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前中国村民自治的现状
文章标题：当前中国村民自治的现状
【内容提要】20多年中国的村民自治在经济建设、建章立制和民主意识自觉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也面临巨大的难点和困境，这主要表现在：一是过于依赖西方的自治理论及模式，而忽略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特殊文化语境；二是权力与自治间充满强烈的矛盾冲突；三是过于重视“硬件”而忽视“软件”建设。因此应注
重研究和理论创新，加强系统细致的立法建设，并将文化发展作为重中之重。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中国最大的变化在乡村”[1]。其中，村民自治发挥着相当重大的作用，这既表现在物质制度又表现在思想精神层面。一是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二是村民自治的制度体系已基本确立，使村民自治活动的开展有了制度保障；三是村民自治的精神和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但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不容忽视，它们严重地影响着村民自治的发展及其深化。
在笔者看来，当前的中国村民自治面临着亟须解决的三大问题。
第一，过于依赖西方的自治理论及其模式，而忽略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特殊的现实文化语境。应该承认，几千年的中国政治为我们提供的民主和自治经验是较少的，而西方的民主传统和自治历史却很长，经验丰富。所以，当前的中国村民自治确实不能忽视甚至无视西方的自治资源，因为不管在理论还是实践上，西方自治都可为我们提供可靠的参照坐标和经验教训。正因为直接取法于西方的自治，中国的村民自治才能建立在自觉、系统和理论化的基础上。但西方的自治经验只能成为我们的一个参照，决不能成为生搬硬套的摹本，否则，中国的村民自治就难逃“桔在北则为枳”的结局。以此来观照中国的村民自治，有些问题颇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独立的村民自治理论话语体系的欠缺。中国村民自治与西方民主之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自治是在缺乏民主经验和民主理论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不可避免带来理论发展的滞后。因此，借鉴西方现成的民主理论和学术规范分析中国问题，对开阔我们的学术视野，创建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体系是必要的。但西方民主理论的产生和运用有其独特的文化语境，我们在运用这些规范时不能不考虑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特点。目前中国的村民自治正处于重“西方术语的转移”而轻从中国“内部的发生和发展”的阶段，这在理论探讨和活动实践上都有明显的表现。如“平等”、“精英”、“治理”、“选举式民主”、“参与式民主”等西方术语在村民自治研究中运用得比较随意、混乱，缺乏认真的甄别和确定，尤其缺乏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重新厘定与使用。这就造成了必然的局限：这些西方术语到了中国，许多内容在不知不觉中就流失掉了，用它们解释中国的问题常有似是而非之感，难以真正反映中国村民自治的精神实质。比如，有农民这样理解民主：“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这看似荒唐的笑谈却内含着西方话语在中国语境的尴尬。其实，正如“当‘平等’和‘参与’的概念应用于中国时，它可能产生不同的意义”[2]一样，“治理”、“选举式民主”、“参与式民主”这些西方术语也有其独特的内涵特征、生成语境，我们在运用它们时必须经过语境转换或者说中国化的过程。另外，当前理论界在村民自治研究中还存在对西方的各种理论重借鉴而缺乏理论创新的问题。如西方新制度主义、委托代理理论、公民社会理论、组合主义（法团主义）及公共选择理论等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理论被中国学者大量运用于村民自治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村民自治研究的学术性，对我们理解中国村民自治也不无启示意义。但整体而言，运用这些理论解释中国农村问题显得多有表面化和牵强之处，有学者就指出：“没有深入到田野调查，运用所谓经济人和公共选择等通用武器来解剖中国农村的状况，很容易流于表面且无关农村与中国现代化的痛痒。”[3]所以，不能忽略一个根本问题，即结合中国尤其是农村的实际情况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理论体系。
二是村民自治实践重西方民主模式的模仿而轻中国民主制度的创新。中国村民自治之初借鉴西方的民主模式是必要的，但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应考虑自己的创建，因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在这方面，尽管我们已取得一些成绩，如实行“海选”和建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等，但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这在当前村民自治困难重重而西方模式对之感到“失语”时显得尤为突出。比如，在村委会选举中，按程序办事对培育村民的民主意识、保障其各项权利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中国传统所缺乏的；但过于遵从整体划一的程序规则，不从实际出发的形式主义造成的资源浪费和低效率等弊端，却也应引以为戒。当前中国的村委会选举程序就存在着繁琐化、机械化和表面化的倾向。2002年，浙江省宁海县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就出现了“无候选人”产生村委会的选举程序创新。这不仅方便了选民，减少了选举经费支出，也提高了村委会选举的工作效率。[4]可见，在借用西方民主程序时，制定出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程序规则至为重要。
三是对中国传统的乡村自治资源的忽视。当前中国村民自治明显存在忽视甚至否定中国传统乡村自治资源的倾向，如对中国家族文化的态度即是如此。应该说，传统的家族文化特别是家族制度在本质上是专制性的，是与现代民主精神不兼容的，因而在村民自治活动中有必要对其进行批判和扬弃
。但任何制度都不能有利无弊，也不能有弊无利。在中国存在几千年之久的家族制度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够避免中国家族文化中的“家族本位”观念等消极因素，而把传统家族重德治和互助合作等合理因素纳入法治的框架，使其充分发挥作用，那幺，中国的村民自治就会受益不浅。如1990年5月22日《农民日报》载：在河南省浙川县的张港村，村民发生纠纷时，村民调解委员会便找村中德高望重者参与评判是非曲直，从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被村民称为“道德法庭”。对此，有人说：“由这些人组成的自治组织，具有道德权威和舆论权威，对上可有效地制约村干部，对下则约束村民的不轨行为，他们所依据的是传统的纲常伦理，也乐于接受'官面上'派下来的任务，是一支保持农村稳定的力量。”[5]
