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思考建议

第一篇：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思考建议

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使饱受凌辱和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实现了和平与独立。此后，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变革。在经济建设方面，先是尊重私有经济，提倡合作、互助，后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沿着斯大林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越走越远，以致于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邓小平主导，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衣食住行的变化人人可察。但是，到了今天，经济体制的深化举步维艰，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运转难以为继，腐败之风积重难返，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求愈见强烈。

解决这一切问题的钥匙在哪里？在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邓小平二次复出之后，很快就提了出来。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长篇讲话，以后也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且在某些方面也有所推行、如果完全不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根本就没法开始。但是，必须承认，由于种种原因，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是严重滞后了。这方面，邓小平也早就有过说法。1986年9月3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他说：“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1986年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到现在，矛盾越来越深。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愈显突出。对于这种紧迫性，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防止“文革”悲剧重演。

“文革”十年**，把中国搞惨了。文革浩劫的破坏性，是有目共睹的，但对于文革产生的原因，人们的认识则各有不同。

有人把十年浩劫的根子归咎于“四人帮”。有人则说是毛泽东错误地重用了他们。也有人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并不仅在于用错了四个人。毛泽东犯的不是个别的错误，而是系统性的错误；不是短期的错误，而是长期的错误。其实，领袖也是人，难免会犯错误，问题在于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有没有纠正领袖错误的机制。对比发达国家的宪法、法律，我们发现人家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气力，想了很多的办法，作了很科学的规定，而且能够保证实施。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搞了个水门事件，被揭露了出来，有关方面进行了调查，国会要弹劾他，他只好辞职。克林顿闹了桃色事件，美国国会启动了弹劾程序，只是最后表决中票数不够，才免于下台，但他已经多次道歉。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中国能做到吗？人们能弹劾毛泽东吗？能及时制止他的错误吗？毛泽东语录为什么不经立法程序，就成了国家意志，成了凌驾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之上的“最高指示”，还得“宣传不过夜，执行不走样”？由此可见，“文革”未必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们的体制不能及时制止毛泽东推动“文革”。“文革”结束20多年了，但是这一点深刻教训人们并没有真正汲取，没有从法治上解决这个问题。将来如果再出现一个毛泽东，如何管得了他呢？照样管不了！

总之，“文革”悲剧发生的政治体制系统依然存在，阻止“文革”爆发的机制还没有形成。我们应当深入研究“文革”教训，尽快进行政治改革，消除导致“文革”悲剧重演的种种体制因素，建立起防范机制。

第二，再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无法深入下去。

关于这一点，邓小平也有论述。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现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要与国外大企业竞争，它们的竞争力实在是个大问题。而人们明明看到私有经济效率高、竞争力强，可就是不敢放手发展。这也是受政治体制的束缚。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好比人的两条腿，走起路来，虽有一前一后，但不能距离太大。你不能一条腿迈得很远了，一条腿还在后头。可是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年，已经走了相当的距离，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当滞后，它客观上制约着经济体制改革。

此外，抓紧改革政治体制，也是为了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经济体制改革搞了20多年，成绩很大。但是这个成果有没有丢失的可能呢？不少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办公楼旁边有一个私营小饭馆，我常去吃3元一碗的凉面，跟饭馆老板很熟。他常问我：会不会再来一次公私合营呢？会不会再来一次打倒资本家呀？会不会再割私有制的尾巴呀？会不会把我的财产没收呀？我说，有这个可能性。要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得搞政治体制的改革，否则，短暂的倒退不是不可能。那当然是历史的大悲剧。

第三，从反腐败、维护社

第二篇：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

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

一、原 则

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相当人士认为：中国应当效仿西方民主制度，实行三权分立、多党制、议会政治等。此称之为西化论。

另外相当人士认为：中国应当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绝不能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议会政治等。这也是眼下中国政府的立场。此称之为反西化论。

