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与文化融合

第一篇：文明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明冲突与文化融合

作者: 发布时间：2007-11-26 来源:

赵林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

五个文明形态

在这样的五个文明形态中，按照今天已有的考古学的资料，最早的文明应该还是两河文明。两河文明是在公元前350年左右就出现了城市，比如说像苏维尔这样的城市。已有的国际界的通行的标准，人们改变和告别了游牧的生活，开始过上了固定的城市生活，有了专职的国家集团，有了固定性的庙宇祭祀中心，有了文字，这一系列都有了，我们说就是到了文明了。到公元前350年左右，在两河之间就出现了文明。这是最早的。

第二个稍晚一点的就是埃及尼罗河文明，大概在3500年左右，就出现了最早埃及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之后才出现。这两个文明都可以说是5000年以上的文明史，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三个是爱琴文明，主要是在克里特岛上，是地中海通往爱琴海的口上，爱琴海是地中海的东北角上，这个克里克岛的文明是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就出现了，而且是达到了非常辉煌的程度。克里特文明，是最早的爱琴文明，是受到了来自南边的埃及文明和东边的两河文明的共同影响。保留了很多埃及文明的东西，比如说他们的神话中半人半神的人兽结合体。爱琴文明是深受这两个文明的影响。

第四个是克拉达文明，这个文明出现的时间大概也是公元前2500-公元前2600左右，在印度河流域，是一群皮肤黝黑的土居人，是最早的当地居住者。在英国的考古家在死者的坟墓的地方发掘出了很多水平很高的文化遗体，被证明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就出现的古代文明。

最后一个就是中国的先秦文明，大家知道，我们经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炎黄帝的后人是后人杜撰出来的，是伪造出来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炎黄嫡系，我们有自己的传说，大家就喜欢当真了，炎黄王都是传说中的人物，或者是部落中的人物，是一个氏族，或者是一个部落。我们说是炎黄子孙，真正的编年史是从夏代开始的，之前的不是正史，现在翻开历史学的辞典，《汉语大辞典》后面的中国编年史也都是从夏代开始的，之前的都是传说，真正的开始是从夏禹开始的，夏商周从这里开始的中国文明史。国际学术界对于文明的标准，它认为中国的文明史要从商代开始，而不是夏代开始，知道的理由是三代文字现在没有确证，一个没有文字的文化不被承认，一种专门用于记事的文字，没有记事的文字的文明就不被承认。我们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在清朝末年，明朝初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甲骨文，这是商朝中期的文字，商朝早年的文字都找不到了，更别说是夏代了。如果是从商朝算起，我们的文明时代只有3500多年，从公元前16世纪开始，距今是3500年，推到夏禹王姑且可以算做是5000年的文明史，如果是从商朝算起只有3500多年的文化史。

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 这样的五个文明最初是在人类的亚欧大陆上，这样的五个文明是非常有意思，一字摆开正好是同样的纬度，可能是这个纬度的气候、雨水都是差不多的。这样的五个文明，从地图上看最早都是沙漠中的一点绿洲，在纬度上整个五个文明上下，就是在北回归线到北纬三十五度之间，这样的狭长的地带，五个文明一字摆开，每个文明所在的纬度是一个都达不到，是很小的，往往就是一个很小的城市。最早的夏商周的城市就是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到黄河入海口，这样的区域，珠江流域最早虽然也有原始的文化，但是还称不上是文明，只有的狭长的地带中，北纬是可以统一的，经度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文明所占的经纬度都没有小。在它们的周围基本上是这样的，在五个文明的南边往往不是大海就是一些蛮荒之地，而在这样的五个文明的北边，那是草场，是很多游牧民族。他们是过着游牧的生活，发展是没有规律性的，有自己的规律，但是在定居的农耕来说，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了，他们都没有进入到文明时代，只有农耕民族才进入了文明时代。这样的一些游牧民族，在五个文明的北边，也包括在他们的中间，经度中间有很大的孔隙，他们的文明程度要远远低于农耕的文明。南边是五个文明构成的文明地带，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南农北牧，南边是农耕生活进入了文明，北边是游牧的民族，过着原始的野蛮状态。南富北穷，南边是有大量的剩余产业，而北边的经济是发达的，他们的生活是没有计划性的，他们的整个经济水平是比较贫穷的，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同时在军事力量上，确是南弱北强，为什么呢？北边是长期吃肉形成的彪悍，机动性也是比较强，体力比较强健，养成了他们的一种凶悍的性格。而南边的人民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春播秋收，这样的非常安逸，养成了一种惰性，某种程度上战斗力也是没有北边的人强，一切都是拼机动性，体力和勇敢，所以南边就不如北边的民族了。看中国的历史是有很好的佐证，都是秦时明月汉时关，从商周时代开始，一代代的游牧民族都是从北边过来了，到匈奴，党项、契丹、蒙古，等等都是从西北过来的，有的甚至是颠覆南方的政权，比如说元朝。像西方世界里，希腊人首先是被北边来的特洛伊人打败了，还有罗马人都是入侵者，都是从北边来的。刚才举的例子是北方的民族不断的冲击南方的民族。

入侵效应和酵母效应 这样的冲击的结果就导致了两个效益，这个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加以总结。这个效益从时间上的效益，就是一次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入侵，北边的游牧世界对南方的农耕世界有大规模的入侵，每次都是持续300多年，时间上就导致了农耕的文明发生了形态的改变。旧的文明形态消灭消失了，新的文明形态重新开始了，重的来看就是形态的蜕变，就有点像是春蚕了。大家注意到一开始是一个卵，然后就是不断蜕皮，然后吐丝、结茧，然后再成蛾吐丝再成茧，这样的一种形态的变化，但是还是一条蚕，主体还是那个主体，这个文明也是如此的。爱琴文明由于当时有一批原始的游牧民族大入侵，导致了爱琴文明发展成为了希腊罗马，而两河文明发展成为波斯文明，克里克文明成为了古代的一种文明。而中国古代的文明也经过了混杂的春秋战国，秦国本来是一个游牧的民族，开始养马再开始富裕，最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只有的效应称之为“春蚕效应”，是一种文明形态的变化，一个旧的文明消失了，一个新的文明出现了。

还有一种叫做空间上的变化“酵母效应”，以前蒸馒头要用酵母，包裹起来的面团用了酵母，留一段酵母下一次再发面。农耕被游牧民族入侵，就导致了文明的发酵，看起来是游牧民族包围了农耕民族，实际上是游牧民族被农耕民族同化掉了，他们生活的地方，被农耕民族以柔克刚，反过来把游牧民族消灭掉了，本来最初的五个文明都是弹丸之地，随着一次次的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大入侵，一次次的扩大了农耕民族的范围，几乎整个世界都便成了农耕民族的世界，游牧民族变了，没有了。三代以来，夏商周以来，一次次的游牧民族的入侵，你到哪里去找这些原始的游牧民族呢？这些游牧民族都不见了，满族人今天都没有了，而华夏文明不断的向世界扩展，今天来说，鸦片战争发生之前，上到黑龙江下到珠江地区，都是农耕民族的世界了。

两个效应，一个是文明时代时间上的突变，还有空间地域上的扩张，西方工业化文明崛起之前，整个人类文明世界的基本格局。也就是说，在15世纪之前，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今天结合图表就简单的把这个过程拉一个线，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刚才说的是一般性原则，从公元前2000年初期开始，比如说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一直到公元前2000为止，一次次的游牧民族对于南方的农耕民族大入侵，入侵之后统治了农耕民族，被农耕民族潜移默化同化了，看起来是征服了农耕民族，实际上是被农耕民族同化了，所有的文明都是这样发展的。游牧民族是很彪悍的，久而久之是接受了你的文明生活方式，改变了野蛮的原始文化，而接受了你的文明。满人的八旗子弟，入关之后，久而久之，基本上就变成了文人了，多尔衮那些子弟兵已经没有了。所有的各大文明圈都是这样的，彪悍的民族来了，几百年之后，全部没有了，都被弱化了。文明的发展过程

简单的对于几个文明的发展过程做一个讲解。在3500年的时间中，一共是发起了三次大入侵，第一次是一批亚利安那的游牧民族，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事情，到18世纪的时候，西方的语言学和考古学的发展，西方的语言学家就吃惊地发现，从西班牙语到法语、英语，包括了波斯语、拉丁语这些所有的语言中都有一个同源性，具有共同的词根，相似的语法变化规格。有学家就假想了，最早这些语言有一个母体，是黑海和里海之间的一块地区，这个地方被称之为亚历安那地区，就把这个地方的语言称之为亚利安语。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首先是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游牧民族向三个方面大入侵。一个是向西南，一个是向正南，一个是向东南。西南这一支入侵之后，就冲入了西欧的半岛，后来我们说的希腊人，意大利的祖先罗马人，西班牙的祖先高卢人，都是这一支向西南冲入的雅利安人。所以第二个文明，希腊的罗马文明本身就是由一批最早的入侵者，当时原始的爱琴文明创始人融合的，本来这些都是入侵人，希腊人最早就是荷马诗史中所描写的，这是一批，所以我们今天说的那些西欧人的祖先，希腊人、罗马人、高卢人、凯尔特人，都是今天欧洲国家的祖先，是作为游牧民族第一次对于文明世界冲击时来到的。经过了几百年的黑暗时代之后，创建了新时代的罗马文明。往正南的一批，包括了波斯人，他们在入侵之后，和两河流域相结合，最后开创了波斯文明，这是最后的文明，但是最强大的，这是亚利安那的游牧民族，建立了强大的波斯文明。

往东南的这一支往南亚的印度河流域，这一批人被征服了，沦为了奴隶。印度语中这就是没有“鼻子”的意思，征服者都是鼻子比较高的，当地人说是没有鼻子，其实是鼻子比较扁平，就被称为印度的贱民，有身份的人的四大种姓，其他的都是贱民，这样的四大种姓是征服者，在古代的印度文明，是他们的宗教文明，印度成为了一个宗教的万花筒，和民族的杂交和融合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三支分别的向西南、正南、东南入侵，导致了前面的两个文明，发生了变化，新的一代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应运而生，完成的这种嬗变。

刚才说到了秦就是西南的游牧民族，这样的混杂进入了春秋战国之后，出现了强大的秦汉时代，汉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强悍时代，唐汉是最值得骄傲的时代，唐代有博大的胸怀，是一种繁盛，而汉代是雄兵重武轻文，这个时候是很强大的。经过雅利安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时代的入侵之后，引起了文明的蜕变。古希腊的文明是由于当时的地理位置，那时候的地理位置是比较好的，北边有地中海，游牧民族往北边来的时候，往往是侵入不到它，一碰到水他们就傻眼了，不会划船，埃及文明在当时是比较幸运的，在游牧民族第一次大规模的入侵中幸免遇难，他们没有发生文化的毁灭。

