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肯的废奴思想

第一篇：论林肯的废奴思想

论林肯与奴隶制的废除

杨海娟

（历史文化学院08历史（2）班 甘肃庆阳 745000）

【摘要】黑人奴隶制度是美国历史上的罪恶现象。林肯作为一名进步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反对奴隶制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消极到激进的漫长转变，使得奴隶制最终废除。

【关键词】林肯；奴隶制度；限制；回避；赔偿；废除；影响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年2月12日出生于肯塔基州哈丁县一个垦殖农民的家庭，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做过雇工、店员、土地测量员助理、邮务员，在黑鹰战争中曾任志愿兵连长，靠自学获得律师资格。1834年至1842年曾四次当选伊利诺斯州议会众议员，1847年至1849年任国会议员，1861年至1865年任美利坚合众国第十六任总统，1865年4月15日遇刺身亡。

一、林肯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思想态度和政策转变

林肯对奴隶制问题的态度，反映了他的资产阶级立场。他虽然出生于劳动人民家庭，也理解人民的需要和渴望，但是作为一个律师及政治活动家来说，他的思想主张和行动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面对废除奴隶制度这个当时最大的问题，林肯殚精竭虑，采取适时得当的政策，最终解放了奴隶，推翻了奴隶制度。为南北战争北方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林肯在反对奴隶制问题上的思想态度和政策转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反奴隶制思想的形成（1860年11月前）

美国在独立之初，就已经有是否废除奴隶制的争论。随着国际市场棉花需求量的猛增，南部种植园奴隶制亦大肆扩张，此时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北方资本主义经济和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南方种植园奴隶制经济在关税、市场、西北土地开发和联邦政府人事安排等事存在众多分歧和斗争，其归根到底也是在奴隶制度存废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19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工业资产阶级和种植园奴隶主间的矛盾，在国家的主要政治和经济问题上都有表现。到19世纪50年代，双方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对奴隶制给予致命一击的亚伯拉罕·林肯就是在这样背景中成熟起来的。林肯于1837年3月在伊利诺斯州议会

上和同为州议员的丹·斯通联合提出了一份书面抗议书，这是林肯关于奴隶制的第一个政治行动。这份声明一方面谴责奴隶制，认为“奴隶制是建立在非正义和错误的政策上”。另一方面反对废奴主义，认为“传播废奴主义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奴隶制的罪恶。”[1]W•E柯蒂斯在《真正的亚伯拉罕•林肯》一书中写到：“我相信这是在合众国至少是赫德森河以西任何一个议会所提出的第一个反对奴隶制的正式宣言。”[2]这说明林肯的反奴隶制思想已慢慢形成并在以后的言论中还有发展。但此时的他还不是废奴者。

（二）限制奴隶制（1860年11月-1861年4月）

林肯一直是反对奴隶制度的，但他又反对立即废除奴隶制，反对干涉南方诸州既存的奴隶制度。他在1861年3月4日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阐明了这一阶段的思想。“南方诸州的人民似乎存在顾虑；认为共和党执政就会使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安宁与人身遭到威胁，这样的威胁是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我没有直接或间接干预各州现存奴隶制的企图，我认为我没有如此行事的法律权利并且也不打算这样做。”他还指出：“联邦政府是永久性的，不能单独退出联邦，在宪法和法律上联邦是不容分裂的。”[3]这篇演说说明林肯反对干涉南方诸州的奴隶制度，只是要求限制奴隶制向西扩张。他认为，如果把奴隶制度固定在原来的地区内而不让它进一步扩展，让奴隶制在时间的演变中自生自灭。从而逐步实现由两种制度并存向雇佣制的转变，并同时要求维护联邦的统一。可见，他反对暴力革命，反对用暴力手段去推翻南方奴隶制度。

（三）回避奴隶制（1861年4月-1862年2月）

美国内战爆发后，林肯高瞻远瞩，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把恢复联邦的统一摆在首要位置，并作为北方进行战争的主要目标。至于拯救联邦和解放奴隶的关系，林肯解释“：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摧毁奴隶制。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不解放一个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所有的奴隶，我也愿意这样做。”[4]当时的他几乎不谈奴隶制问题，对其采取回避政策，拒绝解放奴隶主要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内战爆发后，边境蓄奴州肯塔基、马里兰、密苏里及特拉华，由于种种原因未参加叛乱。前三个州是大州，是联邦士兵的重要来源地，是首都华盛顿的屏障，尤其是联邦进攻南方的重要战略基地。林肯担心，一旦宣布解放奴隶，就会把这几个州推向南部叛乱者一方，这将葬送整个内战的前途。而且拒绝解放奴隶是保持共和党内部团结和北方民主党人对联邦忠诚的需要。它有利于各方面的团结。大部分北方人愿意为挽救联邦而战，对解放奴隶却无动于衷。林肯清楚此时提出解放奴隶不合时宜，会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

（四）、和平赎买政策（1862年2月-1862年9月）

内战进行一年多，林肯提出逐步解放奴隶的政策。他在1862年3月6日致国会咨文中提出“合众国应与任何一个愿意逐步废除奴隶制的州合作，给予该州以资助，由该州酌情用来赔偿因改变制度而造成的公私损失。”[5]被解放的奴隶可移民到利比里亚或中美国家去。1862年7月，林肯向边界州的奴隶主发出呼吁，要他们同意用赎买方式逐步解放奴隶，但是失败。虽然这一方针仍比较温和，反映了试图通过改良方式解决奴隶制的意图，但它的锋芒毕竟是指向奴隶制本身。

（五）废除奴隶制（1862年9月-1865年4月）

逐步有偿地解放奴隶的方针已不能扭转北部接连失利的战局，如果不把黑奴解放出来，也无法使战争朝着有利于联邦军的方向发展。当时林肯拒绝解放奴隶的做法更加遭到激进派和废奴主义者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林肯本人也认识到形势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他说：“如果他拒绝发布解放宣言的话，在北方会发生暴动。”[6]在各种形势的压力下，林肯不得不实行解放奴隶的政策。林肯明确表示解放奴隶的“时刻来到了，它使我感到奴隶制必须死亡，以便国家能够生存。”[7]这一时期的转变主要是因为林肯认识到，在国内方面，为了摧毁南方的经济力量，为了把南方黑人群众拉到自己这方面来，为了利用黑人这样重要的战斗力量，解放奴隶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从国际方面来看，英国政府正准备承认所谓的南部同盟，干涉美国内战。卡修斯•克莱准将于1862年8月面见林肯，劝他赶快宣布解放奴隶。他说他看见“欧洲所有的政府都准备承认同盟，迫不及待的想干涉内战，因此如果现在发表解放宣言将会击败欧洲这些统治者的计划。”[8]总之解放奴隶关系到是否平息这场叛乱的大问题，除了解放奴隶别无选择。

