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第一篇：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一、引言

个人所得税是国家为调节个人收入、贯彻公平税负、缓解社会分配不公而对高收入者征税的一个税种，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政策工具。自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个人所得税在组织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已不能适应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不管是在课税主体、课税客体，还是在征税方式上，均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个人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对社会稳定以及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对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二、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基本情况

从国际上看，个人所得税的税制模式主要分为综合税制、分类税制以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也称为混合税制）三种类型。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综合税制或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而我国实行的则是分类税制，具体如下：

1、纳税人：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包括居民纳税义务人和非居民纳税义务人。居民纳税义务人是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其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均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非居民纳税义务人是指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其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2、征税模式：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制度，应税所得分为11项，具体包括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等。

3、税率：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包括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两种形式。其中，工资、薪金所得适用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等均适用20%的比例税率。

4、费用扣除：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采用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两种方法，比较简明易行，但对于一些情况比较特殊的家庭难以完全兼顾。

5、减免税：为鼓励特定纳税人或照顾部分特殊人群，个人所得税法及相关法规规定了若干个人所得税减免税政策，主要包括：省、部和军级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和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奖金；国债利息；单位和个人按规定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唯一的家庭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城镇居民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取得的拆迁补偿款；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免税的其他所得等。

6、征收方式：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源泉扣缴和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两种征税方式。对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利息、股息、红利等各项所得，一般由支付所得的单位和个人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但对于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从中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以及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的等情形的纳税义务人，则要求其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三、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现行税制模式不合理

征收个人所得税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调节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手段，公平是个人所得税征收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是指征税额与纳税人收入水平相适应以保证各纳税人之间税负水平均衡。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采用的是分类税制。这种税制模式虽然适应我国的国情，可以实现分别征收，有利于控制税源。但随着居民收入来源日趋多样化，使所得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与综合税制模式相比，分类征税模式难以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缴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多缴税的现象，这显然有失公平原则，不利于调节收入差距。这一制度的漏洞使公民的纳税意识逐渐减弱，使国家财政收入严重流失。

（二）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不科学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采用“定额扣除法”。首先，由于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数额作为费用扣除标准，长期没有随收入和物价提高而调整，从而难以适应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的居民生活费用支出不断上涨的实际情况，而且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在所得税征管范围之内，增加了征管对象的数量和征管成本，影响了征管效率。其次，这种费用扣除方法对不同纳税人采用单一的费用扣除标准，没有考虑不同纳税人之间家庭结构的差别，以及教育、住房、医疗等开支对纳税人生活费用的影响，从而会造成不同的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不平衡，妨碍了税收公平。再次，我国对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计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每月税前扣除额为4800元，比我国普通居民纳税人多了2800元。这种形式在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的。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出发，这种形式是为了吸引外资和外国人才。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违背了税法所倡导的公平原则。

（三）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设计不公平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区分不同的项目，分别采用5%～45%、5%～35%的超额累进税率和20 %的比例税率。首先，本来同属劳动所得的工资薪金和劳动报酬，工资薪金适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劳务报酬适用20%的比例税率，虽有加成征收，税收负担也是有差距的。这不仅违背了公平原则，也给税务管理带来了不便。其次，工资薪金实行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45%，与世界各国相比偏高。过高的税率一方面会增强纳税人偷漏税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45%的税率在现实中极少运用，以致于税收真正作用于中下层收入者，对高收入者的调节作用甚微，达不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目标。这一税率只起象征性的作用，有名无实，却使税制空背了高税率之名。

（四）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基不够广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在我国居民所得中，除了工薪、劳务报酬所得等劳务性收外，利息、股息和红利等资本性收入也逐渐成为居民个人所得的重要来源。此外，劳保福利收入、职务补助、免费午餐及其他实物补助形式也逐渐成为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法对应纳税所得额采取列举具体项目的规定，难以将这些新的应税项目包含进去，使所得税的税基过窄。与此同时，许多公司利用这一税制缺陷，减少现金奖金和工资的发放，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提供健身俱乐部会员卡、用餐券、假期等福利，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额，侵蚀税基。另外，由于现行减免税及优惠名目太多，费用采用分次扣除，客观上造成税基缩小。

（五）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力度不足

首先，征收方式难以控制高收入者。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我国采用了源泉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方法，但更侧重源泉扣缴。由于税法没有对所有纳税人要求纳税申报，税务机关对扣缴义务人的纳税检查信息是单方面的，无法有效进行监督，使得源泉扣缴的执行力度在不同单位间有很大的差别，导致个人所得税只管住了工薪阶层，没管住高收入阶层。其次，征管水平低、手段落后，使征管效率难以提高。税务代理制度还不完善，不能很好发挥其中介组织的作用。再次，处罚法规不完善，处罚力度不强，对违法者本人起不到吸取教训、自觉守法的约束作用，对广大公民更起不到警示和威慑作用，违法现象得不到抑制。因此，遵纪守法、自觉纳税的良好社会风尚难以形成。

四、完善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建议

（一）建立混合税制模式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个人所得税制可考虑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它吸收了分类所得税制和综合所得税制的优点，既体现了按支付能力课税的原则，对纳税人不同的收入来源实行综合课征，又体现了对不同性质的收入区别对待的原则，对所列举的特定项目按特定办法和税率课征。按照这种混合所得税模式，需要对不同所得进行合理分类。从应税所得上看，属于投资性的、没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股票等有价证券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宜实行分类所得征税；属于劳动报酬所得和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个体工商业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财产转让等项目，可以考虑实行综合所得征税。实行混合所得税制，既有利于解决征管中的税源流失问题，又有利于税收政策的公平。

