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新农村建设下新农村变化,走进农民日常生活

第一篇：参观新农村建设下新农村变化,走进农民日常生活

参观新农村建设下新农村变化，走进农民日常生活

为切实了解新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也为将来如何更好的引导我校的学生进 入基层，服务基层做出贡献，6月30日，我院十余名同学

在带队老师张康华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双井乡龙湾村。

经过2个小时的车程，我们顺利来到了目的地。在简单的休整之后，大家分头前往批发市场为老党员、孤寡老人、留守儿童购买慰问品。大家顶着烈日，冒着酷暑，用有限的活 动经费采购了一些生活和文具用品。拜访了这里的基层老党员，慰问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随后参观了农家书屋和村民活动室。看到农家书屋里摆放的各类书籍和村民活动室里的娱乐 设施，我们感受到了日益丰富的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在村民活动室，张康华老师同该村的老党员、孤寡老人在一起拉家常，我们和留守儿童一起做游戏。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和祖辈们生活在一起。虽然父母平常不在身边，但是孩子们十分乐观。我们和孩子们一

起玩拼图绘画游戏，欢乐的笑声充满整个活动室。

此次“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认识到了新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同学们更加坚定自己努力学习的决心，相信大家一定能通过这次活动更好的把握

未来三年的大学生活。

第二篇：关于新农村建设下农民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

关于新农村建设下农民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

吴 继 雨 等

2006年12月3日三农协会组织了赴湾里区招贤镇的调研，从当地农民生活现状，第三产业在当地发展的体现、农民对生活的渴求与对政府的看法等方面在当地农民中展开深入调查，调研分四个小组，我们小组上午和下午分别对王家村和陈家村进行了调研

王家村紧靠梅岭长春湖景区，按理说景区的开发王家村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可实际情况却让人大吃一惊。据了解当地田地很少，人均仅7分地，而且近年还被风景区占去了一些，本以为第三产业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风景区对我们的生活没什么影响”，这是我们走访了好几户得出的一致答案。那当地居民靠什么维持生计呢？原来在王家村附近有好几家工厂，当地村民在农闲时大多在工厂打临时工，还有些长期工在外打工，打工的收入在当地居民中要占很大比重。为什么风景区附近的居民不利用风景区发展第三产业而出去打工呢？当地除了几家饭馆以外没什么其他的依托风景区的产业。从农民自身来说，是缺乏那种商业意识。但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得归咎于当地政府部门，当地有国家级风景区——长春湖风景区，可以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另外山上有丰富的林业资源，可以发展林业。当地政府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招揽游客、引导当地居民从事旅游服务业。可大多数居民反映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行同虚设，这就是当地政府部门的“缺位”了，没有行使公共服务职能。

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在全国开展已一年有余了，可当地还没开展，甚至连起码的宣传也没有，农民只知道中央出台了这项政策，他们也觉得这项政策能解决他们看病难的问题。在我们采访的百姓中有一位中年妇女脖子上长了个肿瘤，需要做手术，但高额的医药费是他们家难以承受的。当地流传着“有钱的就去治病，没钱的就等死”这一说法。

征用土地以及征用土地的补偿问题是农村的一个矛盾焦点。在陈家村,农民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土地就被当地政府部门征用了,事后给农民每亩地9000元的补偿,农民是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至于国家政策规定每亩到底补贴多少,谁也不知道,政府部门不做任何解释。政府征完地后也不管农民以后的生路据村民反映征用的田地大都为良田,但却被有关部门说成是荒地,之后得到的钱也不向外界公布。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法律上的不完善和体制上的不健全是重要原因：其一,农村土地所有权虚置。虽然我国宪法和土地法律都明确规定,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农村的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但实际上农民却没有行使权利的组织形式和程序。行使农村土地所有权,特别是行使出让土地权利的,往往是乡和村的干部。依赖土地为生和最珍惜土地的农民在出让土地问题上却没有发言权。其二,在我国,依照法律规定,国家是唯一的土地供应者。农村的土地要变为私有非农业用地,必须由国家将土地征用后再提供给土地使用者。农民不能以招标或者其他形式出让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以及使用权,包括被大量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国家征用农村土地的补偿价格仅为被征用土地一年收入的6至10倍,最多只有3万元人民币。之所以把对农民的补偿规定得这么低,是出于国家利益优先的考虑,因为征用土地的本意是为国家公共利益而将农民的土地转为国家所有,农民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征用农民土地多是用于建市场、办工厂,特别是开发房地产等商业用途。主管部门用几千、几万的价格征用农民土地后,又以几万、十几万的价格转让使用权,是农民最不满意的一种现象。征地“卖”地则成了政府部门最有利可图的事情。其三,对政府部门的官员没有一种有效的监督体制,为官者可以为所欲为鱼肉百姓,农民并不享有当家做主的权利,甚至连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也不能享有。以上的缺陷至少造成以下几个方面的弊端:第一,对于农民来说是很不公正的,实质上也是违法的。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必然引起农民的不满,严重损害了干群关系,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引发很多纠纷,影响农村的和谐稳定。其二,由于征地可牟取巨大的利润,使得有关部门产生了极