对于西化论和反西化论孰是孰非，本文的立场其实很简单：鲁迅的拿来主义。具体地说，对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应当持批判吸收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长避短，为我所用。完全的西化与完全的反西化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注意，这绝不是和稀泥，请接着往下读——

二、分 析

西方民主制度中三权分立、多党制那一套，其核心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防止和遏制人民授权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反过来利用掌握的国家权力危害人民利益。西化论者之所以主张实行西方民主制度，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不满当前中国社会日益滋长、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现象，希望 借助西方民主制度中对国家权力强力有效的外部制约机制，净化中国的政治环境。实际上，遏止腐败，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正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坦率地说，西化论者对中国社会官场腐败现象的指责是有事实根据、情有可原的，他们开出的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方子也的确有治病的良效，确实值得考虑。

而反西化论者之所以坚决反对实行西方民主制度，主要理由是，西方民主制度使一部分国家权力在相互制约中抵消了，从而弱化了政府能力，降低了行政效率，而且多党竞选还容易引发政局动荡，造成社会不稳。客观地说，反西化论者的观点不无道理，他们的担心也绝非杞人忧天。反西化论者主张坚持中国现行的基本政治制度，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认为这一政治制度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也有西方政治制度所无可比拟的优势，那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行政效率高。这说的倒也是实话。

这样看来，西方民主制度和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各有各的长处，又各有各的短处。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试着扬长避短，将两者的长处结合起来，进行创新，建立一套全新的、前所未有的、真正具有时代先进性和巨大政治优势的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呢？我认为，这才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选择的方向。

三、前 提

既然是要融合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两者的长处，那么在探索创建新制度模式之前，就要找准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长处和优势所在，并把保持甚至强化这种长处和优势确立为改革的前提。

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无论怎么改革，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长处和优势就不会丧失。于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成为整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前提。

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领导，这也许是西化论者对中国现行政治制度进行攻击的一个最主要方面，认为这是中国政治不民主的表现，但是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一个最大的长处和优势。

应当认识到，民主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我们的根本目的是要建立科学的政治制度。一切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都可以归结为政治权力的运行，科学政治就是要在政治权力的运行上实现两个目标：权力效率和权力品格。权力效率是指权力实现政治目标的能力。权力品格是指权力抵御腐败、防止异化的能力。衡量一个政治制度好坏的标准不是看这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而是看这个政治制度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权力效率和保持权力品格。一党领导至少在发挥权力效率上有 明显优势，况且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久经历史考验、有先进思想理论武装、对中国国情和发展道路有深入思考、具有熟练执政能力、组织性强又非常注重自律的成熟政党，有这样的政党领导国家发展，是中国之幸，是中国人民之幸，这是我们的政治优势，不应轻易放弃。

四、解放思想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拿过来，弥补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短处和不足。而这要求我们必须要解放思想。

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一个最大的软肋是在权力制约上力不从心。反西化论者也主张应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依靠内部监督的办法防止权力腐败从来都是靠不住的，要想有效地防止权力异化，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外部制约机制，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

长期以来，无论是西化论者还是反西化论者，多习惯于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与实行三权分立、多党制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水火不容，或者说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其实，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与实行三权分立、多党制并不矛盾，完全可以相互吸收、融合。就像以前我们搞经济体制改革，突破“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的思想禁锢 一样，现在搞政治体制改革也要进行思想解放。公有制基础上可以搞市场经济，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可以搞三权分立、多党制。三权分立、多党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思想及相关制度安排，是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吸收利用。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注定要包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政党，要敢于直面外部监督，并且善于接受权力制约。

五、改革方案

（一）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立法权归国会，行政权由总统、总理掌握，司法权由法院行使。

（二）国会分参、众两院。众议院议员由全国人民按照人口比例通过普选产生，任何党派都有平等的参与权。参议院议员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委任，至于被委任者是何党派，不限。