（二）调整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综合考虑纳税人的收入和支出

个人所得税是直接税，税负是个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民众、舆论很关心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的问题。

我国的个税改革属于小步前行，经过三次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后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提高至现在的2000元。当年将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定为800元，主要是因当时改革开放进入中国的外企工作人员与我国居民收入悬殊，当时个税费用扣除标准主要是针对极少数的富人。随着经济发展，除了价格上涨因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了20多倍，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力也从过去的高薪人群演变为广大的工薪族，个人所得税的缴纳给这类人群带来相当大的负担。我认为调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可以刺激我国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应在2000元的基础的再次调高费用扣除标准。

（三）优化税率，合理税收负担

我国目前的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上偏低，且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较大，个税主要影响工薪阶层和中低收入者。适当降低税率，有利于建立和稳固和谐社会。总的趋势是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和减少税率级次，以简化个人所得税税制。应本着“照顾低收入者，培育中产阶层，调节高收入者”的原则，实行“少档次、低税率”的累进税率模式，应充分发挥累进税率的调节作用，使不同收入层次的纳税人的负税税率不同，但调节的速度不可过于剧烈，要使税负比较“温和”地增长。这样既有利于纵向公平纳税，又不至于使高收入者产生过多抵触情绪。在尽可能扩大综合课税项目的基础上，将目前个人所得税的两个超额累进税率表合二为一，实行5%～35%七级超额累进税率，综合各项所得，按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纳税，以平衡税负。

（四）扩大税基

我国应当采取概括性更强的反列举法，规定不纳税的项目。凡是能够增加居民收入的所得都应在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之内，对某些特殊的个人所得可采取列举法予以减免税收，以体现税收上给予的优惠政策。

（五）加强税收征管，建立以源泉扣缴和纳税人自我申报制度相结合的征管方式

首先，努力改进税收征管手段，建议在建立混合税制模式的基础上，对各类所得实行逐项扣缴、年度综合申报纳税的方法，以有利于税务机关对税源的及时监控。其次，应健全和完善一些基本条件，包括加强现金管理，大力推进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结算制度，限制和减少现金支付的范围；尽快实现不同银行之间的计算机联网，以个人身份证号码为唯一标识，建立各金融机构统一的纳税人账户信息共享和查询平台；健全个人及其家庭房地产、汽车以及金融资产等重要财产的实名登记制度；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企业、银行、工商、公安、证券、住房、海关等部门向税务部门提供相关数据的法律义务，并逐步形成网络共享数据库等。再次，提高税务征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

五、结语

选择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可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已经拉开了帷幕。我们必须以这次税制改革为契机，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个人所得税体系，真正发挥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税收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篇：我国现行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

取保候审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强制措施，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公安机关等司法机关对未逮捕或逮捕后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责令其提供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保证随传随到，不逃避或者妨碍刑事诉讼时，对其不予羁押或暂时解除其羁押的一种制度。

取保候审制度在我国自古有之，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和内涵，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不断充实和完善。反映现行的取保候审制度是根据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称刑事诉讼法）和1998年 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最高法院的解释），在充分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立的，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制措施。该制度主要由取保候审的条件（包括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形式（包括保证人和保证金）、提起程序、决定程序、执行程序及监督程序组成，相对于原来的规定，更趋近科学、民主。这对于正确执行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取保候审制度，又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需要探讨和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分析该制度在立法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完善取保候审制度谈谈看法，以供探讨。

一、取保候审制度立法缺陷

实行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司法机关可以不必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其能够照顾家庭或者从事原来的工作和劳动，体现了人性化；同时，也可减轻羁押场所的工作压力，减少国家财政用于在押人犯的生活、管理等方面的开支。司法实践表明，正确实施取保候审措施，对于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顺利完成《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各项任务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实施取保候审措施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正确实施。笔者认为，这些问题与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在立法上存在的不足有关。

1、关于取保候审的条件。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1条对刑事诉讼过程中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和最高法院的解释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我们不难看出，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是：犯轻罪并能足以防止其再发生社会危害性，两者缺一不可。对犯重罪者，由于犯罪本身的严重性及其预计可能受到的惩罚程度决定了担保约束措施很难防止其再次危害社会或妨碍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对犯罪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者，不应适用取保候审。但是，对“社会危险性”的内涵与外延，法律及司法解释缺乏准确的界定。从刑诉法51条的立法本意来看，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其被判处刑期的长短并不是主要依据，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还要结合犯罪的性质、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案件的复杂程度、对社会的影响等因素综合考虑。由于《刑事诉讼法》中对社会危险性的 的规定不够明确，有可能出现应当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却被羁押，不应被取保候审的却脱离监管的情况，甚至造成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长期外逃，出现继续危害社会的严重后果，这就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初衷。

2、申请取保候审主体资格的范围过窄。《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这一规定既具有授权性，也具有排他性。这里将申请取保候审的主体资格授予了已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律师或者其他辩护人是否有权申请取保候