不正常的征地积极性。本来应该是保护和监督土地的执法机关反而成了征地的积极推动者。我想这也是“圈地运动”在中央三申五令之下依然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吧。其三,由于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存在很大的利润空间,在法律和体制上的不健全给有关部门提供“绝佳机会”，在对于征地所得资金的使用上,也存在不容忽视的腐败行为,当地居民反映有些干部以考察名义出去旅游一次就洛阳贫农感政府资金2—3万元。这些就是党培养出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官吗?人民的权利何以得到保障啊?

住房问题。一进入陈家村我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真的让人吃惊啊,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当地竟然还有不少解放前的那种土房、木房,而且年久失修,这与大都市里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比。走了好几家都是几代人同住,还有两兄弟没分家的,人均住房面积很小。原先我们以为他们是由于贫穷建不起房,没想到是当地有关部门不给建房。农民要想建房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才可以。要是真能按程序审批倒也好,可问题是很少有批下来的。农民迫于无奈只得私自去建房,这时有关部门就来拆农民建的房,有的都快建好了也被拆了,和农民发生了冲突,甚至殴打群众,也许农民用“共产党养的土匪”来形容那些“执法”人员有些过分,但他们拆农民建的房拿不出任何根据,也不做任何解释。当地有几家建了新房子的,可是房主不愿意和我们交谈。我们从其他百姓的口中大致了解了他们建房的经历。白天吵架,晚上偷建,而且晚上建,泥工的工资是双倍的,这无疑就提高了建房的成本。这还不算,他们还要来拆,但村民锲而不舍,拆了再建。有的找人托关系,给有关部门塞钱,这样也不行就要被罚款,有户盖了三层楼房的盖一层罚款一万。“我们宁愿被罚款,也不愿去招认托关系,因为找人花钱是个无底洞”一村民无可奈何的说道,可见当地农民的无奈啊.当地村干部建房就易如反掌了。中央早就出台政策要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可当地有关部门却百般阻挠百姓建房,天理何在啊?

最后再来说说当地的干群关系吧。当地选举村干部表面上是民主,实质上有

很多黑幕。候选人拉选票,选民投他一票一般能得到50元或100元钱。很多时候投票选举只是个形式,因为投票是一回事,具体当选情况又是另一回事,投票结果不公开,直接宣布当选人,农民根本不知道谁是合法的当选人。村干部上任以后不做实事、贪污腐化,在这个地方捞完钱又去别的地方,不关心群众,不为群众谋利益。当地流传“好办的事爱办不办,不好办的事压根不办”这一说法。上级政府部门拨款在村里修水泥路,按要求是修10厘米厚,可实际只修3厘米厚,搞豆腐渣工程,剩下的资金就不知去向了，还有很多专项基金都没有落到实处。当地闹猪瘟,农业局却没有对农民进行任何指导,当地政府部门也没有按照规定给农民一些补贴。压制民众意见,农民的意见反映不上去,去有关部门提意见,官员只是口头应承,最终不了了之.陈家村邻村有去北京告状的,可是花了很多钱也没告成。农民的权利受到侵犯也没有地方告状,也告不了状。一位老大爷意味深长的对我们说:“中央的政策最好了,确实是为咱老百姓谋利益啊,可是了下面就不行了啊,这些基层干部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啊,中央不知道我们农民的真实情况啊。孩子们啊,你们现在要做父母的好孩子、老师的好学生,将来要做咱老百姓的好官啊,为咱老百姓做好事啊。”

