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读后感

第一篇：《文明的冲突》读后感

对地缘政治及当下中国的几点思考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的重建》读后感

“现代全球的政治，应当基于全世界不同宗教与文明间的深刻冲突来理解。”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一席话，导出了西方政治理念的一种新变革，将政治的分歧归结为文明的冲突，并以此来审视整个变革时代的地缘政治、全球政治，新颖而深刻。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任何个人和国家都难以孤立存在，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的重建》可以为我们提供以西方思维看世界的一种视角，同时，也能重新去考察我们自己的文明进程，去服务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

缪尔·亨廷顿在此书中，最值得称道，也是引起人们巨大反响的，正是太对于文明的态度，有人推崇，有人贬斥，可谓毁誉参半，但是，能够引起全世界的一种关注，这本身就是一种思维的突破，特别是在9·11事件爆发之后，由伊斯兰文明好西方文明的讨论一时间更是甚嚣尘上。而时至今日，在某种程度上讲，部分恐怖主义势力打折民族的旗号，去行恐怖之恶，其出发点也是维护不同的文明，就如同前不久发生的3·1昆明火车站砍人事件，就暴露了其民族分裂的嘴脸，而其实质在某种意义上讲则是一种扭曲的文明的冲突，我们必须正视，而不仅仅是以武力去解决，更要看到事件背后的原因，从而加以正确疏导。

缪尔·亨廷顿对于文明的论述全面而深刻，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其主要观点可以大致归纳如下：

其一，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国际政治的核心部分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是同文明内部的力量配置和文明冲突的性质分不开的。同一文明类型中是否有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间，核心国家间的关系将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

其二，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在不同文明之间，跨越界限非常重要，在不同的文明间，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同样非常重要。

其三，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间的相对力量及其领导或核心国家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文明间力量的对比会受到重大影响；一般来说，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间最可能的是相互疏远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敌对的关系，而文明之间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处。即冷战和冷和平；种族冲突会普遍存在，在文化和文明将人们分开的同时，文化的相似之处将人们带到了一起，并促进了相互间的信任和合作，这有助于削弱或消除隔阂。

其四，文化，西方文化，是独特的而非普遍适用的；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等等。

很显然，缪尔·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言论中，尽管没有太多地直接谈论未来中国在文明冲突中将会如何，但涉及中国的论述应该说不算少，因为儒家文明是其文明冲突论中的最为重要的文明类型之一。尤其是，亨氏以下观点更是许多国人而不仅仅是国际问题专家感到惊异和不能接受：文明间的关系是竞争性共处，即冷战和冷和平；文明的冲突具有或可能具

有两种暴力形式，最可能的一种是来自不同文明的地区集团之间的战争，最危险的是不同文明中的主要国家之间发生的核心国家战争；未来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战争的可能性来自伊斯兰的复兴和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兴起；西方和这些挑战性文明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极其困难的，其中美中关系可能是最危险的关系，等等。亨氏的这些观点，可以说为我国政界高层和学界人士广为熟知，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然而我们在惊叹于亨廷顿先生的逻辑分析能力的同时，也不禁感叹他的想象力，这样的“危言耸听”也好，如中国威胁论、美国中心论，美式普世文明追求及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论似乎有着某种相似性，我们既要看到既论述的合理性，特别是在政治文明领域超越经济、能源等传统视角的独特分析，更要看到曾任美国国家安全计划顾问的亨廷顿，其国家利益的出发点，这显然是难以忽略的。任何一种观点、学说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要求和价值选择上，因此，亨氏的观点、学说正是基于对利益与价值作出双重权衡和选择后，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而提出。他的理论可能给世界上各国及未来国际社会带来何种“利益”、“价值”和“秩序”。因此，未来国际中的真实的“利益安排”、“价值标准”和“秩序结构”，也就由亨廷顿的“明确提醒”，特别是由于他从文化大视野这一角度对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政治本身作出了这一耸人听闻的“提醒”之后，更应当注意其观点的实质，表达自己的科学的构想，促进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学向着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