审，在这一问题上，司法机关的解释并不一一致。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9月2日《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8条规定：被羁押的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律师有权申请取保候审。这一规定没有将“其他辩护人”列入有权申请取保候审主体资格的范围之内。但是《刑事诉讼法》第75条还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他们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这里已将“其他辩护人”列为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主体范围。既然“其他辩护人”对超过法定期限的强制措施有权要求解除，那么为什么不能赋予他们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呢？

3、对“严重疾病”的内涵缺乏明确的规定。《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羁押期间患有严重疾病，可以解除羁押，变更为取保候审。然而，何为严重疾病，《刑事诉讼法》中并无明确的规定。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1990年12月31日联合下发的《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中，只列出了准予保外就医的30多种疾病，而对于什么是严重疾病，并没有做具体的限定。司法机关在落实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普遍感到不好*作，监督机关更难以监控。

二、取保候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从法理学的角度看，取保候审制度作为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制度，其实施过程直接决定着其立法目的的实现及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因此，笔者结合司法实务，提出该制度实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法律宣传不够。法的实施需要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目前由于我国大部分民众法律知识比较贫乏，再加上有关部门对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法律宣传力度不够，从而使得我国有部分民众对保证金担保方式的适用产生误解，误认为取保候审是一种有利于有钱人的强制措施。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妥善解决，那么保证金担保方式的继续适用无疑将动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我国民众固有的某些优秀传统法律观念，并且可能导致部分民众为追逐物质利益而不惜以身试法。

2、对被取保候审人的监管不力。在司法实践中，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候审期间翻供、串供、潜逃情形等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有：

（1）公、检、法机关对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适用把关不严。据刑诉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公、检、法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第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第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第三，罪该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从上述规定可看出，我国刑诉法对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的规定较原则化，再加上我国目前并无关于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的细则规定，因而致使某些公、检、法在具体*作过程中对刑诉法关于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的立法原意理解不

一、或因其他认为因素对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适用把关不严。

（2）对被取保候审人违反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行为打击力度薄弱。据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被取保候审人如违反规定进行潜逃，其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有：如被取保候审人潜逃后仍被抓获，则他可能被责令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供保证人或者被监视居住、逮捕。上述规定不足以防止被取保候审人进行潜逃行为，即使被取保候审人潜逃后被拘

捕归案，其潜逃行为也仅仅被视为是一种认罪、悔罪的不良表现而不是一种新的犯罪，打击不力。

三、完善取保候审制度的几点建议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发展和充实了取保候审制度，加大了司法机关打击刑事犯罪的力度，也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标志着我国诉讼民主化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取保候审制度中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对此做出了一些粗浅的评价，下面将针对上述问题并结合英国的保释制度，从立法与实施的角度对完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1、关于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的立法完善。

（1）针对“社会危害性”界定含糊的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建议有关部门对社会危险性的标准和适用条件作出限制性的规定，使得司法机关在处理取保候审问题时有法可依，确保“社会危险性”最小化。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列举的立法方法界定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例如：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上刑罚的；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暴力犯罪的；累犯、惯犯、流窜作案或犯罪集团的主犯；可能对证人、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或财产进行侵害的；可能逃跑、自残、自杀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的。

（2）针对取保候审申请主体限制过窄的问题，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将律师以外的“其他辩护人”列入有权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取保候审主体资格的范围。

（3）针对有关法律、有权解释对“严重疾病”未作出严格界定的问题。建议有关部门在司法解释中，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的有关规定，界定“严重疾病”为：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其他严重疾病，在羁押中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疾病。

2、对于现行法律对保证形式的适用规定不明确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有关机关应该明确规定保证人担保与保证金担保是否可以并用。其次，在选用取保候审方式时，需要综合考虑案件性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经济情况、品质、信用、保证人的职业、身份、品质、信用及保证能力等因素，对于适合于保证人担保的则用保证人担保方式，适合于保证金担保的则用保证金担保方式。第三，明确保证金数额的决定权、收取权等问题，防止刑罚权的滥用和有损司法公正的现象发生。

3、严格规定保证人的资格，强化保证人的义务和法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保证人除符合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考虑以下条件：本人必须自愿，不能强迫；与被取保人具有重要的依赖关系，如亲朋好友等；守信用且道德良好。这是对被取保人产生一定约束力，使其不逃避、阻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笔者认为，单位不宜作为担保人。因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常常因种种原因产生人员变动，而后者很可能对前任遗留的某些事务进行推诿，加之单位是抽象的人格化的组织，从而无法使保证义务落到实处。关于保证人的义务与法律责任，目前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有明确的规定，如英国的保释制度。我国在刑事诉讼法第55条和最高法院的解释中对被保证人规定了严格的义务与法律责任，因此，今后应该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将保证人的义务落到实处，对保证人违反法定义务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法给予严厉的惩罚。

4、加大对潜逃的被取保候审人的刑事惩罚力度。为督促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候审期间严格遵守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建议我国立法机关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增设逃保罪，以加大对潜逃的被取保候审人刑事打击力度。即规定：被取保候审人故意违反我国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在取保候审期间未经执行机关批准逃匿在外，长期不归，不能及时到指定地点接受讯问、审判，严重妨碍公、检、法机关顺利进行刑诉活动的行为为逃保罪。以此维护刑罚的威慑力，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

