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控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第一篇：国有控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国有控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

 对于国有控股公司中工作人员性质的认定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否定说。认为国有控股公司不是国有公司，其工作人员当然不能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二是肯定说。认为国有控股公司包括在国有公司的范围之内，其工作人员当然为国家工作人员。推荐阅读：国有控股 认定

目前，对于国有控股公司中工作人员性质的认定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否定说。认为国有控股公司不是国有公司，其工作人员当然不能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二是肯定说。认为国有控股公司包括在国有公司的范围之内，其工作人员当然为国家工作人员。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认识都不正确，国有控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只能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

首先，对国有控股公司是否为国有性质的认定，与对于国有控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前者与后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不能如此简单地加以认定，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可从以下两方面来加以说明：一方面，两者对刑法有关条款适用上的作用是不同的。把国有控股公司作为国有公司来对待，其主要的的作用在于为司法机关惩治国有控股公司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犯罪提供法律依据。而对于国有控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其作用在于界定国有控股公司工作人员中贪污贿赂犯罪主体的范围。另一方面，对国有控股公司性质的认定问题，与对国有控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问题，两者对刑法有关条款适用上的后果也是不同的。国有控股公司以国有公司论，其工作人员可以成为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犯罪主体，不一定能成为贪污贿赂犯罪主体。而国有控股公司不以国有公司论，其工作人员就不能成为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犯罪主体，但有可能成为贪污贿赂犯罪主体。

其次，笔者认为，国有控股公司是否以国有公司论，对于国有控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在本质上不产生决定性影响。这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国有控股公司中工作人员的人选属性。在这一点上，国有控股公司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国有控股公司工作人员中，有一部分工作人员的人选，由处于控股地位的国有投资主体委派作为自己的代表向公司提名。国有投资主体依据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控制公司股东会的多数表决权，来达到自己委派提名的人选在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中占控制性比例，从而通过控制支配公司董事会来控制支配经理及其他管理人员人选和组成。国有投资主体通过委派自己的代表来实际行使控股权，被委派的代表有义务执行国有投资主体的意志和维护国有投资主体的利益。例如，《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三章国有股持股单位和股权行使方式规定：国有股持股单位可委派法定代表人或指定的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审议和表决股东大会议程上的事项。国有股持股单位通过出席股东大会的代表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或提出罢免董事、监事的动议，并依持股比例参加投票、表决。还规定：受国有股持股单位委派出席股东大会的代表或代理人，应按持股单位的利益和意志行使权利。所以，国有控股公司的工作人员中，只有受国有主体委派的工作人员是代表国家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国家工作人员。除此之外，其他的工作人员为非国家工作人员。二是刑法第九十三条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是从事公务。按照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如果国有控股公司以国有公司论，那么国有控股公司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可表述为：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如果国有控股公司作为非国有公司，那么国有控股公司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可表述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以上两种表述尽管方式不同，但对国有控股公司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来说，他们的本质属性是同一的，都是依法代表国家从事公务。

第三，对国有控股公司中的工作人员性质认定产生各种不同的观点，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认识不一致，特别是对刑法意义上的“公务”的性质和含义的认识理解不一致所造成。“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工作人员区别于其他人员的根本标志。正确理解“公务”的性质和含义，关系到对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

从词义上讲，所谓“公务”，是泛指一切公共事务而言。它包括国家性质的公务和集体性质的公务两大类。国家公务，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体育、科技等各个领域中实施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的活动。它具有国家权力性、职能性和管理性特点。而集体公务，则是指集体单位、群众性组织中的公共事务。它不具有国家权力性、职能性和管理性等特征。然而，从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概念，可清楚看出，刑法意义上的“公务”的性质、范围，只能是国家性质一类的公务，不包括集体公务在内。此外，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还须严格划清“公务”与“劳务”的界限。笔者认为，所谓“劳务”是指一切以劳力为主从事生产性、经营性、社会服务性的活动。劳务与公务的根本区别在于：劳务不具有国家权力性、职能性和管理性。从事劳务的人员不是国家管理意义上讲的管理者，而是被管理者。

