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认识执政能力的内涵

第一篇：论如何认识执政能力的内涵

执政，顾名思义，就是执掌政权的意思。要履行好执政的职能和责任，除了构建一个好的制度框架、好的组织体系、好的宪法和法律体系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所谓执政能力，就是执政党掌握和运用国家机器，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领导、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本领和水平。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党，执政的宗旨和内容是不同的。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所以我们所讲的执政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正确掌握和运用国家政权，全心全意地代表、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能力和水平。

“执政能力”四个字中，关键是“执政”。它的所有“能力”，或者说，它与其他能力的不同之处，都是围绕着执政展开的。而执政本身，包含着丰富和复杂的内容。所以，执政能力如果展开来说，我认为应该包括以下10个方面的内容：科学分析形势和任务，制定执政的纲领、路线的能力；掌握国家政权、保持执政党合法性和执政地位的能力；驾驭国家机构、协调各种政权组织相互关系的能力；运用国家机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能力；坚持执政为民、满足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能力；整合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的能力；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能力；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从严治党、拒腐防变、保持执政党自身先进性和生命力的能力。

当然，这10个方面，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和划分的。作为党的建设的实际工作，主要是明确为什么要干、干什么、怎样去干。

执政理论的内涵是什么

执政是受执政理论指导的。胡锦涛同志在今年6月29日的讲话中指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等主要方面。”他在8月22日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又加了一个“执政环境”。这样七个有关执政的基本范畴，就构成了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要加强对执政理论的研究。

胡锦涛同志所说的七个基本范畴，好几个是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使用。所以，需要认真研究，对其内涵作出科学的界定。

1.执政理念。可以理解为执政的指导思想，其中主要的应是价值取向。我们党长期确立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和“执政为民”，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等，都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它们清楚地表明了我们执政的宗旨、目的和价值取向，对于我们如何执政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了正确的理念，才会有正确的行为。提高执政能力，首先就要进一步梳理和明确我们的执政理念。

2.执政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是什么？首先是人民基础。只有人民的拥护、人民的授权、人民的支持，我们才可以执政，也才可以执好政。人民群众，是我们执政最重要最宝贵的基础。在人民这个基础中，我们还可以区分阶级基础、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法律基础问题。

3.执政方略。就是执政的大政方针、战略策略。执政，是全局性的根本大事，当然就要有全局性的眼光、全局性的思维、全局性的方针和全局性的谋划。着眼于宏观大局，谋划执政的大势、大事，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掌握执政的主动权，比较顺利地实现执政的目标和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的一些重大战略，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执政的方略。如“三步走”战略、依法治国方略等等。

4.执政体制。经济有体制，文化、科技、教育有体制，政治也有体制。从执政的角度来说，政治体制也可以称作执政体制。至于其他体制，多少也与执政有关。体制，建立在基本制度之上，是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体制与制度共同构成我们执政的制度框架。执政，必须在一定的制度和体制框架内进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同样也要在体制上下功夫。新中国成立55年来，我们已经确立了执政的基本制度，但具体的体制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5.执政方式。在体制的基础上，执政还有一个方式方法问题。用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方法具体执政，效果不一样。改革开放到今天，管理国家和社会，光用简单的行政命令不行了，必须运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协商的、契约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等多种方式和手段。还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探索和创造新的方式。老方式管用的就继续用，不管用的就要及时舍弃、改造。

6.执政资源。办什么事情都要有资源，执政当然也

第二篇：科学地认识党的执政能力的内涵和要求

科学地认识党的执政能力的内涵和要求

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首先要明确党的执政能力的内涵。只有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和科学的把握。

什么叫“党的执政能力”？

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这个论断，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途径和执政目标来定义党的执政能力，既反映了执政党的一般要求，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特点。

一般地说，党的执政能力指的是党在领导国家政权过程中，完成自己的执政目标和任务、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适应外部环境挑战的能力。根据我们党的执政实践，联系世界各国政党的执政经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五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执政党党委与国家权力系统（人大、政府）之间的关系；二是执政党与参政党，即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之间的关系；三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包括各人民团体之间的关系；四是执政党与国际社会包括各国政党的关系；五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各单位、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由此决定了．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具备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的执政能力。这些能力涉及到众多方面，需要我们深人研究。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执政能力还包括党领导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务，有效地治党治国治军的能力。在学术上，执政与领导寻执政能力与领导能力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同时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承担着比一般国家执政党更为繁重的任务。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根据这样的界定，党的领导的对象涉及到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也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以及其他社会事务的领导。而执政只是党的领导在国家政权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和实现形式。因此，执政与领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同样的道理，领导能力比执政能力在含义上要宽泛得多，执政能力指的是党领导国家政权的能力。但是，由于我们党长期执政，不仅党的执政能力的强弱会影响到党的执政效率和执政地位，而且党的领导能力的强弱也会影响到党的执政效率和执政地位。比如，企业、农村和社区基层党支部，它们并不掌管一级政权，但担负基层的领导责任，如果它工作没做好，影响了党群关系，甚至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就会影响到党的执政地位。党的任何一项工作没有做好，都会牵动党群关系，都会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造成消极的影响。因此，党的领导能力也可以说是广义上的党的执政能力。这种广义上的执政能力，包括党领导国家政权的能力，也包括党领导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事务的能力。