（三）总统设正、副职各一人，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选任。总统必须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四）总理由众议院选举产生。总理党派归属不限。副总理及内阁官员由总理提名，经众议院同意后任命。

（五）众议院议员、参议院议员、总统、总理及内阁官员的任期均是五年，且相互之间不得兼职。总统、总理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六）最高法院由九名大法官组成。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国会参、众两院同意后任命。法官不得参加任何党派。法官任职终身。

（七）国会议员、总统、总理、法官不得为现役军人。除中国共产党外，任何党派不得在军队中建立组织。除中国共产党外，现役军人不得参加任何政党，不得参与任何政党活动。

（八）任何法案必须由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然后经总统签署发布后生效。对国会通过的法案，总统享有否决权。但是，当参、众两院均以2/3多数通过时，总统不得否决。

（九）总统是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总司令兼最高行政首脑。总统管理和指挥全国武装部队。总统制定国家内政外交政策，并监督内阁行政。

（十）总理领导内阁，是全国最高行政首长。总理及其领导的内阁享有行政执行权。国会通过的法律，总统制定的内政外交政策，总理及其领导的内阁都要负责组织实施。

（十一）总统发布戒严令、实行军事管制、同外国缔约、赦免罪犯须经参议院同意，财政预算决算、国有资产使用、增加改变税收、发行国债、国债资金使用须经众议院批准。除紧急情况下采取临时紧急措施外，对外交战须经国会两院同意。

（十二）对国会通过的法律、总统发布的政令、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最高法院有违宪审查权，被宣布违宪的法律、政令、行政行为，自动失效。

（十三）总理既要对总统负责，也要对国会负责。总统对总理的工作不信任时，有权经参议院同意，解除总理职务。众议院也可以以2/3多数通过对总理的不信任案，并经参议院过半数同意后，解除总理职务。总理被解职后，由众议院在30日内重新选举出新的总理。

（十四）众议院可以以2/3多数通过对总统的不信任案迫使总统辞职，总统要么辞职，要么下令解散众议院，但须经参议院同意。参议院不同意的，总统须辞职。参议院同意的，众议院解散，重新举行大选。大选后选出的众议院第一次会议第一项议程就是对总统进行信任投票，总统获得半数以上信任的，可以留任，未能获得半数以上信任的，必须辞职。总统辞职后，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30日内重新选任新的总统。

（十五）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可以解除总统的职务，重新选任新的总统。

（十六）总统、最高法院大法官犯贪污贿赂罪、危害国家安全罪，众议院可以以2/3多数通过弹劾案。对弹劾案的 审判由参议院进行。审判总统的，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审判大法官的，由总统指定的其他最高法院大法官主持。弹劾案在参议院获2/3多数认定总统、大法官有罪，总统、大法官职务自动解除。

（十七）各级地方议会只设一院，议员由各地方人民普选产生，任何党派都有平等的参与权。

（十八）各级地方行政首长由上一级行政首长提名，经同级议会同意后任命。省级行政首长由总理提名，经省（自治区、直辖市）议会同意后任命。

（十九）总理可以解除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首长职务，上一级行政首长可以解除下一级行政首长职务，地方各级议会可以以2/3多数通过不信任案解除同级行政首长职务。行政首长职务解除后，按照法定程序重新任命。

（二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遵循地方服从中央，在不同中央抵触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积级性的原则，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与此相同。

（二十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及政治特权由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党章是国家宪法的组成部分。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的，须同时修改宪法，修宪未获通过的，对中国共产党党章的修改无效。

（二十二）对违反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行为，利害关系人在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内程序寻求救济后仍不服的，可以诉诸 国家司法程序。必要时，国家司法机关可以主动提起公诉。

（二十三）思想、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平等。人民的上述自由权利，非依宪法，不得加以剥夺或限制。