再者，亨氏的主要观点和他的文献所详尽地表明的他在“文明冲突”方面的全部观点，都能从历史、现实和理论中找到“支持”或反对的理由，而笔者更关注的是，亨氏作为著名学者，对我们作了无论正面还是反面的哪些提醒或警示。但是他也给我带来一些启示：

在冷战中形成的国际政治诸要素还会在后冷战时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的前沿关注着什么；美国的战略思想动态和实际战略选择将会走向何方；文明这一“软要素”的国际政治地位和价值到底如何；正在奋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拼搏的中国，别人怎样认识我们，我们在怎样、应怎样认识别人（国）和世界；中国的国际政治理想和抱负（应）是什么，能实现吗？

就今日之中国而言，如何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如何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实现和平崛起，如何处理好地缘政治，特别是在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日益敏感化的今天，协调好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更显得尤其重要。

以越南和菲律宾为例，虽然我们属于同一个亚洲，但在文化上，越南受作大中华文明的影响较大，而我们则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一文化优势，而在与不同文明的沟通之，更是要学会尊重与平等。

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在其名著《艺术哲学》里提到文学艺术与“种族、环境、时代”的密切联系，种族因素是内部根源，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则是后天的推动力量，三者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着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文化的发展及其走向。而此处不妨借鉴过来去阐释文明的冲突，地缘政治除了文明的冲突之外，自然还有环境、时代等多角度的影响，而能够在更加宏大的背景下分析文明、审视文明，这同样是读这本书以后所要做的，是为一点小小的感想。

第二篇：《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

《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在读书界引起一阵骚动。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本书所持观点公允与否，在学术界大有争论。但书中对现今世界各种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对读者会有重大参考价值。他在书中讥讽了美国自1917年以来外交政策一以贯之的普世主义野心和论调。他觉得一战时所谓建立“民主”的世界，二战时所谓建立“自由”的世界都是没希望的。因为，西方人坚信的西方文化普世论存在着三个问题：其一，它是虚假的；其二，它是不道德的；其三，它是危险的。之所以说西方文化普世论是虚假的，是因为其它文明也有自己的理想和观念；之所以说它是不道德的，是因为“普世论的必然逻辑结果是帝国主义”；之所以说它是危险的，是因为它“可能导致文明际大战”。亨廷顿认为，代替西方文化普世论的，应该是一种正在形成的力量，这种力量要求不同文明相互适应。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他认为这种相互适应已然存在。作者在引论中开宗明义的提出本书的中心论点：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这一命题的五个推论构成了本书的五个部分。他们觉得中国在许多方面威胁到他们的国家：第一，中国连年来不断在增加军事开支的预算，大力发展先进武器装备，这是一种军事上扩张，已经明显的打破了地区军事力量的平衡。第二，中国近些年来经济上突飞猛进的发展，是一种掠夺资源性质的发展模式，是对世界上的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发，这必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此外，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要是赶上了美国等发达国家消费水平，这显然是地球一种毁灭性的威胁。总之，西方国家所宣扬的“中国威胁论”主要是从军事和经济方面强调得比较多，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士从文化方面说起的，但是这只是少数，并不成气候。

“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我认为这是亨廷顿先生在这本书中最经典的一句话，它很好的向读者提示出了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文明的不同与冲突将是未来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各冲突的最主要因素，也是根本的原因，而建设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将取决于世界各主要文明之间关系和相互作用与协调。我认为文明对于世界秩序确实具有巨大的力量和影响。因为文明所蕴藏的力量和对世界影响是自古至今就一直存在的。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为解释冷战后的国际世界提供了具有强大说服力的新范式，这种新范式就是文明的范式。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冷战后的世界将以“文明”划线，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一方面，亨廷顿对自己提出的文明的范式相当自信，他认为这一范式为理解２０世纪结束之际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但又不过于简单的地图。范式应该能够导出预测，对范式有效性的检验可以通过对不同范式导出的预测的准确性加以对比来进行。他认为文明的范式能比其他范式更加准确的预测冷战后国际事态的重大发展。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任何范式都不可能永远有效。早晚有一天，文明的范式必将像冷战的范式一样被新范式取代。本书虽然逻辑上存在一些自我矛盾之处，例如亨廷顿一方面非常客观，敢于承认了西方文明是不是普世文明，并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出于对本文明的捍卫，主观的提出通过一切办法遏制敌对文明；可以说，救世与爱国之心是真实的，是否价值中立，与此相比便无足轻重了。勿庸质疑，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为解释冷战后的国际世界提供了具有强大说服力的新范式。

