀利，在刺痛人心的同时又鞭策着读者进取。不论在政治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与欧洲相比，中国都是落后的，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

对于中国的文明进程，我只是通过一些历史教科书、通史、传记得知，了解得不系统，但始终给我沉淀着的厚重感，然而大气磅礴的五千年历史是否真的在向上走呢？还是仅仅深陷一些怪圈无法自拔？审视中国文明现状，噱头无处不在，荒唐、错乱得不可思议，我不明白整个民族在干什么？而且大家都在趋同一样的生活方式，好好学习——考大学——做官、当老板、当学者，最差也要混个白领阶层，就是没人打算做个普通的劳动者。然而社会上有那么多人，应该各有各的活法，不能只为了跳出自己的小圈子而挣扎拼命、撞破脑袋。也许是因为都在追求表面上物质的东西，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有多少人还聆听内心、追求真理？ 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不在于要赶超她们的经济，而是让人们在文化的熏陶中，回归理性，学会思考与反省。篇二：欧洲文明的进程读书笔记

第四章：“民族国家”——近代欧洲政治文化之一 本章的主题是近代欧洲的“政治文化”。所谓“政治文化”，可总结为两条线：一是近代国家形态的出现，即民族国家成为欧洲的普遍现实；二是欧洲人的相互认同感，即欧洲观念。前者通向主权国家，后者通向所谓欧洲统一进程。

一、泛说“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指的是基本上一个民族构成一个国家的那种国家形态，语族与民族重合在一起，“国家”便有了雏形。这是一个欧洲概念。

1、“民族国家”观念成为普遍的政治现实，是欧洲近代时期的事，但它的观念在中世纪已经自发地存在；

2、“民族国家”观念是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宗教、语言）综合观念；

3、“民族国家”观念的普遍出现，结束了神权大一统时期，古典意义上的“帝国”观念从此让位给近代国家观念。

二、近代政治学的创始人：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

马基雅维利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认为国家最重要的是强有力的统治。在当时就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君主必须不惜一切可能的手段建立强有力的国家。霍布斯是新时期政治学的开创者，他的理论是按约建国的契约论，他的主要贡献是把政治学从神学的道德人格中解放出来，把政治学变成了人的政治学。马基雅维利着眼于意大利的各个分裂邦国，霍布斯已经着眼于欧洲的普遍现象，从马基雅维利到霍布斯，民族国家的观念产生了一种质的飞跃。

三、从黑格尔的国家学说看欧洲

黑格尔把此前的关于民族国家的学说作了一个集大成的工作。虽然黑格尔有浓厚的日耳曼国家情节，但是黑格尔关于国家理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哲学，无论如何批评它是“国家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其中的精神——民族要变成“国族”、要变成“国家”——则是近代欧洲政治中的普遍性问题。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即把近代欧洲政治的基本因子抽象为“神”的理念指导下的国家学说。黑格尔将“国家理念”分作三个层次：

（一）直接现实性，它是作为内部关系中的机体来说的个别国家——国家制度或国家法；

（二）它推移到个别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关系——国际法；

（三）它是普遍理念，是作为类和作为对抗个别国家的绝对权力——这是精神，它在世界历史的过程中给自己以它的现实性。

四、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

“民族国家”的观念在中世纪便已经孕育，但成为普遍现象则在近代，并且出现的时间各不相同。从欧洲整体来看，建成民族国家的道路是曲折而复杂的。西欧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各国签订《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民族国家”的形成与主权的的观念不仅在条约里，更在人们的观念中显现。从三十年战争到拿破仑战争，国家的存在不断凸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欧洲是在战争的砧板上打出来的。

东欧的民族问题较之东欧要复杂得多。各民族长期受到异族的压迫，经常在强族的驱赶下东离西散，居无定所，在十九、二十世纪还未建立自己的国家。在独立之后，其自身的特性由于种种原因也未能充分发展，以致于建立享有充分主权民族国家的任务完成的并不彻底，至今东欧地区仍存在频繁的民族冲突。第五章：“欧洲观念”——近代欧洲政治文化特征之一

对于“欧洲观念”这个欧洲的政治文化，可以得出如下两点看法：

“欧洲观念”首先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它的出发点是欧洲人对于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它反映了在基督教文明若干个世纪的浸染渗透之中积累起来的欧洲人特有的“思想底格”和“心性”。可以说，“欧洲观念”是反映欧洲的“自性”的，然而“自性”同样应该理解为

复数的，“欧洲观念”具有欧洲的和民族的两重涵义。通常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多侧重它的一致性、普遍性，其实这个观念本身即同时含有民族的因素。“欧洲观念”既是欧洲自性的反映，则必是同欧洲以外的地区相区别而产生的。在同外界的接触、比较、冲突中，欧洲人更加认识了自己，加深了“自我意识”。

第二，“欧洲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与社会发展的水平、探索某种和平国际结构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欧洲观念”的三个来源：

一个是两希文化，基督教文化；二是因非欧洲文化（非基督教文明）对之形成的对立、对照和压力而增强起来的欧洲自我意识；三是战争频仍，因渴望和平而寻求联合之道。

“欧洲观念”的发展历程：

在中世纪后期，尤其是进入近代，由于“民族国家”成为欧洲的时代特征，“欧洲观念”的政治内涵便特别突出；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成为普遍流行的理念，许多建立联盟性组织的主张在政要、知识阶层中提出来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产生了“欧洲观念”的第一个机制，即欧洲煤钢、原子能和经济三个共同体，后合并为欧洲共同体，最终发展为今日的欧洲联盟。

一、圣-皮埃尔关于“欧洲联盟”的构想和卢梭的评论

圣-皮埃尔在《永久和平方案》中提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思想。首先是把“永久和平”当做一种崇高的理念，只有当所有的国家之凭借纯粹的“理性”相互对待时才有可能。第二，圣-皮埃尔认为，为了实现“永久和平”，就是要建立欧洲的“联邦政府”。而要结成这种联盟，须在各个民族间找到共同利益、宗旨、风习和联系，也就是说联盟必须要有两方面的基础：一是共同利益；二是精神认同感。圣-皮埃尔按照理性的推理认为可以把欧洲建立成真正的理念中的各民族的集体。