同时，要认识到党的执政能力包括党作为一个整体的执政能力和党员领导干部个体的执政能力两种情况。严格地讲，党的执政能力指的是党作为一个整体的执政能力。党的整体执政能力，主要体现在党能够正确分析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制定并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善于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地治党治国治军。这种能力，不仅取决于党的领袖集团的素质和能力，而且取决于党的制度和机制，包括决策机制、执行机制、监督机制和干部任免制度等等。同时，由于国家政权中的决策和执行的权力，主要由执政党的领导干部来行使，这就决定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然要提高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各级领导干部个体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构成了党的整体执政能力的基础。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辉煌成就，就是因为我们不但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大批坚决执行党的政治路线、适应改革开放时代要求、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因此，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的培训，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必须看到，在群众的眼里，身边的党员干部就代表党的形象。虽然并不是每个党员干部都在执政，但如果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素质不高、能力平庸、作用发挥不好，那就很难让群众相信党有很强的执政能力。大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各项实际工作中去，团结和带领群众完成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任务，党的执政能力才有最牢固的基础。

第三篇：论科学执政的法理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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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执政的法理学内涵

所谓科学执政，就是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执政，也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执政。马克思主义从来就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24页）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人类历史是按照客观规律发展进步的。法律应该是客观规律即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化、条文化、规范化的表现形式，就是把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要求赋予国家的强制力，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旧译《法意》）第一卷第一章给法律下的定义是“万物自然之理”，主张“有理斯有法”。说的是法律应该是世间事物的发展的客观的内在的规律的表现形式。我们提倡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把违反科学规律提升为违法的高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之所以正确，就是它体现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研究把科学规律法律化的学问就是法学。在这个意义上说，依法执政、科学发展观和科学执政具有同一的概念内涵。实行科学执政是社会发展规律对执政党的最高标准。把客观规律法律化是对立法工作的实质的也是最高的要求。

共产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在它是用人类认识到的一切客观规律即科学知识武装起来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党,并能够通过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保证其决策的执行，最大限度地防止和纠正决策上的失误。实行科学执政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根本标志和基本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其核心问题也是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水平的问题。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用科学执政的理念武装自己的头脑。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理念是新中国成立五十五年以来我党执政的主要经验之一，也是一百多年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的科学总结。坚持三个执政理念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成败的理论保证。三个执政理念的关系是：科学执政是增强执政能力的核心内容和根本要求，依法执政是科学执政的外在表现和制度保证，而民主执政是科学执政在当前时代最重要的基本内涵。

科学和民主是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面旗帜。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改革的本质是体制机制的创新，首先是指导思想即理念的创新，创新就要讲科学。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新的社会矛盾凸现，希望与压力同在。尤其是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生态日益恶化，就业压力也日益突出。在此情况下,探讨科学执政理念的法学内涵问题不仅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就是想从法学的角度,分析科学执政的实质及其客观要求,进一步分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哪些最重要的客观规律应当在法制建设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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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执政的法理学内涵就是把客观规律具体化、条文化、规范化

人类的一切文明，不论是物质文明，还是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都是逐渐被认识了的科学发展规律的表现形式。客观规律是真理，一切客观真理都是可以不断被人认识的。所谓客观，就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只能通过社会实践不断地、逐步地认识它、发现它能动地利用它，而不能改造它、消灭它、抗拒它。但是对真理的认识永远是不可穷尽的。因为真理是发展的，像长河那样万古常新的。所以我们才说，我们说的真理都是相对真理。全部相对真理加在一起，才是绝对真理。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之后，就可以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能动地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如农民掌握了农作物的生长发育规律之后，可以适时耕耘、播种、浇水、施肥、管理、收割一样。如果违背农时，势必减产、绝收。农业法、农业组织法、种子法、农田水利法、农田基本建设法都是农业发展规律的法律表现形式。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任何政党，任何高明的领袖也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个人崇拜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它使中国长期陷入理论误区，不少同志在很多方面还没有清理。比如“政权决定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专政”、“以专政手段解决文化问题”、“党的政策就是真理”、“灭资兴无”以及“两个凡是”等，必须从中解脱出来。“两个凡是”不是真理。不仅对毛泽东不能搞“两个凡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绝不能永远不能搞“两个凡是”。

历史表明，只有科学的东西，才是最先进的颠簸不破的东西。人类的一切追求，从实质上说，都是对科学真理的追求。不讲求科学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国家。不重视科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国家的富强，经济的繁荣，人民的富足，都是人们掌握了科学规律进行创造的外在表现。一个政党尤其是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的决策是否正确，其执政能力的衡量标准，归根结底也都应当以是否经得起客观规律的检验为最高标准，能否获得成功，在于其认识和驾驭客观规律的深度、广度和熟练程度。我们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科学的成就，科学的胜利；同样的，我们的一切失败，一切失误，都是违背了客观科学规律的结果。因此，总结经验，研究国家活动的大政方针，科学体制，科学政策与经济、教育政策的关系，科学活动的管理理论与方法等，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永远不易的主题。

《决定》把执政规律概括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个囊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方面为内容。要求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离开了它，我们就离开了方向。对于法制建设来说，就是要把最重要的客观科学规律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为法律制度，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因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更替而改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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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国家工作人员，还是全体公民，都一体遵照，不得违反，用国家的强制力加以推行，是我们当前的紧迫任务。

