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中如何行使抵消权

第一篇：执行中如何行使抵消权

执行中如何行使抵销权

在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主张抵销异议的，此争议虽系实体权利的争议，但由于与执行程序密切联系，故应由执行法院处理，不必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由其他法院审理。对此，理论界的认识基本一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强制执行法也有类似规定。但对该异议应由执行法院的执行机构还是审判机构处理以及通过何种程序处理，则存有很大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由执行法院的执行机构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审查处理。理由：一是从性质上讲，对被执行人抵销异议的审查与对案外人异议的审查是同一类问题，都涉及到对另一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及效力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七十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权利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进一步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异议，执行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进行审查”。参照上述法律规定，在执行程序中对案外人异议可以直接审查处理，对被执行人的抵销主张是否成立也应当可以直接审查处理。尽管目前法律界对《执行规定》中规定执行机构直接对案外人异议进行审查处理颇多非议，但在法律尚未对之作出相应修改前，执行实务中仍可依《执行规定》予以审查处理。二是民事执行不同于民事诉讼，要求执行工作在公正的同时应更强调效率为其价值追求目标。直接由执行机构在执行程序中裁决抵销异议，可以避免另行启动诉讼程序引起的时间上的拖延。因此，从提高执行效率的角度考虑，由执行机构直接就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主张抵销之异议进行审查，可以避免被执行人借故拖延执行。尤其针对目前执行难、执行效率低的现状，允许执行机构直接对被执行入主张抵销之异议进行审查不失为提高执行效率的一个有力举措。三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已明确规定执行工作包括一定的解决与执行有关的实体和程序争议的裁判活动。执行机关在执行中既有权进行程序审查，也有权进行实体审查。因为执行程序离不开裁判，从执行程序的启动、对有关执行问题的争议、重大事项的决定到执行程序的中止、终结，都需要执行中的裁判。执行程序中的裁判活动，是强制执行的组成部分，执行权具有司法权的性质。被执行人因主张抵销而提起的异议可由下设于执行机构中的执行裁判庭负责审查处理。

另一种观点认为，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主张抵销之异议的前提是确认被执行人是否享有可以行驶抵销权的债权。而这是不同于原执行依据的另一个债的法律关系，属于一个新的诉。执行机构对此实体争议无裁决权，该争议应由审判机构通过诉讼程序解决。而且从审执分立的要求来看，执行程序中出现的实体争议如不能完全脱离执行程序，势必影响公正。再者，执行程序中缺乏相应的诉讼救济程序加以保障，因而剥夺了被执行人的上诉权。执行程序中出现的程序性争议，完全可以由执行机构负责审查，但实体权利的争议则只能由审判庭审理解决，否则会导致审判与执行职能上的混乱。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第一种观点主张抵销权争议完全在执行程序中解决，突出了效率，但是忽视了抵销权争议和执行依据所载明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独立的两个法律关系，在执行程序中对另一独立的法律关系作出最终的实体裁判，不符合审执分立的基本原则，也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不利于维护司法公正。第二种观点从追求司法公正出发，没有赋予执行机构一定的审查权。这样凡是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主张抵销权的，由于执行机构无权审查，只能交由有关审判庭予以裁判，必然影响执行程序的正常进行，往往导致执行效率降低，不利于及时、充分地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公正和效率的关系是我们制定法律时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在设计执行程序中的抵销权制度时同样也必须坚持这一原则。

第二篇：资产拍卖中如何保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

资产拍卖中如何保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

资产拍卖中如何保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朱志强

一、优先购买权及其行使前提

(一)优先购买权的概念

优先购买权是指特定人依据法律规定或约定而享有的在出卖人出卖某项特定财产时，得以同等条件下优先于他人购买的权利。我国民商法律体系中优先购买权的类型主要有：(1)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2)财产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3)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优先购买权；(4)法律特别赋予的优先购买权。比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转让涉及国有(控股、参股)企业金融不良债权时，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法律赋予相关地方政府或者代表本级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或者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资本的集团公司在同等条件下可以对不良债权行使优先购买权。此外，根据《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26条规定，“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市、县人民政府有优先购买权。”

由此可见，我国民商法规定的法定优先购买权，既涉及到房屋等物权转让，也涉及到股权和特定债权的转让。在出卖人出卖某项特定财产时，法定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并不区分具体的交易方式，即无论是当事人双方自主交易转让(如协议转让)或公开转让(如拍卖，包括司法强制拍卖转让、招标转让、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转让等)，优先购买权制度均得以适用。本文仅讨论在拍卖程序下优先购买权的行使问题。

