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林区经济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第一篇：对林区经济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县政府按照“做山水文章，兴特色产业，下效益功夫，求重点突破”的县域经济发展思路，力争至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000元，国内生产总值年递增12.8%以上。要实现这个奋斗目标，重点是加快拥有近9万人口的林区经济发展步伐。为此，笔者就当前如何立足林区现状防止“林农返贫”，加快林农增收、推进小康建设等系列问题进行了认真调研。

一、江华林区乡镇经济发展现状

江华瑶族自治县林区乡镇包括码市镇、大锡乡、贝江乡、未竹口乡、水口镇、湘江乡、务江乡、花江乡、两岔河乡9个乡镇，幅员1700平方公里，约占全县总面积的53%。共有137个村委会791个村民组，人口近9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9%，其中劳动力人口4.8万人，约有2万人口常年外出务工经商。9个乡镇的gdp、乡镇工业总产值占全县比重小，近4个乡镇工业发展几乎空白，其中的两岔河乡属于省级重点扶贫乡镇。由于这些乡镇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口整体文化素质相对偏低，经济发展十分缓慢。

二、制约江华林区经济发展的因素

（一）公共基础设施滞后。客观分析，江华林区乡镇公共基础设施薄弱的原因有二：一是人口居住较为分散，林农大多分布在崇山峻岭之中,常住人口小于300人的村落较多，甚至出现了一些常住人口“空壳村”，如此小规模的村落既不利于优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又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和农村经济信息传播。二是困难的县财政制约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近年来投入的大量资金，远远不能满足林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致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步伐滞后，村民物质生活条件较差。目前，电话、公路未达到的村仍然较多，交通条件和信息通道亟待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和各项生活用品人均拥有量也远落后于农区。

（二）人口文化素质偏低。林区乡镇群众文化教育较为落后，人均受教育年限低。文化程度稍高的劳动力大部分外出务工经商，留守在林区的人口均为受教育年限偏低的“386199”部队。另外，林区许多先富起来的农民和高素质林农为了改善生活质量，纷纷移居县城或发达地区，留守林区的农民充当起林区经济建设主力军角色，发展后劲明显不足。

（三）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总量严重偏少。目前全县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比重由5：3：2调整到4：3：3，再放到林区，经济总量少，产业结构更不合理，主要原因是二、三产业经济不发达。近年来，江华瑶族自治县着力推进城镇化进程，虽然在林区建设了一大批重点基础设施，但林区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不够，企业引进不多，林区经济与农区经济反差十分明显，生活水平与农区相比差距也呈逐年拉大趋势。

三、加快江华林区经济发展的对策思考

殊途同归，要把林区经济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江华新的增长点，必须要转变观念，创新发展思维，要制定林区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把区位、优惠政策和林区自然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互促共进，共同繁荣，全面推进社会经济发展。

（一）要强化林区干部激励机制，营造一个“人人抓经济”的良好氛围。现在，林区乡镇大多数干部或忙于辖区内的社会事务管理和上级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或忙于向有关部门跑项目、跑扶贫资金，很少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总体思路。今后，林区干部必须进一步更新观念，改变传统工作方法，要把“不断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结合当地自然资源优势，进一步整理经济发展思路，制定本乡镇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在注重社会事务管理同时，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少坐办公室，多到农户调研，切实发挥致富领头人的作用。要进一步完善林区领导干部工作激励机制，逐步提拔一批年轻、有经济头脑的领导干部到林区工作，并对林区乡镇一把手经济建设政绩实行重点考核。

第二篇：对林区经济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创新思维，全面推进林区经济发展

——对自治县林区经济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县政府按照“做山水文章，兴特色产业，下效益功夫，求重点突破”的县域经济发展思路，力争至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000元，国内生产总值年递增12.8%以上。要实现这个奋斗目标，重点是加快拥有近9万人口的林区经济发展步伐。为此，笔者就当前如何立足林区现状防止“林农返贫”，加快林农增收、推进小康建设等系列问题进行了认真调研。