目前,中国正处于从未有过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期,正经历着大量复杂的深刻的有时很尖锐的社会矛盾。尤其是利益多元化、经营方式分散化导致人们思维方式多样化，巨变中的社会转型催生出若干新的社会阶层，给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严酷的挑战性的问题，要求我们更加理智地观察和思考。如果不能理智清醒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长期正确地执政下去是不可思议的。过去是正确的不等于永远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的也不等于永远是正确的，必须与时俱进。在此理念指导下确定科学兴国是唯一正确的战略决策。必须更加坚定地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进力量。对于某一地区、某一具体部门，确立科学立法、科学行政、科学司法、科学兴市、科学强省、科学治校、科学治水、科学治沙┅┅都是正确战略决策的体现。我们已经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全党全国人民都应该确立依法治国理念。法律是全体人民的意志的体现，也是客观规律的体现，是依法治国的主要的基本的手段。用另一提法，就是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依法治市、依法治省、依法治校、依法治水、依法治沙---等等。科学的执政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法律的科学性也不可能是一下子就完美无缺的,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地发现真理,修正错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适应客观规律的要求,适时修改法律,不断制定新法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就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科学发展史。自由是对客观世界必然性的认识和改造。自由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盲目性，提高预见性。新中国建国近六十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凡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都取得了胜利，如在政治领域内建国初期的肃清反革命、镇压反革命的斗争，经济建设中提出的“十大关系”问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等；凡是违背了客观规律办事的，都经过了曲折和失败。比如，在政治建设中把人类几千年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如民主、自由、平等、都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全面彻底地加以排斥、批判、否定，一次又一次的全党全国人民的“大民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评价和错误政策，尤其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大搞“群众专政”，在经济上全面实行计划经济，过早地否定了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否定人口增殖规律导致人口无节制的增长，农业发展上解放初期把土地分给农民，紧接着过快地搞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造成农业大起大落，搞了二十年人民公社.“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这不是按照规律办事，而是按照意识形态办事。上世纪五十年代风靡全国的“大跃进”，闹得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定胜天”、“我就是龙王”之类的吹牛神话满天飞。农业生产严重倒退，全国人民都要靠票证分配农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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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甚至发生饥荒。历史证明：不顾客观条件许可的盲目蛮干吹牛扯谎，注定要失败，就是因为它违背了客观规律。

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已有的认识及经验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历史任务的需求。推翻旧的政权，可以在短时期用暴力、以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群众的武装斗争方式解决；但是取得政权后，实行执政，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就不可能用暴力、用类似武装斗争的方式解决。在政治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经济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在国内，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国际上，坚持和平外交政策按照WTO规则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这些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都需要重新以科学的态度加以思考,制定法律,并努力实践。社会矛盾仍旧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正确认识、把握和驾驭社会的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是我们正确执政的理论前提，是科学执政的理论基础。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我们把自己的基本观点称为“斗争哲学”，把敢于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善于斗争、善于夺取胜利当作自己的战略要求和战术要求；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基本观点称作“和谐哲学”，把执政为民、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作为自己的战略要求和战术要求。把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作为我们的战略目标和基本任务。一切有悖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观点和行为都是不可取的。按照科学理论制定的法律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基本手段。制定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制度是我们的长期任务。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经济繁荣和人权的勃兴是和谐社会的三大主题。

科学执政，对于执政党和国家领导者来说，简而言之，就是严格按照科学规律的要求制定政策和法律，正确行使党和国家权力，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二、科学立法的前提和基础是对时代和国情的正确认识和把握

任何科学规律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产生和发挥作用的，离开具体的时代背景（时代、地点和条件）谈问题都是空谈，一切脱离实际的政策和策略都是错误的。客观世界，在当前来说，一是对于时代的认识，二是对于国情的认识，就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到一定的时代背景下来认识，叫做“大气候”。认识或发现科学规律，不是靠主观的夸夸其谈，而要靠客观的社会实践。新中国建国以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并没有正确认识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基本国情，我们在一些决策上的失误，都与这个错误的或片面的基本认识有关。为此，我国付出了过高的代价。因此，首先，要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时代特征和社会基本矛盾，这是做到科学执政的前提和认识基础。必须站在历史的、时代的高度，研究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战略策略，研究制定最符合实际情况的法律法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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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的国内外环境里，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把握时代的阶段性特征。对于时代的认识和把握是确立国策和立法的前提。我们不可以超越时代的阶段胡思乱想；对于国情的认识和把握是确立国策的基础，我们不可以脱离实际情况蛮打蛮干。从历史上的教训来说，1871年的巴黎公社时期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不具有建设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基本条件，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马克思说在当时轰轰烈烈的巴黎公社开始兴起时认为是“蠢举”，因为它违背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后来基于工人们创造历史的热情，才赞扬说是伟大的历史“壮举”，它创造的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则（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但是，它也只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尝试”；1961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十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纲领，超出了时代的可能和具体的物质、社会和文化条件；1958年我国的人民公社运动企图通过“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形式加速实现共产主义里程同样是没有弄清时代性特征和具体情况，注定要失败。直到现在，就全球而言，“经济发展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所作的导言1885.3.6.），实行超越时代可能的政策注定要失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理论上的划时代贡献，就是明确了我们谈论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国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跨越，当今这个阶段必然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分配方式，我们制定的一切政策、法律、措施以及思想、道德观念都必须与之相适应。

（二）关于把握基本国情。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基本国情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政治文明的角度看，民主政治制度（包括选举制度）不健全，政治体制改革要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官员腐败未得到根治；从精神文明的角度看，传统文化也是国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理想追求、道德取向与现代社会主义理念不断发生碰撞；从物质文明的角度看，我国仍然处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不健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相对落后，属于发展中国家。从生态平衡的角度看，虽说国土辽阔，但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可耕地不及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已经到了可供开发的极限。（1996年10月1日调查是19.41亿亩，到2006年10月1日是18.26亿亩，10年间减少了1.25亿亩，可供开发的红线是18亿亩。）按人均GDP相比，属于贫困国家之列。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而且进口数量在逐年增加。石油进口约占需求的四分之一，水、森林资源不及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按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说法，人均占有量2000平方米以下的情况为严重缺水，现在我国有11个省、市、区，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在1000平方米以下。而且水污染严重，全国三分之二的河流污染，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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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多年的大规模综合治理成效甚微。由此导致的疾病严重威胁着人民身体健康，一些食品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致癌物；我国人口众多，但素质较低。从总体上看，我国全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某些发展中国家。不仅各类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奇缺，高级企业管理人才不足。以大学毕业生为标准的知识分子占总人口的比重远低于美、英、法、日、俄等及西欧发达国家，也远低于“四小龙”。在“老、少、边、穷”地区尚未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文盲、科盲的大量存在掣肘着科技现代化的步伐。高、精、尖专业人才（包括经营管理人才）奇缺，不得已才引进人才。进城务工人员平均年龄为29岁，初中以下占83%，有72%未接受任何专业培训。知识的差距导致国力的差距.更重要的，我国科技现代化起步晚，起点低，提出科技现代化比西方晚200年。自主知识产权少，在世界贸易中科技含量低。