一个生物学中一个生物过于纯种系是不太容易生存的，这个埃及文明的命运就是太“纯洁”了，埃及文明的两个象征，一个木乃伊和金字塔，文明成为了木乃伊和金字塔了，那只是一个地理位置叫做埃及而已，先后被波斯化、罗马化，伊斯兰教化，基督教化，只是地理位置在这个地方而已了，已经没有了文明了。已经绝后了，没有了传承，古代的文明经过了第一次入侵之后，就变成了四大文明了。波斯帝国也是非常不得了，喜欢打仗，发起了三次战争，始终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谁来征服它都不能改变它的信仰，这是第一次游牧民族对于农耕世界冲击之后导致的结果。紧接着第二次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民族的入侵了，这次是由中国西北部的匈奴人是冲击的发起人，匈奴自从汉高祖的时候就开始对华夏文明产生了威胁，在今天的山西大同附近的山脚，对当时的匈奴王四十万大军围困了，当时贿赂了单于的妻子才放了刘邦一命，后来就有了和亲的策划。当时就开始打匈奴了，打到了后汉的时期，由于汉朝主动的打匈奴，打匈奴他们就往西跑，平静的游牧民族被挤压着草原上的其他的人往西跑，逼迫这些人打不过匈奴人，他们是形成了比较大的部落集团，就逼着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往南跑往西跑了，这些人跑到南方的农耕世界，就导致了第二次的大入侵。到了公元五世纪，日耳曼人入侵为什么会到那边去呢？日耳曼人虽然是凶悍，但是打不过匈奴人，所以不得不去打罗马帝国了，西罗马帝国被一批日尔曼蛮族，一直进入到罗马帝国，把这个罗马帝国分得七零八落。这是在西边，东边的秦汉帝国灭亡的时候，三国时代，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是因为匈奴等五支游牧民族来了，把整个中原占领了，建立了蛮族政权，这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大入侵的结果。中国经过了几百年的混乱，一直到隋朝的崛起才开始统一，到了唐代这个时候开始文明了。第二次的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民族的大入侵，导致了这几个民族的改变，罗马帝国，秦汉时期，还有唐宋元明清，都受到了游牧民族的影响。印度那个时候，虽然是没有受到大的入侵，但是也是受到了北匈奴的影响，还有阿拉伯人，这是第二次游牧民族对于农耕世界进行入侵的奠基，这是一支在沙漠中崛起的帝国，对周围的农耕世界进行了大入侵，结果是对波斯王国进行入侵，出现了一种大的改变，成为了统治当地人民的意识形态。四大宗教文明

这样的四个不同的宗教，分别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儒家文明，这样的四大文明，大家知道基督教是公元前1世纪在罗马产生的，我们是非常的熟悉，这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时候，儒家的文明是从孔子的地方算起，这是春秋时代，但是汉武帝的时候，罢黜百家的时候，独尊儒术，都是第二个文明出现了，第三个文明时代才形成了气候，因为一个宗教或者是一个伦理体系，被官方所接受，到深入民心，成为所有这个地区人民自觉加以奉行的价值观念，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基督教真正的成为普遍的宗教，是在蛮族大入侵之后，公元前7世纪之后，成为了自己的安生的原则，全部都接受了基督教。到了公元前7世纪以后，西欧的所有的文明都受到了基督教文明的思想影响，欧洲是一个封建社会国家，中世纪有很多个国家，德国还有几百个国家，是无法用国家的形态来解释那时候的状态，只有一个是统一的，就是大家都是基督徒，不管你是生活在今天的法国、德国、北欧还是南欧，不管是哪一个贵族的领地，你从生到死都是基督教的教民。东汉之后就乱了，佛教也是顺势而来了，唐宋之后，儒家思想才真正的深入。唐宋之前，这个思想是比较混乱的，儒家、佛、道，三教互补合一，在唐宋之后，才形成了新的儒学，真正的深入人心，从唐代以后，科举制度使儒家的思想深入人心，你要成为人上人，就要读儒家的思想，只要把儒家的思想参悟透了，才有可能参加科举考试，才能当官走上仕途。到了唐宋时期，儒家思想才真正成了中国人真正奉行的安身立命的思想。阿拉伯帝国出现的问题，我的国家的宗教信仰到哪里，我的阿拉伯人就到哪里，全部都是伊斯兰教。印度有一种宗教思想，婆罗门教，印度人坚决相信的是印度教是从来不会改变的。公元前4世纪印度教产生之后，很多的游牧民族来入侵，特别是阿拉伯人一次次的占领和控制了印度，但是在数千年的时间中，印度人的基本信仰印度教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四大宗教，中国是伦理，并不是宗教，儒家是一种伦理。四大伦理确立之后，意味着各大文明圈的人有了自己不倒的精神脊梁，从此以后，不管是暴力入侵还是和平渗透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从那以后，差不多近1000多年的时间，从公元前七世纪以后，西方人都是在基督教的理念支持之下，开始发展的。启蒙运动，科学民主精神的高涨，告诉大家，基督教在西方人的心中是怎样的地位？美国人有70%的人是基督徒，在全体的人数中，这是占了很大的分量。尽管是科技发达的地区，基督教仍然是西方人安身立命之本，每个人到周末都要去做礼拜，因为是基督教徒，在上帝面前我是渺小的，跟一般的老百姓是一样的。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到今天仍然是有着很大的影响。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往前推100年，1910年的时候，西方基督徒是95%以上都是基督徒，现在是比较自由化的时代，美国是80%，西欧是70%，而北欧是80%都是基督徒，到今天经过了启蒙运动，仍然是西方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一般的中产阶级都是穿得非常整齐的去教堂做礼拜祈祷，尽管可能是科学家，学问家，但是仍然会去向基督祈求。一天是五、六个小时的实验室中的做科学实验，但是星期天的时候，问自己的内心有没有罪，这个问题要由上帝来解决，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他来说是不可以缺少的。这就是基督教。而伊斯兰教，今天中东所有的伊斯兰都是伊斯兰教的教民，在伊朗如果你不信伊斯兰教，不是穆斯林的话，那么你的命运就很难说了。这是国家立法规定的。印度教世界，虽然说佛教是由印度教产生的，这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宗教，已经有3亿7千人的佛教徒了，这个佛教不容易统计，这个组织化不强。印度教在公元四世纪产生的，有多少印度教徒呢？有8.5亿印度教徒，印度有10亿人。上一届的印度总理在就职演说的时候，要以印度教的精神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印度，这跟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点相似。

文明的冲击 中国儒家的文明就不多说了，这一百多年是受到了多次的冲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是认为的批得很臭了。现在主要是倡导了儒家文明，儒家是主干，在五四运动之前的1000多年，儒家文化是深入人心的，从唐代开始，更不要从秦汉和春秋了，真正的有影响，是从唐宋到五四运动，1000多年的时间，儒家的思想是深深的深入到中国人的心脉之中，控制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这四大宗教，一旦形成，很难改变。这样的世界，文明就是以这些东西为基本的依托和纽带，有了这个东西，再往下看，紧接着后面的第三次的大入侵，就不起什么作用了，这由中国西北部的蒙古人开始的，蒙古人和突厥人，在整个中亚、西亚，一直到了小亚细亚和俄罗斯的南边的中亚，建立了四大王国，在中国建立了元朝，所有的文明就全部的占领了，这样的时候，四大宗教已经确立了，因此蒙古人的统治只能是昙花一现。蒙古人为什么很快就完蛋了，就是因为当时的蒙古统治者拒不接受中国的儒家文化，当时忽必烈是比较开放的，之后的接班者就不一样了，希望在马背上打天下，也要马背上治天下，这是行不通的，金国之后就是汉人，还有偏南方的南人，这里的南人的文化程度是最高的，是南宋子民，这个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都是很高的，我们杭州这个地方，沪、宁、杭这个地方，上海是不算的，是洋鬼子来了之后逐渐的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发展起来的就是金陵、杭州这个地方，是在南宋时代发展起来的，整个的中国文化中心南移，金陵、杭州这个地方开始发展了，经济文化中心，蒙古人把南人列为最底下的，所以不可能长久。多尔衮入关之后，就采取了汉治，一系列的用汉人的字，接受汉族人的文化，就可以长治久安了。在其他的四大蛮国，不是被伊斯兰教改造就是被基督教改造，不然就完蛋了。这样的四大宗教是根深蒂固的，不可改变的，这样的一两百间，这些国家是昙花一现，一点影响都没有的，对于西方是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被称之为黄祸，不仅仅是蒙古人，还有突厥人，这些突厥人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人。当时是建立了奥斯曼帝国，把基督教的堡垒君士坦丁堡在公元前4世纪建立之后，就成功了抵御了伊斯兰教的一次次入侵，1453年终于被土耳其人打下来了，这样一下子就退缩到了欧洲的心脏地区了，匈牙利和奥地利就成为了抵制土耳其人的前线，最后一次围攻维尔纳的时候没有成功，一个新兴的西北欧开始崛起了，然后很快的开始了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全球化，在19世纪末达到顶峰的殖民化浪潮。把所有的非西方的国家都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阿拉伯地区全部被法国人、意大利人占领了，印度成为了殖民地，中国成为了半殖民地，这样的全世界都变成了西方的殖民系统，这样的分野就被掩盖住了，这里就是西方和非西方，东方和非东方，这是一个工业世界将传统的农耕世界一下子抹掉了。农耕文明的底盘拿过来之后，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地球上几乎就没有了什么游牧民族的立足之地了，已经不能构成自己的世界了，今天已经成为了旅游观赏的对象了。紧接着从18世纪开始，第二次的殖民化，亚非拉所有的有人居住的地区，都变成了工业世界。工业世界征服农耕世界的故事，现代化就是殖民化，中国的工业化也是在殖民化中开始的，如果不是洋务运动就不会学习西方的科学制度，没有五四运动也不会学习西方的科学民主。这个主题就变成了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还有政治形态的冲突，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冲突，也是西方内部的冲突借助全世界的舞台来展开，所谓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两大阵营的冲突，是西方内部冲突的地域扩大化，共产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都是西方内部的人。马克思主义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设计的，是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从近代以来，18世纪之后，西方文化对于东方文化的影响，第一个是通过海洋途径，在全世界建立了西方的传统国家的殖民地，比如说像印度，和中国香港都变成了殖民地了，像澳大利亚的一些地方，还包括中东，通过海洋的方式占领了这些地区之后，变成了殖民地国家。西方用一只手抱着半个世界，另一只手抱着另外半个世界，然后两只手打假，这是西方世界自己的事情。随着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前殖民地的地区纷纷获得了政权，文化一定会复苏，这个文化的保守就是回到自己的根，建设现代化的根基。一个方式就是像拉丁美洲、北美洲，澳大利亚，南非，这些地方由于西方殖民者来到之前，这些地方还是蛮荒状态，南美洲过去基本上没有什么文明了，印第安人生活的地区，还没有进入到文明，来了之后进行了殖民化，灌输了西方的文化，最代表西方的并不是西欧，而是美国，美国最早是印第安人的地方，是殖民地，今天却成为了西方的带头人。成功的进行了西方的殖民改造，来之前这个地方没有文明，所以很容易被同化，被殖民化的过程很容易。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送到美国去，长大之后的举止思想都是美国式的了。这些地区当西方的殖民者来之前，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好像西方的殖民者已经把这些地区的人民殖民化了，但是实际上这个文化是根深蒂固的，表面上已经改造了，但是到一定时候会枯木逢春，重新焕发出生机。文明的回归