5、为了加大对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法律宣传力度，笔者建议各地公、检、法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后，可在被取保候审人日常活动范围内以召开群众大会或张榜公告等方式将被取保候审人获得取保候审的原因、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候审期间应遵守的规定以及违反规定后的处理方法等有关事项详告周围群众，并注明：被取保候审人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换取的是一种附加条件的暂时不羁押；保释期并不用来折抵刑期；保证金的适用并不涉及以钱赎刑等问题。此举既可避免群众对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适用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又可将被取保候审人的言行置于周围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被取保候审人实施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行为。

综上所述，惩罚犯罪，保证人权是刑事诉讼目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取保候审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是二者完美结合的体现。应该肯定，作为强制措施之一的取保候审制度在司法实际中的正确适用，一方面能有效地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错押或被延期羁押，能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另一方面也能为国家节约大量人力、物力，能更好地贯彻诉讼经济原则。同时对于实践中客观存在的缺陷应妥善解决，使取保候审制度功效充分发挥，促进我国诉讼民主化发展进程。

第三篇：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小议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小议

个人所得税是国家为调节个人收入、贯彻公平税负、缓解社会分配不公而对高收入者征税的一个税种，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政策工具。自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个人所得税在组织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似乎已不能适应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目前个人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对社会稳定以及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对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已显得非常重要。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已经开始显现出一些问题，主要分析如下：

（一）现行税制模式欠合理

征收个人所得税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调节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手段，公平是个人所得税征收的基本原则。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采用的是分类税制。这种税制模式虽然适应我国的国情，可以实现分别征收，有利于控制税源。但随着居民收入来源日趋多样化，使所得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分类征税模式难以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缴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多缴税的现象，这显然有失公平原则，不利于调节收入差距。

（二）现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欠科学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采用“定额扣除法”。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数额作为费用扣除标准，难以适应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的居民生活费用支出不断上涨的实际情况，而且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在所得税征管范围之内，增加了征管对象的数量和征管成本，影响了征管效率。其次，这种费用扣除方法对不同纳税人采用单一的费用扣除标准，没有考虑不同纳税人之间家庭结构的差别，以及教育、住房、医疗等开支对纳税人生活费用的影响，从而会造成不同的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不平衡，妨碍了税收公平。

（三）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设计欠公平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区分不同的项目，分别采用了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首先，本来同属劳动所得的工资薪金和劳动报酬，工资薪金适用超额累进税率，而劳务报酬适用20%的比例税率，税收负担也是有差距的。不仅违背了公平原则，也给税务管理带来了不便。其次，工资薪金实行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45%，与世界各国相比偏高。过高的税率一方面会增强纳税人偷漏税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45%的税率在现实中极少运用，以致于税收真正作用于中下层收入者，对高收入者的调节作用甚微，达不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目标。这一税率只起象征性的作用，有名无实，却使税制空背了高税率之名。

（四）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基不够广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在我国居民所得中，除了工薪、劳务报酬所得等劳务性收外，利息、股息和红利等资本性收入也逐渐成为居民个人所得的重要来源。此外，福利收入、职务补助及其他实物补助形式也逐渐成为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法对应纳税所得额采取列举具体项目的规定，难以将这些新的应税项目包含进去，使所得税的税基过窄。与此同时，许多公司利用这一税制缺陷，减少现金奖金和工资的发放，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提供会员卡、用餐券、假期等福利，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额。

（五）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力度不足

首先，征收方式难以控制高收入者。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我国采用了源泉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方法，但更侧重源泉扣缴。由于税法没有对所有纳税人要求纳税申报，税务机关对扣缴义务人的纳税检查信息是单方面的，无法有效进行监督，使得源泉扣缴的执行力度在不同单位间有很大的差别，导致个人所得税只管住了工薪阶层，没管住高收入阶层。其次，征管水平低、手段落后，使征管效率难以提高。再次，处罚法规不完善，处罚力度不强，对违法者本人起不到吸取教训、自觉守法的约束作用，对广大公民更起不到警示和威慑作。因此，遵纪守法、自觉纳税的良好社会风尚难以形成。

完善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建议

（一）建立混合税制模式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个人所得税制可考虑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它需要对不同所得进行合理分类。从应税所得上看，属于投资性的、没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股票等有价证券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宜实行分类所得征税；属于劳动报酬所得和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个体工商业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财产转让等项目，可以考虑实行综合所得征税。实行混合所得税制，既有利于解决征管中的税源流失问题，又有利于税收政策的公平。

（二）调整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综合考虑纳税人的收入和支出

个人所得税是直接税，税负是个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民众、舆论很关心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的问题。我国的个税改革属于小步前行，经过几次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后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提高至现在的3500元。当年将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定为800元，主要是因当时改革开放进入中国的外企工作人员与我国居民收入悬殊，当时个税费用扣除标准主要是针对极少数的富人。随着经济发展，除了价格上涨因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了20多倍，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力也从过去的高薪人群演变为广大的工薪族，个人所得税的缴纳给这类人群带来相当大的负担。我认为适当调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也是可以的。

（三）优化税率，合理税收负担

我国目前的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上偏低，且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较大，个税主要影响工薪阶层和中低收入者。适当降低税率，有利于建立和稳固和谐社会。总的趋势是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应本着“照顾低收入者，培育中产阶层，调节高收入者”的原则，使不同收入层次的纳税人的负税税率不同，但调节的速度不可过于剧烈。这样既有利于纵向公平纳税，又不至于使高收入者产生过多抵触情绪。在尽可能扩大综合课税项目的基础上，将目前个人所得税的两个超额累进税率表合二为一，实行5%～35%七级超额累进税率，综合各项所得，按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纳税，以平衡税负。