但是，这本书也受到很多的批判。第一，亨廷顿的历史观是西方中心论。第二，“文明的冲突”这一概念模糊简单片面。第三，亨廷顿低估了民族国家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第四，亨廷顿强调文明之间的隔阂与潜在的冲突，却低估了文化之交流合作甚至融合的可能。即便如此，必须承认的是，以上批评都有一定程度的道理，亨廷顿的学说还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而目前看来，民族国家仍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角，即使在高度一体化的西方，民族国家也远没有消亡。国家利益依然是各国在国际上行为的基础和准则。而美国霸权主义就是其国家利益至上的集中表现。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文明的范式依然无法替代民族国家的性地位。

作为西方的精英，亨廷顿对中国崛起的关注意在警醒西方人注意西方权力的日益衰落和新崛起的大国对西方利益的挑战。亨廷顿对中国崛起进行了一些客观、理性的分析，但他给出的结论有失偏颇。无论如何，有一句话永远是对的，“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

对于西方化与现代化，作者作了区分，提出西方之为西方的核心价值包括：古典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个人主义等，这些因素的结合是西方独有的；而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西方文明第一个实现了现代化，因此西方首先获得了具有现代化的文化。“当其他社会获得类似的教育、工作、财富和阶级结构的模式时，这一现代西方文化将成为世界的普遍文化。”

第三篇：《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

文明决定论？NO！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①，【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

“世界太复杂，以致不能简单地在经济上把它划分为南方和北方，或在文化上把它划分为东方和西方。”②反复品读成书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简称《文明》），发现作者提供了大量客观现实的论据，在逻辑思维不清的论证过程中，企图推广其所谓“文明决定论”这一似是而非的学术观点。书中不乏可供参考与借鉴的学术观点，但在根本结论上存在着重大谬误和局限。事实上经过将近20年的实践检验，已经证实该著作的相关结论不甚正确甚至“南辕北辙”。下面结合个人对当代世界秩序的理解，谈一谈自己对该书论述的学术观点和根本结论的主观感受。需要强调的是，此读后感并非质疑作者的学术水平和否定该书的学术价值。该书能够被翻译成22种语言、流行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激发起无数学者争鸣与探讨，充分说明了作者的学术研究能力和著作的学术研究水平。学术研究并非学术观点完全正确、根本结论符合事实才具有意义和价值，只要能够激发学术争鸣与探讨便拥有了学术“生命力”，便拥有了学术意义和价值，值得后辈学人尊敬和仰视。批判绝不是对亨氏的亵渎，仅仅是学术上的思考而已。

① 英文原名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世界政治的新时代”章节，第14页。②

（一）否定了西方传统文明中的“普世主义”①

塞缪尔·亨廷顿评判了美国自1917年以来外交政策一以贯之的普世主义②野心和论调。他觉得一战时所谓建立“民主”的世界，二战时所谓建立“自由”的世界都是没希望的。西方人坚信的西方文化普世论是虚假的、不道德的、极其危险的。之所以说西方文化普世论是虚假的，是因为其它文明也有自己的理想和观念③；之所以说它是不道德的，是因为“普世论的必然逻辑结果是帝国主义”④；之所以说它是危险的，是因为它“可能导致文明之间的大战”⑤。亨氏的观点和论述，承认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文明的世界，否定西方传统文明的“普世主义”，是客观、公正的，是基于对现实的细致观察和冷静思考后的学术成果。

（二）提出维护多文明世界和平的“避免”、“共同调解”、“共同性”三个原则

塞缪尔·亨廷顿在论述西方存在“文明普世论”这“顽疾”后还开出了医治的“药单”，即“避免”、“共同调解”、“共同性”三个原则。亨氏建议，“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绝弃普世主义，接受多 ①② 详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章节，第358页至第362页。