圣-皮埃尔德方案只是纸上谈兵，它具有的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具有普遍性，提出的是欧洲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永恒问题”，包含了至少三个贯穿在欧洲近代史中的问题：一是民族国家和国家联盟之间的关系；二是拟议中的联盟内部规则问题；三是道德和政治的关系，或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卢梭虽然认为圣-皮埃尔的方案是好的，但同时指出这个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卢梭认为：

一、君主的两大职能在于对外不断扩大统治，对内不断巩固统治，两种职能相互支持。因此君主之间的纠纷不可能诉诸某个高级法庭来解决，法律无力使君主屈从。

二、任何联盟，包括圣-皮埃尔的“联邦主义”，都首先为了自身的利益；一国的国君要做两件事：建立统治和增加财富。建立统治是为了增加财富，增加财富是为了巩固统治，君主行动的最终目的是把财富和统治都抓到手。“永恒和平有”实现的可能，但是君主仍不停地打仗是因为，“永恒和平”与他们眼下的特殊利益有矛盾；如果实现了“永恒和平”也许听他们会失掉既得的利益。卢梭提出要实现该方案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各国的人民主权得到充分的体现。因为要打仗的是君主而不是人民，所以只有人民享有主权，才会有和平。

二、康德的历史哲学

康德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人类是群居的，这决定了人事“社会性”的动物；但人类又具有违反“群居性”的“非社会性”。

（二）人类在总体上是遵从“自然法则”即“理性法则”的。

（三）应该承认“权利”的天然合法性。

（四）政治和道德最终都是理性的，政治应该体现至善，与道德一致，但在现实中却往往不能两全（就像“幸福”与“德性”往往不能两全一样）。（康德的困惑和矛盾是：政治的职能不可少，谁也不能坐视利益受损，但是，道德又必须是政治的基础。）

（五）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从“恶”向“善”演变，但是人们每日每时所见多是“恶”。

（对于人类能否转向“善”，克服“恶”，康德是不能肯定的）

（六）康德的学说中存在无法圆满解释的矛盾，最终康德借助全能的上帝的力量说明理性原则是无所不能的。康德是个集大成的人物，对近代欧洲的国家形态和国家联盟问题，以及对人类社会的远景前途，都是总结了前人而出己意的。康德无法在现实中解决自己所处的深层次问题，但是他的历史观的主要思想却有着长远的影响，以后的欧洲联邦主义或邦联主义，以及各式各样的欧洲统一运动，都要到康德那里去寻求理论依据和灵感。

三、“欧洲联合”的发展

所谓“欧洲联合”问题并没有停留在哲学家的思维里，不是只表现在你欧洲人的文化认同感上；政治和经济的实际利益一旦作为迫切的问题提出，一切观念形态的东西都会出现为这些实际利益服务。这时的“联合”，显然已经超越了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阶段，而是开始走向实际生活了。同时必须认识到民族国家是基本事实，任何联合也必定是民族国家之间的“联合”，抽掉“民族”（以及国家形态的“民族国家”），便无所谓欧洲了。

第六章：思想解放——人性的解放，理性的解放

近代欧洲在政治经济上的表现是“民族国家”作用的普遍显现，和相伴而来的诸民族间在李斯文化方面的认同。近代欧洲的精神因素，则是人本位的逐渐回归，并且由此导向人性的解放，从世界本身去认识世界。这一章的主题是“人与上帝”的关系问题，它好比是一团线的线头，抓住线头牵拉开去，把线团打开的整个过程，就是十六到十八世纪所发生的思想革命，或叫做精神领域的革命。这些革命就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相继联系、承接起来的“链条”。通过这个“革命链条”，“人”一步一步地从“神”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这种思想领域的革命，至少在两个方面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一是推动了社会革命，最昭著的实例，就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再是进一步推动了实验科学的发展，使技术发明建筑在日益完整的科学体系的基础之上。

一、告别中古：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它既是古典的，更是创新的。它是古典的，因为它使罗马帝国衰亡前的古希腊、罗马鼎盛时期的光辉璀璨的文明重新获得了生命；它是创新的，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富于创造力的“时代精神”，它具有一种把中古时期远远甩在后面的前进冲击力。“文艺复兴”是欧洲文明史中所特有的，它预示的是时代的进步与变革。

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们，为文艺复兴做了准备。他们虽然是社会上少数的“精英分子”，但是由于意大利的分裂，与群众接触到并不是很难的事，所以他们能在他们的看法中融入市民的感情。这种普通市民的感情，对未来欧洲社会的发展是有长远的意义的，可以归纳为两点：即民族的认同感和反映这种民族认同性的民族语言。

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是首先把古代文化推向民族文化的最前列的人。在但丁之后有彼得拉克和薄伽丘，人本的色彩更明显了。在彼得拉克的时代，“人”的观念比但丁时期更加进了一大步，更加面向现世，向往人的幸福；认为哲学（其实是神学）应该研究人的目的、人的命运，鞭挞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薄伽丘以他的《十日谈》等著作无情和尖锐地揭露“神圣的”教会下面所掩盖的贪淫和虚伪；神学在人的精神里的支配作用和教会作为教权组织的种种腐败现象。

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在以达芬奇、米开朗琪罗、马基雅维利、拉斐尔等一大批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为标志的鼎盛时期，出现了古典文化和现实完美结合的新的时代风情，这个时期的巨人们特别看重直接的美学体验。

