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我市新农村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的再建议

第一篇：关于加强我市新农村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的再建议

关于加强我市新农村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的再建议

当前，我市正在大规模地开展新农村建设，做好新农村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新农村建设要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为了有效保护文物资源，传承历史文脉，使曾经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发生的悲剧不要再在新农村建设中重演，我在去年政协会上提出了《关于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建议》的提案。一年过去了，我所担心的事情不幸被一次次地应验，甚至情况比预想的还要严重。

一是大规模拆改，甚至“推平头”，使一些有文化价值的建筑永久消失；比如城区古书院村的革命遗址，刚被市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半年就被野蛮拆除。二是许多民众要求走出狭窄阴暗、甚至已成危房的老房子，而这些房子有的很有历史、人文和文物价值，民众的要求和文物保护之间发生了冲突，结果往往是“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三是当旧村保护和新区建设发生矛盾时，往往在政策上偏重建设而对文物保护有所偏废；四是依照“不破不立”的思维定势去拆老建新，结果造了一批假古董，毁了真古董，致使“伪造文化”盛行。五是有些地方热衷于纯粹的旅游项目建设，搞得土不土，洋不洋，不伦不类。

在很多人，或者说是大多数人，包括领导干部和普通百姓的思想认识里，新农村建设就是盖新房、迁新居，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更是可怕的。它导致的直接后果可能是很多古村落、古建筑在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的时候就已经永远失去了。晋城历史悠久，拥有数量众多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是构成我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文化遗存又大多位于我市广阔的农村，广大农村至今保持着极其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根脉，但这些各具特色的文化遗产是非常脆弱的，乡土建筑及其周边环境的原真性保护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

中央在有关加强新农村建设的文件中特别强调：“村庄治理要突出乡村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要本着节约原则，充分立足现有基础进行房屋和设施改造，防止大拆大建，防止加重农民负担，扎实稳步地推进村庄治理。”这说明，新农村建设与文物保护本身是不矛盾的，而且这也是中央提出要重点保护的。

另外，新农村建设往往也成了某些地方政府搞形象工程、业绩工程的“棋子”。有些地方对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把建设新农村作为短期工作目标来要求和部署。极少数地方甚至以“大会战”的方式要求短期内取得明显成效，将新农村建设简单理解为只是盖新房子、建新村，搞成了“大跃进”式的运动，大建农民公寓和别墅，不但耗费了大量资金，而且农民也不满意。

最可怕的是，一些有地方特色、历史悠久、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古村落、古建筑也被“一刀切”，大拆大建。有一个地方领导曾对我说：我们现在是没有钱，先拆了，等有钱了，我们还可以重建嘛！他可能也是一番好意，但他不知道这些文物都是不可再生的。可悲的是，像这样的故事在新农村建设中还在陆续上演。所以，我在此紧急呼吁：抢救的时候到了，不能再等了！也许，在我们所谓的“研究研究”、“调查调查”、“考虑考虑”之际，一个村子在一天之内就会全部消失了。在我市，绝大多数的古村落和古建筑，不仅其本身拥有百年历史，有着重要的文物价值，而且它们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如果古村落、古建筑被拆了、毁了，与之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会“魂不附体”。到那时，我们也许会发现，失去的不仅仅是几座“破房子”，而是我们的精神脉络。为了将新农村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做好，我再建议：

一、认真详细地做一次全面的普查，查清我们到底有多少家底。

做好新农村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必须心中有数，弄清我市特别是农村的文物分布、现状及保护重点。我市自＿＿＿年以来，没有进行过文物普查，即便＿＿＿年进行的文物普查，也不够深入系统，对文物保护对象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

因此，有必要对全市文物进行一次全面的普查，弄清全市文物的分布情况及保护重点。通过文物普查，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能按照国务院提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加强对重要濒危文物的保护，以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

二、进一步做好宣传工作，提高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运用各种舆论手段和宣传形式，广泛宣传《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努力提高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各级政府以及司法、文体、教育等有关部门要把《文物保护法》宣传教育列入“十一五”普法规划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利用新闻媒体、网络以及通过举办展览、讲座、知识竞赛、编印资料等多种途径和形式，充分利用农村文化科技屋等有效载体，重点宣传文物保护的对象、内容和措施等，有的放矢地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让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保护好文物的重要性和意义。