（三）关于把握住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及其在当前的主要表现形式

除了人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导致的矛盾之外，对于社会矛盾的正确认识是制定科学正确政策和法律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是把自己的理论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来检验其正确与否的。毛泽东于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或者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73页）这个论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依然是正确的。但当前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与那时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与冲突的社会，而应该是一个能够有效地化解矛盾冲突的社会，是一个拥有化解矛盾冲突机制的社会。人民对影响社会和谐的诸多问题深表忧虑，是正常的。当前现实中存在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1、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的矛盾。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的分化，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大量的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速度过快，幅度过大。无论从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城乡收入比这些国际通用的衡量贫富差距的体系来衡量，我国的贫富差距都是越来越大。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额的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份额的50%。在先富者阶层中，经济上拥有大量资源的人想要搞政治投资，想要渗透到政治权力当中来。一部分人的资本积累越来越厚，为富不仁的想象也越来越严重。腐败造成的贫富分化引起了人民极大义愤。贫富差距过大和特权者以违法手段暴富不仅不能给无权无势者们带来致富的榜样和激动力，反而给他们以极不公平感。经济发展的红利被特殊利益集团垄断，绝大多数人反倒不能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必然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在金钱面前一律平等”、“有钱能买鬼推磨”的说教面前，迅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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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着的弱势群体感到形成了新的社会不公平和潜在的社会矛盾。他们被无形的墙壁隔断在某些社会公益事业之外。而且，社会急剧两极分化，使得经济内需的拉动力赶不上经济发展的幅度，极大地掣肘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快速致富的人并不是正当的按法律和政策致富的，而是靠特殊关系、门路甚至腐败和犯罪手段致富的，他们不知道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某些富人形象贪婪、奢侈，令人气愤、作呕。我国改革发展已经进入更加关键的历史时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利益关系、社会矛盾更加显著突出。在某些广告上，不断出现“贵族生活”、“高贵不凡”、“无比奢华”，迅速出现“富裕区”和“贫民窟”。加剧了弱势群体的仇富心理。由于收入分配上差距不断扩大迅速形成了以农户、失业者、“买断”者、半失业者、待业者、失地者、病残者、领养老金者为主体的弱势群体，有的流落外地；城市低收入问题也日趋严重，部分居民收入出现负增长，他们中的三分之二是从经济转型中剥离出来的。他们感到生活水平正在下降，自然产生矛盾。一些人甚至会怀疑党和政府的领导以及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有的铤而走险违法犯罪。邓小平曾告诫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指二十世纪末---作者注）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4页）按照邓小平所列的时间表，到了考虑解决这个突出问题的时候了。

2、因党政机关某些官员的腐败和不尊重民意产生的矛盾。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地位变化了，有的当了“大官”，权倾一方。但是权力运行机制的法制建设存在不少问题。表现是政府行为不规范，权力滥用；执法违法，与民争利；对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监督；领导干部权责不统一；实行市场经济，金钱拜物教盛行，权—钱—色交易越演越烈，级别越来越高，越明目张胆，成了腐败轴心；善于投机钻营、能送会跑的人步步升迁，给党政机关的官员预留了广阔的腐败空间。一部分人通过权钱色交易、官商勾结、贪污腐败、行业垄断的非法途径暴富。他们的巨额财富并非来源于市场竞争中的创造和积累，而是来源于公共权力的腐化和滥用。除了法定的工资等待遇差别加大之外，官员们在住房、医疗、子女特权等很多方面明显与老百姓之间拉开了距离。某些党政官员“买官鬻爵”,大发其财；在土地转让、资金信贷、股权融资、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及利用人事权、司法权、审批权行政执法权牟取暴利，有的领导人甚至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他们把行政性资源配置中把权力市场化。官本位现象像瘟疫一样迅速传播，越来越严重；由此带来的是权力资本化越来越严重。市场经济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把经济引向繁荣，把科技引向进步，但是也必然不可避免地带来金钱拜物教。近年来它的的负面效应凸显，没有得到应有的遏制。人民群众不能有效地对官员权力加以制约，不能运用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来制衡国家权力。普通老百姓对实行市场经济带来的新问题极为关注，对党政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深恶痛绝。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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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搞权钱交易的党政领导干部手段不断翻新，几乎都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我们的法律制度却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应有的措施。在老百姓心目中,有些共产党员干部住在豪华的办公楼里,大大小小的干部都有专车,宴席一掷千金,（有人统计，一个中等地级市公职人员中午不饮酒,半年能节省招待费4500万元，这些钱可以建五十座小学）个别干部甚至堕落到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的犯罪的地步,挥霍浪费是当前官场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有些浪费损失甚至不违法犯罪更为严重。人们不再把他们被看做“人民公仆”，而被视为“特权阶层”了。甚至在司法领域中“贫富有别”,对党内腐败分子“法外施恩”、“纪外留情”、“同罪不同罚”、“宁宽勿严”、“宁轻勿重”，“罚不当罪”。掌握资源的部分人在某些“党员干部”保护下,一个人或几个人可以随意调动大批资金,侵占挪用或携巨额公款外逃。还有,公务员福利项目过多过滥，少数领导干部、共产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名人、高收入者、企业主、高级知识分子等特殊人群违法犯罪,（有的竟利用人大代表身份进行掩护）得不到处理,有的干部一边违法乱纪,一边步步高升,直至国家高级干部，影响极为恶劣；诸如此类,反映的是法律面前不平等,社会不公正,经济上的贫富差距变成了政治上的差别。人民监督和批评党和政府官员的权利往往不能实现,舆论监督形同虚设。