（四）扩大税基

我国应当采取概括性更强的反列举法，规定不纳税的项目。凡是能够增加居民收入的所得都应在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之内，对某些特殊的个人所得可采取列举法予以减免税收，以体现税收上给予的优惠政策。

（五）加强税收征管，建立以源泉扣缴和纳税人自我申报制度相结合的征管方式

首先，努力改进税收征管手段，建议在建立混合税制模式的基础上，对各类所得实行逐项扣缴、综合申报纳税的方法，以有利于税务机关对税源的及时监控。其次，应健全和完善一些基本条件，包括加强现金管理，大力推进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结算制度，限制和减少现金支付的范围；尽快实现不同银行之间的计算机联网，以个人身份证号码为唯一标识，建立各金融机构统一的纳税人账户信息共享和查询平台；健全个人及其家庭房地产、汽车以及金融资产等重要财产的实名登记制度；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企业、银行、工商、公安、证券、住房、海关等部门向税务部门提供相关数据的法律义务，并逐步形成网络共享数据库等。

小结

选择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可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必须进行，以这次税制改革为契机，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个人所得税体系，真正发挥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税收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篇：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所存在的问题

【内容摘要】本文从个人所得税的课税模式、税率、费用扣除标准三个方面 ,分析了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所存在的问题 ,以探究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款流失、调节居民收入贫富差距力度不够的原因 ,并针对个人所得税法规的缺陷 ,提出改善建议 ,以期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能够有效实现其增加财政收入、调节居民收入水平的税收目的。

时下 ,个人所得税税款流失严重 ,现行税制及征管手段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现就课税模式、税率、费用扣除中所存在的问题逐一分析 ,并给出改善建议。

一、课税模式从世界范围来看 ,个人所得税有三种课税模式:综合税制、分类税制和混合税制。①“综合税制” 是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将其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进行综合申报 ,税务机关对此汇总计算并征收税款的一种税收制度。综合税制一般采用累进税率。其特点是将纳税人的各种不同来源所得 ,不论来自劳动所得还是投资利润或偶然所得都纳入课征范围 ,扩展了个人所得税的税基 ,并根据纳税人的总体收入 ,确定其税负水平,通过累进征收 ,体现了量能负担、公平税负的税收原则。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均采用综合征收的课税模式。“分类税制” 是把个人收入按一定标准分类 ,对纳税人取得的不同所得项目分别征收。分类税制一般采用比例税率。分类税制对不同性质的所得可以实行差别待遇 ,但不能衡量纳税人的总体收入水平及其税收负担能力 ,因而不能有效地调节个人收入水平。西方国家在开征个人所得税之初实行的是分类税制 ,以后有的演进为综合税制 ,有的则发展为混合税制。“混合税制” 是将综合税制和分类税制相结合 ,对部分所得综合汇总 ,按累进税率征收;对部分所得进行分类 ,按比例税率征收 ,充分吸收 “综合” 和 “分类” 两种税制的优点。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采用的是 “分类税制”。税法将个人所得税的应税项目分为 11 个类别 ,即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或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及偶然所得等。对纳税人的不同所得项目依税法规定扣除一定的费用标准后按对应的税率分别计算征税。② 这种课税模式 ,虽然能够简化计算税额的手续 ,虽然便于对纳税人的不同应税项目分别进行 “源泉扣缴”,但就目前实际情况看来 ,弊大于利。第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 ,人们的收入来源已从过去的工资薪金 “单一化” 的构成形式转变为个人收入来源的 “多元化” 趋势。① 从近几年来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形式来看 ,除了工资薪金以外 ,劳务报酬所得、财产收入所得等名目繁多的货币收入形式不断增加。分类税制对不同来源所得分别进行费用扣除、分别设计税率、分别计征 ,因而难以从整体上掌握纳税人的总体收入水平及其税收负担能力 ,不利于对个人总收入进行有效调节。此外 ,由于不同收入来源项目所对应的税率不同 ,相同总收入的两个纳税人缴纳的税款额会不同 ,造成税负不公的现象。例如纳税人A 的月收入 4000 元都属 “工资薪金所得”,其纳税额为:(4000125 = 355 元 ,纳税人B 的月收入 4000 元中 3000 元属 “工资薪金所得”,这部分的纳税额为:(3000125 = 205 元 ,1000 元属 “劳务报酬”,这部分的纳税额为:(1000-800)×20 % = 40 元 ,两者之和为 245 元。当我们以个人收入作为衡量纳税能力标准时 ,这两个具有相同纳税能力的人却受到了不同的待遇 ,与税收的公平原则相悖。据此 ,分类征收的课税模式已经不适应我国居民个人收入总额的不断增长和个人收入来源渠道的日益增多。

