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中国民主发展的基本路径

第一篇：兼论中国民主发展的基本路径

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上，新加坡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政治家始终给予好评的少数国家之一。在中国执政层看来，这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繁荣，法制程序井然有序，社会政治稳定，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又能成功地保持一党执政的稳定存在。新加坡这个东亚国家，这个华人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南亚邻居，近二十年来，始终受到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的特别关注。新加坡在政治上也是颇有特色的。它是一个在多党民主体制的外壳下成功地保持一党独大的权威体制的国家，一方面，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具有多党制民主政治的一般特征：新加坡有定期举行的一人一票的全国公开大选，有合法存在的反对党，反对党可以独立宣布自己的政纲以争取选民支持，议会中的多数党有权组成政府施政，等等。另一方面，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通过一系列特殊的选举程序设计，通过历史上形成的对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源的高度有效控制，以程序合法的方式，在公开竞选中，始终能取得稳定的压倒性多数，从而在多党体制的形式下，成功地保持着一党权威体制的长期独大地位。这种新加坡独大党（Dominate party）体制下的的民主体制，一方面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与行政运作的高效率，另一方面又通过程序民主的选举与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形成对执政党一定程度的监督与制衡。这种通过民主竞选的方式来保持权威政治的模式，会不会对中国执政党产生吸引力？中国会不会通过仿效新加坡的权威主义多党制模式而走向中国式的民主化？从2001年秋到2002年春，作者曾在新加坡从事访问研究。本文试图通过作者亲身经历的对2001年新加坡选战的近距离观察，以及对新加坡政治体制的的特点的初步思考，来考察这种特殊的权威体制保持成功的原因，并进而对中国采取新加坡政治模式的可行性，作出自己的分析。最后，本文将对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与制度创新的的路径与原则作出若干探讨。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政治的特点新加坡大选制度的最大特点是，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牢牢控制选举委员会、高等法院、传媒与国家财政拨款机构，通过这些机构来影响选民投票的方向，其具体办法可见于以下这些方面。一，执政党掌握了制定选举程序的选举委员会，并通过对选举程序的规划与设计，来使选举有利于执政党长期保持选票多数的优势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选区的划分，是根据有利于由执政党更多得票的原则来重新安排的，如果某一选区的反对党势力较大，有可能在下一选举中取得多数，选举委员会就会把这个选区分割为几个选区，或把其中一部分与其他选区合并，通过这种不断进行大幅度的选区划分与重新组合的办法，来分散反对党的选票资源。又如，新加坡的选举制度把全国分为单选区与集选区，单选区中各党提名单一的候选人参加竞选，集选区的人口与幅员相当于几个单选区，因此由各党选出五到六人的群体作为竞选人参加竞选。只要其中一党的竞选群体在选举中获得简单多数，就可以取得国会中相应的四到六个席位。这个办法对执政党是无疑是极为有利的，因为选区范围越大，执政党获得简单多数的概率越高，更具体地说，如果某一个反对党在人数较少的单选区内有可能获得简单多数的话，那么把这个单选区并入到一个大的集选区内，反对党的得票数只会是少数，此时该反对党在大的集选区内获胜的机会就大为下降。又例如，2001年度的新加坡大选，执政党政府从宣布大选到正式大选只有两个星期，从候选人提名到投票日只有九天，这就使反对党没有足够的时间展开基层工作，也根本无法有充分时间去争取选民。新加坡执政党还进一步通过立法程序作出具体规定：各党用于选战的经费来源必须登记注册，以防范某些外国势力通过支持反对党干预内政。新加坡选举法甚至还对安放各党选战标语牌的地段，方位，距离，时间，地点，都有具体的极为严格的限制，稍有违规者就要告到法院去。例如2001年选战中，作为反对党之一的民主党申请参选登记时，登记表上少填了某些项目，于是选举委员会就以此宣布取消其参选资格。用一位反对党人士在选后的话来说，“人民行动党给反对党的竞选运动带来层层阻力，每次都把事情弄得非常难办。”新加坡执政党在选举程序设计方面颇为用心，经过这种方式，成功有效地来稳保执政党在议会中的绝对多数。二，执政党通过对法院的控制来制裁反对党，通过对传媒的软性控制来保持支持执政党的舆论，这样，反对党力量的削弱，以至于根本无法壮大到与执政党进行竞争。例如，一位反对党的重要领袖人物，因被控诽谤1995年“淡米尔语文周”筹委会的八名委员，而被高等法庭判处赔偿名誉损失。后来他因无法偿还巨额赔偿金而宣告破产，随即失去国会的非选区议员席位，同时也失去参加大选的资格。在1997年大选中，另一位反对党候选人也由法院以诽谤罪被判赔偿总理“形象损害费”260万美元，以致该人不得不逃离新加坡。用反对党的话来说，“每次大选都有一个反对党人士在政治上消失”。在2001年的选战中，一位民主党候选人路遇总理吴作栋，这位反对党人士当面厉声质问吴总理，要求他回答借给印尼苏哈托的一百七十亿新元的下落。由于出语不逊，于是执政党声言要控告他以诽谤罪，这位人士此后作了三次公