一、江华林区乡镇经济发展现状

江华瑶族自治县林区乡镇包括码市镇、大锡乡、贝江乡、未竹口乡、水口镇、湘江乡、务江乡、花江乡、两岔河乡9个乡镇，幅员1700平方公里，约占全县总面积的53%。共有137个村委会791个村民组，人口近9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9%，其中劳动力人口4.8万人，约有2万人口常年外出务工经商。9个乡镇的GDp、乡镇工业总产值占全县比重小，近4个乡镇工业发展几乎空白，其中的两岔河乡属于省级重点扶贫乡镇。由于这些乡镇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口整体文化素质相对偏低，经济发展十分缓慢。

二、制约江华林区经济发展的因素

（一）公共基础设施滞后。客观分析，江华林区乡镇公共基础设施薄弱的原因有二：一是人口居住较为分散，林农大多分布在崇山峻岭之中,常住人口小于300人的村落较多，甚至出现了一些常住人口“空壳村”，如此小规模的村落既不利于优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又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和农村经济信息传播。二是困难的县财政制约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近年来投入的大量资金，远远不能满足林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致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步伐滞后，村民物质生活条件较差。目前，电话、公路未达到的村仍然较多，交通条件和信息通道亟待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和各项生活用品人均拥有量也远落后于农区。

（二）人口文化素质偏低。林区乡镇群众文化教育较为落后，人均受教育年限低。文化程度稍高的劳动力大部分外出务工经商，留守在林区的人口均为受教育年限偏低的“386199”部队。另外，林区许多先富起来的农民和高素质林农为了改善生活质量，纷纷移居县城或发达地区，留守林区的农民充当起林区经济建设主力军角色，发展后劲明显不足。

（三）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总量严重偏少。目前全县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比重由5：3：2调整到4：3：3，再放到林区，经济总量少，产业结构更不合理，主要原因是二、三产业经济不发达。近年来，江华瑶族自治县着力推进城镇化进程，虽然在林区建设了一大批重点基础设施，但林区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不够，企业引进不多，林区经济与农区经济反差十分明显，生活水平与农区相比差距也呈逐年拉大趋势。

三、加快江华林区经济发展的对策思考

殊途同归，要把林区经济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江华新的增长点，必须要转变观念，创新发展思维，要制定林区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把区位、优惠政策和林区自然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互促共进，共同繁荣，全面推进社会经济发展。

（一）要强化林区干部激励机制，营造一个“人人抓经济”的良好氛围。现在，林区乡镇大多数干部或忙于辖区内的社会事务管理和上级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或忙于向有关部门跑项目、跑扶贫资金，很少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总体思路。今后，林区干部必须进一步更新观念，改变传统工作方法，要把“不断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结合当地自然资源优势，进一步整理经济发展思路，制定本乡镇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在注重社会事务管理同时，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少坐办公室，多到农户调研，切实发挥致富领头人的作用。要进一步完善林区领导干部工作激励机制，逐步提拔一批年轻、有经济头脑的领导干部到林区工作，并对林区乡镇一把手经济建设政绩实行重点考核。

（二）依托林区资源优势，积极发展非农产业。一是在有一定工业基础的码市镇，出台涉及税收、土地征用、用电等一系列倾斜政策，重点发展林区环保型工业企业和林产品加工产业，积极鼓励广东省中小型、环保型、农林产品加工型企业到林区创业，为林区农民创造更多的本地就业岗位。二是开发林区旅游资源，加快林区旅游业发展。结合水电开发形成的冯河水面，打流域风情招牌，整合开发林区旅游资源，打造码市—贝江—水口—花江—务江沿河民族风情旅游带、码市宜春湖度假村等生态旅游名牌，扩大景区辐射功能，延缓游客停留时间。三是进一步加快相关服务行业（如饮食、住宿、导游等）和林区特色农产品商贸业发展。通过引导，让更多农民转移到较高收入的旅游及其相关服务行业中去。

（三）大力鼓励劳务输出，进一步推动林区人口向城镇集聚。随着“水电开发兴江华”战略的全面实施，小水电开发将带动大批企业的兴起，就业岗位将日益增多。政府要想方设法，加强引导，实施林区劳动力输出扶贫，转移林区剩余农村劳动力。尤其是要制订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积极鼓励企业录用林区劳动力，如可以对录用林区劳动力占90%的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在工业园中安排工业用地；每录用一名林区劳动力给予一定税收减免优惠等等。同时，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实施移民扶贫和林区行政村撤并，推动林区人口集聚，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林区集镇原有的卫生、文化、教育等设施功能，改善偏远村落农民的生活条件，又有利于林区第三产业发展和特色经济地带建设。政府要想方设法解决移民