(二)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前提

法律规定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前提是“同等条件”，即在同等条件下才能享有优先购买权。所谓“同等条件”并不仅仅意味着“同等价格”，至少还应包括相同的付款条件或方式、相同的付款期限等其他条件。在拍卖程序下，优先购买权人欲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当遵守相应的拍卖规则，包括但不限于按照拍卖规则的要求进行竞买登记、交纳竞拍保证金、在拍卖日到达拍卖现场等。从实质上看，优先购买权是法律基于一定的原因而对第三人受让权利的一种限制，但这种限制应合理地控制在一定限度内，法律需要考虑第三人与优先购买权人之间利益的平衡。因此，法律规定的“同等条件”可以理解为“相同条件”，即优先购买权人行使权利的前提是应遵守第三人应遵守的全部交易条件。

二、拍卖程序下优先购买权的具体行使

(一)履行通知优先购买权人的义务

对于优先购买权人的通知期限，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并不相同。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我国《公司法》第73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强制执行程序转让股东的股权时，应当通知公司及全体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自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满二十日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笔者认为，该通知期限仅适用于法院强制执行程序中当事人协商转让或变卖程序，并不适用于股权拍卖转让的情形。在拍卖程序下，只需在拍卖日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其他股东即可，其“合理期限”应为其他股东有足够的决策、竞拍报名时间为衡量标准。对出租房屋的出卖或转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我国《合同法》第230条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规定：“出租人委托拍卖人拍卖租赁房屋，应当在拍卖5日前通知承租人。承租人未参加拍卖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承租人放弃优先购买权。”对于上述冲突，笔者认为应当按照新法优于旧法原则确定，即在拍卖程序下，承租人的通知期限为拍卖日的五日前。

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通知优先购买权人，其法律后果在上述相关法律规定也不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未在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或者存在其他侵害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情形，承租人请求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请求确认出租人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按照新法优于旧法原则，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通知优先购买权人的，并不会导致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但承租人可以请求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

(二)如何保障优先购买权人权利的行使

在拍卖程序中，优先购买权人因享有在一切交易条件确定后决定是否行使优先权的权利，可坐享其他竞买人博弈结果的权利，并非必须参与举牌竞价，关键是在竞买人最高报价出现后，拍卖人如何保障优先购买权人权利的行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16条规定：“拍卖过程中，有最高应价时，优先购买权人可以表示以该最高价买受，如无更高应价，则拍归优先购买权人；如有更高应价，而优先购买权人不作表示的，则拍归该应价最高的竞买人。”依该规定，拍卖过程中，在出现最高应价时，若优先购买权人不作表示的，应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即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主动权在优先购买权人，拍卖人无需主动征询优先购买权人的受让意愿。为保障优先购买权人权利的行使，防止拍卖成交后可能出现的纠纷，在拍卖实践中，笔者建议在存在优先购买权人的拍卖场合，当最高竞价出现，经拍卖师三次叫价后仍无更高出价者应价拍卖师落锤确定成交前，拍卖师应直接当场征询优先购买权人是否买受。若优先购买权人表示不愿意买受或拒绝表示，则拍卖师落锤确定成交，买卖合同在上述最高出价竞买人与委托人之间成立并生效。若优先购买权人表示愿意买受，则所有竞买人可继续应价，直至确定不变的最高竞价后，由拍卖师按照上述规则确定最终买受人。

三、拍卖中优先购买权冲突的解决

在拍卖实践中会出现同一标的物可能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优先购买权人的情形，当发生优先购买权冲突时，主要根据优先购买权的种类采用以下原则予以解决：一是根据物权优于债权原则，物权类优先购买权效力优于债权类优先购买权。例如，当拍卖房产时，在共有人和承租人都拥有优先购买权的情形，因共有人优先购买权是基于物权而产生，而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是基于债权(租赁合同)而产生。因此，在同等条件下，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效力应优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二是在顺序相同的债权类优先购买权发生冲突时，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的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16条第2款“顺序相同的多个优先购买权人同时表示买受的，以抽签方式决定买受人”的规定执行。比如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委托拍卖涉及国有(控股、参股)企业金融不良债权时，多个相关优先购买权人主张优先购买权，或房产拍卖中两个以上承租人均主张优先购买权时，应以抽签方式决定最终买受人。三是顺序相同的股权类优先购买权发生冲突时，应按照《公司法》第72条“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规定执行。