1862年9月，林肯颁布了预告性的《解放宣言》，他预告从1863年1月1日起其人民仍反叛合众国的任何州或州指明地区中所被奴役为奴的人从彼时起即永获自由。他的颁布是美国历史上具有伟大进步意义的事件。意味着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他结束了美“根据宪法进行战争”的阶段而揭开了“以革命方式进行战争”的阶段的序幕。[9]此后林肯政府进行战争的目标不仅是为了恢复联邦的统一，而且也是为了消灭可耻的奴隶制度。马克思高度评价这个“宣言”，称它是“在联邦成立以来的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文件。”1863年1月1日，林肯颁布了《最后解放宣言》，重申在国家一切地区的奴隶从此获得自由；联邦政府和军队承认和维护这些人的自由；获得自由的一切公民可以参军，也可以做其他工作。它的发表使南方的黑人奴隶掀起了逃亡和反抗斗争的高潮。这场高潮对于“南部同盟”的瓦解起了重大作用，同时，《最后解放宣言》标志着林肯在反奴隶制问题上的态度的根本转变，使得奴隶制最

终废除。

二、奴隶制的废除对美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声势浩大的废奴运动在美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揭露了奴隶制的罪恶，推动了内战的爆发，使奴隶得到解放，对美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近代美国迅速崛起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奴隶制的废除对美国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奴隶制的废除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1.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由于黑人奴隶制度的废除，黑人可以自由地受雇佣，使得美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从而促使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2.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奴隶制的废除使得南方种植园奴隶制经济衰落，一些开明的原奴隶主开始将资本投向资本主义工商业，壮大了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

3.解决了南北争夺土地的问题：内战前对西部开发争得沸沸扬扬的西部新开发土地是建立“自由州”还是“蓄奴州”的问题，随着内战以北方资本主义的胜利而迎刃而解。使得资本主义经济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4.北方获得充足的原料，工业品市场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内战前，南方的种植园奴隶主往往更愿将棉花、蓝靛、甘蔗等工业原料输往英国等欧洲国家，以换取高价，同时从欧洲国家购得廉价的工业品。这使得北方失去了南方的原料和工业品市场。——内战解决了这一问题。

（二）奴隶制的废除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1.民主制度得到完善：内战前南方的奴隶制度是一种极端落后野蛮的制度，内战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终，这本身就是民主制度的胜利。使美国的民主制度更加根深蒂固，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内战中林肯总统颁布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以及内战后黑人奴隶的最终解放，使得“民主、平等、自由”等资产阶级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成为美国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

3.共和党巩固了在国会参众两院中的地位：内战后，随着西部新开发土地上“自由州”的建立，使得内战前“自由州”和“蓄奴州”力量均势的局面被打破，“自由州”完全占据压倒多数。也就是说代表北方资本主义力量的“共和党”相对于代表原来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主力量的“民主党”而言，在国会的参众两院都占据了压倒性的绝对优势。

总而言之，奴隶制的废除对美国政治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内战

后的美国迅速崛起，为其成为世界强国打下了基础，这都与林肯及其废奴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对林肯与奴隶制废除的评价

林肯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政治家和奴隶制度的坚决反对者。他以领导美国南北战争，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签署《宅地法》，维护国家统一，废除奴隶制，促进美国历史的发展，而被称为“伟大的解放者”。⑩马克思给予林肯很高的评价，曾称他为“英雄”。

林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愿意倾听人民的正确呼声，接受人民的正当要求。广大黑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对林肯本人产生了影响。林肯在他的最后一次公开谈话中表示“我本人现在愿意把选举权授给有知识的有色人以及曾经作为士兵为我们服务的有色人”。这表明他是愿意接受人民的正当要求的。而且他乐于采纳反对者的正确意见，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林肯由原来的反对奴隶解放过渡到赞成奴隶解放的立场，并把解放奴隶的政策贯彻到底。意味着他虚心采纳了内战开始以来一直反对他的反对派的正确意见。这一点看来很容易，但是对于国家元首的他，实际做起来是很难得。同时他超然于派别斗争之上，心胸广阔，能够着眼全局，在作战的目的问题上，解放奴隶问题上和谈及赔偿南方奴隶主问题上以及南方重建问题上都表现出林肯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林肯废奴主义思想的逐步成熟在奴隶制废除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表达了当时广大革命人民的要求，推动了革命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奴隶制的废除，解决了美国当时的最大矛盾。

而林肯的不足之处是他的思想言论和行动都没有也不可能超出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要求。林肯作为资产阶级这个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不可能真正的解放黑人，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他就保证“不会以任何方式使任何地区的财产受到威胁”。对北方反革命分子过于宽容，对南方叛乱分子过于宽大，对黑人权利的解放仍然存在种族偏见。他的废奴主义思想和行动始终也是代表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是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利益的角度去反对奴隶制度，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被解放的黑人没有得到公民权，也没有得到实现其政治权利的经济权利，“自由人”的自由得不到保障，所谓解放也只是名义上的解放。

林肯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推动下，从最初的反对奴隶制到最终废除奴隶制，解决了美国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主要矛盾。而林肯作为资产阶级这个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不可能真正的解放黑人，所以奴隶制的废除具有不彻底性。虽然林肯与他的废奴主义思想本身存在局限性，但是从主流来看，他的一切思想行动和政策方针均顾及到资产阶级的长远的全局的利益，他并不是一位超阶级的国家元首，但他却是一位心胸广阔，眼光远大的资产阶级的伟大政治家。

参考文献：

[1]李青，夏晓蓉.关于林肯对奴隶制和废奴主义态度问题的再讨论[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2）.[2]、[5]【美】亚伯拉罕•林肯.林肯选集[M].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83.177,279.[3]杨生茂.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148～149.[4]【美】卡尔•桑德堡.林肯传[M].东方出版社，1987.257.[6]、[8]、[9]刘祚昌.美国内战史[M].人民出版社，1978.273,281.[7]丁则民.美国通史[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0.20.[10]王业兴.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及其民生意义[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2).

第二篇：浅析《汤姆叔叔的小屋》及美国废奴运动

浅析《汤姆叔叔的小屋》及美国废奴运动

郭成 苏琴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摘 要：美国殖民地时期就有黑人奴隶存在, 奴隶制有很长的历史。正义的人们往往用宗教为武器抨击奴隶制, 开展了废奴运动。1852年斯托夫人出版了《汤姆叔叔的小屋》, 描写了奴隶主的残忍和黑人奴隶的悲惨生活。这本书内容丰富, 情节真实感人, 有力地推动了废奴运动的发展。本文将结合美国奴隶制以及废奴运动的事实分析本书的内容及其对废奴运动影响。

关键词：黑人；奴隶制；废奴运动；宗教

《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通过叙述主人公汤姆几次被买卖的经历，对美国南方奴隶制和奴隶的生活进行了全景式的描写。尽管有些白人奴隶主对黑人奴隶相当仁慈，但不能从整体上保证他们的生活甚至是生命，黑人奴隶的命运是极其悲惨的。

本书同时展现了当时的南方奴隶主阶层, 如汤姆的第三个主人Legree、奴隶贩子Haley和专门负责抓捕逃跑奴隶的“猎人”。在内战前的美国南方甚至出现了奴隶农场，黑人孩子像动物一样饲养，然后像动物一样卖掉，而这一切，竟然受到法律的保护。