第二 ,分类税制会引起费用的重复扣除 ,为一部分纳税人将一次取得的巨额收入化整为零、偷逃税收提供了便利。例如某人全年一次稿酬所得 1600 元 ,需缴纳税款额为:(1600-800)×20 % = 160 元 ,若分两次取得 ,每次 800 元 ,则不必缴纳税款。分类税制的费用重复扣除侵蚀了税基 ,导致国家的税收收入大量流失。第三 ,目前我国对个人所得税涉及的各种应税项目分别采取 “源泉扣缴” 的方式征收。一个纳税人有几种不同的收入来源 ,就会有几次征收程序。这不仅加大了个人所得税征收工作的难度 ,又增加了税收成本 ,从而大大降低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务行政效率。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目的可以归纳为筹集财政收入和调节居

民收入水平,由于分类课税模式存在着种种弊端 ,不能有效实现个人所得税开征的预期目的 ,因此需要对这种课税模式进行改革。目前 ,不少发达国家采用的是 “综合征收” 的课税模式。综合课税模式的建立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1)纳税人要有较强的纳税意识 ,充分配合税务机关实行纳税申报制;(2)要有较高素质的征管人员和运转水平较好的征收信息系统 ,便于进行个人收入的核查、汇总 ,有效地对个人所得税进行征收和稽查;(3)征收过程中 ,需要有关机构 ,特别是金融机构的配合 ,如全面实行个人金融资产实名制、广泛使用信用卡等现代化的支付工具等。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1)公民整体纳税意识淡薄。大部分公民还不知道自己有向国家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义务 ,即使知晓这一义务 ,也是千方百计减少纳税数额 ,对缴纳个人所得税存在抵制情绪。(2)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素质有待提高。他们不仅缺乏征税的成本意识 ,而且没有较好掌握现代化的征管手段 ,造成税收成本上升及征管效率低下。(3)征管过程中的科技含量少。税务部门还没有采用现代化的资料储备、检查、查询和处理方法 ,对纳税人的收入调查、纳税资料建档立卡、纳税申报表的审核、税务调查等多由手工完成 ,难以对每位纳税人进行全面管理 ,导致大量偷税、漏税现象。此外 ,税务部门与其他部门 ,特别是金融部门的协调没有真正建立。因此 ,近阶段我国还难以实现采用综合课税模式应具备的客观条件。

因此 ,根据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和税收征管的实际情况 ,可以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税制。其具体的改革方案是 ,在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第 2 条规定的十一个应税项目基础上 ,按有无费用扣除为划分标准进行分类。对于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 ,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承包经营或承租经营所得等 ,实行综合所得征收。对于没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 ,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等 ,实行分类所得征收。前者所涉个人所得基本属于劳动收入 ,此举将这类劳动所得的总收入进行综合纳税 ,便于调节居民的个人收入水平,有利于税收政策的公平,同时可以避免重复费用扣除 ,也有利于解决征管中的税源流失问题。后者所涉个人所得一般都属于非劳动收入 ,此举有利于对非劳动所得的不同收入在税收上给予区别对待 ,又能适应我国当前尚不成熟的个人收入汇总及核查手段等配合措施。实行混合所得税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选择 ,能将分类制和综合制的优点兼收并蓄。值得一提的是 ,采用混合型的课税模式须以完善的征收措施相配合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二、税率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设计存在着不尽合理之处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我国在 1980 年开征个人所得税 ,当时的税率为: “工资薪金所得” 采用 5 %至 45 %的 7级超额累进税率 ,其余项目采用 20 %的比例税率。1994 年我国进行了税制改革 ,在结合中国实际、参照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税负情况的基础上 ,本着 “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缓解社会分配不公” 的立法原则 ,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作了改动 ,对 “工资薪金所得” 采用 5 %至 45 %的 9 级超额累进税率 ,对 “生产经营所得、承包经营或承租经营所得”,采用 5 %至 35 %的 5 级超额累进税率 ,其他则采用比例税率 ,比例税率又有加成和不加成之分。① 如此种类繁多而复杂的税率不仅增加了税收成本 ,在实施过程中也没有很好地起到调节收入的目标。同时 ,这与当前国际上简化税率结构的所得税改革趋势也不相适应。80 年代以来 ,西方主要国家对个人所得税都实行了较大的改革 ,在税率方面 ,西方各国保持了传统的累进税率形式 ,在税率档次方面删繁就简。例如:瑞典于 1983 年的税制改革时 ,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档次从 14 级改为 2 级;美国于 1986 年的税制改革时 ,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档次从 14 级改为 2 级。

(二)近年来 ,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 ,虽然我国也实行了超额累进税率 ,以期达到调节个人收入水平的目的 ,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税制却是累退性的。例

如:2000 年我国低收入者实际税率为 0.68 %;中等收入者实际税率为 0.55 %;高收入者实际税率为 0.53 %。② 这些数据表明:第一 ,我国纳税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实际税率远小于

名义税率。可见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款流失严重。第二 ,收入越高者 ,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实际税率却越低。其结果显示 ,我国个人所得税实际上并没有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导致 “累退性” 现象的原因在于 ,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大笔的劳务报酬、财产租赁及转让所得、存款利息、股息红利等。而目前对 “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 及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等均采用 20 %的比例税率 ,明显存在着难以体现个人所得税重点调节高收入者过高收入的公平性 ,造成个人贫富差距更趋扩大。针对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所存在的不合理处 ,可以有以下改进方法:(1)按照 “分类 +综合” 的混合型课税模式 ,短期内仍可实行累进制和比例制两种税率。对于综合征收部分 ,顺应世界性税制改革的趋势 ,将对 “工资薪金所得” 采用的 9 级税率和对 “生产经营所得、承包经营或承租经营所得” 采用的 5 级税率进行合并 ,同时降低超额累进税率的税率档次。原因分析如下:第一 ,虽然累进税率档次越多 ,对纳税人纳税负担的公平性越强 ,但使税款计算过程复杂化 ,降低了征税效率。

