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明的冲突？》有感

第一篇：读《文明的冲突？》有感

读《文明的冲突？》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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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冲突？》的作者是塞缪尔·亨廷顿，这篇文章写于1993年。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20世纪末的1990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亚洲四小龙经济迅速崛起、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快速的经济增长，还有掌握世界能源命脉的穆斯林国家也不太平。随着以意识形态为冲突根源的冷战的结束，西方与其他各文明国家尤其是与穆斯林国家、儒家国家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最令西方尤其是美国不安的是，支持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的是儒家文明而非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更可怕的是中国经济奇迹般的腾飞。

作者认为，继君主间的冲突、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意识形态间的冲突后，文明的冲突将成为下一个冲突的类型。作者总结出7种或8种主要文明，它们是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首先作者认为文明间的差异较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更难消除。其次，文明间的交流加强了人们的文明意识，是人们对于自己的文明产生更深的认同。再次，宗教填补了身份认同的缺口。最后，西方所推行的普世文化引起了属于非西方文明人们的反感。还有来自经济方面的原因，就是经济区域主义的抬头。对于作者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作者认识到了文明在未来世界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文明对于人的影响是深远持久的，较经济和意识形态来说却是更难改变，作者说：今天，文化的“丝绒幕”已取代了意识形态的“铁幕”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分界线。毋庸置疑，文化对于国家间的关系影响很大。但是，作者在此扩大了文化的作用，甚至有用文化之间的差异鼓吹战争之嫌。文化自身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文化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所决定的，作者忽略了政治经济对于文化的决定作用。就以作者所提到的西方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矛盾为例。这绝不仅仅是基督徒与穆斯林的战争，这是对于未来世界能源命脉的争夺，根本问题是对石油资源的掌控问题。作者关于文明的冲突的观点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也有偏颇之处。

作者的另一观点为，未来世界格局僵尸西方与非西方的对垒。实力上的差距是对垒的一个原因，而根源是文明的差异，即价值观和信仰的差异。作者还将非西方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种是用自我孤立的方法从而免遭西方侵蚀，如缅甸和朝鲜。第二种是“见风使舵”的国家，他们试图加入并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比如土耳其和墨西哥。第三种是试图发展经济和军事并通过与其他非西方国家合作平衡力量保存本土价值观，简而言之就是现代化而不西方化。作者对于非西方国家的划分在我看来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我认为，我国的发展的基本政策应该是第三种，即现代化而非西方化。我国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自身的经济军事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际地位、屹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只有经济军事实力过硬、综合国力的提高才会有保证、才能更好的保护我国的本土文化，使我国的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保存、愈久弥新。自我封闭，与国际世界对立显然不是明智的做法，要使我国的文化得以保存，就要在交流与传播中达到到传承的目的。我国有悠久的文明，这与西方的文明是截然不同的，加入西方或接受西方的价值观是不可以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要不断壮大经济与军事实力以保护我国文明，同时要防止所谓的西方化，要实现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支持下的现代化。未来世界不应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对垒，对垒的结果也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世界应该是西

方与非西方共同发展的世界。

我认为，此文中，对于我国最有借鉴意义的观点是：“共同的文化非常明显地推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香港、台湾地区，与新加坡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华人社区的经济关系的迅速扩张„„如果说文化共性是经济一体化的先决条件，则未来重要的东亚经济集团很可能以中国为核心。”共同的文化根源、共同的祖先使我国与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等华人众多的国家拥有重要的文化纽带。我想，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来说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是靠任何力量都得不到的重要条件。我国政策制定应该重视到这一点，在经济领域提出更多针对东亚华人众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利的经济政策，达到互利共赢，促进东亚经济整体发展，提高亚洲的整体实力，提高亚洲尤其是东亚在世界的地位。

总而言之，未来我国的外交政策还应该是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每一种文明都是不一样的，西方文明曾一度想凌驾于其他各文明之上，事实证明这只能适得其反。文明本无优劣之分，和平共处才是长久之计，正如作者在结尾的所说的：“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存在任何统一文明的世界而只会存在一个多种文明的世界，每种文明都必须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处。”其次，还要能够充分利用共同的文明，发展经济实力，提高我国以及我国所在的东亚地区的整体实力，提高华人的影响力，为我国的传统文明提供良好的延续与传播的土壤。包容性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根本特征，相信在未来一个各种文明并存且共同发展的时代，中华文明定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性，在自身得到全面发展的同时也能与其他文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各文明的共同进步，而非挑起所谓的“文明间的冲突”。