因某些领导干部不尊重民意而产生的矛盾也很突出.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要求党政领导机关和官员更加关注民意。尤其是当前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甚至表面化的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要不断拓宽民意表达的渠道，最大限度的予以化解，使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大体平衡。群众上访、群体性事件实质上是反映政治体制与人民参与的政治积极性之间的矛盾，应当尊重人民群众在利益表达方式上的创造性以满足公民政治参与的需要为出发点。但是，具体的实际工作中，却有的领导干部苛求基层“不能出事”、不发生群体事件、无大规模上访、并以此作为评价干部能力和政绩的重要指标。因此，形成了基层不敢想主动想上暴露问题，不讲真话，拼命把负面消息压住，把上访的人拦住，“稳定”便成了“社会控制”。在操作中就是“无上访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在个别基层县政府对乡镇的政绩考核在很多方面背离实际。一些干部甚至认为，干工作就是一级骗一级,一些干部的精力主要用在讨上级的欢心,闭门造车炮制政绩。造假好的干部反而得到提拔，形成了错误导向。对2007年“两会”期间，某政协委员向国家总理转述了一首民谣：“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就是不兑现。”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3、城乡差别拉大导致的矛盾。城乡差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三大差别之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不断减少最后消灭三大差别。但是城乡差别正在不断拉大。延续至今的城乡二元化体制使占80—90%的农村人口不能享受与城里人相同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卫生资源的权利。城乡老百姓特别是困难群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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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本来应该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基本上在城市，农民们要求均等化是可以而且应该理解和支持。国家对农民减轻负担，但是“减而不轻”，农民收入徘徊不前，有的地区种粮食收不抵支。极个别地区农民仍然“整年围着土豆转”，还有一些绝对贫困人口。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的主体。近年来，大量农民工进城，有的农村80%的农民进城，农村剩下的几乎全是老人、小孩、妇女，土地荒芜，更谈不上养猪种菜了；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高等院校学费高昂。进城务工农民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甚至存在着因歧视而形成的工资差异。(据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调查，此种工资差异约占同工种岗位3.9%)。而且生活条件恶劣,甚至长期拖欠工资。据《工人日报》2007年6月22日一项有关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显示，在建筑业能及时领取工资的只占调查对象的45%，因讨薪不成不断发生治安事件或刑事案件。耕地正在加速减少。近十年以来，每年国家建设征地在1000万亩以上,相当于十个大县。失地的农民弃土离家，流离失所；相反的,土地的含金量使得贪官和奸商们垂涎欲滴。据国家统计局的估计，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城市消费水平,整整落后十年。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2004年全国还有2610万贫困人口，有4977万低收入人口仅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城乡之间的差距维持在3.21:1的水平上。

4、因劳动者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产生的矛盾。企业法规定的工人的法定权利实际上没有兑现。劳资之间的矛盾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造成的。不论在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制企业中，劳动者的主人公地位都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有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多年还未订合同，由于不能确定劳动关系，造成维权困难。国有企业中职工代表大会在很多企业名存实亡，谈不到参加民主管理。在非国有制企业中，劳动者更是处于弱势地位，业主们把西方国家企业的管理模式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来，形成雇佣关系。不能否定西方国家企业管理的科学的先进的经验。但是那些千方百计地降低工人工资、尽量减少改善劳动者居住条件和其他福利待遇的支出，甚至想方设法克扣工资，大多数非国有企业没有建立工会组织。尤其不能容忍的，大学关于企业管理的教材中竟然删除了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内容，这是极其错误的。如果得不到及时合理合法的解决，劳资之间的矛盾会进一步扩大。

5、农村自治组织干群之间的矛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得到全面贯彻。某些农村比较普遍地存在者村干部作风不民主、财务不公开、不能保障农民在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土地承包、延包中随意撕毁承包、延包合同，无视村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农民失去土地后得不到合法合理的补偿费等问题，造成群体纠纷，进行诉讼或群体上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村委会的选举工作中，贿选、腐败和暴力选举等不正当或非法行为进一步增多，有蔓延之势。拖延、不组织选举、任意指派和任命村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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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员和村选举委员会成员，私填、涂改选票、聚众扰乱投票场所、抢夺和撕毁选票、损坏选票、焚烧票箱、殴打投票人，有的地方村宗派势力甚至黑恶势力参与竞选活动，有的刑满释放人员、因违法犯罪正在服刑的人员，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也当选为村委会成员。这说明，农民的基本利益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的基本诉求表达也得不到保障。

6、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区域差别产生的矛盾和过度开发产生的矛盾.区域差别在拉大,特区冒尖地区自不必说.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有占全国80%以上的工业、技术人才和教育机构,不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占有占全国总数80%的资源,但人口贫困,文化落后。国家应该通过各种途径,以政策支持努力使贫困地区逐渐富裕起来,减少差距减少矛盾。在那些本应该进行生态保护的地区,过度开发已经使得成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过去几十年的畜牧业的过度开发,造成水土流失，草场退化，水源减少越来越严重。已经陷入“贫穷——破坏草地生态环境——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的怪圈。

