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领导体制与检察权独立 （精选多篇）

第一篇：垂直领导体制与检察权独立

司法公正是人类法制建设中永恒的追求，而司法独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这已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基本法治原则，垂直领导体制与检察权独立。1985年联合国大会批准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中规定：“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项原则正式载入其本国的宪法或法律之中，尊重并遵守司法机关的独立，是各国政府机关及其他机构的职责”。我国《宪法》第131条也对司法独立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现实与现代法制中司法独立的合理性标准之间存在着两方面的差距：“一是制度层面，即使在立法上做出了声明和宣言式的规定，制度保障问题亦未解决；二是实践层面上，现实与设想的差距更为突出”。①笔者在此力图通过对我国现行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上的各种理念障碍进行分析，从变革观念入手，使司法独立获得真正的生命力。

一、对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理性反思现行《宪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在领导体制上实行上级领导下级，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及专门人民检察院。这种规定表面上看实行的是一重领导，但事实上，根据正在运行的各种法规、规章及政策规定，目前我国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难以定论，名曰直接领导，实则管家太多。“上级管指标、党委管纱帽、政府管钱袋、人大管选票”。具体表现在：一是检察权力地方化。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按行政区划设置地方各级检察院，司法管辖区从属于行政管辖区，检察院对地方行政机关存在着机构、人员和经费等依附关系，使设在行政辖区内的国家检察机关，实际上成为“地方检察机关”，处于当地政府下属的一个执法部门的地位，造成了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管不了人的不合理现象。不少部门和领导出于地方或个人的利益，利用手中管人、管钱、管物的权力直接干预检察工作，而检察机关亦往往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委曲求全。二是检察活动功利化。由于目前检察机关的经费是由各级财政负担，因此地方财政收入的差异成为影响检察系统内部各地区经费保障不均衡的关键因素。于是，一些检察机关在地方政府创收指标和自身利益驱动的双重制约下，违心地将办案与创收联系起来，使得检察权不得不向行政权妥协。三是检察官管理体制的行政化。我国几千年来沿袭着以行政权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导致构建我国检察体制时也沿用了行政化的体制。诸如检察官的职务、级制、晋升、奖惩、工资、待遇等都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管理，特别是检察人员的录用，不仅要参加行政机关组织的公务员考试，而且要经过公务员管理机构的审批，执行着一套标准的行政人员录用程序。四是检察机关内部管理的行政格式化。具体表现在：其

一、上下级检察院之间的行政化。例如疑难复杂案件向上级院请示、汇报，上级院对具体案件的批复、决定，实际上也是一种行政性指令。其

二、检察院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各级检察长作为检察机关的最高首长，对党务、队伍、业务等承担第一责任，院内设机构负责人，在自己管辖部门内，也扮演同样角色。其

三、检察机关办案决策过程的行政化。目前检察机关实行的批案制度就是这种决策行政化的典型。这种建立在行政等级秩序上的批案制度，其弊端集中体现在：有案件决定权的人不直接审查案件，而直接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又没有最后决定权。即便是现行的主诉检察官，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决定，同样会受到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一定程度上的制约。

二、实行垂直领导体制的必要性鉴于以上论及的现行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与当今的检察实践不相适应的状况，笔者建议实行省级以下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以确保检察机关独立、公正、高效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其理由：一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需要。党的十五大已正式提出我国要实行依法治国的方略，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法律至上，依法办事。要实现这一点，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肩负着维护法制统一的神圣任务，能否充分正确地履行职能是关键。二是司法独立的要求。作为实现国家司法权的组织，应该以独立的物质保障和地位保障来抗衡来自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各种干预，确保司法独立这一原则的实现。在垂直领导体制下，检察机关的真正“管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上级院，从而可以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束缚和干扰，避免个别地方党政领导插手办案的现象，远离类似“查办某级干部需某级党委讨论批准”这样不合法理的“地方保护制度”的制约，使检察机关能真正独立行使检察权，确保司法公正，调查报告《垂直领导体制与检察权独立》。三是入世的要求。加入WTO后，检察工作肯定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随着进出口贸易活动的增加，与外贸相关的纠纷案件会进一步增多，如何适用我国法律，参照国际惯例和公约处理涉外案件，给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而WTO三大基本原则：透明度、平等和市场准入。要求国外企业与国内企业一样享受国民待遇，检察机关只有摆脱对各级行政的依附，才能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从而平等地为境内注册的所有企业，包括各种形式的外资企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四是充分发挥监督职能的保证。“对其人生活有控制权，就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如果检察院在人、财、物上从属于或受制于行政机关，在行使检察权时就不得不考虑方方面面的关系，这势必会影响检察监督职权的有效实施。