在居住、劳动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的问题，消除移民的后顾之忧，使他们“移得出、安得下、稳得住、能发展”。

（四）适时转变扶贫的思路和方法，努力增加林区农民收入。林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后，农业劳动力人均拥有土地资源将会提高，政府要鼓励农民之间土地流转，让置留在农业的劳动力经营较多土地，开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纯农业户的经济收入。建立多渠道的农业信息平台，完善农产品交易市场体系，鼓励龙头企业与林区农业基地联结，发展订单农业。同时，立足当地特色，推进药材种植、绿色食品深加工、竹木加工等，进一步健全特产加工合作机制，采取“农户+企业”或“农户+基地+企业”的形式，解决影响农民增产不增收的老大难问题。

（五）努力提高林区农民整体素质，不断增强林区农民的致富本领。目前林区劳动力文化程度和生产技能较低，提高林区农民素质和生产技能迫在眉睫。一是要增加林区教育投入。二是要定期对乡土人才进行培训，切实提高乡土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并充分发挥他们的辐射作用；三是实施教育扶贫。鼓励优秀师范毕业生到林区从事教育工作，引导优秀教师到林区交流，加强林区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第三篇：对林区经济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创新思维，全面推进林区经济发展

——对自治县林区经济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县政府按照“做山水文章，兴特色产业，下效益功夫，求重点突破”的县域经济发展思路，力争至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000元，国内生产总值年递增12.8以上。要实现这个奋斗目标，重点是加快拥有近9万人口的林

区经济发展步伐。为此，笔者就当前如何立足林区现状防止“林农返贫”，加快林农增收、推进小康建设等系列问题进行了认真调研。

一、江华林区乡镇经济发展现状

江华瑶族自治县林区乡镇包括码市镇、大锡乡、贝江乡、未竹口乡、水口镇、湘江乡、务江乡、花江乡、两岔河乡9个乡镇，幅员1700平方公里，约占全县总面积的53。共有137个村委会791个村民组，人口近9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9，其中劳动力人口4.8万人，约有2万人口常年外出务工经商。9个乡镇的GDP、乡镇工业总产值占全县比重小，近4个乡镇工业发展几乎空白，其中的两岔河乡属于省级重点扶贫乡镇。由于这些乡镇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口整体文化素质相对偏低，经济发展十分缓慢。

二、制约江华林区经济发展的因素

（一）公共基础设施滞后。客观分析，江华林区乡镇公共基础设施薄弱的原因有二：一是人口居住较为分散，林农大多分布在崇山峻岭之中,常住人口小于300人的村落较多，甚至出现了一些常住人口“空壳村”，如此小规模的村落既不利于优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又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和农村经济信息传播。二是困难的县财政制约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近年来投入的大量资金，远远不能满足林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致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步伐滞后，村民物质生活条件较差。目前，电话、公路未达到的村仍然较多，交通条件和信息通道亟待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和各项生活用品人均拥有量也远落后于农区。

（二）人口文化素质偏低。林区乡镇群众文化教育较为落后，人均受教育年限低。文化程度稍高的劳动力大部分外出务工经商，留守在林区的人口均为受教育年限偏低的“386199”部队。另外，林区许多先富起来的农民和高素质林农为了改善生活质量，纷纷移居县城或发达地区，留守林区的农民充当起林区经济建设主力军角色，发展后劲明显不足。

（三）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总量严重偏少。目前全县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比重由5：3：2调整到4：3：3，再放到林区，经济总量少，产业结构更不合理，主要原因是二、三产业经济不发达。近年来，江华瑶族自治县着力推进城镇化进程，虽然在林区建设了一大批重点基础设施，但林区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不够，企业引进不多，林区经济与农区经济反差十分明显，生活水平与农区相比差距也呈逐年拉大趋势。

三、加快江华林区经济发展的对策思考

殊途同归，要把林区经济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江华新的增长点，必须要转变观念，创新发展思维，要制定林区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把区位、优惠政策和林区自然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互促共进，共同繁荣，全面推进社会经济发展。