第二篇：读《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有感

读《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有感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本书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1927.4.18--2008.12.24），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1951 年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先后在美国政府许多部门担任过公职或充当顾问。现任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计划顾问，《外交政策》杂志发言人与主编之一，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作者。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明冲突论”。主要观点是：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中外很多学者都从指摘亨廷顿文明范式的种种缺陷入手，来批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而肯定利益决定论。我认为亨廷顿说法虽然偏颇，但毕竟文明的冲突是历史的一个方面。我也同意在当今这个精英主控政治的形势下，文明的冲突只是手段，但觉不会成为目的。

我个人认为作者的“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将会决定社会格局的变化，将会深刻的影响和改变社会秩序”这一观点

有些夸大其词。几大文明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在所难免，社会格局的变化不会单单只是受文明格局变动的影响，作者认为文明决定社会格局，这有点牵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我们必须清楚的看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社会格局的巨大影响。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和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达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巨大的社会格局和社会性质的变化定然无法同生产力发展脱离干系。所以我认为作者在这方面的认识缺乏科学依据，有点主观臆断了。

但是纵观整本书，作者的精辟言论和对文明的深刻认识仍让我受益匪浅，也相信这本书会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推动价值。

第三篇：读《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有感

读《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有感

“现象是物质本质的表现形式。”通过读《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作者的观点是具有文明共同性的国家之间更易结盟，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相互之间的文化认同。文化是思想的一部分，在某些方面甚至具有比思想更广更丰富的内涵。

我认为文明是一个民族的思想，是传统思想、审美观、价值观等的综合，是一个民族的本质。而具有文明共性的民族或国家之间更易取得文化认同则是这种本质的表现。

自古以来，中国和韩国就有很多交往，不仅是官方的，民间交往也很多。特别是儒教的传播，使中韩两国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所以，拥有更多的文明共性，两国更容易取得文化认同，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

近代以来，文明虽然逐渐演变成多元化的，但仍受着西方文明的不断影响和渗透。从我国来看，在公元1500年以前有过中华文明，但从清朝以后我国就开始受到西方文明的渗透和影响，近代从人们的衣食起居到政治体制无一不在模仿着西方社会，甚至是宗教信仰，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人们在衣着方面等一些细微之处，这些影响仍能看到。所以，文明之间相互的碰撞渗透是不可避免的。

现代的世界是文明多元化和多极化的世界，但美国在某些领域的领先地位仍不会改变，而欧盟的建立也为西方注入新的动力。无论是政治、经济或是其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的领先地位并不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我认为，中国正处于新旧文明的交替时代，很多观念将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很难绝对的说没有文明的相通之处。随着我国人均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专业性知识的知识分子的增多，很多方面都有发展的潜力。所以我对我国的发展很有信心。

“国家都追随与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他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而核心国家更是这样，历史上，我国在经济文化方面曾处于领先地位，作为东亚的核心国家受到过周围具有文明共性的国家的追随，现代，由于政治体制的相似和观念的相通，苏联也曾作为文明的核心国家受到我国的追随。由此可见，只有形成全球性的共同文明世界才可能真正成为一定意义上的全球共同体。从这个规律中，我们能发现秩序是由大国强国决定的，因为他们拥有更强的经济、军事实力，与更多的国家拥有文明共性，建立更多的良好的国际关系，才有更多的文明追随者。可是现代社会是多极化的社会，世界拥有众多实力雄厚的经济政治团体，而它们之间也是相互交织，并没有完全的孤立，所以超级大国的时代已经不会出现，但西方化的趋势并没有因为这种趋势而消失。

作者在文中将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明区划分为一个日益崛起的力量，而且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以中心国家为核心的，他把中国文明放在了西方文明的竞争以及相对立的层面，一定程度上给中国威胁论提供了依据。

我个人以为，未来国际社会的关系还是决定于经济实力，反观文明的影响，在国际事务中处于重要地位，可要将文明归结为世界秩序的经定性因素，未免有些太过牵强。世界秩序的重建，依赖于新崛起的经济实体的联系和对抗。对和平的最大威胁不应该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应该是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例如中东问题，我个人觉得还是应为石油的原因。最近紧张的南海关系，最重要的还是因为男孩蕴藏的大量的资源。所以未来应对风云突变的世界关系的关键在于，把握好经济这条脉络，用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

