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震对日本政治与外交的影响

第一篇：大地震对日本政治与外交的影响

日本地震对日本政治与外交影响

摘要：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随之造成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1-4号机组发生核泄漏事故。此次地震影响巨大，不仅对日本的社会经济造成巨大打击，而且也在深层次上影响着日本当今的政局及其外交活动。本文章分三部分对震后日本的政治格局和外交做了简要地分析：①地震前后当局政府面临的政治局面；②地震后的日本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关系；③日本大地震对东亚格局的影响。

关键词：日本大地震、“危机”、日本外交、东亚格局

正文:虽然，野田佳彦在2011年9月2日就任日本第95任首相，但是，历史是有连贯性，不能割裂开来，所以这并不影响我们研究前任首相菅直人在任期间对日本政治与外交方面的作为。

民主党执政时间并不久，从1955年开始执政党都是自民党，直到2009年大选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获胜，当选为日本第93任首相，才改变了自民党“独揽大权”的局面。鸠山由纪夫在任时，对外主张“日美对等”、构建“东亚共同体”；对内主张“行政刷新”、对官僚实行“大扫除”。应该说民主党执政家一改自民党长期执政的颓废态势，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然而好景不长，民主党的上升态势维持了半年左右时间，就出现了颓势。在外交上，美国不断对其施加巨大压力，日本国内保守派也反对民主党外交政策。在对内政策上，忽视官僚，致使官僚主义又逐渐兴盛起来，使得民主党举步维艰，鸠山首相被迫下台。

一、菅直人政府面临的“危机”

（1）地震前的菅直人政府

民主党是带有偏左性质的政党，菅直人在鸠山由纪夫之后上台，其党内派阀斗争严重，执政根基并不牢固，本来该吸取他的教训，及时纠正鸠山政权中的错误政策与手段，但菅直人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沿用鸠山政权的执政理念和方向，导致权力斗争突出，大大削弱了民主党的执政能力。之后菅直人的支持率不断下降，政权摇摇欲坠，大有垮台之势。“政治献金”在拖垮菅直人政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相前原诚司于2011年3月6日引咎辞职，其原因是他接受了外国人20万元的政治捐款，这违反了日本政治资金归正中关于禁止接受外国人政治捐款的规定。前原的辞职对于菅直人政权来说

可谓雪上加霜。前原在日本具有良好的政治形象，菅直人能上台他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前原是菅直人在民主党内制衡小泽一郎的得力助手。所以，前原的辞职势必加重小泽派系在民主党内的权重，致使党内斗争愈演愈烈，加重菅直人政府的执政困难。

同时，据共同社报道，2011年3月11日上午，在内阁会议后的阁原恳谈会上，菅直人承认曾接受韩国人的政治捐款，但他解释不知道捐款人是韩国人，并表示将全额返还。菅直人称“今后也将为工作竭尽全力，希望得到大家谅解”，并表示不会辞职。两大政治献金丑闻势必会对菅直人政府造成巨大打击，菅直人在地震前，其民意支持率只有15%-20%，他的许多政策，包括在日外国人可以参政政策，都得不到民众的认可。据日本媒体调查显示，70%的选民认为菅直人应在7月前辞职。可见，菅直人政权在政坛上已经是步履维艰，甚至奄奄一息。当然，从现在看，菅直人无论怎样也是不得民心了。

（2）地震后的菅直人政府

当菅直人正在为政治献金而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恰逢日本发生了大地震，这对于日本是一个大灾难，但对于菅直人政府可谓是一个机遇，因为当时国内的焦点都转移到如何有效应对地震上面了，如果菅直人政府能够展现良好的执政能力，从新获得民众的信任，或许还能够延续政权。但是菅直人在地震中的表现让民众彻底失去了信息。

隶属于东京电力公司的核电站泄漏爆炸事件一再瞒报，加上信息公布不及时，对当地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菅直人政府在救灾中表现不甚好，民众显然不买账，从而也成为在野党攻击当局的有利因素。最大在野党自民党的总裁谷垣祯一也要求菅直人下台，且民主党内以前党代表小泽一郎的支持派为主正在提高对政府的批判声调，菅直人政府陷入深深的困境。

（3）震后重建以及对本国的社会政治影响

由于地震，引发了海啸，核泄漏，重重打击带来的损失无法估计，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对日本造成了重创。经济损失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受地震和海啸冲击的直接损失。虽然这次地震的重灾区东北部不是日本最主要工业区，但该地区也集中了汽车、核电、石化，半导体等众多重要产业工厂，该地区经济规模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8%左右。其次，地震导致了社会经济混乱，由于地震导致交通线路瘫痪，交通中断，限制了日本进口，也影响了日本出口。受核辐射恐慌情绪影响，人心惶惶，国民都出国避难，并且由于日本是核电大国，核泄漏事故使电力供应成为难题，核电站不能正常运转，甚至面临被关闭的危险。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世界银行首都经济学家林毅夫报道称，日本地震及次生灾害对该国国内生产总值影响初步计算在2.5%-4%之间，约1000亿-2300亿美元。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日本经济重创势必会影响到日本的政治。由于经济地位的下降，日本政府在国际上影响力也会下降。

核泄漏必然会带来安全隐患。日本在没有通报邻国的情况下把放射性物质污水大量排放到海中，事实上，从核电事故爆发至今，到底有多少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水排放至大海中无法得知。”核泄漏所带来的安全方面的隐患，对日本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从而，日本人民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政府失去信心。从此次地震中，可以看出日本的防灾是不利的。海啸袭击日本之前，无论如何是有很长预警时间的，可日本政府应对不利，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日本地震频发安全意识极高，但在这次地震中却还是死伤无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的“无能”，灾民们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许多老人在饥寒交迫中遗憾死去。核危机抢救也是一塌糊涂。