一、奴隶与奴隶制

（一）奴隶制在美国

1619年荷兰人将20名非洲黑人运到弗尼吉亚的James城，开始了美洲的奴隶交易。到1690年，奴隶数目达到了16729人，到1780年达到575420人。最初黑人作为契约劳工，到1641年，麻萨诸塞州通过法律确认了黑人奴隶的终身地位，随后各州纷纷仿效。奴隶数量的激增是在1793年以后。这一年美国出现了扎棉机，在水能的推动下每天可以扎1万磅的棉花，但是摘棉花却只能靠手工完成。在1810年，美国出口6675.8万美元的棉花，占全部出口额的22%。而到1860年，美国的棉花出口竞占到全部出口额的57%，达到三亿三千多美元。在这白花花的棉花背后则是黑人奴隶的血汗和泪水。（Falkner，1964：266）

小说的主人公汤姆被运到南方，他的工作就是摘棉花。每天工作12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因为同情一位完不成工作量的女工友，汤姆将自己的棉花分给她一些，不料被监工发现，汤姆受到毒打。而这样的遭遇是每个奴隶都避免不了的。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甘蔗种植园，有时黑人奴隶在监工的鞭打下要工作18个小时，几乎没有睡觉时间。

（二）奴隶的商品属性和交易体系

在小说的第12章中写到一个出售奴隶的广告，交代了6名被出售奴隶的姓名和年龄，以及“时间：2月20日，星期四；地点：肯塔基州的华盛顿城法院门口”（Stowe, 2003:170）。在小说的第30章提到了专门用于临时储存奴隶的仓库，那里卫生条件极差，仓库外的棚子就是交易奴隶的地方。奴隶分男女分别展出，白人出价竞买，出价高者获得此奴隶的所有权。

乔治是小说中极具反抗精神的黑人奴隶。他逃跑了，到北方去寻找自由。很快，他的主人便在报纸上登出广告，详细描述了乔治的特征，并且出价400美元给抓获乔治的人，同时宣告“凡是提供足够证据证明乔治死亡的同样可获此奖金”（Stowe, 2003:152）。白人奴隶主的残忍由此可见一斑，他们对死人也不愿意放过。

小说中的乔治成功逃脱奴隶主的压迫，但现实中的很多人则没有像他这样的运气。著名爵士女歌手比利·郝乐戴（Billie Holiday）演唱过一首著名的黑人民歌《奇异的果实》。歌词中描述，7名逃跑的黑奴被捉住并在树上吊死，远远望去就像树上7个巨大奇异的果实。歌中唱到：“这些果实被乌鸦啄，雨水吹打着，最后跟着树叶一起落下”。

早在殖民地时期，美国很多州通过了有关黑人的法令，规定白人奴隶主有处罚和处死黑奴的权利；黑奴无权在法庭上抗议；黑人的集会必须有一名白人到场；黑奴无权结婚和教育孩子。小说中伊莉莎和乔治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但他们并不能成为法律所认定的夫妻。

（三）奴隶制下的女性和孩子

在小说第10章，作者借汤姆的眼睛讲述了这样一个悲剧：一个女性黑奴10个月大的婴儿被卖掉，苦苦哀求主人无果之后，该女奴从船上跳河自尽，结束了她不可承受的痛苦。在白人奴隶主的眼中，女性奴隶身上更有一层“商业价值”和“升值潜力”，因为她们可以生孩子，而孩子是可以被卖掉挣钱的。

小说中讲述了乔治母亲的故事。他的母亲工作就是生孩子，她生下7个孩子，最后这7个孩子被卖到7个地方，乔治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跪下哀求让留下这个最下的孩子，但得到的回答却是一顿重踹。乔治被带走，脑海里只留下母亲的呻吟和哭喊。

另一个母亲的故事出现在第18章，她叫布鲁，也是一个不幸的母亲。她曾有过一个孩子，很胖很健康还从不哭闹。后来女奴隶主生病，布鲁照顾女主人时也被传染，从此没了奶水。布鲁祈求主人给买些牛奶，但被拒绝。没有奶吃的孩子一天天瘦下去，最后饿死了。布鲁没有自杀，但选择酗酒，因为“喝酒之后，我的耳边就没有那孩子的哭声了”（Stowe, 2003:360）。

黑人孩子的命运也是悲惨的。在第20章描述了一个女孩叫托鲁西，她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通过小说中的人物辛克莱尔和他表姐的对话，读者可以知道这个女孩已经习惯了被殴打，主人用烧水棍、铁楸和钳子的击打已经不能让她感到害怕了。她为了生存学会了撒谎和偷盗，心理严重扭曲，很难再被教育。因为“她受的苦实在太多了”（Stowe, 2003:360）。

妇女和未成年人在社会上是更容易受到伤害的，任何文明的制度和道德准则都会对这两种人群给予更多的保护。但是在《汤姆叔叔的小屋》这一小说中，读者看到的是残忍的奴隶主阶级对她们无耻的压迫和伤害，每个读过此书的人无不被激怒了。

小说问世后激起人民对奴隶制的极大愤怒，南方奴隶主阶级也感到了害怕，他们指责斯托夫人写的故事是无中生有的。为此，作者出版了《对〈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的解释》，引用了法律条文、法庭记录、新闻报道和私人信件等纪实性文件来证明《汤》一书虽然是小说，但是小说中的故事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合理编撰。此书的出版扩大了《汤》的影响，使更多的人投身到废奴运动中去。难怪，林肯总统说是斯托夫人挑起了南北战争。

二、宗教作为废奴主张的理论依据和理论武器

（一）黑人奴隶的自发斗争

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汤姆和乔治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和逆来顺受的汤姆不同，乔治是个充满反抗精神的黑人，他带着两把手枪和一把猎刀逃到北方获得了自由。

应该说投身废奴运动最早的是黑人自己。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也是黑人大逃亡的时期。1775到1783年，约有10万名黑奴出逃，占当时黑奴总数的20%（Foster, 1954:37）。1775年，南卡罗来纳州的三个县爆发了黑奴起义。虽然起义失败，却展示了黑人的力量。女奴土布曼建立了秘密组织“铁路”，帮助南方奴隶逃到北方，成就显著。美国内战前，“铁路”帮助6万黑奴获得自由。

（二）小说中宗教的作用

作者斯托夫人有较深的宗教背景。她1811年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丈夫加尔文.斯托是位神学教授。因为她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白人支持废奴运动，在提高作品感染力方面，它使用了宗教这一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心地善良同情黑人的白人往往被描写成信仰上帝、平等友爱的教友派信徒（Quaker），而残忍凶狠的奴隶贩子、猎人则是被上帝抛弃的人。这一看法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就当时的环境而言，这却是最为先进的思想，同时也是与历史事实相符合的。