所以你看中国、印度、伊斯兰教地区，一旦获得了独立，国家的政治独立，马上向传统文化开始回归。今天了说，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教义，代表了穆斯林的呼声。当代的国际格局中，我们做了一些分析，今天阿拉伯世界的混乱是西方造成的，本来是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帝国，然后被西方分割成了一个个酋长国，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复国，这个矛盾是西方制造的。在亚洲，比如说美国的意义很清楚的，中国的发展对于他来说是不宜的，美国本来就是一个讲功利的国家，不相信别人的道义承诺，所以大力的扶持日本和印度来牵制中国，形成了一个制衡关系，不能让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国家做大，这是有利于美国的全球半径的，这是很聪明的做法。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地区向北回归线回归，印度总理的本身就宣扬了用印度教的教义来发展印度。在19世纪的时候，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老百姓说是印度语，俨然就是英国的风格的印度官员。1834年，英国派驻印度的迈克先生写备忘录的时候，我们在印度正在培养这样的一批人，除了肤色和血缘之外，其他的都是英国人，把印度的上流社会改造成了英国社会。但是在20世纪的时候，圣雄甘地恢复印度教传统，印度总理本人就是大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做《印度的发现》，到今天来说，印度教是在印度全部的复兴，占了整个人口的85%都是信印度教的，在公开的场合都不穿西服了，穿自己的民族服饰了，这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复兴。

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是振兴民族文化发展，然后提出了我们两岸三地放弃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不讲我们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讲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实际上是也是一种文化，现在还不好公然的说复兴儒家文化，但是我个人认为，儒家文化的恢复是需要批判，批判是需要批判地，还是要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原理，不可能被同化，其情况就好像，把一个刚生下来的孩子送到美国去，很快就变成了美国人，把我这样的人送去美国，二十年、三十年，我还是一个中国人。对于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印度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儒家世界，不管是暴力的入侵还是渗透，都是不可能改变自己的信仰。两大阵营对抗之后，四大文明之间的分野肯定会再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一个多元文化的分野也会出现的，会导致冲突也会导致和平的分野。

1996年出了一本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的重现》，是提醒了世界文明关注这种可能性，从而把文明冲突的范围限制在最小的程度之内，我觉得这是很负责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的冲突，在事实判断上是有道理的，指导了人类文明的批判。盲目批判的历史学家是不懂文明史的，要了解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必须要了解世界的昨天。

第二篇：专题八文明冲突与文化融合教案

专题八：《文明冲突与文化融合》教案

 教学目的和要求：

（1）通过《东西文化之分与城乡文化之别》等篇目的学习，使学生领会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是绝对的，而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和融合却是必然的。

（2）通过东西方文明发展史和文化特色的比较，引导学生认识和了解各具特色的文化样态，并学会思考文化的差异所能带来的文化互补共融的可能性  教学重点：

（1）熟读《东西文化之分与城乡文化之别》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篇目，理解其思想主旨

（2）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融合的可能性

 教学难点：

东西方文明在其悠久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品格，这些差异既是文明冲突的潜在因素，同时也是文化融合的有利条件，学生在文明冲突和文化融合两种进程的理解中，往往容易走极端，陷入片面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怪圈中，引导他们认识和理解文化碰撞的真谛是教学的关键。 教学工具：多媒体课件  教学方法：理论讲解，看图片资料，课堂讨论  教学内容：

一、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元性

引题：从古代文明的起源处来看，世界上存在着四大文明古国，就地球这个纷繁人种聚居的地域来看，世界上存在着五大洲，目前共有232个国家和地区，大约有2000个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在语言、信仰、价值观、生活习惯、思维习惯等各方面都存在着不尽相同的差异，正因此形成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今天，我们要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新的专题，关注的正是我们所身处的这样一个极为敏感的世界，我们从中西方文明的视角，探讨不同文明之间究竟存在着哪些差异，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面对差异，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有怎样的一种文化态度和文化责任。

（一）解读中西方文化内涵的差异： 关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从文化表象上同学们很容易就能罗列出很多方面，比如，中国人的节日文化，中国人的休闲文化、中国人的饮食文化。此处可以让学生参与讨论：中国人过年与西方人圣诞节的差别；中国人喝茶与西方人喝咖啡的不同；中国人餐桌上的觥筹交错与西方人的自助餐等等。

影像展示奥运开闭幕式中中国的表演和伦敦八分钟的表演，请学生通过影像资料谈谈对中西文化表现差异背后的文化内涵。

当奥运会开幕式中那幅中国味极浓的大型卷轴缓缓打开的时候，我们仿佛走进了中国文化的气场中，以身体为笔，只是非常简单的勾画、铺陈，一副山水泼墨图便在我们的眼前捭阖开来，它或许没有白描那么讲究细节的逼真，也没有绚烂的色彩点缀期间，但我们依然能够感到一种天地混沌朴素自然的大美在心中氤氲。而颇有现代气息的伦敦八分钟，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动感而又极具个性的时尚味道，舞台上扮演路人的舞者随心所欲，没有统一的着装也没有整齐的舞步，他们更多的是在表演自己，不管城市的街道如何车水马龙，霓虹灯如何闪烁，他们都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踏着自己喜欢的节奏舞蹈。我想，这就是中西文化通过一次表演呈现给我们的视觉冲击力，它们一个喜静，一个好动，一个追崇天地间的大美，一个追逐尘世间独享的自由；它们一个注重整体和谐，一个关注生命的个性。其实，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时时处处不在显露它们鲜明的特色，比如中国建筑讲求的是对称、和谐、秩序、天人合一；西方建筑讲求的是非对称、对上帝无限超越精神的礼拜；中国山水画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恬静自在的人生追求，西方雕塑突出的是人与自然的抗争（背景雕塑展现的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拉奥孔是当时特洛伊城的一个祭祀和预言家，他曾警告特洛伊人不要将木马引人城中。这触怒了雅典娜和众神要毁灭特洛伊的意志，于是雅典娜派出了两条巨蛇将拉奥孔父子三人咬死，画面上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人面对巨蛇奋力一搏的挣扎，当个体的生命将一腔热血投诸于比自己强大的客体时，他变成了人性的英雄）；中国人的生活观念体现的是人伦关系、群体关系，与之相对，西方人的生活观念体现的是个人自由意志和自我完善（这一组图画是一个德国人绘制的中西世象百态：在图片中，第一副画中那个放大的人的形象代表西方人，而那个被缩小的人是中国人的代表，当然这里不是指中国人是弱小的，而是指中国人的个体形象的注重不及西方人；第二副图画对应第一副画告诉我们中国人是在群体中生存的，而西方人则是个体性的存在方式；第三副画显然是一副三代同堂的角色，中间那个白色的小一码的人代表家庭中的孩子，很显然，孩子在西方家庭中是和所有成员并排站立，也就意味着他们与成年人一样具有独立的人格意识，而中国家庭中，孩子居中，是众星捧月的对象，这就意味着他是被保护的，这种保护甚至是可以倾注成人世界的所有，以不计代价的方式进行的，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牺牲精神叫做爱的无私，但同时这种爱会使孩子在一定程度上丧失自我成长的历练。无庸讳言，通过前三组图画，我们很明显感到中国人是在群体中生存，注重集体感的人群，所以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维系上我们更倾向于家国意识，这就是为什么当国家有难时，中国人总是表现出无与伦比的齐心协力精神，在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家族之间总是潜意识里将后者视若一种崇高的目标。当然，也正是因为我们对亲情的注重，所以才会有最后一组画中的西方人老了只能与狗同乐，而中国老人更愿意享受天伦之乐。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的家国意识，亲情观念就是绝对完美的，毕竟为此我们也要牺牲个人一定的独立和自由，而同样个性的自由也应该是被尊重的。）

（二）中西方文明差异的形成

通过中西文化表现形态的呈现，我们已经发现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上，虽然同属一个物种，但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形态却有相当的差别，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西方文明之间会有如此的差异，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走进上古时期的文化起源处，来试着分析中西方文明格局的形成历史。

首先，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的最初的经济形态，最终促成了生存理念上的差异。爱琴海区城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希腊半岛、克里特岛、爱琴海中的各岛屿和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在这块不大的区域中，海陆交错，山峦重叠，海洋占了大半面积，无数的小岛星罗棋布，象跳石那样密布在海面上，这给古希腊提供了极好的海上交通。爱琴海区域又是一个多山地带，今岛西北部有品都拉斯山，东北部有著名的奥林匹斯山，中部有巴那撒斯山，南部有太吉特斯山。群山造成了贫瘠的土地，可耕面积受到极大限制。农业无法在希腊半岛上大显身手。陆地把贫穷送给了希腊人，大海却赐给希腊人以财富。人们谋求生计、获取财富主要依靠海上的贸易。海上的贸易，促进了古希腊手工业．航海业和商业的高度繁荣。当时最重要的手工业中心雅典，冶金、造船、武器、皮革、工商业最为发达。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工商业城邦为中心的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商业性特征。与古希腊地理环境相反，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沃野千里，灌溉便利。平坦广阔而肥沃的土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场地，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这里耕耘收获，繁衍生息，农业经济得到了高度发展。从最早的文字记载甲骨文来看，农业生产被放在极重要的位置。这种特殊而极端的地理位置，也使古代中国不可能利用对外贸易来刺激和促进国内商品生产。因而中国古人重视的便是农业生产。