开道歉，单在在报章按对方律师的要求出整版的道歉声明，就化费一万元新元。这一事态过程全程呈现在电视观众面前，确实起到“杀一儆百”示警的效果。这可以说是新加坡大选文化中的典型的例子。一位外国评论家曾这样批评说，“在新加坡，通过法律程序迫使一些批评者破产，从而使他们退出政坛，使用诽谤罪起诉来搞倒政敌，是新加坡政界高层惯用的方式。”新加坡执政党在法制的范围内，运用精致的政治策略与技术来迫使反对党处于竞争劣势，可以说做得驾轻就熟。三，通过执政党对城市建设与生活保障的基金的控制权，来控制选民投票的方向。执政党主持的政府在历次选举中多次表示，如果反对党在该区选举中获胜，政府很难为该区拨款，以改善生活条件。新加坡总理在此次竞选期间公开宣布，行动党在波东巴西区和后港区的候选人，只要能够在选区内的任何投票区赢得半数以上的支持票，政府将在这些邻里展开翻新计划。这就是意味着，在反对党有可能取得选民多数支持的选区，选民如果想要获得翻新计划，他们必须投选行动党候选人进入国会。正是这样，政府通过“组屋翻新计划”，“新新加坡股票”，通过社区发展理事会分发给居民的各种援助金，等等，获得广大选民对执政党的支持，并影响他们的投票方向。可以就，通过以上这些办法的交互使用，执政党早在2001年选战的提名日，实际上就等于已经蝉联执政：该党就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已经取得83个议席中的55席。事实上2001年新加坡选举中，执政党在旗未开的情况下，就已经得胜，与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财政、新闻舆论、法院系统的资源与人才优势的执政党相比，新加坡的为数不多的反对党根本没有在与执政党的竞争中取胜的机会。反对党在竞争资源与机会上的绝对劣势，使他们从来没有形成与执政党分庭抗礼的力量基础。而且，反对党人士的政治素质与施政能力由于缺乏磨练机会相对而言也较差，这些反对党始终处于政治上的幼稚与不成熟状态，这种政治上的不成熟是反对党长期受制约的自然结果，这又反对来同时成为不少反对党政治家无法取信于选民，并获得进入议会必须的足够的选票的原因。人们说，反对党在竞选运动中几乎成了跑龙套的配角与政治上的陪衬。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上的绝对优势，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相当高的效绩。这种效绩又不断提升执政党的威信，在新加坡政治生活中，执政党始终处于的独大党的绝对优势地位。新加坡大选的直接感受在2001年选战投票日前夕，作者为了具体体验新加坡选举的实情，参加了新加坡的反对党之一民主党在新加坡北部的裕廊体育广场组织的一次竞选集会。这是新加坡仅有的两个反对党集会场所之一。绿草如茵的运动场四周，治安警察严阵以待，按选举法规定，讲台离听众必须保持十公尺距离。晚上七点钟大会开始，十点正必须立即结束，否则将会受到司法起诉。大会开始时，全场总人数零零落落，估计不过数百人，然而，在以后二个多小时里，大会参加者陆续增加到一万人以上，尤其是备受执政党强烈批评压力的民主党秘书长，该区候选人徐顺全出场后，全场情绪兴奋起来，相当一部分与会者同情这位反对党中坚人物，纷纷上台献花环，他的脖子上套上一个又一个花环，每带上一个花环，会场上就会出现热烈的欢呼声。民主党候选人一个一个走上讲台用英语或闽南语轮流发言，他们大多是抨击政府没有为下层平民办事，例如，发言人列举出总理拿年薪近两百万新币，各部长年薪为一百多万，而平民只能几千元。他们说，“新加坡执政者的薪金是全世界最高的，而老百姓工资是全世界最低的，这样的贫富不均，全世界只有新加坡才有。执政党口口声声说新加坡是一个大家庭，世界上那有这样贫富不均的大家庭？”于是，会场上掌声雷动。气氛越来越热烈。有的发言人则提出，“在老百姓面临这样的经济困难时，应该有权获得公积金度过难关”；有的发言人认为“政府吸引外来人才的政策，导致新加坡工人沦为次等公民”；有的发言人则要求政府赶走跨国公司，以保护本地企业等等。离终场前半小时，徐顺全作为最后的发言人讲话。他说，明天是决定性的日子，请你们把我们推到国会去，要推，要推、推、推，让我们在国会里代表各位劳苦大众，否则国会里没有人为你们讲话，如果我们这一次不能进去，我们要五年后才能见面，他还说，自己可能要在经济上支付赔偿金，现在已经一贫如冼，请大家来买我的书，让我渡过难关。最后，徐把自己的太太与三岁小女儿请上台来与观众见面，他把自己的女儿举到头顶，向大家致意，这个仿效西方人竞选时采取的人情战做法，看来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全场情绪进入高潮。晚上十点正，法律规定的竞选大会结束时间到了，台上的民主党候选人们并排向全场观众告别致意。散会后，反对党领袖徐顺全的太太，一个很文静的台湾籍中年知识妇女，带着刚会走路的女儿绕场走了过来，边上还有几个铁杆支持者在旁边护卫，一边还高喊口号。从在场的人的情况来看，大多数人是下层民众，也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人。从会场人们的情绪来看，反对党似乎颇有可能在该区选举中取胜。从会上的发言煽情能力来说，这个徐顺全似乎很不简单，政府对他的强烈批评与压力反而使他成为对政府不满的社会群体的同情对象，从现场反应来看，这种逆向心理似乎反而使他获得更大的政治资源。然而，新加坡本次选举的结果，却与作者参加反对党竞选大会的具体感受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第二天的全国大选中，执政党再次取得压倒