从湾里回来,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样的事怎么会发生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呢?党和政府应该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和完善监督体系,切实保障农民享有的各项权利,确保中央的政策能得到贯彻落实。政府和有关部门也必须依法行使自己的各项职能,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得民心者得天下”、农民是党的执政基础。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三农协会三农研讨中心

第三篇：新农村建设下的广播电视论文

一、强力推进“村村通”建设，积极构建公共服务体系，切实提高电视在农村的覆盖水平

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广播电视媒介对于人们观念的变革越来越显示出无比强大的威力。同样，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渴望看到的农民观念变革也离不开媒体对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深刻认识和积极参与。正是基于此目的，我们在不断推进的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建设，就是为了强化广播电视媒介在农村的服务功能，不断向农村传播现代化社会的信息和精神理念，拓展农民的视野，促使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更快地发生质的变化，以现代的精神面貌投身于农村改革发展。各村的建设速度和质量也参差不齐，还存在覆盖“盲区”，部分地区还存在起点低、入户低和“返盲”现象，农村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还停留在一般的号召多，实践少。这就要求我们要立足于新的更高的起点上来规划和实施我们的建设。一方面，我们要针对工作中的薄弱环节，认真总结经验。一是从组织体系上务必坚持“五个纳入”，即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纳入政府公共财政支出预算、纳入政府的扶贫攻坚计划、纳入干部的考核内容。二是在技术手段和建设模式上，要因地制宜，本着“先进、安全、可行”的原则，统一建设，统一技术标准，避免各行其是。在湟源农村，应以有线联网和“村锅”、无线覆盖相结合。总之，不管采用哪种手段，都要以质量高，群众满意为目的。要通过村村通建设，从整体上提高农村电视的覆盖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要积极构建农村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确保村村通实现天天通、长期通。从湟源县的实际看，广大农村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还存在一定困难和问题。按照国家广电总局的目标要求，在“十五五”规划期内，要基本形成广播电视服务对象社会化、传输设施标准化、节目内容多样化、管理维护规范化的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广播电视自身要结合当地农村实际，大力宣传建立和完善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广大农村群众切身感受广播电视媒体给他们生产、生活带来的便利和好处，调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对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积极性，同时，要层层责任书，明确规定乡镇、村、社相关负责人的管理、使用、维护责任，坚持责、权、利统一，确保农村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杜绝政治和各类责任事故。

二、广播应成为推动新农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广播在新农村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湟源县的广播事业和全国、全省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过辉煌。在当时，农村有线广播可以说是农村群众了解政令、收听新闻、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在当前广播聚集新农村建设的众多媒体中，广播以其独特、方便、快捷、最具感染力等特点，在众多媒体中优势凸显，倍受青睐，成为新农村建设中最贴近农村实际、贴近农民生活的一枝独秀的传播方式。通过2003年“广播发展年”战略的各项措施的实施，湟源县农村广播就总体而言呈现出了良好的恢复发展态势。全县实施了调频广播户户通，实现了与电视同步发展，良性互动。但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来衡量我们整个广播事业的发展建设仍显得不足。部分山区受地理条件限制，仍然无法收听无线广播，影响中央、省、市、地方台节目的有效覆盖。二是由于投入不足，管理缺位，难以保障长期有效运行。目前，广播发展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期。因此，要建立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农村广播公共服务体系，需从四个方面努力：一是需要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把这项工作切实纳入整个社会公益事业建设体系通盘考虑。二是要从制度层面上解决谁来投入、谁来服务的问题。三是广播电视部门要多研究农村广播公共服务体系的内涵、价值与途径，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四是在技术手段上要结合实际不断创新。可以更多采用共缆传输的办法实际不断创新。可以更多采用共缆传输的办法实现广播电视“双入户”。边远山区可采用小功率布点，不同频率发射。五是应尽快建立完善管理和维护体系，行的长效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广播在农村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很强的宏伟工程，广播电视在这一历史长河中肩负着神圣使命。行者常至，为者常成。只要我们每个广电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付出艰辛，不断耕耘，努力形成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良好氛围，我们的广播电视事业才会在新农村建设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大有作为。