1673年乔治·济慈（George Keats）出版了Persuasions and Warnings to Quakers who Trades or Owns Black Slaves（《对贩卖和拥有黑人奴隶的教友派信徒的劝诫与警告》）一书，第一次提出了教友派信徒不得拥有黑人奴隶这一主张，要求信徒要释放他们的奴隶，并给奴隶一定的经济补偿。1773年Benjamin Ray出版了《Thou art not a Quaker if Thou Ownst Slaves》（《如果你拥有奴隶，你就不是教友派信徒》），指出奴隶制是对上帝最严重的犯罪（Foner, 1975:281）。同一年，教友派教会开始取消拥有奴隶者的教籍。由此在小说中，为黑人奴隶购买土地的老约翰、帮助乔治一家逃走的蕾切尔都是教友派信徒就得以解释了。

（三）宗教对于黑人的影响

斯托夫人写作时明白，她的读者多为白人，为了拉近白人与黑人的心理距离，在作品中善良的黑人也被描写成信仰上帝的基督徒。最典型的当然是汤姆，在得知自己要被卖到棉花种植园，他深知这是苦难的开始，但他拒绝逃走，而是平静地接受，因为他认为上帝会帮助自己。乔治的妻子也认为自己应该服从主人，“否则我就不是基督徒了”（Stowe, 2003:27）。

乔治开始时不相信上帝，他怀疑上帝的存在，因为他受到太多的苦难。但是逐步地被人所帮助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改变。“乔治感到了家，以前他不知道家是什么，对上帝的信仰开始在他心中萦绕”（Stowe, 2003:195）。

这样的描写无疑是成功的。白人读者们开始感觉到黑人和自己是一样的人，不仅因为黑人一样有血肉、有家庭，更因为黑人和自己一样相信上帝。

三、结论

总之，从奴隶制在美国确立后，就一直有正义人士提出反对。1700年，一位叫Samel的人发表了小册子，第一次公开表达了对奴隶制的抗议和黑白人种平等的思想。（Foner, 1975:281）。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废奴的声音在不断地增强。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建立的废奴组织达到2000个，参加者达20万人。美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J.Wedemeyer 号召工人加入到废奴运动中去。到50年代的时

候，主张废奴的战线已经形成。

《汤姆叔叔的小屋》以真实的细节和背景，形象地塑造了汤姆、乔治、伊莉莎等黑人的形象，展现了黑人奴隶的遭遇，深刻揭露了南方奴隶主阶级和奴隶制的血腥与残暴，给废奴运动一剂强心剂，同时给世界文学史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主要参考书目：

[1] Fanlkner, Harold Underwood.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M].New York: New York, 1954.[2] Foner, Philip S.History of Black Americana [M].New York: Greenwood, 1975.[3] Foster, William.The Negro People in American History [M] New York: New York, 1954.[4] Franklin, John Hope.From Slavery to Freedom, A History of Negro Americans [M] New York: New York, 1961.[5] Plosky, Harry A & James Williams.The Afro-American [M].New York: New York, 1983.[6] Quarles, Benjamin.The Negro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M] North Carolina: North Carolina Uni, 1961.[7] Stowe, Harriet Beecher.Uncle Tom’s Cabin [M].伊犁: 伊犁人民出版社, 2003.[8] 李见明, 张友伦 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和政府改革 [M].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2.[9] 郭沛超, 韩露露.《汤姆叔叔的小屋》在研究美国南方奴隶制度中的史料价值 [N].昌雄师专报, 2001, 8: 45-49.[10] 张秀见，从历史原因分析汤姆叔叔悲剧的起因 [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3.32(10): 341-342.[11] 张祖武, 酿成一场战争的小说--评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 [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 1998, 2: 37-39.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郭成，男，1980年2月生，山东菏泽人，2005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学历，现为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外语系专职教师，助教。

第二作者：苏琴，女，1983年9月生，陕西榆林人，2006年毕业于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学历，现为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外语系专职教师，助教。

第三篇：论思想自由

论思想自由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

● 杨守森

向往自由，痛恨禁锢，是人类，也几乎是所有动物的天性。与其它生命个体不同的只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除了向往身体的自由之外，还渴望着心灵自由。故而被法学界视之为“背景性权利”，构成知情自由、隐私自由、信仰自由、表达自由、沉默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法理基础的思想自由，当然也就成为人类文明与社会理想境界的基本标志之一。

一、思想自由何以成为问题

思想，原本就是自由的精灵。思想者可以被扼住咽喉，而思想的精灵仍可以挣脱强权与横暴之手，漫游于无垠的天地之间；思想者可以被投进监狱，而思想的精灵仍可以穿透囚室，飞越高墙，站在阳光下的枝头上傲视邪恶；思想者可以被处以极刑，而无法处死的思想精灵，则仍会令思想的敌人颤栗不安。

作为会思想的动物，思想自由，亦是人的天赋权利。按《中国人权百科全书》中的界定，思想自由是指一个人“进行思考，形成一定主张、意见和想法的权利。与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宗教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等权利有密切的联系。思想自由强调个人内心活动的自主性，它是保证公民依照自己的世界观和思维能力进行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做出各种自主性行为的基础。”按说，人类这样一种天赋性、本原性、自主性、个人性的内心活动，原本是没什么办法为之划定禁区的，也是无法用权力予以限制或剥夺的，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说：“没有任何东西像人的思想那样更不受限制，它不仅超出人类的一切力量和权威，而且甚至也不限制在自然和实在的范围之中”。（《人类理智研究》，吕大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页）。

据此看来，思想自由，也许本来应该是一个不需要探讨，也没有必要争论的假问题。

那么，思想自由为什么又会成为问题呢？其关键原因是，人们所说的思想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言论自由。１９４８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对“思想自由”的解释即是：“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也就是说，思想自由，在更为普泛性的现实层面上，主要体现为不受任何干涉地发表言论的自由。

概而言之，人类的言论自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私人场合的言谈，公众场合的宣讲，或以文字形式出版发表文章。看不见的思想，最多只能左右思想者的个人行为，而作为思想之外显的言论，则是能够对现实与他人产生影响的，是能够导致相应社会效果的。而这样的思想言论，就不能不成为一个敏感问题了，于是，在许多情况下，就有可能受到限制了。

人类言论自由的受限，大致上有以下几类情况。第一，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允许某些有害于公共安全或侵犯他人权益的言论，故而在当今许多国家的法律文本中，虽然都开列了言论自由的条目，但同时往往又有诸多限制性的条款。比如在民主化程度很高的美国，法律条文中亦有“不能对他人予以名誉伤害性攻击”之类限定，司法解释中亦有：“最 大的言论自由也不保障任何人在戏院中有诳呼失火造成惊慌奔逃的自由”等等。第二，在历史上的某一非常时期，有些言论往往也要受到严格控制，如在战争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大可能允许自己的国民发表有利于敌方而不利于自己的言论，特别是告秘性、泄秘性言论。第三，任何一个政权，在初创时期，出于巩固统治，稳定社会之需要，总要不惜一切手段，镇压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言论。第四，当一个社会因问题积累太多，各类矛盾有激化之势，政权面临危机的时候，出于维护社会稳定，执政集团总会竭力压制言论自由。第五，在人类社会中，总有一些人，以为只有自己的思想才是最伟大、最正确的，芸芸众生只有膜拜服从的份儿。而这样的人，一旦拥有了一定权力，出于维护个人自尊，或是缘之于其它某些不可告人的私欲，总会想方设法压制他人的思想言论，甚至假借“国家”、“人民”，或者“革命”的堂皇名义，横加罪名，疯狂迫害思想家。