从事公务的内涵在于代表国家行使国家管理职能。所以，判断国有控股公司工作人员是“从事公务”还是“从事公司管理事务”，主要是看行为主体是代表国家履行国家管理性质的行为，还是代表公司履行公司管理职能。国有公司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及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受委派人员，他们除了履行公司管理职能以外，还要代表国家履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国家职能。所以，这些人员是从事国家性质的公务活动，按刑法规定，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而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的其他管理人员，只履行公司管理职能，不代表国家履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国家职能，所以，他们不是从事国家性质的公务活动，不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如果这部份人员按国家工作人员论，既不符合刑法理论，又人为地扩大了打击面，不利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第二篇：国有控股公司2015年工作总结

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5年工作总结

2015年，****集团在区国资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区国资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在加强项目管控，园区建设，对外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较好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下面，将我公司2015年主要工作简要汇报如下：

一、全年预计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集团公司全年预计利润*万元。全年预算*万元。

1、北京**汇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预计利润*万元，预计投资收益*万元，预计完成营业收入2663.15万元，预计上交税金 301.2万元，预计非经营性支出1625.66万元。

2、北京**嘉信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预计利润191.99万元，预计完成营业收入23803.03万元，预计上交税金139.94万元。

3、北京华都酿酒食品有限公司及华都酒业营销公司(合并)。

预计利润-658.79万元，预计完成营业收入1076.8万元，预计上交税金 326.54万元。由于预计华都酒业（合并）与北京市糖业烟酒于2015年10月底合作成功，故只预计了2015年1-10月相关指标。

（二）组织召开北京**汇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2015年1月16日召开北京**汇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主要议程是：听取北京**汇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轻钢业务调整方案的报告；听取北京**汇新集团2015年财务预算报告；并通过了**汇新全资子公司嘉信公司出资参股成立小贷公司的决议。

（三）加强风险防控，金融业务稳步开展。2015年，围绕我公司的委贷项目开展工作，先后完成了佰嘉置业、泰瑞易盛、华联万事达等项目的合同签订、抵押登记、公证等手续，并均顺利放款。累计发放委托贷款7500万元。同时重点抓好在贷项目的贷后检查工作。业务人员对7个在贷项目分别进行了贷后检查，加强对大额项目的监管。我们还积极开拓新项目。截止10月份，金融管理部共考察委托贷款项目24个。和海鑫资产公司进行了数次沟通，希望通过不同形式进行长期合作，目前双方正在积极沟通中。在贷项目7个，委托贷款余额1.51亿元，当年累计实现利息收入1308.53万元。预计全年累计可实现利息收入1551.33万元。船舶租赁业务本金余额9598.79万元，当年累计实现利息收入439.85万元，累计收回本金1101.21万元。预计全年累计可实现利息收入879.70万元，累计可收回本金1609.46万元。

（四）全面完成华都酒业战略合作。为尽快扭转华都酒业亏损的困局，保留和发展昌平地区的白酒品牌。今年我集团在区国资委大力支持下，积极与北京市糖业烟酒公司洽谈。经过双方多次接触和沟通现已完成项目合作，并签订了

安全基础建设，抓好各级领导职责。

三、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认真做好集团入党积极分子的培训和发展党员工作，强化制度抓落实，把好党员发展的入口。今年共发展党员1名，完成党员发展规划。按区国资委党委的统一部署。集团党委对各基层党组织换届工作进行部署。各党总支部严格按规定的程序稳步实施，9月底前全面完成了集团各基层党支部的换届选举各项工作。

（二）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集团公司纪委，认真落实区国资委党委、纪委的各项指示精神，研究制定2015年公司纪检监察工作重点。突出抓好宣传教育，重点抓好“三重一大”相关规定的执行，切实落实上级纪委有关重点工作部署，认真组织开展好专项检查以及自身建设。组织签订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组织观看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片，利用各种载体开展党风廉政宣教工作。