二、地震后日本外交走向

此处，仅分析与日本关系比较复杂的中美俄的外交关系趋势。

日本以美国马首是瞻，关系密切，在经历了重大的灾难后，国内经济遭受重创，国家政策发生变化，必将引起日美两国关系的变化。大地震发生后，美国派出航母进行救助，但是后来听说有核辐射，担心救援人员受伤害所以马上撤离了相关海域。美国此举虽然可以理解，但是让我们看到了美日同盟根基的不稳固性，即日美同盟更加侧重于传统安全上的合作，并且美国只能同甘不能共苦。此外，由于地震日本政府的重点肯定是国内，对周边国家的威胁会相应减少，这显然不符合美国全球霸权理念，也会影响美日同盟关系。

地震发生之前，日俄两国关系因“领土争端”问题还很紧张，不仅政要之间大打“口水仗”，两国关系也一度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日本发生强烈地震后，俄方显示出了积极的态度，在第一时间派出救援队参加救灾工作，并迅速提供救援物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第一时间向日本首相菅直人发去慰问电，表达对遇难者家属的慰问之情，总理普京立即表示俄罗斯愿意向日本提供煤、天然气等能源援助，以缓解日本因福岛核电站事故导致的电力紧张问题。同时，俄罗斯广大民众也纷纷为日本地震死难者献花，表达同情和哀伤之情。俄方在日本遭受了灾难后不仅显示出了“纯粹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可以看出，俄方正在寻求日俄关系的突破口，期待借此机会软化日本在领土争议上的态度，并试图通过支援等周到的“地震外交”来改善两国关系。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使日本内阁面临巨大考验，日本政府的工作重心由强势外交转为国内灾后重建，对于与俄方存在领土争议的日本而言，今后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在资源等方面对俄罗斯出现“依存”的倾向，此前炙手可热的“北方四岛”问题将被冷却，搁置一旁。而随着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完成，经济的复苏使

其更有实力从容应对，同时，会加强岛上的军事力量，部署更多的先进武器。“北方四岛”蕴含的丰富资源和处于太平洋咽喉要道的战略地位，俄罗斯将长期掌握该群岛的控制权。

中日两国渊源很深，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抗日战争，钓鱼岛问题，撞船事件等等。日本发生大地震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时间向日本民众表示慰问，中国政府派出救援队赴日协助救灾，并提供了积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及燃料。面对灾难，中日两国政府及人民互支互援，体现了超越国家及民族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给修复中日关系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但是由于此前日本政府不断参拜靖国社，不对侵华战争进行反思，时不时的激起我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中日关系也曾一度降至低谷。

三、日本大地震对东亚格局主要影响

由于地震的影响，日本政府的战略重心在今后几年内将转向国内，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在外交方面不会再像原来一样剑拔弩张，而会做出相应调整，从而会有利于缓和东亚局势。

首先，对朝鲜是极为有利的。在此之前朝鲜半岛充满了火药味，局势异常紧张。日本大地震打乱了美日韩的军事部署，原订的针对朝鲜的联合军事演习全部停止，朝鲜半岛局势趋于缓和。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过去一直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自去年以来，每次朝鲜半岛出现危机，日本都会追随在美国后面，时刻准备援助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但现在，日本暂时无力介入朝鲜半岛事务。同时，在近期内，美国把重心放在了处理中东、北非等国**，以及援助日本灾后重建，无暇顾及朝鲜半岛事务。美国、日本各有关注重点，韩国在没有美日这两个国家的支持下，不敢对朝鲜动轻举妄动，朝鲜可以暂缓一口气，领导人将会赢得很长一段时间的和平环境，从而推动朝鲜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进行。

其次，中国也从中受益。去年以来，在日本的操纵下，东亚地区俨然出现了一种新冷战格局，即美日韩联合对准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拒绝与中国共同开发，进行实则对准中国的美日韩联合军演，借美国力量打击中国。美日韩联盟成形，东亚新冷战局面隐约出现。中日关系恶化，甚至不少人怀疑会爆发中日间的军事战争。但日本大地震后，东亚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东亚局势得到缓和。

最后，加速东亚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特大灾害冲击了过去的传统安全观，日本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是中国吗，还是其他因素？在我看来，日本面临的最大威胁恰恰来自它自己：日本是一个岛国，而且身处火山地震活跃的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所以其更大的威胁来自于传统安全因素。这个因素恐怕有些时候日本本身无力面对的时候，恰恰需要

其他国家的协作，尤其是东亚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和协调。日本大地震，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强东亚其他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认识，由此加速东亚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

日本的大地震不仅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灾难，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经济损失,同时也对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影响，造成全球市场动荡，势必也会对日本的政治与外交策略产生影响，进而也给东亚地区的局势带来了影响。

参考文献：

1、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011年3月11日

2、《华尔街日报》，2011年3月21日

3、韩国《中央日报》，2011年4月7日

4、美国《时代周刊》，2011年4月6日

第二篇：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的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的影响

摘要：文化是影响国家外交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文化角度理解一国对外关系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中国有着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 几千年薪火相传，对后代影响深远。其所蕴涵的价值观念及行为准则不仅具有强烈的历史感,而且还带有鲜明的现实性,从最深处影响着包括当代中国外交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致力于建立新的外交形象，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外交战略、政策实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传统文化；当代中国外交；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中国拥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在长久的历史演变和社会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遗产，这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1]。