7、非国有制经济和国有制经济之间的矛盾。两大类所有制在资源配置、人才配置及其他诸如银行信贷、税收政策、职工待遇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不平等制度，必然产生各种矛盾；在人才管理上法制不完善。一些国有企业的专家把国有知识产权带走自办公司，也有的“跳槽”到有优厚条件的非国有企业去了。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据《每日经济新闻报》报道，目前已发现有100多家跨国公司存在环境违规行为。其中包括著名的百事、惠尔普、博世等世界500强企业，也有如日清、花王、嘉士伯等公众熟悉的品牌。一些跨国企业不仅违规，而且成了当地污染大户。这些跨国公司在其国内在环保方面都有良好的品牌，一旦进入中国，就很快降低了环抱标准。这方面的矛盾值得我们严加注意。

8、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产生的矛盾。物质文明的发展需要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指导和支持和保障，我国不仅急需数以万计千万计的高级专业人才，需要普通工人知识技能与先进设备要求相适应,更需要全体公民科学素质的快速提高,但在教育、科研方面，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全民道德观念水平的提高不能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市场经济价值观念和共产主义道德观念的矛盾没有及时协调。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是以维护财产合法权益为核心的平等观念，是以贸易自由为核心的自由观念，是以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为宗旨的发展观念；而共产主义道德观念则是提倡无私奉献为核心的为人民服务观念。在某些场合,两者会发生碰撞,产生矛盾。如何正确处理两者的矛盾，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普遍问题。

9、因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产生的矛盾。自由竞争必然导致优胜劣汰。某些工厂因经营管理不善导致企业破产、职工失业下岗,在市场上出现不正当竞争,如假冒伪劣商品，干部腐化堕落，官商勾结，各类经济犯罪，走私贩私，贩运毒品出现，金钱拜物教的泛滥成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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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对外开放导致西方腐朽思想文化对中国传统美德侵蚀产生的矛盾也表现出来了。西方的宣扬暴力、色情、凶杀、匪徒的影视作品像洪水一样迅速占领了我们的电影、电视、广播，腐蚀着我们的青少年的灵魂，很多犯罪行为就是受到这些影响造成的。值得我们深思。

11、新社会阶层的发展与现实政策的矛盾。我国新社会阶层大约有5000万人，加上相关人员大约有1.5亿人。他们已经掌握了大约10亿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专利技术并直接或者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新增就业人员，涉及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在他们当中聚集了我国大部分的高收入者。他们不但与国内各阶层、各方面有密切接触，而且与国外组织和个人有广泛联系。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分离出来的，队伍正在继续扩大，实力也正在增强；他们中相当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领域；而且聚集了中国大部分高收入者；职业和身份有较大的不稳定性；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有了一席之地，政治诉求必然逐步增强；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是非中共人士。新社会阶层的出现和迅速发展壮大是一个新问题。我们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政策也并不配套。如何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是一个新的大问题。

还可以列举出很多矛盾。比如说，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从国家整体来看，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依然存在，城镇新增劳动力以及大量失业人员需要进一步安置。根据国家劳动保障部的估计，每年有1200万的供应缺口，就业形势严峻。

这些矛盾的凸现，说明迅速分化的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要求复杂化的现实。任何一对矛盾的尖锐化都会影响全局。在这些矛盾面前，必须用科学执政的理念培养出一大批善于科学执政的干部。江泽民曾经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干部们不应只是靠会议、文件、汇报、接待、检查等政府运行机制而忙碌（这些形式当然是很重要的工作方式），更重要的应从宏观上掌握科学的解决矛盾的方法。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新的社会不和谐因素成为我们面临的当务之急。在这样的形势下。研究科学执政的法理学概念及执政规律就显得极为必要了。

三、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实质上就是树立客观规律的无上权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国家和法律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和发展是合乎客观规律的结果。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国家的产生说的以下一段话被认为是最经典的，列宁曾不只一次引用过：“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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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这是从政治层面上说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法律的产生，首先是由于商品关系发展的需要。商品经济通行的原则如契约自由、等价交换等需要在法律上加以确认，于是产生了所有权、债权、合同、贸易等概念。恩格斯在同一著作中是这样一来说的：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就变成了法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强调的是，国家和法律都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国家和法律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国家机器和法律的产生，则是阶级的产生及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法律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同时也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统治者，总是用法律宣布有利于自己阶级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统治秩序是合法的，被推翻的统治者是非法的，规定某些行为是违法，是犯罪，要用包括暴力的强制手段加以解决。统治者用法律的手段建立和维持有利于自己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对于法律的作用，自古以来就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说：“法律应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执政者和公民团体都不应侵犯法律。”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也说过，在民主共和国，法律是社会公意的体现，具有无上的权威性，统治者仅是法律的奴仆，他们的一切权力都来源与法律并应依法行使；另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潘恩在他的《常识》一书中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的，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是国王。”马克思把法典称为“人民的圣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1页）；社会主义国家与法律的产生和完善也同样是合乎规律的结果。毛泽东也说过：“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8---359页）邓小平在谈到法律权威时曾经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其实，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前的国家很难做到，惟有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做到。依法治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个方略特别强调法律在社会上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享有崇高的威望，得到普遍的遵守和广泛的认同，在调控社会生活方面发挥基础和主导作用。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讲，法律实质上是什么呢？其实，法律无非是已经被人们认识了的客观世界发展规律法律化罢了。立法者的责任，无非就是把已经被实践证实了的规律性的东西赋予法律的效力，用国家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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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力加以推行。当然，也并不是说需要把所有规律性的东西都提升为法律，有的用新的道德观念加以约束就可以了。依法治国实质上无非是按照客观规律的发展要求治国。法律的发展史，就是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科学规律的发展历史。我们目前的义务，就是不断深入发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科学规律并适时把它们提升为法律规范，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规范。