三、做好规划，使古村落民居得到动态保护。

在制定村镇规划时应注意保护好古村落，充分体现古村落的历史文化特点，坚持人与历史文化环境和谐、协调发展，保持和发扬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制定村镇规划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要参加审定。

当然，我们要在新农村建设中加强文物保护，不是要将这些

古村落、古建筑变成博物馆，而是应该进行动态的保护，要让人们住在老房子里也能过上现代化的生活。

对于古村落来说，要让村民愿意住在古民居里，就必须对其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否则即使政府表示这里需要保护，但人一走，村民就会大拆大建，因为房屋是村民自己的，他们急需改善居住条件。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怎样来解决呢？我认为，可以发动政府、村民个人和社会力量来共同解决，可以依据事先制定好的修缮计划和确定的图纸，通过“政府补一点、个人出一点、社会赞助一点”的办法来解决，也可以让开发商参与，但前提是原则性的东西不能动。

事实证明，只有解决了村民的居住问题，并让其在接下来的文化旅游中获利，这些古村落才能切实得到保护。等到这些旧房子为村民赚来实惠的时候，不用政府下大力气，他们就都会自觉保护，变成了一种自觉行为，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动态保护还体现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如果在新农村建设中仅仅保护了古建筑，而原有的文化传统、饮食、手工艺、风俗习惯等都遭到了破坏，这里也无疑是一座“死村”，因为它缺少了最灵动的东西——文化。

四、严格监管，加大文物保护工作的力度。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建设，其设计方案应报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同意后再办理工程报批手续。

对古建筑、古民居进行维修时，应注意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缮，不得随意拆除旧的建筑材料，采用新的建筑材料；不得改变原有文物的真实性，更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确保其所蕴涵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的完整性。

在进行工程建设或者农业生产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地上或者地下出土文物时，应当立即保护现场，并报告本县（市、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处理；对地下出土文物不得哄抢、私分、藏匿和贩卖。

除以上工作要积极开展外，在新农村建设中还要广泛吸纳各方面的人才参与其中，比如文物专家、民俗学家、历史学家和建筑设计大师等专业人才的广泛参与，才能使新农村建设达到预期目标。

保护和利用好祖国的珍贵文物，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一定要努力走好“保护——开发——利用——发展——保护”的良性发展之路，达到文化与农村经济的互促共赢，全面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

第二篇：新农村建设中对人口计生工作思考和建议

新农村建设中对人口计生工作思考和建议

农村人口问题事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我省既是农业省份，又是西北地区人口大省，在建设新农村大背景下必须抓紧抓好农村人口计生工作。经过这几年的初步探索和实践，我们认为，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协调各部门制定出台有利于计划生育家庭（尤其是农村独生子女领证户和二女节育户，即农村“两户”）的优先优惠政策、把控制人口目标与给群众给好处的各项活动结合起来等等方式方法和政策措施，是统筹解决我省人口问题，有效缓解人口压力，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途径。为了在新农村建设中更进一步抓好人口计生工作，我们以为还需强化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城乡人均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使农村广大计生户的生殖健康服务缺乏资金保障，建议在新农村建设中全面加强基层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建设，加大对农村群众尤其是农村“两户”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的投入。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在第二届中国医院院长大会开幕式上说，现在中国医疗资源80％在城市，广大农村仅占20％。在联合国公布的医疗卫生工作公平性排序中，中国位列192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测算显示，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村居民所花费的医疗费用，不足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她指出，政府承担维护公共卫生和公民健康权益的责任不能变。计划生育县、乡服务站（所）作为为广大农村群众提供生殖健康和避孕节育的服务机构，义不容辞地承担着维护公民健康权益的职责。如何有效解决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不公，为广大农村地区90%的人群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服务，确保我省广大农村育龄群众享有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优质服务，切实维护公民的健康权益，是新农村建设中必须破解的难题之一。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省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日趋完善，服务能力得到提高，科技管理逐步规范，技术服务成效明显，在有效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促进育龄群众身心健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基层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主力军，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诸如，服务能力较弱。全省40%的县服务站服务能力不足，乡镇服务所54%达不到规范化标准，3/4不能单独开展结扎、皮埋和妇女病普查。技术人员素质较低。具有医学本科学历的仅占1.94%，高级职称技术人员仅103人。从业人员大多为近年医学中专新分配毕业生，未取得执业资格人员占41%。服务机构、设备老化。全省县级服务站需要改、扩建、新建的34个，乡级服务所582个。县站缺少开展服务急需的基本设备，乡所开展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管理、教育、宣传、妇女病查治等工作缺乏必备设备。技术服务成本高，自主发展能力不足。我省地域辽阔，服务半径大，如玛曲、碌曲、肃南、肃北、阿克塞、敦煌等县、市面积在1～3万平方公里左右，陇南、定西等地山大沟深。据肃南县测算，放一个环仅车辆往返汽油费就需要近200元。宕昌县技术服务人员到有些边远乡、村开展环孕情服务必须背着发电机、b超上门。这些因素造成我省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成本很高，服务站（所）很难良性发展，自主发展能力很弱。