言论自由，当然不等于不负责任，不顾公共秩序与他人合法权益的胡说八道。这样的言论，实际上已不具备正当的思想性，故当不属“思想自由”的论题之列。言论自由，也不可能脱离时空背景，不顾现实，毫无界限，比如在中国的抗战期间，对于背叛国家，危害民族利益的汉奸言论，当然是不能听之任之的。在一个新政权创生之初，反抗性的思想言论有可能引发新的**，重置民众于血火之中，因此，用暂时牺牲言论自由的策略，来换取社会稳定，亦可以被视为面对两害而择其轻。由此可见，在上述五种控制言论自由的情况中，前三种尚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后两种情况，就需要具体分析了。

一个社会面临某些危机的时期，也往往是社会上思想言论最为活跃的时期。有关言论中，可能不无偏激之词，不无有违情理之处；其言论者中，亦可能不无别有用心之政客，甚至蓄意制造事端之奸佞。但应当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出于对现实的忧虑，对民族命运的关心。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权者应以冷静的态度，正视社会矛盾，探寻问题根源，并顺势而行，切实采取修正与改革措施。否则，如果漠视历史发展的潮流，回避矛盾，过分注重通过控制言论而维持社会稳定，结果往往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危机。即使能够赢得某些方面的成功，也很有可能付出延缓历史进步乃至历史倒退的代价。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片面性与局限性的。无论多么英明、多么智慧的人，思想也不可能绝对正确，万无一失。我们中国人总结得好，三个臭皮匠，能抵一个“诸葛亮”，而这也许正是“民主”社会体制得到广泛认可的法理依据。但由于人性中的自尊本能，一个人总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用黑格尔的话说，这是人类“获得认可”的一种本能欲望。对于一般个体而言，这一本能欲望，通常是无碍于社会的，而且是有积极意义的，是一个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内在动力。但对于某些掌握了权力，特别是那些掌握了缺少约束的权力的人来说，这一本能有时就是危险的了。正是由于“获得认可”本能的驱驶，他们极易自以为是，总在设法强求他人的臣服，甚至不惜滥用手中权力与国家机器，蛮横地压制他人的言论，其结果，只能导致民族的悲剧。希特勒第三帝国的覆亡，东欧某些政权的顷刻崩溃，中国“文革”期间的浩劫，均可为惊心动魄的历史明鉴。

正是人类历史上不断重演的一幕幕悲剧证明，一个国家的昌盛，一个民族的繁荣，必须在通过严明的法律制度，有效地控制那些有害于国家与社会的言论的同时，给人以充分地自由表达正常思想的权力，最大限度地保护真正属于思想范畴的言论自由，并将其汇之于治国方略。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一个国家才会长治久安。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当然也可以发现，即使存在于个人内心深处的纯然的思想活动，有时也会遭到严酷的控制。例如，在中国的“文革”期间，“灵魂深处暴发革命”，就曾被视 2 为纯化人的内在思想的重要方式，与之相关，逼迫一个人交代所谓思想问题，也就曾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手段。实在难以想象，一个时常在暴发着革命火花的灵魂会是怎样的灵魂？当看不见的“思想”也被判定为有“问题”（有时实际上是被判定为“有罪”）的时候，一个人的大脑还会怎么运转？１９７９年，被关押审问了２０多年的胡风出狱时，曾经问儿子晓谷：“有没有一种能使人头脑混乱的机器？”可见即如胡风这样的硬汉子，经由长期的思想迫压之后，也会陷入怎样的绝望之境。正是通过胡风这样的悲剧个案，可以看到，限制纯然的思想自由的结果只能是：以摧残大脑的方式，摧毁人的意志与思想能力。由胡风这类的个案我们还可以意识到，在人类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卫护纯然的思想自由，而不只是言论自由，有时也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剥夺人的纯然思想自由的意图与行径并未绝迹，而且谁也难以保证在未来的历史上会永远绝迹。

二、为什么要思想言论自由

正当的思想言论自由之于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意义，一直为历史上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高度重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要享受自由的话，就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什么就说什么；要保全自由的话，也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1790年1月8日的国会致词中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在每一个国家，言论自由都是公民获得幸福的最为坚实的基础。”英国著名思想史家伯里在《思想自由史》中得出的结论亦是：“思想自由的原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条件”。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解体，随着对封建专制制度之危害的深入批判，中国人也已越来越意识到了思想自由的重要性。早在1918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就曾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写道：“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陈独秀也在《法律与言论自由》一文中强调：“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而真正的罪恶，是“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他还进一步强调：“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

具体来说，思想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可以从个人权利、人性培育、文化创造等多方面见出。

思想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因此，只有在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环境中，才能使人充分体现人的类本质。人也不同于机器，人是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总会有个人性的精神活动空间，因此，只有得以思想自由，才能使人成为人的存在。人类的生命个体又是千差万别的，总会有各自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不同方式与角度，而正是赖此才形成了人类世界的丰富多彩。显然，如果人类纯然的思想活动也要受到控制，人类也就只能被纯化为机器；如果所有人的思想都要被强求一致，那也就等于否定了人类世界。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无端压制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实质上是对人性的蔑视。

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要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新的奋斗目标。和谐，这其实也是任何一个文明健康社会都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所谓和谐，最基本的标志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3 诚信与互爱。而要建设这样一个和谐社会，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在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才能平等相处，相互信任，相互关爱。如果没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交流，又何谈平等？如果敢于说出真话就有可能祸端临头，敢于发表不肯迎合时势的思想见解就有可能被视为异端，甚至被打入另册，谁又敢于诚信？如果时常心存禁忌，当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有时可能是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教条时，当发言者在会议上宣讲的有时可能是自己都不相信的言论时，当新闻记者发表的有时可能是自己都不相信的通讯报导时，又怎么有可能培育人性的诚信？建立社会的诚信？相反，只能加剧虚伪，激发谎言，败坏人性。如果动辄因言获咎，乃至动辄因言获罪，又怎么有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相反，只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戒备，相互欺骗，乃至相互敌视。像在中国的“文革”期间那样，由于言语稍有不慎，就极有可能被定性为“反对什么”、“诬蔑什么”、“攻击什么”，就极有可能陷入灭顶之灾，故而朋友反目，夫妻成仇，父子决裂的现象也就寻常可见了；由于敢于冲破思想禁区如张志新者，被视为敌人，判处死刑，而投机钻营，卖身投靠者则反而会被视为“忠于革命忠于党”，故而丧尽天良，无中生有，栽脏陷害他人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冤假错案的累累而生也几乎就是必然的了。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文化创造史，而卓越的文化创造，也只有在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环境中才有可能。事实证明，人类思维活跃，英才迭现，智慧喷涌，文学艺术繁荣的时代，也往往是思想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如西方的古希腊时代、文艺复兴时代，中国的春秋时代、“五四”时代等等。这是因为，只有破除了思想与言论禁锢，才能激发人类精神创造的活力。相反，一个缺少思想自由的时代，也必将是科学精神匮乏，文化成就低下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中华民族的振兴之路之所以圪坷缓慢，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思想言论的权力总是操控在少数领袖人物手里，丰富的国民智慧遭到了禁锢与压抑。我们虽也提出过“百家争鸣”之类的口号，但实际上一直是一家独鸣。最高领袖毛泽东曾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这样语重心长地告诫过领导干部：“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而实际上，对言论自由的控制一直没有放松。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思想”虽然一直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字眼，但倍受重视的主要是思想占领、思想斗争、思想教育、思想改造，而另一个真正应予以高度重视，关乎国家福祉与民族命运的字眼却被回避了，这就是----思想创造。由于思想占领常常是散射着火药味的，思想斗争是充满着严酷性的，因而中国人很小就在潜意识中产生着对思想自由的恐惧。而所谓思想教育，则往往是以灌输的方式，让人们被动地接受各种既成思想的匡拘。显然，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扼杀了人的思想能力，窒息了人的精神创造活力。