第四篇：“新县城”建设下的新农村

“新县城”建设下的新农村

摘要：县城是我国城市和农村的过渡区，县域经济是城乡经济联动的关节点，县级调控是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的结合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县域涵盖“三农”，联结城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其实力和活力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关键词：县城／县域经济／新农村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小农农耕传统，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县域，涵盖“三农”，连接城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阵地；县城，作为县域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是城市与乡村的结合部，且具有一定城建规模，可以在不需要投入多大成本的基础上迅速进入城市高速膨胀期，进而直接推进农村发展。十六大期间，中央明确提出了以县域经济为切入口，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新主张。“新县城”应纳入新农村建设的体系之中，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财力支持、行政支持、人力支持。

一、中国县一级行政区域情况概述

（一）、缺乏活力，市场竞争力不足

截至2000年底，全国的县级行政区域达到2017个。其中县1503个、县级市400、自治县116个、旗49个、自治旗3个。县域面积占我国国土的总面积的90﹪，人口占70﹪，家庭户数占全国的2／3，GDP约占全国的55。然而长期以来，县城建设及县域经济长期得不到重视，处于政策的灰色地带，从属于大城市，而自身却无法得到有效发展，无法为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持。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县城经济发展中的市场作用已经基本替代了计划的作用，县域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只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县域经济的市场体系还处于探索阶段。一方面，由于县域经济的资源配置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制于行政区划的限制，资源的合理流动与组合依然受计划经济框架的束缚，一些原有的经济单位解体后，诸多经济资源未能合理组成新的市场主体。例如，原有的为农民产前产后服务的供销社、信用社，由于沉重的制度遗产和历史包袱而难以发挥市场中介的作用，对其进行合作制改革成本又太高，效果也未必好；废除公社体制后的乡村社区合作组织，特别是村一级的双层经营合作组织，大多名存实亡，行政职能多余经济职能，新兴的农民生产组织和为农民服务的组织发展缓慢，未能成为有活力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以县城经济为代表的县域经济实力远不如大城市。市场化背景下，无法在与大城市的竞争中，得到自身发展所急需的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大量劳动力涌向大城市，大城市吸纳了巨额资本，拥有数额庞大的消费人群，成为现代化的“天然舞台”，而县城无可避免地成为其市场化下的附属品。缺乏活力，市场竞争力不足的县域经济在外表现为远远落后于大城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脱节，对内表现为市场凋敝，经济萎缩，无法有效刺激农民消费。这在客观上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

（二）、财力拮据，支农资金匮乏

县域调控作为维系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的结合部，承担中观调控职能，而中观调控的能力首先又与县级财政能力息息相关。从改革开放开始到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前，除少数贫困县外，大多数县域经济大都具有与中观调控大抵适应的财力。但自94年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县级财政收入锐减。再加上上世纪90年代，作为县域纳税大户的乡镇企业和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在国内外市场夹击下，普遍不景气，这对于县级财政来

说更是寻雪上加霜。而国家财政要解决“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问题，最终又落实到县级财政上。在地方政府之间事权和财权没有明确划分的情况下，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为维护并扩大其财政权力份额，往往凭借政治权力，或者平调下级政府的财政收人，或者摊派一些行政事务，以致县级财政不能不在“保吃饭”和“保建设”两大刚性支出上走钢丝，财政调控能力十分有限，从而诱发县乡政府不得不以强化行政收费方式来保证县域经济的正常运行。结果县级财政不但不能为农村建设下拨资金，反而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此外，由于县级管理手段和权限不断削弱，县级政府的中观调控缺少经济、法律的手段，也大大加重了县域经济财政和广大农民的负担。如在取消农业税之前，原来接受县级管理的地税、工商、烟草、盐务、医药、技术监督、养老保险等部门收归垂直管理后，乡镇公务员工资及办公费、乡村教师工资及办公费、村干部工资及办公费、乡村学校的修缮费等，均需从农民的农税、农特产税、“三提五统”中承担，农民负担沉重。

（三）、体制设限，等级划分鲜明

共和国建立以来，国家权利通过城乡二元分治制度把空间分为不同的等级，并用户口、就业商品粮、住房等措施规定了人们的活动地域和行为方式。空间不仅意味着地理上的区隔，而且作为法定价值区分了人群。县城包括数以千计的小城镇和乡村，在这样的二元对立中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一方面它们像乡村一样受到大城市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多重挤压，另一方面对于农村它们仍享有一定程度的特权。农村――县城――大城市，三种空间被建构为等级化的存在，对更高级的肯定必然是以否定下一层极为前提的，更高层级的发展是建立在抽空和剥削下一层级物力人力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国之内的殖民化”。

