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民主改革时期宪法的修改（精选五篇）

第一篇：日本战后民主改革时期宪法的修改

日本战后民主改革时期宪法的修改

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后，为了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军事威胁，麦克阿瑟以本国政治制度为模式，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实施了大规模的民主化改革，力图将日本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其基本的依据和政策指导是美国政府颁布的两份文件。其一就是1945年8月29日由杜鲁门批准、9月22日发表的“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其二是同年11月3日发给盟军最高统帅的“有关投降初期占领和管制日本的基本指令”。麦克阿瑟采取的每一政策和措施都是在这两份文件的规范和指导下进行的。其中，修改宪法，改造日本的政治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日本的首部现代宪法是明治宪法，又名大日本帝国宪法，颁行于1889年，在明治维新时期获通过，是根据普鲁士模式建立出来的一套君主立宪制．在该宪法中，天皇是一位活跃的统治者及拥有相当的政治权力，但国家财政预算的批核权力却在国会手上。

在亚洲诸国中，该部宪法的历史仅次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奥斯曼帝国宪法》，在东亚范围内，则是首部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奥斯曼帝国宪法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功能，因此可以说《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首部真正得到实行的近代宪法。或许与宪法发布敕令上提到的“不可磨灭之大典”有关，在制定《日本国宪法》前的大半个世纪里，这部宪法没有经历任何修改或变更。

1945年（昭和20年），日本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投降。根据宣言的原则，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的麦克阿瑟将军向日本政府提出修改《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要求。为此，政府在内阁中设立了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讨论宪法修改的议题。政府根据松本委员会提出的纲要召开内阁会议，最终整理出《宪法修改纲要》，于1946年2月8日提交给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在这期间，日本社会上下也纷纷展开对宪法修改的议论，出现了多种版本的宪法修正案。

1946年2月，麦克阿瑟亲自规定了修宪三原则，（一）保留天皇制，但其权利必须受宪法的限制并从属于人民的最高意志；二 日本永远放弃战争和战争准备；三 废除日本国内现存的一切封建制度。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则称：“在现代政治史上还没有一个人物能像麦克阿瑟那样被称作法典制订者。他几乎成了一个半神话式的人物——在政治上高瞻远瞩，能够按照理想的模式独力改造一个社会。”

经过短短六天的准备，修宪班子就以美国政治制度为蓝本制订出了一部日本的新宪法草案，1946年3月5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该草案。4月10日日本举行众议院议员总选举。政府在选举结束后的4月17日，公布了《宪法修改草案》。4月22日，枢密院开始审议宪法修改草案，并于6月8日通过草案。6月20日，政府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73条的 宪法修改程序，向众议院提出了宪法修改案。6月25日，众议院开始审议，在增加了若干修改了，于8月24日通过了草案。接着，8月26日，贵族院开始审议，同样也在增加若干修改的基础上，于10月6日表决通过。次日，众议院也表决同意了贵族院增加的修改内容，从而结束了帝国议会的审议程序。此后，宪法修 改案再次经枢密院审议，并于10月29日通过。经天皇批准，11月3日，作为《大日本帝国宪法》修改结果的《日本国宪法》正式公布，并于次年的1947年5月3日施行。至此，《大日本帝国宪法》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了日本的政治舞台。新宪法除两项条款外，几乎完全是美国宪法的翻版。这两项条款是：变绝对天皇制为相对天皇制，规定“天皇是日本国之象征，是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其地位基于国民之总意，主权属于日本国民”，废除枢密院、内大臣府等天皇的直属机构，首相由国会提名通过，内阁对国会负责；

放弃战争权利，规定“日本国民诚实希求基于正义与秩序之国际和平，永远放弃由国家权利发动之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之交战权”。

日本国宪法是一部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宪法，它体现了主权在民、反封建、反垄断、反军阀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日本战后政治的稳定，社会改革的推行和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这部宪法从日本国情出发，保留了天皇制但排除了天皇对日本社会政治军事事务的任何干预和影响，在日本建立起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纵观日本战后的重新崛起与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平宪法”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它有效地防止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使日本能够集中国力发展经济，为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提供了保障。

第二篇：战后 日本民族工业

战后日本保护民族工业的基本政策经验研究

林晨辉

战后的日本经济陷于崩溃和破产境地，但经过20 年左右的发展，到70 年代初，日本便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战后日本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最关键的一点是日本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地采取有效措施实行保护和扶植民族工业的基本政策，使其免受先进国家不平等竞争的冲击和威胁，安全地度过成长时期，奠定经济高速发展和经济结构高级化的产业基础。主要做法是贸易保护和限制外资并举，突出对外资进入的限制政策。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抵御进口产品对民族工业的冲击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决定保护和扶植本国民族汽车工业，选择了以资本密集型的、吸收就业人口能力大的重、化学工业化为主的经济发展路线。战后日本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一方面是为了抵御外国进口产品对本国民族工业的冲击，另一方面是为了给本国民族工业在幼小阶段创造一个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成长环境。从50 年代到70 年代，与本国民族工业以及整个经济实力状况和国际形势相适应，日本的贸易保护政策经过了从全面保护转向有选择地保护的调整和变化，在具体措施上经历了从管制措施为主到关税措施为主，再到非关税措施为主的三个阶段。