我们知道 ,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历来是难以解决的矛盾 ,一般而言 ,要么强调公平牺牲效率 ,要么强调效率牺牲公平。① 既然我国个人所得税多达 9 级的税率并没有收到良好的成效 ,那就从效率优先的立场出发 ,通过缩减累进税率档次以求提高征税效率 ,同时达到税负的相对公平。第二 ,从效率角度分析 ,累进所得税对劳动、储蓄、投资产生较大的替代效应 ,导致效率损失和社会福利损失较大。多级累进税率档次则加剧了这种福利损失 ,又带来了严重避税、逃税问题。② 第三 ,缩减累进税率档次 ,改变以往九级税率时累进程度过于平缓的弱点 ,使个人所得税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的作用更为突出、有效。对于分类征收部分 ,将比例税率逐步过渡为累进税率 ,最终统一个人所得税的税率 ,以更好地调节个人收入水平。(2)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个人收入每年的增长幅度也较大 ,因此 ,税率的确立往往跟不上经济形势的变化。为了较好地解决法律的权威性、稳定性与调节的灵活性之间的矛盾 ,使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力度与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相符 ,可以在税法上只确定课税对象、征税范围和扣除范围 ,而税率、扣除标准等具体税制要素则每年以法案的形式公布。

三、费用扣除标准个人所得税应遵循补偿原则和公平原则进行费用扣除 ,具体扣除项目应包括一般扣除和个人生计扣除。一般扣除包括成本费用扣除、福利扣除。个人生计扣除是为了保障纳税人及其家庭的最低生活需要 ,对应纳税所得额给予一定数额的扣除 ,这种扣除要求考虑纳税人的家庭状况 ,并体现国家的人口政策和福利政策。③关于 “个人生计扣除”,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对 “工资薪金所得” 项目采用 “定额扣除法”,由于这种扣除方法以固定数额作为费用扣除标准 ,未能与物价指数相联系 ,从而难以适应居民生活费用支出不断上涨的实际情况。再者 ,这种扣除方法对不同纳税人采用单一的费用扣除标准 ,没有考虑不同纳税人之间所处地区的发达水平和家庭结构的差别 ,不能作到真正的公平税负。

因此 ,个人所得税法规有必要调整费用扣除的标准。在设定费用扣除标准时 ,应考虑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 ,物价指数;第二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第三 ,个人的家庭结构情况(包括婚姻状况、子女状况等)。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可以对费用扣除数额设定一个范围 ,即规定一个上限和下限。各地方政府在此范围内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指数确定具体的费用扣除数额作为当地费用扣除的基数 ,考虑不同纳税人不同的家庭结构情况(包括婚姻状况、子女状况等),设定不同的系数加以调整。纳税人的费用扣除数额可以这样计算:费用扣除数额 =费用扣除基数 ×婚姻状况调整系数 × 子女状况调整系数。这样 ,不同的纳税人依据其实际情况的不同 ,扣除不同的生计费用数额 ,使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能真正实现 “公平”,有效调节全民的收入水平。

第五篇：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摘 要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195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 问题 的决定》，以及有关的 法律、法规建立的。四十多年来，通过执行劳动教养法规，实施劳动教养制度，有效地维护了 社会 的稳定和 经济 事业的全面 发展。

从 目前 来看，我国劳动教养法规不够完善，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有人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应予以废除。但对于劳动教养制度是否废除，应客观地 分析，它自产生以来，为我国预防犯罪，减少犯罪以及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做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劳动教养制度的产生，是根据 政治 经济及社会治安形势的需要而产生的。由于《治安处罚条例》的处罚较轻，对某些违法犯罪分子难以追究刑事责任，如不实行劳动教养，极有可能成为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的后备力量，无论对于失足者的挽救，还是对于社会的稳定都是极其不利的。四十余年来，它已成为我国治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尚很难被其它制度所取代。尤其在社会治安形势仍然异常严峻，劳教人员构成越来越复杂，99年底又开始收容“法轮功”劳教人员等现实面前，必须进一步加大劳动教养力度，进一步完善劳动教养制度，更大程度地发挥劳动教养法规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而不是简单地加以否定。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195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及有关的法律、法规建立的。四十多年来，通过执行劳动教养法规，实施劳动教养制度，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事业的全面发展。

一、我国劳动教养法的渊源

（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或批准实施的法律法规。这种立法虽然规格较高，但从立法形式上看，却属附属立法，有关劳动教养的决定散见于其它立法中。这类法律法规主要有《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和第32条的规定，以及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7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1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

（二）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行政法规。纵观现行劳动教养立法中，这类行政法规是规范并直接指导劳动教养工作的主要法律架构：是有关劳动教养立法中最核心最基本的部分。它们有《国务院关于转发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教工作管理的通知》等。

（三）由主管行政机关颁布实施的行政规章。其立法形式多采用“管理办法”、“行为准则”、“执行准则”。

（四）有关部门对某些法律条文所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

从以上渊源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劳动教养立法多采用行政法规及行政规章，辅之以相关的司法解释，尚缺乏专门的劳动教养法。