而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不仅保留了国家权利干预的结果，还受到了商业资本的强有力操控。大城市的影响力自上而下地渗透，人员的流动却从下往上趋近。对于正在经历现代化的中国人来说，县城是一个他们从农村向大城市集散的中转站。一方面它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它又是城市化得还不充分的一级台阶。

二、“新县城”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路径

（一）、历史渊源

“郡县治，天下安”。中国传统社会自废封建建立郡县制以来，国家行政权力一般只到县一级，皇权止于县政，县以下建立的正式组织是保甲制度，也就是传统意味上的乡村。自始皇起，县城就一直作为帝国中央权力在广袤东亚大陆上最地方一级的政府权力代表所在而直至近代。与自由贸易形成的城市不同，县城有着更多的地方权力中心的意味。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镇管村体制直至清末明初才逐渐产生。①因而从历史渊源上讲，县与村的关系更为亲密。

（二）、战略地位

县一级是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的结合点，是城乡经济联动的关节点，是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的结合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县域经济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纽带，以农村为腹地，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乡镇企业为重点，城乡一体、工农并进、由各种经济成分和不同产业构成的区域经济。与一般意义的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不同的是，它融合城乡发展，其实力与活力不仅制约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县域经济涵盖“三农”、兼容城乡的区域经济，既是促进农村经济繁荣的重要纽带，也是扩展农民增收渠道的重要手段，更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国民经济的重要板

块和重要构成部分。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对于繁荣农村经济，推动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县一级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承担着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发展生产、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能。

（三）、财力保障

资料显示：中国每年县乡村干部工资开支、县乡各部门运转费用开支、农村公共用品安排开支、县乡村债务及利息开支累计达６３００亿；专家估计，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提供基础设施，比如村村通公路、电话、广播电视，供沼气，改善饮用水等等，大概需要四万亿元，若到２０２０年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平均每年２７００亿元；农村公路建设需财政１００

②０亿元。而新农村建设所需大量的财政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又直接来源于县一级财政拨给，县级财政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财力支持。与中央财政、省地级财政相比，县级财政在支农资金调度上更显灵活、及时。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立即从县级财政上得到体现。此外，农村的社保、教育投入也直接依赖于县级财政。

（四）、国情需要

从我国国情出发，毫无疑问，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大中城市还很不发达，大城市布局分散，城市带发育不成熟。必须看到，真正最能提高本土经济、文化水平，吸收大量人口的还是县一级城市。县城分布较广，与农村联系更为紧密，它们是农村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变、初级农产品向加工产品转变、农村劳力向非农产业转变和农民向市民转变的重要载体。县城的发展一方面缓解了大城市的压力，一方面又可以加强其对农村地区的辐射作用，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缩小城乡差距。

（五）、西方经验

在西方发达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的过程除了少数大都市的作用外，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完善的城镇体系，小城市的发展为城市化提供了保障。我们在今天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适当借鉴其经验，重视县级城市的作用，释放其潜在能量。

三、发展“新县城”，加快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阶段，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让广大农民也能享受现代城市文明，过上更加殷实的小康生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要推动农民分工分业分化，把更多的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安居乐业，又要把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农业，把传统村落改造成为农村新社区。

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县城为龙头，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以县域为农村建设的主战场，全力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下是主要思路：

（一）、优化资源配置，增强经济活力

1、对现有资源要素进行合理重组

现阶段，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组成成份较为复杂的经济，应该从各地现状和实际出发，加大调整经济结构力度，努力优化所有制结构和企业的组织机构。加快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改革的关键是触动产权，只有触动产权的改革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机制问题。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公司制，主要形式是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应视不同企业的情况，实行一厂

一策，对符合国家产业规划的、有市场前景的企业，集聚力量，将其做大做强做好，尽快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做不大的则靠大联强，主动“找帅当兵”；对产品无市场，工艺落后，产品质量差，发展无望的企业，要坚决有序、稳妥地退出市场。