（一）战后初期采取以外汇配额制度为主要手段的进口管制措施。日本政府 1949 年制订的《外汇及外贸管理法》，规定实行外汇配额制度，管制进口。日本通产省在执行过程中，尽一切力量减少成品进口，特别是那些直接与日本制成品竞争的商品进口，为日本民族工业战后的恢复创造了必要条件。作为行政管制措施，外汇配额制度是50 年代日本贸易保护政策的主要手段。

（二）从 60 年代开始采取以关税措施为主抑制进口的贸易保护政策。进入60 年代后，由于国际压力，以外汇配额制度为基础的进口管制措施被迫废止，关税成为抑制进口的主要手段。日本政府于1961 年进行了一次关税制度的重大调整，把税收项目由原来的900 多项增加到2200 多项，并提高了关税税率。随着日本先后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加上对外贸易出现顺差，关税保护措施也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贸易摩擦日益严重，日本不得

不加快实施所谓贸易自由化政策。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仍然采取多方面措施继续利用关税壁垒对民族工业实施保护。一是有意拖延，尽可能推迟贸易自由化的实施时间。二是根据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陆续有计划地开放，扶持成熟一个开放一个，用实行贸易自由化的产业掩护继续保护扶持的产业。三是利用有效保护与名义保护的差别来实行保护。日本对工业

产品的保护性关税壁垒一直持续到70 年代中期才基本拆除，但农产品的关税壁垒仍在继续实行，实行保护的农产品多达24 种。

（三）强化以非关税壁垒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政策。从 70 年代后期起，日本产业面临的主要竞争威胁从发达国家逐步转向赶超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和一些传统工业产业，这些国家或地区已经不仅在本国市场排斥日本产业和与日本争夺第三国市场，而且开始直接进军日本市场。因此在实行贸易自由化后，日本并没有完全放弃产业保护政策，但保护从关税壁垒转向了越来越高的非关税壁垒，如提高卫生检疫标准。排污标准等商检标准，强化行业组织等。

采取限制和排斥外资的政策，把强大的外国竞争对手拒之国门之外与大多数国家鼓励外国投资的政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一向对外国企业在日投资采取限制和排斥政策，这实际上是日本产业保护政策从商品领域向资本领域的延伸。战后初期限制措施最为严格，到60 年代中后期和70 年代开始有所松动。日本外资政策由严格限制到有控制地有限开放的调整和变化，都是以日本民族工业对保护的需要程度为基础的。

（一）战后初期规定了严格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批条件和程序，把引进外资和与外资合作的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日本政府于1950 年颁布了“外国资本投资法”，规定引进外资项目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筛选，要求引进外资要有利于改善日本国际收支状况，有利于日本国内重点产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不得冲击国内中小企业，扰乱产业秩序。该法规定了外资进入的两条认可标准和一条不认可标准。认可标准是：有助于直接或间接改善国际 收支者；可直接或间接对发展重要产业或公益事业做出贡献者。不认可标准是：认为将对日本的经济复兴产生恶劣影响者。日本对外资进入的这种限制政策是进行了多方面利弊权衡后的结果。50 年代初期，日本的资金积累能力并不能，外汇严重短缺，引进外资显然有助于解决当时经济发展的困难。而且当时日本的技术水平也远落后于欧、美，引进外资还有助于技术水平的提高。但日本政府认为，一时之利可以会带来长远之弊，在经营资源和经营规模上拥有明显优势的外国企业

在日本大量直接投资，必将导致本国企业被兼并、收购，从而妨碍本国产业和独立技术的发展。日本政府还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把引进外资或与外资合作权交给企业，在市场导向下，企业将难以避免图短利而招远祸。因此，日本政府决心采取限制外资进入日本的政策，并把控制权牢固地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对引入外资的审批标准，对外只有上述的原则界限，并无明确细则。因而其中政府的权力余地相当大。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政府进行了极为严格的控制。在具体的审批过程中，日本往往附加极其苛刻的条件，而且故意拖延审批时间。在 50 年代，几乎没有外资企业能获得投资许可。60 年代，在实行了“日元股票自由购买制度”后，政府的控制稍有缓和，开始有少量外资流入。但外资直接投资的进展仍极为缓慢。

（二）在民族工业国际竞争能力大为增强的条件下，日本政府迫于国际压力才逐步对外资实行严格控制下的有限开放政策。到

了60 年代中期至70 年代，日本国内产业基础已相当雄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大大提高，国际收支状况也得到改善，1965 年日本对外贸易首次实现由逆差向顺差的转变。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迫于强大的国际压力，不得不宣布分步骤陆续实行所谓“资本自由化”。但是在具体做法上，一是与贸易自由化措施一样，资本自由化的实施也是采取拖延战略；二是针对不同产业情况规定所谓自由化比率；三是加强对国际交易中违法行为的控制，特别是针对外资项目强化反垄断法的执法；四是在开放外国投资的过程中推动国内大型企业的合并和业务协作。在制定《资本自由化实施标准》后，日本从1967 年至1975 年分五次实施逐步放宽外资政策的资本自由化措施。但是到80 年代初期，农林水产业、矿业仍然只准在外资比率不超过50％以内实行资本自由化。日本放宽对外资进入日本的限制是有条件的。开放投资的过程是以保护主义为基调的，对外资由限制到逐步放宽，所依据的标准最主要的是日本的经济实力。