第二，权力与自治的矛盾冲突。自古以来，中国农村一直处于权力的最底层，尽管农村社会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但从根本上说它要受国家专制权力的渗透和统治，因而处于被管制和服从的地位，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自主性。这种状况在新中国建立后有所改变，不过真正意义上的改变还是在村民自治活动开展之后。农村再也不是权力之下的一个符码，而是具有自主性和自治意义的地域，中国农村以前所未有的内涵与姿态呈现出鲜活的力量。但当前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强调农村与农民的绝对自由与自治，二是自觉不自觉地利用行政权力干预村民的自由与自治。
在笔者看来，以上这两种意识与做法都是有问题的，是造成当前中国村民自治难以向纵深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的村民自治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政府权力的制约；二是要逐渐加大村民自治的力度。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如果只讲前者不讲后者，所谓村民自治就无从谈起；而如果只讲后者不讲前者，村民自治就会失范。对于限制权力的滥用，给农村和村民更多的自治权，这一点容易理解，但难以实行，因为毕竟在中国大地上实行村民自治还为时不久，它需要制度完善和民主意识提高的过程；对于给村民自治一定的限制，发挥政府权力的指导监督作用，这一点恐怕难以理解，因为许多人不理解“自由也不是毫无限制的”，否则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尤其对中国农民来说，缺乏自由自治的历史传统，文化素质较低，思想保守落后，有时还缺乏公众、公德意识，没有一定的限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要使中国的村民自治得到健康发展，必须既发挥政府权力的积极作用，使之逐渐走上正轨，又要使农民得到充分的自治，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只有在二者的合力下，中国的村民自治才能是健康合理的。
第三，过于重视“硬件”建设，忽视“软件”建设。“硬件”是指有形可循的东西，主要指经济发展、建章立制等方面；“软件”即是不易量化的思想、文化、精神、伦理道德、心理等。当村民自治向纵深发展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制度”层面，而应考虑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建设了，否则，村民自治就是建于沙滩上的空中楼阁。科恩说得好：“只有设施而无精神，不能取得效果，只有精神而无设施，不能取得效率。”[6]
“软件”应成为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与对经济、制度的强调相比，我国的村民自治缺乏对文化建设的重视，比如现有的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示范达标活动等都明显存在重经济指标而轻文化教育等的倾向，村民自治的文化建设是一个提高整体文化素质的系统工程，这包括文化程度、教育状况、心理素质、公德意识、平等观念、民主思想与自由精神等内容。当前的村民自治对此关注得还不够。这也反映了当前中国村民自治过于注重功利性的缺失。“软件”建设有利于“硬件”的实施和进一步发展。邓小平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7]同样，规则制度的实行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更好地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使经济可持续发展，显然离不开文化素质与自治精神的支撑。“软件”的建设还会提高农村的吸引力。农民向都市大迁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乡村经济与文化的双重贫困。从这方面说，如果村民自治不重视文化建设，即使农村富可比国，它也没有吸引力。因此，农村的文化建设不仅具有村民自治的意义，它还具有乡村都市文化选择的意义。二
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点考虑解决当前中国村民自治存在的诸多难题。
第一，加大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力度，从理论与实践双向对流的角度，从学习借鉴西方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角度，从立足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解决中国的问题着眼，创造性地提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框架和基本理路，这是中国村民自治活动继续深入下去的关键。如果说中国村民自治的产生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以致于20年的村民自治主要依重西方的民主模式，而缺乏自己的理论构建，那幺，未来我们需要打破这一格局，进行多元整合；如果说我们过去更强调实践的操作层面，今天就应该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加强理论的深入研究与探讨；如果说以往对中国的本土经验与问题有所忽略，现在就该立足本土，实事求是，将解决中国问题作为目的。中国村民自治的理论设计应注意三个层面：一是加大对中国尤其是村民自治实际情况考察的力度，也就是要深入进行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二是加强对村民自治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因为中国的村民自治并非孤立进行的，它离不开各方面的制约，因此如何理顺村民自治与其它各方面的关系就是一个十分重要和迫切的问题。三是加强对中西自治理论资源的研究，将中国的村民自治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从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道路。