性的大胜。已经执政四十年的人民行动党再次囊括国会几乎全部席位，八十四席的国会议员席中留给反对党的只有二席。即使这两席反对派议员所获得的选票数的比例，也比上届选举中获得选票比例更低。总理吴作栋与资政李光耀对选举结果表示满意。值得注意的是，竞选中而势头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在裕廊集选区由徐顺全率领的五人组成了竞选队伍，然而却只获得该选区五分之一的选票。这是所有有竞选的集选区中得票最低的。这位在选举日前一天似乎已经成功地控制了全场气氛的徐顺成及其领导的民主党，可以说是以惨败告终。反对党再次陷入将全面边缘化的困境。民主党竞选大会上的徐顺全的演说表现似乎很成功，然而它对该区的投票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影响。一位新加坡本地人对作者分析说，参加民主党选举大会的民众，包括那些弱势群体的民众，往往把听反对党的发言当作数年一度的情绪宣泄的机会，但一旦正式投票时则会冷静得多，新加坡是一个小国，新加坡人决不愿意冒风险，让一个政治经验与资源颇受质疑的小党，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来执政。要在实力雄厚、人才济济的执政党与那些不成气候的小党之间进行选择，其实人们并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更何况民主党在选民大会上开的治国药方中，许多只是与事无补的拉选票的大言高论。例如要赶走新加坡的跨国公司之类，只是迎合部分失业者的心态而己。由于执政党通过上述的种种办法来抑制反对派的力量，可以说是“过于成功”，以致于反对党完全有可能在所有的选区内都无法获得多数选票。而执政党又需要在国会内有一个处于绝对劣势的反对派的存在，来保持多党制民主竞争体制的外壳，以此来显示新加坡在全世界民主潮流中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执政层还设计出这样一个办法，即让某些落选而又票数较多的、又能与政府合作的反对党人士能够进入议会，作为“非选区议员”，以保持多党制的形式。实际上，反对党在新加坡大选政治中虽然有一定的制衡作用，但主要功能来是在议会中作为一种象征，让人们觉得新加坡实行的是民主政体而已。新加坡政治模式是否适合于中国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国际政治体制中，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制度，这个制度是由在新加坡国人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资政李光耀所创建的，这个制度的基本特点是，运用执政党历史上形成的权威资源，通过对政治资源、经济财政资源与社会资源近乎垄断的控制，通过对程序立法的精心设计，以及经过对选战策略的一系列精巧的技术性安排与处理，从而把反对党的活动有效地限制在对执政党不可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挑战的范围内。这样，新加坡一方面既可以实行国际上通行的多元民主，成为多元民主大家族的一员，另一方面，又能保持执政党的长期执政，保持着持续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历史纪录。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正因为如此，有些政治学者把新加坡的政治模式称之为“选举权威主义”：一方面新加坡政治体制具有所有多元民主政体的基本选举程序与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又成功地享有了权威主义的政治权势。可以说，是一种介乎于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特殊政体模式。它是一种在多元选举制外壳下的权威政治，或者说是一种在权威性的政治资源垄断下的民主政治。在国外政治学界，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这样一些令人思考的问题：新加坡的“选举威权主义”民主模式，是不是如同其经济模式一样，在今后某一个时候对中国产生影响？中国有没有可能从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中获得一些启示，一方面既可以继续保持执政党的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吸收多党竞争制度的某些程序与法律制度，进而获得民主政治的程序合法性，通过这种方式，在取得对权力腐败的有效制衡的同时，又能为渐进地发展民主迈出新的一步，满足社会上国内知识分子、民众与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走向民主的期待与要求？中国的民主政治是不是可以先通过中国政治的“新加坡化”作为启动阶段？这无疑是一个颇有意思的政治学问题。更具体地说，这种“新加坡模式的中国版”的特点，可以表述为：逐步开放民主竞争空间，在中国的执政党已经取得对政治经济与社会各种资源的高度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容许若干竞争性的小党合法存在，并在条件成熟时开放民主选举的政治空间。这样就形成类似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独大党模式。即在竞争性的民主程序下，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仍然可以长期享有不受质性挑战的政治统治地位。人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实现这种独大党民主模式，似乎还存在着一系列先天有利条件。首先，列宁主义一党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对政治、经济、法律、新闻传媒等重要资源的控制与垄断，执政党拥有中国的绝大多数天下精杰与人才资源，以及它对社会各基层的组织渗透优势。更重要的是，二十年执政党推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实效，使执政党的威望在中国公民中已经进一步提升。中国执政党在这些方面的优势，甚至远过于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优势。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似乎只要在程序设计方面作些精心的考量与准备，中国从社会主义的后全能政治体制（post-totalitarianism）向一种类似于新加坡的“选举威权主义”体制过渡似乎是颇具可能性的。然而，如果对中国的社会国情进行较为具体的考量，就会注意到，中国历史、政治与社会国情与新加坡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这就使中国要成功地效法新加坡政治模式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困难。本文试图从以下三方