（三）战后初期引进外资以借款为主，后来有限开放证券投资，引进外资的方式严格限制在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上，使外国出资者与日本企业实际经营保持尽可能严格的隔离。1950 年至1965 年的15 年间，日本引进外资的方式大部分是借款，主要是通过银行，少量是由银行担保、由企业直接借人。这一时期引进的各类外资总额仅46.43 亿美元，平均每年只有3.1 亿美元，而且其中绝大部分是间接融资，占94.12％。在间接融资中，以外国贷款为主，总额达31.32 亿美元，占71.1％。

从 1968 年开始，以证券投资的方式引进的外资有所增加，直接投资也略有增加，但大部分却是经由市场的股票投资。1956 年至1965 年，日本引进的外资总额中公司股票占17.3％。1966 年至1969 年，引进外资中公司股票比重上升到48％，1970 年至1973 年进一步上升到72.3％。战后日本采取限制和排斥性的外资政策，主要的原因是基于产业安全的考虑和自身产业

结构的选择日本在经济赶超过程中，并不是不需要资金和外汇，实际上日本长期受到资金和外汇不足的困扰。必要的进口和技术引进都需要巨额外汇，从1956 年到1973 年，日本共计进口商品2015 亿美元，引进技术支出近43 亿美元，合计2058 亿美元。这相当于同期日本总积累的24％。从战后初期到1965 年，日本的国际贸易一直处于逆差，要支付这样一笔资金并不容易。如果加上日本当时国内大规模经济重建和后来实行的以资金密集型的重化学工业化战略，资金总的缺口是相当巨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为什么不仅不鼓励引进外资，而且对外资的进入实施世界上少有的严格限制，通过各种政策手段长期排斥那些企图向日本进行直接投资的外国企业？产业安全的考虑和产业结构的选择是两个最重要的原因。

（一）防止引进外资所带来的外国资本对日本产业和市场的垄断与控制。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的担心就是国际垄断资本把日本尚处在幼小阶段的产业扼杀在成长过程中。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重视民族资本的纯洁性的习惯根深蒂固，同时看到美国巨大的跨国公司迅速打进并占领西欧市场的先例，认为一旦跨国公司登陆日本，那用不着多久，经营权就会被夺走，市场被占领。另外，日本要靠“国际贸易立国”，要把商品输出到海外去，是绝对不可能甘于依附外国资本的。

（二）防止外国资本的利润汇出造成日本经济发展的利益流失和对日本国际收支的冲击。外国投资最终是要取得利润的，日本人担心当外国资本把在日本取得的大量利润以投资收益或上缴总公司的形式向外汇出时，造成利益流失，使日本在国际间的利益分配上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同时，担心外国资本的大量利润汇出造成的外汇流出导致国际收支恶化。

（三）防止因引进外资强化日本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关系，丧失产业技术进步的主导权。日本人始终认为，外国资本投资建立的子公司不可能在资本输入国积极开发技术和产品，最新技术和产品的研制主导权一定掌握在母公司手里。

（四）防止日本产业政策的贯彻受到影响。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形成的社会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取向具有排斥外来和内部协商的机制。日本产业政策在贯彻过程中的基本手段之一就是实行所谓“官民协调体制”、“劳资协调体制”、“行业组织协商体制”。如果在企业构成中有一定比重的外国企业存在，这种内部协商的政策贯彻方式就将受到严重威胁。产业政策将难以收到理想效果。而且，通产省的多数人认为，如果在战略产业部门，民族企业和外资企业展开竞争，进行混战，诱导性的产业政策就更难以推行了。

（五）产业结构的战略选择也决定了日本不可能鼓励引进外资。日本所要扶持与发展的重点产业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它们并非是当时发达国家正在转移出去的产业，而刚好是将与资本输出国在获取国际比较利益方面竞争的产业；二是日本在这些产业的发展上并无特殊 自然优势。这样，外国资本不会集中向日本希望的产业投入，也就是说通过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不可能满足日本的结构选择要求。实现这些产业的发展，只能靠政府政策扶持下的自我积累。在拒绝引进外资的情况下，日本通过高积累、盘活存量和借用少量多边或双边的优惠贷款三种基本途径，解决了工业化过程中资金紧缺的难题。日本人素有高储蓄率的传统，再加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抑制消费的政策，使日本在赶超过程中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通过固定资产特别折旧制度和大力发展金融业等办法。盘活用活国内存量资金。另外从世界银行和美国进出口银行借用少量贷款。研究借鉴日本经验，对我国民族工业实行保护和扶植并重的政策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我国在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上也存在着一定的盲目和失控现象，对

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民族工业受到进口和外资企业的双重冲击陷入相当困难的境地。