第二，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一直存在着困惑与矛盾之处，这一点在乡镇、村党支部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中表现尤其突出。这主要在于目前我们的有关法律规定还不完善，特别是缺乏明确的职权划分和可行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健全有关法律，首先要明确村“两委”各自的权责范围，要特别注意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必要时需要国家立法，以保证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及乡镇领导关系的合理和顺畅。这里有一个原则非常重要，那就是要立法贯彻权力限制原则。如在处理乡、村关系问题上，法律的有关条款既不能忽略发挥政府权力的参与、引导、调节、监督功能，也要防止政府违法侵犯村民的自治权。应鼓励各地进行制度创新，积极探索处理村“两委”关系的有效路径。如一些地区实行村“两委”联席会议集体决策制度，既可避免村党支部或村委会任何一方的权力集中，又有利于培育村干部的相互合作意识，还有助于村务决策的科学化。但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参加联席会议的各方坚持平等的原则，不能是一方控制另一方，否则联席会议会有名无实；二是要坚持村民自治的原则，村民是村民自治的主体，联席会议不能替代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总之，制度创新既要合理有效，又要合法，二者不可偏废。
第三，从战略高度重视农村文化教育事业，使之成为村民自治活动的重中之重。从长远来看，文化教育是村民自治的根本。我们的村民自治设计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不仅将文化教育建设和发展作为村民自治成绩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且还要将之作为一种价值观渐渐深入人心。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都比较重视文化教育，有学者这样谈到美国的乡村教育：“美国的乡村人民从最早期就把教育看成民主生活中的重要柱石。必须全社会的人民都受到相当程度的教育，这个社会才能有真正的民主生活。因此，基本的教育必须是免费的，使任何人不必因经济的困难而没有受初级教育的机会，教育必须是独立的，不受政治上的干涉。”[8]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具有较高的知识素质。如在法国、加拿大等国，要想成为农民，必须经过三年学习并取得两年制农学院的毕业证书；瑞士、丹麦、荷兰等国家要求农民通过学习和培训取得“绿色证书”，才能有经营农场的权利，它们特别重视对农场主和准备当农场主的青年进行培训。日本农业行政人员都已达到大学水平。这些事例启示我们：农民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前提和关键。
事实上，中国乡村的文化教育建设和发展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有人提出，并进行了实验。梁漱溟曾说：以文化本位为前提对中国农民进行人伦本位的重组。[9]晏阳初则提出：“我们觉得要创办一种人民生活的教育，非先了解人民生活的实况不可。因此，我们就跑到乡下，从人民的实际生活去找。结果，觉得一般人民最感困难的四个问题：一是愚，二是穷，三是弱，四是私。”[10]我们这里所谈的乡村“文化教育建设和发展”既有“道德教育”，也包括文化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教育，还特别强调“人文教育”。科恩指出，“人文教育，最不普遍，也最不受重视”，但却是构成民主智力条件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主社会，不仅要选择目的，并且要选择手段，而要明智地作出这种选择，社会成员即使不是所有至少也应是多数的，必须具有高度的人文教育的陶冶。经费与技术人才只能使用于公民直接认为或其代表认为值得使用的项目。技术专家是重要的，使用技术专家的人以及选择与影响那些使用技术专家的人更为重要。民主国家中，智能与高超的政策归根到底要取决于确定政策的公民是否智能与高超”。[11]此外，文化教育建设和发展还应包括建立一系列的教育保障制度，包括建立教育实施规划、奖惩制度和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等。如无锡市郊区南站乡前进村，重视发展村庄的教育事业，不仅拨出大笔资金改建教学设施，还免费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对大学生给予奖励和资助；对达不到初中毕业的学生家庭实行经济处罚。这些制度的建立促使该村农民的文化素质大为提高，由此也带动了村庄经济的良性发展。[12]当然，像前进村这样的村庄在目前中国农村还不多见。值得提及的是，辽宁省朝阳市实施的一项教育计划很有创意。该市针对当地农村村干部文化素质偏低，尤其缺乏农业专业技术人才的实际，与沈阳农业大学联合举办大专班，学制两年，设农学、园艺、畜牧3个专业，从农村招收贫困家庭的优秀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班学习，学费、书费由市政府全部负担，毕业后“村来村去”，从事农业开发，带领乡亲致富，优秀者充实村级班子。大专班从2001年开始举办，每年招收农村应、往届优秀高中毕业生300名，预计到2008年培养学生1800人，以实现“一村一名大学生”的教育目标。[13]这一教育举措启示我们：在目前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经济还不富裕、社区办学力量较弱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政府的优势和作用，无疑是解决农村文化落后状况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有效办法。
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更广大的农村现代化，而农村如何现代化，村民自治活动开展得好坏是关键。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村发生巨变最突出的有两次：一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广大农民摆脱了几千年受压迫、受剥削的低下地位，以主人翁的身份精神焕发；第二次就是1980年以来的村民自治，农民不仅在法律而且在实践中真正享有管理自身事务的民主权利，其民主意识和自治能力都有很大提高。20年的中国村民自治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借鉴；它的发展状态与方向也关系到整个中国的民主进程和现代化建设，这就要求我们确立独立的精神、整体的眼光、开阔的视野，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村民自治所面临的难题。
【参考文献】
[1][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7,120.
[2] 费正清，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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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晏阳初全集：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175.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保”调查课题组.中国村庄经济--无锡、保定22村调查报告(1987-199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67.