（一）要强化林区干部激励机制，营造一个“人人抓经济”的良好氛围。现在，林区乡镇大多数干部或忙于辖区内的社会事务管理和上级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或忙于向有关部门跑项目、跑扶贫资金，很少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总体思路。今后，林区干部必须进一步更新观念，改变传统工作方法，要把“不断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结合当地自然资源优势，进一步整理经济发展思路，制定本乡镇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在注重社会事务管理同时，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少坐办公室，多到农户调研，切实发挥致富领头人的作用。要进一步完善林区领导干部工作激励机制，逐步提拔一批年轻、有经济头脑的领导干部到林区工作，并对林区乡镇一把手经济建设政绩实行重点考核。

（二）依托林区资源优势，积极发展非农产业。一是在有一定工业基础的码市镇，出台涉及税收、土地征用、用电等一系列倾斜政策，重点发展林区环保型工业企业和林产品加工产业，积极鼓励广东省中小型、环保型、农林产品加工型企业到林区创业，为林区农民创造更多的本地就业岗位。二是开发林区旅游资源，加快林区旅游业发展。结合水电开发形成的冯河水面，打流域风情招牌，整合开发林区旅游资源，打造码市—贝江—水口—花江—务江沿河民族风情旅游带、码市宜春湖度假村等生态旅游名牌，扩大景区辐射功能，延缓游客停留时间。三是进一步加快相关服务行业（如饮食、住宿、导游等）和林区特色农产品商贸业发展。通过引导，让更多农民转移到较高收入的旅游及其相关服务行业中去。

（三）大力鼓励劳务输出，进一步推动林区人口向城镇集聚。随着“水电开发兴江华”战略的全面实施，小水电开发将带动大批企业的兴起，就业岗位将日益增多。政府要想方设

第四篇：对林区经济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一、江华林区乡镇经济发展现状

二、制约江华林区经济发展的因素

（一）公共基础设施滞后。客观分析，江华林区乡镇公共基础设施薄弱的原因有二：一是人口居住较为分散，林农大多分布在崇山峻岭之中,常住人口小于300人的村落较多，甚至出现了一些常住人口“空壳村”，如此小规模的村落既不利于优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又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和农村经济信息传播。二是困难的县财政制约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近年来投入的大量资金，远远不能满足林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致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步伐滞后，村民物质生活条件较差。目前，电话、公路未达到的村仍然较多，交通条件和信息通道亟待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和各项生活用品人均拥有量也远落后于农区。

（二）人口文化素质偏低。林区乡镇群众文化教育较为落后，人均受教育年限低。文化程度稍高的劳动力大部分外出务工经商，留守在林区的人口均为受教育年限偏低的“386199”部队。另外，林区许多先富起来的农民和高素质林农为了改善生活质量，纷纷移居县城或发达地区，留守林区的农民充当起林区经济建设主力军角色，发展后劲明显不足。

（三）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总量严重偏少。目前全县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比重由5：3：2调整到4：3：3，再放到林区，经济总量少，产业结构更不合理，主要原因是二、三产业经济不发达。近年来，江华瑶族自治县着力推进城镇化进程，虽然在林区建设了一大批重点基础设施，但林区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不够，企业引进不多，林区经济与农区经济反差十分明显，生活水平与农区相比差距也呈逐年拉大趋势。

三、加快江华林区经济发展的对策思考

殊途同归，要把林区经济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江华新的增长点，必须要转变观念，创新发展思维，要制定林区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把区位、优惠政策和林区自然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互促共进，共同繁荣，全面推进社会经济发展。

（一）要强化林区干部激励机制，营造一个“人人抓经济”的良好氛围。现在，林区乡镇大多数干部或忙于辖区内的社会事务管理和上级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或忙于向有关部门跑项目、跑扶贫资金，很少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总体思路。今后，林区干部必须进一步更新观念，改变传统工作方法，要把“不断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结合当地自然资源优势，进一步整理经济发展思路，制定本乡镇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在注重社会事务管理同时，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少坐办公室，多到农户调研，切实发挥致富领头人的作用。要进一步完善林区领导干部工作激励机制，逐步提拔一批年轻、有经济头脑的领导干部到林区工作，并对林区乡镇一把手经济建设政绩实行重点考核。