第四篇：读《我们的内心冲突》有感

读《我们内心的冲突-一种神经症的建设性新理论》有感

《我们内心的冲突-一种神经症的建设性新理论》[美] 卡伦.霍妮著 徐光兴主编 马川 译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如果说20世纪人类社会的百科全书，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创立作为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来记载的话，那么心理学研究还有一次颇具历史意义的变革——女性价值观取向的学说建立，也是石破天惊的创举，而扭转乾坤的就是卡伦.霍妮。

卡伦·霍妮，出生于德国。就读柏林期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此后长期研究精神病学。1932年来到美国，在纽约精神分析研究院任教。她发起了“精神分析促进会和全美精神分析研究院”的成立。一生著述颇丰。移居美国的经历是霍妮理论转向的一个重要“拐点”。霍妮是知识女性的一面旗帜，是精神分析学园里的一朵奇葩。而霍妮与弗洛伊德的决裂也是一大奇谈。

霍妮以一本《女性心理学》打破了弗洛伊德的神话，为20世纪女性精神分析研究开了先河。而在《我们的内心冲突》中，霍妮摒弃了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症起源于文明与本能之冲突”的说法，着眼于人的自我内心冲突和矛盾，并提出了尝试解决的途径。

何谓冲突？生活中，我们的兴趣、爱好、信念总有和周围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正如我们会和周围的环境发生冲突一样，我们内心的冲突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男男女女，必须在众多选择中做出决定。所以我们面对的冲突是无处不在。而面对冲突时，我们即使是认识到了冲突，要解决冲突则必须愿意面对更多且有所放弃。当冲突集中到生活的重大问题时，要认识和解决就愈发的困难。普通人面对冲突尚有如此之多的困难，放在神经症身上恐怕面对的就更多了。

霍妮的《我们内心的冲突》主要讲了神经症冲突和尝试解决的途径以及冲突为解决的结果，并且还为此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义的建议。

霍妮经由观察的深入，发现患者对内心存在的矛盾冲突竟然一无所知，“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她说。当她试图指出这一点时，患者开始回避并惊惶不安。“这种反应使我明白自己是在玩弄炸药。患者想避而不谈他的冲突，那是自有其道理的：他们怕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撕成碎片。”其实，回避，也是“解决冲突”之道。但那不过是试图否认冲突的存在“并制造一种和谐的假象”。

霍妮在此书中将神经症人格分为了三种，即屈从型人格、攻击型人格和孤立型人格。不同的人格类型对自己的和他人的态度是不同的，并且他们有着不同的需要。特质焦虑以及世界观和价值观，他们有着各种内心的冲突。屈从型的人迫切的需要“亲近人”，他们需要情感和认同，当然，每个人都需要别人喜欢自己，认同自己，需要拥有归属感，但是“神经症患者对于这些需要却是近乎强迫和盲目的”。这些都是源于他们极度缺乏安全感。他们为了获得所谓的“朋友”经常会主动地去满足他人的要求，或主动的满足他以为的他人的需要。霍妮认为，“屈从型的人还会经常感到自己软弱无助，他对自己很轻视而同时又对他人存在着强烈的依附性。但事实上，屈从型的人也有攻击的倾向，只是他们选择了将攻击深深压抑，他们也想试图控制和支配他人”。他们将自己的意愿压抑下去，仅仅只是为了他们自己营造的“内心平衡”。

而攻击型的人受到基本焦虑的影响，他们也同样具有很多强迫性的特征。“他们想在这个竞争的世界里处处领先，事事成功；他们强烈的想要利用他人，胜过他人，试图让别人认为自己有用。”诚然，谁都想让自己受到他人的尊重，想在这个社会获得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但是，攻击型人格的神经症患者对于这些追求确实存在着很矛盾的一面的，他们压抑着自己内心对“软弱”的恐惧，强迫自己变得更强。的确，我们所有人都会存在着屈从和攻击的潜在倾向，但是神经症患者却还受着强迫倾向的折磨，从而出现种种内在的冲突。