英文名为Universalist。

“非西方人还会毫不犹豫地指出西方的原则与其行为之间的差距。坚持普世主义的代价，就是被指责为伪善、实行双重 “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与非西方：文明间 “西方文明在全球的传播、西方实力的相对削弱和其他文明日益对自身的文化伸张这几个因素一道，决定了西方与非西③标准和‘例外’原则。”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与非西方：文明间的问题”章节，第200页。

④的问题”章节，第200页。

⑤方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是一种困难的关系。这些关系可归为三类：西方与属于挑战者文明的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并经常出现严重的对抗；与属于较弱文明（部分地依赖西方）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冲突则要轻得多；与俄罗斯、日本和印度的关系介乎上述两类之间同时具有合作和冲突的因素。”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与非西方：文明间的问题”章节，第201页。“最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章节，第361页。

亨氏辩解①：西方学者的思维方式与我国学者完全不同，不能机械地用我国的学术标准来苛求西方学者。尽管逻辑思维方式有着天壤之别，但学者的使命即为通过细致、缜密地学术研究用准确的语言揭示纷杂事务隐藏的规律及规律性，为世人应对实际问题提供“范式”。可以说，亨廷顿堆砌了大量的“论据”，抛出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论点”，当然不排除部分“论点”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却没有充分、翔实、有序的“论证”。

事实上，文明也好、文化也罢，只是影响世界秩序的一个因素，一个与经济、军事、科技等并行的因素，充其量在当今信息时代文明/文化因素的地位和作用较之以往有了提高。亨氏无限地拔高了“文明作为影响世界秩序的因素之一”的地位，鼓吹“文明决定世界秩序的重建”，时而还把经济、军事、科技等因素也纳入了文明的范畴，这就是亨氏及该著作所要建立的理论体系存在的核心谬误和本质纰漏。连亨氏自己也承认，“物质的成功带来文化的伸张；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②也就是说，经济等物质基础是独立于文化领域之外的事物，只有在经济、军事、科技等因素占据优势或异常强大的基础上，文化才会对外伸张、拓展。从这一点上说，亨氏在混淆视听，高估了文明在影响世界秩序重建过程中的作用。如果把“文明”的概念无限扩大化，包括了文化、经济、军事、科技、政治等所有因素在内的所谓“广义概念”，那么这一概念的创建又有何意义呢？原本 ① “亨廷顿把‘文明’定义为‘文化的实体’，在行文中常把文明与文化混用。这倒无悖于通行的概念，1926年张申府先生在《文明与文化》一文中即详论两者实无区别，本文亦取此意。”详见李慎之著：《数量优势下的恐惧——评亨廷顿第三篇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附录”章节，第421页。

② 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经济、人口和挑战者文明”章节，第110页。

违反了其宣称的“文明的冲突”论调，中国与越南同属“中华文明”的范畴；文中还认为在中国的军事力量占据优势时日本将追随中国并对美开战①，这更是天方夜谭的主观臆断和遐想，中国和日本所属的“中华文明”和“日本文明”②尽管同源同宗，但两国之间存在着领土争端、民族仇恨等核心利益冲突，在21世纪是断然无法结成同盟的。

从上述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塞缪尔·亨廷顿一直鼓吹和强调的“文明的冲突”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当今世界各国间冲突此起彼伏的现实，更不能从世界格局的现状中找到“文明的冲突”是“重构世界秩序”的决定性因素。试问：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是否存在“文明的冲突”呢？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之间是否存在“文明的冲突”？朝鲜和韩国之间是否存在“文明的冲突”？非洲大陆上众多国家的武装冲突和内部战争是否存在“文明的冲突”？难道说这些冲突不足以决定世界秩序么？至少朝鲜半岛的局势左右着整个东北亚的格局，进而影响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少南亚次大陆的和平维系在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之间；至少……连亨氏自身对于文明与其他因素的关系都混淆不清，“断层线冲突有时是为控制人民而进行的斗争，在更多情况下是为了控制领土”③，其认为断层线冲突是文明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又不得不承认冲突的根源还包括控制人民和控制领土。

① “中国在军事上的得手，日本开始紧张不安地追随中国，变以前的正式中立立场为亲中国的积极中立，随后又按中国的旨意行事而成为参战方……美日舰队在西太平洋展开了零星战斗……”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章节，第363页。