在商业性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土壤和气候中，培育起了古希腊人的民族性格和价值观。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使西方人崇尚个人自由平等和个性的发展，个体的创造，个人的奋斗，祟尚个人的发财、个人的爱情、个人的享乐，以及个人英雄、个人冒险。排斥外在的人为的束缚，将物质利益作为言行取舍的准则，将自我利益放在核心地位。总而言之，从古希腊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中陶冶出来的民族特征，是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这种民族品格，在著名的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农业型经济与宗法制政治，则将中华民族塑造成了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民族品格。封闭式的农业经济，使人们眼界狭窄，乐于安贫守旧，不肯冒险。严格的宗法政治，压抑着人们的个性自由，更无民主平等可言。凡是敢于违背这种基本宗法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的人，一律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不仅天子可以兴师讨伐，而且可以“人人得而诛之”。宗法政治反对个人的自由，反对贪图私利，越礼享乐，而极力强调天子的尊严，国家的统一，血亲家族的融洽，尊卑等级的神圣，品德修养的重要。提出“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克己复礼”(《论语•颜渊》)，提倡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匹夫不可夺志”、“贫贱不能移”的气节。从西方文学实践来看，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其价值并不在于对君主的忠贞和品德无暇，而在于他们个人的毅力，勇气和智慧。足智多谋的阿加门农，尽管为了一己之私利，夺走了别人心爱的女人，但仍为一个英雄。敢于冒险的奥的修斯，更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拜伦的长诗《唐•璜》，前半部分完全是讴歌主人唐璜的浪漫恋爱史，后半部分则写主人公为个人，为自由的‘英雄”业绩。这种对个人英雄的赞颂，是西方文学的普遍现象。而中国的英雄，绝不是那种为一己之私欲夺人之爱的将军，更不是四处沾花惹草，走—处爱一个女人(甚至爱几个女人)的花花公子。而是如屈原那股品格高洁、忠心既耿的正人君子、具有对君王忠心不二，“虽九死其就来悔”赤诚肝胆。或如杜甫之忧国忧民，或如岳飞之敬忠报国，或如文天样之视死如归，或如陶渊明之归田园居。这些忠君报国贫贱不移的君子们，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其次，形而上的哲学观念构筑起了不一样的中西文化样态。同学们也许不一定解释得清楚什么是形而上的哲学观念，其实说得更加通俗一点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就是追问世界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自从人类诞生的那天起，不管在地球的那个角落的文明几乎都是从思考这一问题开始的。对世界是怎样形成的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国文化给出的是这样一系列的概念：道、无、气。西方世界给出的是另一组概念：理念（idea）、有（being）和实体（substance）。道，是核心，无，表明道的形而上的特征，它不是具体事物，“道可道，非常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气，说明了“道”的生成运转变化，它无所不在，却又无象无形，气之凝聚形成实体，实体之气散而物亡，又复归于宇宙流行之气。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山河草木，飞禽走兽，悠悠万物皆由气生。人为万物之灵，亦享天地之气以生。“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礼运》）。在气的宇宙中，无是根本，是永恒的气，无是有的本源，又是有的归宿，有是暂时的，有限的。这种有无相生的气的宇宙观决定了中国人对世界整体的认知特点：不是把实体和虚空分离开来，而是必然把二者联系起来，气使得具体事物从根本上不能独立，必须依从整体。气的宇宙世界，虽也可分析，但更靠感悟，正因此中国的思维走向的不是形式逻辑，而是感性思维。《易传•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象，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周易中的取象思维的出发点同样是对物象世界的直接观察和自在体认，它并未割裂人与宇宙万象的天然联系，而是通过直面物象的方式取得物我之间的沟通和认知，这种思维方式的先导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和诗性话语。老子讲“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第十六章）追求的是对万物盛衰起落的直接体悟。庄子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大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知北游》）“不言”、“不议”以及“不说”正是为了凸现“观”的意义，在庄子看来对道的体悟，需要的是明心见性的直观，而不是建立在人言基础上的抽象思辨。《天道》篇中轮扁斫轮的寓言就是在讲对事物的明见，需要的是“得之于手应之于心”的直接体悟和亲身体验，从而顺应事物本然的存在规律达到对事物的体认，这个过程无关于前人诉诸于笔端的经验先导，因为所谓书中之言建立在所谓的客观逻辑建构上，它并不如亲身体验更加可信和可靠。庄子的直观体认强调的是自然万物的自显，而非人的强为。

附：《庄子·天道》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而与之相对，西方文化的世界形成的概念是一种实体观，idea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世界形成的“模子”，先有一个模子，人才能据此制造世间万物，于是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再到赫拉克利特，乃至中世纪的神学都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水、数、火以及上帝等，它们都是明晰的、实体性质的，西方哲学的追问看重的是有而不是无，是实体而不是虚空。因为实体的存在，西方人总是希望用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去带动人类认知更多的事物，比如说根据能量转化原理发明了电灯，电子技术的发展才有了我们今天时刻都无法离开的电脑，生物学的进一步发展才有了克隆技术的问世，等等。当西方人不停地去用科技理性去探察我们周遭的世界，依靠逻辑和实验去不停地推演宇宙的时候，他们越来越离不开一种标准化体系化的思维方式，那就是人类的活动必须在严格的逻辑思维中展开。根据我们上述所讲的庄子的人生经验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西方人对此或许正好持相反的意见，他们不会偏信所谓个人的经验，他们更愿意相信一种被总结出来经过论证推理的技术方法，后人可以依此获得一种更加客观可循的认知。

二、文化的角力与文化的冲突

尽管在文化思维上中西方表现出一系列的差异性面貌，但在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地球两端的文明都在各自所依存的文化形态中相对稳定的发展，这种相对独立的发展局面直到近代被打破了，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清末时期最为坎坷屈辱的一段中国历史。显然，在这一时期，文化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了。当时的中国在经济上，实行重本轻末、重农抑商的政策；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保守的政策；在军事上以固守中原、防御外敌为主，长城就成了防御政策的象征；在文化上，重道德修养、轻个人功利，形成了重道轻术，崇本息末，重伦理、轻科技的传统。当东方世界依然在与土地的亲密关系中维持着封建制的现状时，西方世界首先打破了人与土地的依附关系进入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而这也正加剧了东西方文明之间关于孰优孰劣的争论。西方的理性与科学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伟大意义不可忽视。近代以来，物理学的声、光、化、电之发现与应用，一直到现代IT高科技所带来世界面貌之变化，可以说都是在理性与科学基础上实现的。当外国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一个与外界基本隔绝的时代便告结束。但是，外敌的入侵并不是为了传播文明与帮助发展，而是为了掠夺和奴役。在惨痛的现实面前，在亡国亡种的危机面前，对传统的怀疑、反思，对外来思想的学习、借鉴，促进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崩溃与重构。究竟中国应该走向何方，如果说在此之前的东西方之间各自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力量，当力量产生悬殊之后，中西方的关系应该怎样选择呢？我们不妨先从冯友兰先生的文章说起。

（参读课本《东西文化之分与城乡文化之别》）请问：在冯友兰先生看来，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差别被做了怎样的比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比呢？在你看来在当时的中国在哪些方面存在着和西方的差别？

冯友兰先生在他的文章人把进步与落后冠之以城市与乡下之别，他指出西方在世界上居于城里人的地位是从一次重要的大改革开始的，这场改革就叫做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究竟给西方世界带来了怎样突飞猛进的变化呢？我们不妨看以下的一组图表，更能说明问题。

西方的现代文明

工业：机械化、自动化、技术密集（劳动密集）、农业：操作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农村工业化 国防：武器装备现代化 科技：三次科技革命 政治：法制化、规范化；

价值观念：竞争意识和平等意识等等 与之相对：中国的传统文明 工业：简单的手工业 农业：个体劳作、自然灌溉、自给自足 国防：刀枪棍棒 政治：集权等级制

价值观：三纲五常，君子言义不言利 很显然，从这组对比的图表中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与传统的角力，中国与西方的差异最终形成了文化冲突的态势：经济强大起来的西方国家，为了占领更多的资本市场，为了不断满足他们对个体意欲的扩张需要，东西方文明的平衡状态终于被打破了，东西方文明之间从两不相干到两相对峙，讨论：在这样的强烈对比下，冯友兰先生给中国的道路指明了什么样的方向？他所谓的摆脱乡下人的局面，应该走怎样的道路？

冯友兰先生在文章的最后说道：“英美等国之所以能于现在世界中取得城里之地位者，乃因其近代化或现代化，乃因其先有某种文化。中国之所以于现在世界中流为乡下的地位者，乃因中国未近代化或现代化，乃因中国未有某种文化。”显然冯先生认为我们应该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向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借鉴。冯先生是一个代表，他代表了一批从海外留学归来，对中国传统文化深表隐忧的思想者的心声，于是，中国在先进的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催逼下，终于开始了自我反省的道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呼声，我们发现五四之后中国从被动开放大门转向主动去接纳西方文化，于是也就有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的开拓和推进。

三、文化融合的世界构想（One world One dream）

然而，当中国现代化的脚步越来越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流中时，我们耳际仍然有不绝于耳的质疑和反省，是不是西方的一切都能成为一种普世性的价值，中国传统的信仰和观念已经一无是处了呢？在冯友兰先生的这篇文章里，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思考，但是并不意味着冯友兰先生就是唯西方论者。

冯先生认为，中国文化造就了中国人的伟大的过去，也必将造就中国人的伟大的将来。所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冯先生均能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用现代的眼光加以审视，用现代的方法加以分析和疏理，形成了以哲学为统率的历史、文化、政治、道德、文艺、宗教等多层次的思想理论。近一两年来，学界开始越出“新理学”的纯哲学系统，就冯先生的社会文化观方面，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但尚缺系统之研究。我们认为，对冯先生的社会文化观进行必要的归纳和提炼，将有利于冯学的全面研究。也可以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发挥中华文化的优良精神，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提供一定参照。

——王芳恒：《〈冯友兰社会文化观研究〉前言》 从上述评价中，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冯先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西方主义的鼓吹者，冯友兰先生一生在学术上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就是《中国哲学史》，而他的学术方向是现代新儒家。他的思想所涵纳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他学术的开放视野。

冯友兰在中西文化间的熏陶和濡染：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10月8日），冯友兰出生在一个当地远近闻名的书香之家。祖父虽然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却作得一手好诗。父亲是清光绪戊戌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冯友兰七岁就开始在家里的私塾读书。1903年，全家随父亲到武昌，在母亲的监督下，他读完了《书经》、《易经》。1919年秋，冯友兰来到北京，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出国留学资格考试，顺利通过。1920年1月，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开始系统地学习西洋哲学。他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形成了富有思辨性的独特思想体系，是第一个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人，也是较早地把中国哲学介绍到西方的中国人之一。从冯先生的人生经历，我们似乎在感情和理性的天平上需要重新称量关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我们的视野其实也可以像冯先生那样，更有一种反思的批判力和文化的包容性。

讨论：中国学习西方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是不是我们的文化特色就要一笔勾销呢？西方价值是否能成就绝对的普世价值呢？

机械化的生产，量化的评价体系无形中在构建一系列对人的裁策机制，日益模糊掉人的个性和人的情感需要。一切被日益物质化、商品化。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残酷竞争、人欲横流等乱象之所以层出不穷，包含着平等原则的商品的等价交换使人们之间缺乏情感上的沟通。繁华的城市生活使人远离自然界，更可怕的是对大自然疯狂的掠夺加速了地球的自我毁灭速度。

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和残酷，让全世界尤其是欧美震惊。许多有头脑的思想家开始重新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性，怀疑现代化的工业文明是否还能够带给人类更多的幸福，甚至对西方文化也打一个问号，个别人曾提出要从东方文明中寻求出路。大哲学家柏格森在欧洲遇到梁启超时，劝梁回国后多研究一下孔子、老子、墨子，中国这些哲人的思想和学说或许可以拯救纷乱繁杂的世界。于是在欧美掀起了一股抨击资本主义文明的后现代思潮。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理论，以及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是典型代表。这股思潮关注人的和谐、人格的修养、人性的回归与伦理道德的重建等，试图以此来解决欧美的社会问题。