要实现“十一五”期间我省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提出的“群众享有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出生缺陷发生率逐步降低，婴儿死亡率降到23‰以下，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到42/1

0万以下”、“县级服务站达到国家标准，规范化乡镇服务所达到80%”的目标，我们认为，必须加大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建设的投入。建议实施四个项目：

第一、县、乡（镇）服务站（所）标准化建设项目

该项目直接成本属于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符合成本递减原则。主要是在目前网络已基本形成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化建设，一并进行乡镇服务所和婚育学校一体化改造，增加农村公共医疗资源、改善农民生殖保健条件和计划生育服务的基础设施条件，有效提高项目区计划生育公共服务边际成本的收益率，使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成为农村公共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农村出生缺陷干预项目

此项目含三个子项目，以乡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所为依托，对重点地区以提供免费药物的方式进行干预。甘肃每年出生1.5万缺陷儿，按干预成功率40％测算，每年可少出生6000名“缺陷儿”，减少6000个家庭近2.4万的贫困人口，缓解了给卫生资源带来的压力，有效降低人口出生率、新生儿死亡率，提高人口素质，增加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使农户享受到更高水平的优质服务。

第三，偏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妇女生殖健康促进项目

充分利用“十五”期间全省普遍开展妇女病普查及所建立的妇女健康档案等资料，在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等妇女病高发地区，开展以妇科病普查和宣传教育为主的妇女生殖健康干预项目，提高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妇女健康水平和提高节育措施的有效率，减少对医疗卫生资源的投入，改善项目区妇女的健康意识和生育观念。

第四、甘肃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技术公共服务项目

依托西北地区人口信息中心（待建）和甘肃省计划生育科研所，建设全省人口计生综合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和居西北地区领先地位的省级计划生育技术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甘肃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中心（甘肃省生殖保健院）；甘肃省计划生育不孕不育/生殖技术服务中心；甘肃省计划生育遗传优生指导中心；甘肃省计划生育避孕药品/药具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甘肃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技术信息中心；甘肃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学术交流中心（甘肃省性学会）；甘肃省计划生育病残儿医学鉴定中心。

二、当前出台的一些政策对控制农村人口有不利影响，建议在新农村建设出台政策中，充分体现农村“两户”的现实利益，实现农村“两户”享受政策的利益最优化。

自二十世纪7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以来，经过各级党委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我省人口计生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全省因实行计划生育少出生955万人，使人均gdp相对提高了1590元，为全省提前4年完成翻两番奋斗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压力，人口控制的重要性逐渐被社会各界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接受。但是，当前新农村建设和国家出台的一些重大政策措施和社会保障制度中，诸如发改部门的以工代赈易地搬迁、扶贫部门的整村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教育部门的“两免一补”等等，均按人头分配资金（项目），如此累加，必然使人口数量相对较少的计划生育户受助程度降低，政策帮扶力度减弱，现实利益受损。由此将严重挫伤响应国策实行计划生育户的积极性，对控制农村人口数量产生不利影响。针