第三篇：如何正确行使监察建议权

如何正确行使监察建议权

陈萍萍

监察建议权是监察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所拥有的一项权限。多年来，监察机关根据检查、调查的结果，通过向有关部门和人员提出监察建议，在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技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着个别监察机关对监察建议权使用不当、被建议单位或人员重视不够等问题，影响了监察建议的严肃性、权威性，因而也妨碍了监察机关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

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监察建议的法律效力、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有的监察机关认为监察建 议不如监察决定，在法律效力上缺乏强制性；有的被建议单位或者人员把监察 建议等同工作建议，不认真、不严格执行监察建议，执行中出现了偏差。

2.随意扩大监察建议的使用范围。有的监察机关未按照《行政监察法》第 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提出监察建议，如建议有关机关暂停有严重 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执行职务，提请公安、审计、税务等行政部门予以协 助时也使用监察建议；在适用对象上，错误地认为只有监察决定适用于监察对 象，而监察建议则适用医生、教师等非监察对象。

3.使用监察建议随意性较大、不规范。1999年6月7日，监察部印发《监 察部关于实行监察文书格式标准文本的通知》，对包括监察建议书在内的28种 监察文书格式进行规范，但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个别监察机关未采用规定的法 律文书，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较随意。如有的将监察建议与工作建议、工作提 醒、整改通知、督办通知等混用；有的不按照规定制作正式法律文书，不以书 面形式送达被建议部门或者人员；有的不告知被监察对象对监察建议有异议的 应当如何提出异议、无正当理由不采纳监察建议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4.确保监察建议落实的措施较乏力。对少数不认真落实监察建议的有关单位或者人员，有的监察机关没有采取有效制约手段，造成监察建议落空。

正确行使监察建议权

监督者更要自觉接受监督。各级监察机关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切实做到依法正确行使监察建议权。

1.提出监察建议的情形。根据《行政监察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的有关规定，监察机关根据检查、调查的结果，只有在以下十种情形下可以提出监察建议。其中，有八、九两种情形的，监察机关也可以依法直接作出监察决定：一是拒不执行法律、法规或者违反法律、法规以及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应当予以纠正的。“拒不执行法律、法规”，是指拒绝执行法律、法规或者错误执行法律、法规，经上级机关或者监督机关指出后拒不改正的情形。“违反法律、法规以及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是指因某些原因导致对法律、法规以及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的原则、精神的曲解或者误解，而发生执行上的差错以及因思想抵触或者渎职导致法律、法规以及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的情形。

二是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命令、指示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国家政策，应当予以纠正或者撤销的。主要包括：决定、命令、指示的内容与法律、法规、国家政策相抵触的；决定、命令、指示的发布超越法定职权或者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程序的。如根据《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监察机关对违法设定的行政许可，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纠正或者撤销的监察建议。需要注意的是：此项监察建议只适用于被监察部门，即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不适用被监察人员。

三是给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需要采取补救措施 的。补救措施包括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承认错误、给予赔偿等措施。四是录用、任免、奖惩决定明显不适当，应当予以纠正的。主要包括：

（一）被录用、任命人员明显不符合所任职务的条件，或者不符合任职回避规定的；

（二）超越权限或者违反程序作出录用、任免、奖惩决定的；

（三）奖励明显不 适当，或者处分畸轻畸重的。

五是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监察机关根据检 查、调查结果，发现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违反了公安、工商、税务、海关等行 政管理、社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给予

2行政处罚的，有权建议有关机关给予监察部门和人员行政处罚。

六是需要给予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问责处理的。这项规定是修改后的《行政监察法》新增加的监察机关可以提出监察建议的情形。监察机关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有关规定，对因检举、控告、处理重大事故事件、查办案件、审计或者其他方式发现的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问责的线索，按照权限和程序进行调查后，对需要给予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问责处理的，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监察建议。

七是需要完善廉政、勤政制度的。这项规定也是修改后的《行政监察法》新增加的监察机关可以提出监察建议的情形，是监督检查与制度建设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监察机关在开展工作中不仅要对监察对象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其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或不足，还要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监察建议，帮助被监察部门及时堵塞漏洞，从源头上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