其实，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和思考并没有因为现代化的推进而消失，反而在今天讨论更加热烈，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如果各执一端，推行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必然导致新一轮的文化冲突，但消解差异也就意味着失去思辩的力度和碰撞的火花。因此，我们更应该很好的进行东西文明的对话和交流，相互借鉴，共同提升自身的文化品格。

比如：冯友兰先生就说过，中国所以没有近代自然科学，是因为中国的哲学向来认为，人应该求幸福于内心，不应该向外界寻求幸福。„„如果有人仅只是求幸福于内心，也就用不着控制自然界的权力，也用不着认识自然界的确切的知识。

其实，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在推进人类认知世界微观分析上的弱点，需要在这种科学思维上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思想本身对人的个人内在修为的更高要求和对自然的和谐共处的思想，它可以弥补科技理性对人精神的戕害。

其次，一方面，我们在西方的个人主义的自由平等观上，看到人道主义的重要和可贵，纠正自古以来“存天理，灭人欲”对人性的束缚，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在“天人合一”的观念下，对偏激和无度的欲望进行内省性的价值规约。

这种互相之间取长补短的借鉴和对话，常常被我们用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上，其实未尝不可以搬到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发生的历史就是在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请学生评价一下赵武灵王的政治举措，并结合此文，谈谈民族振兴的出路何在。

赵武灵王大胆搁置狭隘的民族观，向对立的异族学习借鉴，看上去也许只是 一次服饰改革，但实质上是向一种思想保守势力的挑战，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没有绝对的胜者与败者，在绚烂多彩的世界舞台上同样没有绝对的强者与弱者，文化之间的开放程度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开放程度，而这种开放和包容也正是一个民族永远发展和壮大的精神支柱。

背景资料：

赵国东北同东胡相接，北面同匈奴相邻，西北又同林胡和楼烦接壤。这些都是游牧部族，他们经常以骑兵侵扰赵国，破坏赵国边地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为加强边防，公元前三○七年赵武灵王实行军事改革，“胡服骑射”，命令军队采用胡人服饰，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鈎，戴着插有貂尾或鸟羽的武冠，穿皮靴，藉以发展骑兵，训练在马上射箭的作战技术。虽然这场改革侧重于军事方面，实际上就是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时肥义等大臣是改革的支持者，贵族公子成、赵文、赵燕等人是反对者。公子成认为不该“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赵文认为“衣服有常，礼之制也”；赵造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俗而动”。赵武灵王驳斥了这些谬论，说：“理世不必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战略策•赵策二》）。后来赵在攻取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之后，把它改为“骑邑”，用来训练骑兵，牛赞又出来反对，声称“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赵武灵王当即加以驳斥，指出“古今异利，远近异用”，“今重甲修兵不可以逾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战国策•赵策二》）。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是逐步推广的，先是以身作则，推广于家族中和朝廷上，再推广到官府中和军队中。赵武灵王严厉驳斥了贵族中原有守旧的思想，从而提倡革新进取的政策。胡服是胡人便于骑射的服装，推行胡服是为了学习胡人骑射的战斗技术，从而增强赵国的兵力。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是亲自带头集中精力来进行的，是有计划而亲自逐步贯彻的。他不但攻取中山和攻略胡地，藉此扩大领土，而且使这些游牧部族服从；并且收编了林胡和楼烦的骑兵，藉以增强兵力，使赵国从此成为与齐、秦并列的强国之一。

公元前三○七年赵攻中山到房子（今河北高邑西），次年攻中山到宁葭（河北石家庄西北），西略胡地到榆中，“林胡王献马”，由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榆中在秦上郡之北，北河以南，今陕西榆林以北地区，原为林胡游牧地区，因有广大的榆柳之林而得名，林胡这个部族就因游居在榆中而得名。“林胡王献马”，就是表示从此归属于赵国。“代相赵固主胡”，就是从此由赵固兼管这个林胡部族，“致其兵”就是收编林胡的军队。公元前三○五年赵大举攻中山，由武灵王亲率右、左、中三军，并由牛翦率车骑，赵希统率林胡和代的军队，会合于曲阳（今河北曲阳西北），向北攻到恒山的华阳，向南攻到石邑、封龙（今石家庄西南）、鄗（今高邑东）等地。次年攻取了榆中以北黄河上游河宗氏和休溷诸貉之地，设臵了九原郡和云中郡。“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命将军、大夫、適（嫡）子、戍吏皆貉服”（《水经•河水注》引《纪年》魏襄王十七年，《今本竹书纪年》“戍”改作“代”，“貉”改作“貂”）。因为这一带居住民是貉族，因而穿貉服。貉服和胡服大概是大同小异的。公元前三○三年又攻中山，攘地北至燕，西至云中、九原。公元前二九七年赵武灵王巡行新得之地，“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就是收编了楼烦的军队。次年中山灭亡，迁其君于虏施（今陕西榆林南）。赵武灵王不但推行了胡服骑射，攻取得大片胡地和中山土地，而且收编了林胡和楼烦的军队，因而军事力量大为加强。

问题与思考： 1． 冯友兰先生将“东西文化之分”用“城乡文化之别”来做比，你觉得这种取譬的方式对表达其思想观点有何作用？

2． 冯友兰先生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他的所谓“东西文化之分就是城乡文化之别”这一观点的？你觉得这一比喻背后所表达的观点运用在当今社会依然准确吗？

3．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你觉得会导致一种文化的必然对峙，还是一种文化的对话和融合？如果文化之间能够很好的形成对话和融合局面，你觉得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4． 评价“胡服骑射”故事中的赵武灵王在当时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并分析这5． 一故事背后的历史启示是什么？

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融合之间你认为有何关系，通过你的阅读和理解，请谈谈你的具体看法？ 参考书目：

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王才勇《中西语境中的文化述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甘阳《古今中西之争》，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1年 周宪《现代性的张力》，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赵汀阳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

第三篇：本土化回归与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摘要】2008年以来,《海角七号》、《艋舺》等影片掀起了台湾“本土电影”热潮,成为当下华语电影圈重要的“文化事件”。本文从全球化与本土化关系出发,探讨“新锐电影”所反映出的以本土化应对全球化的文化自觉,全球化下本土化呈现出多元文化的冲突与共存。

【关键词】“新锐电影” 全球化 本土文化 多元文化 身份识别

自20世纪80年代“新电影浪潮”后,台湾电影一路向下,跌入低谷。但近年来,以强调“本土文化”的台湾电影在岛内屡创票房佳绩、掀起了久违的“本土电 影”热,其中2008年《海角七号》赢得了7亿多新台票房币,2010年《艋舺》上映第一周打破台湾十几年周票房纪录。这些“本土电影”在一定程度扭转了 全球化下的台湾电影市场被好莱坞所垄断的现实。

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是一个融合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于一身的综合艺术形式,先天地具有充当文化载体的优势。以《海角七号》、《艋舺》为代表的 电影,掀起了台湾“本土电影”的热潮。因这类电影大多为新晋导演作品,故本文将2008年以来的台湾“本土电影”称之为“新锐电影”,与80年代“新电 影”以区分。同时以《海角七号》、《艋舺》为个例,剖析了台湾地区“新锐电影”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的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等文化冲突、融合及台湾社会多 元的文化生态。

一﹑台湾“新锐电影”的“本土叙事”

以《海角七号》、《艋舺》为代表的“新锐电影”对于“本土文化”的建构,是台湾电影面对全球化挑战,不得不选择的应对之策。以下从叙事角度、语言、影视人类学、人种志等角度具体诠释“新锐电影”:

1、平民化叙事视角

“新锐电影”的选材视角继承了“新电影”时期平民化传统。从人本主义出发,以社会底层人物为视角展开叙事。《海角七号》以失意歌手阿嘉和助理友子为主 角,塑造了邮差茂伯、客家人马拉桑、原住民父子等几位富有个性的“小人物”,展现普通台湾生活图景。《艋胛》同样从“蚊子”、“和尚”等五个底层小混混的 视角讲述黑道中利益争夺与斗争。平民化叙事视角,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权威话语权,同时本地人物身份能唤起受众强烈主人意识。

2、艺术性“叙事语言”

电影的语言系统主要分为蒙太奇和长镜头两个部分:蒙太奇是一种故事性叙述手法,可以传达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①而长镜头则主张淡化主观色彩,用全 景、深焦距反映事物最真实的面目。台湾电影一直以文艺片为特色,“新锐电影”自然受其影响,其采用大量大景别镜头,以事物或环境为对象,镜头节奏较缓慢, 构建起一卷艺术般的本土文化生态图。《海角七号》中大量海景、稻香等乡土风光,《艋胛》用长镜头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台湾街道、服饰等生活方式,都是本土 化背景运用。

3、本土文化的再现

历史上,台湾地区不断受到各种外来文化的浸渗,在不断吸收、融合各种文化中呈现了台湾传统与现代、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颇具特色的文化特征。“新锐电 影”采取“弱化历史问题、全景展现多元文化之现状”的态度,重新拾起遗失的文化结晶。《海角七号》中胡琴、原住民“琉璃珠”,《艋胛》中祭拜“祖师爷”、丧葬仪式、“台客文化”等的再现都彰显着浓郁的台湾传统民俗特征。这些源自地方本土特色的生活片段,迎合了当地观众的审美标准。

电影作为“一种涉及许多文化方面的整体”,是现代人将思考、行动符码化的结果。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新锐电影”结合当下台湾社会语境,根据时代所需,选择当下社会现实问题、价值观、文化观等审美方式建构电影,达到“写实”目的。

二﹑全球化的冲击与“本土文化”的回归

一般认为全球化为经济全球化,但全球化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文化转型②。由于西方文明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全球化下,西方文明自然地居于优势地位,蔓延于 世界各地。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文化的差异性日趋缩小,文化同质性越来越明显,各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都把维护自身的存在看作神圣的职责。

首先,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冲击无处不在。可以说,现在任何国家、地区都脱离不了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对本土化的冲击无法避免。现代电影工业本身就 是全球化的产物。《海角七号》中好莱坞式爱情轻喜剧套路,流行元素,一波三折的剧情等;《艋胛》以青春与黑道为主题,斗殴、打杀人等场景更增添电影的噱 头。西方商业化叙事模式无疑充分迎合了大众的口味。内容上,台湾已是全球化的本土。《海角七号》中恒春小镇中各国模特、海滨酒店等体现了工业化已影响到最 边缘的乡村。《艋胛》中“枪是下等人用的武器”的争论,体现了工业化中的台湾传统社会面临的全球化的挑战,80年代的台北街道、服装、电子娱乐等都体现了 现代工业对于传统台湾社会的改变。

其次,“本土文化”的回归是应对全球化的“文化自觉”。随着人们对全球化认识的深入,不少人开始反思全球化带来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局限性,人们日益 怀念乡村、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开始得到重视。《海角七号》展现的“乡土台湾”的全景图,《艋胛》追忆台湾上世纪80年代的社区文化,都恰恰暗合了台湾全球 化背景下对本地文化的回顾和怀念。