对此，我们提出两方面的建议。

第一，在发改部门以工代赈易地搬迁和扶贫部门整村推进等项目中，进一步加大对农村“两户”的扶持力度。实践证明，以工代赈易地搬迁、整村推进的扶贫措施和配套政策是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最有效形式之一。2009年，在扶贫、发改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全省7万多户农村计生户得到项目资金8000多万元，这对平抑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有效控制农村人口增长，引导群众少生快富、转变生育观念起到十分明显的政策引导作用，产生强烈的激励效应。建议一是在整村推进等扶贫项目和配套政策中，能尽可能以家庭为单位实施资金（项目）补助，确保农村“两户”得到扶持；二是充分体现城市和农村计划生育两个利益导向，对农村超生者扶贫部门暂不扶持、民政部门暂不救济、其他部门暂不帮助，对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群众给奖励、给帮扶、给好处。建议在整村推进、以工代赈易地搬迁等扶贫项目中对超生户的扶贫补助资金加以限制，在总资金不增加的基础上，向农村“两户”倾斜。

第二、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和教育部门“两免一补”中，建议对计生“两户”加大扶持力度。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大力发展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2009年，经过各级共同努力，我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中，为计生户落实资金592.8万元；在国扶县有26万名农村“两户”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享受了“两免一补”政策，受助群众反响强烈，十分拥护。但是由于按人头实施补助，在同等条件下，未能更好地体现对计生户的优先优惠。建议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地区和人群逐步扩大，农村医疗保障成为普惠性政策的大前提下，由政府出资对农村“两户”自筹资金全免，实施全额资助参保；教育部门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基础上，对农村“两户”全部免除课本费和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费。

三、计划生育特殊困难人群成为农村中的不和谐因素，建议在新农村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计生特困家庭的帮扶救助力度。

省委发[2009]2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探索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认真实施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扶贫工程，落实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救助办法。”这是省委统揽全局，结合人口计生工作重点和实际作出的科学规划和决策。同时提出，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建立救助制度。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主要指计划生育家庭中因父母或子女死亡、伤残、手术并发症等原因造成家庭生产、生活特别困难的，在我省有16万户，其中独生子女、二女户家庭因父母、子女死亡、伤残后丧失劳动力的有3515户。这部分为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贡献的家庭虽然数量不大，但在社会上造成很大负面影响，是导致新农村建设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们建议各级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应该共同关心这部分人群，大力实施“两项工程”，增强新农村建设和谐音。

第一、全面实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救助工程。对农村“两户”因夫妇本人或子女死亡、病残造成的特殊困难家庭，由省、市、县三级财政按比例负担经费，进行救助。目前的13293户是多年来形成的，按照《甘肃省特殊困难家庭救助办法》规定的标准，一次性解决需

要1675.40万元。目前，已经为1万多个家庭每户给予1000元的一次性救助，解决了近900万元，尚需775.4万元。根据调查和测算，今后每年将新增140如需转载或摘录请注明出处:0户左右，每年还需增加一部分救助金。建议通过政府救助、结对帮助、社会捐助等多种形式予以保障，体现党和政府亲民、务实，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民众的执政理念，营造实行计划生育光荣的良好社会风尚。

第二、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试点工程。在近期的工作调研中，我们普遍感到，仅有计生部门的奖励优惠政策不足以帮助农村“两户”困难家庭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仅仅能做到“雪中送炭”，如果加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措施加以扶持，可谓“锦上添花”，就能彻底帮助一部分家庭从根本上摆脱贫困，逐步减少计生户中的贫困户，进而提高我省农村地区整体扶贫水平。因此我们建议，选择在为国家做出奉献的农村“两户”困难人群中首先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试点工程，逐步为我省全面建立和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借鉴。

目前，民政部门已将5.3万计生户纳入了低保，落实资金3112.9万元，为试点工作奠定了较好基础。根据测算，今后每年安排相应试点经费，就可以启动此项工程，以此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强农村人口自我保障发展能力。