在本书中，霍妮介绍的基本冲突的第三种即为对离群独居的需要，也就是对他人的回避。

我们每个人在一些时候可能都会有想独处的感觉和需要，我们在喧哗的尘世生活之后，在独处的时候享受着自己的内心的那一片净土，回味人生，这是对生活的一种享受。霍妮在书中指出“神经症患者却是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他们难以做到建设性的享受孤独，他们只是借此来逃避自己和现实生活”。他们认为“独善其身”的方法就是有意无意的限制自己的需求，他害怕对别人产生依赖，因此他们采取不接触，他们对于独立的追求也是强迫性的。综上可以看出，每种类型的患者对待他人的基本态度都有着明确的价值。屈从型的患者妄图为自己建立起和外部世界的友好关系；攻击型患者则认为只有武装自己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而回避型患者则是试图获得心灵的完整和清净。这三种倾向事实上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中都或多或少的是必要的，但是当对他们的追求变得强迫、刻板、盲目且在内心相互排斥时则就可能演变成为神经症。

前面讲的主要是神经症患者对待他人的基本态度，这里面体现了他们应付冲突的两种主要的办法，一是压制人格中的某些方面而突出它们的对立面；二是让自己和他人保持足够的距离，使冲突无法产生。面对冲突，他们还会采取其他的途径来解决，首先，霍妮提出了理想化意象的概念，理想化意象与真实得理想是不同的，它仅仅只是患者盲目尊奉的一种固定的观念。“他的整个实际的自我对他反而显得不真实，于是他心中创造出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来取代真实形象；在这人为的自我中，冲突的各部分改头换面，不再像是冲突，倒像是一个丰富的人格的不同的方面。……在所有这些解决冲突的试图中，这种理想化意象也许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对整个人格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反过来它又制造出一条新的内心裂隙，因此又需要再一次的缝合弥补。”可见理想化意象也是解决基本冲突的一种尝试他对患者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他只存在于患者心中，但是对患者和他人的关系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理想化意象也会让患者越来越远的离开真实的自我。为此，他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为了消除这种裂隙，同时也偷偷抹去其他的冲突。这就是我称为„外化作用‟的那种手段，患者认为内心活动是自我之外的事件。如果理想化意象意味着与实际的自我有几步之差，外化作用则使事实面貌面目全非。外化作用再次产生了新的冲突，或者大大加剧了原有的冲突，尤其是自我与外界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当患者的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距离达到一个严重的程度时他们就会选择自我逃离。以上就是霍妮观察到的神经症患者试图解决内心冲突的几种尝试。“这四种尝试绝非患者仅有的倾向，他另外还有办法，只是不具有这几种的普遍意义。比如，患者武断地自认正确，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的主要功能是压制内心的疑虑；僵硬死板的自我控制，其功能是企图凭借意志力量把已经分裂的内心世界强凑在一块儿；犬儒主义的表现，通过对一切价值观的蔑视，自然取消了与理想有关的冲突。”

同时，在此书中，霍妮也很详细的讲述了神经症患者冲突未解决的后果，患者的外强中干一旦被揭穿，内心的平衡被打破后就可能产生恐惧。内心扭曲到一定的程度后，患者可能就会产生人格萎缩。他们拒绝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拒绝承认因果关系的存在。当种种冲突更加恶化时，他们就会产生绝望情绪，甚至出现施虐倾向，从而来缓解他们自己内心的冲突造成的压力。

霍妮根据这些症状也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法，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肯定了弗洛伊德的一些做法。同时她的临床指导，给医师留下了科学的解决方案，也留下了充分的个人想象的空间，由此“去发挥他的直觉和敏感以发现患者的内心状况”。但霍妮最珍贵的意见其实仍然是源于弗洛伊德的：“至于说到应该依什么顺序来分析病症，弗洛伊德的劝告也许永远有着最高的意义。他把医学治疗原则运用于分析时，强调处理患者的问题时有两点很重要：医生的解释应该是有益的；还有，这种解释不应该是有害的。”霍妮理解弗氏的意见就是：“分析医生必须想到的两个问题是：患者在这个时候知道了真相，承受得了吗？还有，这种解释对患者有无意义，会不会促使他进行建设性思索？”