三、本土化的全球化:多元文化共存与融合

全球化发端于西方并不等同于“西方化”,企图以同质化的模式建构全球化是错误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具有统一性③。全球化必须以多元文化为前提,全球文化的多 元化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全球化本身是各种文化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共同存在的过程④,面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台湾地区本土自然处在弱势地位。但本 土文化的非中心化也非全然的劣势,相反会显示出全球化时代弱势文化生存的可能性。

1、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冲突与融合

本土化与全球化矛盾直接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新锐电影”中或隐或现地体现了二者既冲突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当 《海角七号》中传统的胡琴与吉他、大提琴等共奏《国境之南》,传统与现代达到融合;《艋胛》中“家”的描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回归,“大仔”正是中国大家长 的代表,作为中华民族根基的“家”的精神将被继承下去。影片展现的传统与现代冲突,全球化下的传统如何生存、延续等,值得深思。

第四篇：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北京论坛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卢元镇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020－85212252

lyzh@scnu.edu.cn 1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引言

在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特例。在100余年的历史中，中国与奥林匹克结下不解之缘：在近代，中国曾因奥林匹克而蒙羞，有过疑虑、对峙、隔阂，近代中华民族遭受侵略、奴役的历史及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迫使中国与奥林匹克靠拢。发生在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态出现的，而是与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同时出现于中国社会的。而到上个世纪末，中国与奥林匹克重修于好，实现了相互选择和理解，消弭了冲突，促进了融合，中国终因奥林匹克而重获殊荣和辉煌，而奥林匹克终因中国的介入更成功、更完满。

一、两种不同体育文化的建构与运行

如果把古代体育分成东西对峙的两大高峰的话，那么东方古代体育以中国为主，西方古代体育以希腊称雄。由于地理交通的阻隔，这两大高峰没有得到聚首，因此，便按照各自的文化逻辑建构并运行着本民族的体育文化，形成了世界体育文化的参商二星。20世纪60年代初，战败国日本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举办了东京奥运会，试图重塑国际形象；80年代末，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主要受到经济发展的鼓噪，举办了汉城奥运会，试图在国际市场亮相。这两届奥运会也都一定程度展显出了东方文化色彩，但毕竟是在广义的儒家文化的边缘地带进行，与中国的原文化擦肩而过。虽然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上增加了柔道、跆拳道两个项目，并把这两项运动推到了世界范围，然而这毕竟不过是在奥运会上打了两块东方补丁而已。而2008年奥运会终于使两大文明会聚北京，其深远的文化意义不言自明。

（一）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迥异的文化基因

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某种类型的前提性因素。古代希腊政治和文化因素支持着自身的体育发展，并导致了古代奥运会的诞生。在古代希腊，如果说民族政治因素对奥运会的诞生，体育的普及起了内因作用，其宗教文化因素起了外因作用，那么产生这种“里因外合”效应的是它特殊的地理环境。

希腊是一个面积非常狭小的岛国，资源贫乏，人口不多，土地贫瘠。生活在这种地理生态环境中的希腊民族，形成了特殊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主要来源于民族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近海居民主要依靠捕鱼、制盐和经商谋生；山地居民从事游牧业；平川居民从事农业。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发达的商业贸易，进而形成频繁的人际交往，平等人际交往是自由民广泛存在的前提，自由民之间形成契约式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萌发了相对自由的信仰和行为，最终导致科学、艺术与 2 体育的繁荣。

与希腊不同，中国文明依托的不是狭长的半岛，而是相当宽阔的平原；不是海洋，而是河流。中国的四周是高地、沙漠和无法跨越的大海，形成了一个西高东低的簸箕形状的地形特征，造就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适宜的温度、平坦的地势和肥沃的土地，是中国发展农业文明的理想条件。农业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对土地的绝对依附，而且越在古代，生产力越不发达，这种依附就越显著。中国农业生产中的生产单位是“家”，发展到后期便成了氏族单位的一种有内在血缘联系的广义大家庭。这样，中国社会的血缘机制的退化便十分缓慢而不彻底。血缘社会中各种民俗规矩不是被逐一消除，而是不断修改和完善，中国的“周礼”与孔子的“礼”与“仁”都是这种修善与发展的标志。这为宗法等级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等级制的延续和发展致使凡不遵循差等制度的文化因素都不能发展，因为这都可能对森严的等级制度形成冲击，给专制统治造成不稳定因素。体育，尤其竞技运动的根本特征就是对抗双方必须在法律意义上的形式平等，因此它是等级制度的天敌。

在古代中国，由于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君臣父子的人伦关系，以及民众对土地的绝对依附，使民族的意识形态中，不可避免地重视渗透、协调、和谐与中庸而反对斗争、冲突与对抗。中国体育更多重调节、轻冲突、重关系、轻实体的特征，而很少有“更快、更高、更强”的色彩。中国体育中找不到赤裸裸的你争我夺，以及激跃的跑、跳、投。因此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和复杂的文化机制下，难能成长出以普遍的争斗和征服为特征的运动竞技。

（二）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相向而行的体育文化逻辑

古代奥运会诞生时期，正好是希腊原始氏族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逐步形成的历史时期。在只有1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就建立了200多个城邦国家。尽管有的城邦民不盈万；国家政权也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里，但这些城邦都是各自独立的自治体。与此相应，在希腊自由民的核心概念中，有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极其重视个人价值。希腊人发展了他们独特的信念，认为人之可贵绝不在于作为一个万能统治的工具，而在于人的本身潜力，因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完善自己。政治上的民主，人民的相对独立与自由，再加上与此有直接关系的观念信仰，为古代奥运会的产生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近代西方体育的再度崛起和壮大繁荣埋伏了历史条件。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讲，古代希腊体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遇到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那种君临一切的专制制度，这是希腊体育的幸运。

与古代奥运会诞生发展的历史时期相对应的是我国的春秋时代。这时的中国已处于奴隶制开始解体并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在社会形态的演进上中国已远远领先于古代希腊。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强烈变革，教育中也一样高度重视体育，如“六艺”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前4项都是重要的体育活 动内容。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颇有希腊斯巴达的军事教育色彩。这些活动内容理应在中国产生高度发达的体育运动。但是，这一极为重要的条件却被强大的封建“专制政治”抑制了。后来孔子所极为倡导的“礼”与“仁”便是这种宗法等级的翻版和进一步发展。因此，中国一直缺乏支撑自身体育发展的民主政治，即使到明清时期也仍然如此，因此到近代欧洲体育重新勃兴的时候，而中国体育一片萧条，特别是竞技体育几近于零。

（三）不同的宗教观念造就了不同的体育理念

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众神居住在希腊北部巍峨的奥林匹亚山上，那里有12位巨神在维持着天地之间的秩序。希腊人认为，诸神平时在山巅上欢宴作乐，有时则离开他们的宝座下降凡尘，参与人事。有时还因人事之故，各主一方，明争暗斗。人们只有同这些神灵建立恰当而和善的关系才有利于生存，这样，祭祀神灵便成了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希腊人以各种活动表示对神的崇敬和感激。因此，体育竞技便以祷告神灵、祈求福祉，寄托意愿的方式纳入了整个希腊民族的精神表述之中。古希腊的奥运会就是这种精神表述的集中表现，是希腊人内在精神（对神的崇敬）的外在表现（用形体动作）。

远在史前的上古时期的中国，各氏族部落在战争、狩猎、采集活动之前也有专门的宗教仪式，这些活动也一样是指望获得某种成功而企图使神灵对自己发生好感的献媚。而中国原始宗教的这些活动内容与希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是宗教活动不是由于欢乐的心情所导致的快乐行为，而是由于恐惧祈求上苍显灵，从而具有巫术性质；活动内容则是求欢悦的歌舞，而不是寻冲突的竞技。

马克思在对古代各文明古国进行分析时，用形象的语言讲道：“有营养不良的小孩，也有早熟的小孩，也有发育不健全的小孩，在古代氏族中属于此类范畴者甚多；唯有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希腊人那种天真烂漫，赤身裸体，酷爱体育的作派，与尚武卫邦，崇尚力量等奥林匹克精神不无关系。而中华民族的“早熟”不能不说是与体育文化的少年老成息息相关。

二、中国对奥林匹克文化的选择与融合

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变得越来越频繁，这一过程充满了冲突、选择、改造、变异、融合等变数，或从善如流，或狭路相逢，或长期对抗，或强权征服，然而高势位文化总要向低势位文化流动，先进文化总要起到主导作用。奥林匹克文化就起到了这样一个领头羊和征服者的作用。

（一）奥林匹克文化具备强者文化的特质

近现代奥林匹克是欧洲各工业帝国为全人类选定的一种游戏方式。19世纪中叶，希腊人企图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努力的落空了，因为希腊人已经沦落了，不再是强者。而英国人在英伦三岛创建了许多室外竞技运动的方法，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时严谨的德国人不失时机地走出来，对奥林匹克遗址的开发，使近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披上了“文艺复兴”的外衣。浪漫的法国人紧随其后，对奥林匹克精神和原则做出诗人般的诠释，为近现代奥林匹克确定了当时作为强者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山姆大叔对奥林匹克的夸张式的投入和商业运作，推动了奥林匹克的高速发展。而美国对国际奥委会的粗暴控制，再一次显示了强权政治的特征。

100多年以来，国际奥委会之所以能从一群欧洲绅士的午餐会演变成庞大的国际组织，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能从以欧洲中心主义为藩篱的区域性体育比赛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潮流，奥林匹克主义之所以能为世界多数民族接受，成为一个足以震撼全球的奥林匹克运动，就在于它具有巨大的融通性。这种融通性不仅表现为奥林匹克运动已经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科技、文化、教育等融为一体，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文化力量。同时，融通性还体现在它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充分兼收并蓄上。奥林匹克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将民族体育文化进行世界化的提升和推广。

从国际奥委会两份具有里程碑价值的文件中不难看出奥林匹克运动肩负的责任和敏锐的目光：一份是《奥林匹克宪章》，一份是《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她们是姐妹篇，相距100余岁。如果说姐姐关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妹妹则倾心于人类与自然的相处。如果说《宪章》是一篇关于和平的宣言，那么《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则是一篇关于发展的倡议。而和平与发展珠联璧合，构成人类未来的两大主题。

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于19世纪末叶，那时黑暗、沉闷的中世纪刚刚结束，欧洲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晨曦中，迎来了充满希望的20世纪。由于科技的发展、经济的交流，文化的沟通，注定了20世纪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世纪，此时应运而生的奥林匹克必定不再是区域性的文化，而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作为殖民主义时代的后遗症，世界性的战争阴云从世纪初就笼罩着这个蕞尔小球，上个世纪人类的两场浩劫和无数次局部战争，把世界搞得满目苍痍。奥林匹克充分意识到必须融入世界的和平潮流，才能获得生存权和话语权，也才能赢得注意力和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全家福”如此看重，而对各种“抵制”行为万般厌恶的缘由。这也就是为什么联合国第48届大会第36次全体会议上会一致通过“奥林匹克休战”提案的理由。