文艺复兴发源于意大利，但它很快就成为了欧洲现象。在北方出现了与经院哲学托马斯

主义相对立的罗吉尔·培根等学者，他们的唯名论倾向，使他们在本质上成为中世纪神本精神的反对者。随着教育的发展和印刷术的应用，到了十六世纪，一种充满生机的空气已经在西欧从南到北地流动起来了。文艺复兴的精神在几百年间渗透到几乎所有人文领域，以最大的威力把社会的各个阶层（首先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阶层）都卷进来了。

二、向教会挑战权威

文艺复兴是人性与理性的解放，宗教革命的冲击力则在于对社会性的愚昧发起了攻击。把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作一番比较，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促进了欧洲社会的进步。两者都是思想革命的不同表现：文艺复兴提倡人文主义，使宗教及其哲学人化和世俗化；宗教革命是护神的，要回归本源的基督教义。三、十七世纪，沉思的世纪

十六世纪发生的宗教革命在欧洲人当中引起的震动是深刻而久远的，然而，使西欧通过思想界进入精神领域的深入反思则是由十七世纪开始。在这个世纪，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督教神学的思想统治还十分牢固，另一方面启蒙思想的晨光已经开始闪亮了。这深入反思的一百年，是为“启蒙运动”在思想上铺垫道路的一百年。

十七世纪不能回避的一个头号重大问题，就是“神”的存在。“神的存在”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但在宗教革命后，人们的思想禁锢刚刚松动一点点，就对信仰问题产生了某些动摇，以致“神”的存在成为了需要论证的问题。使对于“上帝的存在”问题的讨论大大推进一步的，应推号称“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他提出用几何学那样精确的方法去处理形而上学的神学。于是他进行了艰难的工作，既要表示他绝对忠诚于宗教，又要用“科学的方法”去驱散世俗对宗教的怀疑。但是，用哲学或科学的方法论证上帝问题实在是“缘木求鱼”，因为神的问题根本就不是科学能论证的问题。这个问题直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大师们，也没有彻底解决。伏尔泰说认识属于哲学问题，而宗教属于信仰问题；而康德晚年则认为应该把神学和哲学分开。用科学来验证上帝，尽管没有找到答案，但是在反复论证的过程中却为思想的解放、理性的解放开了路。十七世纪也可以说是方法论觉醒的世纪，此前的形而上学关注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本体论问题，几乎不存在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十七世纪则开始由论证神的存在问题而进入了认识的领域。十七世纪在方法论上有两大流派：一是英国的经验派；二是大陆的从思维从内心出发的理性思辨派。经验主义重感官、知觉，重亲身经验；理性思辨重心智推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相互影响，只是出发点和侧重点有明显的区别。重要的在于，这两个派别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人的体验、人的独立思维为本位，用“人”的眼光去从世界本身认识世界。

四、启蒙运动：理性之光

正如恩格斯所说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

启蒙运动在法国是批判现实的，在德国则表现为构建：从康德起，几乎每个有成就的哲学家都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启蒙运动在当时的德国更具有理论的色彩。在英国的思想史上，确实没有一段像法国那样的“启蒙运动”，但很早便有了自由主义、经验主义的萌芽，并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具有英国特色的经验主义，所以英国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伏尔泰式的思想运动；英国的思想家由于重视感觉，所以也产生不了德国那样的纯粹哲学。但是启蒙运动，作为开启民智、推动人们自觉地把理性原则作为观察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原则的运动，在欧洲各地都是相同的。

第七章：革命

讲欧洲的文明史不能绕过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政治性革命，因为革命最终是文明的产

物。本章讲的是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以及十九世纪发生在法国以及中欧的群众革命运动，这些革命的活动形式各有不同，但都反映了这几个世纪社会、经济和人文的变化。反过来说，正是这些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变化，成为革命的“催生剂”。“革命”是十九世纪欧洲欧洲每日都会出现的词汇，折射出这个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冲突与斗争，超过此前任何时期所不能想象的的惊人变化。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以及时空观念，一切的一切，都换了面貌。

一、荷兰革命（尼德兰革命）

尼德兰革命的表现形式是反对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同时又有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对旧教的宗教战争的性质。这场独立战争从1568年起时断时续的进行到1648年，而将1572年北方人民起义到1581年北方各省宣布独立，建立了北方联省共和国，1609年被迫停战，称作尼德兰的革命时期。

有利于荷兰革命的因素：荷兰没有高度的君主集权制，由贵族、教士和平民组成的“三级议会”很早就发挥着政治领导的作用，有了“议会制”的形态；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荷兰没有像德意志那样严重的分裂；1588年英西战争中，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革命后荷兰的发展：荷兰在西班牙的海上霸权衰落之后，趁势建立了新的“殖民帝国”；海上贸易方面，荷兰的商船控制了印度洋和大西洋；荷兰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国内的社会氛围自由、宽松，集中了当时众多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

十八世纪荷兰衰落的原因：荷兰国土面积狭小，可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源不足；荷兰内部发生内讧；法国人入侵而导致分裂。

二、英国革命

英国革命的目的从根本上来说与尼德兰的革命相同 都是要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创事业、扫清道路，只是英国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要克服的是国内的王权，而不是异国的统治。英国贵族，尤其是商业贵族向王权争取权利的斗争是由来已久的。十三世纪的“大宪章”体现出的与王权分权的精神和原则成为英国的民族传统；十七世纪，王室与国会便分成了敌对的两派，国会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以致发生了王室与国会间的内战，国会获得了胜利，废除了国王；1688年光荣革命后商业贵族最终确立了自己的权益和地位，国会成为限制和制衡王权的力量。

英国的革命是没有理论准备的，这与法国大革命前的状况很不同，如果真的说有的话，那是英国传统中的经验主义起了作用。英国的整个革命都是“实用主义”的，从共和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从荷兰“引进”相对意义上的“虚君”，国会挟使新君批准一系列限制王权的，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法律，都显示出高度的“实用主义”的特色。

三、法国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背景：

（一）、经济状况“繁荣”：对外贸易增长迅速，工业发展，生产技术进步，工商业繁荣，金融资本飞跃发展；

（二）、君主集权制下的社会结构受到了很大冲击：商业贵族资产阶级化，并同工商业资产阶级一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三）、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