以上是我委结合当前人口计生工作实际提出的一些粗浅的看法和建议，我们非常感谢贵党多年来对人口计生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热切期望两方加强交流，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推进我省人口计生事业健康稳定发展。也期望贵党一如既往、继续关心支持我省的人口计生工作，为人口计生工作鼓与呼，在新农村建设中提出更多有利于计划生育户的重大政策建议，解决计划生育户的实际困难，开创少生快富新局面，为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共同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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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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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再分析 作者：兰岸平

来源：《新农村》2010年第06期

摘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形势下，乡镇政府的职能显然需要明确的界定。目前，我们的各个乡镇政府仍有与服务型政府职能不相称的地方，干部队伍建设不够完善，压力型行政环境仍在，人权，事权，财权不相对称，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分析，思考。

关键词：乡镇政府；职能；分析

新世纪以来，“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至今，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七个“一号文件”，直指“三农”，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采取了取消农业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统筹城乡发展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乡镇政府作为国家最基层政权组织，承担着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带领农民群众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重大责任。如何适应新形势下的需要，转变职能，是今天乡镇政府所面临而必须解决的问题。

1、乡镇政府职能的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一)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发布决定和命令；(二)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四)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五)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六)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七)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显然，这法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虽在此后经过四次修改，仍不免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地方组织法》赋予乡镇政府和职能，几乎是对本区域内所有的社会事务大包大揽，让乡镇政府成了事无巨细都要过问、操心的“全能型”政府。不可否认，我们的乡镇政府，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能，为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乡镇政府的职能显然需要重新界定，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是新时期的必然要求。农村费税改革以后，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就一直是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在各项的乡镇改革的制度设计中，诸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乡镇政府职能的界定、转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理论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推动我国乡镇政府改革的实践，实现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发挥了积极作用。2007年，在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重点是强化三个方面的职能：一是为农村经济发展

创造环境，包括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维护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和权益，加强对农村市场的监管，组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二是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加快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发展。三是为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加强社会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开展农村扶贫和社会救助，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村民自治，提高基层自治能力。在履行好政府职能的同时，要把不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交给市场、中介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求是》2005年第18期)。温总理的讲话，对今天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给予了准确的定位：乡镇政府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重点发挥乡镇政府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尤其是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

在我们明确的界定了乡镇政府职能以后，近几年来，我们的各个乡镇政府都在认同和践行着这些职能，问题在于实践中，职能的履行和理论要求，总是有一定的偏差，有诸多的困难甚至困惑，需要我们对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再分析和思考。

2、乡镇政府职能转变中仍然存在的问题

2.1干部队伍的问题

2.1.1思想认识不到位。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化，势必对传统的农村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思想观念带来强烈的冲击。农业税的免征，税费改革的实施，各种强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民群众对新生活的渴望，都让基层干部的思想观念，工作的方式、方法经历着质的蜕变。由于缺乏应有的学习、培训，加上自身文化素质不高，面对乡镇政府新的服务职能，不少乡镇干部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干什么和怎么去干。一些干部“管理无门，服务无路”，“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在职能的履行上，习惯于发号施令，对发展农村经济，引导农民致富增收无法实施有效的指导，引起群众不满，甚至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按一些干部的说法，“不知道怎样去当乡镇干部了。”

2.1.2队伍结构不合理。作为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必须要有大量有知识，有技术，能服务的干部队伍。但我们现有的乡镇政府干部队伍结构，更多的是计划经济的模式，农业型的干部多，经济型的干部少；行政管理型的干部多，技术服务型的干部少；经验型的干部多，知识型的干部少。

2.1.3内在动力不足。但凡改革，总有利益受益或受损者。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权力，利益的再分配。就乡镇政府而言，可能是利益受损更多，权力更小，责任更大。就干部个人而言，职能的转变，导致除国家工资之外的非预算收入的丧失，各种可预期收益并不确定。乡镇领导职数的锐减，意味着个人升迁的路径和机遇更加有限。这种“提拔无望，致富无门”的处境让部份干部心里难免有失落之感，不满之处，更难有促进职能转变的内在动力。