借鉴日本的经验，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保护和扶植我国的民族工业，已势在必行。

（一）要制定以实现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的国家战略。作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我国要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一流强国，除了赶超别无选择。日本当初缺乏重化工业基础，但却能作出重点发展重化工业的果断战略选择。我国经过四十多年努力早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

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具备雄厚物质基础，比日本当初更有条件实施赶超战略。

（二）尽快明确对民族工业实行保护和扶植并重的政策。许多人主张不保护落后，国内企业应当推向国际市场，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发展壮大自己。问题是，我们民族工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实力悬殊。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去跟人家竞争，就如拿鸡蛋去碰石头。正因为我们落后，所以才需要保护。我们自己不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发善心来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的，遵循优胜劣汰法则的市场机制也不会自动为我们的民族工业提供保护的。

（三）加强对外政策与国内政策之间的衔接和协调。日本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在采 取对外政策行动之前，都要全面、深入地评估这项政策行动对国内产业和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同时，把对外经济政策作为实施国内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手段，根据民族工业发展的需要适时确定和调整有关的对外经济政策。我国应当借鉴这一经验，加强对涉外政策的综合平衡和协调，防止对外政策与国内政策的脱节，更好地使对外政策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当前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各种努力应当充分考虑民族工业的现状，并与国内做好衔接，进一步为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做好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环境的各项准备工作提供必要的政策安排、组织引导和特殊支持。二是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考虑保护民族工业的需要，搞好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衔接和协调，保证进口

不构成对民族工业的威胁。贸易政策的关税和其他非关税手段应当作为国家产业政策的工具

来运用。此外，应当尽快制定反倾销法律，加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涉外执法力度。

（四）进一步加强对引进外资的规模和项目构成的宏观控制，加强对大型跨国公司的在华投资活动和在华外资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日本对特大型跨国公司投资的态度历来是“敬

而远之”，外国企业想把日本尚处在幼小阶段的民族工业扼杀在成长过程中，使日本成为外

国资本的附属物。日本人对于外国投资所能带来的技术引进不抱任何幻想。我国最近几年的经验也表明，引进外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产业技术差距问题。当前应当进一步完善

外商投资导向目录，完善项目审批制度，把宏观经济紧缩政策的重点调整到利用外资上。尽

快制定反垄断法，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维护国内市场正常的国际竞争秩序。__

第三篇：2018宪法修改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3月5日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时说，宪法修正案（草案）提出，对我国现行宪法作出21条修改，其中11条同设立监察委员会有关。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一）确立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修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同时，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前增写“贯彻新发展理念”。

主要考虑是：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党的十八大党章修正案已经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理论指引，其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已被实践所充分证明，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已经形成高度共识。党的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已经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宪法中把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在一起，确立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明确了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把“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有利于从宪法上确认这一重要理论成果，更好发挥其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作用。

（二）调整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容。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此相适应，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三节第八十九条第六项“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后面，增加“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

主要考虑是：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丰富和完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奋斗目标。作这样的修改，在表述上与党的十九大报告相一致，有利于引领全党全国人民把握规律、科学布局，在新时代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齐心协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三）完善依法治国和宪法实施举措。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

主要考虑是：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到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是我们党依法治国理念和方式的新飞跃。作这样的修改，有利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同时，在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二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主要考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于2015年7月1日通过了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作了修订，将宪法宣誓制度在宪法中确认下来，有利于促使国家工作人员树立宪法意识、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也有利于彰显宪法权威，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加强宪法实施。

（四）充实完善我国革命和建设发展历程的内容。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修改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将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修改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

作这些修改，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就更加完整。

（五）充实完善爱国统一战线和民族关系的内容。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修改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主要考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实现中国梦，需要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奋斗。只有把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都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实现中国梦才能获得强大持久广泛的力量支持。

将宪法序言第十一自然段中“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修改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与此相适应，将宪法第一章《总纲》第四条第一款中“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修改为“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

主要考虑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作这样的修改，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六）充实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的内容。宪法修正案（草案）在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后增加“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将“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这样的修改，有利于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为我国发展拓展广阔的空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七）充实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内容。宪法修正案（草案）在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后增写一句，内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主要考虑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宪法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角度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行规定，有利于在全体人民中强化党的领导意识，有效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八）增加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修改为“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

主要考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作这样的修改，贯彻了党的十九大精神，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九）修改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有关规定。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删去。

主要考虑是：这次征求意见和在基层调研过程中，许多地区、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呼吁修改宪法中国家主席任职期限的有关规定。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与会委员代表在这方面的呼声也很强烈。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党章对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宪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都没有作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宪法对国家主席的相关规定也采取上述做法，有利于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国家领导体制。

（十）增加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宪法修正案（草案）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一百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增加这一规定，有利于设区的市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制定体现本行政区域实际的地方性法规，更为有效地加强社会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规范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行为。

（十一）增加有关监察委员会的各项规定。为了贯彻和体现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精神，为成立监察委员会提供宪法依据，宪法修正案（草案）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六节后增加一节，作为第七节“监察委员会”，就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名称、人员组成、任期任届、领导体制、工作机制等作出规定。与此相适应，还作了如下修改。（1）将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三条第三款中“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修改为“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2）将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六十五条第四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3）将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一百零三条第三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4）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六十二条第六项后增加一项，内容为“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在宪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后增加一项，内容为“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在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六项中增加“国家监察委员会”；在第十项后增加一项，内容为“根据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请，任免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5）将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中“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将宪法第一百零四条中“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修改为“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6）删去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八十九条第八项“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中的“和监察”。删去宪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中的“监察”。