（三）严格监督 “三重一大”制度执行。重点监督公司在“三重一大”问题决策上，是否按照有关制度、程序进行决策，是否广泛征求职工意见，是否经过集体讨论决策。今年以来，重点监督并参与了公司委托贷款审查、重大资产重组等决策事项，公司在这方面执行较好。今年以来我公司各项经理办公会决定事项，均按照区国资委要求，按季度进行了上报。

四、2016年工作设想。

（一）当前正是处在京津冀产业结构及布局进行统筹一

第三篇：准国家工作人员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准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虽然法条就什么是准国家工作人员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司法实践中，由于存在诸多复杂的因素，给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带来困难，因此，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准确认定犯罪，打击犯罪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准确把握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从事公务应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对此，虽然目前理论界大致有“身份说”、“公务说”、“统一说”三种不同的观点。但笔者认为，“身份说”易缩小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与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精神不相吻合。“统一说”将“身份”作为与“从事公务”相并列认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标准亦与刑事立法精神相悖。“公务说”则认为，无论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只要是依法从事公务的，就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一观点不仅符合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精神，而且也为后来的立法解释所验证。从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精神来看，无论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的人员，还是上述单位（人民团体除外）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的人员只要是“从事公务”的就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立法并没有强调这些人原有身份性质，而恰恰强调的是“从事公务”四个字。再则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出，该解释对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特定的公务时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表明了立法机关鲜明的“公务说”观点。还有大量的司法实践也证明了“公务说”在司法实践中被广为运用。因此，我们在认定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时，理应牢牢抓住“从事公务”这一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正确界定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那么，何谓“从事公务”又是我们正确界定准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又一重要问题。所谓从事公务是指依照法律规定，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国家事务和公共社会事务的活动，其本质是行使国家权力，活动内容具有广泛性、职能性特点。椐此，笔者认为“公务”它不局限于国家事务，还包括公共社会事务，在我国现行的制度下，国家管理公共社会事务仍然存在，如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行政管理，国有企业的有关管理人员对国有企业资产的管理经营等无不表现国家管理公共社会事务的存在。同时，共青团、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也仍然担负着管理国家事务尤其是公共社会事务的职能。《刑法》将在人民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就意味着刑法意义上的“公务”包含公共社会事务。因此，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公务”即是指代表国家的公务，具体包括国家公务和公共社会事务。只有行为人从事上述情形的“公务”时，才可以将其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是准国家工作人员。

二、准确把握公司性质。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国有独资公司以及由2个以上50个以下国有投资主体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企业单独作为发起人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国有性质没有争议。问题是原有国有企业依照公司法在改制重组过程中，由于运作不规范和不到位，给我们准确认定改制后的公司性质带来困难。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翻牌”公司。一些原国有企业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指标，在将其所属的分支机构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不能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运作，为了达到公司注册的目的，将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以奖励等形式配送给企业人员作为入股资金，然后仍依企业原资产总额申请注册非国有有限责任公司，原企业人员整建制划归新设立的公司，其人员管理方式、工资待遇不变，企业入股人员亦不参与公司分红。这种“运动”式的公司制改造，应还其公司的本来面目认定为国有公司性质。其二，“脱壳”公司。一些国有企业为了甩掉沉重的债务包袱，将企业的有效资产剥离出来，重新设立一个新公司，以达到规避企业债务的目的。这种类型的公司其注册资本如果没有非国有资金进入，应认定为国有性质，如果有非国有资金进入，应认定为非国有性质。其三，“泡沫”公司。一些公司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或行业内部对企业资质考核依据其注册资本金势力的客观情况，为了将公司做大做强，不惜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搞虚假投资。有这么一个原本资不抵债的国有小型建筑企业，2000年企业改制时，企业的20余名职工“入股投资”近5000万元，使企业成为拥有6000多万元注册资本、具有一级资质、可以承揽各种大型建筑项目的大型建筑公司，实则职工没有投入一分钱。这种类型的公司性质应当区别情况分别认定，公司经脱水后的注册资本不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且符合公司设立其他法定要件的，其公司法人仍然成立，公司性质应依实际注册资本性质确定，如没有非国有资本进入，应认定为国有公司性质，否则反之。如实际注册资本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其公司法人不能成立，对于投资主体单一，应依投资主体性质确定“公司”的性质；对于混合型投资主体的，则不能简单地认定为国有性质或非国有性质，而应当依照各投资主体性质和人员隶属关系综合分析认定，如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的人员，应认定为准国家工作人员，否则反之。实践中尽管还有除上述类型外的不规范公司存在，但只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紧紧抓住投资主体的性质，就不难认定这些公司的真实性质。