② 亨氏认为世界上存在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详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章节，第29页至第32页。

③ “断层线冲突是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间的社会群体的冲突。断层线战争是发展暴力的冲突。这样的战争可能发生于国家间，非政府集团间，以及国家和非政府集团之间。……断层线冲突有时是为控制人民而进行的斗争，在更多情况下是为了控制领土。”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从过渡战争到断层线战争”章节，第383页。

第四篇：《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

文明的背后是什么？

——读《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亨廷顿在《文明》一书中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或者战争将是由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造成的。他认为未来世界将可以分为一下几个文明集团（如果这种集团真的存在的话）：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中国的儒教文明，南美洲的拉美文明，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以及可能会出现的非洲文明。各文明的核心国家将会与此文明类似或者接近的国家结成亲缘关系，形成一个文明集团。各文明集团之中的国家如果出现冲突或战争，将会导致整个文明集团的冲突乃至战争。作者还尤其强调了中国的崛起将会增加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风险。

文中的许多观点可以说是深刻的，富有洞见。比如作者说看到了非西方国家日益增长的文化自信和伸张自我文化的强烈诉求；看到了西方的模式在非西方国家收到的各种抵制；看到了个国家想要实现现代化并不要求必须先实现西方化；看到了所谓的“普世文明”（其实就是西方文明）并不存在。

作者的文明观点为研究国际关系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从文明的角度思考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从这个角度理解国际问题确实可以解释许许多多的国际冲突或战争，比如俄罗斯与车臣，巴尔干地区的各种武装冲突，穆斯林社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制造的各种恐怖袭击和自杀式爆炸案。

但是文明终究只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个视角，想成为一种范式多少有点难度。国际关系的研究视角应该仍然是以国家利益、国家主权、意识形态等等为范式。如果不是为了确立一种范式，作者为什么又会如此强调文明在国际冲突中的作用？答案可能因人而异，但我认为，作者的这些观点，为美国在全球伸张自己所为的正义，推行自己所谓的西方价值提供了一个非常合理的借口，虽然作者自己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想法和愿望。

首先，作者认为，西方文明随着其他文明的崛起将会减小自己的影响力，西方集团想要守住自己的文明，就必须要依靠北约的扩大，加强军事、政治、经济一体化，这为北约的继续存在和北约的扩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即我们要依靠军事同盟来维持文明同盟。

其次，作者认为中华文明的崛起将会使中国在国家舞台上扮演越来越强硬的角色，中华文明将会侵蚀西方文明，甚至是会给西方文明和全球文明带来灾难，这也为美国压制中国、遏制中国崛起提供了一种“文明的合法性”。

同时，文明的视角有助于美国团结其他文明国家，鼓动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因为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崛起很可能会带来灾难，所以要保持世界的和平，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其他文明有必要结合起来，遏制这两个文明的崛起，以达成全球文明之间的均势。

最后，作者认为，西方文明的力量在于它的独特性，而“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特性的责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文明的视角可以成为一张万能牌，成为美国发动战争的一块任人揉捏的橡皮泥。美国打击伊拉克，可以说成是防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破坏，而实际上只是眼红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加强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战略优势。美国也可以在中美钓鱼岛之争时进行干预，将自己说成是阻止“文明霸权”国家压制弱小文明国家的“世界警察”。文明的观点将会成为美国的又一个坚强的“破城锤”。

文明不会成为范式，但是他却有着极大的风险——即“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各不同文明国家之间如果发生战争，可以借此观点号召自己的“文化亲族”，进而把本来是一场很小的冲突扩大成为文明集团之间的混战。比如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虽然占少数，但是如果在自己的国家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故，他们可以声称这是西方文明对整个伊斯兰文明的亵渎和挑衅，多米诺骨牌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会很快显现。整个伊斯兰民族会群情激奋，处于一种无意识的从众状态，盲目地对西方进行报复。而这样只会伤及无辜者，并无助于危机的解决。