（四）、农业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地产问题非常严重，需要重新分配；

（五）、长期积累的社会不平等，引起各阶层人民强烈不满；

（六）、启蒙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法国大革命的过程：在革命进行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同色彩的派别出现。在制宪会议和而后的立法会议、国会公会、“巴黎公社”委员会、救亡委员会等第权力机构中，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有左中右的立场对立，他们之间的派系斗争从未停止，并且势不两立。法国在推翻王室的统治之后，虽然立即有立宪之举，却无法克服派系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以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多头派系的“无政府状态”走向新的专制。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法国大革命从一开始到拿破仑成为第一执政，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学的大实验。法国的这场革命把全社会都卷进来了，它的原则从此成为不仅是法国，而且是欧篇三：欧洲文明史 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欧洲文明史基佐著 第一讲

在第一讲中，他说：“法国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和焦点。”其他地方崛起的文明思想和制度，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在法国接受新的预习，才能从法国出发，征服欧洲。（下划线为引用原文）虽然这么说有夸耀法国之嫌，但从地理上看也确实如此，法国基本处于欧洲中部，我虽不完全赞同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无疑，法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注定他将要在欧洲文明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他花了一些篇幅以一种极为诚恳的方式来讨论什么是文明，“我们要注意不要陷入纯粹哲学中，不要定下某种推理原则，并由此演绎出文明的本质??我们研究的是这个词一般的通俗的意义。??通常意义来自普通见识??一个词的通常意义是逐渐发展的，在事实的不断出现中形成的。当一个看来是属于某一词的意义范围内的事物出现时，它好像被自然而然地收纳进去了。词语的词义会逐渐伸展??”我非常赞同他的看法，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某个事物时，经常会陷入纠结于定义的怪圈，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看法。即大多数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普通含义，而普通含义就是我们脑海中的普通见识，我们不必每次都要用哲学的逻辑来讨论其普通含义（虽然有时仍然需要，但那是哲学范畴的），否则那会非常地累。他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发展的观点，及一个词语的普通含义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它不断吸纳进新的事物（有可能也会去除一些旧的事物），我们在讨论不同时期的同一词语时，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们具有相同的含义，这点我也是比较赞同的。

他通过四个假设，提出文明的第一个概念：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然后进一步提出第二个概念：人性的发展与进步。社会的发展未必会立刻带来人性的发展，我总是联想起中国古代的社会（尽管我对古代历史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取得巨大的成就，还有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文化艺术品。但人性的发展似乎并不是如此，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也并不总是停滞不前），甚至有些时候还不如先秦时期。作者认为，人的内心的一切巨大发展都给社会带来了利益，而社会状况的一切巨大发展都给个人带来了利益??也许它们之间已经间隔几百年。如果真的隔这么久，还能够充分证明它们之间确有较为紧密的联系吗？我对作者这点略有怀疑。但也不是全无道理，毕竟如果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几百年也许也只是弹指一瞬。（恕我没有精力与篇幅彻底研究这一巨大的问题，只能随便说两句看法）第二讲

作者认为，古代社会，一种唯一的，或者至少一种强大的胜过一切的势力支配着、决定着一切??绝大部分战争以某一特殊原则的统治而告终??而近代欧洲文明不是这样，各色各样的势力处于一种互相不断斗争的状态，然而没有一个能消灭其他势力而占有整个社会。单一性可能会使社会迅猛发展，但也有可能迅速走向衰落。因为单一的社会统治势力总能最大限度地调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但当他们做出错误的抉择或是不再适应时，灭亡也就不可避免了，作者在这里列举了古希腊的文明。单一性还可能导致另外一种社会结果，那就是社会陷入停滞状态，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仿佛冻僵了”。虽然没有举出中国的例子，但我觉得，中国社会似乎就是这样，当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确立后，当思想上独尊儒术确立后，虽然不断出现新的社会势力或社会思想，但都不够强大，难以动摇它们的统治地位。中国文明在经历了突然的早熟后，陷入了建立王朝和再推翻的循环（虽然不完全是这样）。而近代欧洲则是君主政治政体、神权政治政体、共和政体、贵族政体等共存或是轮流占 有绝对优势。这种差别同样呈现在思想感情上。这种多样性既是一个不利条件，因为它在早期使欧洲发展极为缓慢；同时也是一个优越性，它使欧洲的发展从未停止过。构成社会诸阶层的有各色各样的因素，同时他们又处于不能相互排斥的状态，这就产生了今天盛行的自由。这是我刚刚接受的观点，既然大家都无法使除自己以外的人服从于自己，不如大家相互尊重对方的意愿，这便形成了自由，作为个人如此，作为社会各阶层，各势力也是如此。我想虽然这未必是自由唯一的起源，但至少也是起源之一吧。

罗马帝国的形成：一个城市→诸城市的联盟，罗马的扩张史是征服与建立城市的历史。地方自治的形式和精神占主导地位，这样一种制度极为松散，不像中国的中央集权，最后只能走向分裂与解体。

（下面并非是按原书一讲一讲来写的，有所忽略与跨越。）

宗教

与此同时，罗马内部形成了基督教教会团体。分为三个时期：1.最早时期表现为一个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思想感情的单纯的团体；2.一批教义、教规、戒律和官吏开始出现；3.教士阶层的产生，是与人民截然不同的一个教士团体??总之是一个完整的政府。教会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它引入了一种精神力量，一种依靠人的信念，道德信条和情操的力量。这是一种可以用来对抗物欲的力量，贪婪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但给我们印象似乎有宗教信仰的地方，对物欲的渴求似乎是少一点的（我也不知是否正确，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用宗教信仰的力量来对抗贪欲，也是方法之一，但也仅仅是之一而已。它支持和传播了一种关于规则、一种高于一切人类规律的规律的思想。记得有人从逻辑上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而一般我们所理解的上帝只是那种高于一切的存在的拟人化形态。可能作者这里所指的正是那种“无与伦比”的存在。但关于逻辑，关于上帝，我仍还是没有一种清晰而具象的理解。同时，宗教开始与世俗势力分离。