[13] 光明日报，2003-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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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敦煌村民自治现状分析
中国社会政治分析（X+Y）
学院：行
学号：
敦 煌 村 民 自 治 现 状 分 析政 学 院1
敦煌村民自治现状分析
行政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1）班武晓江200833010150 一，敦煌概况
敦煌市位于甘肃省西北部，隶属甘肃省酒泉市管辖。东经92°13′-95°30′，北纬39°53′-41°35′。东西分别与瓜州县、肃北蒙古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相接。全市总面积3.12万平方公里，其中绿洲面积1400平方公里，仅占总面积的4.5%，且被沙漠戈壁包围，故有“戈壁绿洲”之称。全市总人口1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3万人。总人口中汉族占绝大多数，回、蒙、藏、维吾尔、苗、满、土家、哈萨克、东乡、裕固等10个少数民族仅占总人口的1.06%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人口18万多，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敦煌因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敦煌市辖5个镇、4个乡：沙州镇、肃州镇、莫高镇、转渠口镇、七里镇、杨家桥乡、郭家堡乡、黄渠乡、阳关镇；国营敦煌农场、青海石油管理局生活基地。沙州镇为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西7公里处的七里镇是一座新型的石油城，现为青海石油管理局所在地和青海油田后勤生活基地。其中肃州镇，莫高镇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已有一部分成为城区，七里镇为青海石油管理局生活基地和机关所在地，转渠口镇为规划中的工业镇，目前全市60%中小企业位于该镇，同时该镇农业基础也较发达，杨家桥乡以旅游业为主，主要从事第三产业，阳关镇以产优质葡萄著名，仅次于吐鲁番，兼顾发展旅游业。其余乡镇已农业为主，有部分现代节水农业示范区。
由于近年来中央加强对西部的投资开发，对敦煌投资加大，敦煌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建项目的敦格铁路（敦煌——格尔木），南疆铁路，北疆铁路正在积极建设中，完工后敦煌铁路可连通青海，西藏，新疆，甘肃。境内大型民用机场，可直达国内主要城市。同时引哈给党（青海哈尔腾湖水引入党河）工程正在积极筹备中。同时依托光电项目全面推进全市工业发展，提出旅游立市，工业强市，建设大漠光电城。
二，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的提法始见于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宪法》第1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四个民主”的提法始见于1993年民政部下发的关于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通知之中。从“村民自治”到“四个民主”，我们对基层民主的认识是逐步完善、逐步提高的。
村民自治，简而言之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因此，全面推进村民自治，也就是全面推进村级民主选举、村级民主决策、村级民主管理和村级民主监督。
但是行政村不属于一级政府，是一种村落小范围的自治组织，自制内容仅限于自我管理。
村委会直选产生，一般3~7人，主要任务：制定和监督执行村规民约。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国家的法律政策，组织村办经济，维护本地治安，发展公共福利，人民协解，乡村文化事业等。
三，敦煌村民自治现状分析
敦煌市的村民自治以行政村为主，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于2009年进一步对所辖各行政村进行了合并。一般村委会以3人为主不超过5人。村委会主要负责协调解决民间纠纷，贯彻执行乡镇政策，组织公共事务。
1，村委会选举缺乏透明度。
村委会选举过程缺乏透明度，主要过程就是发派选票到个家，然后过两天后挨家挨户去收选票。但被选举人没有回避，发选票收选票时被选举人常常参与，甚至就是被选举人自己收发选票。使得村民不愿意选，为了不得罪人也得违心的选举不适当的人。选举违背国家相关的政策，而实际负责选举的政府工作人员却在被选举人家中吃喝。明显的存在贿选现象。具体的计票过程也没有让人民群众参与监督。
2，候选人应实行差额选举。
在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过程中，通常情况候选人只有一个名额，并且并不是村民推举的，而是由乡镇直接提名的。选举过程中村民提名的候选人大多数情况下，被以各种理由拒绝。候选人也没有与村民进行很好的交流。应该适当的在村民面前制定宣读自己的施政纲领，办成几件事。
3，家族势力影响选举。
自实行村民自治以后村委会人选一般就有人数较多的家族所把持，在选举过程中村民不会选择合适的人，而是尽最大努力选举自己家族的人。他们认为自己家族的人掌权才能保证他们的权利不受侵犯并且方便自己获益和办事。也许还有提升自己家族地位的考虑。人数较少的家族中的精英很难再选举中当选。他们宁愿选一个自己家族的恶霸，也不愿选择一个能带动村民致富的能人。4，精英选举。
在村委会的选举过程中，乡镇领导天然的愿意提名那些乡村中的经济精英来担任，他们认为那样做可以使村民更加富裕，或者可以带动群众致富。但还有显而易见的因素，那就是经济精英更能为乡镇领导到来某些好处和收益。而不富裕的村民不能够带来那么多的好处。
5，村民参与度低。
由于经济的发展，村民大都不愿意参与选举等自治活动，一心用在外出打工或各个行业，从事第二三产业。村内的活动已经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不再重要，因为这给他们带不来经济效益，反而耽误其时间。最关键的还是相当一部分村民认为上面已经定下来人选了他们参与不参与都不在重要，他们的选票实际上不会产生真正的意义。上届村委会的选举过程中就有部分村的选举人数不到二分之一，以致选举无效。经乡镇领导动员后才勉强凑够一半的人。
6，村委会成员素质低。
当选的村委会成员齐素质普遍较低，一般情况下都只具有初中学历，而缺乏高学历人员。其认知水平也相对较低，没有一定的专业技术与知识，仅凭经验办事，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三支一扶派去的大学生在面对复杂村情时也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相反的遭到村委会的排斥。
7，服务职能弱化。
对于村委会成员来说其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职责，认为自己是当官管理的不是服务的，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完成乡镇领导的指示，接待好乡镇干部。这样就尽
职尽责了。而对于民间的纠纷也一般不由他们调解，家族的领导人占了这一重要角色，其次是派出所的调解。相当多的村委会成员不注重服务。
8，缺乏民主监督。
由于村委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一般情况下乡镇不重视对其监督，而群众也觉得自己没有监督权，而不去监督，这就无形造成了村委会成员滥用权力谋取私立的事件。我所在的村甚至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村主人没有召开村民大会就私自把二百多亩土地划给了一中的农场，而条件就是让自己女儿进入一中读书。直到其离任才有下届村委会发现，而他们之所以发现也是在打那二百亩土地的主意。
9，女性村民很难进入村委会，在选举过程中要适当的加入女性村民。四，改进措施
1，进一步完善村委会选举程序，使其制度化，透明化。有了制度就要去遵守而不要自己另搞一套，置国家法规于不顾。在选举过程中被选举人和其亲属要回避，不能参与可能影响选举公平的活动，和影响选举的活动。对于选举来说应当集中选举，而不应分散，否则就缺乏必要的透明度，造成操控选举的行为。
2，实行差额选举，不要总是提一个候选人的名字，要多加几个给村民选择的权利，同时重视村民自己提名的候选人，不要动不动就以合理的不合理的理由拒绝。否则带来的后果只能是村民对选举的失望，而拒绝参加选举活动。同时可以尝试竞选，让候选人提出其施政思路来供村民参考。毕竟，村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事务，而不需要过多的干预。要加入适当的女性村民。