2.2压力型行政环境。

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是各级政府中处于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俗语说“上面一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分系统，下面当总统”。上级政府和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可以对其发号施令，上级机关为求得政绩，制定了各种目标和任务下派给乡镇政府，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以此作为考核评价的主要依据，有的指标甚至是“一票否决”。如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乡镇干部的升迁，工资福利，奖励惩罚等都与这些指标的完成情况休戚相关。而且，这些考核指标过多过细，考核方面也不尽科学，层层签“责任状”，事事有“责任人”。这种压力型的行政环境，导致乡镇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上，放在应付检查评比上，正常的运作日程被打乱，根本没有时间、精力来谋划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更谈不上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2.3权力、责任不对称

首先，近几年的县乡关系调整，都是加强县直部门权力，削弱乡镇政府的权力。“权力部门化”现象越来越突出。如工商、税收、林业、教育、卫生、国土部门管理体制的调整。这些职能部门在乡镇派驻机构、代表各自部门行使职能，人权、事权、财权属上级部门，乡镇政府对它们的管理权早已名存实亡。这些机构对乡镇政府布置的工作也是可听可不听。

其次，上述职能部门的权限从乡镇政府剥离出去以后，责任和义务并没有随之脱钩。由于乡镇机构设置，职能设定和政府行政行为立法的相对滞后，乡镇政府逐步深化成一个权力“空壳化”，责任无限化的行政组织。补人戏称为“芝麻大的官，巴掌大的权，天大的责任”。而且，这种职能弱化，责权分离的趋势仍在进一步加剧，直接影响到乡镇政府行政职能的有效发挥(杜万忠，2010)。如税收本是税务部门负责的事，“税收任务”考核的都是乡镇政府。计划生育在乡镇政府工作仍是头等大事，属“一票否决”之列，但乡镇干部所享有的权限极其有限，工作方法也极其有限，根本不能强制执行。

2.4财权、事权不对称

农业税的废除，让亿万农民群众如释重负，欢呼雀跃。此举对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让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骤减，财政周转更是捉襟见肘。由于乡镇经济基础薄弱，乡镇的财政收入构成是以农业税为主，国税、地税所占比重很低，而且分税制改革以后，留给乡镇政府的只是些小税种，税源零散，征收成本高，难度大，数额小。农业税的废除让原本就负债累累的乡镇政府更是雪上加霜。由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有限，大多数乡镇还在为争取财政保人头工资，保正常运转忙得焦头烂额。

而今天，我们对乡镇政府的要求是：作为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就必须对农民群众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要求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路水电气房的重点建设服务。优抚、五保户赡养、计划生育支出等都列入了乡镇财政预算的开支之中。收入减少，支出依旧，甚至更高，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让乡镇政府陷入于两难的窘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目前的财政状况下，乡镇政府想要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更完善的公共服务，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3、几点思考

3.1如何看待乡镇政府政府时有发生的越位、借位、缺位现象

现在仍有许多乡镇政府职能泛化，管理的事越来越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无所不包；收税收费、计划生育、纠纷调解、环境保护，无所不干，显然是一个无限责任政府，该管的，不该管的，乡镇政府都管了。不仅加大了自身的工作量，也没管出预期的效果，落得吃力不讨好的结果。在经济发展中，乡镇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经常扮演经营，管理的多重角色，“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有许多乡镇政府随意为企业、农民担保，有的则代替中介组织与农民签合同，许多需要市场来自动调节的问题，政府却下指标、下任务。与上述越位、错位相反，缺位是本该由乡镇政府管理的事情没有管，使管理出现真空、盲点。不恰当的把由乡镇政府自己或以政府为主向社会提供某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如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推向市场、推向社会(曹郑日，2007)。四川省委党校师丽教授曾经向乡镇党委书记发放100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710份。其中，对“乡镇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什么?”这一问题，回答“发展经济”的占83.8％。对“目前你所在乡镇的工作重点是什么?”这一问题，回答是“招商引资”的占20.42％。(人民论坛，2009)由此可见，发展是硬道理，在职能转型时期的今天，要让乡镇政府不履行经济职能是不现实的。这毕竟事关乡镇政府的政绩，本区域内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的增长和农民群众的致富。关键是乡镇政府要转变发展经济的思路，改革经济管理的方式，改变经济发展的手段，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技术、信息、资金等服务，引导农民群众合作，自治和有组织地进入市场，使乡镇政府逐步减少经济干预而将更多的公共资源转身公共服务领域。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因此，如果说“越位、错位”可以原谅、理解，并期待逐步改进。“缺位”则绝不能再出现。