（二十四）宪法修改程序：第一步，提案。须经众议院4/5多数通过，或者经参、众两院各3/4多数通过。第二步，将国会通过的宪法修改方案由总统签署后公告全国。第三步，全民投票。须有选举权的公民过半数参加，且经参加投票的选民2/3多数通过。第四步，异议处理。投票、开票结束后，任何对投票、开票过程有异议的人，都可以在30日内向最高法院提出，由最高法院在60日内对异议作出裁决。第五步，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在异议处理期满根据投票及异议处理结果宣布宪法修正案生效或者无效。

六、简 评

新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有三大特点：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化。

虽然现行宪法规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仅是原则性的规定。上述政治体制改革设计方案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制度化，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拥有其他普通政党所没有的一系列政治特权。可以说，上述政治体制改革设计方案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上，比之中国现行政治 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一党领导与多党竞争、权力分立有机融合。一党长期执政与多党竞逐政治权力同时并存，这在世界范围内和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上述政治体制改革设计方案之所以如此设计，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外建立强有力的外部制约机制，这并不是要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相反，这是意在通过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更好地促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方面，引进西方民主制度，实行多党竞争，提高了政治活力，强化了权力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众议员职位，拥有内阁官员及地方行政首长任命权、掌握巨大行政资源的总理宝座，足以让所有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友党和反对党，都趋之若骛。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平等竞逐众议院席位，众议院版图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众议院实力的消长，足以让作为长期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经常受到鞭策。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参议院和总统职位的控制，又让中国共产党处于国家发展的绝对领导地位，使上述鞭策不至于导致政局剧烈动荡，危及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同时有利于保持国家政策的一贯性和连续性，有利于实施国家长期发展战略，避免西方多党制下国家政策左右摇摆、执政党容易短期行为的缺陷。

（三）中国共产党半自治化。

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宪法化和对违反中国共产党党章行 为救济的司法介入，都是中国共产党半自治化的表现。这是从党的建设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政治特权进行外部监督和制约的进一步措施，是赋予中国共产党法定长期执政地位的同时必须的制度安排。

七、尾言

在十九世纪，曾经有一位西方政治家把中国比作“睡狮”，认为中国这只睡狮“一旦被惊醒，全世界都将为之震动。”如果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这只东方睡狮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睁开了它的眼睛，那么现在如果中国能够在成功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成功完成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就将成为一只真正昂首屹立在世界面前、完全苏醒的东方雄狮！

作者 赵旺安 2008-5-21 11

第三篇：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

改革是历史永恒的主题。只有不断地改革，国家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过去千百年，中国曾爆发过多次大大大小的革命运动，随着执政者的更替，治理模式也随之发生改变。直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形态改变、社会角色日益多元化和劳动分工日益复杂化。

这一历史性的巨变，既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指引。在过去60多年里，中国人曾经耗费很长时间艰难摸索，遇到很多挫折，更有不少惨痛的教训，所幸最终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它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今日之现状：绝大部分人口告别了贫困，基础教育的普及使民智获得前所未有的开化，越来越多的人口正在向中产阶层迈进，国强民富的目标也变得越来越有希望。

当然，中国依然处在深刻的变化之中。中国未来的演变进程，虽然方向明确，但具体操作中依然充满着未知因素。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因素，就是价值取向在改变：过去是以克服物质匮乏的目标为重心，将来则是以增加和分享物质财富为重心；过去，整个社会都围绕着实现经济繁荣的目标运行，而未来社会的主体诉求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而做到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协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政治体制改革来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并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保证，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推进和取得最终胜利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一种体制，无论是经济体制抑或政治体制都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基本制度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当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相互适应时，彼此促进，而当二者不相适应时，则互为阻力，今天，政治体制改革仍然难以让所有人感到满意，甚至备受批评。很多学者也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呈现“滞后性”的命题。站在忧患意识的视角看待这些批评，不在于肯定批评者的非理性，而在于要让他们在释放心中不满的同时正确认识政治体制改革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深层原因，揭示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呈现出“滞后性”。笔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呈现的“滞后性”既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的特性有关，也与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有关。