但在5世纪时，教会还是产生了一些不健康原则。统治者想独立于被统治者，试图夺取世俗权力，实行专制统治。

宗教代表的不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宗教感情，还意味着一个宗教的社会，一个宗教的政府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而权力则不例外地落到最能干的人手中。

在这里，作者简单讨论了政府。政府不是靠高压手段成立的，也不应该依赖于高压手段维持，而是要探索出每种情况的“真理”——最合适的处理方法，使人们愿意接受，即使不再需要采取高压手段，政府的必要性和它的实际存在还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我们的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想“专政”一词是否意味着作者所提出的这个理念，并没有为我们的政府完全接受呢？虽然政府似乎正在努力做出改变，但不可否认高压手段从来也没有消失。而良好政府的第二个条件则是对自由的重视。

门阀这个词不适用于基督教教会，因为它基本不存在世袭的情况。教会选择掌权人的两个原则：1.上级选择下属；2.下属选择上级。教会在这个时代里，由于尊重平等、尊重合格的优秀人士，取得了很大的势力。这也是教会受欢迎并取得较大发展的原因之一。然而，坏的原则也如影随行：1.否认个人理性的权力；2.擅自采取的强迫权。我觉得这是由其宗教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宗教总是有向外扩张的趋势，总是希望更多的人成为信徒，宗教有权威性，无所不能的上帝是不能怀疑的，因此它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人的理性的发展。它会告诉你某个事实就是那样，而不是为什么会那样。而那些怀疑者或是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则会遭到无情的打击。这种对自由的抑制其实是违反宗教的原始准则的，其最后也会对宗教本身造成负面影响。

5到6世纪面对新来占领者时，宗教曾试图转变他们的信仰，但暴力最后占了上风，宗教提出：与世俗势力分离和相互独立的原则（客观上为思想独立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修 道院制度得到发展。君主有时会尝试摧毁宗教的独立性，而宗教也在尝试取得对世俗社会的支配权。而当他们站在统一战线时，就产生了糟糕的结果——迫害异端。

野蛮时代即将结束时，查理曼做了一次恢复罗马帝国的尝试，但却没能成功。随着查理曼帝国的崩溃，宗教也陷入了混乱状态，虽然教会内部努力寻求统一，但却加剧了分化。

在12世纪前，教士完成了与基督教普通民众的合法分离。但人民在教会中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因为教士与各种身份的人均有联系，且作为封建组织的一员，难免与世俗社会不断接触。

教会的管理方式以及它对人民的影响

关注对人内心的发展，以温和的思想感情启发权势者，使他们与弱者之间的关系更合乎正义。同时关心教士团体的发展和教士个人的教育。而对于社会发展，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奴隶解放，禁止一些野蛮习俗，改善了刑法、民法。教会的悔罪制度也是有其合理性与先进性的。但仅仅靠这样一种道德上的约束还是很难维持社会的稳定。

对其作一个概括性的论断：宗教对近代欧洲的道德界和知识界，对公众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发挥巨大影响，总体来看对人的心智还是有益的但在政治秩序上则不然。

十字军东征

始于11世纪，持续到12、13世纪，这是一个全欧洲的事件，具有广泛性与自发性。精神上的原因是宗教情感与信仰冲动，社会方面的原因：国家、生活、思想都局限在狭窄的天地里，而人们对游动生活带来的刺激和惊险的爱好依然存在。

其最初的目的只是与伊斯兰教的斗争，在第一次东征时，伊斯兰还只是痛恨的对象，但后来则不把他们当做是妖魔一样的存在，毫无疑问，这其中经历了一次真正的思想革命。文明的交流也许最初是以冲突的形式，但十字军的参加者在途中的所见所闻使他们的眼界、思想更加开阔（一些重大发明如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可能是十字军战士带回欧洲的），有利于他们摆脱偏见，心智成熟。可以想象，一个与自己所处社会情况完全不同的文明与世界给人内心带来的冲击有多么的大。同时，许多教众目睹了教廷的政策和生活方式，了解了在宗教争议中私人利益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宗教信仰不再是思想活动的唯一领域。到13世纪末，发动十字军的精神原因已不复存在。而欧洲则向着思想自主、自由迈出了一大步。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多么的重要。正如我们的国家，不必将所谓的西方的价值观当做洪水猛兽，只有更多的交流才能使相互之间更加了解，才更有利于民众心智的发展，更何况现在的交流也比当初更文明、方便得多。我们要做的不是告诉民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而是应该尽量客观地向他们展示一切，让民众自己做出选择。组织神权政治的尝试

但在一开始就碰上了阻碍：基督教靠单纯的精神力量，没有管理事务的实权。

其他障碍：封建贵族的抵抗；宗教的独身主义，使其不能完全同化继承者（因为不是世袭）；教士集团内部也存在纷争。

其最光辉的时代是11世纪末期，教皇格列高利掌权期间。他的主要思想是：教士掌管世界，教皇掌管教士，一个庞大的正规的神权政府掌管欧洲。虽然直到13世纪中叶，神权思想依然兴旺，但大规模的群众反教会行动在欧洲的大片土地上发生了。15世纪精神领域的变革 15世纪前，未见除宗教外真正影响人民大众的普遍而有力的思想，教会所排斥的思想未能在人们头脑中普遍而长久地扎根下来。而然到15世纪初，出现了公开要求改革的呼声。一方面，宗教会议寻求合法改革，一种明智而又羞羞答答的改革；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教会外的，凶猛而热烈的改革。随着东罗马帝国的覆灭，希腊难民给意大利带来了更高深的古文化知识和大量文稿。我觉得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艺复兴，产生了一批自由的思想者。这也为16世纪宗教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宗教改革