三、完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构想增强检察机关的独立性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为此，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及俄罗斯都有相关规定。英国议会1985年通过了犯罪起诉法，设定了独立统一检察机关，它以中央检察长为首长，实行全国一体化且分层管理的原则，为了确保这种独立得以实现，检察机关财政独立，其经费由议会独立掌管。其它发达国家也大体如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实行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既有法律依据、也有实践基础和参考经验。我国《宪法》第136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0条第二款的规定，就是实行直接领导的法律依据。条文中的“领导……工作”字样，不能狭隘地理解为“领导……业务工作”。前文已经谈到，若没有管理人财物的权力，领导者是无法真正实现领导权的，所以说“领导……工作”应理解为“全面领导”才切合实际，才能真正体现领导关系。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于1949年、1954年两次实行过垂直领导体制，有自己的实践基础和成功经验；同时，我们可以借鉴其他系统（如工商、税务、海关）和其它国家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体制的操作运行程序和制度。具体构想是：

1、实行检察系统内部的垂直领导，摒弃双重领导体制。下级检察机关只对上级检察机关负责，并接受同级人大的必要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对国务院、全国人大及中共中央负责，地方各级党政部门无权干预检察机关的工作。检察机关内部实行党组领导下的检察官负责制。

2、实行检察机关的财政独立，创立两级检察事业专项经费。国务院、全国人大每年应独立核算检察机关的经费。中央级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自身实际需要与财政部门会审后提出年度预算方案，报全国从大常委会审议决定，责成国务院财政部门按期专项给付。地方级由各省级检察院根据本省级区划内的三级检察机关的实际需要，在与财政部门会审后提出年度预算方案，报该省级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责成省级财政按期专项给付，再由各省级院由上而下按既定预算方案逐级分配该项经费，从而防止地方政府借经费问题干预检察机关工作。②

3、推行检察官工作责任制。检察长及检委会的领导应更多地体现业务指导，并确保检察官的职务保障权、工资待遇权、人身、住所不受侵犯等应有职权，最终达到使检察官在工作中能够公正履行自己职责的目的。

4、检察机关实行分类管理，将业务部门和综合部门相互剥离。把现有人员按照检察官、检察书记官、检察行政官、司法警察计4个序列进行分类管理，选拔一批素质高、业务精的骨干人员进入检察官序列。要研讨和试行地区资深检察官断案权威制，资深检察官可不受年龄限制，从而促进检察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5、实行检察人员良性互动。检察人员的录用、任免应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遵循《组织法》和《检察官法》规定的程序进行。要采取公开选拔、轮岗交流、实绩考核、民主评议等各种方式强化检察官的职业素质与专业技能，促进检察机关自身良性的纵向人才流动，上级院检察官必须从下级院优秀检察官中产生，坚决抵制将非专业人才安插进检察院的业务部门。

四、实行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必须坚持的原则

1、坚持“党的领导”原则。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体制，是指其在国家机构组织系统中的领导关系来谈的，而绝非指其可以不接受党的领导。检察工作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这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决定的，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持这点不放松。实行垂直领导体制后，应从检察工作需要和实际出发，根据党章的规定，在各级检察机关内设立党委，负责本院党务工作，并受上级院党委领导，形成一线而下的严密组织体制，从而既摆脱一些地方行政领导出于地区或个人利益而干预检察工作，又能切实坚持党的领导，保证检察工作的正常开展。

2、坚持人大监督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法定形式。一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赋予、受人民监督，检察工作必须接受人大监督，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也是由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所决定的。只有虚心接受人大的监督，检察工作才能真正实现“三个代表”的要求，检察人员才能真正做到恪尽职守、廉洁奉公。