一、政治体制的特性规约了它的改革进度，降低了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可度政治体制改革带有艰巨性、突变性、反复性的特征。所谓艰巨性，就是难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旦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就会涉及改革者自身的利益问题。人都是利益动物，改革者再高尚也不会超越人有追逐利益的冲动这一点

二、民众政治参与感的提升与政治认识的相对滞后，容易造成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我们之所以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盼，除了没有认识到政治体制本身的特性之外，还在于没有去很好地认识世界、认识中国与认识国民，而是对政治体制改革寄予超越阶段的期望。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及改革的历程中可以窥见端倪。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市场经济来实现,而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科学、合理、高效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来保障。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具体来讲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和基础,上层建筑的改革是为了适应相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从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不难

看出: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任务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后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中每一次认识的深化也必然会带来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对现有政治体制提出新的要求,使之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例如: 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是建立在“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经济形式认同基础上。1988年政府机构改革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经济形式认同基础上。1993年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形式认同基础上的。

(二)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政治是上层建筑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职能和功能。它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它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反作用,甚至一定条件下与经济相比占据首要地位,“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是对社会的必要的协调和管理。对中国当前情况来说,政府是经济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正是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中国的市场经济才得以建立。所以邓小平深刻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三)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能割裂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结合、协同发展,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明显滞后,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大保障功能。使经济体制改革能顺利、健康的进行。总之,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前我国的重大课题,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下,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一轮改革中,如何协调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和前进的步伐,如何使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使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正日益成为全社会的焦点问题。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温家宝说，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深化土地、户籍、公共服务改革，推进社会事业、收入分配等改革，有效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进依法行政和社会管理创新，建设服务、责任、法治、廉洁政府。

第四篇：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

前 言

这一讲主要涉及以下一些基本问题：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政治发展目标

二、发展民主政治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善

三、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四、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

五、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六、努力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政治发展目标

1.“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治发展目标。2.政治文明建设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意义

首先，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之意；其次，政治文明是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最后，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二、发展民主政治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善

1.关键在于制度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才能保证我国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

2.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一是要落实宪法规定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权，保证期依法履行职能。• 二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坚持走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保证立法和决策更• 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

三是要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进一步提高人大常委会的决策水平和工作质量。

3.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我国实际结合的产物，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

4.积极扩大基层民主

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

三、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加快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2.确保法律的权威性

加强执法和执法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

3.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法律援助

国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4.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精神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素质，尤其是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

四、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

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保证决策正确。

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有关制度，防止决策的随意性。

五、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执行等环节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使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1.制约和监督的重点和关键

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人财物管理和使用的监督。2.强化领导班子的内部监督，完善重大事项和重要干部任免的决定程序 3.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

4.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

5.实行多种形式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质询制度和民主评议制度 6.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六、努力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1.2.3.4.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群众利益的矛盾 加强政法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5.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 6.加强全球化环境下的国家安全工作

第五篇：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国际关系学院

2011级国政一班

王兴

2011200690

前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在政治领域却成就较少。虽然这三十几年来中央一直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许多政治体制内的问题与弊端依旧没有得到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又凸显出来。在这一情况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必要继续，也会对中国带来深刻的影响。下面便是笔者对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一）渐进式改革：推迟、延缓改革的借口？

当前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中央高层、学术界与普通民众中似乎成为了一种共识。推进渐进式改革固然有着自身的优势：改革成本小，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助于在改革中缓解各方的矛盾，可以在逐步改革中摸索经验，有利于巩固改革成果等等。同样，现实中中国政治问题的错综复杂也使人们更倾向于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解决现有政治体制的问题，即“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必须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1。