三、准确把握职务便利的性质。非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的职务犯罪与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均涉及到职务便利的问题。因此，准确把握职务便利的性质，对于正确区分此罪与彼罪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字面意义上来说“职务便利”的含义应当是一致的，但从刑法层面上来看“职务便利”，在不同性质的犯罪中，其职务便利的性质亦不尽相同。就非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职务犯罪与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而言，前者的职务不具有国家公务

第四篇：准国家工作人员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准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虽然法条就什么是准国家工作人员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司法实践中，由于存在诸多复杂的因素，给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带来困难，因此，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准确认定犯罪，打击犯罪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准确把握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从事公务应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对此，虽然目前理论界大致有“身份说”、“公务说”、“统一说”三种不同的观点。但笔者认为，“身份说”易缩小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与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精神不相吻合。“统一说”将“身份”作为与“从事公务”相并列认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标准亦与刑事立法精神相悖。“公务说”则认为，无论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只要是依法从事公务的，就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一观点不仅符合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精神，而且也为后来的立法解释所验证。从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精神来看，无论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的人员，还是上述单位（人民团体除外）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的人员只要是“从事公务”的就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立法并没有强调这些人原有身份性质，而恰恰强调的是“从事公务”四个字。再则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出，该解释对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特定的公务时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表明了立法机关鲜明的“公务说”观点。还有大量的司法实践也证明了“公务说”在司法实践中被广为运用。因此，我们在认定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时，理应牢牢抓住“从事公务”这一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正确界定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那么，何谓“从事公务”又是我们正确界定准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又一重要问题。所谓从事公务是指依照法律规定，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国家事务和公共社会事务的活动，其本质是行使国家权力，活动内容具有广泛性、职能性特点。椐此，笔者认为“公务”它不局限于国家事务，还包括公共社会事务，在我国现行的制度下，国家管理公共社会事务仍然存在，如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行政管理，国有企业的有关管理人员对国有企业资产的管理经营等无不表现国家管理公共社会事务的存在。同时，共青团、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也仍然担负着管理国家事务尤其是公共社会事务的职能。《刑法》将在人民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就意味着刑法意义上的“公务”包含公共社会事务。因此，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公务”即是指代表国家的公务，具体包括国家公务和公共社会事务。只有行为人从事上述情形的“公务”时，才可以将其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是准国家工作人员。

二、准确把握公司性质。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国有独资公司以及由2个以上50个以下国有投资主体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企业单独作为发起人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国有性质没有争议。问题是原有国有企业依照公司法在改制重组过程中，由于运作不规范和不到位，给我们准确认定改制后的公司性质带来困难。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翻牌”公司。一些原国有企业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指标，在将其所属的分支机构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不能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运作，为了达到公司注册的目的，将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以奖励等形式配送给企业人员作为入股资金，然后仍依企业原资产总额申请注册非国有有限责任公司，原企业人员整建制划归新设立的公司，其人员管理方式、工资待遇不变，企业入股人员亦不参与公司分红。这种“运动”式的公司制改造，应还其公司的本来面目认定为国有公司性质。其二，“脱壳”公司。一些国有企业为了甩掉沉重的债务包袱，将企业的有效资产剥离出来，重新设立一个新公司，以达到规避企业债务的目的。这种类型的公司其注册资本如果没有非国有资金进入，应认定为国有性质，如果有非国有资金进入，应认定为非国有性质。其三，“泡沫”公司。一些公司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或行业内部对企业资质考核依据其注册资本金势力的客观情况，为了将公司做大做强，不惜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搞虚假投资。有这么一个原本资不抵债的国有小型建筑企业，2000年企业改制时，企业的20余名职工“入股投资”近5000万元，使企业成为拥有6000多万元注册资本、具有一级资质、可以承揽各种大型建筑项目的大型建筑公司，实则职工没有投入一分钱。这种类型的公司性质应当区别情况分别认定，公司经脱水后的注册资本不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且符合公司设立其他法定要件的，其公司法人仍然成立，公司性质应依实际注册资本性质确定，如没有非国有资本进入，应认定为国有公司性质，否则反之。如实际注册资本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其公司法人不能成立，对于投资主体单一，应依投资主体性质确定“公司”的性质；对于混合型投资主体的，则不能简单地认定为国有性质或非国有性质，而应当依照各投资主体性质和人员隶属关系综合分析认定，如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的人员，应认定为准国家工作人员，否则反之。实践中尽管还有除上述类型外的不规范公司存在，但只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紧紧抓住投资主体的性质，就不难认定这些公司的真实性质。