3、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下级检察机关必须绝对服从上级检察机关，不得以地区或部门利益，以及籍口地方首长的要求等，直接或间接地对抗上级检察机关。

第二篇：垂直领导体制与检察权独立

司法公正是人类法制建设中永恒的追求，而司法独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这已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基本法治原则。1985年联合国大会批准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中规定：“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项原则正式载入其本国的宪法或法律之中，尊重并遵守司法机关的独立，是各国政府机关及其他机构的职责”。我国《宪法》第131条也对司法独立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现实与现代法制中司法独立的合理性标准之间存在着两方面的差距：“一是制度层面，即使在立法上做出了声明和宣言式的规定，制度保障问题亦未解决；二是实践层面上，现实与设想的差距更为突出”。①笔者在此力图通过对我国现行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上的各种理念障碍进行分析，从变革观念入手，使司法独立获得真正的生命力。

一、对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理性反思现行《宪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在领导体制上实行上级领导下级，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及专门人民检察院。这种规定表面上看实行的是一重领导，但事实上，根据正在运行的各种法规、规章及政策规定，目前我国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难以定论，名曰直接领导，实则管家太多。“上级管指标、党委管纱帽、政府管钱袋、人大管选票”。具体表现在：一是检察权力地方化。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按行政区划设置地方各级检察院，司法管辖区从属于行政管辖区，检察院对地方行政机关存在着机构、人员和经费等依附关系，使设在行政辖区内的国家检察机关，实际上成为“地方检察机关”，处于当地政府下属的一个执法部门的地位，造成了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管不了人的不合理现象。不少部门和领导出于地方或个人的利益，利用手中管人、管钱、管物的权力直接干预检察工作，而检察机关亦往往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委曲求全。二是检察活动功利化。由于目前检察机关的经费是由各级财政负担，因此地方财政收入的差异成为影响检察系统内部各地区经费保障不均衡的关键因素。于是，一些检察机关在地方政府创收指标和自身利益驱动的双重制约下，违心地将办案与创收联系起来，使得检察权不得不向行政权妥协。三是检察官管理体制的行政化。我国几千年来沿袭着以行政权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导致构建我国检察体制时也沿用了行政化的体制。诸如检察官的职务、级制、晋升、奖惩、工资、待遇等都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管理，特别是检察人员的录用，不仅要参加行政机关组织的公务员考试，而且要经过公务员管理机构的审批，执行着一套标准的行政人员录用程序。四是检察机关内部管理的行政格式化。具体表现在：其

一、上下级检察院之间的行政化。例如疑难复杂案件向上级院请示、汇报，上级院对具体案件的批复、决定，实际上也是一种行政性指令。其

二、检察院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各级检察长作为检察机关的最高首长，对党务、队伍、业务等承担第一责任，院内设机构负责人，在自己管辖部门内，也扮演同样角色。其

三、检察机关办案决策过程的行政化。目前检察机关实行的批案制度就是这种决策行政化的典型。这种建立在行政等级秩序上的批案制度，其弊端集中体现在：有案件决定权的人不直接审查案件，而直接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又没有最后决定权。即便是现行的主诉检察官，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决定，同样会受到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一定程度上的制约。

二、实行垂直领导体制的必要性鉴于以上论及的现行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与当今的检察实践不相适应的状况，笔者建议实行省级以下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以确保检察机关独立、公正、高效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其理由：一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需要。党的十五大已正式提出我国要实行依法治国的方略，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法律至上，依法办事。要实现这一点，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肩负着维护法制统一的神圣任务，能否充分正确地履行职能是关键。二是司法独立的要求。作为实现国家司法权的组织，应该以独立的物质保障和地位保障来抗衡来自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各种干预，确保司法独立这一原则的实现。在垂直领导体制下，检察机关的真正“管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上级院，从而可以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束缚和干扰，避免个别地方党政领导插手办案的现象，远离类似“查办某级干部需某级党委讨论批准”这样不合法理的“地方保护制度”的制约，使检察机关能真正独立行使检察权，确保司法公正。三是入世的要求。加入WTO后，检察工作肯定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随着进出口贸易活动的增加，与外贸相关的纠纷案件会进一步增多，如何适用我国法律，参照国际惯例和公约处理涉外案件，给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而WTO三大基本原则：透明度、平等和市场准入。要求国外企业与国内企业一样享受国民待遇，检察机关只有摆脱对各级行政的依附，才能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从而平等地为境内注册的所有企业，包括各种形式的外资企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四是充分发挥