文化通过影响一个国家的决策者的认知模型,影响他们对环境的感知,进而影响一国的外交政策。正如诺威尔(John P.Lovell)所指出的,“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那些在每个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易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将有许多文化根源。此外,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宗教信仰及意识形态等因素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决策者的思维方式、处世态度和价值取向,而这些因素会在他们制定外交政策和进行外交行为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来[2]。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的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

交思想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烙印，体现在外交思想的不同方面。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外交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儒家的“仁义”，“和合”，“天人合一”等思想，时至今日仍在我们的思想理论当中起到一定的影响，而在中国的外交理论当中仍然可以找到其历史思想的支撑。尤其是现代社会以来，“和合”命题始终是贯穿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一条主线，从周恩来总理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邓小平的和平外交理念，再到今天“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无一不是在“和合”思想和国际大环境下中国的外交选择。尽管不同时期“仁义”在中国的外交中所具有的含义不同，但中国外交思想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或多或少地秉承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始终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堪称是仁义外交、“儒家外交”;随着环境问题的世界化，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更是引起重视，成为环境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我国环境外交提供了传统的理论基础[3]。

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历来主张以和为贵，这与与西方文化所倡导的竞争意识形成强烈反差。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的不同特性。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小农经济上，表现出一种“ 静态” 的特征，重视自然、和谐，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身心和谐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价值理想是“和”。“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道路及战略目标。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规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国家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国政府就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准则,即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的“和”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是“和而不同”哲学观的具体体现，也是辩证法中的儒家精华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典巧妙融合吸收和成功运用。其主张以和平作为各国相处的方式和目的,蕴含了“贵和”的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各国要承认彼此的差异与区别,并在此基础上尊重这种不同,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以谋求最终“共处、互利”和谐发展的国际环境,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和”非否定个性,和平共处而非消灭异己。“和而解”是解决国际关系中矛盾冲突的一种有效方式，这种非爆发式的方式能够保持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相对平衡与稳定，同时也能够避免和化解矛盾冲突所造成的破坏。重视“和而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

体现了一种博大的道德情怀，以“和而解”为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反映出道德价值取向。同时，也表现出中华民族在道德方面的宽容但不失原则的高尚一面。

中国提出“和平发展”的理念和战略,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以五千多年的中华历史文化为基础的。国家的发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外扩式”的,即国家的发展崛起伴随着侵略战争、征服别国、并吞他国领土或建立殖民统治。这种方式在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并不鲜见。另一种方式是“内敛式”的,即发展崛起不向外扩张,不征服世界,不建立殖民地,而致力于本国各方面的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无疑属于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在和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对外关系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谋求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同时，进一步要求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为和平的长久存在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主张为了谋求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营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推进世界和平事业[4]。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 主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2002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江主席在布什图书馆发表演讲时引用《论语》“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出“中美之间、国家之间应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差别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和”强调和平,和谐。在承认和尊重事物之间差异的同时,还要追求事物之间的协调和融合,达到和谐的状态。从古至今中华民族都在追求五种和谐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与社会的和谐;三是人与家庭的和谐;四是人与人的和谐;五是国与国的和谐。“和谐世界”的提出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追求“和”,或和谐的精神。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目的在于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为中国和平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崛起”源自和平，而“和平”又推进了崛起。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

想对中国的发展起到内在文化保障功能。因此，中国的崛起不会对它国构成潜在或实在的威胁。相反，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使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更为丰富多彩，为人类提供更多的模式和文化借鉴。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国际关系的历史带来新的范例和素材，证明人类可以通过理性和和平的方式处理好国家冲突这一千古难题。每个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无不根植于它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不曾断裂，“和合”精神始终贯穿其中。“和”，指的是尚和平，重和睦;“合”，指的是讲融洽，求和谐。中华文化传统的这一核心精神，突出地表现为三大理念与追求:贵和慎战、包容兼蓄。中国的外交实践证明着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平自主，善结与国，慎战避战。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守护者，绝非世界和平的破坏者和威胁者。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从实际生活出发，要求合理地保护自然资源，维护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这种主张一方面反映了儒家对于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表明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它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观念，也是一种生态价值观、经济价值观，对我国制定环境政策，指导环境外交思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新世纪，我们放眼未来，发展并稳定多边，积极促进国际环境合作的全面发展，为促进全球环境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又要着眼于现实，认清形势，吸取传统文化的精粹，制定出正确的环境外交理论和政策，切实保护世界环境，维护国家利益，促进人 类和谐共生。

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指出中国要着力培植文化软实力，这对于扩一大中国的影响力，推广沉淀了五千年的华人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国的外交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要着力从传统儒家文化中找寻适合于当今外交的有用理论价值，应用于我国外交思想理论的构建，最终形成自己的文化外交思想。一国制定和推行的对外政策并非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深受其植根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道路和战略目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将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外交的未来发展。当前,中国外交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在国际事务中谋求合作,以及积极追求世界和谐的诚意和举动,也逐渐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信任,相信在未来的国际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

台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外交必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与收获。参考文献：

[1]谢慧.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期刊论文]-文化论坛.2011 [2]肖晞.牛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期刊论文]-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3]王丽丽.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关系[硕士论文]-青岛大学.2009 [4] 楚树龙.王青.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期刊论文]-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第三篇：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以遏制理论为例