八是违反行政纪律，依法应当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 除处分的。由于处分直接关系到被处分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切身利益，因 此，监察机关必须按照国家有关人事管理权限和程序的规定办理。

九是违反行政纪律取得的财物，应当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违反行 政纪律取得的财物，是指监察对象通过违纪行为获得的金钱、商品等动产和不 动产，以及各种非法所得产生的利润、孳息等。

十是其他需要提出监察建议的。

2提出监察建议的要求。一是监察机关提出监察建议必须是在监察机关就某一事项立项或立案进行检查或者调查以后，根据检查、调查结果来提出的。对没有经立项、立案的监察对象不能提出监察建议。

二是监察机关只能向监察对象提出监察建议。根据修改后的《行政监察法》有关规定，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包括四类〃一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二是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三是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其从事公务的人员；四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委托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组织及其从事公务的人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修改后的《行政监察法》将原来以身份划分监察对象的标准变为以从事公务活动来划分，就会出现监察机关有权

3立案调查但无法处分的人员，如城管协管员，受委托从事公务活动的村民委员会成员等，那么监察机关可通过向城管主管部门、村民委员会提出监察建议的方式给予相关人员处理。对于非监察对象，如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及其公务员等，监察机关只能提出工作建议而不能提出监察建议。三是提出的监察建议必须是针对监察对象职责范围以内的事项，以便具体落实，不能超越监察对象职责范围提监察建议。

四是监察机关提出监察建议应当制作监察建议书。监察建议书应当载明：监察机关检查或调查的结果；提出监察建议的依据及监察建议的具体内容；提出监察建议的机关及批准同意的机关；对监察建议提出异议的程序等。

五是监察建议必须按要求以书面形式送达有关单位或者人员。《行政监察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监察决定、监察建议应当以书面形式送达有关单位、人员”。监察决定书和监察建议书的送达，是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的法律效力和后果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步骤。送达方式包括：由监察机关直接送达，或者留置送达、邮寄送达，委托其他监察机关、主管部门代为送达。

3监察建议的效力。《行政监察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监察机关依法提出的监察建议，有关部门无正当理由的，应当采纳”，这从法律上正式确定了监察建议的地位和效力。因此监察建议一经作出，便同监察决定一样，具有依法获得法律保障实施的效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确定力。监察建议作出后，监察机关非依法律不得随意变更和撤销。二是约束力。一方面是对监察机关自身的约束力。监察建议有效成立后无论是作出监察建议的监察机关，还是批准同意的上级机关，在该监察建议未被合法撤销或者变更之前，都要受其约束。另一方面是对有关单位和人员的约束力。监察建议是监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监察职权作出的行为，监察对象具有履行监察建议的义务。

三是执行力，监察建议有效成立后，监察机关具有依法采取一定的手段，使监察建议得以完全实现的权力。为了确保监察建议的执行，《行政监察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自收到监察决定或者监察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执行监察决定或者采纳监察建议的情况通报监察机关”。这一规定不仅为执行监察建议的有关单位和人员设定了一项义务，同时也为监察机关对监察建议的4实施进行监督设定了法定途径。

4.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监察建议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行政监察法》第四十五条的有关规定，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监察建议的，由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部门给予通报批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这里的“正当理由”，主要有四种：一是依据事实不存在，或者证椐不足的；二是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的；三是提出的程序不合法的；四是涉及事项超出被建议部门或者人员法定职责范围的。出现上述情况时，双方应依照《行政监察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否则，监察机关应当追究被建议的部门和人员的法律责任。

作者单位中央纪委监察部法规室

第四篇：行使量刑建议权探索

行使量刑建议权探索

行使量刑建议权探索2007-02-10 16:48:4

5加强监督特别是审判监督，一直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而刑事审判中的量刑又是人民群众迫切希望真正实现司法公正的地方这就更需要检察机关以此为切人口扎扎实实地进行审判监督。

定罪、量刑是刑事审判的两个基本环节。长期以来，检察官只是在起诉文书和公诉意见中就可能对被告人适用的处罚条款和量刑情节作出决定和发表意见，不就具体量刑提出意见。庭审中，控辩双方的辩论也主要集中在是否有罪以及此罪彼罪上，对于量刑，往往没有展开有效的辩论。刑事案件的量刑一直被视为人民法院的专项权力，排斥在整个庭审活动以外。量刑的尺度，完全由