但是，霍妮认为“过分的强调童年经历只是没完没了的重复，对于探讨患者当前的情况

没有建设性的意义”同时，她还十分强调文化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即内心的冲突所导致的人格障碍、神经症人格，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文化相关。“这类冲突的种类、范围、强度主要决定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明。如果文明保持稳定，坚守传统，可能出现的选择种类则是有限的，个体可能发生的冲突也不会太多。……但是，文明如果正处于迅速变化的过渡阶段，此阶段中相互根本矛盾的价值观念和极为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并存，那么，个人必须作出的选择就多种多样而难以决定了。”既然文化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如此重要，我们就该考虑我们的当今的文化给我们的人格发展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

如今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期，各种文化相互交织，我们面对的压力和竞争以及诱惑也就越来越多，现代人面临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繁忙的工作之后，很少有人会去关注自己的内心的需要以及找个适当的途径进行适当的宣泄，因此，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已经出现了种种心理问题。在我们周围经常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有的卑躬屈膝，仅仅只是为了获得一时的安宁；有的“飞扬跋扈”，但是内心却又对自己，对他人，对未来充满了疑惑和恐惧；有的人坚持“独善其身”将自己与他人隔离开来，以显现自己的与众不同。但是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自己不敢去深入探寻，周围也同样没有人给予关心。并且，也很少有人去寻求一些专业的知识，或者说我们的本土的专业知识并没有伴随着我们的不断变化的文化而发展，很多东西也只是停留在了表面。譬如，犬儒主义，作为神经症人格的一种类型和解决方法，在霍妮那里还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在本土，却还有很多蔑视种种价值的犬儒主义在进行自我宣告——通过霍妮，我们开始知道：庄周以降的犬儒主义者们，原来不过是一种非健康状态的神经症人格！而这类人格症状岂是生物性所能决定了的！

当然，美国的文化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传统文化告诉我们要谦虚谨慎，告诉我们不能“锋芒毕露”，告诉我们要“韬光养晦”，这就造成了我们有很多人已经慢慢习惯对别人的屈从和对自我的逃避，所以中国人在气质和神经症诸方面也不同于欧洲与北美。而这些，“只有文明的差异才能解释这些区别”。随着霍妮的关于神经症冲突进入到中国，本土文化因素与内心冲突问题也便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本土问题开始一个个浮上水面。如何将文化困境导致的内心冲突告诉中国的神经症患者，也就成为现今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总的来说，还是不能一味的盲目引进，在这个过程中，要根据我们自己的特点，根据我们中国的特殊文化，取长补短，将这个问题更深入更完整的用在我们中国人身上。

第五篇：读《我们内心的冲突》有感：明朝散发弄扁舟

明朝散发弄扁舟

——读《我们内心的冲突》有感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说得不错，既然不顺心，还不如去放飞自我。

读过《我们内心的冲突》，不难发现，书中提到的三种人格，无论是顺从型人格、对抗型人格还是疏离型人格，其本质都是在逃避，他们逃避着真实的生活，各自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人生在世不称意”。

我们的内心，因为什么才会起冲突呢？我想大概是因为选择吧。每一天我们要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做选择就难免会有冲突。这些会使你的内心不那么痛快，就像听到天使和魔鬼在你耳边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你会因为正义而听从天使的建议，还是会为了利益而陷进魔鬼的诱惑？

提到这个，让我不得不又想起性善论与性恶论，人之初，或许善恶都不是“本性”，构成一个人性格的因素有太多太多，我们每日的行为大部分取决于外在而非自己最真实的想法。

读《我们内心的冲突》就像在看医学课本那样，学到哪就感觉自己得了什么病，从而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精神症，但是读到最后不禁释然了，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一个综合体，就像炒一道菜，不同的人拿着相同的食材还是会做出不一样的味道，究其原因，可能就是多半勺盐或者早出锅一分钟的差别。书中提出了很多贴近生活的问题，我也因此陷入这种冲突中感觉无法认清自己，但是最后才发现，这些本来就不需要弄明白，是什么味道，只有自己尝了才知道。

既然我以那句诗当了标题，不如就让我们继续用李白来举例子。众所周知，这位大仙是出了名的随心所欲，可他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疏离型人格。面对“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的盛大宴会，纵然他“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可还是没有当场爆发，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体现了他顺从的一面。反之，他也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勇敢，有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无畏，这里面包藏着他想要反抗的心。一个人的形象是立体的，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得意，也会有“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的颓废，这并不矛盾，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就是这诸多矛盾的统一体。