课程：外交决策分析 班级：国政1002班

2011年4月20日 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以遏制理论为例

【摘要】国际关系理论产生较晚，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战后美国的遏制战略成为美国对苏战略的核心。本文以美国的遏制战略为例分析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理论在决策前为决策提供了多条选择路径，在决策中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从而作用于决策实践，然而理论也存在诸如与实践脱节、不为决策者所重视等种种局限性，因而探讨理论和外交决策关系对中国当前理论研究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关键词】外交决策 遏制理论

一.国际关系理论的演变和发展概述

国际关系理论一般是指研究国际政治事件或过程的个性与共性，并据以提出命题、得出结论或总结出规律。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体经历 “从描述性到分析，从具有浓厚的法

1理主义道德主义色彩转变为比较冷静和客观科学的政治研究”。

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为了向君主这提供实际的咨询，并未对国际关系现象作抽象的分析；20世纪初国际关系研究最先在英美兴起，二战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诸多的流派，形成了包括对理想主义学派的批判和对二战反思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对现实主义进行修正强调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制约作用的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机制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强调国际体系中的社会结构的建构主义等一系列理论和理论学派。这些理论通过学者的批评、政策的辩论等各种途径在诊断政策制定者的政策、预测国际形势的发展、评估政治决策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并不断继承发展完善。

二.遏制理论的产生和实践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共同敌人的消失，两国均凭借自己在战时所形成的强大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实现本国的安全和扩张的目标。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以遏制苏联作为国家最高战略目标的“杜鲁门主义”标志着美苏冷战的正式开始。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中，美国始终将遏制战略作为美国对苏战略的核心，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 周桂银 主编，《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第2页 遏制理论的产生：1946年2月22日乔治·凯南在从 莫斯科发回国务院的一份长达八千字的电报中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当采取的措施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引起决策层的注意。1947年5月，凯南担任新成立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并从此进入了美国决策的核心。7月凯南在美国的《外交》季刊上发表了著名的《苏联人行为的根源》，正式向美国公众公开美国的遏制战略。

遏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实践：苏联对外扩张的根源在于俄国人传统的不安全感；苏联行为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苏联的政策目标是试图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以扩大苏联的影响范围；美国对苏政策应是遏制苏联扩大势力范围的努力，限制苏联的影响范围并促使其内部发生变化。遏制战略提出后美国的政治上实行了以遏制苏联为目标的杜鲁门主义在经济上实行了扩大美国在欧洲势力的马歇尔计划，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后对苏联实施了包括围堵，威慑、胁迫、预防等多种手段对苏联围追堵截，相当程度上在对苏联的解体上起了促进的作用。

三.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理论为外交政策提供了更多选择的路径。首先，理论的产生过程决定了理论的直接价值。理论是古代向君主提出的合理的建议在近代的抽象化规律化的演生产物。它的直接而实质的价值便是通过专业的信息采集信息分析和研究为决策者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选择，减少在决策者的非专业性造成的对国家利益的损失。其次，不同理论的直接价值需要在不同具体环境中有不同的体现。不同的具体环境下理论所产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弱肉强食的年代，列强纷争诸强割据的时代，实用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往往发挥更显著更有效的作用，而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带有温和色彩的自由主义往往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因此，不同理论的不同的适应性带来了理论选择的多样性。理论的多样的纷争使得决策者有更多的可选择理论，改变了以往少数“谋士惑君”的非科学的局面。

二战结束后美国面对一个战后国际地位空前提升的苏联面临诸多的战略选择。由于在二战结束前后美苏之间在东欧、德国等诸多问题上的争夺，加之二者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两国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对抗。然后关于对抗方式当时不同理论给出了不同的回答，杜鲁门政府正是在此时选择了遏制战略作为其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见，专业化的学者理论对外交决策提供了更多合理而可行的新路径，促进政策实践利益的最大化。

理论促使外交决策的科学化。决策者常常同时以政务官的身份出现，不仅参与决策且需要处理大量包括外交活动、竞选活动等事务，因此往往在相关专业能力难以与专业学者相匹。决策者更多依赖个人素质、经验等因素制定政策，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非科学性，可能给国家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失。六十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决断的赫鲁晓夫在过程中以冒险主义开始而以投降主义结束使得苏联在世人面前丢尽脸面。而肯尼迪政府团队的科学决策不仅使美国在危机中获得胜利，也成为“危机决策”的经典案例。科学的决策离不开抽象化的理论指导，危机的科学决策是常态化的理论研究的产物，因此研究理论无论对于常规型决策亦或是非常规型决策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凯南的遏制理论并非仅仅是书斋简单逻辑分析的产物，长期在苏联的实践工作使之拥有了超过普通美国学者官员对苏联的认识，专业化的分析方法和可靠而广泛的信息来源是其战略理论提出的前提。在《苏联人行为的根源》中凯南从俄国人传统的不安全心态入手，对苏可能采取的方法进行了科学化的估计，从而得出以遏制作为国家对外战略的目标。因此，理论不仅提供了多条决策的路径，更使得路径的可行增加了专业和科学的砝码，减少了因决策者的武断、少数政策建议提供者的片面性带来的风险。

实践对理论的修正作用促进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国际关系理论由于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 和变革之中，难以有一种完善的理论能够真正诊断、指示、预测和评估所有的国际关系现象，因而实践对理论的不断修正和完善成为理论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完善后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和评价也就越具有说服力。