首要效果即是将欧洲国家分为两类：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这一对抗从16世纪初一直延续到17世纪中叶。

作者并未对这一过程进行详细记述，但给予这一运动相当高的评价。

我认为这是欧洲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当然这是一系列事件的集合）。耶稣会取代了原有的教会势力，宗教渐渐被驱逐出政治，神权不再具有世俗的权力。民族意识随之觉醒，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逐渐形成，这是政治上非常关键的一步。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人类心灵争取自治权的一次尝试，废弃了精神霸权，实行心灵的自主。以法国为例，思想独立和自由的原则得以确立。这是向着人类心灵的解放迈出的一大步。这也是我们的国家到现在也没能完成的事业。

虽然不可避免，宗教改革存在许多矛盾与弱点，但还是向所有信徒敞开了宗教的禁区。当信徒重新成为宗教的主人时，宗教也就离开了统治社会的地位。

野蛮时代

开始于5世纪，罗马帝国覆亡后，欧洲文明诸成分不断斗争，但没有一个能成功统治社会，直到9世纪左右。政治上正统的原则就成了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在一切权力的起源上，我们遇到了武力。作者指的是一切权力，即使起源不是武力，也必然会受到武力的影响。但所有的制度都否认武力是权力的起源，因为他们知道，凭借武力建立的权力不是稳固的，某一天，其他制度也会凭借武力取而代之。所以他们才会自称：他们凭借古老的历史获得了一个不同的资格（建立权力的资格）。这便是政治上的正统性：否认物质力量是权力的根源，而把政治上的正统与公理、正义与理性联系在一起。

个人的状况：四个阶级的人——自由人、leudes（通过伙伴与首领关系承担义务与获得土地）、获得自由的奴隶、奴隶。各阶层的人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会相互转换。

社会状况：贵族、王权与自由政体的并存。

野蛮状态产生的原因

物质上：连续不断的入侵，法兰克人的王朝更迭，东北方向的入侵逼迫着日耳曼人向西，同时阿拉伯人开始了对地中海的征服。

精神上：没有为大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核心思想。

野蛮时代结束的四个原因

1.欧洲试图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的本能 2.辉煌的罗马帝国留下的回忆 3.基督教会的努力 4.伟人的出现

随着南方和北方入侵活动被制止，各族移民居有定所，财产固定，野蛮时代达到了它的终点。

封建时代 10世纪初，作为野蛮状态的第一个产物，封建制度控制了欧洲。是必要的、唯一可能的社会状态，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它已被普遍地建立起来（这似乎是存在即合理的逻辑）。

封建制度改变了人口在地面的分布，领地所有者和居住在这片领地上民众构成了一个小的社会，所有者在他周围的人的心目中必然具有惊人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不同于古代贵族，它完全来自于他本人，这将产生一种高傲与自负。五六个人处境优越而又疏远社会中其余的人，这就是封建家族。

作者认为：妇女地位方面的进步应归功于家庭生活方式在封建制度内的发展和必然优势。乍一看与我印象中，中国的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十分矛盾，其实细想后也不难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与欧洲的封建社会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其实中国的“封建”社会只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欧洲意义上的封建只是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而无内在的联系。再加上社会风貌、文化的截然不同，妇女地位的不同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两种封建有一点似乎是相似的——世袭的观念。封建制度还是引起了广泛的痛恨，因为它是个人对个人的控制权力，是一个人意志的统治。一旦他看出他的主人也仅仅是一个人，压迫他的意志纯粹是一个和他自己一样的凡人的意志，他便感到愤慨而强压住怒火忍受这种桎梏。封建制度中即不存在高过一切的意志和权力，也不是公众意志和权力的体现，这样很容易产生反抗。

在我看来，欧洲的封建似乎是向君主制的一种过渡，人们由那种极为松散的野蛮状态，一点一点走向集中，先是集中于小的封建领主，下一步即是集中于大的君主，可以说也是为君主埋下了伏笔。

君主制度

几乎与十字军运动发动的同时，君主制开始了它的发展过程。这里的君主制，与我之前脑海中的君主制还是有所不同的。在中国古代，君主制几乎意味着个人意志的统治。但这里的君主制虽然以个人意志的面目出现，然而却是人格化的共同意志。这一意志基本上是合理的、开明的、公正的、不偏不倚的、超越个人意志之上的，正是以这种名义，个人意志才取得统治的权利。君主把自己描绘成绝对统治者的代表，因为他们在表面上有着极大的相似。君主制有时能加速社会的形成，因为它比起其他形式更强大地代表并行使了绝对统治权。君主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5到12世纪，蛮族君主、帝国君主和宗教君主同时出现。当封建制度盛行的时候，出现了第四种君主制度——封建君主制，然而此时的实权都存在于地方，国王有名而无实。自12世纪始，欧洲的君王以一种公共秩序的维护者的面目出现。而君王只有以一个英明的执政官的面目出现，才能成为为人民所支持的力量。

到17世纪，欧洲大多国家都实行了君主制。作为社会统一的象征和核心，君主制确实促进了了欧洲统一国家的形成。后记

看完这本书，心中还是有不少感想。首先，如果怀着想了解欧洲具体历史的心态来看这本书，可能会觉得失望。但这本书似乎是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来看欧洲文明的历史，还是给我展现了一幅宏伟壮阔的欧洲文明景象。它的立足点非常大，只描写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对于细枝末节的问题则相对提到较少。篇四：西方文明通论读书报告

西方文明通论读书报告

政管院 查娜 2010405039 说到西方我们从小有一个概念就是资本主义的地方，一切都是跟我们敌对的。他们那么“邪恶”。是西方文明通论这门课给我打开了不一样的西方大门，明白了原来我们跟西方有太多的隔阂。西方的宪政制度，西方的自由市场，西方的古典艺术，西方的法律哲学文明，西方的宗教，科学是那么的个性饱满，富有魅力。那么究竟我学到什么呢？ 西方历史轨迹