法官来掌握，主要体现在法官的判决书上。现行的很多判决，把“从轻”、“从重”视为一种形式，一笔带过，使被判决的对象不知其所以然。因此难以使案犯认罪服判，刑事上诉案件有增无减，一方面增加了司法成本、降低了审判效率，另一方面不利于罪犯的改造。有关人士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刑事审判的公开、公正。事实上，定罪与量刑同样重要，不应该有任何偏颇。

量刑作为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由公诉人、被害人、辩护人、被告人等各诉讼主体共同参与，是世界各国普遍行的一项诉讼原则。随着我国诉讼制度改革的深人和人民群众对审判监督、司法公正的迫切呼唤，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检察机关应当就刑事案件的量刑提出具体的建议性意见，行使量刑建议权，使量刑由“暗”转“明”，由“神秘”转为“公开”，使刑事审判不仅做到定罪公开，也要做到量刑公开，促使各诉讼主体对法律的理解，罪犯对判决的尊重

和服人。从而有效地减少上诉，提高了审判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支出。

一、何谓量刑建议权

所谓量刑建议权，即求刑权，又称量刑请求权，是指公诉人代表人民检察院建议。要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处以某一特定的刑罚，对刑种、刑期、罚金数额、执行方等方面提出尽量具体的要求。

量刑建议权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公诉权。从检察机关来看，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有对案件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公诉权的基本组成部分。作为案件审理最重要的部分——判决结果，应该是检察机关关注的目标。就此而言检察机关对案件中的判决部分提出自己的意见是公诉权的必然组成部分。从量刑建议本身来看，量刑建议只是检察机关站在公诉人的位置上，对被告人应判处何种刑罚提出自己的意见。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本身不具备终结性即最终判定性和处罚性，而是国家刑罚权实现的准备和条件，在刑事司法过程中

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包含的实体性要求只有通过审判才能最终实现，并不影响审判权的行使。检察机关指控犯罪，就是请求支院以裁判的方式同意检察机关对案件认定事实、确定案件性质、认定犯罪，并由法院根据检察机关认定的犯罪中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对被告人量刑处罚并确定执行方式。不难看出，检察机关请求法院认定事实、确定案件性质、认定犯罪，是在行使定罪请求权；请求法院对被告人科以何种刑种、什么刑期、哪种执行方法，是在行使量刑建议权。二者都属于公诉权的具体权能，不能把后者与前者割裂开来，视作不同性质的权力。

二、在我国适用量刑建议权的意义

公诉人就量刑提出具体的建议，是实现法律监督特别是审判监督的有效途径。

其一，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的深人，我国目前的诉讼制度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诉讼制度改革中，检察

机关应紧紧牢记自己的职能，将法律监督放在第一位。量刑建议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对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尽管刑法规定了量刑时必须考虑的共三类四十多种法定量性情节，即法定的应当从重处罚、从轻或减轻处罚、减轻或史除处罚情节。但是由于法定量刑情节在具体案件中常常发生交叉重叠的现象（即多个影响量刑的法定情节同时存在），法律又没有具体指导发生多重情节时的量刑方法，因此很难讲清楚这些法定情节是如何起作用的。而且从轻和从重的具体程度应该怎样法律也缺乏相应的规定。另外，刑法中一些条文将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都集中在了一个量刑情节上，法官自由选择的幅度太宽。还有，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还源自刑法中诸如情节“轻微”、”严重”、“恶劣”等等含糊不清的字眼的大量存在的事实。这些粗糙的规定并没有因为大量的司法解释的出台而得到应有的纠正。在这种情况下，引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可以对法官 的量刑形成监督和制约。在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在量刑的具体看法上应该出人不大，法官如果做出与公诉人量刑建议有较大差别的量刑，法官本身就应有充分的理由解释。这就促使法官加强自我约束，在量刑时谨慎斟酌，公正行事。如果公诉人的量刑建议同法官的量刑总是出现较大的差别，就会使法院和公诉机关产生疑问，是双方量刑尺度的掌握问题，还是存在司法不公。徇私舞弊的情况。如属前者，双方就有可能对本地区在掌握量刑标准的认识问题上进行探讨和交流，形成共识，有利于双方更好地把握量刑尺度；如属后者，则可以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防范和处理。

其二，检察机关就量刑提出具体意见，是检察机关提起诉的一个依据。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理由有：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适用刑罚明显不当的；免除刑事处罚或者适用缓刑错误的。这些都是针对法官量刑错误而提起的。提出量