3，提高村委会成员的素质。选举时应注重中堆出那些学历比较高的村民参与进去。加强对其培训提高职业技能，使其能够带领村民致富。并提高其服务意识。4，完善监督制度。对于村民自治性组织，要建立一个健全的监督机制。加强村务公开的程度，透明度。村委会的重大决定应当召开村民大会由村民集体决定。
第三篇：村民自治现状的调查报告
村民自治，是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从而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本社会政治制度，村民自治现状的调查报告。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村民自治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如人意的地方。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快建设，不断创新，使村民自治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取得更好的发展。
关键字：村民 自治 现状 调查 建始县
一，村民自治现状
（一）上级部门把村民自治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纳入日常工作体系中
建始县相关部门，乡级领导部门在相关文件的指导下，把村民自治列入日常工作的范畴，每次召开政务会议，都会讨论有关村民自治的相关问题，并积极地深入村级自治组织，了解相关情况，以期掌握第一手资料，为发展完善村民以及自身决策提供真实的基础。
（二）民主选举扎实推进，村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不断得到提高
自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草案后，湖北省建始县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从1989年开www.xiexiebang.com.COM的而建立的公开控制和纠错的机制”。主要内容包括对选民和后选人资格、选举程序、保护选民政治权利情况及对选举工作人员工作状况的监督等。由于缺乏一套衔接紧密的程序设计，各别农村地区在选举监督方面“钻空子”，具体表现为选民登记的失序，在正式代表人的确定过程中存在黑箱操作，投票、核对及公布投票方面的失范和打击报复等现象。
第二，村民代表会议的功能需要继续强化。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确立，在国家权利和基层社会之间形成了一个中介，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传统的压力型向新的合作型转变。据了解，在我县，乡镇干部遇事组织服务上村，村干部遇到大事先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在会上把问题与任务说明，形成一致决议后由代表们带头执行，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形成畅通的沟通渠道，客观上有利于其各项事物运作，村民代表会议功能显著。然而，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并不是所有农村地区都能够及时且有效地发挥村民代表会议的的作用。各别地区对基层重大事物的决策往往还是由村委会单独决定的，村民的意见和想法很难得到重视和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决策，往往不能够全面考虑民意，有时甚至与民众的基本利益不相符合。长此以往，基层民众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与狭隘的利益表达渠道之间形成冲突，引起民众的不满，为基层政治稳定埋下了隐患。
第三，村干部综合素质亟待加强。回顾近几年，我国农村基层干部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但在一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村干部素质仍需加强。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一些村干部潜在的政治参与目的性较强，竞选村干主要是为了优先获得政治资源，损公肥私，选上之后便“原形毕露”，并没有向当初承诺的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二，一些基层干部公仆意识淡薄，只惟上不惟下，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很难得到民众的支持与信服。久而久之，由于村民的意见的得不到重视，其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大打折扣。其三，一些村干部综合管理水平亟待加强，各别地区的村干部当选主要是凭借其强大的人格魅力或依仗权势，但现实生活中不乏那些由于缺乏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足够的经验，当选之后而造成村务麻烦的人员。
第四篇：关于村民自治现状调查问卷
关于村民自治现状调查问卷
您好!我是西安培华学院09级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正在做一项关于村民自治现状的问卷调查，旨在了解村民是否实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分析村民自治的落实情况。在这里想问您几个相关的问题，了解下您对村民自治的看法。请您放心，本次问卷调查中您的信息完全保密。感谢您的配合和支持。
本次调查问卷一般为单选，只需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填写即可。问卷所有内容需您个人独立填写，如有疑问，敬请垂询您身边的工作人员。
您的年龄是26
您的性别是（B）
A．男B.女
您是否是党员（A）
A.是B.否
您的职业是（E）
A.农民B.教师C.村干部D.个体户
E其他
1．您家庭月收入大约是（C）
A.500元以上B.500元—1000元C.1000元—1500元D.1500元以下
2．您的文化程度是（D）
A.小学B.初中C.中专或高中D.大专及以上
3．您所在的村，村干部是怎样产生的（A）
A.乡镇任命
B.乡镇提名，村民推荐相结合C.村民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
D.其他（请注明）
4． 您参加过几次村民委员会的选举（C）
A．4次以上
B．1—4次
C．从来没有过
5．您所在的村或者街道，是否有村民代表会议（C）
A．有
B．没有
C．不清楚
6．村民代表会议组成成员是哪些人（C）
A．全体村民
B．村民小组推荐代表参加
C．基本上是村委会成员
D．村党支部成员、村委会成员、村民都有
7．乡镇对村民代表大会干涉吗（C）
A．干涉
B．不干涉
C．不清楚
8．您觉得村务公开对村民重要吗（B）
A．非常重要
B．比较重要
C．一般
D．不重要
9．对于您村实行的村务公开制度，您是否关心（A）
A．关心，经常去看
B．只知道有公开栏，具体内容不清楚
C．偶尔去看看
D．无所谓
E．其它
10．如果您觉得村务公开有问题，会选择哪种方式处理（D）
A．向乡镇领导反映
B．动员村民，向村委会要说法
C．直接找村长
D．无动于衷，认为与自己无关
11．您采取上述方式来处理的原因是什么（）
A．认为村委的职权有限制，只能向上级反映
B．乡村为反映了多次，但都是用各种理由搪塞或者直接置之不理
C．认为村长是村里最大的官员，他的决定就是村子里的决定
D．村委在村务公开的问题上，虽然听去反映但是从未认真实行E．其它（请注明）
12．您所在的村或街道是否有村财务监督小组（C）
A．是
B．否
C．不清楚
13．村里的财务情况，您认为自己有权利去过问吗（A）
A．当然有，那是我们大家的钱
B．没有，那是财务小组的事情
C．自己不清楚
14．村里的财务情况，您认为自己有权利去过问吗（A）
A．当然有，那是我们大家的钱
B．没有，那是财务小组的事情
C．自己不清楚
15．您认为村财务监督小组成员，一般是（D）
A．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为村民服务
B．尽量为自己或者亲属某好处
C．发现问题也不敢说
D．随机应变
16．您村中有具体成文的规章制度（比如选举制度、财务制度等）吗（C）
A．有
B．没有
C．不清楚
17．这些村规民约是怎样产生的（）
A．全体村民大会讨论产生
B．村民代表大会产生
C．只是由村委会成员自己制定的D．其它
18．村里一般通过什么形式来宣传这些（A）
A．村里的广播
B．开全体的村民大会
C．发宣传单
D．其它
19．村里这些规定的执行，是否有专门人员监督（B）
A．有
B．没有
C．不知道
20．您觉得村里有这些成文的规章制度重要吗（A）
A．很重要，不然村子管理会很混乱
B．不怎么重要，好多都是形式
C．不重要
21．您是如何看待村委会与党支部两者之间的关系（B）