（二）依托林区资源优势，积极发展非农产业。一是在有一定工业基础的码市镇，出台涉及税收、土地征用、用电等一系列倾斜政策，重点发展林区环保型工业企业和林产品加工产业，积极鼓励广东省中小型、环保型、农林产品加工型企业到林区创业，为林区农民创造更多的本地就业岗位。二是开发林区旅游资源，加快林区旅游业发展。结合水电开发形成的冯河水面，打流域风情招牌，整合开发林区旅游资源，打造码市—贝江—水口—花江—务江沿河民族风情旅游带、码市宜春湖度假村等生态旅游名牌，扩大景区辐射功能，延缓游客停留时间。三是进一步加快相关服务行业（如饮食、住宿、导游等）和林区特色农产品商贸业发展。通过引导，让更多农民转移到较高收入的旅游及其相关服务行业中去。

（三）大力鼓励劳务输出，进一步推动林区人口向城镇集聚。随着“水电开发兴江华”战略的全面实施，小水电开发将带动大批企业的兴起，就业岗位将日益增多。政府要想方设法，加强引导，实施林区劳动力输出扶贫，转移林区剩余农村劳动力。尤其是要制订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积极鼓励企业录用林区劳动力，如可以对录用林区劳动力占90%的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在工业园中安排工业用地；每录用一名林区劳动力给予一定税收减免优惠等等。同时，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实施移民扶贫和林区行政村撤并，推动林区人口集聚，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林区集镇原有的卫生、文化、教育等设施功能，改善偏远村落农民的生活条件，又有利于林区第三产业发展和特色经济地带建设。政府要想方设法解决移民在居住、劳动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的问题，消除移民的后顾之忧，使他们“移得出、安得下、稳得住、能发展”。

（四）适时转变扶贫的思路和方法，努力增加林区农民收入。林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后，农业劳动力人均拥有土地资源将会提高，政府要鼓励农民之间土地流转，让置留在农业的劳动力经营较多土地，开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纯农业户的经济收入。建立多渠道的农业信息平台，完善农产品交易市场体系，鼓励龙头企业与林区农业基地联结，发展订单农业。同时，立足当地特色，推进药材种植、绿色食品深加工、竹木加工等，进一步健全特产加工合作机制，采取“农户+企业”或“农户+基地+企业”的形式，解决影响农民增产不增收的老大难问题。

（五）努力提高林区农民整体素质，不断增强林区农民的致富本领。目前林区劳动力文化程度和生产技能较低，提高林区农民素质和生产技能迫在眉睫。一是要增加林区教育投入。二是要定期对乡土人才进行培训，切实提高乡土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并充分发挥他们的辐射作用；三是实施教育扶贫。鼓励优秀师范毕业生到林区从事教育工作，引导优秀教师到林区交流，加强林区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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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对我县劳务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增收和经济发展的“推力器”—对我县劳务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查与思考我县是个典型的农业大县，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劳动力资源相当丰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农村劳动力纷纷跳出农业粗放经营的圈子，加入转移的行列，极大地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了全面掌握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情况，探求新形势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制约因素与对策，促进劳务经济发展，县委政研室、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县农调队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此进行了专题调研。

一、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和特点据抽样调查推算，我县2004年农村劳动力达42万人，转移2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66.7％，其中县内转移15万人，占转移劳动力的53.6％，县外转移13万人，占转移劳动力的46.4％，二者分别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5.7％和31.0％。进行转移的劳动力从性别上看，男劳动力比例高于女劳动力，占总量比分别为57％、43％；从各年龄组构成来看，以青壮年为主体，90％以上的劳动力在16－48岁之间，其中30－39岁的比重最高，占39.4％，其次是20－29岁的占28％，40－49岁的占21.3％，19岁以下及50岁以上的占11.3％。县内转移以自发转移为主要方式，主要转向我县的建材、竹木加工、建筑等第二产业和进城镇从事商贸、餐饮等服务业。县外转移的形式主要有四种：

1、由劳动等有关部门和机构直接组织输出；

2、通过劳务市场获取信息外出；

3、依靠乡友和亲属联系外出；

4、纯粹的自发转移。具体有以下特点：

（一）转移的流向以省外为重点。多年来，我县农村劳动力向省外转移高于省内转移，省内转移只占县外转移总量的8.7％。省外以广州、深圳、珠海、浙江等沿海地区及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为劳动力转移的热点，转向东部沿海地区及大中城市的劳动力占87％，转向西部地区的只占4.3％。如泗里河乡在东莞市厚街镇务工的劳动力就达4000余人。