这种不断试错的办法，步步为营，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缓进待机，从中逐渐开出一条新路来。可以说，这是一种包含着保守主义与经验论哲学智慧的、自觉排斥建构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设计的思考路径。它渗透着一种对理性建构设计的怀疑主义精神，但它却不拒绝经验中的试错，而是努力通过这种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点滴改良的方式。来实现制度创新。这是一种以直接应对现存问题为导向的试错模式。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试错模式在政治领域的延伸。它包含着对现实政治约束条件的充分尊重，包含着对没有在历史经验中尝试过的新的政治整合方式的持重与谨慎，而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权威主义的条件下有可能开出新的路径来。中国如何在没有反对党的情况下，建立起某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又能有效地防止官员腐败的制度？作者认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可以考虑在遵循以下五个原则的基础上，来思量民主在中国推行的必要性与时机。首先，是有用性原则，即某项民主制度创新在功能上可以取代失效的旧制度，当执政层认识到，当某种民主制度创新比现行制度更为有效，也更完善时，他们就会有更强的制度新的内在驱动力。其次，是安全性原则，更具体地说，某项具体的制度创新，应对现行政治秩序是安全的，相对而言是低风险性的，不应引发对现存秩序与执政地位的政治挑战的。第三，是可控性原则，为了达到安全性，因而在在政治的实际操作上也是可控的，可以放开，又可以收回，发生问题可以补救，而不致于没有退路。第四，是可行性原则，这一制度创新也应该是现行体制内可行的，即可以在体制内推行而不致于引起结构冲突，不致与现行体制发生剧烈排异现象。例如，它是可以作为现行制度的补充而存在的。这就比较具有可行性。第五，是合法性原则。民主制度创新在现行意识形态上必须合法的。即意识形态上是可以找到根据的，不致于被更保守的虽然已经边缘化的挑战者指责为偏离基本原则的。概括地说，这就是民主创新的有用性、低风险性、可控性、可行性、合法性。这五项原则为中国在现阶段的政治约束条件下走向民主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更具体地说，只有这样一些基本原则，才能满足非危机条件下的执政者走向民主化启动的初始条件。改革只有在政治精英的心理承受条件约束下才有可能启动。正因为如此，它可以成为中国权威政治走向民主制度创新阶段的基本思考路径。虽然这一条件下的民主制度创新是相当有限的，它固然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民主政治的高标准要求与期盼，但至少在政治发展过程的初期，它可以起到保持稳定的作用。引用一句每个中国人都熟知的老祖宗的格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信心的中国人，有理由对中国民主发展的未来表示出某种谨慎的乐观。人们有理由认为，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社会自由流动，它给予中国人的自由，将是民主政治的工作母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多元化，以及契约性的游戏规则越来越得到公民的认同，将是中国人学习民主秩序的最基本训练所。一方面，充分享受到自由经济好处的城市新中产阶级，会成为民主政治的更积极的推动者，另一方面，农村民众的切身的利益，也使他们对乡村自治持更积极的态度。而主政者在不受过时的意识形态原则支配的情况下，更多地会从工具意义上，从功能意义上对民主化过程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在现行秩序“低政治风险”的情况下，中国人会从功利意义上，而不是价值理性的意义上，来重新考虑中国民主建设的前景问题。自上世纪在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已经摆脱了激进自由派与原教旨的教条派的两极政治冲突的困扰，今后中国的民主发展较少受到左的或右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影响，民主日益成为人们改善生活质量的切实需要。民主创新固然有种种困难，它需要人们积极争取，它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还在地平线上，但并不是空中楼阁，中国的航船总是在渐渐接近它。

第二篇：兼论中国民主发展的基本路径

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上，新加坡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政治家始终给予好评的少数国家之一。在中国执政层看来，这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繁荣，法制程序井然有序，社会政治稳定，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又能成功地保持一党执政的稳定存在。新加坡这个东亚国家，这个华人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南亚邻居，近二十年来，始终受到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的特别关注。新加坡