20世纪过去了，人类还没有摆脱战争的漩涡，又遭遇了新的麻烦，在强大的工业生产和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美丽的地球被放肆地涂鸦，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居住地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地球变得十分脆弱，人类陷入万分无奈。于是，奥林匹克的大脑再度陷入沉思。1999年国际奥委会修订通过了新版的《宪章》，在阐述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时添上了这样的字句：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落实到《议程》中就赫然写上了“可持续发展”五个大字，如果说奥林匹克在20世纪以追求和平为主要 宗旨，那么，21世纪就要以“美好”为中心主题来做文章，因为和平的世界还未必美好，美好的世界要以和平为前提，还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基准。

因此可以说，奥林匹克这个强者维护了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正因为此它成为了强者，拥有了无数的追随者。奥林匹克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各种民族文化的具有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能力。奥林匹克又是体育文化全球化的标志，各个国家与民族都在努力汇入这一世界体育文化的潮流。

（二）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奥林匹克文化的支撑

获得了民族解放的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奥林匹克文化？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地不惜代价要得到奥林匹克的承认呢？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强者的文化，还是一种强者向往的文化，更是一种向往成为强者所追求的文化。中国是这个世界上，继希腊文化为核心的欧美文化走上现代化后，在21世纪最有希望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复兴文化，强国强种为己任的民族。因此，中国选择与奥林匹克文化的结缘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失之交臂，那将是与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进程脱节，也是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相悖的。可以说，奥林匹克的介入，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东西方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强大的粘接力，是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的形象化扩展与延续。

奥林匹克这种强者文化在中国的普及，对创造这种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重要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缺乏竞争意识、民主精神、开放态度和科学观念的，也是缺乏培养和发展个性的环境和条件的。这些既是发展奥林匹克运动所欠缺的，更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现代人的心理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接受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一次全民现代化观念的基本训练，因此与奥林匹克融合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奥林匹克在中国的大踏步前进，使一代自立、自强、自信的新型人格成长起来，取代了自我贬抑、自我萎缩的君子人格。新一代人不尚空谈，讲究实效；不追求虚名，而注重务实。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奥林匹克的渗透变得更有生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有奥林匹克的介入将充满活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奥林匹克关于“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精神的提倡，奥林匹克强调对青少年所起的教育作用，以及奥林匹克对尔虞我诈欺骗行为的坚决抵制，都可以为社会树立良好诚信的道德规范，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优质的道德平台。奥林匹克是一种全世界共同遵守相同规则的活动。它在选材、训练、管理及资源配置等方面需要尊重客观规律，要求严格地遵守“游戏规则”的特点，与市场经济颇有相通之处。认同人类共同遵守的规则来进行游戏、接受公平竞争的观念并担当起增强民族自信心的角色，非体育莫属。

高水平竞技运动本质上是人类竞争意识的最公平、最公开、最公正的较量。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的东西——人与人平等的权利、个 6 人自由选择与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市场经济满足个人欲望，可以带来巨大的创造社会财富的推动力，同时也必须用道德和法律来制约个人私欲的破坏性。宣扬这种权利，把行使这种权利的过程加以规范，体育竞赛是最好的榜样。

体育规则的制定，竞赛的组织、胜负的判断、人才的选拔都有充分的民主性，这常常令许多社会活动家们羡慕不已，视为一种民主程序的典范。在这里，每位运动员都享有参与与退出、选择与被选择、解释与申辩等民主权利。每个运动员力争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战手，同时又要承担义务允许对手在平等地位上与自己竞争。这一点恰是一个民主法制社会成员必须具备的心理品质。

中国的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对外开放，必然要清除长期封闭和僵化给民众带来的昏聩麻木的情绪，鼓励奋发进取，使中国迅速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社会。通过体育竞赛所获得的胜利来振奋民族精神，实质上是树立一种和平竞争的国际化观念，有利于国民积极参与开放型的竞争，接受机遇和挑战。随着体育文化交流的率先启动和日益增加，国外丰富的体育理念和思想传入我国，使体育中蕴涵的一部分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地挥发了启蒙功能。改革开放初期，体育充当了“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开路先锋。体育在全社会建立和发扬开放的观念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奥林匹克文化是对中国传统平均主义思想的逆反。追求过程的平等，容忍结果的差异，是一种需要公众接受的理念。正如市场经济必然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不参与竞争的人无论怎样妒忌、愤怒、哀怨、漠然，都无济于事。因此，体育对竞争观念的宣扬，有着重要的迁移价值。

在古希腊著名的德尔菲神庙的门口，竖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这样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就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就在这样一个人类主体意识开始巨大觉醒的时代，产生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言而喻，现代奥林匹克仍然高举着主体精神的旗帜，它高度重视参加者自身的内在需要，高扬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可以说，我们今天提出的“人文奥运”就是对奥林匹克做出的关于人的积极应答。

（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与奥林匹克文化融和的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运动并非格格不入，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对吸收奥林匹克和接纳奥林匹克运动有着不少天然的有利条件：

首先，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做贡献的强烈愿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天性”，推动了与奥林匹克的结合。在历史上，中国曾为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出过大力，包括恢复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内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在吸取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完成的。中国辽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悠久的文化、壮大的实力，决定了我们中国必须对世界文化，做出更多的贡献。在体育运动领域，我 7 们不仅要参与奥运会，而且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我们不恐惧外来异质文化的介入，而具有较小的排他性。从中国传统文化良好的兼容性的特质来看，对奥林匹克是持欢迎态度的。奥林匹克是全世界共有的价值体系，中国对奥林匹克的态度，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延续，是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的标志。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和平思想是与奥林匹克主义一脉相承的。民为邦本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之一。它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特色。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贵和持中，看重和谐，坚持中道，是渗透中华民族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这些特征与奥林匹克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解决

任何异质文化发生碰撞，都要产生火花，这两种文化在碰撞后，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鉴的一面，而后一种倾向随着各种联系的加强必然会趋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文化是人类对愚昧的否定过程”。任何一个勇于克服愚昧、发展自身的民族，终将会学习和接纳先进的外来文化，并将自己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近现代奥林匹克对中国的传入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体育文化曾对它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重新恢复在奥委会的合法地位，才真正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文化相结合这一新阶段的开始。而80年代末，中国决心承办奥运会则标志着这一结合进入了一个高度自觉的阶段。这是因为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思索，终于悟出：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任何坚持封闭型模式的民族文化都将无法克服愚昧，摆脱导致自身的灭亡的厄运。因此13亿现代化建设者大军接受了奥林匹克的挑战，这是历史积郁下来的勇气，也是时代感召出来的精神。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开始承认、接受、消化、吸收西方体育文化的技术方法，在短短的五十多年里，我们基本完成了西方体育的体系化建设，在更短的二十年时间里我们完全按照奥林匹克的面貌改造了中国的体育。一向以怀疑、排斥、抵制西方文化而著称的近代中国，竟然在一个“全盘西化”的领域，遵照西方的游戏规则，沿用西方的技术方法，实现了“升国旗、奏国歌”的愿望，而表达的是一个东方民族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这在文化交流史也是十分罕见的。

（一）世界体育文化单一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

在历史上，西方体育文化曾搭乘在殖民化的轧道机上，把东方各国的原体育文化推挤到边缘，几于湮没。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体育文化又如同割草机一样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修剪得整整齐齐。各种民族体育文化作为弱 势文化，在“弱肉强食”的规律面前，变得如此苍白。各种民族文化与奥林匹克之间形成了一种绝对不对称的文化关系。

当今，奥林匹克作为一种强者文化，对各种民族体育文化的产生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作用，正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扩张着、渗透着、弥散着，成为世界体育发展的座标系。而其他国家、民族的体育文化，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成熟的，还是萌芽态的，无论是单一民族的，还是跨国的、多民族的，都只能归于“亚体育文化”，或“准体育文化”。

由于体育文化所特有的传播范围的广泛性，扩散倾向的世俗性，变异改造的保守性，以及流行普及的易接受性，这一主体体育文化一旦占有了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具备了专制主义文化的特征，而这种文化是以欧美价值观念为基调的，以发达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的，从而使体育文化的多元性受到极大的伤害。今天奥林匹克与卫星电视、互联网、微软、好莱坞、百老汇、可口可乐、NBA、迪斯尼、摇滚乐、柯达等文化产品纠合在一起，在全世界涌动着，呼啸着，成批成批地倾销着，进入人们的生活方式，闯入各国的精神世界，使许多弱小几乎民族忘记了自己民族体育文化的过去，使多数青少年不知民族传统体育为何物。

（二）中国体育文化对重建体育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结果是文化的单一化，文化单一化的灾难性后果是扼杀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使文化走向枯萎和绝灭。谁也不愿意看到体育文化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逼近这样一个黯淡的前景。

那么，人类的这一文化困境如何解脱？

纵览世界体育发展的历史，审视各国体育文化的现实，只有中国体育文化可以站出来为保留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化做出尝试和努力。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几千年没有缺环的悠久历史，造就了源远流长且不断演化的体育文化，在中国体育文化的历史长卷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积淀了体育文化的厚度；第二，中国辽阔的版图和多民族的文化结构，生成了中国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世界，中国的体育文化不仅有汉民族的，还有少数民族的，不仅有宫廷的，还有民间的，不仅有军事的，还有娱乐的，不仅有养生健身的，还有竞技休闲的，这一体育文化的大千世界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第三，中国众多的人口负载了巨大的体育文化力度，因为体育传统文化积淀的力度是与该文化活的载体的人口数量成正比的，人口越多，体育文化的创造性和传承性就越好；第四，中国又是一个实现中外文化交流具有自觉性和较少功利性的国家，虽然在近代历史上曾实行过短时间的“闭关锁国”政策，但从整体上讲，我国从汉唐以还，一直在吸收着外来的体育文化，也将中国的体育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去，中国既有吸收外来文化的经验，也有输出中国文化的勇气，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涵养、改造具有顽强的毅力、海纳百川的宽容和天衣无缝的技巧；第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不仅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而且在国与国的关系上，都表现出那种雍容、和平、温良、宽柔的品格，这种亲和力是其它类型文化所欢迎的。这对中国体育文化走向世界无疑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世界众多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寄予希望，英国罗素先生在《中国的问题》一书中曾说：“中国人已经发现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实践了不少世纪，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采用，它将会造福于全世界。”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先生在比较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之后，也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讨论未来世界发展时说：“面对21世纪，我们的中国学所当承担的课题是，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批判经济至上主义的风潮，并且与利己及追求利润的原理相对抗；如何将中国思想中作为深厚的传统准则积蓄下来的仁爱、调和、大同等道德原理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展示出来„„”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二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中国体育文化对于平衡西方体育文化的偏颇，可以起到一种难能可贵的互补作用。从哲学意义上讲，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西方体育文化努力追求的是人类的可能性，即人类可以做到什么；而东方体育文化则要说明人类的必要性，即人类应该做到什么，因此西方体育主张“永无止境”、“超越极限”、“全力以赴”，而东方体育强调“适可而止”、“点到为止”、“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这两方面对于人类都是不可或缺的。