李白的诗句体现的是道家的处事风格，在道家那里，世间万事万物都是“道”，所以，无论是驯服的猫狗还是凶猛的野兽亦或是在无人之地绽放的花朵，它们都是“道”，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人”，一个有着奇妙性格的活生生的人，但其中道理太过玄妙，那么现在我们还是来重点谈谈作为主流的儒家思想。

儒家的思想有明显的积极入世的态度，而且强调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包括等级关系)处理社会内部问题，这明显的体现了卡伦霍妮理论中“顺从型人格”的特点——“亲近他人”的特点，当然，这种亲近是建立在等级观念和公序良俗的基础之上的:父慈子孝、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建立在等级制度上的亲近必然也是不平等的，对低等级人的“仁”也抱有一定“施舍”的味道。

再说等级关系，等级关系实际上是强弱关系，取决于实力强弱，利益分配的多寡。而维持这种不平等关系的需要是控制和被控制。卡伦霍妮说顺从型人格需要一位“能够控制他，并满足他所以需要”的“伙伴”，而显然，儒家思想中不乏这些“伙伴”的身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孔子这里没有过分强调被控制和被压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儒家思想的初期中，这些“伙伴”的作用并不明显，各阶层的人都要依正理，不过到了后期被某些政治投机分子的篡改下，变成无条件的服从和被控制，沦为政治工具，官方哲学。利用儒学的地位和教化作用，将一代代人塑造成顺从型人格。

卡伦霍妮认为，顺从型的人，最重视的就是他和别人在情趣和爱好上的共同点，不在乎不同点。而在这方面，儒学似乎体现了对抗型人格的特点:“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当然这种对抗型的比率不高，没有激烈的对抗，甚至最后还是落在共同点上，因为儒家还是强调友善待人，求同存异，同还是站在重要位置的。

儒家的仁和中庸之道也十分体现卡伦霍妮关于顺从型人格的描述:“他建立的基础是仁慈、怜悯、爱、慷慨、大方和谦逊等”；“他可能是为了和别人和谐相处，免得双方出现矛盾，所以做人一点都不张扬”因为“这些需求的核心，其实都是心中对于亲密关系和归属的渴求”超脱于社会规范的束缚会使他感到不适，中庸是一条不错的道路，不过这条道路上也有着缺乏创新批判精神、“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等问题。中庸之路走向极端，就成了不中庸的中庸。顺从型人格的对归属的渴望被过分放大会带来进一步发展的阻力。

虽然我们现在所学到的知识是多元化的，可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受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的影响，还是习惯顺从的，因为儒士是顺从型人格的典型代表，哪怕早早的就受到了新思想的感染。不过从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感谢儒家思想的，它在客观上稳定了社会秩序，让生活中的“好人”更多了，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这种思想，让我们在塑造理想形象的时候，不会有人塑造出杀人放火的恶魔形象。拿我自己来说，在与人意见不合的时候，我常常会选择屈从于大多数，不轻易说出自己的想法，尽管我每次都在为要不要说出来而作斗争。就像书里说的，脾气特别好的人也有过掐断别人脖子的念头，可这个念头仅仅是一个念头，它会好好的藏在心里，不会表达出来，所以从外界看，我还是一个接近于顺从型人格的人。中国人是有反抗意识的，只不过没有机会表现出来，这才有了鲁迅笔下麻木无情的看客，可是，一旦这种反抗意识被激发出来，就会有强大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在反抗恶势力的战斗中取得胜利。

哪一种人格不是一种逃避呢？亦或者说是一种压抑。我们因为害怕生活中即将也许会遇到的“恶意”，从而压抑自己最真实的想法，用顺从、对抗或疏离的方式保护自己。而根据前面提到过的，不仅仅是顺从型，任何一种人格过分突出都会给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带来阻力，而这当然不是要让我们摆脱所有的内心冲突，去像庄子那样抱着葫芦去追求什么“绝对的精神自由”，而是要正视这些冲突，让自己能够更好的生活。

当然，我想卡伦霍妮并不是想让我们完全想明白你喜欢的人是“真正喜欢”还是“应该喜欢”，而是希望所有人可以“找到自我并成为更好的自我”。

做出选择是有风险的，我们也不可能做到时时刻刻都保持理性，那么不如就让我们理直气壮的放出我们感性的一面，做自己内心的主人，在人生种种“不称意”后，做个决定，比如：明朝散发弄扁舟。

文字：舟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