（二）转移的行业以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体。具体分5个层次：一是集中在广东地区的工业普工，主要从事于工业企业的生产；二是广州、深圳、珠海、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三星级以上宾馆、导游等服务业；三是河南、安徽一带的饼干、制糖等熟食加工业；四是广东、北京等地的建筑业，主要在一些国家重点工程如人民大会堂防漏工程、奥运场馆建设等工地从事泥木工；五是在广州、北京等地开办招待所。

（三）转移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自发性转移是我县农村劳动力跨县转移的主要方式，大部分是依靠“血缘、人缘、地缘”关系，通过亲属带领、亲友介绍、本地外出人员带动、自行外出闯荡等方式进行转移。据对8个劳务输出重点乡镇的调查，通过劳动等部门或机构有组织进行转移的平均值仅为5％。组织者主要以劳动部门和职业培训机构为主，每年组织向县外输出劳动力在2000人左右。2004年我县组织劳动力输出情况单 位 输出人数 输 出 地 域县劳动局跨省就业办、劳动技工学校 142 沿海地区县劳动局就业服务中心 113 沿海地区县职业中专 195 北京、深圳、广州、上海等大中城市通达电脑学校 350 深圳、广州等沿海地区各乡镇劳动管理站 877 沿海地区及北京

（四）转移的兼业性不太明显。尽管转移的劳动力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农业粗放经营的效益低下，加上来回往返费用高，所以即使在农忙季节，外出劳动力也一般很少回乡投入第一产业的生产，转移的兼业性不太明显。劳动力一旦外出，在外务工的时间就较长，据抽样调查推算，外出劳动力的年均务工时间为8.6个月。

（五）参与转移的劳动力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总体来看，我县北部地区转移劳动力比南部地区多。其中马迹塘、泗里河、武潭、大栗港、乌旗山等乡镇是劳务输出的重点地区，泗里河乡外出劳动力占该乡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武潭、马迹塘、乌旗山等乡镇外出务工者均达到各乡镇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8％；灰山港、河溪水、石牛江等乡镇的一些偏僻村也有部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县城周边乡镇出县务工者相对较少。

（六）转移的劳动力文化素质以初中及相当初中文化程度为主。我县外出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部分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其中, 有初中文化的占59.2％,高中文化的占18.4％，大中专或中等职业技术以上文化的占7.1％，小学文化的占15.3％。我县劳动力转移情况（据县农调队对100户农户抽样调查推算）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促进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实行转移，是“不冒烟的工厂”，投资少，见效快，是一种隐形经济。农民外出劳务不仅给自身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而且对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促进我县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一）增加了农民收入。在各产业中，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下，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所获得的实际报酬往往要大于农业，产业之间的这种收入差异，成为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动力。近年来，我县一产业收入在占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1995年为52.7％，1998年下降到39.1％，2004年降至28.4％，而农民人均纯收入2002年增加88元，达到2349元，其中外出

务工收入857元,占36.5％，在增加额中劳务输出的工资性收入就占75％；农民外出务工收入远高于从农业获取的收入，如2004年在家从事一产业的劳平纯收入仅1827元，而转向省外劳动力的劳平收入达到4736元，二者相差1909元。因此，我县农民收入在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业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仍有所增加，主要是劳务收入的增长。据推算，我县仅转移到县外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收入每年在6－8亿元之间，剔除在外消费，每年回流县内的资金在5亿元左右。武潭镇劳管站与北京中国建筑设计院中建总公司联系输出劳动力127人 , 每人月工资达1800－2500元 , 除留足务工人员基本生活费外，该公司2002年直接汇入武潭镇劳管站的劳动力工资共达128万元(由镇劳管站再分发给劳动力家属)。