遏制理论自提出到发展并非一成不变，遏制是美国对苏外交的主轴，然而在不同时期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遏制理论的内涵也在不断完善及变化。冷战中，遏制理论的具体内容大致随美苏实力对比以及不同的总统而有所区别。冷战初期，苏联综合国力与美国有一定差距，处于美攻苏守阶段。美国凭借在展示膨胀起来的政治军事实力在全世界范围内遏制苏联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包括拉拢欧洲出兵亚洲和支持镇压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等。但随着美国深陷越战，苏联军事实力的增强，全方位的激烈对抗和遏制已经难以符合实际的情况。70年代起，遏制理论的内涵悄然发生改变，尼克松上台采取收缩战略，包括结束越战、改善中美关系、对苏缓和、加强与西欧日本的关系，但目的仍然是与苏联对抗来遏制苏联，是美国实力衰微的无奈之举。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保守的里根的上台使美苏实力对比和遏制战略再次发生改变，在苏联内部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停滞，美国以经济和科技实力实力加快遏制苏联的步伐，直至冷战结束。

纵观冷战，遏制理论为美国对苏政策提供了原动力，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美苏实力对比变化而出现的新问题尤为遏制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使之更可行地知道现实政策。这无疑体现了理论与实践之间互生共荣的关系。

理论对外交政策作用的局限性。首先，理论同时具有超前性和滞后性，理论的两性使理论往往与实践脱节，造成理论与实践的鸿沟。理论的超前性体现在理论由于学理上的分析和发展，使之超前于现实的生活和发展，提供了一幅未来的蓝图和愿景，它可能提供了为现实预测的功能，也往往是书斋的产物，因此常常脱离现实的存在，不仅短时间内无法实现理论的价值也造成了民众及决策者的不信任。相同的，理论还存在着与超前性截然相反的滞后性。由于理论常常对已有现象事实的概括抽象，若无法提升理论之所以为理论的一般性，就会出现就事论事、“事后诸葛亮”的误区，出现与超前性共同的问题，即无法实现理论的价值及失去信任导致理论研究的持续性遭受挫折。

再者，许多正确的决策并未能为当政者和决策者所看重。理论为决策者提供多条路径选择，却并非都是尽善尽美，可行而可持续的。学者在为决策者出大量“选择题”的同时却无法为其确定最后的答案，这使得最后的政策实施难以符合期望。同时，众多研究的非科学化、书斋化增加了非良性路径的数量导致了正确建议为决策层所看重的可能性。多重理论的缺陷使其失去决策层的信任，他们往往更愿意将理论作为其行动的美好外衣，实行宣传和行动两副面孔，失去了理论作为实践指导的现实价值。

四.研究理论与外交决策的影响对中国的启示

理论研究的发展应该两条路并行。所谓的两条路并行即不仅需要发展具有超前指导意义的理论也应该同时发展与现实问题相关的理论研究。没有所谓超前艰深的理论拓展，理论的未来出口将变得有限，理论的现实瓶颈将很快到达。但没有着眼于现实问题考量的具有短期成效性的理论研究将造成许多现实问题，即理论难以服务于实践，社会对理论的期待的减少导致理论研究的保障和激励的减少，理论发展同样将陷入困局。

现实的做法为形成并不脱节的但各自有所侧重的两套专业化的研究队伍，形成以实务理论研究和非实务理论研究的两套体系，两者并重。以前者作为后者研究的现实保障和现实出口，以后者研究作为前者的基础。

科学化的理论决策关系是最佳的路径选择。现实中在中国部分地区的决策不调查不研究脱离实际情况，以领导的个人喜好滥用决策权，被群众讥之为“先拍脑袋决策，再拍胸脯 保证，后拍屁股走人”的干部。为了减少传统的“拍脑门”决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科学化的理论决策关系是决策正确优化的最佳选择。科学化的决策理论关系不仅在于学者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更在于决策者改变观念，转变在过去以研究者作为其政策粉饰者的地位。借鉴部分国家现实在实行的政府官员、智库、大学学者之间的职务互换的“旋转门”形式，改变理论研究和现实决策的关系。

理论的成果应该符合决策者的需要。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著作一般过于抽象化，他们所提供的一整套专业术语往往难以很快令决策者了解，难以使决策者完全理解和实施贯彻研究者的意图而出现偏差，并且时常在决策者采用该成果之前已经为决策者所抛弃。决策者在处理大量事务性工作时需要的往往是可信度强的而方向性明确易懂的决策方案，而非艰深难懂的理论过程。可信度源自于方案提供者以往的理论研究对现实的可行的积累，而在做到可信度足以和决策者沟通时，方向性明确且易懂的方案就显得尤为重要。系统的专业加工而产生的有力而要的政策选择在未来也将成为理论服务于决策的最佳道路。

【主要参考资料】

1.周桂银 葛腾飞 主编：《当代国际关系史（1945-2005）》，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 2.方连庆 王炳元 刘金质：《国际关系史（战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周桂银 主编：《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4.陈岳 著名：《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研究》，载于2006年第10期《社会科学》； 6.何兰：《美国冷战与遏制战略评析》，载于1997年第4期《高等函授学报》； 7.臧永祥：《外交决策理论探析》，载于2008年第1期《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第四篇：(俄罗斯外交论文)中俄能源合作及对东北亚经济的影响