3.2公共服务的资金需要上级政府的支持

作为一个转变职能的服务型政府，需要在农村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群众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这也需要有雄厚的资金支撑，这对绝大多数负债累累的乡镇政府来说，显然是不现实的。有的学者对如何化解乡镇政府财政危机，提出了诸多建议，如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快乡镇财源建设等，这不失为有效的措施，但有限。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帐太多，靠有限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只能是空想。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其主题就是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我们的各级政府，尤其是县(市)级政府，要接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统筹城乡基础设施规划，增加资金向农业农村倾斜，为城乡市民、农民提供同等的教育、卫生、文化、医疗、救灾、扶贫、养老、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农村。乡镇政府应该在公共服务中，发挥最基层政权组织的作用，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维护农民群众的公共合法权益，实施各项公共服务的具体措施，让农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城乡统筹发展的实惠，让公共服务的阳光普照城乡大地。

3.3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在上级政府

第四篇：关于在新农村建设中加强民主管理的建议

关于在新农村建设中加强民主管理的建议

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农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进步的重要条件和切实保障。多年来，我县广大农村认真贯彻落实《村委会组织法》，村委会自治工作在实践中取得了成效。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民主权利观念和民主意识淡薄，民主管理有“过度自治化”的现象，村民自治有的内容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村委会擅自做出不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决定或随意增加村民的非法义务；民主监督中存在形式主义等。

建议：

一、严格执法，保障村民的民主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积极指导村委会开展自治活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对违反《村委会组织法》，侵犯村民利益的行为要及时查处，保障村民的民主权利，促进村民自治工作的健康发展。

二、转变观念，改进农村的管理方式。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引导村民正确行使民主权利，正确指导和帮助村民开展自治工作。乡镇部门工作人员要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改进政府对农村管理的工作方式、方法，依法履行职责。村民自治虽然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但政府主动推进是村民自治规范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发展教育，提高村民的综合素质。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实践，它的运作与村民主体的思想文化状况密切相关。目前，我县农村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较低，村民的思想价值观念对村民自治运作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壮大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提高村民的文化思想水平、民主素养和政治参与意识，是保证村民自治规范运作、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和必要的前提。

四、保驾护航，加强农村的法制建设。要在新农村建设中促进民主管理进程，就要进一步加强农村的法制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使村委会自治运作中的民主管理与法律化、制度化相匹配。

第五篇：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问题的建议

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问题的建议

致公党中央

2008年04月22日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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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环境保护是关系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改善农村面貌、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近年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

问题，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指导下，全国各地大力实施新农村发展战略，新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注重发挥自然生态条件优势，实现旅游业发展与新农村环境建设相互促进提高。如江西省婺源县、玉山县等地，把新农村建设与古村落保护有机结合，在发展旅游产业的同时，提升村容环境，实现旅游业发展与新农村环境建设相互促进提高。二是通过农村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推进城乡环保工作统筹发展。如浙江省以“生态省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取得了较好成效。三是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古村落保护为载体，带动乡村面貌逐步改善。如安徽省坚持保持农村徽文化历史脉络，突出徽派建筑风貌，同时集中资金用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与乡镇企业污染治理，收到较好成效。

但同时也应看到，农业集约化的快速发展和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城镇化和工业化对农村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加剧了我国农村环境的总体恶化，给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带来了巨大障碍。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农村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协调，部分农村地区由于受到所处特殊区位、生态条件的限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与开发必然受到制约；二是农村环境保护与城市环境保护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依然存在，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人居环境亟待改善；三是农村环境监督管理能力薄弱，没有人管环保，没有能力管环保的现象比较常见；四是城市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的趋势加剧；五是农村环保资金短缺问题普遍存在；六是农村环境保护意识尚待提高。