刑建议，能够使法院在判决时充分考虑各种相关因素，使判决更为准确适当；同时一旦法院判决明显失当，检察机关可以以量刑建议为衡量标准，作为是否抗诉的依据。

其三，量刑建议制度是促进检察官管理，提高办案质量的有效机制。量刑建议要求公诉人全面掌握案情，熟悉法律和刑事政策，了解以往的有关案例。在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时，要充分考虑法律规定的一般性和具体案件的特殊性。而且量刑建议的采纳与否、合理与否，对主诉检察官的信誉多少有一定的影响，这必然促使检察官尽快提高自身的综合业务素质，激励检察官更加全面地、具体地研究案件事实以及定罪和量刑各方面的问题，尽其所能地保证办案质量。同时，检察机关也可以采用量化考核的方式，对公诉人一定时间里的量刑建议进行系统的分析，从其合理性和正确性上综合考虑，以此来评定公诉人的法律业务水平。这对公诉人也是一种

有效的监督。

其四、量刑建议权有助于法院更加正确、有效地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在听取检察机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意见的基础上；在加上自己的审查，对案件的事实已经是比较清楚了。但以前在量刑时，只有自己的看法，而没有任何其他的来源。现在，检察机关实施量刑建议制度后，由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已经充分考虑和权衡了犯罪事实与法律适用；对法官有很好的参考作用，有助于提高审判效率，提高当庭宣判率。

三、量刑建议权在国外的适用

公诉人提出具体量刑建议为大多数国家的检察制度所接受。在英美法系国家，美国等国家的检察官出庭会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在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俄罗斯等，也有自己的量量刑建议权体系这些我们都可以借鉴和吸收。英美法系国家的量刑建议制度鲜明存在于量刑阶段。在这些国家的刑事诉讼讼过程中，定罪程序量刑程序不是

混为一体的，而是以被告人做有罪答辩伙经审判被陪审团认定有罪为分界线截然分开。所以，有关量刑建议的活动只能发生在量刑阶段，在以定罪为核心的庭审过程中不存在量刑建议的问题。英美国家关于量刑建议的通常做法是，在陪审团定罪后，法庭择日就各种酌定因素举行量刑听证。量刑听证中；控辩双方都要参加，都可以就量刑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检察官作为控方自然拥有量刑建议权但在检察官如何使量刑建议权这一点中，英国和美国在制度上略有不同。在英国，传统上认为，在量刑听证阶段，控辩双方之间已不存在定罪阶段那么强的对抗性，检察官出席听证会的主要任务，是要就犯罪事实及被告人的性格和履历提出证据；目的是协助法官确定量刑的事实基础，因此要尽量保持中立立场，不能以使被告人受到重刑处罚为努力目标。美国则不同，在量刑听证中，美国依然保持了典型的控辩对抗，作为控方的检察官理所当然地拥有对量刑提

出建议的权力。但这一权力是否被充分运用在践中也不完全一样，就全国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检察官在所有的案件中都就量刑问题提出建议，是否提出、对什么样的案件提出通常由检察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自己决定。由于我国的司法制度与英美系存在较大差异，故，对于这种量刑建议权我们只能作为一种借鉴。

在大陆法系国家量刑建议制度一直贯穿于审判过程之中。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定罪与量刑在程序法上未作明确的划分，统观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一般都规定法庭在评议之后做出判决，判决的内容通常同时包括定罪和量刑，但并没有单独的量刑程序，对如何确定量刑通常也没有具体规定。这是基于“定罪与量刑都是法官的权力，应由法官统一行使”这样的理论前提但是，在大陆法系国家也有自己的量刑建议制度，而且主要是通过检察官在诉讼活动中提出量刑建议及这一建议对法官的效

力等一系列规定或习惯做法体现出来的。在有的国家，这一制度被规定在法典中，如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条就规定：“检察官在法庭上支持国家控诉，…向法庭提出自己关于对受审人适用刑事法律和刑罚的意见”。韩国检察厅法第条规定，检察官的职权之一就是“向法院请求法律的合理适用”。有的国家，虽然没有在法典中明确规定出来，但从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检察官享有并经常行使这一权力。例如，一项关于德国处刑的统计结论说，检察官建议适用的刑罚与法官最终判处的刑罚大都较为接近广而法官更倾向于在检察官建议之下处刑。可见，德国检察官在实践中确实享有量刑建议权；而且很为公众所关注。日本也是如此，“一般检察官在论述指控时，对具体的量刑也发表意见，这叫‘请求处刑’”，这一内容通常是检察官在审判的综合阶段作总结性发言时提出。至于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的效力；各国都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对法