西方文明源于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经过了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和拜占庭文明。其中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发展为拉美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拜占庭文明发展为了伊斯兰和东正教文明。

西方政治文明

西方政治以个人主义，民主，宪政，自由，平等，和多元主义为代表。个人主义是西方 政这治文明的精髓。它的含义有.独立的个人是社会的本原或基础。个人是社会的终极价值。在西方国家和团体都以个人为出发点，保护个人权利。我们从小受到集体主义的教育，但现实中很多时候个人是牺牲品，我们的的利益总可以被集体或国家占有，这样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显得很被动，我们无法认清自己是谁我们是不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有很多困惑我们有太多想改变的价值观。往往我们的集体主义价值引领我们走走向最极端的自私主义，因为长年被剥夺个人力所应得的利益导致公民越来越冷漠，对身边我们该帮助的是秦国越来越麻木不仁。对待战俘的观点上我们和美国有着不同的观点。上届美国总统候选人麦卡恩在越战时被俘，在监狱里受尽折磨，回到国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大家认为他是英雄，他保住了性命国家要感谢他。那么这个人如果是中国人呢？我们会如何？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会去接见吗？我 们的cctv会写出欢迎xx战俘成功回国的字样吗？我想不会，我们在朝鲜战争时这样现在更不会改变。因为国人的价值观念比起当年没什么质的飞跃。中国人一再强调集体主义但是为了集体而真心付出的人少之又少。这就是长期压抑的个人主义的后果，变得不伦不类。西方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在于发明了宪政制度。它的含义是通过宪法的形式规范和个限制国家权利保障人民的权利。就是说国家和个人的所有活动都不能逾越宪法的范围，同样国家和个人的行为被宪保护。无论是总统首相还是普通的人民都秉承着宪法精神。有一次奥巴马想关心孩子们的教育便拨通了一个学校老师的电话说：“你要督促孩子们好好学习啊。”没想到老师立即回答：“这不是您的职责总统先生。”是的，这不是总统该做的事情，在美国政治史不能参与到教育。那个老师拒绝了总统的违宪做法，也证明美国每个公民在宪政规定下生活工作着。这是一个美国普通教师的例子。让我们看看中国外交发言人姜喻在某次记者发布会上怒吼道：“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多么经典的话啊。如果在 一个民主国家宪法法律不是挡箭牌那什么该是挡箭牌呢？这句话应该让所有中国人深思。这样的例子太多，我不是愤青我只是想让我的祖国变得更好，政治更加民主更公开没有那么多躲猫猫没有那么多为违宪政的事情。

再说一下西方的自由平等的思想。美国人把自己的自由女神像看得跟我们中国人看长城或故宫一样重要。因为那是美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没有自由平等思想的号召，当年的清教徒，犯人，穷人们就不会承着五月花号到不知的美洲大陆来寻找真正的自由。正因为这种思想美国打败了自己的宗主国，也正因为这样美国人在不断的扫除着自由平等的绊脚石。从美国独立革命，南北战争，解放黑奴宣言，六十年代黑人运动，最后到黑人当上总统国家变成多边主义的民族大熔炉。

西方科学文明

科学主要有两个历史根源。首先是技术传统，它将实际经验与技能一代传下来，使之不 断发展其次是哲学传统，它把人类理想和思想传下来并发扬光大。梅森说：“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科学，是人类文明普遍进程中一个比较晚的成果，在近代历史以前，很少有不同于哲学家的传统，又不同于工匠传统可言”。现代科学导源于希腊，同时也导源于罗马。“腊代表着种理论的哲学传统，同时欧洲的母亲，在那里可以找到现代观念的源头。”而罗马人代表着重实际的工艺传统，“在意大利6世纪时有两个未来的时代奠定基础的杰出人物，一个是圣.本杜，另一个是大格黎哥里”。

需要是技术之母，而好奇心则是科学之母。萨顿：“科学从何时开始？它从哪儿开始？它开始于人们试图解决无数的生活问题 的那个时候和那个地方。最初的解决的办法纯粹是权宜之计,但开始时必须这么做。这些权宜之计大概后来逐渐通过比较，概括、合理化、简化、互相联系和一体化，于是，科学之网便慢慢的被编织而成。”与需要和好奇心相对应，构成两种科学的动机和目的，一种是追求实用和功利 ；另一个则是追求知识和理想。到了大学不能说所有都是以功利的目的读书考各种证件，考试。我们的校园里充斥着各种考试的广告。真的是大家为了追求真知而去不辞疲倦的在赶考吗？大学本应该是追求真理，实现梦想的地方。可现实往往让人跌到谷底，在很多人看开大学是通往好工作好生活的途径。昨天送大四的师兄师姐，我们喝到正酣大四的师兄走过来跟我们蒙古的喝酒，其中一个师兄说：“祝我们一起升官发财！”另一个师兄则说：“说得淡一点祝我们一起幸福”。前一个师兄的话让我想了很多，我们经过大学四年的洗礼就是要为了升官发财吗？我们在这个物欲横流年代里忘记了大学对于我们的真正意义。

西方哲学与宗教

“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

——《申命记》

如此的虔诚，如此的智慧，如此的苦难却如此的坚韧。他们失去自己的家园两千年，他们在世界上颠沛流离两千年，他们饱受战火、杀戮和屈辱两千年，但是他们却不可思议的保住了民族的血统、智慧和信仰。他们，就是古老的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是与上帝订约的子民，他们来自公元前2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他们带来了上帝和先知的福音，为世界的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很难理解这一切，但这是真的，因为上帝与他们有约定，上帝在召唤他们。西方的文明也可以说是基督教文明，西方人的生活离不开宗教，因为有信仰因为有上帝人们的行为被限制着，他们不能做做出违法自己信仰和上帝的事情。