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步伐的加快，以及依法治国工作的不断深入，劳动教养原有立法的滞后迹象越来越明显。它主要表现在，立法规格低，法律定性不明，法律体系庞杂且互为矛盾，同我国依法治国的要求相距甚远，使劳动教养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与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的目的相左。

二、劳动教养的性质

在我国预防犯罪、减少犯罪法律体系中，刑事法律适用于已构成犯罪的人，我国刑法第13条对犯罪概念进行了明确表述，即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法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对已构成犯罪的人适用刑罚，以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而《治安处罚条例》的适用对象是实施了危害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的违法人员，但在刑事法律制度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适用对象之外，还有一部分行为危害性虽比刑事法律适用对象的社会危害性小，但却比治安处罚条例适用对象的社会危害性大的“准犯罪”层次。从他们的社会危害程度上看，虽不及刑事制裁程度，但其主观恶性大，人员数量多，因而仅靠治安处罚条例是不足以达到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的目的，劳动教养制度正是应需而生。

由此可见，劳动教养制度既是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的重要法律制度，又是对劳动教养人员实施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措施则为了挽救他们，使其不再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以消除他们对社会的危害，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从处罚性质来看，既不属刑事处罚，又不属治安处罚，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特殊行政处罚措施。

三、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1982年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应属于行政法规，因而劳动教养只能被认为是一种行政处罚措施。但《行政处罚法》第8条规定的七种行政处罚种类中，并无“劳动教养”的规定。该法第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10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行政处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由此可见，《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作为行政法规规定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劳动教养”，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没有立法设定“劳动教养”之前，显然与其上位法冲突，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但由于客观现实的需要，目前还难于废止。这样就有违我们的法制精神。

（二）劳动教养的目的宗旨亦落后于 时代。1957年8月3日公布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用法律形式表述了劳动教养的宗旨，即：“为了把游手好闲、违法乱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当时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已不适应新形势，必须使劳动教养真正摆脱对政治、道德的从属地位，而纳入法治轨道。

（三）与刑罚相比有失公平。《劳动教养办法》第1条指出：“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就其期限来说与刑罚中的4年以下有期徒刑基本相当，因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中明确规定“必要时可延长1年”。依据刑法，已构成犯罪而被判处管制的罪犯，在原居住地执行；而判处拘役的罪犯，一般在当地专设的拘役所或看守所里就近执行，每月可回家一至两天；而被判处劳教的人，则需收容于专门的劳教场所，节假日也只能就地休息。由此产生这样的问题，不够刑事处罚的人所受处罚，可能往往比刑事处罚还要重。有时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主犯被诉至法院可能被判处拘役或短期有期徒刑，而从犯由于不够刑事处罚而被处以1—3年的劳动教养，远远超过主犯的羁押期限。因此，许多劳教人员觉得冤，认为劳教还不如被判刑，判刑可能比劳动教养还要轻。实践中，也确有劳教人员转捕，以求得由检察机关向法院起诉，结果获得无罪或短期判决，很快就予以释放。

（四）对劳动教养的处罚决定缺乏必要的法律监督。依照《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委员会由公安、民政、劳动部门负责人组成，统一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但从多年实践看，这种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是非常性的临时机构，受各届政府机构领导任期变动 影响 很大，有时连委员会开个会都难，实际上却是由公安机关一家审批劳动教养，而管理改造工作则分属司法行政机关，劳动、民政仅徒挂虚名，更何况，劳动、民政部门纯系行政部门，而决非司法机关。

这样劳动教养就由公安机关一家说了算，既是审批机关，又是复议机关，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往往容易产生以下问题：

1、本不该被劳教的却被劳教，在程序上无法象刑事诉讼那样，可获得律师的帮助和辩护，而检察机关也无法行使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被劳教人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2、可能会放纵真正的罪犯。依法本该判刑的，甚或可能被判较重刑罚的，由于各种因素，被劳教了事；

3、有些案件有罪证据不足，当然同时也缺乏无罪证据，依照刑事诉讼关于“疑罪从无”的立法精神，本该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而根据刑诉的有关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如果被告人在押，在宣判后应当立即释放。”有时公安机关认为侦查有困难，证据难以收集，但行为人又有犯罪嫌疑，为避免被检察机关退回，或因证据不足要求补充侦查，便迳行适用劳动教养。同时，对于劳教人员提前解教、所外执行、减期或延期，也是由劳教机关一家说了算，同样缺乏外部监督和制约机制，易于产生不公平，继而萌生腐败。

（五）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9条规定：“劳动教养收容家居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对家居 农村 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工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也可以收容劳动教养。”从此条可以看出，劳动教养对象是特定的，而家居农村或小城市进行违法犯罪的人是不可能被劳动教养的。这样，就使一些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罚，且治安处罚又太轻，而又家居农村的违法犯罪人员得不到应有处罚，不利于维护农村和小城市社会治安的稳定，也不符合我国《宪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规定。而有些轻罪，依据刑法有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甚至可以免予刑事处分，但是那些不够刑事处分的违法分子却可以被处最高4年的劳动教养，这有悖刑法中“罪刑相适应原则”。另外还有，同样的犯罪，在刑法、治安处罚条例中要处罚，而劳教法规中却没有提及，使一些有罪错的人有可能逃避打击，显失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