官产生约束力，但是如果检察官认为法官量刑畸轻畸重的，可以提出上诉。

四、量刑建议权在我国的行使

一、当前量刑建议权在我国的实践

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检察机关以量刑建议权，但在法律中却为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和实践依据。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条关于”公诉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的规定，可以视为检察机关拥有量刑建议权的直接法律依据之一。

有学者认为量刑建议权在公诉工作中有三种：第一是提出—个对被告人量刑的幅度；第二是在公诉意见书中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作出确认；第三是现在改革中提出的，即在量刑幅度和量刑情节的基础上，再提出一个具体的宣告刑。从这个角度讲，检察机关实际上正在行使量刑建议权，如公诉机关在起诉书和公诉意见中对被

告人的法定和酌定从重和从轻的情节进行了完整的概括，并明确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实际就是粗线条的量刑建议。随着诉讼制度的改革的深入。在实践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规定，又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工作的规定》中规定，在法庭上．对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具有帮教条件的未成年人，公诉人应当建议法院适用缓刑。这实际是就是明确的量刑建议。

虽然以上都只能视为量刑建议权的雏形，但它们在司法实践中确实起到了维护司法公正，加强法律监督的作用，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量刑建议权的适用环境

任何一种权力在法律上的确定，都必须有配套的制度加以保证。如在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及部分大陆法系国家里，检察官普遍相遇量刑建议权。在庭审只检察官要提出他的求刑意见，辩护律师也会提出他的辩护意见，而法官作为一个仲裁者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检

察官的量刑建议权并不当然的对法官产生约束力。而是作为一种诉辨交易制度诉辨交易，作为一项司法制度，指的是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方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做出有罪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或者更少的罪名指控，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方的量刑建议等条件与被告方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最佳条件的讨价还价。使检察官的求刑权对法官的约束力加大了。也就是说，这种力度的加大不仅是因为检察官有求刑权，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和辩护方、被告方达成一致了，比如说检察官建议给被告人判处三年，而被告人，辩护人也同意，这时候对法官就有约束力。如果仅仅是检察官单独求刑，辩护人不同意，被告人也不同意，那么对法官就仅仅是有参考价值，不过法官肯定不会绝对按检察管的要求来定罪和判刑。这里我们就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国家开展量刑建议权改革时如果把求刑权搞得很具体，在没有诉辨交易的情况下，其意义又何在

我国虽然在立法上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诉辨交易”，但是如果仔细研读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则不难发现“诉辨交易”的影子，如《刑法》中“坦白、自首、立功”的规定；我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与美国的“诉辨交易”也又相似之处，然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已经行使了多年，但在实践中落实的并不太好。由于法律缺乏从重从轻的相应规定，法官过宽的自由裁量权使得一些从重从轻的判决含糊不清。有些人把其编为“坦白从宽，把牢底坐穿”。如果引进“诉辨交易”制度，就可以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立法化，有利于操作。

另一方面，形式案件的发生不以司法人员的意志发生，现实中大量的刑事案件在证据上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被告人出于畏罪的心理会在证据上百般抵赖。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为了办铁

案往往对一个细小的证据也必须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司法机关还必须承担犯罪分子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逃避处罚的诉讼风险。但是，通过诉辩交易就可以使这种证据存有缺陷厂必须以被告做出有罪供述并接受审判结果为条件的案件得以审结。极大地提高诉讼效率，节省诉讼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乃至对犯罪人都是一种现实的公正。

（三）、有步骤地引入量刑建议权

在一个刑事案件里；如果检察官提出判三年，结果法院判了四年，判刑时也没有专门说明理由，而且就差一年也很难证明法院判决不对。这种在量刑幅度以内处刑的，原则上不应当主张抗诉，因为这还有个诉讼资源问题。但是这样一来求刑权似乎就可以随意了，对谁都没有约束力了。所以，目前行使这种求刑权等于没有意义。比较可行的是先赋予死刑量刑建议权以法律效力。为了体现中国适用死刑上少杀、慎杀的政策，可以推行“检察官不提出判决死刑，原则上法院就不能判”的办法。如果与法院所判刑期只差一年两年，检察官不宜抗诉，否则对法院的信用、权威也造成了冲击。一般来说，一年两年的量刑出入也不会引起社会的认同问题。