在政治上也是颇有特色的。它是一个在多党民主体制的外壳下成功地保持一党独大的权威体制的国家，一方面，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具有多党制民主政治的一般特征：新加坡有定期举行的一人一票的全国公开大选，有合法存在的反对党，反对党可以独立宣布自己的政纲以争取选民支持，议会中的多数党有权组成政府施政，等等。另一方面，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通过一系列特殊的选举程序设计，通过历史上形成的对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源的高度有效控制，以程序合法的方式，在公开竞选中，始终能取得稳定的压倒性多数，从而在多党体制的形式下，成功地保持着一党权威体制的长期独大地位。这种新加坡独大党（DominateParty）体制下的的民主体制，一方面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与行政运作的高效率，另一方面又通过程序民主的选举与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形成对执政党一定程度的监督与制衡。这种通过民主竞选的方式来保持权威政治的模式，会不会对中国执政党产生吸引力？中国会不会通过仿效新加坡的权威主义多党制模式而走向中国式的民主化？从2001年秋到2002年春，作者曾在新加坡从事访问研究。本文试图通过作者亲身经历的对2001年新加坡选战的近距离观察，以及对新加坡政治体制的的特点的初步思考，来考察这种特殊的权威体制保持成功的原因，并进而对中国采取新加坡政治模式的可行性，作出自己的分析。最后，本文将对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与制度创新的的路径与原则作出若干探讨。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政治的特点新加坡大选制度的最大特点是，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牢牢控制选举委员会、高等法院、传媒与国家财政拨款机构，通过这些机构来影响选民投票的方向，其具体办法可见于以下这些方面。一，执政党掌握了制定选举程序的选举委员会，并通过对选举程序的规划与设计，来使选举有利于执政党长期保持选票多数的优势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选区的划分，是根据有利于由执政党更多得票的原则来重新安排的，如果某一选区的反对党势力较大，有可能在下一选举中取得多数，选举委员会就会把这个选区分割为几个选区，或把其中一部分与其他选区合并，通过这种不断进行大幅度的选区划分与重新组合的办法，来分散反对党的选票资源。又如，新加坡的选举制度把全国分为单选区与集选区，单选区中各党提名单一的候选人参加竞选，集选区的人口与幅员相当于几个单选区，因此由各党选出五到六人的群体作为竞选人参加竞选。只要其中一党的竞选群体在选举中获得简单多数，就可以取得国会中相应的四到六个席位。这个办法对执政党是无疑是极为有利的，因为选区范围越大，执政党获得简单多数的概率越高，更具体地说，如果某一个反对党在人数较少的单选区内有可能获得简单多数的话，那么把这个单选区并入到一个大的集选区内，反对党的得票数只会是少数，此时该反对党在大的集选区内获胜的机会就大为下降。又例如，2001的新加坡大选，执政党政府从宣布大选到正式大选只有两个星期，从候选人提名到投票日只有九天，这就使反对党没有足够的时间展开基层工作，也根本无法有充分时间去争取选民。新加坡执政党还进一步通过立法程序作出具体规定：各党用于选战的经费来源必须登记注册，以防范某些外国势力通过支持反对党干预内政。新加坡选举法甚至还对安放各党选战标语牌的地段，方位，距离，时间，地点，都有具体的极为严格的限制，稍有违规者就要告到法院去。例如2001年选战中，作为反对党之一的民主党申请参选登记时，登记表上少填了某些项目，于是选举委员会就以此宣布取消其参选资格。用一位反对党人士在选后的话来说，“人民行动党给反对党的竞选运动带来层层阻力，每次都把事情弄得非常难办。”新加坡执政党在选举程序设计方面颇为用心，经过这种方式，成功有效地来稳保执政党在议会中的绝对多数。二，执政党通过对法院的控制来制裁反对党，通过对传媒的软性控制来保持支持执政党的舆论，这样，反对党力量的削弱，以至于根本无法壮大到与执政党进行竞争。例如，一位反对党的重要领袖人物，因被控诽谤1995年“淡米尔语文周”筹委会的八名委员，而被高等法庭判处赔偿名誉损失。后来他因无法偿还巨额赔偿金而宣告破产，随即失去国会的非选区议员席位，同时也失去参加大选的资格。在1997年大选中，另一位反对党候选人也由法院以诽谤罪被判赔偿总理“形象损害费”260万美元，以致该人不得不逃离新加坡。用反对党的话来说，“每次大选都有一个反对党人士在政治上消失”。在2001年的选战中，一位民主党候选人路遇总理吴作栋，这位反对党人士当面厉声质问吴

第三篇：兼论中国民主发展的基本路径

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上，新加坡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政治家始终给予好评的少数国家之一。在中国执政层看来，这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繁荣，法制程序井然有序，社会政治稳定，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又能成功地保持一党执政的稳定存在。新加坡这个东亚国家，这个华人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南亚邻居，近二十年来，始终受到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的特别关注。

新加坡在政治上也是颇有特色的。它是一个在多党民主体制的外壳下成功地保持一党独大的权威体制的国家，一方面，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具有多党制民主政治的一般特征：新加坡有定期举行的一人一票的全国公开大选，有合法存在的反对党，反对党可以独立宣布自己的政纲以争取选民支持，议会中的多数党有权组成政府施政，等等。另一方面，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通过一系列特殊的选举程序设计，通过历史上形成的对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源的高度有效控制，以程序合法的方式，在公开竞选中，始终能取得稳定的压倒性多数，从而在多党体制的形式下，成功地保持着一党权威体制的长期独大地位。这种新加坡独大党（Dominateparty）体制下的的民主体制，一方面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与行政运作的高效率，另一方面又通过程序民主的选举与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形成对执政党一定程度的监督与制衡。这种通过民主竞选的方式来保持权威政治的模式，会不会对中国执政党产生吸引力？中国会不会通过仿效新加坡的权威主义多党制模式而走向中国式的民主化？

从2001年秋到2002年春，作者曾在新加坡从事访问研究。本文试图通过作者亲身经历的对2001年新加坡选战的近距离观察，以及对新加坡政治体制的的特点的初步思考，来考察这种特殊的权威体制保持成功的原因，并进而对中国采取新加坡政治模式的可行性，作出自己的分析。最后，本文将对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与制度创新的的路径与原则作出若干探讨。

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政治的特点

新加坡大选制度的最大特点是，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牢牢控制选举委员会、高等法院、传媒与国家财政拨款机构，通过这些机构来影响选民投票的方向，其具体办法可见于以下这些方面。