A．无任何关系
B．指导和协作关系
C．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D．不清楚
22.您认为村委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C)
A．政府部门
B．政府授权组织
C．群众组织
D．其他
23．在村里，对于重大事项是由谁来决定的（D）
A．村委会讨论决定
B．村长个人决定
C．村党支部决定
D．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共同决定
E．不清楚
24．您认为有无必要对村干部实行民主监督（A）
A．有必要
B．没有必要
C．对自己来说无所谓
25．村里的财务情况，您认为自己有权利去过问吗（A
A．当然有，那是我们大家的钱
B．没有，那是财务小组的事情
C．自己不清楚
26．您对目前的村民自治的总体情况的评价是（D）
A．很满意
B．比较满意
C．一般
D．不满意
E．很不满意
再次感谢您的合作！
2012年）
第五篇：村民自治的现状分析
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的实施已经产生了轰动效应，短短十余年来，它不仅吸引了中国人的视线，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它不仅吸引了新闻媒体的注意力，而且也掀起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潮。那么作为一种全新的农村社区制度，村民自治在我国实践十年来的实际运行状况到底如何呢？它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又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村民自治的成效和意义呢？本文就试图对于这些人们最关心的村民自治的一般问题作一简要分析。
一、村民自治运行的实际状况
村民自治在我国农村推行10余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到现在几乎所有的农村都建立了村民自治组织，各地都在进行村民自治的广泛宣传和深一步的探索发展。但是迄今为止，到底有多少农村的村民自治已经达到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所规定的那种应然的状态呢？从有关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所作的调查来看，我国村民自治的实际运行距离我们所期望的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尽管统计数字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基本结论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真正达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村民自治的要求的农村仍然占少数。对于村民自治的实际运行状况，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分类：
1．张厚安的三分法
对于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实际运行状况，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2．欧博文的四模型说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系的欧博文（KevinJ．O＇Brien）教授从村民参与和完成国家任务两个向度，将村民委员会和相关组织分为二种类型的四种理论模型：一类是达标的示范村。即达到国家民政部关于村民自治示范村标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贯彻较好，村民自治的自身状况和客观效果较为理想。另一类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不完善的村。这类村又分为三种类型：（1）瘫痪村。村民委员会处于瘫痪状态。村民的制度化参与和国家任务完成均不理想。（2）专制村。村民的参与程度低，但完成乡政府任务较好，村组织高度行政化。（3）失控村。村民参与程度较高，完成国家任务不好，带有某种“独立王国”倾向。
3．徐勇的两分法
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徐勇教授，在他专门研究村民自治的著作《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中从村民自身状况与客观效果相统一的标准，将村民自治的实际运行状况分为规范型和非规范型两大类。
规范型是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有关法律制度得到有效贯彻执行，村民自治的运作符合村民自治示范村的标准。在规范型的村，村民参与程度高，制度健全，组织功能强，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村民自治与国家行政管理有效衔接。确定规范型村的主要依据是国家民政部制定的村民自治示范村标准。自1990年国家民政部发布《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村民自治活动的通知》以后，在政府推动和村民自我创造的双重行为下，全国出现了一批规范型的村。这些村主要是各地的村民自治示范村，其数量不是太多。
非规范型是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形式上得以实行，但在实际上没有得到有效贯彻执行，村民自治的运作没有达到村民自治示范村的标准。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计划目标，到2000年，争取使全国15％左右的村成为村民自治示范村，即达到村民自治运作的规范性标准。这就意味着，在现阶段，尽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为国家法律已在全国普遍实行，全国农村都已建立了村民委员会，但是大多数村的村民自治尚未达到一定标准，处于非规范运作状态。这一类型的情况较为复杂，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一是行政化的村，这类村在形式上建立了村民委员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村的治理基本上沿袭着传统的行政命令管理模式。在相当一部分的村，村民自治尚停留在一般法律制度层面，人民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居主导地位。这类村估计占全国村庄总数的60％以上。行政化村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关系方面：一是乡与村的关系。在行政化的村，乡和村的关系依然沿袭着人民公社时期的公社与大队间的命令－服从关系模式，村民委员会只是乡（镇）政府的下属机构，缺乏相对独立性，难以发挥其应有的自治功能。二是村民委员会与村民群众的关系。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群众是自治主体，村民委员会只是村民群众行使自治权的组织载体。但在行政化的村，村民委员会主要是乡（镇）政府的下属机构，村民群众难以通过村委会行使自治权，仍然居于传统的政治被动地位。
二是失控村，在这一类的村，由国家法律制度认可的村民委员会等正式基层组织不健全，或不能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村民自治处于放任状态，甚至扭曲变形。根据80年代后期的一项权威调查，当时全国有15％～20％的村，基层领导软弱涣散，不起作用，工作落后。1990年后，包括村民委员会在内的村级组织瘫痪、半瘫痪状况有所改变，但并不理想。据有关部门1994年统计，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大都有3％～8％的村委会处于软弱涣散甚至瘫痪状态，广西，西藏、江西，新疆、浙江、安徽、四川、海南的比例更大，达到10％左右。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和瘫痪的情况依然存在，严重地削弱了党和国家对农村的领导，已危及到农村的稳定与发展。
此外，其他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调查也都证实，真正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求实行村民自治的农村只占一少部分，大概介于10－20之间，一般不会超过25。总之，我国农村的村民自治目前仍然处在一个从不规范走向规范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的困难和问题。