西方体育以追求功利作为发展动力，在形成巨大的社会文化运动的同时，要动用、消耗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因此走上商业化、职业化和滥用违禁药物是必然的。而中国体育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目标是修身、养性，主张是内外俱练、神形兼顾、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等平衡统一的原则。中国体育文化更具有业余的性质，对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人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当世界走向老年化的时代，它理应受到老年体育的青睐，在讲究健康和休闲的今天，它的体育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文化交流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而需要是文化交流的动力来源，对中国体育文化的需要是21世纪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之一。

中国正在实现“和平崛起”，崛起的涵义决不仅仅是自身实力的强大，而在于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被普遍接受。古代希腊之所以永恒，就在于它的文化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全世界，其中包括奥林匹克文化。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族舞蹈、中国画、中医、中草药已经大踏步走出国门，逐渐被西方接受，即便是100年前从西方引进的电影艺术也开始反哺世界。那么，中国体育文化何以不能融入世界体育的潮流，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呢？

进入奥运会，举办奥运会，在奥运会上称雄，固然重要，但这毕竟只是体育善假于物表现出的一个侧面。我们要调整体育的价值观和体育政策，开展多角度的研究，将中国体育文化推介到世界上去，让全球了解中国的体育文化，无论哪一代人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对世界体育文化的贡献，将载入史册。

（三）对“东方运动会”的殷切期待

今天我们不仅要把过去的文化遗迹保存下来，继续向西方传播，让世界真正全面地认识中国，而且要以中华文化为基元，在现实文化的基础创造上成为当代无可争议的国际典范。这就要把中华文化过去的运行规范、习惯方式推到新的境界，需要当代中国文化人做出新的努力，其中包括体育文化人。这就要求体育文化人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参与世界文化建设的眼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影响力的加大，中国承担起复兴东方体育文化的责任已经众望所归。在国际社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谋求霸权，不搞以我为中心。但是在建设代表先进文化方面需要为世界做出实际贡献，包括体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标志，笔者曾建议将中国的民运会与全国体育大会合并，逐渐加入中华文明圈的国家或地区，再加入亚洲地区各国，最后在推广到其他东方国家，创办一个全新概念的“东方运动会”。

东方运动会不是奥运会的对立物，但一定是一种新的文化创造，而任何一种具有新的文化个性的东西在诞生的一刻，都会遭遇阻力，只要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只要勇于挑战现代世界体育主体文化的权威，只要在体制上有所创新，一定会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上走出一条新路。

东方运动会决不是东方民族体育的简单叠加和集成，而是一种新型体育文化的再创造，这也许是东方运动会得以问世和赓延的文化难点。但我们深信具有东方智慧的民族，团结起来一定会取得成功。

欢迎它吧，一个东西方文化各领风骚的时代即将到来！

第五篇：文化独立与文化融合

从中式洋节浅析文化独立与文化融合 [摘要] 西方文化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中，中西方文化之间必然发生碰撞。文化融合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但文化融合的前提是文化独立。本文首先从中式洋节来展示中西文化的碰撞，进而对将中式洋节视为文化入侵的片面看法进行反驳。然后探讨中华传统文化衰落的真正原因，如何保护传统文化。其次针对中华文化独立提出相应策略，最后分析文化融合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中式洋节，文化独立，文化融合，和而不同

Abstrat: The western culture comes into our life, so that there will appear cultural shock.The cultural fusion is the trend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premise of which is the ccultural independent.This paper firstly show the cultural shocck through the Chinese western festivals, in order to refute the one-sided opinion about that the Chinese western festivals are regarded as cultural invasion.The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ue reasons about the delin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ow to protect it.It is followed by the stratagies to Chinese cultural independent.The effect of cultural fusion on the Chinese cultural.Key words: Chinese western festivals,cultural independent,cultural fusion, Harmony in Diversity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化不仅局限于经济，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也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近几年在中国，西方快餐，好莱坞电影，洋节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中。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必然产生新的火花--文化融合。文化融合是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这种融合也必将对中西文化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可是这种融合并不意味着复制，同一。对文化融合的片面看法莫过于文化入侵，这种看法过于绝对，因为文化在融合过程中将保持独立，秉持各自鲜明独特的个性，并且融合的结果是和而不同。1.0中式洋节与文化入侵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式各样的节日也日益增多。仅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就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等，不胜枚举。同时，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流行过“洋节”，如情人节、愚人节、万圣节、圣诞节等等。“洋节”越来越多地走入中国，走近中国人。西方许多节日的庆祝方式与中国节日都有所不同，对中国人来说是新鲜的、刺激的，因此人们现在比较乐于过西方的节日。例如，西方人过圣诞节，除了大家在一起挂圣诞树、吃烤火鸡聚餐，大人们还会把孩子们向往已久的节日礼物装在一个大袜子里，在平安夜悄悄放在孩子们的床头送给他们。甚至在大街上有穿着红色圣诞服、头戴圣诞帽、脚蹬圣诞靴的圣诞老人背着大布袋分发礼物，这对孩子们说是新奇的、新鲜的，他们都非常喜欢过圣诞节。而在中国只要孩子们喜欢大人们也就高兴。

因此，有人说中国人越来越不像中国人了，马上就要全部被西化了，洋节就是文化入侵。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以偏概全的，它忽略了“洋节”已经在我们身边被本地化、中国化，发挥着文化融合的积极作用。以圣诞节为例，在中国，圣诞节与历史、传统、亲人或者礼物转送无关。西方节日在中国的盛行脱离了其原本的宗教性质，仅仅保留了其“狂欢”、“个性”、“新奇”、“张扬”的娱乐性质。有些圣诞产品是专为迎合中国人的品味而定制的：比如，吹奏萨克斯管的圣诞老人是一种常见装饰品——只因为萨克斯和圣诞老人都源于西方，中国人就顺理成章地3将两者放在一起。今年，有些商店摆出了戴着圣诞老人帽子的羊：明年2月份的农历新年将是羊年。有专家把中国人过洋节看做“集体无意识”，这就将节日文化过于意识形态化。中国人过洋节无非是一个消费放松的借口（上班族工作压力大）、一个增强个人身份认同感的工具、一个聚会狂欢的理由（中国人喜欢节庆）、一个浪漫表白的机会”。2.0中华传统文化衰落与保护 有专家抵制西方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衰落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造成的。将中国传统文化衰落归罪于“西方文化入侵”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是不公平的。西方大量文化的引入，丰富了我们的文化，提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质量。至于我们传统文化的衰落，笔者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文化发展规律的原因，也就是一些不符合人们现实生活需要的“传统文化”被自然淘汰了。比如“二十四节气”（坚持抵制观点的北大某教授提出的）。由于现在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二十四节气”已不能准确涵盖现在的天气状况；另外由于农业科技的发达也不完全靠“二十四节气”来进行生产活动。因此“二十四节气”逐渐被淘汰不用了。而这只能赖自然环境的变化，与洋鬼子的“文化侵入”无关。二是，按“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理论，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原因。在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与时俱进，发展与更新，而成了社会前进的累赘。比如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就输在了“市场价值”面前。

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只能通过抵制西方文化来实现，那么中国就又回到了闭关锁国的时代。在文化竞争的浪潮里，保护与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才是可取的做法。重视传统文化应从政府做起 政府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上应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关于中国传统节文化的宣传、立法问题，政府和立法机关以及宣传部门确实应当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予以重现。比如所有的传统节日都应列入国家法定假日。对于传统节日，立法者怀有敬畏之心才是最根本的。传统文化的保护，除了民众的力量，行政的力量也非常重要。其次挖掘文化内涵，加强传统文化宣传与教育。其实，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要大力挖掘和宏扬。国民的文化教育让人民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让民族文化渗入百姓日常生活。最后发扬传统文化的关键是创新。在历史不断前进的车轮下，传统文化也要做到与时俱进，只有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注入新鲜活力，才能让其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熠熠生辉。3.0文化独立

文化独立就是指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品格。在文化融合的大趋势下，文化独立变得尤为重要。如果在与西方文化碰撞过程中失去了文化个性，那么中华文化将不复存在。只有坚持文化独立，才能使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这也是文化融合的前提，否则文化融合就变成了文化入侵。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文化独立可以通过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实现。第一，坚持文化自觉原则。“所谓文化自觉，就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并对文化转型具有自主能力，以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要做到文化自觉，首先需要我们认识自己的文化，对于文化背景，文化发展趋势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其次是要理解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吸收融合。最后在各种文化都实现了自觉之后，多元文化各展其长、共同发展。对于传统文化而言，就是要积极探寻传统文化和现代精神的内在契合性，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具有人类性意义的精神特质，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世界文化转型中具有自主能力。第二，坚持文化自信原则。文化无高低贵贱之分，在多元化的今天，每一种文化都是当今社会文化的瑰宝。我国的传统文化绵延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精髓，比如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深厚广泛的民众基础。传统节日反映了民族的审美情趣、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寄托着整个中华民族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与憧憬，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广泛的包容性。在多元文化并存、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当代中国人应该秉持着自信的信念，让传统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人们的时代生活中延续和发扬光大，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再铸传统，有所创造性的改造，始终保持传统文化的活力。4.0文化融合

文化融合指具有的不同特质的文化通过相互间接触、交流沟通进而相互吸收、渗透，学习融为一体的过程。文化融合的过程：一接触，两种文化由传播而发生接触，这是文化融合的前提。二撞击和筛选，每种文化都具有顽强地表现自己和排斥他种文化的特性，两种文化接触后必然发生撞击。在撞击过程中进行社会选择，即选优汰劣。三整合，以原来的两个文化体系中选取的文化元素，经过调适整合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如现代美国文化就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21世纪的人类文化将是一种全球性的综合文化。这种综合不是实体性综合，不是东方文化归属西方文化，也不是西洋文化统摄东方文化，这种综合是文化生态功能意义上的综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泰山不让土壤方能成其大；江河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的包容精神。比如孝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人含蓄，不善于表达个人情感。而父亲节，母亲节以及感恩节给中国人一个去表现爱与感恩的契机。当然，洋节入土中国，并不是说多多益善，因为这一种文化渗透也有着潜在的副作用。例如，对洋节的过分追求可能会导致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忽略和对西方文化的盲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人们的日常消费等。因此，我们需要用辩证的观点和理性的态度正确对待洋节，既不能一味崇尚洋节，也不能盲目排外。在理性接受西洋文化的同时，还不要忘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要运用 “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剔去糟粕，充分彰显我们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和民族的包容与心胸。5.0结语

文化全球化对中华传统文化是挑战，对于其他不同文化的冲击，中华传统文化要秉着文化自信，屹立于多彩的文化盛会。同时全球化也是机遇，中华传统文化借机取长补短，永葆活力。在同一文明空间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相互竞争、相互激荡中相互依存、相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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