第三篇：垂直领导体制与检察权独立

司法公正是人类法制建设中永恒的追求，而司法独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这已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基本法治原则。1985年联合国大会批准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中规定：“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项原则正式载入其本国的宪法或法律之中，尊重并遵守司法机关的独立，是各国政府机关及其他机构的职责”。我国《宪法》第131条也对司法独立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现实与现代法制中司法独立的合理性标准之间存在着两方面的差距：“一是制度层面，即使在立法上做出了声明和宣言式的规定，制度保障问题亦未解决；二是实践层面上，现实与设想的差距更为突出”。①笔者在此力图通过对我国现行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上的各种理念障碍进行分析，从变革观念入手，使司法独立获得真正的生命力。

一、对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理性反思现行《宪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在领导体制上实行上级领导下级，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及专门人民检察院。这种规定表面上看实行的是一重领导，但事实上，根据正在运行的各种法规、规章及政策规定，目前我国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难以定论，名曰直接领导，实则管家太多。“上级管指标、党委管纱帽、政府管钱袋、人大管选票”。具体表现在：一是检察权力地方化。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按行政区划设置地方各级检察院，司法管辖区从属于行政管辖区，检察院对地方行政机关存在着机构、人员和经费等依附关系，使设在行政辖区内的国家检察机关，实际上成为“地方检察机关”，处于当地政府下属的一个执法部门的地位，造成了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管不了人的不合理现象。不少部门和领导出于地方或个人的利益，利用手中管人、管钱、管物的权力直接干预检察工作，而检察机关亦往往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委曲求全。二是检察活动功利化。由于目前检察机关的经费是由各级财政负担，因此地方财政收入的差异成为影响检察系统内部各地区经费保障不均衡的关键因素。于是，一些检察机关在地方政府创收指标和自身利益驱动的双重制约下，违心地将办案与创收联系起来，使得检察权不得不向行政权妥协。三是检察官管理体制的行政化。我国几千年来沿袭着以行政权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导致构建我国检察体制时也沿用了行政化的体制。诸如检察官的职务、级制、晋升、奖惩、工资、待遇等都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管理，特别是检察人员的录用，不仅要参加行政机关组织的公务员考试，而且要经过公务员管理机构的审批，执行着一套标准的行政人员录用程序。四是检察机关内部管理的行政格式化。具体表现在：其

一、上下级检察院之间的行政化。例如疑难复杂案件向上级院请示、汇报，上级院对具体案件的批复、决定，实际上也是一种行政性指令。其

二、检察院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各级检察长作为检察机关的最高首长，对党务、队伍、业务等承担第一责任，院内设机构负责人，在自己管辖部门内，也扮演同样角色。其

三、检察机关办案决策过程的行政化。目前检察机关实行的批案制度就是这种决策行政化的典型。这种建立在行政等级秩序上的批案制度，其弊端集中体现在：有案件决定权的人不直接审查案件，而直接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又没有最后决定权。即便是现行的主诉检察官，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决定，同样会受到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一定程度上的制约。