作上述修改，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贯彻了党的十九大关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部署，也反映了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职权的新变化以及工作的新要求。

第四篇：读《战后日本外交史》有感

题目：读《战后日本外交史》有感

院系：历史文化学院 专业：历史学 班级：11级历史汉班 姓名：梁永辉 学号：20111104545

读《战后日本外交史》有感

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沉重灾难之后,人类社会本应享受更多的安宁与和谐,但令人遗憾的是却进入了东西方政治与军事全面对峙的冷战时代。对这种形势发生重大影响的,无疑是个别大国推行的对外政策。宋成有、李寒梅撰写的《战后日本外交史》重新审视了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与时代气息,称得上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学者以全球视角研究日本战后外交的代表性著作。

《战后日本外交史》第一编占领时期对美一边倒外交路线的确立。战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彻底失败,英法力量受到削弱,殖民主义体系瓦解，近代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被打破，欧洲的影响开始下降，亚洲的影响将要上升。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对日本进行了单独占领、并实施以服从美国的全球利益为目标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一系列改革，成为日本战后民主化的主潮，给日本乃至国际社会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战后日本外交史》始终把握了这样一种趋势：以美苏为两极的新大国强权政治代替了凡尔赛体系的旧的强权政治，两极的矛盾与斗争在世界范围内以多种形式全面展开，成为影响战后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在这个大背景下,日本外交被纳入美国全球战略的框架内，是为冷战服务的亦步亦趋的追随外交。该书在探究日本外交活动的宏观国际环境的同时，还探究了日本国内领导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问题。由于美国对日占领并左右其外交政策，自吉田茂内阁起，日本依托美国的庇护寻求自己的发展已成为其外交的既定方针。

第二编是对美一边倒追随外交路线的局部调整。在这一阶段，单纯地由美国支配的外交路线越来越受到国内的反对与批评，同时由于国内经济恢复和增长，因此出现了对美日关系框架内的局部调整。比如“自主外交”的提出，以增加日本的自主性，试图减少美国人控制的势力。

《战后日本外交史》对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特别重视。例如在《日中关系的进展与挫折》一章中作者所提到的为推进日中关系正常化而辛勤工作的日本友人不下数十人, 面对日中关系的低谷，更多的日本友人却逆流而上为改善日中关系而努力。他们当中有政治官员、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学者和工商业巨头，活跃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前的民间外交中，为推进日中关系的发展扮演着十分重要的社会角色。

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是该书着力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认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修复与改善关系，是在东西方冷战体制形成的大背景下实现的，既有追随美国政治路线、作为向其讨价还价的政治砝码的一面，也有渴望获得东南亚资源与市场的现实考虑。作者具体地剖析了日本与东南亚的复杂关系，为读者理清了日本外交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今天对日本问题的研究。

第三编是走向自主外交阶段。到6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国内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生产总值、对外贸易、黄金外汇储备等急剧增长，日本领导人对走向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自主外交踌躇满志。因此，日美关系进入了一个难以逆转的新阶段。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本编富有特色的内容。在本编中，读者可处处感受到日本为走向自主外交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更感受到中日两国领导人为实现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第四编是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等距离、全方位外交阶段。70 年代在保持日美特殊同盟关系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开展与中国、苏联、东南亚、大洋洲、中东和欧洲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活动，以树立作为经济大国的国际形象；同时强调自主性，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了自己的独立看法与行动，如抢在美国之前恢复与中国的邦交关系，增加对第三世界的对话和援助, 加强同中国、东盟的协商与合作等等。作者探讨外交中的多边关系，实质是在探讨一种全球机制，在国际活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是相当富有教益的。但是作者也指出，无论“全方位自主外交”还是“多极自主平衡外交”，日美关系仍是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部分。

第五编是走向分享世界领导权的大国外交阶段。进入80年代，日本成为全球性经济大国之后，已不满足于以往的“多极自主”、“ 等距离” 和“全方位”的外交方针，力图以“西方一员”外交来取而代之，担更多的国际重任。该书指出，在国际社会抵制苏联势力南下与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联合行动中，日本“旗帜鲜明地加入到对越南的抵制与制裁的行列”，主张召开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愿意在资金、技术和其他领域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联系；日本越来越多地插手世界热点地区与热点问题，突出日本在当今世界的大国地位；1987年以来，日本军费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军费投资大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国的整体形象。

读罢全书,感到《战后日本外交史》有两个显著特色：一, 视野广阔, 取材宏富。该书并没有局限在传统的政治外交, 而对当今高科技时代经济规模与质量、人力资源与素质、科技水平以及综合国力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也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特别是把冷战结束后解密的历史材料摄于笔下, 更增添了它的学术分量。许多立论新颖别致,反映出作者宽厚扎实的理论功底与信手拈来的史学功夫；第二, 研究历史, 关注现实。作者在目睹了近年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种种活动之后,得出了忧心忡忡的结论：“可以肯定,日本会进一步加快走向政治大国、积极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步伐。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在国际上发挥大国作用将是日本不变的外交目标”。确实,日本近年来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活动不同凡响, 国内不断有人否认战争责任, 这些消极势力每每为厉为祟,困扰着日本与世界、尤其是与亚洲各国建立真正平等、友好与合作的关系。