从法律文化的角度来看，法律有其只是服务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统治者的一面，这一方面随着没落阶级的灭亡也就灭亡了,如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等，应该彻底加以否定；但是也有其反映历史的、社会的科学发展规律的一面，是不能破坏的，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会遭到报复。作为科学，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则应该加以继承，如国家的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制度，生态平衡的法律保护制度，科学的社会治安秩序的管理制度、工业生产操作规程、国际贸易规定、知识产权保护规定等不能简单地贴上资产阶级标签加以排斥。我们应该彻底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吸取其合理的、科学的内核，扬弃其封建的、落后的糟粕，不能简单地用“非此即彼”的对立思想方式及标准衡量一切。

不按科学规律办事，实行法律虚无主义，曾经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过历史性的损失，教训是极为沉痛的。新中国建国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否认法治，大搞人治。用意识形态直接指挥法制建设，把共产党的文件当作法律。四十年全面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不只一次地因违反科学规律而犯过全局性的、长期的、历史性的重大错误。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反右斗争扩大化，错误地批判彭德懷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在经济上，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尤其是十年内乱，给全党全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创伤和不幸是历史性的，是无法弥补的，使理论上造成了混乱，使中国经济倒退多少年，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教训也是极为沉痛的。苏联共产党曾经被公认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钢铁堡垒，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认为是全世界共产党的“头”。但是在执政73年后的1991年，莫斯科苏共中央大楼被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签署命令予以查封，苏共解散了，红旗落地了，十月革命纪念碑被拆除，苏共夀终正寝，苏联被解体。人们在思考：这是为什么？根本原因是，苏共已经腐败，领导阶层中的苏共党员已经成为新型特权阶层，他们在人民心目中早已丧失威信，苏共的倒台是历史的必然。如果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恰恰是，苏共长期违背了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尤其是共产党的科学执政的建设规律，比如，它长期的过分的集中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和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了法制建设，也使人民监督制度形同虚设，官僚主义、个人专断、家长制、领导制度终身制和各种各样的特权现象与腐败作风，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没有一个不是把内政、外交等一切权力集于一身的；在经济上，一切按指令性计划办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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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计划就是法律，使得经济生活僵化。

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社会实践是检验法律的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国家制定（或修订）宪法、法律，把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基本方针和基本纲领用宪法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就是把从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客观规律性的东西加以固定化。正确的必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如果违背了客观世界的发展要求，就必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前任务，是加快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历程，加快发展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的政治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进程，发现了民主、法治、人权、以及市场经济的规律性的东西，这是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共同创造，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有条件的有选择的继承和发扬，把它运用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中来。

对于当前来说，我们加快立法的进程，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急需的法律如物权法、债权法及改革开放的若干法律法规如鼓励科技进步的法律法规等进一步加以制定完善，无疑会极大地加速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小而言之，对于某一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或市、县、乡镇来说，也一样。他们都可以按照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力，制定适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规范性文件。经过实践结果检验，这些规范性文件凡是能够起促进作用的，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除了宪法之外，民商法领域（物权法、合同法、公司法、工业法、农业法、商法、科技法、环保法、森林法、教育法、卫生法等），经济法（计划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财政法、金融法、税法、物价法、工商行政管理法、审计法、对外经济贸易法、银行法等），社会法（劳动法、工资法、社会保险法、工会法、失业保险法等），行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执行法、行政程序法、国家赔偿法、国家公务员法、行政组织法、行政监察法等），刑法、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若干行政程序法）以及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及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等以及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但是，我国的立法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需要一步一步完善起来的，体系残缺，结构失衡，交叉重复，矛盾冲突，彼此脱节，互不协调。有的过分原则不具有操作性，有大含混不清，有待在实践中解决。

世界是发展的,科学也在飞速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的。我们有了近六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这是我们的宝贵财富。面对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面对现实中存在的矛盾,我们应该理性、深入、系统地思考，找到并且突破问题背后的症结，思考和解决问题。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改革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修正错误,最大限度地减少盲目性，提高驾驭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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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规律的自觉性,始终如一地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地破除旧的条条框框和陈腐观念,就一定会不断增强科学的执政能力,把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2007年08月25日

第四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刻内涵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刻内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李忠杰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执政能力建设将成为全党全国关注的焦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首先需要准确把握执政能力、执政理论以及执政能力建设的深刻内涵。

如何认识执政能力的内涵

执政，顾名思义，就是执掌政权的意思。要履行好执政的职能和责任，除了构建一个好的制度框架、好的组织体系、好的宪法和法律体系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所谓执政能力，就是执政党掌握和运用国家机器，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领导、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本领和水平。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党，执政的宗旨和内容是不同的。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所以我们所讲的执政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正确掌握和运用国家政权，全心全意地代表、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能力和水平。

“执政能力”四个字中，关键是“执政”。它的所有“能力”，或者说，它与其他能力的不同之处，都是围绕着执政展开的。而执政本身，包含着丰富和复杂的内容。所以，执政能力如果展开来说，我认为应该包括以下10个方面的内容：科学分析形势和任务，制定执政的纲领、路线的能力；掌握国家政权、保持执政党合法性和执政地位的能力；驾驭国家机构、协调各种政权组织

1相互关系的能力；运用国家机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能力；坚持执政为民、满足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能力；整合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的能力；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能力；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从严治党、拒腐防变、保持执政党自身先进性和生命力的能力。

当然，这10个方面，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和划分的。作为党的建设的实际工作，主要是明确为什么要干、干什么、怎样去干。