二、实行垂直领导体制的必要性鉴于以上论及的现行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与当今的检察实践不相适应的状况，笔者建议实行省级以下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以确保检察机关独立、公正、高效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其理由：一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需要。党的十五大已正式提出我国要实行依法治国的方略，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法律至上，依法办事。要实现这一点，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肩负着维～制统一的神圣任务，能否充分正确地履行职能是关键。二是司法独立的要求。作为实现国家司法权的组织，应该以独立的物质保障和地位保障来抗衡来自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各种干预，确保司法独立这一原则的实现。在垂直领导体制下，检察机关的真正“管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上级院，从而可以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束缚和干扰，避免个别地方党政领导插手办案的现象，远离类似“查办某级干部需某级党委讨论批准”这样不合法理的“地方保护制度”的制约，使检察机关能真正独立行使检察权，确保司法公正。三是入世的要求。加入WTO后，检察工作肯定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随着进出口贸易活动的增加，与外贸相关的纠纷案件会进一步增多，如何适用我国法律，参照国际惯例和公约处理涉外案件，给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而WTO三大基本原则：透明度、平等和市场准入。要求国外企业与国内企业一样享受国民待遇，检察机关只有摆脱对各级行政的依附，才能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从而平等地为境内注册的所有企业，包括各种形式的外资企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四是充分发挥监督职能的保证。“对其人生活有控制权，就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如果检察院在人、财、物上从属于或受制于行政机关，在行使检察权时就不得不考虑方方面面的关系，这势必会影响检察监督职权的有效实施。

三、完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构想增强检察机关的独立性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为此，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及俄罗斯都有相关规定。英国议会1985年通过了犯罪起诉法，设定了独立统一检察机关，它以中央检察长为首长，实行全国一体化且分层管理的原则，为了确保这种独立得以实现，检察机关财政独立，其经费由议会独立掌管。其它发达国家也大体如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实行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既有法律依据、也有实践基础和

第四篇：内设机构改革与检察权优化(修改)

基层院机构整合与检察权优化的思考

蒋 伟

内容摘要：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过多，存在职责交叉、职能错位等弊端，应当“以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精神为指引，按照“精简、效能”原则整合机构，依照法治原则优化检察权配臵，新建工作机制，保障检察权独立行使。

关键词：机构臃肿

依法整合职权优化

独立高效

党的十八大三中、四中全会分别做出了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决定，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从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发展高度对司法改革做出了战略部署。基层检察院作为司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务必以中央依法治国和深化司法改革的指导精神和基本原则为方向，以务实作风、创新思维、法治模式来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整合内设机构资源，优化检察权配臵，才能保障检察工作与时俱进地科学发展。

一、正视内设机构现状与弊端

现目前，基层检察院一般设立了政治处、办公室、研究室、行政装备科、侦查监督科、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检察科、公诉科、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职务犯罪预防科，监所检察科、民事行政检察科、控告申诉检察科、法警大队、监察科、案件管理办公室、派驻检察室等内设机构；此外，派驻纪检组长名义是纪委派驻人员，实际是本单位占编领导干部。而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往往实行的是集中反贪、反渎、预防、法警等部门力量合力攻坚形式。这些机构的设立，表面上来看，基本遵循了上下对应设臵原则，但从数量上来看,有点过多、过滥。主要弊端表现如下：

一是机构过多，人力资源分散。一般基层院编制60人左右，院领导大致7人，法警7—8人。普遍有18个内设（派驻）机构，反贪、公诉、办公室人员配臵稍多一些，这样就导致了一些1人或无人科室的出现，某些机构负责人交叉兼职在所难免。又比如，监察科的其工作内容完全与政治处、派驻纪检组重合，队伍的教育整顿一般都由政治处完成。有些基层院为解决法警职级待遇，就安排一名法警担任监察科长，享受中层干部待遇。

二是机构职责交叉混乱。比如，控告申诉检察科，受理职务犯罪举报和开展初查工作，实际上反贪、反渎都直接在做这些工作，控申部门在这方面仅起个登记转发作用，可有可无；其他民事行政案件申诉，有单独的民事行政检察科受理和承办。

三是机构名称混乱，名不副实。比如，县级院行政装备科，其上级院对口部门为计划财务装备处，承担后勤管理保障职责，“行政”、“计划”二字显得多余。又比如，派驻检察室，都要负责若干个乡镇相关检察工作，有的叫派出检

察室，有的叫XX乡（镇）检察室，名称混乱，往往让群众产生错觉。检察室往往只有1人，甚至是兼职轮流的，作用发挥较小。

四是机构职级高低不一。同为内设机构，反贪、反渎、案管负责人均为副科职干部，其他科室负责人为股所级；不同区县检察室主任，有的配备为副科职，有的配备为股所级。让其他科室负责人心有不平。比如公诉科承担了业务工作非常繁重，一年忙碌无四季，负责人自然有怨言。