西方文学

人于生俱来的是理智、道德还是欲望、罪恶？我们应该崇尚制约还是解放本性？这种对人类灵魂的拷问之声，对人类自身的思考琢磨，自始至终回荡于西方文学之中，也推动着

它的发展和变化。古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源头之一，其中蕴涵的关于“人”的观念，经由古罗马文学的传承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古希腊重视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人智）。在这种文化中产生的古希腊文学，就呈现出张扬个性、是原欲型的，虽然其的中也不乏理性精神，但这种精神主要是对人的肯定而并非是与原欲相对的理性意识和道德规范。

我们在读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时，我们能很容易的感觉到这些作品在召唤人的价值人的个性。是他从中世纪宗教的束缚中解救出来。文艺复兴的先导很巧妙的用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复兴的方法诠释了个性的解放，个人理性的追求。

西方文明并不是我们以前误会的那样不堪，他跟我们东方文明一样灿烂。有些对于个人的追求方面的价值是我们东方文明所不及的地方。让我们理解容纳各自的文明，尽量消除隔阂，为人类的明天而奋斗。2011年6月19日星期日篇五：《极简欧洲史》读书报告

浅读《极简欧洲史》有感

约翰·赫斯特的这本《极简欧洲史》是我读过的第一本教科书以外的西方历史读物。因为本人的历史知识积累比较少，书中有些历史事实还需要借助互联网搜索引擎。但读完了这本书之后，确实增加了自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也让我对西方的历史产生了兴趣。读史可以使人明智，希望可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多读历史，增加自己的文化积累和修养。这本书是本公认的好书，极简却不简单。作者主要通过三大元素——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日耳曼蛮族之间的关系和发展来引出整个古代、近代欧洲史。前部分概述了这样的关系和发展，后部分通过几个主题来展现特定时期的历史风貌。这三大元素的三次连接分别是：罗马帝国变成基督教的天下；教会变成罗马人的教会；基督教会将希腊和罗马的知识成就保存下来。这三点基本算是构成近代欧洲的起源。后面的六章分别涉及到争战、启蒙、政体、神权与皇权、语言和民生。从时间维度看，作者将欧洲史划分包括古典时期、中世纪和近代。古典时期从公元元年到476年日耳曼人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中世纪从476年到1400年。虽然书名叫做《极简欧洲史》，这本书却脉络清晰的将欧洲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剖析和讲解。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最大的困惑就是为什么西方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直到读到书的最后结语部分，有句话我想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国王，这是欧洲自由和繁荣的基石”。针对这句话，我也在网络上寻找了一些更具体的中西方历史文化的对比，我的答案是正是西方这种权利的制衡成就了现代的西方文明。欧洲虽然跟东方国家一样有王国专制的朝代更替，但东方国家是将所有权利收归于皇帝一人独裁，并且重农抑商，重视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抑制商人发展的繁荣。而欧洲国家不仅有国王，还有宗教里面的教皇，王权与神权之间互相牵制。而且当时的欧洲继承了古希腊的民主概念，对于财产所有权和私有制非常重视，所以拥有财产所有权的商人地位并不低，商人可以以财富为筹码去决定整个国家的统治者。这样也引发了各种思想变革浪潮在欧洲蓬勃产生，而在东方国家，诸如中国“焚书坑儒”、“八股文”、“禁书”等，从源头上就遏止了思想火花的绽放，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不到两百年也被“独尊儒术”所替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四大发明在中国，但经济的繁荣，科技的革新却发生在欧洲，因为那里有滋润各种思想的土壤。

第二个困惑就是宗教为何在西方文明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中国似乎并非如此。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到中世纪的各种热潮争议都没有离开过“宗教”这个话题，从古典 时期的宗教是上帝拯救人间的桥梁，到后面怀疑宗教是否是迷信，是否是属于私人思想领域的权利。于此种种，而在古老的东方，据我对历史知识的了解，并没有一种宗教可以像西方的基督教一样在社会和文明的变革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个困惑，我同样查阅了相关资料。任孟山老师在对《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这本书的书评中写道，“在欧洲、印度和中国这世界三大文明体系中，惟有中国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最为模糊。与欧洲国家不同，在中国历史上的多数时间里，没有强大的、高度组织性的宗教，也没有教会与国家之间长期无休止的斗争。”另一方面，“在西方社会的组织架构中，基督教有着正式的组织性体系，独立于世俗社会之外，而且拥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地位，甚至可以和主权国家分庭抗礼，中国则不是。中国是一种分散性宗教，其神学、仪式、组织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等方面的观念与机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个问题，让我想到基督教信奉的是唯一的神，人们所有精神的需要都向惟一真神祈祷。但是中国人是为不同的目的向不同的神明祈祷。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做生意想发财的时候敬财神，想要孩子的时候拜观音，不想挨饿的时候敬灶神，祈求下雨的时候敬龙王。正是这种宗教的分散性导致没有一种权利可以和君权相制衡，也就无法在社会文明的进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第三点我个人非常喜欢和向往西方集理性、科学和浪漫、信仰于一身的文化。从这本书中我也找到了西方为什么能形成这种文化的答案。赫斯特在书中写道，“其他的文明只有单一传统，不是这种具有三重元素的大拼盘，欧洲在道德和智识生活上一直受到煎熬、困扰和瓦解。欧洲的血统来自一种非常混杂的渊源，没有一个可以称为‘家’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这种矛盾形成了欧洲文化的魅力。法国启蒙运动宣扬理性、科学，而以德国尤烈的浪漫主义运动崇尚感受、情绪以及所有强烈的情感。这点让我想到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崇尚西方的文化和思想，却越来越失去本国的文化和信仰。怎样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文明更好的结合，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个值得思考的课题。以上是读了赫斯特《极简欧洲史》的一些感想和思考，这本书虽不能让我真正走进西方的历史，触及到西方文明的本质。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开头，让我对西方文化史有了个框架性的认识，也给了我学习英语的一些背景铺垫，同时也让我拥有了继续了解西方历史的兴趣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