当然，客观地说，作者自身还是相当客观的。他并没有恶毒攻击其他宗教，也没有鼓吹必须要加强美国霸主地位建设，而是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这些论断，并且许多分析是合情合理、逻辑清晰的。虽然我们能看到作者对西方未来特别是对美国前途所表露出来的担忧但是还是能感受到作者充满了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感，认为“西方文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明”，尤其是对美国霸主地位虚妄的幻想，认为“没有美国，西方便会成为世界人口中的一个微不足道和衰落的部分”，把美国想象成世界领袖、真正的救世主。也许美国的价值观念，霸主地位早已融入了每一个美国人的心中，使得美国人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制度乃至美国文明才是世界各国的范本。而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建设我们自己的文化并使之融入每个国人心中，这不能不说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五篇：《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范文

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呢？这时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哦。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读完亨廷顿的这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很明显的一种感觉就是，这是由一个西方学者站在西方国家政治立场上分析所谓“非西方文化”国家对他们的体系所构成的威胁的一次精彩演说。并且仅仅是演说。他的一些观点的形成是在意识形态差异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偏见下产生的，而不是站在各个文化的角度分析不同国家、经济体系合作或者冲突的原因。

在全书一开篇，作者就说“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分别列举了非洲的部族冲突，塞尔维亚及附近的民族争端，两德、两朝及台海等问题，意在说明的就是“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我认为这是一种欠成熟的观点。

首先，作者把在南斯拉夫战争中俄罗斯向塞尔维亚人提供外交支持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亚向波斯尼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等做法看作是“由于文化亲缘关系”而造成的，但他却没有看到其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如果就按作者所说，那么二战前一直排斥犹太人的欧洲国家为什么又要在中东战争中与美国一道支持以色列复国呢？难道西方国家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对立仅仅是因为不同的宗教、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么？如果放在几百年前，这个理由也许还成立，但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下，造成他们两种文化体系冲突的最直接原因只有一个——能源。

几百年前，凶残的“十字军”打着驱除异教徒的“圣战”旗帜东征耶路撒冷，实际上很大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掠夺东方的财富；几百年后的今天，北约帮助以色列复国的间接目的是为了在阿拉伯世界建造一个据点，直接目的还是为了沙漠中的石油。

在列举两德、两朝问题时，作者说“社会被意识形态或历史环境统一在一起，却又被文明所分裂”，我认为，造成上述冲突的原因不能只局限为文明的冲突，而是地域、不同意识形态下利益集团的冲突所造成的。冷战结束后，两德统一，两朝也在谋求更多的对话，问题是中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没有别国的干预下也一定会很好的解决。另外，作者把问题说成“几个中国”，这不单单是措辞上的错误，而是一种受冷战思维局限所形成的思维，试想，一个仍然带有冷战思维的学者又怎能正确、全面的分析当今时代的国际问题呢？

作者认为“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举例了欧盟国家“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国家基础之上的国际组织…远比那些试图超越文化的国际组织成功”。但他却忽视了欧盟及北约不断东扩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难道俄罗斯不是欧洲国家么？他们最近吸收的一些东欧国家在冷战之前与俄罗斯还同属一个国家。再看另一个例子就是中俄关系。如果苏联解体之前两国因为同样的社会制度算是沾上了一点“文化”亲缘关系，两国有那么一点合作的共同语言，那么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为什么仍然与中国保持着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呢？原因就是两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和经济现状使两个巨人不得不并肩而战。

那么，总结起来，造成当今世界政治冲突与合作的原因有如下几个：能源、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地缘战略关系以及生存空间，其次才是文化。

概括起来讲就是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关系。很显然，亨廷顿用文明造成冲突和文化认同解决争端的想法太过于理想化。不过从这本书中，作者所谓的“非西方文化”国家能够更好地认识到当今西方世界对于他们的看法，从而探寻更好的发展空间。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再任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长，曾多次访华。1993年夏，他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冲突？》的文章，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和争论。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百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所持观点公允与否，在学术界大有争论。但书中对现今世界各种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对读者会有重大参考价值。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识。中国学者因此十分自然地从文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具有各种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文明的世界。因此，据我所知，中国学者对我1993年的文章《文明的冲突？》所作的评论总的来说精深而富有洞见，虽然他们有时也误解了我论证中的政策含义，并对之持相当批评的态度。为此，我的完整著作现在尤其应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样他们便可以了解我对世界政治所作的分析的更全面、更精确和更详尽的版本，而不仅仅是从一篇30页的文章中可能了解的东西。