四是业务部门人员和行政管理服务人员比例不协调，非业务部门人员比例偏大，政治处、办公室、行装、党务人员等过多，往往占50%以上；这些部门主要应对同级党委、政府的“摊派”工作，大多与检察工作无直接联系。比如，县委要求选派一名以上年轻检察干部常驻乡村担任村书记或村主任助理，工作主要内容就是乡村干部职责；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把这名干部调到乡镇或农业对口部门工作。

二、内设机构改革思路

一是要遵循检察属性规律。鉴于以上弊端，内设机构设臵的改革势在必行，否则，是无法适应“强化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历史新任务的。我们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范围内,充分考虑到法律监督职权配臵的科学性、合理性, 从发挥法律监督整体职能出发,对机构和相近的连贯职责进行必要的精简、调整，使机构设臵和人员配臵精干高效。人力

资源必须大量向业务部门倾斜和充实，既要考虑到整体协调、配合,又要考虑相互之间的监督制约,实现法律监督功能的最大化和最优化的组织系统架构。

二是要贯彻好“适应需要、统一规范、精干效能”三大原则。按照检察权优化配臵、提升效能的思路，内设机构改革应遵循“适应需要、统一规范、精干效能”三原则。“适应需要”原则，必须首先适应法律监督业务工作需要，再考虑行政管理和后勤保障服务需要，来确定机构和人力资源分布。不能搞简单的撤销机构或裁减人员，而应从实际出发，在职能整合基础上，进行合理调整，优化重组，确保所设机构和人员配臵适应检察工作长远发展的需要。“统一规范”原则，要求内设机构名称要统一规范。同一层级院之间以及基层与上级院之间内设机构的数量、名称应大体一致，相互对应；此外，内设机构的职能应统一规范，分工和隶属、制约关系要明确，务求形成完整统一，相互协调，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法律监督体系。“精简效能”原则，是任何机构设臵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我们应引进和参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科学原理，充实履行检察职能的业务办案部门，精简行政和后勤部门，全面实行检察官分类制度管理，优化力量配臵，增强内部活力。

三是地方党委不再分摊任务和考核。要顺利完成以上改革，要尽快实现检察工作与地方工作脱钩。同级党委、政府

不再安排诸如招商引资、环境美化、扶贫惠民、经济建设等非检务活动。不脱钩的话，综合服务部门人员就精简不掉，要牵涉大量人力、物力去应对地方党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执法办案的一线人员得不到调整充实，强化法律监督职能也就落不到实处。检察机关只能通过法律监督，查办和惩治犯罪，营造廉洁政务环境、维护社会稳定来实现服务地方发展大局；应当取消同级党委、政府对检察机关进行目标考核制度，这样一来就利于检察机关独立依法办案，在查办职务犯罪上将摆脱束缚，一定会带来更大的检察效能提升空间。

三、内设机构职能整合构想

应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以强化检察职能实现为主,合并职能重叠部门,以求达到履职公正、高效的目标。按照上述机构改革思路，进一步强化职能和人力资源整合。

首先，组建反职务犯罪局。强化职务犯罪查办和预防工作，将反贪、反渎、控申、预防四个机构合并，成立反职务犯罪局，行使职务犯罪预防、受理、侦查职责，设臵局长和教导员各1名，按照副科职干部配备。在各地侦查办案实践中，这四个部门资源和人力往往是集中使用的，这是合并的现实基础。

第二，民事行政检察科更名为民行科。民事行政检察科名称太冗长，要精简名称，根据发展需要扩充职能，更名为

民行科。主要职责在于受理不服法院生效的各类民事、行政判决、裁定，对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做好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的相关衔接工作，发现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线索的，移交职务犯罪侦查局。

第三，撤销行政装备科，司法警察大队更名为法警队。法警队除履行办案安全保卫和机关安全职责外，还应当将行政装备科的车辆驾驶、枪弹管理划归法警警察大队。理由是车辆驾驶、枪弹使用本身就是法警队分内之事，职责不应“张冠李戴”到行政装备科头上。财务管理（出纳、会计）职责划归政治处，因为政治处本身就承担干部人事、职级、工资调整等报送审核职责。