三、准确把握职务便利的性质。非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的职务犯罪与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均涉及到职务便利的问题。因此，准确把握职务便利的性质，对于正确区分此罪与彼罪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字面意义上来说“职务便利”的含义应当是一致的，但从刑法层面上来看“职务便利”，在不同性质的犯罪中，其职务便利的性质亦不尽相同。就非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职务犯罪与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而言，前者的职务不具有国家公务的性质，后者则履行的必须是具有国家公务性质的职务。可见二者“职务便利”的性质是有质的区别的。那么，如何准确把握职务便利的性质，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第一，看行为人隶属关系。行为人是否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人员，如委派成立，行为人的职务行为才可能具有公务性质的基础。第二，看行为人从事工作的性质。只有行为人所从事是具有管理性质的工作，其职务行为才可能具有国家公务的性质。如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的且是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其职务行为即具有国家公务性；如是非委派的人员，其职务行为就不具有国家公务性质。这里还要注意的是对于那些虽然是属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的人员，但他们所从事的仅是劳务性质的工作，其工作职责内容不具有国家公务的性质特征，因而仅仅属提供劳务性质工作的行为人，不能单独成为准国家工作人员的适格主体。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明确规定：“直接从事生产、运输劳动的工人、农民、机关勤杂人员、个体劳动者、部队战士、经手公共财物的，如果他们所从事的仅仅是劳务，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第三，看行为人的权力来源。在两个不同性质公司并存时，虽然公司人员的归属亦作出明确的划分，但因公司业务需要，通常会出现公司人员既服务于原国有公司、又服务于非国有公司的情况，这种不规范的公司运作模式，给我们认定职务性质带来一定困难。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关键看行为主体代表谁的利益、体现谁的意志，权力来源于谁。如是国有公司委派的人员，其履行非国有公司的职务具有公务性；如不是委派的人员，其履行非国有公司的职务不具有公务性质。如张某在原国有公司将部分有效资产剥离、并吸纳部分非国有资金共同成立新的有限责任公司后，仍供职于原国有公司。由于张某对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所经营的某项业务比较熟悉，受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负责帮助经营该项业务论证、洽谈，但合同的签订仍依有限责任公司业务员的名义，而非张某的名义。其在参与项目论证、洽谈过程中，非法收受客户的贿赂。因张某不符合国有公司委派人员的成立要件（委派的问题本文另行论述），此时张某的所作所为只能代表的是委托人的利益，体现的是委托人的意志，所履行的是来源于委托人的不具有国家公务性质的职务，不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因此，我们在分析认定行为人职务性质时，一定要结合上述几个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切忌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错误。