三、思想自由的守护

１９４９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致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中写道：“在这个不断加强的世界危机中，思想的保卫者寥寥无几。他们还要为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而不得不坚持斗争，而且不计后果。世界的公众论坛和它的组织，并不是人类命运自己作出决定的地方。孤独性不应该是谈论的对象。孤独是从事思维和进行吟咏者能依人类的能力而坚守在存在身旁的唯一场所。”不管当时的海德格尔说这番话时是出于什么心态，什么动机，守护孤独之思，守护思想自由，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应予进一步高扬的旗帜。因为在当今世界上，4 思想自由，虽已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公理，对此，已很少有人敢于采取公开反对的立场，但事实上，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至今，尚缺乏真正的思想自由，更缺乏对思想自由的守护。

守护思想自由，国家的责任无疑是第一位的。国家的责任在于：要真正从全民族的而不是从某些或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制定确保言论自由的法律制度。要利用权力资源，切实维护宪法的尊严，在惩治诬陷诽谤、泄露国家机秘等与言论相关的罪行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国民言论自由的合法权益，保护出以公心、爱国心、学术目的或无害于他人与社会的一切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社会公众对思想问题的敏感与恐惧，创造出宽容与和谐的社会氛围，才有利于民族的繁荣与昌盛。此外，要有意识地培育国家思想基地，如高等学府、学术机构等。高等学府与学术机构，本应是激发智慧创造的场所，激励自由思想的圣土，培育思想家的摇篮，在这些地方，如果亦禁忌重重，令人心态萎缩，一个国家的思想创造空间也就可想而知了。

国家要完成上述职责，某些相关性的前提条件是：第一，要习惯于用思想方式解决思想问题，即使对于某些明显错误的思想见解，也应注重通过自由争论的方式予以解决，应如罗素所主张的“有人与你意见相左时，即使这些意见来自你的丈夫或孩子，也应该用争论去说服他们，而不是用权威去征服，因为靠权威取得的胜利是虚幻而自欺欺人的”。第二，要消除予设性的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二元对立之标准。因为在即使被证明是错误的思想观念中，也可能包含着正确的成份。事实上，如果为了遏制错误思想的产生，而严加控制，正确的思想也就可能被扼杀于思想的摇篮之中了。第三，有价值的思想，往往更多出之于知识分子，因此，应充分相信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不是轻易怀疑其用心，而箝制其口。第四，要进一步打破思想禁区，特别是打破与政治问题相关的思想禁区。因为人类的许多思想观念，正是因其与政治关系的密切，才更具思想价值，也才更有利于政治的进步。如果失去了思想的滋养，政治就会缺乏生命力；如果拒绝了广泛的思想营养的汲取，政治甚至有可能走上邪恶之路。

思想自由，当然亦需要思想者的自我守护。尤其是在思想自由机制尚不健全的社会环境中，自我守护的意义更为重要。就其自我守护的方式而言，我们不妨将其分为消极卫护与积极卫护两种情况来看。

消极守护是指，当个人的思想言论不能得到自由表达的时候，宁可选择沉默，但也决不放弃，更不应言不由衷地屈从某种权势。康德当年因发表了不利于宗教神学的言论而受到官方警告之后，虽然表示不再写此类文章，但同时又宣称：“我没有勇气说出我确信的许多事情，但也决不说我不相信的任何事情。”在我们的某些哲学史教科书上，康德的表现，曾被讥讽为18世纪德国知识分子的软弱，但实际上，能够做到“决不说自己不相信的任何事情”，这本身就是在卫护思想自由，就是对做人的良知底线的坚守。由于见风驶舵，奉迎权势，常常是知识分子得以自保，乃至是获取功名利禄的最为安全也最为轻巧的方式之一，因此，能够做到这样一种消极守护，亦实在是大不易。回想一下在我们的“反右”期间、“文革”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正能够守住这一底线的，又有几许人也？

积极守护是指，敢于抗争，勇于直言，为了思想自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人类历史上，许多卓有贡献的思想家，如苏格拉底、伽利略、马克思、达尔文、李卓吾、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风等正是这样的勇者。他们的思想本身，也许并非完美无瑕，但他们守护思想自由的人格精神，无疑是人类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的基石。

守护思想自由，所依赖的当然不只是正直的人格，也不只是胆量的比拼，还要具备善于自由思想的能力。思想言论之自由，不是情绪化宣泄，不是义气化用事，不是信口开河。思想，是一种基于丰厚学养基础上的精神观念的创造，是一种严肃而负责任的学理化思考，是对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深邃透视，是关于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案的构想。如果失去了上述透视能力，思考能力，构想能力，即使在最为充分的自由环境中，恐也无话可说，又遑论守护？而这，抑或才是所谓思想者的真正的悲哀。

第四篇：论国家思想

论国家思想

梁启超

人群之初级也，有部民而无国民。由部民而进为国民，此文野所由分也。部民与国民之异安在？曰：群族而居，自成风俗者，谓之部民；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

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

所谓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者何也？人之所以贵于他物者，以其能群耳。使以一身孑然孤立于大地，则飞不如禽，走不如兽，人类之翦灭亦既久矣。故自其内界言之，则太平之时，通功易事，分业相助，必非能以一身而备百工也；自其外界言之，则急难之际，群策群力，捍城御侮，尤非能以一身而保七尺也。于是乎国家起焉。国家之立，由于不得已也，即人人自知仅恃一身之不可，而别求我相团结、相补助、相捍救、相利益之道也。而欲使其团结永不散，补助永不亏，捍救永不误，利益永不穷，则必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每发一虑，出一言，治一事，必常注意于其所谓一身以上者（此兼爱主义也。虽然，即谓之为我主义，亦无不可。盖非利群，则不能利己，天下之公例也）。苟不尔，则团体终不可得成，而人道或几乎息矣。此为国家思想之第一义。