同时，深化农业经营体制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现代产业体系。要同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走“优农业、强工业、兴三产”的集约发展路子，推动县域经济实现新飞跃，不断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农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重点，以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为主攻方向，进一步推动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优势产业向优势区域集中，推动城镇工商企业投资农业，创新农作制度，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立体农业、循环农业、休闲农业、有机农业，提升农业产业化、农产品标准化和农民组织化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科技贡献率和土地产出率，加快建立贸工农一体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2、合理利用优势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块状经济

县域经济实质就是特色经济，必须立足当地优势，围绕“特”字做文章。每个县均有自己的特色优势。有的有区位优势，有的有自然资源优势，有的有社会资源优势，有的则兼而有之。现实告诉我们，即使再贫困的地区，也会存在某种优势。只有充分认识并发掘好这种优势，才能摆脱资金等因素的制约，闯出一条脱贫致富的路子。所以，作为县域经济的决策者，一定要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吃透县情，理出适合本县的发展思路；要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创造出本地经济的特色。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指出：最有效、最合理的社会生产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只生产自己在生产上处于相对优势、成本比较低的产品，并用这种产品去同其他国家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产品，这样各个国家或地区都可以得到一定的好处。这一理论已经得到各地经济发展实践的印证。我们过去的县域经济，包括现在仍有一些地方，由于忽视特色，一味追求全面发展，形成“小而全”的局面，其结果是产业结构雷同，严重影响了产品的竞争力，进而失去了许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机遇。因此，我们在发展县域经济时，一定要按照比较经济利益的原则，突出自身特色，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切忌毫无特色的“大而全”、“小而全”。如旅游资源丰富的，就可以突出发展旅游产业；矿产资源丰富的，就可以突出发展矿业经济；水能资源丰富的，就可突出发展以水力发电为主的产业。只有坚持特色，才能在市场对接中找到自己最佳位置。

只有发展特色块状经济，发挥规模效应，才能促进农村经济全面繁荣。坚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特色支柱产业为支撑，以乡镇企业为主体，把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和城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鼓励农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做大做强特色块状经济，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通过小城镇建设，加快县城经济结构和城镇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产业特色，形成以工业化支撑城镇化、城镇化提升工业化的发展格局。

3、自我培育战略生产要素，完善市场体系，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全面对接 一个成熟的县域市场体系，必须包含各种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但由于县域经济实力远弱于大城市，在人才、资本、技术的竞争上，不占优势。因而县域发展应转变策略，以以主动培育优势资源为获取要素的主要手段。一是劳动力市场培育。加快县域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用人制度改革，推行全员合同制；要大力发展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和咨询等市场中介组织，建立和完善县级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逐步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及其相关的福利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的体制性障碍。二是资本市场培育。目前的金融机构设置，非常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发展基金会被取消后，县域内中小企业几乎不再有获取贷款的可能。因此，要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发展资本市场结合起来，积极引导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部分私营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和互相参股、入股等直接融资方式积累发展资金；积极引导民间借贷市

场，通过制订法规和加强监督，使民间贷款市场和民间金融公开化和合理化，并通过引入现代的金融信用工具及现代组织形式，促使其走向规范有序。三是技术市场培育。加大对高素质人才培养投入，坚持科教兴县，鼓励企业技术创新。

（二）、改革县域财政制度，扩大税源，改善县级财政状况大力改革县乡财政体制。调整中央和各级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分配格局，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关系，合理降低上划中央“两税”比例，多把一些财力留给基层。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保证不发达地区农村居民能够享受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实行预算内外资金统筹，进一步完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规范地方财力分配与使用。加大对县乡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壮大民营经济，取消对民营经济的不合理的限制，鼓励农民创业，扩大税源，促进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

（三）、国家应在在体制上为县域经济发展松绑

首先，需要从制度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除城乡分割的歧视性制度，包括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县镇行政管理及公务员薪酬制度等方面，县域应该与城市接轨，逐步实现无差别的“国民待遇”。尤其应在深化就业与户籍制度改革上下大功夫，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体系，打破城乡分割的就业制度，取消一切限制农民进城的歧视性政策，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扩大农民就业渠道。其次，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在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和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探索农村土地资本化，赋予农民土地经营产权，实现农村土地产权明晰化，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注释：

① 吴滔.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明清史[J]，2007，1

② 李清香，林彰云.县域经济发展研究，县域经济、区域经济[J],2007,2参考文献：

[1].魏杰.转型中国[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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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永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综述，县域经济、区域经济[J]，2007，2