第五篇：日本宪法

日 本 国 宪 法

明治宪法即钦定宪法，日本国宪法即民定宪法，后者以国民主权、和平主义、权力分立与议院内阁制为基本原理。以和平主义原则为核心，誉为“和平宪法”，放弃战争和武力威胁、武力手段。严格修宪程序。实行多党制。

第一节宪法的历史发展

一、明治宪法

迫于朝野民主力量的压力，天皇于1875年4月下令制宪。1882年伊藤博文等考察欧洲宪政，1883年回国负责起草宪法。1889年天皇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由日本帝国议会通过，11月29日生效。

明治宪法的特点：

1、确认天皇为万世一系的统治权总揽者的地位。

2、确认有限的民主主义，如民选议会、司法权独立、有限保障臣民权利等。

3、国民主权、基本人权等近代宪法原理并未得到确认。

军国主义势力膨胀以后，仅有的一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也被扼杀。

二、日本国宪法

战后日本国政治的方向是消除军国主义影响，保障国民基本人权。1945年10月盟军最高统帅先后两次要求币原内阁进行宪法修改工作。币原内阁指示松本蒸治等起草了宪法草案，即松本草案，麦克阿瑟对其内容非常不满意，认为民主化不够，无法证明日本吸取了战败教训。麦克阿瑟责令盟军总部代为起草了日本宪法草案，并提出修宪三原则：

1、保留天皇制，天皇依宪法行使职权，对人民负责；

2、放弃战争权力；

3、废除封建制度。

日本与盟军总部交涉后，为保住天皇制，以麦克阿瑟草案为基础发表了“宪法修改草案要纲”。日本帝国议会两院对该草案稍作修改后于1946年10月通过，经天皇裁可公布，该宪法定名为《日本国宪法》，于1947年5月3日施行。

与明治宪法比，日本国宪法改二元君主立宪制为议会内阁制，改君主主权为国民主权，改形式上的权力分立为实质上的权力分立，改臣民的权利义务为国民的权利义务，改形式上的法治主义为实质上的法治主义，改有限选举制为普遍选举制，一跃为典型的资产阶级宪法。

三、日本国宪法原理

日本国宪法形式上是对明治宪法的修改，实际上是重新制定。103条，11章。其基本原理：

1、权力分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属国会、内阁、法院，三权分立与制衡。

2、议院内阁制：国会由选民选举产生；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议决在国会议员中提名；内阁总理大臣任命国务大臣，国务大臣半数以上须是国会议员；内阁向国会负责；内阁须得到国会众议院信任方能执政。

3、国民主权：主权属于国民，国政仰赖国民信托，权威来自国民。天皇是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国民意志为依据，天皇制存在的前提是国民主权原则。

4、和平主义：根绝战祸，期望和平，维护和平，放弃战争、武力威胁、武力手段，不保持海陆空及其他战事力量，不承认交战权。

第九条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第二节国民的基本人权与义务

一、国民基本权利

（一）国民在法律下一律平等

1、废除华族和其他贵族，仅仅保留皇族，人人平等。

2、不授予任何人任何特权，荣誉、荣典、勋章只及于一代。

3、夫妻平等，男女平等，废除家族制度。

4、废除差别待遇，禁止歧视性规定。国民权利义务不因种族、信仰、性别、社会身份、门第、教育程度、财产或收入而有差别。

（二）精神自由

1、思想、良心及学问自由。包括沉默自由、逻辑自由、伦理自由、大学自由等。

2、信教自由。包括信仰自由、进行宗教仪式自由、宗教结社自由。国家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宗教不得接受公款和共有财产支持。

（三）集会、结社及其它表现自由和通信秘密受保护

21条规定：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其他一切表现的自由。不得进行检查。通信的秘密不受侵犯。

（四）人身自由

1、摆脱奴隶性拘束及苦役的自由。

2、在刑事程序上的人身自由。推行罪行法定主义、刑事程序法定主义、行政程序法定主义；不受非法逮捕、非法监禁；居所及所有物不可侵犯；禁止拷问及酷刑；废止预审，刑事被告有要求公正公开迅速审判、向证人发问、公费帮助寻求有利证据、委托律师的权利；一事不再理，禁止适用事后法。