二、当前村民自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由上可知，从村民自治的实际运行状况来看，只有很少一部分农村从形式到内容都达到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绝大部分都是仅仅具有了一种形式，建立了村民委员会，但是村民自治并没有真正地发生。那么在当前我国农村的村民自治中究竟是哪些困难和问题羁绊着村民自治的实现呢？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困扰当前我国村民自治的难点问题，它们也将会在今后继续影响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深化。
1．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问题
尽管对于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了专门的明确规定，指出乡镇政府对于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乡镇政府不得干预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但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运行过程中，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很难达到这种理想的状态，在很多地方二者之间依然保持着一种行政领导关系。乡镇政府在表面上不干预村内的事务，可是仍然对村干部发号施令，甚至在村民自治已经推行了10余年的时候，有的乡镇政府居然用红头文件任免村委会的干部，还有的乡镇领导对于村民自己推选的村委会候选人动用警力。不仅乡镇干部如此，就连村干部也认为“指导”就是“领导”，没有太大区别。
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村民自治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在从来没有自治基础的中国农村，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它的精神实质。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村一直实行行政控制的制度，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对村一级的控制更加严密，在公社和大队之间是一种非常强的行政关系。而村民自治作为人民公社解体的替代制度，却要求在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关系为指导与协助的关系，这使乡镇干部、村干部以及农民很难适应这种变化，真正领会村民自治所要求的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关系的精神实质。其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于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之间关系的规定也过于简略，使文化水平相对不高的乡镇干部和农民难以有效地把握。如对于“指导”关系，由于汉语本身含义的丰富性，可能不同的人不就有不同的理解，不要说乡村干部和农民了，可能汉语专家也会犯难。
2．村级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问题
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村级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是一个更为难以把握的问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对此的规定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可是什么是“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呢？在现阶段，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我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通过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体现出来。可是在村一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如何体现呢？许多农村党支部书记就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在农村就是坚持党支部的领导，那么党支部书记还是村里的一把手，村委会主任应该听党支部书记的。甚至在一次调查中，天津市某郊县的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村的党支部书记竟说，村民委员会是村党支部的一个下属机构。
我国农村很多地方的农村长期实行党支部“一元化”领导，现在这种惯性一直延续下来，大多数农村仍是党支部书记当家，甚至村支书几乎包揽了村委会的全部工作，有的甚至连财务批核权也都由村支书统揽起来。这些情况都造成了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关系紧张，职责不清。如审批房基地这类问题，党支部认为，珍惜土地是国策，该由他们管；村委会则认为，建房属村镇规划，是村委会的职责范围，党支部不应干涉。
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之间的权限如何明确划分，才能既保证村民自治权得到实现、又能保证在农村坚持党的领导，是村民自治中必须要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否则它会一直困扰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
3．村委会自治职能与其它职能的关系问题
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主要职能应该是自治职能，即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办理本村的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当然，由于它还要协助乡镇政府完成一定的行政任务，因此也要履行一定的行政职能。但是在村民自治的运行中，村民委员会的自治职能却让位于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使村民委员会的自治职能发生了异化。不少地方的村民委员会把完成乡镇政府的行政任务当成了自己的主要工作，而没有精力去履行自己的自治职能，办理本村的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除完成行政任务之外，还有一些村民委员会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直接参与、从事经济活动。毫无疑问，发展本村的经济、管理村集体的资产是村民委员会的职责，也是村民委员会自治职能的组成部分，但是村民委员会直接参与、从事经济活动，则是重犯了类似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政府办经济”的错误。尽管村民委员会不是政府，但它是一个自治组织而不是一个经济组织，其主要职能是管理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际上主要是如何筹钱、如何花钱办事，而不应是如何挣钱。
明确村民委员会的主要职能，理顺村民委员会自治职能与其它职能之间的关系，也是村民委员会今后发展中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4．自治权的异化问题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精神，村民自治的自治权应该是由全体村民行使、为全体村民服务的。村民会议是村民自治的决策机构，而村民委员会是村民会议的执行机构，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也就是说，村民自治应是“村民”的自治而不应是“村民委员会”的自治。但是在实际运行中，由于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行使自治权的自治组织，这就使得行使自治权的主体却往往演变成了村民委员会，而村民委员会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村委会主任一人手中，“村民的自治”实际上异化成了“村委会主任的自治”。一些地方的村干部一旦掌握了村委会的权力，便为所欲为、为非作歹，不仅肆意加重农民负担、侵吞集体资产,而且还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成了为害村民的“村霸”。