《俄罗斯外交》

论文

论文题目:中俄能源合作及对东北亚经济的影响

系别：人文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年级：2005级

中俄能源合作及对东北亚经济的影响

【摘要】 中国与俄国是东北亚地区的大国，两国经济上的合作影响着整个地区的局势。本文通过对中俄之间能源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分析，对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取得的成就的回顾，着重分析了两国合作对东北亚经济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能源外交 中俄关系 能源合作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技术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人类社会对能源的需求量不断加大，能源也从人类富有的财产渐渐走向枯竭。为了生存，能源短缺的国家必须向外寻求帮助，能源问题也就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成为关乎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的问题，成为国际战略的重中之重。中俄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已达十多年之久，但合作路途并不平坦，其中出现的“安大线”和“安纳线”之争等，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石油问题是中俄关系中的软肋 [1]。

尽管如此，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还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那么两国进行能源合作的动因是什么呢？两国的合作无疑会极大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但对整个东北亚经济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中俄能源合作

（一）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1、世界性能源紧缺

众所周知，世界能源危机是人为造成的能源短缺。石油资源的蕴藏量不是无限的，容易开采和利用的储量已经不多，剩余储量的开发难度越来越大，到一定限度就会失去继续开采的价值。在世界能源消费以石油为主导的条件下，如果能源消费结构不改变，就会发生石油危机。

近年来，世界能源市场的发展受到一系列因素诸如伊拉克战争、“卡特里娜”飓风的影响，导致能源产品价格暴涨、能源消费中心由发达国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影响力增大 [2]。谈到战争，由于其本身对石油产生大量的需求，使得石油供给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引发世界各石油输入国大幅增加石油储备，从而助推了油价的升高，导致石油危机的加剧。

为应对这些新变化，世界各国积极寻求与产油大国开展广泛的以石油天然气为主的能源合作。中国也赶在队伍的前列，不仅努力谋求与中东产油大国的合作，而且积极探索从毗邻的能源大国俄罗斯那寻求帮助。国际能源危机的加剧为中俄两国能源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2、中国能源危机严重

如上所述，在国际能源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随着工业的发展、能源消耗量的增多，以及能源利用技术较低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耗过，面临的能源短缺问题更加严峻。据西方专家评估，2005年世界对石油的需求量增长了1.3%，而中国的增幅为2.8%。由此可见，加快与俄罗斯建立有效的能源合作机制是解决中国能源短缺问题的必要途径。

不难看出，中俄进行能源合作对中国的好处是明显的：在当今世界格局趋向多极化和必须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势下，把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和核能)作为巩固和发展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长期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物质基础；从地缘政治和经济考虑，加强与俄罗斯能源合作可保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另外从安全角度看对中国也有较重要意义。[3]

3、俄国大力推行能源外交

能源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在由于伊拉克战争使中东地区石油产量不稳、世界市场油价不定的情况下，俄罗斯利用其得天独厚的丰富能源，以及地跨欧亚、联接东西、辐射性强、紧邻世界主要石油天然气消费区、能源供应渠道稳定且安全等有利条件，大搞能源外交，赚取经济利益，提高政治地位。

所谓能源外交，就是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一个国家在能源的进口、出口及能源的相关事项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把能源优势，特别是丰富的石油资源优势作为其外交砝码，作为撬动东亚，西欧乃至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工具，这就是俄国的能源外交。其具体战略是：稳定西欧，巩固独联体，争夺里海，开拓东方，突破北美，挑战欧佩克。[4] 在上述战略中，中国理所当然的成为俄罗斯手中的一颗棋子。在俄中关系方面，俄国为了改变自身在经济上面对中国的巨大劣势，不断调整对中国的能源供给。左右逢源的俄国有其自身的能源战略图谋。“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因此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在经济上最划算，在政治上也最安全。加上中国能源市场大，因此也是最稳定的市场。而如果失去这个市场才是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俄政治经济学家舒别尔强调说。[5]因此，在中国深陷“能源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更有可能以石油作为谈判的筹码，换取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报酬。

(二)中俄能源合作的挫折与成就

如前文所述，中俄两国在能源合作领域有波折也有重大的成绩。

从1994年到2003年，历时9年，中俄两国终于达成协议，准备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安加尔斯克油田直达中国东北大庆，修建一条长达2400公里的跨国石油输送管线，简称“安大线”。这一工程，却因日本的强力介入竞争、提出新线路而频生变数，“安大线”方案顿时搁浅。

但随后，中俄两国排除障碍，开创新的交往方式。在2006年的“中国俄罗斯年”里，普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在中俄石油天然气合作方面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为长远合作奠定了基础。[7]送走了中国“俄罗斯年”，又迎来了共有190项活动的俄罗斯“中国年”。期间，中俄两国签署了超过43亿美元的合作协议，项目涉及能源、高科技等领域。在中俄经贸关系中，能源合作无疑是最受外界关注的领域。能源合作的进程，无疑在俄罗斯“中国年”中得到加速。

从2004年开始，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数量开始迅速增长.2006年，中石油分别与三家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公司签订了有关石油、天然气和管道建设的三个合作文件。2007年11月10日，俄罗斯工业和能源部部长维克托·赫里斯坚科称，“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中国支线将于2008年开始修建。[8]该管道的建成无疑将会走中俄两国带来巨大的利润，给整个东北亚都带来巨大的便利。

另外，在中俄双方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推动下，中俄石油天然气合作目前形势良好，正以多种形式开展起来。俄罗斯石油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将合作成立东方能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将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合作建设1000万吨炼油厂，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俄罗斯卢克公司签订在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建设100座加油站的协议，中国石化总公司参与库页岛的勘探工作，所有这些都说明，中俄石油天然气合作在不断扩大和深入。