四、准确把握委派的构成要件。所谓委派，就是委任、派遣之意。基于委派，被委派人代表委派方行使权利，从事委派方委派的公务。构成这里的委派，必须符合以下要件：一是委派的主体特定。委派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除此之外的任何单位都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委派主体。那么，人民团体能否构成委派的主体，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就不难得出结论。《刑法》第九十三条所列举的委派主体并不包括人民团体在内，如将其纳入委派主体的范围，显然超越了该条款法律用语的逻辑内涵，有违罪刑法定的原则。因此，只要立法未作出修改前，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人员，不能成为准国家工作人员的适格主体。二是委派的对象必须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人员，且委派人与受委派人具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对于从社会上招聘的人员，能否成为委派的对象？这里关键是看招聘主体的性质，如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作为招聘主体，聘用后再委派到非国有性质的单位从事公务的，与从国有性质单位抽调人员直接委派没有质的区别，对其应当与国有性质单位的人员同等看待。如是非国有性质的单位作为招聘主体，聘用人员显然不能成为委派对象。因此，只要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委派，到非国有性质单位从事公务的，不论其在委派前的身份如何，均可成为准国家工作人员的适格主体。三是委派单位与拟派遣单位具有一定的关系，如领导、监督关系等。如果委派单位与拟派遣单位不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投资权益关系，则委派不能成立。如被告人熊某原系某电厂物资部主管，而该电厂系一非国有性质的中外合资公司的下属单位。1997年该公司与某省电力局签订委托协议，约定电厂的生产、经营管理由电力局负责，电力局按电厂所卖电价的2%收取委托管理费用，电厂产权性质不变；电厂的厂长、副厂长由电力局提名，经委托方同意后，由电力局发文任命。在委托管理期间，经委托方同意，电力局发文任命被告人熊某为电厂的副厂长。其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对于被告人的主体身份性质，有人认为，被告人属于国家机关委派到非国有性质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但笔者认为，虽然电力局是国有性质的单位，但其与电厂既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也不是电厂的投资主体，其对被告人的任命是基于委托合同而形成的权力，并不是基于本身的行政管理、监督或国有投资者权益而直接产生的任命权，因而被告人熊某不符合委派的构成要件，不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四是委派的方式有效。尽管委派的方式多种多样，但一般应以书面形式，它包括发文任命、任职、批准，也包括以会议纪要等非正式形式予以提名、推荐、介绍等。如前述张某之所以不能成为委派人员，就是因为其既没有任何书面委派的文字依据，从其参与业务论证、洽谈的过程、方式、结果也看不出其供职的国有公司委派的意思表示，缺乏委派成立的形式要件，因而对其不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五是委派

第五篇：认定国有公司

一、如何认定国有公司、企业

根据《民法通则》、《公司法》、《民事诉讼法》及高法解释的规定，国有公司、企业包括国有独资公司、企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有独资公司、企业投资成立的公司或联营企业、以及国有公司、企业的分支机构。但是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应排除在外。因为国有资产一旦投入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便成为该公司的资产，国家只能依出资份额享有股权，而不再对公司享有所有权，所有该类公司不是国有公司、企业。

二、如何认定违反国家规定

该罪中的国家规定未明确列举，因此不应从狭义的某部法律规范或某类国家规定来理解，而应从法理学的角度来法的渊源上来理解，即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规章以及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命令等文件中关于保护国有资产的规定。

三、对国有资产的理解

1997年《刑法》虽未定义和界定国有资产，但是1993年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作了明确的定义和界定。《办法》第二条规定国有资产指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或者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的收益，国家向行政事业单位拨款等形成的资产。第四条规定产权界定应遵循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进行。在界定过程中既要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及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又不得侵犯其他财产所有者的合法权益。第八条规定国有企业中的产权界定依下列办法处理：

1、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部门和机构以货币、实物、所有权属于国家的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等向企业投资，形成的国家资本金，界定为国有资产；

2、国有企业运用国家资本金及经营中借入的资金等形成的税后利润经国家批准留给企业作为增加投资的部分以及税后利润中提取的盈余公积金、公益金和未分配利润等，界定为国有资产；

3、以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担保，完全用国内外借入资金投资创办的国有企业，其收益积累的净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

4、国有企业接受馈赠形成的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

5、在实行《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以前，国有企业从留利中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奖励基金和两则实行后用公益金构建的集体福利设施而相应增加的所有者权益，界定为国有资产；

6、国有企业中党、团、工会组织等占用的企业的财产，不包括以个人缴纳的党费、团费、会费以及按国家规定由企业拨付的活动经费等资产，界定为国家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