（五）经济自由

1、居住及迁徙自由。

2、选择职业的自由，包括营业自由。

3、脱离国籍的自由。

4、财产权不受侵犯，公共使用须有正当补偿。

（六）受益权

1、裁判请求权。

2、刑事无罪补偿请求权。

3、赔偿请求权。

4、平稳请愿权。

（七）生存权

1、最低限度生活保障权（狭义生存权）。

2、受教育权。

3、劳动权。

4、劳动者的团结权、团结交涉权及其他团体行动的权利。

（八）参政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国政的权利。

二、国民的基本义务

1、让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义务；

2、纳税的义务；

3、劳动的义务。

第三节天皇

一、天皇制的发展

战后，除共产党外其他政党都要求保留天皇制，天皇制是日本人民的传统信仰和习惯。日本国宪法规定的天皇制与明治宪法的规定大不一样：

1、否定天皇主权或神敕主权原则，以国民主权为根本原则；

2、否定天皇是神的子孙，天皇是人，宗教与国家相分离；

3、否定天皇总揽统治权，天皇仅仅是国家的象征。

二、天皇的地位

1、天皇的象征地位。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多数学者认为天皇没有国家元首的实质权能，不能视为元首。

2、皇位继承。限于皇统男系世袭继承，长辈优先，长者优先，顺序为皇长子、皇长孙、皇长子的其他子孙、皇次子及其子孙、其他的皇子孙、皇兄弟及其子孙、皇伯叔及其子孙、其他最亲近的皇族。

3、皇族特权及义务。特权：皇位继承、摄政、接受敬称、国库支付费用、成为摄政任期内不受刑事追诉。义务：男子婚姻须经皇室会议决定；不得收养养子；财产转移须经国会议决。

三、天皇的权能

天皇没有国政权能，只能依据宪法行使有关国事行为，进行国事行为须有内阁的建议和认可，由内阁负责任。

1、根据国会提名任命内阁总理大臣。

2、根据内阁总理大臣的提名，任命最高法院院长。

3、根据内阁建议和认可行使以下十项权利：公布法律、召集国会、解散众议院、公告大选、授予荣典、举行仪式、接受外国大使及公使、认证各种任命、授权及外交文书等。

可见，天皇的权力远没有英王的权力完整系统，地位也没有英王至尊至敬。

第四节国会

一、国会的选举

1950年通过《公职选举法》，1994年大幅度修改，规定选举办法。满20岁有选民资格，25岁可参选众议院议员，满30岁可参选参议院议员，判处监禁以上刑罚者、违反选举犯罪者、禁治产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比例代表制与多数代表制相结合。竞选活动和政党接受政治资金要受法律限制。

二、国会的地位和权能

（一）国会的地位：

1、国民代表机关；

2、唯一立法机关；

3、国权最高机关。

（二）国会的权能

1、立法权：两议院议员和内阁可提出法律案，经两院审议通过后，众议院议长交内阁总理大臣上奏天皇予以公布；预算案只能由内阁提出，两议院议员可以提出修正案，但得有50名以上众议员或20名以上参议员赞成。

2、监督政府权：

（1）提名和选举内阁总理大臣，两院不一致众议院优越；

（2）众议院提出对内阁不信任案或否决对内阁的信任案。通过后内阁10日内不解散众议院就总辞职；

（3）议员有权对内阁提出的施政方针和议案提出质询。

3、财政监督权：预算、补充预算和决算均须国会审议通过，两院分歧众议院优越。拒绝通过预算案或否决决算案，意味对内阁不信任。

4、外交监督权：内阁与他国缔结条约，需得到国会批准或承认，否则无效。

5、修改宪法创议权：各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可向国民提出建议修宪。

6、其他：国政调查权、接受国民请愿权、对法官弹劾案的审判权。

（三）参议院紧急集会权：众议院解散期间，限于国家紧急需要时，基于内阁的请求，参议院可以紧急集会，所采取的措施属临时性的，须经下届国会开会后十日内众议院认可方为有效。

三、国会组织

（一）参众两院的组成：众议院议员480人，任期四年，参议院议员242人，地方选区选146人，全国选区选96人，任期6年，每3年改选一半。众参两院各设议长、副议长一人，分别由各议院选举产生，各设18、16个审议议案的常任委员会。派相等数量议员组成法官追诉委员会和法官弹劾法院，并组建其他国会辅助机构。

（二）众参两院的关系

1、两院活动独立，决议必须一致，有分歧或修正应及时通知另一院。在修改宪法创议和国政调查权上完全平等。

2、称“跛行两院制”，许多国会决议事项众议院有优越地位,如法律议决、预算议决、条约批准、内阁总理提名等两院意见不一致最终以众议院决议为国会决议。

3、两院协议会：两院意见不一致时，众议院提出必须召开，参议院提出众议院可拒绝，各派委员十人组成，三分之二多数表决通过。

（三）众议院的解散

天皇基于内阁建议解散众议院，40日内大选，30日内召集。国会重新召集后，另行提名总理大臣，组成新内阁。

四、国会议员

（一）议员的地位和权能

议员代表全体国民，却受政党指令约束，其权能如下：

1、提案权；

2、质问权；

3、质疑权（类似询问权）；

4、讨论及表决权；4报告少数意见权；

5、成为议院委员会委员、法官追诉委员会委员及弹劾法院成员的权利。

（二）议员的特权

1、不受逮捕权；

2、言论免责权；

3、待遇上的特权：配备办公室和两名秘书；给与旅费支持；月薪相当于政务次官（副议长相当于大臣，议长相当于首相）。

（三）对议员的惩罚：遵守国会纪律规则，否则，警告，道歉，停会，除名。

五、国会的活动

（一）会期：常会（通常国会）每年一次，12月中旬，150天，天皇应内阁建议召集；临时国会一般在春秋两季召开；解散后重新召集的特别国会，与常会不重合时由两院决定会期，可延长。