为此，我们建议：

一、建立统筹城乡与区域的环境保护管理机制

坚持以城带乡、以镇带村，将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城乡统筹范畴。加强城乡基础设施的统筹规划，加强城市各项环保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向农村地区的辐射和延伸，并根据乡村地区的特点，合理确定服务的内容和配套的标准。离城镇较近的村庄，生活污水、垃圾尽可能就近纳入城镇收集、处理网络，由城镇处理设施统一处理；远离城镇的偏远村庄，在充分考虑当地地理条件、经济发展程度和人口规模等因素下，自愿选择适合当地的污染治理模式。城镇环保部门应切实加强对城郊结合部及远郊的农村环境保护，逐步实现城乡环保一体化。

二、制定各级农村环境保护规划

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将农村环境保护纳入城镇总体规划予以考虑。以改善农村环境、优化经济增长、提高生态文明为核心，制定各级农村环境保护规划，统筹各部门的资源，集中解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环境问题。在国家层面应尽快制定出台《全国农村环境污染防治规划》（已制定，但尚未公布），明确指导思想、分期目标与重点方向，引导新农村建设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县、乡镇政府制定村镇建设规划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注重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强化环境保护内容的前置约束作用。

三、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制度性基础工作

建立健全有关政策、法规、标准体系，把农村环保作为对干部政绩考核的硬性指标之一，把农村环境治理纳入政府综合决策机制和重大事项督察范围。尽快制定、颁布《土壤污染防治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农村环境保护条例》等，依法加强对农村环境的监督管理。制定促进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有机食品发展、有机肥推广使用等有关政策。加快农村环境保护机构的建设，提高农村环保机构的业务能力。省、市环保部门应专人专职负责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乡镇或中心镇设立县环保部门的派出机构，充实基层环保力量。保证必要的工作经费，逐步建立农村环境应急预警体系，妥善处置农村环境污染突发事件。

四、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

建立健全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全流域在整体上达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促进和最佳发挥。首先，建立国家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用于跨省行政区域的流域生态补偿；建立省级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用于跨市行政区域的流域生态补偿。补偿专项资金每年由国家或省政府统一划拨，专款专用。其次，开征生态补偿税，集中财力支持重点生态区域的生态保护与建设。第三，建立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上游地区为保育和改善生态环境限制了地方经济发展，流域下游地区政府应对上游地区进行财政转移支付。

五、强化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资金保障机制

农村环境整治工作量大、面广，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仅靠地区财政或单方面的力量无法满足，必须建立完善以各级政府财政支持为导向、农村集体和农户投入为主体、工商企业及社会团体等其它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稳定投入渠道。加强财政资金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明确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资金渠道和部门责任，统筹安排新农村建设的各项资金使用。从财政、税收、信贷、价格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多方面配合建立乡镇企业的进园机制，以利于污染集中治理。同时，积极建立污染治理市场化机制，变“谁污染谁治理”为“谁治理谁收费”，积极构筑面向市场的环保技术服务体系。

六、研究并普及农村环保实用技术

加强科技研究，因地制宜地开发低成本、高效率的污水、垃圾处理技术。农办、环保、农林、科技等部门应加强对农村污染治理技术的服务指导，并把这一工作纳入各部门的职责范围，加强试点工作。加快现有成果的转化、推广，特别是针对不同地区环境特点，采取成本较低的环保技术，结合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清洁生产，把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秸秆等废弃物综合利用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农村生活污水的生态化处理和粪便、垃圾、秸秆等的资源化利用。应着重推广太阳能、沼气等适合农村使用的清洁能源。

七、加大农村环保宣传教育力度

广大农民群众既是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受益者，也是主力军。应加强指导、培训、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手段，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舆论宣传和科普宣传，积极引导广大农民从自身做起，自觉培养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消费方式。农村主要领导干部，在农村环保中具有导向性作用，应采取有效措施，着重提高其环境保护意识。在中小学开展环境保护教育，组织实施环境保护实践，树立保护环境的理念。充分利用“3·25”中国生态日、“6·5”世界环境日等载体，以生态人文为特色，提升农村文明程度，使环保意识、绿色消费等观念深入人心。开展农民素质培训活动，鼓励农民积极参与新农村环境建设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