第五篇：律师在刑事案件中会见权的行使问题（精选）

律师在刑事案件中会见权的行使问题

王思鲁：刑事大要案辩护律师、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主任、金牙大状律师网首席律师

（本站首席律师王思鲁应邀参加广州市人大在2009年7月17日举办的“有关我市《律师法》贯彻落实调研工作律师代表座谈会”的主题发言提纲）

被誉为剑指律师执业“三难”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已正式实施一年多，尽管新法第33条对律师的会见权赋予更加实在的内容，但是，立法上赋予的权利并不能当然地改变实践中律师会见面临的困境。

一、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对律师会见的限制

尽管新《律师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三证”，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律师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是要走“老一套”程序，即使“三证”齐全一样会受到阻拦。阻拦的理由通常是，“不知道办案单位是否需要派员在场，需要请示”或者“还没有接到上级按照新规定执行的通知”。因此，律师只能向办案机关递交申请会见材料，在获得办案机关的批准才能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种现象在广州地区还是比较普遍的。

此外，律师在向办案机关递交申请会见材料后，也曾出现一些办案机关以办案人员忙等原因，拒绝律师会见或拖延会见时间。

二、侦查机关在会见过程中对律师的种种限制（1）派员在场，限制谈话内容。尽管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侦查机关或看守所均派员在场，且一般都不让谈案情，只要说到案情，在场人员都会制止。甚至有时连律师向犯罪嫌疑人解释被指控的罪名的法律规定也会制止。甚至在审查起诉、法院审理阶段律师会见被告人时，有些看守所也有派员在场现象。

（2）时间受限制。在侦查阶段会见的时候，经常出现陪同警员要求尽快结束。在一些看守所，也出现限制律师会见时间，有些是三十分钟，甚至15分钟。

（3）不少看守所用玻璃加金属防护网分隔，安装对讲器。这些对讲器音质比较差，声音不清晰，给会见带来不便。

（4）在一些看守所律师会见室安装摄像头进行全程监控。有时如被告人在法庭上“翻供”，办案机关就会将这些录音、录像资料用作调查律师。

（5）有些看守所进所时还需要扣押律师身份证，律师不带身份证不给进去，就算有律师证也没用。

（6）有些看守所办理会见手续的警员不熟悉业务，以诸多借口阻挠律师会见，如虽有委托人签名但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名的不给见；如虽都有签名，没盖手印的不给见；如有两名辩护律师，但其中一名没会见过的电脑没纪录的，不给见等等。

其他特殊情况，如劳教所，没有任何正式文件，就以“猪流感流行，上级规定不准任何会见”为由拒绝律师会见。

二、问题原因

（1）新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公安部规定等的冲突。（2）侵害律师权益缺乏相应的救济途径，没有有效监督管理。缺乏违法不予批准或阻拦律师会见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缺乏救济手段。

（3）不能正确认识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作用，潜意识中总认为律师是在帮助“坏人”。（有罪推定）

（4）认为当事人获得法律帮助将不利于案件侦破。

（5）极个别公安机关、看守所人员业务素质低、违法违纪。

三、建议

尽管“律师会见权”有法律明文规定，但仍有一些部门明目张胆地不当一回事，不对法律负责而是对红头文件、对上级负责，限制律师权利，这对整个司法系统公信而言，是具有极其负面的影响。邓玉娇案就是个例子，不少网民宁愿视邓玉娇为英雄，也不愿同情一个小官员。律师会见权的行使，是立法赋予的，这并不牵涉到政治制度，但在司法实际仍无法落到实处的情况下，有待于立法机关进行立法调适。建议人大发挥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强化监督的制约机制。当然，要根本解决问题还是须树立法律权威，从制度层面进行完善。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三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刑事诉讼法》

第九十六条 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律师参与刑事诉讼”

11、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

12、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案件已经侦查终结，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派员在场。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第四十三条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公安机关不应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守秘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填写《会见犯罪嫌疑人申请表》，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公安机关不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说明理由。

第四十四条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

第四十六条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时，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

第四十七条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应当查验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介绍信、聘请书、公安机关会见通知和准许翻译人员参加会见的证明。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还应当查验公安机关《批准会见犯罪嫌疑人决定书》。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公安机关应当告知其遵守会见场所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