二、中俄能源合作对东北亚经济的影响

能源合作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中俄两国的能源合作已经为两国不仅是在经济上，而且在安全环境方面都带来了极大的利益和好处，那么作为东北亚地区两个最大的国家，他们的合作给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中俄两国的能源合作只会给东北亚的经济发展带来好处，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一）符合当今时代的潮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 能源自被开发利用以来，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后，军事因素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经济因素则相对上升，涉及能源的国际问题变得敏感。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集团化的大背景下，国际关系日益体现为共同利益基础上的相互依存，各国关系与利益的交织为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9]在能源领域也是如此，石油输出国组织、国际能源合作机构和世界能源宪章组织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从安全角度看，能源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非传统安全威胁超越了传统安全以各国疆界为主的地理空间，具有突出的跨国性和明显的扩散效应。针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跨国和跨地区的特点，相关各国只有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调以及建立互相信任等措施，扩大交流与合作，才能逐步解决彼此间的冲突和矛盾，实现共同安全。[10]可见，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合作是符合当今时代的潮流和顺应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的。

（二）有利于加快构建东北亚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的步伐 东北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和俄罗斯亚洲部分。由于经济快速增长，东北亚地区的能源需求增长明显快于世界其他地区。其中，俄罗斯是世界能源生产大国，而日本所用石油99%以上靠进口，中国也已经由产油出口大国转变为进口大国。因此，中国与俄国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就给日本等国带来了恐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国对抗从而加剧了该地区紧张。“安大线”和“安纳线”之争即是最好的说明。

尽管日本可能对石油路线选择问题耿耿于怀，但我们相信，通过重要的新形式的合作，各国之间的矛盾可得到化解。有关专家认为两国之争主要在于两国在能源供求方面的趋同性，在于两国在能源利益方面的重叠性。正是中日两国在能源消费结构、来源渠道、能源战略方面的趋同，才使得双方利益重叠，冲突不断。从一定意义上说，区域内国家的能源竞争说明这些国家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和利益的重叠，这既可以是区域内国家的能源激烈竞争的主要原因，也可以是加强合作、维护共同利益、构建有效能源供应体系的基本动因。

另外，中国与俄国能源合作的成功无疑可以成为该地区的典范。中俄的合作为其他各国与俄国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俄罗斯在享受的合作带来的成果时，定会寻找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机会，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也会竭尽所能的去帮助他国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东北亚区域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的建立也就指日可待了。

（三）有利于加强本地区的能源安全 实际上，能源合作和各国的能源政策是与能源安全密切相关的。能源安全的概念可以有不同的界定。一位韩国学者基于对能源危机的分析得出的能源安全的概念是：“获得稳定的、价格合理的和可持续的能源供应。要建立一个高效的和环境友好的能源供应体系、能源危机预备机制和国际合作。”[11] 作为东北亚地区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合作不仅有利于维护两两国的能源安全，也能极大地推动该地区整体的能源合作进程，有利于维护整个地区的能源安全。

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的消耗，能源短缺问题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国由石油出口大国变为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面临着不得不在世界各地寻求能源帮助的困境。而其优势就在于与能源大户俄罗斯毗邻，而且两国还有着较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因此，中俄合作成为中国寻求发展的必然出路。

对于俄罗斯而言，向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出口自己的优势商品，既有利于取得较高的利润，又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其推行能源外交战略，俄罗斯当然是以经济态度来迎接中国的合作了。

对于整个东北亚地区来说，能源合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保障区域安全的重要手段，对各国而言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中俄的能源合作的深入开展不仅会促进整个东北亚地区的能源优质化,改善该地区的能源结构,而且将加强东北亚各国间的相互联系,为东北亚地区经济的更加繁荣注入强劲的动力。

【参考文献】

[1]石油管道之争背后的俄中关系不均衡，孔寒冰，《世界知识》2003年第21期 [2]受美国飓风影响 能源等产品价格上涨http://www.xiexiebang.com>时事聚焦>国际时事>中俄能源合作不断加温

[8]俄高官表示东线石油管道中国支线将于08年开工,中国经济网 > 产业市场 > 能源 > 石油 > 正文www.xiexiebang.com [9]国际政治背景下东北亚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的构建http://www.ebtime.net 2006-12-14 来源:《西伯利亚研究》

[10]国际政治背景下东北亚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的构建http://www.ebtime.net 2006-12-14 来源:《西伯利亚研究》

[11]［美］丹尼尔·耶金．全球能源安全．国际经济评论，2003

第五篇：论日本大地震对中国及世界能源供需的影响

论日本大地震对中国及世界能源供需的影响

作者：唐艳秋

钟丹妮

摘要：日本地震致使许多能源基础设施遭严重破坏，福岛核电站在此次地震中发生核泄漏，由此引发了世界人民对核能源的质疑，尤其是日本民众反核情绪十分严重，他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拆除全部核电站，这些都可能成为改变日本能源结构的因素。诚然，核能所存在的安全隐患绝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当今的世界能源结构是以化石燃料为主，可再生能源、新能源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核能作为一种新能源，大大缓解了不可再生能源日趋枯竭的压力。核能的减少，将有可能改变世界能源结构，并迫使各国加快对新能源开发的步伐。

东京时间2011年3月11日14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大规模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在此次地震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因为核物质泄漏的源头未能及时堵住，大量带有放射性物质的污水源源不断地流入大海，引发了世界人民的恐慌。