所谓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者何也？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夫事务所为公司而立乎，抑公司为事务所而立乎？会馆为村市而设乎，抑村市为会馆而设乎？不待辨而知矣。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以相越，故法王路易第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以吾中国人之眼观之，或以为无足怪乎？虽然，譬之有一公司之总办，而曰“我即公司”，有一村市之值理，而曰“我即村市”，试思公司之股东，村市之居民，能受之否耶？夫国之不可以无朝廷，固也。故常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1 是亦爱人及屋、爱屋及乌之意云尔。若夫以乌为屋也，以屋为人也，以爱屋爱乌即爱人也，浸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也，欲不谓之病狂，不可得也。故有国家思想者，亦常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此为国家思想之第二义。

所谓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者何也？国家者，对外之名词也。使世界而仅有一国，则国家之名不能成立。故身与身相并而有我身，家与家相接而有我家，国与国相峙而有我国。人类自千万年以前，分孳各地，各自发达，自言语风俗，以至思想法制，形质异，精神异，而有不得不自国其国者焉。循物竞天择之公例，则人与人不能不冲突，国与国不能不冲突，国家之名，立之以应他群者也。故真爱国者，虽有外国之神圣大哲，而必不愿服从于其主权之下，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孑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于他族。盖非是则其所以为国之具先亡也。譬之一家，虽复室如悬磬，亦未有愿他人入此室处者。知有我故，是故我存。此为国家思想第三义。

所谓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者何也？宗教家之论，动言天国，言大同，言一切众生，所谓博爱主义，世界主义，抑岂不至德而深仁也哉，虽然，此等主义，其脱离理想界而入于现实界也，果可期乎？此其事或待至万数千年后，吾不敢知，若今日将安取之？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由一人之竞争而为一家，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高潮也。若曰并国界而破之，无论其事之不可成，即成矣，而竞争绝，毋乃文明亦与之俱绝乎？况人之性非能终无竞争者也。然则大同以后，不转瞬而必复以他事起竞争于天国中，而彼时则已返为部民之竞争，而非复国民之竞争，是率天下而复归于野蛮也。今世学者，非不知此主义之为美也，然以其为心界之美，而非历史上之美，故定案以国家为最上之团体，而不以世界为最上之团体，盖有由也。然则，言博爱者，杀其一身之私以爱一家可也，杀其一家之私以爱一乡族可也，杀其一身一家一乡族之私以爱一国可也。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不及焉者亦野蛮也，过焉者亦野蛮也。何也？其为部民而非国民，一也。此为国家思想第四义。

耗矣哀哉，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也！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荣瘁是问；其上焉者，则高谈哲理以乖实用也；其不肖者且以他族为虎，而自为其伥；其贤者亦仅以尧、跖为主，而自为其狗也。以言乎第一义，则今日四万万人中，其眼光能及于一身以上者几人？攘而往，熙而来，苟有可以谋目前锱铢之私利者，虽卖尽全国之同胞以图之，所弗辞也。其所谓第一等人者，则独善其身，乡党自好者流也，是即吾所谓逋群负而不偿者也。夫独善之与私恶，其所以自立者虽不同，要其足以召国家之衰亡一也。以言乎第二义，则吾中国相传天经地义，曰忠曰孝，尚矣。虽然，言忠国则其义完，言忠君则其义偏。何也？忠孝二德，人格最要之件也，二者缺一，时曰非人。使忠而仅以施诸君也，则天下之为君主者，岂不绝其尽忠之路，生而抱不具人格之缺憾耶？则如今日美法等国之民，无君可忠者，岂不永见屏于此德之外，而不复得列于人类耶？顾吾见夫为君主者，与为民主国之国民者，其应尽之忠德，更有甚焉者也。人非父母无自生，非国家无自存，孝于亲，忠于国，皆报恩之大义，而非为一姓之家奴走狗者所能冒也。而吾中国人以“忠”之一字为主仆交涉之专名，何其亻真也！（君之当忠，更甚于民，何也？民之忠也，仅在报国之一义务耳。君之忠也，又兼有不负付托之义务，安在其忠德之可以已耶？夫孝者，子所对于父母的责任也，然为人父者，何尝可以缺孝德？父不可不孝，而君顾可以不忠乎？仅言忠君者，吾见其不能自完其说也。）以言乎第三义，则吾国历史弥天之大辱，而非复吾所忍言矣。计自汉末以迄今日，凡一千七百余年间，我中国全土，为他族所占领者三百五十八年，其黄河以北，乃至七百五十九年。今列其种族及时代为表如下：国名国祖种族都今地起兴年代（西历）灭亡年代（西历）汉刘渊匈奴平阳山西平阳府三○四年三二九年成李雄巴氐成都四川成都府三○四年三四七年后赵石勒羯邺直隶顺德府三一八年三五一年燕慕容鲜卑邺直隶顺德府三三七年三七○年代拓跋猗卢鲜卑盛乐山西大同府三○九年三七六年秦符健氐长安陕西西安府三五一年三九四年后燕慕容垂鲜卑中山直隶定州三八三年四○八年后秦姚苌羌长安直隶定州三八四年四一七年西燕慕容冲鲜卑长子山西潞州府三八四年三九四年西秦乞伏乾归鲜卑苑川甘肃巩昌府三八五年四三一年后凉吕光氐姑臧甘肃凉州府三八六年四○三年南燕慕容德鲜卑广固山东青州府三九八年 3 四一○年南凉秃发亻辱檀鲜卑廉川甘肃西宁府四○二年四一四年北凉沮渠蒙逊匈奴张掖甘肃甘州府四○二年四三九年大夏赫连勃勃匈奴统万甘肃宁夏府四○七年四三一年后魏拓跋鲜卑平城山西大同府三八六年五**年契丹五代时燕云十六州金完颜阿骨打女真汴河南开封府一一二六年一二三四年元成吉思汗蒙古北京直隶顺天府一二七七年一三六七年呜呼！以黄帝神明华胄所世袭之公产业，而为人纟而夺之者，屡见不一见，而所谓黄帝子孙者，迎壶浆若崩厥角，纡青紫臣妾骄人，其自啮同类以为之尽力者，又不知几何人也？陈白沙《崖山吊古诗》有云：“镌功奇石张宏范，不是胡儿是汉儿。”嗟夫，嗟夫！晋、宋以来之汉儿，其丰功伟烈与张宏范后先辉映者，何啻千百！白沙先生，无乃所见不广乎？国家思想之销亡，至是而极。一以言乎第四义，则中国儒者，动曰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尚者，如江都《繁露》之篇，横渠《西铭》之作，视国家为眇小之一物，而不屑厝意。究其极也，所谓国家以上之一大团体，岂尝因此等微妙之空言而有所补益？而国家则滋益衰矣。若是乎吾中国人之果无国家思想也。危乎痛哉！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竟如是其甚也！