第五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下的农村信用社信贷风险

 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下的农村信用社信贷风险

摘要：刚刚闭幕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再一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强化支农惠农政策，增加国家对农业和农村投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随着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信用社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位置越显重要,农村信用社如何既能创新信贷手段,促进信贷营销,又能规避风险,推动社农“双赢”,成为摆在农村信用社面前一项重要议题。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而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的中坚力量，是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组成的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成立以来就承担了支持“三农”，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重任。因此，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农村信用社承担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历史重任，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农村信用社的职责，更是农村信用社承载的历史使命。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纵观我国发展现状，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农村是否稳定，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农民能否增收，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党中央提出“十一五”时期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是为了协调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进步，根本性地解决农村社会稳定、农民增产增收等问题。对此，国家和各级政府将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必将促进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并由此催生农村市场的进一步发育，连锁拉动农村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这无疑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信用社的业务拓展和发展壮大带来广阔的空间。因此农村信用社应抓住农村经济又一轮快速发展机遇，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信贷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金融主力军重任。通过农村信用社进一步端正服务方向、创新金融产品、加大信贷投入，为推进全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步伐，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在支持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农村信用社在服务“三农”中虽然具有点多面广、客户众多的资源优势，但也面临服务范围宽、客户分散、工作量大，电子网络建设滞后，金融风险大等诸多不利因素。特别是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放，国家开发银行将在县级地区开展授信，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向“三农”领域延伸，邮政储蓄银行的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将逐步介入乡(镇)农村，农村金融市场的多元化竞争格局正在形成，届时，农村信用社的经营和发展将受到更大的冲击。

银联信分析：

一、农村信用社信贷风险成因：

1、盲目扩充规模。目前农村信用社工作中加大力度，资金普遍比较宽裕，信用社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贷款营销活动，加大了投放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客户资金急需，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哄而起的现象，盲目放贷，没有注意规模扩充与管理手段同步更新，从而形成信贷风险。

2、农村信用社机构多，人员少，形成信贷管理上的滞后。由于信用社机构多，每个乡镇网点人员大多数在6人左右，其中信贷人员一般每个单位3人。这样很难对千家万户的服务对象情况了解透彻。还有不少地区由于信贷员人手少，主任兼信贷员的还很多，既是“战斗员”又是“指挥员”，这样主任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加强信贷管理，从而形成管理滞后的风险。

3、农村信用社小额农贷大多用于种植业、养殖业、小型加工业等，极易受自然灾害，市场价格因素影响，如遇天灾人祸，政策变化等因素，还贷款的能力就大大减弱。

4、政府干预产业结构调整贷款。现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政府有时对产业结构调整项目，缺少调查论证就盲目调整，一但失败这部分贷款收回难度就会很大。

5、农村信用环境不容乐观。一些不守信用者，企图套取信贷资金，千方百计钻信用社的“空子”，一些不法分子趁机进行“自我包装”，用假象蒙住信贷人员的“眼睛”，达到套取贷款的目的，例如联保贷款中，就有可能多人借贷给一个人使用的现象。

6、信贷员违规放贷。个别信贷人员缺乏职业道德，视制度为儿戏，不惜铤而走险发放大量违规，违纪贷款，给信用社信贷资金造成一定风险。

二、农村信用社信贷风险防范的对策：

1、合理安排贷款顺序严防盲目性，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农村信用社要合理安排贷款顺序。要做到“早调查，早研究，早安排”，认真测算资金头寸，确保农户有效资金需求的满足，不可盲目扩大信贷规模。同时要择优抢占强势贷款项目，培植效益好的增长点。

2、加强信贷员队伍建设，提高信贷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

3、培育农村信用体系。

4、推行信贷员等级管理，完善激励机制。

5、建立信贷员约束机制和加强检查监督机制建设。

随着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信用社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位置越显重要,农村信用社如何既能创新信贷手段,促进信贷营销,又能规避风险,推动社农“双赢”,成为摆在农村信用社面前一项重要议题。为此，北京银联信信息中心将定于2006年12月1--3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办“第三届中国(银联信)银行业年会暨新农村建设、宏观调控与银行信贷策略高级研讨会”，旨在有效应对新农村建设与宏观调控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资金融通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健康发展，协助农业企业和涉农企业的投资者理性融资，并为银行防控信贷风险提供富于启发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