一，执政党掌握了制定选举程序的选举委员会，并通过对选举程序的规划与设计，来使选举有利于执政党长期保持选票多数的优势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选区的划分，是根据有利于由执政党更多得票的原则来重新安排的，如果某一选区的反对党势力较大，有可能在下一选举中取得多数，选举委员会就会把这个选区分割为几个选区，或把其中一部分与其他选区合并，通过这种不断进行大幅度的选区划分与重新组合的办法，来分散反对党的选票资源。又如，新加坡的选举制度把全国分为单选区与集选区，单选区中各党提名单一的候选人参加竞选，集选区的人口与幅员相当于几个单选区，因此由各党选出五到六人的群体作为竞选人参加竞选。只要其中一党的竞选群体在选举中获得简单多数，就可以取得国会中相应的四到六个席位。这个办法对执政党是无疑是极为有利的，因为选区范围越大，执政党获得简单多数的概率越高，更具体地说，如果某一个反对党在人数较少的单选区内有可能获得简单多数的话，那么把这个单选区并入到一个大的集选区内，反对党的得票数只会是少数，此时该反对党在大的集选区内获胜的机会就大为下降。又例如，2001的新加坡大选，执政党政府从宣布大选到正式大选只有两个星期，从候选人提名到投票日只有九天，这就使反对党没有足够的时间展开基层工作，也根本无法有充分时间去争取选民。

新加坡执政党还进一步通过立法程序作出具体规定：各党用于选战的经费来源必须登记注册，以防范某些外国势力通过支持反对党干预内政。新加坡选举法甚至还对安放各党选战标语牌的地段，方位，距离，时间，地点，都有具体的极为严格的限制，稍有违规者就要告到法院去。例如2001年选战中，作为反对党之一的民主党申请参选登记时，登记表上少填了某些项目，于是选举委员会就以此宣布取消其参选资格。用一位反对党人士在选后的话来说，“人民行动党给反对党的竞选运动带来层层阻力，每次都把事情弄得非常难办。”新加坡执政党在选举程序设计方面颇为用心，经过这种方式，成功有效地来稳保执政党在议会中的绝对多数。

二，执政党通过对法院的控

第四篇：发展党内民主的路径探析

发展党内民主的路径探析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发展党内民主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

路径一：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一）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党的建设必须面对的新问题。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要真正体现党员的主体地位，扭转只强调组织的权威而不注重党员应有的主体地位的偏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党员很难找到和认同自己的主体地位。所以，发展党内民主，必须在强调党员应尽义务的同时，强调党员应有的权利，牢固树立党员主体意识，发挥党员主体作用。一要强化党员权利保障的观念，增强党员的主体意识，引导广大党员把握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激发广大党员投身党内民主建设的热情，切实增强发展党内民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二要加强对广大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党的方针政策及党规党纪等方面的学习教育，积极引导广大党员正确认识自己的民主权利，增强广大党员的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三要完善广大党员的知识结构，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能力，保证广大党员民主权利的正确行使，使之不断增强发挥主体作用的能力。

（二）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的环境。一要营造平等的氛围。积极创新手段，拓宽广大党员反映和表达意见的渠道，使党内各种

不同的意见能够平等地进行讨论，各抒己见。二要营造宽松的氛围。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保证广大党员特别是基层党员的意见和建议能够及时反映到上级党组织中来。三要营造包容的氛围。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要创造民主的条件，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基础上，尊重党内少数人的意见。

（三）逐步推进党务公开。一要坚持公开的原则。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党内事务，坚持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做到重要情况党内先通报，重要文件和决定党内先传达，重要问题决定前要在党内先讨论，重要决策的实施在党内先动员。二要合理地确定公开的范围。在不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公开党的中心工作、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有关情况。三要丰富党务公开的载体。结合实际，有效利用各种媒体，创新党务公开的形式，积极稳妥、健康有序地推进党务公开工作。

（四）落实党员民主权利的保障措施。一要落实好《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制定具体有效的措施，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民主权利的平等行使。二要完善监督机制。加强党内监督，维护和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强化责任机制，任何组织和个人侵犯党员民主权利的行为，都必须受到追究。

路径二：提高民主决策的质量

（一）增强决策基础的广泛性。一要让党员尽可能多地参与党内决策。党员是党内事务的主人，要增强广大党员参与决策的主体意识，提高广大党员参与决策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献计出力。二要多层次、多途径、多方面疏通和拓展民主渠道。根据决策的内容，选择适当的范围尽可能广泛地征求广大党员的意见和建议。比如，探索建立党内决策听证机制，充分发挥全体党员的智慧和力量。三要建立健全有关的民主决策机制，使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参与党内决策制度化。党委讨论党务工作，可以适当地邀请基层党员或党员代表列席常委会。尊重广大党员有关决策的意见和建议，畅通沟通渠道，及时公开决策情况，努力形成良性互动，力求决策更加科学合理，使党的各项决策在党内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突出全委会的作用。一要完善党的各级全委会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二要改革党内领导体制，正确处理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的权力关系，完善常委会向全委会、全委会向党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制度。常委会成员要坚持每年向全委会述职、述学、述廉，适当增加全委会召开的次数，强化全委会的决策权限，拓展全委会的决策内容，加强全委会监督职能，把更多重大问题交由全委会来决策，保证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三）大力推行票决制。在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等重大决策方面逐步实行票决制，并逐步扩大票决制的范围。在干部任用方面，还要逐步推行差额票决制，适当提