村霸的产生绝对不是村民自治的初衷，那么村民自治为什么会产生出村霸来呢？我认为目前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这个问题上至少存在着两个缺陷：一是对村民委员会成员的资格问题没有做出严格规定，二是对村民委员会的监督和制约缺乏严格规定。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二条规定，选举村民委员会时，凡是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只要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普遍而平等的选举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色和优越性；但是对于被选举权，也就是候选人的资格问题，如果没有相对严格的要求，恐怕社会主义民主是没有办法保证的。因为政府官员也好，自治组织的负责人也好，他们要行使的都是公共权力而不是个人权力，而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则必须要有个人品行的保证的，他们在个人品行方面应该优于其他人、或者至少不能低于平均水准。发达或较发达国家对于候选人资格通行的做法是，在法律上对候选人的财产状况、受教育水平、居住年限、年龄等方面做出比一般选民更高的资格要求，而在实际选举过程中，由于选民的相对成熟，个人品行不好的人作为候选人是很难被选民所接受的，因而实际也形成了对候选人资格的另外一重限制。而在我国目前农民政治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如果法律上再没有对候选人资格的相对严格的规定，就很难保证不选举出一些村霸来当村委会的干部。到目前为止，我国只有为数不多的省市对于村民委员会侯选人的资格作出了相对严格的规定。福建省在全国较早地对村委会候选人资格作出了较为严格和具体的规定，1988年它在村委会换届选举时限定了七种人不得成为候选人：选举前三年内本人或直系亲属违反计划生育正在处理期限的；村主要干部、计划生育专职干部在任期内没有完成计划生育任务的；选举前三年内有经济问题已结案的；因经济或其他问题正在立案审查的；部门确定的帮教对象或治安重点人员；长期外出不能回村担任工作的；选举前三年内受劳教以上（包括免于诉讼）处分的等。1999年在正式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广东省也首次对于村民委员会成员的资格问题做出了严格规定，因经济问题或其它问题受党纪政纪处分不满两年，或正被纪检、监察、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不宜提名为候选人，更不能进入村委会。尽管这些规定还是过于宽松、或是还有不合理之处，但是毕竟是有意识地迈出了第一步，这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可喜的开端。
关于对村委会成员的监督问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把它主要诉诸于村民，主要通过村务公开以及村民会议对村委会成员的罢免权。这确实是村民自治的内涵以及民主的当然要求，但是在我国农民目前政治上还不很成熟的情况下，把对村委会的监督主要交给村民恐怕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并且，《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村民对村民委员会的监督，从程序上讲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为不论是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报告工作也好，还是罢免村委会成员也好，村民会议都是由村民委员会来召集的，这就增加了村民监督村民委员会的难度。
三、村民自治的成就和意义
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的实施，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正如
第一，村民自治制度改变了数千年来农村地区的政治权力结构，权力运作的方向由过去的“自上而下”变成了“自下而上”。村干部不再由上级任命，而是要经过村民的选举产生；并且更重要的是，村干部是要对下向村民负责，而不再是对上向乡镇负责。这就是说，村一级的政治精英的政治权威不能再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政府命令，而是必须要依靠政治生活最基层的村民的认可和同意。这在中国的基层社区制度中是一个亘古未见的根本性的变革，因而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第二，村民自治的实践，不仅增强了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热情，而且也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认知和参政能力，使他们学习和掌握了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程序，促进了农村基层政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村民自治要求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己管理社区的事务和公益事业，并且明确规定了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权利、制度和程序，不仅把农民从传统的政治的受动者的角色推向了政治的主动者的地位，而且还把农民从传统的政治生活的非制度化的参与者逐步改变为制度化的参与者。尽管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但是目前农民在参与村民自治的过程中，正在发生非常明显的积极变化。
第三，村民自治使广大农民对农村干部形成了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有助于提高农村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施。村民自治一方面把农民从政治受动者的角色推到了主动的政治参与者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赋予了农民对农村干部以普遍的监督权。农村基层干部因为人数众多、分布地域广袤，所以对于政府来说不仅监督成本很高，并且成效有限。村民自治把千千万万的农民都变成了无所不在的监督者，不仅节省了政府的监督成本，而且可以大大提高监督的成效。
第四，广大农民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民主的新形式，大大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和理论，并且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关注。如吉林省梨树县在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时采取的“海选”法，被国外学者看作是世界上的一种新的选举方式；山西省河曲县的“两票制”引起了国内政治学界的极大关注等。近年来，美国的卡特中心、国际共和研究所，以及加拿大、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的驻华使馆，都到中国农村观察过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联合国发展署和欧盟等国际组织花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协助中国民政部把选举程序标准化，并对负责选举的地方官员进行培训。
总之，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的实施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它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村基层社区制度的一个根本性变革。但是我们也不可把村民自治的意义无限地上升，甚至直接上升到国家层次。如有些人认为，通过村民自治的实践，九亿农民必将成为一种无可抵挡的力量自下而上地重塑整个国家，村民自治是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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