（二）加速了经济结构调整。劳务经济来源于二、三产业，劳动力转移的程度越高，对二、三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拉动效应就越明显。从县内转移看，劳动力从比较效益低的第一产业转移到比较效益高的二、三产业，促进了二、三产业的发展；从县外转移来看，转移的劳动力在完成资本积累后，纷纷返乡创业，投身二、三产业，扩大了产业规模。同时，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方面转移劳动力带回的资金为加大农业投入提供了保障，提高了种子、种苗、化肥、农药、农机具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力，从而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再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大批的农民外出劳务，可提供大量的耕地转包给种养能手和大户，为加速土地的流转、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增加农业竞争力创造了条件。

（三）促进了民营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促进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在外出务工者中，一部分人员完成了资金的原始积累，同时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带回了先进的管理理念、技术及市场信息，为返乡创业发展“回流型”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几年来，我县相继涌现了一批回乡创业发展民营企业的农民老板，如武潭镇农民蒋国文在东莞打工几年赚回80多万元，先在深圳办起了电子厂，后回乡投资100万元开办了桃花江纯净水有限公司，成为当地民营企业的典型。大栗港镇何介中打工完成资金积累后，建起了湘中皮件厂，安置本地劳动力120多人。据县农调队调查统计，2004年我县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达3.4亿元，其中用于发展企业的投资1.55亿元 , 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5.9％,其中有半成以上为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投资。武潭镇2002年外出劳动力返乡创业投入资金550多万元，创办企业37个，安置劳动力1000多人。

（四）扩大了消费内需。劳务收入的增长，提高了农村购买力，激活了农村消费市场。2004年全县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22亿元，其中农村5.09亿元，占45.4％。农民开始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在居住、医疗卫生、文教娱乐等方面的消费明显加大，2004年人平生活消费支出2693元，其中居住消费增长13.5％、医疗消费增长86.8％、文教娱乐消费增长29.2％。

（五）缓解了就业压力。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农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不断扩大，就业压力增大，农村不稳定因素增多，而在县内消化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能为缓解就业压力起到积极作用。2004年我县农村劳动力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仅为33.2％，在县内转移到乡镇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和进城镇从事商贸、餐饮等服务业的为35.7％，而出县劳务的达31.1％，相当于提供11.2万个就业岗位。随着我县国有及乡镇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增多，就业形势将更趋严峻，而有序组织劳动力转移可成为我县扩大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

三、影响我县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我县劳务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组织化程度、管理和服务水平、劳动力素质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

（一）对劳动力转移的认识不高，重视不够。尤其是一些乡村基层组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和偏差，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民自己的事，与政府无关。同时，未充分认识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所潜在的巨大推动作用，没有把劳动力转移摆到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议事日程上来，没有把劳动力转移作为一项经济工作来抓。虽然我县24个乡镇都设立了“劳动服务管理站”，但大多数只挂了个牌，有其名、无其实，特别是在乡镇劳管站与企业办合并后，由于存在债务、编制、归口管理等问题，大多是分灶吃饭，导致体制不顺，经费短缺，工作难以落实。

（二）政策措施未配套，管理工作乏力。我县劳务输出虽然起步较早，但有关政策措施未配套，劳动力市场发育缓慢，机制和制度不健全，导致劳动力流动渠道不畅、有效组织化程度低，加上赢利性中介机构较多过滥，严重扰乱了劳动力市场秩序。一些所谓劳务输出的中介机构，根本不具备劳务输出条件，对劳动保障政策、法律法规等知之甚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往往只求把劳动力送出去，很少为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合法权益考虑，导致许多农民上当受骗。如去年一对夫妇到高桥、三堂街等乡镇发布假劳务信息，在骗取劳务介绍费后却不知去向。

（三）一些农民外出劳务被侵犯合法权益。目前农民仍是弱势群体，进城务工时工资被拖欠、无端遭搜身、殴打及由于工作环境恶劣所致工伤得不到赔偿等侵权行为时有发生，同时一些用工单位要求交纳保证金、签订不平等合同、克扣劳动者工资等现象较多，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四）一些农民外出劳务影响子女教育。由于农村外出打工的大多是青壮年农民夫妇，其子女正值上学求知的年龄，生活不能自理，只得寄放在年迈的父母或亲友身边，对子女学习和身心健康的培养不能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子女教育问题成为外出打工农民的一块心病。

（五）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我县转移的劳动力的文化、法律、道德、技能等各方面素质参差不齐，整体偏低，所以大部分外出劳动力主要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目前，劳动力市场正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术技能型转变，这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