执政理论的内涵是什么

执政是受执政理论指导的。胡锦涛同志在今年6月29日的讲话中指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等主要方面。”他在8月22日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又加了一个“执政环境”。这样七个有关执政的基本范畴，就构成了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要加强对执政理论的研究。

胡锦涛同志所说的七个基本范畴，好几个是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使用。所以，需要认真研究，对其内涵作出科学的界定。

1.执政理念。可以理解为执政的指导思想，其中主要的应是价值取向。我们党长期确立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和“执政为民”，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

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等，都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它们清楚地表明了我们执政的宗旨、目的和价值取向，对于我们如何执政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了正确的理念，才会有正确的行为。提高执政能力，首先就要进一步梳理和明确我们的执政理念。

2.执政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是什么？首先是人民基础。只有人民的拥护、人民的授权、人民的支持，我们才可以执政，也才可以执好政。人民群众，是我们执政最重要最宝贵的基础。在人民这个基础中，我们还可以区分阶级基础、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法律基础问题。

3.执政方略。就是执政的大政方针、战略策略。执政，是全局性的根本大事，当然就要有全局性的眼光、全局性的思维、全局性的方针和全局性的谋划。着眼于宏观大局，谋划执政的大势、大事，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掌握执政的主动权，比较顺利地实现执政的目标和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的一些重大战略，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执政的方略。如“三步走”战略、依法治国方略等等。

4.执政体制。经济有体制，文化、科技、教育有体制，政治也有体制。从执政的角度来说，政治体制也可以称作执政体制。至于其他体制，多少也与执政有关。体制，建立在基本制度之上，是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体制与制度共同构成我们执政的制度框架。执政，必须在一定的制度和体制框架内进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同样也要在体制上下功夫。新中国成立55年来，我们已

经确立了执政的基本制度，但具体的体制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5.执政方式。在体制的基础上，执政还有一个方式方法问题。用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方法具体执政，效果不一样。改革开放到今天，管理国家和社会，光用简单的行政命令不行了，必须运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协商的、契约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等多种方式和手段。还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探索和创造新的方式。老方式管用的就继续用，不管用的就要及时舍弃、改造。

6.执政资源。办什么事情都要有资源，执政当然也不例外。哪些是执政的资源？强大的阶级基础是资源，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是资源，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是资源，社会的风气和价值观念是资源，宝贵的历史经验是资源，光荣的历史传统也是资源。我们一定要充分珍惜它们，恰当地使用它们，精心地保护和爱惜它们，使这些资源发挥最大的效能。同时还要更多地创造资源、扩展资源、积累资源。

7.执政环境。执政活动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它总是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这种环境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研究和改善执政环境，是我们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执政理论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内，我们要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创造一种宽裕的经济生活环境；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创造一种稳定和谐的政治生活环境；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生活环境。在国际上，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文明的新秩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怎样把握执政能力建设的内涵

从构成执政能力的基本要素来看，直接影响和决定执政能力的主要有三大方面，这也是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一是执政的制度和体制。这是执政能力的基础。一切执政活动能否正常进行以及其效率如何、效果如何，首先取决于制度和体制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便捷，这个制度和体制运转得是否顺畅、灵活、高效。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只有在建立和完善执政的制度体制的基础上，才谈得上执政能力问题。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能否设计和建设一个好的制度体制，以及怎样运用制度体制，也是执政能力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定要首先在制度和体制上下功夫，不断推进制度化、法制化、程序化、规范化进程，为党的执政活动搭建一个更为广阔和良好的平台。

二是执政的主体。这是执政能力的直接载体。执政能力，最直接地表现在执政主体的能力和水平上。主体是谁？应该是指整个执政党。分解开来，既包括党的领导干部，也包括作为组织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执政能力是所有这些执政者和执政机构，科学驾驭和运用执政的制度、体制、方式而表现出来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在完善制度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领导干部素质是否优秀、能力很强还是很弱，领导机关结构是否合理、运转是否良好，都直接决定和反映着执政能力的高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五个能力，虽然并不等于执政能力的全部内涵，但它们针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实际，对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三是执政的方式方法。这是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执政的方式方法是否科学、规范、合理，对执政能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方式方法对路、得当，执政水平相对就高，反之，就会遇到种种麻烦和问题。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就要深入研究我们的执政方式，适应世界文明和国际形势发展的潮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适应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与时俱进，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

从执政的内容上来说，新世纪新阶段，我们提高执政能力，是要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国内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条件下，更好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保证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第五篇：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浅论科学发展观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科学发展观反映了党对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目的，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对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和执政实践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党的执政能力贯穿于党的领导的全部实践活动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党的执政环境、执政条件和肩负的任务发生了巨大变化。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已经成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解决好的历史性课题。党的十六大提出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按照提高“五种能力”的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主要是：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科学发展观作为解决发展中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对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是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科学发展观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认识规律，除了了解熟悉情况、增强感性认识外，要求各级干部必须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理论素养，善于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对发展规律的认识比较深刻，运用得比较好，什么时候经济社会发展就比较顺利。其次是善于统筹兼顾。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坚持“五个统筹”，妥善处理当前各方面的突出矛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切入点和现实途径。在实际工作中，统筹兼顾，要始终突出经济建设中心，抓住主要矛盾，加强薄弱环节；充分考虑事物联系的广泛性，在发展中注重解决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实现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等不同方面的良性互动。同时，妥善处理好农民、城市低收入居民和其他困难群众的利益。三是以人为本。把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保障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在经济社会事务管理中尊重人、关心人。四是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政绩观直接反映领导干部从政的价值取向，实践证明，一个缺乏正确的政绩观的干部，往往同时也缺乏科学发展观；而违背科学发展观的政绩，只能使发展陷入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