核污染已经不是新鲜词了，自1951年人类利用原子能发电以来，对核电的反对就从来没有停息。特别是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后，上世纪80年代末和整个90年代，西方国家曾掀起一波更加强大的反核行动，不少欧洲国家或者关闭已有核电站，或者停止建设新的核电站，有的还将“无核”诉求写进宪法。就切尔诺贝利核能发电厂发生的严重泄漏及爆炸事故来说，该事故导致31人当场死亡，上万人由于放射性物质远期影响而致命或重病，至今仍有被放射线影响而导致畸形胎儿的出生。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此事故引起大众对于前苏联的核电厂安全性的关注，事故也间接导致了苏联的瓦解。苏联瓦解后独立的国家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及乌克兰等每年仍然投入经费与人力致力于灾难的善后以及居民健康保健。在过去20年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受害者总计达900多万人，随时可能死亡。

对于这一点，经历过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日本民众更是深有体会，这次日本核泄漏，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在核危机事态面前的应对失措，无疑会加深公众对核电的恐惧心理，从而为反核群体提供新的动力，日本人民的反核情绪更是被彻底激化。在日本国内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

他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停止使用核能源，拆除所有的核电站，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对此采取模凌两可的态度。另外受地震影响，日本宫城县、福岛县、茨城县境内的核电站相继关闭，包括日本核电公司东海第二发电所在内的11个核反应堆停运，多家火力发电站也停止运营，日本的电力供应能力大幅下降。

据资料显示，日本有54座核电站，提供国内三分之一的电力。日本是一个工业大国，对能源的需求极其巨大，核能作为一种新型能源，具有清洁、高效率的优点，对于日本这个资源匮乏型岛国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但是，核能一旦利用失控，对人类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

从消极角度来讲，如果日本政府顺应民意，停止使用核能源，势必会造成日本能源结构的变化。日本能源资源贫乏，只有少量水能和煤炭，必须大量进口原油、天然气、煤炭及铀等能源，是世界第 2 大能源进口国，同时也是世界第 4 大能源消费国。自发生“世界能源危机”后，日本为了减轻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大力发展核电，开发水电、煤电、液化天然气发电，开发新能源，从供需双方开发节能技术，进口能源的比重已明显降低，但到 1999 年，一次能源进口比例仍超过 79%。在日本的能源需求中，石油占 52%，煤占 15%，核能占 15%，天然气占 13%，水能占 4%，可再生能源占 1.3%。停止核能，意味着日本15%的能源要靠其他能源来承担，再者，此次地震损坏了许多日本的能源基础设施，重建的话也需要大量的能源，但是一时之间没办法找到新能源，只有进一步依靠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这样一来，世界不可再生能源的需求进一步扩大，世界能源结构趋向优质化的进程更为艰难。

另一方面，日本一直致力于开发“可燃冰”等新型能源，日本经济产业省准备于2011年年底，在东海洋面至熊野滩一带的海底，从海洋中开发可代替石油的能源“甲烷水合物”。此次挖掘工作是世界首次，如果一切顺利预计2018年可以投入商业生产。预计向海底挖掘数百米。由于海底的可燃冰是固体，不会像石油和天然气那样自己喷发出来，因此准备尝试新技术，通过降低含可燃冰地层的压力，使其分解，从而取出甲烷气体。经产省从2003年到2006年实施了钻探调查，确认了该地区含有可供日本使用13.5年的天然气资源。至今，还没有把可燃冰投入商业生产的国家，对于日本来说这有可能成为珍贵的自主开发资源。停止使用核能源，将使日本加速开发新能源，用可燃冰等代替核能。如果日本的能源转型成功，可能带动世界能源结构的改变。

日本能源结构变化对于中国影响最大的方面就是煤炭的供给，“日本遭受地震以及海啸灾难之后，造成短期煤炭需求呈现短期回调，加之日本主要煤炭接卸港之一仙台港遭到严重破坏，其港口煤炭接卸才能总体降低，短期煤炭进口呈现一定幅度降低。”煤炭资深专家李朝林分析道。随着日本灾后重建工作的着手，对煤炭的需求一定会增加，中国作为一个煤炭资源较为丰富的日本邻国，必然会成为日本煤炭资源的主要来源国。中国煤炭的出口量加大。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能源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大国。因此仅仅在东亚就存在了两个世界前三位的能源消费大国，这也造成了本区域内的能源安全的竞争。

短期来看，福岛核危机会放大以往历次核电站事故所产生的恐惧效应，这又会迫使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要更加慎重考虑核电发展。但核电站不会消失，对核能的利用也不会消失，世界能源利用格局不会因此发生大的改变。

长远来看，人类的能源利用还是无法离开核能，比如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世界一些国家曾引发核利用的争论，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核能在欧洲又出现回归，部分反核人士对核能的态度也发生了逆转。过去六十年来，核能技术不断发展进步，目前第三代核能技术已进入实际应用阶段。这是人类技术发展的必然过程。当然，核能技术应用中发生的事故、遇到的问题，更会刺激各国政府或核电企业要下大力气组织专家，对现有的安全标准进行检查，寻找漏洞，对核能技术进行更新升级，从而提高核能技术应用的安全程度，提升核安全管理水平。这次危机再次将核安全问题暴露在世人面前，无疑会推动世界核能技术的进一步更新换代，没有人愿意看到今后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故。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如上所述，此次的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将激发人们完善核技术，进一步加大核能源在世界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核能源也会在未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附注：1）本组资料搜集人员：谭明凤、唐伟、任巧

2）本文引用图片摘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