(一)国会议事规则

1、议事公开原则：包括报道自由、旁听自由、公布会议记录。

2、讨论自由原则：不追究议会言论。

3、议事法定人数原则：三分之一以上出席方可议事。

4、多数议决原则：过半数表决通过，可否票相等由议长决定；撤销、开除议员、复决法律案等特别情况须出席议员三分之二通过。修宪创议须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第五节内阁

一、内阁的地位和权能

（一）内阁地位：

1、天皇国事行为的建议和承认机关；

2、独立行使行政权的机关。

（二）内阁的权能：执行法律，制定政令，总理国务，处理外交，缔结条约，掌管官吏，编制预算，决定大赦、特赦及刑罚减免；建议天皇国事行为，提名最高法院院长，任命高级法官，提出预算，报告财政，要求参议院紧急集会。

二、内阁组织

（一）内阁的成立：国会两院从议员中提名和选举总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任命国务大臣，之后同到皇宫履行认证仪式。内阁总理大臣及其他大臣必须是文职人员，且半数以上须是国会议员。

（二）内阁总辞职

内阁对国会负责，三种辞职情形：

1、众议院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或否决对内阁信任案，内阁十日内不解散众议院时；

2、总理死亡或丧失议员资格导致首相缺位时；

3、众议院被解散后经选举重新召集新一届国会时。

辞职内阁在新内阁总理大臣产生前继续履行职务。

（三）内阁总理大臣的地位和权限

1、任免国务大臣并同意对其公诉；

2、指挥监督个行政部门，协调、裁决各省、厅权限争议；

3、罢免都道府县知事；

4、主持内阁会议，中止行政各部处分或命令；

5、向国会提出法律案并报告工作；

6、与主管大臣连署法律和政令；

7、建议召集国会，决定解散众议员，要求召集参议院紧急会议；

8、调动国家警察和自卫队，宣布紧急状态；

9、提名最高法案院长，任命其他法官；

10、任命法制局长、宫内厅长官、侍从长等高级官员。内阁总理大臣拥有行政、外交、人事、军事等各项大权，指导和统制国家机器运转。

内阁对国会负连带责任，召开阁员会议做出阁议，阁议内容须全体阁员表示一致赞同。

（四）内阁的组织机构

1、内阁辅助机构：1）内阁官房，国务大臣任长官；2）内阁法制局，设主管一人；3）人事院，设总裁一人。

2、总理府，总理为首长，另设总务长由国务大臣担任。

3、独立行政委员会，经两院同意任命，有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

4、内阁直辖行政机关，称行政省，由12个，相当于部。

5、会计检察院：任期七年，经国会同意内阁任命，独立于内阁，对国家会计进行一般监督。

第六节司法机关

一、司法原则

1、司法权由各级法院统一行使；

2、司法独立：最高法院法官终身制，地方法官任期十年，可连任，高薪制，惩戒不得来自行政机关，非经弹劾不得罢免。

3、审判公开。

4、三审终审制：初审、控诉审、上告审。

二、法院组织体系

1、最高法院：设于东京都，院长及14位大法官，有司法终审权和司法行政权。大法庭由全体法官组成，审理违宪案件和与最高法院判例相抵触案件。小法庭至少由3名法官组成，审理对下级法院判决不服的上诉案件。

2、高等法院：8所，6个分院。

3、地方法院；

4、家庭法院；

5、简易法院。

三、法官

（一）担任法官须具备广博阅历和丰富法律素养，担任过法官、检察官、律师、大学法学教授，最高法院要求曾有20年法律经验，下级法院要求3年以上。

（二）法官任职身份有安全保障，除非：

1、因身心障碍被认定不能执行职务；

2、被国会组成的法官弹劾法院弹劾；

3、经国民审查制度选举议员时被国民投票罢免。

第七节 违宪审查制度

一、违宪审查类型：实行美国型的司法审查制，审理具体案件时对适用的法律、命令进行附带性审查，无权进行抽象审查。最高法院为有权决定一切法律、命令、规则及处分是否符合宪法的终审法院。

二、行使审查权的主体：因是大陆法系国家，不存在先例约束原则，故除最高法院外下级法院也行使违宪审查权。

三：违宪审查的对象：

1、国会的法律和地方议会的条例；

2、行政机关制定的政令和规则；

3、国会两院和各级法院制定的规则；

4、国家机关对具体、个别问题所作的处分。

四、违宪审查的效力：实行由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司法审查制，审理具体案件时进行附带性审查，发现法律违宪，判决时有权拒绝适用该项法律、命令、规则和处分，但无权撤销，只对争议双方当事人有效，只具有个案的效力，被拒绝适用的法律对特定案件以外的社会成员仍然有效。充分反映了日本司法体制与违宪审查体制相互脱节。

美国判决虽然也只有个别效力，但结合先例约束原则，被拒绝适用的法律下级法院也不能再适用，使被法院判决违宪的法律被废除，达到了一般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