高差额比例。严格票决制的程序，坚持议决分离、先议后决的原则，重视酝酿讨论的作用，票决前进行认真调研，开展充分讨论，票决后当场对票决结果进行裁定，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票决结果。

（四）规范党委议事规则。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进一步增强班子内部议事规则的科学性。明确党委常委会的决策范围，涉及部队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事项，必须由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任何个人或少数人无权作出决定。明确党委常委会决策议题的确定方式。明确酝酿的方式和范围，特别是重大问题和干部任用的决策酝酿必须要由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政治部（处）主任及有关常委进行会前沟通酝酿，会前酝酿不得以任何形式代替常委会决策。

路径三：加快基层党内民主的创新

（一）鼓励基层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的多种实现形式。充分认识加强基层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调动广大党员推进基层党内民主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保护基层党组织探索基层民主的开拓精神，创造一种鼓励和支持基层民主创新的良好环境，对一些方向正确的突破性做法，要加强指导，认真总结，促其早日成熟。

（二）扩大基层党内选举中的民主。积极探索候选人提名办法，变单纯由组织提名为组织提名、党员推荐和党员个人自荐相结合，实现党组织意图与党员意愿的有机统一。不断扩大差额范围和差额比例，坚决杜绝人为干预和操纵选举、变相等额选举的现象。试行基层党组织书记、副书记差额选举。探索在党内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由上级党委组织候选人参加竞职演说，为候选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帮助选举人对选举对象有更直观、更充分的了解，有效地激发基层党员的政治热情，增强基层干部对群众负责、为党员服务的自觉性。

（三）以基层党内民主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扩大基层党内民主，会直接带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要充分发挥基层党内民主对基层民主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群众性组织工作机制，比如军人委员会、团组织工作制度等，为基层民主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形成基层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出现的有价值、规律性的东西，要注重从理论上去总结，从制度上去完善，帮助基层总结提高，逐步形成指导性的政策原则。

路径四：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

（一）改革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内民主集中制最生动的体现，是党员行使自己管理党内事务权利的最主要的渠道。要积极探索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表发挥职能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建立党代表巡视制度，在党代会闭会期间组织党代表开展巡视和调研活动,检查督促同级、下级党委的工作或对有关问题进行质询。

（二）建立健全党委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党委领导班子对候选人的提名要做到组织满意、党员公认、官兵拥戴。要规范候选人的初始提名权，完善考察制度，对候选

人要按照差额推荐提名、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差额举的办法来确定进入党委班子的人选，实现“好中选优”，防止出现“陪选”现象。要改进选举表达方式，设立独立投票室，切实保障广大党员自由表达选举意志的权利，并建立与选举制度相配套的罢免制度，形成党内选举自我纠错机制。

（三）建立健全配置科学、制约有效的民主监督体制。疏通党内监督渠道，强化党员对党的组织、党代会对全委会、全委会对常委会的监督。疏通官兵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渠道，积极推行官兵公示、官兵听证、官兵评价等民主形式，丰富举报形式，规范网络举报、电话举报以及信函举报的程序和处理办法。通过切实有效的监督，确保党内权力健康有序地运行。

第五篇：论企业家族发展路径

[摘要] 本文从知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家族企业的定义和特征、发展路径及未来趋势做了探讨。知识的有限性和有限理性是家族企业走向社会化的主要因素，家族企业由内在制度占主导到外部制度占主导的转变是家族企业突破发展瓶颈，是实现社会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途径。

[关键词] 家族企业 知识论 制度经济学 发展路径

家族企业都是当今世界最具生命力和活力的企业组织形式，同时也是出现问题最多，平均寿命最短的企业组织形式。既然家族企业是企业组织的主要形式，而其成活壮大的比例极小，特别对中国的家族企业来说。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家族企业如何能够不断创新，持续地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延长企业的寿命。

因此本文首先分析了家族企业的定义和特征，接着运用知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中国家族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其发展方向进行探讨。

一、家族企业的定义及中国家族企业的特征

1.家族企业的定义

美国著名学者钱德勒对家族企业下的定义为：“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人员的选拔方面”。也有的学者认同美国学者唐纳利的定义，把家族企业界定为统一家族至少两代产生能与公司经营控制权的经济组织。潘必胜认为，当一个或数个具有紧密联盟关系的家庭拥有全部或部分所有权，并直接或间接掌握企业经营权时，这个企业就是家族企业。

综合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家族企业是一个或数个有紧密关系的家族拥有全部或部分产权，并直接或间接掌握企业的经营权，合法传给后代的企业。

2.家族企业的特征

家族企业的特征，也即优势和劣势。其优势是：降低市场契约或企业契约配置资源的交易成本；减少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成本。家族内部关系中的利他主义可以克服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巨大而造成的委托代理问题。家族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组织的主要特征是家族企业的资源配置大部分是通过利他主义和有关的义务确定的，这在企业成立初期资金技术缺乏的情况下作用尤其突出。其劣势是：不能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对家族以外的人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产权的封闭型，增加了企业的融资难度；管理方面以人情和伦理代替制度规范，使企业管理制度扭曲；集权式的管理模式不利于形成正确的战略决策。其特点：家族企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差序格局”，受中国宗族文化的影响很大，家族文化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家族企业优缺点的主要根源。