为什么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这么大的兴趣并刺激了这么多的讨论，为什么我的著作至今已被翻译成22种不同的文字，并具有相应的影响？我认为，答案是，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冷战期间，人们很容易把全球政治理解为包含了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及其盟国，以及在其中发生了大量冷战斗争的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这些集团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

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个对正在呈现的现实的洞见。它也提出了一个全世界许多人们认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论点，即：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根据学习计划，自五月始，我翻开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政治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因时间关系，我断断续续地翻阅，现在也只是完成了一半，但是它却似一盆冷水让我曾经的热血沸腾冷却下来，像一面投影汇聚了整个社会的浮光掠影，光彩昏暗俱明：要驾驭这纷繁复杂的社会，于乱世中傲视群雄，展现自我游刃有余，就要紧紧牵住社会脉动的“牛鼻子”——不同地域间的文明差异。

在作者的眼里，不同的地域孕育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植生出不同的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等。文明的不同，难以融合，在相互碰撞和冲突之中，就会产生摩擦和矛盾，甚至会激发战争。“鹬蚌之争，渔翁得利”，作者深谙政治平衡的智慧，只要在矛盾冲突的平衡杠杆任何一边，稍稍拨动矛盾的筹码，就可以达到“四两拨千斤”功效——制衡他国，甚至将一些强国玩于股掌之中，即是：要想成为世界性或区域性的掌握话语的大国，只要通过制造或控制其与他国因文化、文明差异而引起的矛盾，就可以抓住这个国家的软肋，实现操控的目的。按此规则，当时的作者预示出了20多年后，当前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矛盾，而某些国家就是其矛盾背后的操纵者。

读此书，会给人以一种冷静、一种淡漠，即使当前社会纷纷扰扰，争端不断，但是只要我们把握其间的文化差异，就会很快明了之所以然。或许，这是由于作者长期置身于各种政治漩涡、争斗之中而不自然形成的。无论是面对悲剧，还是看到幸福，都没有一丝的伤感或微笑，有的只是紧握的拳头，目不转睛紧盯对手，在别人相斗最虚弱的一霎，自己用最少的力量将敌手击倒。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均是在文明的冲突中被某些国家玩于股掌间，甚至会出现：“被卖了，还帮着数钱”现象。其实，这些离我们都不远，或许就在我们的身边，某些国家利用个别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差异，不断制造事端，影响社会稳定。从对文中所述文明的特点和分析比较，文明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文明的认同，将是有利于具有不同价值观人群的融合团结和促进社会的稳定。如何抓好社会文明差异的“牛鼻子”，减少因文化差异造成的摩擦矛盾，我认为对于文化建设如果不加以重视，积极引导，就会在面对因文化差异而冲突的场面时变得被动，甚至会激化矛盾，加剧社会的动荡。因此，在如何应对不良团体侵入和促进本地文化、文明融合力提升，维护好社会的稳定，把握住社会管理的主动权，我个人建议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一是加强文化教育，提高社会群体的素质。我们必须要重视文化知识教育，积极推进社会群体的文化知识教育，不断提高他们文明素质。只有社会群体的文化素质得到提高，文明程度得到提升，社会的文化氛围才会浓厚，个人和社会群体才会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才能奠定相互包容谅解的基础。

二是加强交流学习，促进社会群体的沟通。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要多加强相互交流，与时俱进，学习对方的长处，消除误解，促进社会氛围融洽。通过多举行活动，密切加强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增进了解和情谊，提升不同文明之间的包容度。

三是互相尊重理解，确保相处交流的和谐。不同文明之间，风俗习惯各有不同，爱好憎恶各有侧重，我们必须要相互尊重和理解，加大矛盾纠纷调处力度，相互包容，而且要相互帮助，共同发展。我们要做到求同存异，积极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引导不同文明群体之间的价值观和信念朝相同的文明化方向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