但在笔者看来，渐进式改革并非是一剂“万能良药”。首先，渐进式改革并非完美，存在一些问题。其一便是“，往往是容易改的先改，把困难的改革往后推，使困难问题越积越多，甚至使困难的程度越来越大”2。如今随着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改革的阻力将会越来越大。此外，有学者提出当前正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机遇期”：经济快速增长，公众对于公共权力认同度较高，公民的参政议政热情提高，政治上中央对总体局势仍有可控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往往是公民对公共权力认同度较高的时候，而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是不能长期持续的。因此中国应该抓住这个较好的时间段加快进行政治改革，否则当经济放缓或衰退之时再进行补救式的改革往往由于民众对上层的不信任与怀疑和社会矛盾的激化而收不到什么成效。而国家经济的危机常常是难以预期的，进行渐进式改革所需要的较长的时间可能会得不到保证。同理，渐进式改革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改革的进程。总之，改革需要的时间越长，不可控的因素就越多，改革的进程和效果就会受到影响，难度相应也加大了。其次，渐进式改革更像面对民众强烈改革呼声而承诺的一张空头支票。从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与效果的观察，我们会发现中央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往往是“雷1《人民日报》2010 年8 月25 日董郁玉，施滨海.政治中国［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声大，雨点小”：一方面，中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提出一系列如“ 党政分开”、“ 健全民主制度”、“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口号和目标，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发现在现实政治体制中这些目标并未实现，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腐败现象蔓延等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切实解决。中央提出“渐进式改革”的思路，不仅可以一定程度上满足人民对于改革的需求、降低人民对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期望，同时也成为改革出现困难或停滞不前之后推迟、拖延改革的一项“充分”的理由。而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一项哪怕小小的成就也会被放大为渐进式改革的“阶段性成果”，所谓渐变式改革可能会沦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行动的空谈。

因此，虽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由于其复杂性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中央也应抓住这一改革有利时机加快改革步伐，推行有实际意义的改革措施，切勿空喊口号而无实际作为；否则当中共面临危机，社会矛盾激化后再被迫进行改革效果也不会太好，甚至会如戈尔巴乔夫改革一样最终破产。所谓渐进式改革更像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可能只会将改革的脚步一拖再拖。

（二）“中国特色”:政治欠民主的掩饰？

在许多官方媒体宣传中我们都经常能看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类字句。首先笔者承认任何国家都有自身特殊的国情，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本国实际情况与政治实践经验来决定自身政治发展模式。中国的国情更是十分独特和复杂，理应采用适合自身发展的独特的政治模式。但在官方宣传中“中国特色”往往与“坚持党的领导”、“绝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结合在一起，这就不得不使人产生疑问：“中国特色”就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西方模式”一定不适合中国吗？“中国特色”本无可厚非，但在现今中共垄断的话语体系下便成为了中共坚持***、排斥西方式民主的工具。而***往往又与高度集权、“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高度集权本身便是欠缺民主的表现，又会导致监督的缺失和权力的滥用、误用；而“集中力量办大事”由于缺乏民主决策而常会“集中力量办错事”，并同样是政治上缺乏民主、高度集权的表现之一。这样一来，“中国特色”似乎便成为了当前中国缺乏民主的“合理”辩护。而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绝不照搬西方模式”也就使得中国当前政治体制以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所有措施都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而人们由于几乎找不到第三种模式而只能认同。“中国特色”这一概念看似合理却存在着许多问题，其背后的潜在含义更是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了困难。

笔者认为，片面强调中国国情与中国特色是有失偏颇的。虽然中共同样强调“认真研究和

科学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但在“绝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限制下也不易发挥作用。当前中国遇到的政治难题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在上几个世纪前也同样遇到过，借鉴其解决的经验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大有裨益尤其是在对于权力监督方面西方政治制度中的分权制衡对于我们有很大启示。人类在实践中存在共性也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据此国内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 的设想，“建构党内权力分设机制,分别由党代会、党委会、纪检委行使党内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从强化权力监督看整体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设与权力监督机制研究》评介王长江）。这一思路便富有新意，有一定可行性。另外，虽然“坚持党的领导”是改革不能逾越的红线，但我们有必要厘清“中国特色”与高度集权下一系列弊端的关系，切不可将其混为一谈。在“中国特色”下权力同样需要制衡和监督，西方模式也要大胆地予以吸收和借鉴。“中国特色”不应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存在问题的遮羞布，也不该成为改革中拒绝西方政治文明影响的挡箭牌。