对于如何对家族企业治理取长补短，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学者们多认为，家族企业的发展要实现家族企业的产权社会化、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企业外部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社会信用机制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建立、资本市场的完善等。应当说，这些研究触及了家族企业变革的实质，但对于家族企业必须转变的理论研究似嫌薄弱，下面本人力图运用知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说明家族企业变革的内在原因。

二、“知识问题”是家族企业变革和社会化的本质因素

知识按传递方式可以分为可言传的知识和不可言传的知识，可言传的知识可以靠语言记录来进行传递，不可言传知识需要学习者的亲身实践。新知识的获得产生于边际性适应和既有知识的变化，分为突变性的知识增长和适应性知识增长两类。个人要作出决策，就要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信息（获取知识），信息的收集需要成本，信息成本是从一无所知变为无所不知的成本，极少有交易者能负担得起这一过程。同时，信息收集的特殊之处在于个人在获得信息之前不可能了解获取某类信息的预期成本和效益。所以知识搜集成本必须被看作“沉淀成本”。信息的收集、新知识获取的成本是单个人或单个组织所无力承担的，因此人们才会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与他人和其他组织进行分工和合作。

由知识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家族企业只依靠企业主或其家族的知识和经验，是不可能使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企业产权和经营权的封闭性是家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要打破这个瓶颈，家族企业只有使企业社会化，也即是股权的社会化和经营管理权的社会化、监督的社会化，这是家族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国外之所以有许多百年的家族企业，是与其企业的社会化，广泛吸收社会的知识、智慧、资金分不开的。因此，虽然国外家族企业和中国家族企业都称为家族企业，但其内涵和外延是有区别的，中国的家族企业主要处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创业期和成长期，企业的社会化还没有提上日程。欧美的家族企业一般只是掌握部分所有权而基本不掌握经营权，中国的家族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完全由一个家族来掌控。所以欧美的家族企业家族的影响已十分淡化，事实上完成了由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型，完成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社会化。现代企业制度是各种契约和制度的集合，通过这些契约和制度，能够迅速有效地实现信息的收集，降低收集成本，这也是欧美家族企业常盛不衰的原因。中国家族企业受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影响，同时，外部法律制度、经理人制度、融资制度的不健全也阻碍了中国家族企业向更高形式的家族企业发展，阻碍了企业社会化的进程。因此，中国的家族企业由于代理成本的高昂和对经理人机会主义与败德行为缺乏有效的法律和制度资源约束，始终不能改变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封闭性。中国的家族企业由于不能充分利用社会已有知识，单纯依赖企业创始人和家族的有限知识，最终造成了企业发展停滞或迅速破产。

三、家族企业内在制度向外在制度的转变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途径

有限知识和有限理性是法治社会存在的基础，同样也是企业治理的基础。知识的有限性证明了理性的有限。制度是为减少信息收集和获取新知识的成本而固定下来的经验。制度可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是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原则，而外在制度则被定义为外在地设计出来并靠政治行动由上面强加于社会的规则。内在制度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外在制度则需要国家来制定。内在制度在构建社会交往，沟通自我中心的个人和实现社会整合上具有极其主要的意义。内在制度主要包括习惯、内化规则、习俗和礼貌、正式化内在规则四种类型。

家族企业的制度大多属于内在制度，是中国传统家族伦理观念的产物。血缘、姻缘、地缘、学缘、业缘、构成了企业的内在制度环境，这种内在制度是家族企业创业期和成长期的主要制度，企业主要通过这种关系进行治理。这种家庭与企业合二而一的治理机制在家族企业产生和发展时期，能够发挥内在制度增强企业凝聚力、决策迅速、管理成本低廉的特点，这主要是由家庭存在的利他主义思想和追求家庭共同利益的结果。但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壮大，家族成员的利己主义抬头，容易发生利益摩擦。企业发展所必须的社会化也因产权和经营权的封闭型而迟滞，无法引进外部智源和进行融资，权力的过分集中容易导致决策失误，企业的整体利益和家族某些成员的利益容易发生冲突。

要解决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必须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也即企业的外在制度。这是因为内在制度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内在制度往往含义模糊，弹性较大，不利于节省信息收集成本；企业主或家族成员根据内在制度管理企业，往往存在偏见和倾向性，不利于形成公平、公正、公开、竞争合作的企业秩序；内在制度的执行往往缺乏强制措施，处理结果难以服众；内在制度不能强制企业成员做出可靠的契约承诺，使作为契约集的现代企业组织松散，缺乏竞争力；内在制度的执行和发挥左右往往依靠歧视和排外，区分内部人和外部人，排外性和小规模是内在制度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企业史表明，内在制度只能把企业推进到一定的规模，超出这个规模，外在制度也即现代企业制度就开始处于主导地位，这种制度和家族企业的社会化过程相辅相成，使家族企业成为现代的、开放的、公正、公平的企业。当然，外在制度在家族企业占主导的前提条件是外部法律制度的完善，真正实现依法治国，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完善，社会诚信机制建立。所以外在制度的真正实行还有待于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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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Y)巴泽尔著：《产权的经济分析》[M].费方域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美)克林·盖尔西克等：《家族企业的繁衍—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M]，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4](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经济政策》[M].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5]李振杰:《私营企业透视》[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