吾推其所以然之故，厥有二端：一曰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

其误认国家为天下也，复有二因。第一由于地理者。欧洲地形，山河绮错，华离破碎，其势自趋于分立。中国地形，平原磅礴，厄塞交通，其势自趋于统一。故自秦以后，二千余年，中间惟三国南北朝三百年间，稍为分裂，自余则皆四海一家。即偶有割据，亦不旋踵而合并也。环其外者，虽有无数蛮族，然其幅员，其户口其文物，无一足及中国。若葱岭以外，虽有波斯、印度、希腊罗马诸文明国，然彼此不相接，不相知。故中国之视其国如天下。非妄自尊大也，地理使然也。夫国也者，以对待而成。中国人国家思想发达，所以较难于欧洲者，势也。第二由于学说者。战国以前，地理之势未合，群雄角立，而国家主义亦最盛。顾其敝也，争地争城，杀人盈野，涂炭之祸，未知所极。有道之士然忧之。矫枉过正，以救末流。孔子作《春秋》，务破国界，归于一王，以文至太平。孟子谓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其余先秦诸子，如墨翟宋老聃关尹之流，虽其哲理各自不同，至言及政术，则莫不以统一诸国为第一 4 要义。盖救当时之敝，不得不如是也。人心之厌分争已甚，遂有嬴政刘邦诸枭雄，接踵而起。前此书生之坐论，忽变为帝者之实行。中央集权之势，遂以大定。帝者犹虑其未固也，乃更燔百家之言，锢方术之士，而务刺取前哲绪论之有利于己者，特表章之，以陶冶一世。于是国家主义遂绝。其绝也，未始不由孔墨诸哲消息其于间也。虽然，是固不可以为先哲咎。彼其时固当然。而扶东倒西，又人类之弱点而不能避者也。佛以说法度众生，而法执者即由法生惑焉。后人狃一统而忘爱国，又岂先圣之志也。且人与人相处，而不能无彼我之界者，天性然矣。国界既破，而乡族界身家界反日益甚。是去十数之大国，而复生出百数千数无量数之小国，驯至四万万人为四万万国焉。此实吾中国二千年来之性状也。惟不知有国也，故其视朝廷，不以为国民之代表，而以为天帝之代表。彼朝廷之屡易而不动其心也，非恝也，苍天死而黄天立，白帝杀而赤帝来，于我下界凡民有何与也！禀受于地理者既若彼，薰习于学说者又若此，我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也，又何怪焉，又何怪焉。

虽然，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此不过一时之谬见，其时变，则其谬亦可自去。彼谬之由地理而起者，今则全球交通，列强比邻，闭关一统之势破，而安知殷忧之不足以相启也。谬之由学说而起者，今则新学输入，古义调和，通变宜民之论昌，而安知王霸之不可以一途也。所最难变者，则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之弊，深中于人心也。夫独善其身、乡党自好者，畏国事之为己累而逃之也；家奴走狗于一姓而自诩为忠者，为一己之爵禄也。势利所在趋之若蚁，而更自造一种道德以饰其丑而美其名也。不然，则二千年来与中国交通者，虽无文明大国，四面野蛮，亦何尝非国耶？谓其尽不知有对待之国，又乌可也？然试观刘渊、石勒以来，各种人之入主中夏，曾有一焉无汉人以为之佐命元勋者乎？昔稽绍生于魏，晋人纂其君而戮其父，绍腼颜事两重不共戴天之仇敌，且为之死而自以为忠，后世盲史家亦或以忠许之焉。吾甚惜乎至完美至高尚之忠德，将为此辈污蔑以尽也。无他，知有己而已。有能富我者，吾愿为之吮痈；有能贵我者，吾愿为之叩头。其来历如何，岂必问也。若此者，其所以受病，全非由地理学说之影响。地理学说虽万变，而奴隶根性终不可得变。呜呼！吾独奈之何哉？吾独奈之何哉？不见乎联军入北京，而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衔千百。呜 5 呼痛哉！吾语及此，无眦可裂，无发可竖，吾惟胆战，吾惟肉麻，忠云忠云，忠于势云尔，忠于利云尔。不知来，视诸往，他日全地球势利中心点之所在，是即四万万忠臣中心点之所在也。而特不知国于此焉者之谁与立也！

呜呼，吾不欲多言矣！吾非敢望我同胞将所怀抱之利己主义除净尽，吾惟望其扩充此主义，巩固此主义，求如何而后能真利己，如何而后能保己之利使永不失，则非养成国家思想不能为功也。同胞乎！同胞乎！勿谓广土之足恃，罗马帝国全盛时，其幅员不让我今日也。勿谓民众之足恃，印度之土人，固二百余兆也。勿谓文明之足恃，昔希腊之雅典，当其为独立国也，声明文物甲天下，及其服从他族，萎靡不振以至于澌亡。而吾中国当胡元时代，士大夫皆习蒙古文（《廿二史札记》言之甚详），而文学几于中绝也。惟兹国家，吾侪父母兮！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兮！茕茕凄凄，谁怜取兮！时运一去，吾其已兮！思之思之兮，国及今其犹未沫兮！

第五篇：《论如何让思想引领》

论如何让思想引领

巴尔扎克说过，一个能思想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同样，一个有思想的引领者，才是一个成功的引领者。

对于思想的定义，百度百科这样解释：思维活动的结果，属于理性认识。一般也称“观念”。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它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一个组织的领导者，就像是一艘航船的掌舵者，把握着组织决策的方向，对决策的最终结局承担责任。所以，领导者在组织中采取怎样的引领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人类是有情感、有思想的动物，这就要求组织的领导者学会让思想引领组织的发展。对于学生会这样组织，其领导者也要学会让思想来引领学生会成员的发展。

做到让思想引领，领导者自身必须具备一定的学识与较高的思想修养。“领导者的组织能力和境界高度是其领导力的核心，其心胸和气度往往比业务本领还重要。”所以，作为一个组织的管理者要把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和学识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江泽民主席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同样，创新对于学生会这样一个组织而言也显得尤为重要。“创先争优”一直是我们办事指导思想，我们这里所坚持的“创先”，就是要做前人之未做，即创新。一个组织，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永葆活力。这就要求领导者能够不断引领学生会各部部长的创新意识，给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与发言权，鼓励大胆想象，要求每次活动都要有所改革与创新。此外，还要各部发挥干事的作用，让年轻一代的思想为学生会工作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

然而，仅有创意是远远不够的，一切可以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想法才能称之为好的想法，否则，一切只是空谈。所以，领导者要善于引领组织成员的求实意识，要鼓励学生会成员把自己对于活动的创意转化成策划，进而付诸实践。

此外，团队协作意识也是领导者思想引领的重要方面。我们提倡的团队协作精神和互补精神，就是要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取长补短，群策群力，能够是学生会工作顺利进行。所以，在举办院校级活动时，要善于引领各部团结协作，提高工作效率，进而增

强团队的凝聚力。

一个良好的团队往往是一个善于沟通的团队，作为团队的领导者，应该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善于与各部部部长沟通，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及反馈的信息，以便对团队不断做出改进，提高团队的工作绩效。

爱默生说，“思想是会享用它的人的财产。”让思想引领，无疑是领导者必修的一门课程。学会让思想引领，才能创造出一个高绩效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