（三）体制外的力量才是改革中决定性的力量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虽然是党和国家，但笔者认为体制外的力量才是改革中具决定性的力量。这里所说的体制外的力量主要包括人民、媒体、一些社会组织或利益集团等等国家机构之外的力量。之所以说其为决定性的力量，原因有二。

第一个原因是体制内缺乏改革的动力。现今体制内的官员大多是既得利益者，享有种种特权，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触动其利益。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消极态度。他们有时也会在政绩驱动下而进行一些政治方面的“改革”或“创新”，但这些大多是有作秀色彩，流于形式，又缺乏制度规范和保障，最终会随着相关官员离任而“人走政息”。这一点还突出表现在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上。中央提出的一些政治改革意见显然在地方并没有得到贯彻实施，虽可能有中央推行决心不够的理由，但更多是因为地方本身对触动其利益的改革措施持消极或反对态度。这样往往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纵使中央有改革诚意，其措施在地方的实施力度不免大打折扣。而中央也只是为了巩固政权而推行政治改革，因而更强调“社会和谐稳定”，缺乏大刀阔斧推行改革的魄力。因而，即使中央高层已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在改革上欠缺决心和办法。单纯寄希望于体制内进行有效的改革是行不通的。

第二个原因是体制外推动改革的力量较为强大且拥有很大潜力。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文33 《求是》2010 年第12 期

化的发展，人民的民主意识不断提高，开始要求改变当前政治现状，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而在传统政治参与方式难以满足人民政治需求的情况下，人民将政治热情投入到新兴的媒体—互联网之中。人民通过网络充分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对国家机关进行舆论监督，参与政府决策等等。人民也同样寻求通过实际政治渠道进行政治参与，而一些当前政治体制内存在的问题也更得到人民的关注。这些无疑都将成为推动改革的巨大力量。在体制内缺乏改革动力的情况下，民意倒逼才能使政治高层感受到改革的压力，更有效地推动改革的进程。媒体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同样也蕴含着巨大潜力。媒体在揭露现有政治体制存在问题、充当人民与国家机关沟通媒介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当前中国传统媒体多受国家控制，功能受限，难以担当这一角色；而互联网由于其与传统媒体所显著不同的匿名性、相对自由性以及双向互动性等而成为当前以及未来公民表达民意的主要渠道，对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将起到很大作用。

由此笔者提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形成民意倒逼—国家推行改革—公民、媒体反馈—国家完善改革措施的公民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只有使公民参与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才能使改革不流于形式，真正有利于国家政治文明发展与公民政治权利的保障。

结语：通过上述思考，笔者将其总结如下：改革刻不容缓，少谈困难，多做实事；不掩饰权力高度集中且缺乏监督这一政治体制的重大弊端与缺陷，放下意识形态偏见，大胆借鉴与吸收西方政治文明长处改革自身弊端；重视人民在改革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用人民的力量推动改革的进程。当然上面所说的都是对改革者的要求。支持改革、对改革提出意见与建议、必要时以舆论压力推动改革进程则是对当代公民的要求。中国政治改革之路注定是充满风险和困难的旅程，但这也是中国通往民主富强国家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黄卫平陈 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现状及其成因浅析.社会科学研究 2008年2月 李海青 赵玉洁.试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机遇期.求知/月刊 2010年7月 何影 王立云 刘太鹏 向俊杰.和谐社会视角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与均衡.晋中学院学报 2010年8月

王长江.从强化权力监督看整体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设与权力监督机制研究》评介.中国行政管理 2011年第八期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