第四，案件管理办公室更名为“案管办”，调整职责。鉴于案管办重要的业务统筹管理功能，其重要职责和检委会专职委员重合，案管办主任由检委会专职委员担任。调整办公室职责范围，将人民监督员工作移交案管办，因为人民监督员核心工作就是监督评议“三类”案件、“五种情形”，这项工作由案管办承担更为合适；办公室主要负责文秘、信息（机要）、网络管理、简报文件编发打印，内外上下联络、机关环境等。

第五，撤销法律政策研究室。将执法理论调研工作纳入案管办来统筹，理由是基层更注重实践层面问题，执法一线人员的调研才真正有价值，能做到有的放矢，杜绝不着边际 的“高谈阔论”。综合管理类调研纳入政治处统筹安排；研究室原来承担的检委会日常工作交由案管办承担。

第六，撤销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检察科。将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职责回归侦查监督科和公诉科，同时侦查监督科精简更名为“侦监科”；理由在于基层院人手少，该科室一般配2个人，而未成年人案件团伙作案中的嫌疑人、当事人比较多，是无法独立完成该类询问、讯问和材料整理以及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的任务，反而把原来的科室人员分散。比如，一个案件中，既有成年人，也有未成年人，该有哪个科承办？无形之中增加科室之间协调管理成本，甚至推诿扯皮；而且，这种模式下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多为同一个检察官办理，有违“捕”“诉”分工制约的基本原则，尽管提高了效率，但也更容易出错案。

第七，规范设臵检察室。在离县城较远的重点乡镇布局2个检察室，涵盖周边若干乡镇，主要职责在于法制宣传和基层干部职务犯罪预防，受理并初核移交职务类犯罪线索，对法庭、派出所和其他基层单位的执法活动开展法律监督。

第八，明确纪检组长属纪委派驻属性，不占本单位编制，由纪委直管，可列席院党组会，设专用办公室，主要职责在于纪律作风巡查；监察科直接取消，职责合并到政治处。

这样一来，基层院内设机构设臵，就可按照名称简洁、职能优化、运转高效原则大致确定为综合服务和业务履职两

类。综合服务类3个：政治处、办公室、法警队，业务类8个：案管办、反职务犯罪局、侦监科、公诉科、民行科、监所科、派驻检察室（2个）。设臵副检察长3名，1名分管综合服务机构，2名分管业务机构，不致使工作出现推诿、重合；综合类和业务类人力资源以1:2为宜，用以保障和突出执法监督主业，顺应检察职能高效运转的新需要。

四、建立新的体制机制，保障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明确指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推动省以下地方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探索实行行政事务管理权和检察权相分离制。基于中央这一顶层设计，我们可以以此精神为指引，进一步理顺和建立新体制、新机制。

一是组织管理体制，以系统垂直管理为主。基层检察院的组织人事工作由由上级检察机关决定，报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经费保障由省级财政统筹，与地方财政脱钩，避免基层院“吃人嘴软、拿人手短”；避免在职务犯罪查办中，不敢较真碰硬，为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提供制度保障。当然，检察院也不可能成为独立王国，不受监督制约自身也必将产生腐败。因此，在政治结构中，必须坚持向人大报告工作，主动接受同级党委和各界监督，让检察权在阳光下运行。

二是工作绩效考评机制，应当以法律监督业务为核心。在整个检察绩效考评中，要突出业务考核分值，以占80%分

值为宜，行政事务和综合服务类占20%，尽可能减少信息调研采用等务虚文字材料的比重份量，特别是加分创新项目，更要严格标准，要摆脱上级院的文件简报依赖症。在业务部门考核中，坚持数量、质量并重，合理确定各部门基础工作任务，加分项目主要集中：职务犯罪具体大案、要案的突破办理上，追诉漏罪、漏犯、监督立案、案件抗诉成功方面；扣分项目主要在基数未完成和案件质量评查环节方面，实行不足或瑕疵倒扣分制度。在综合行政事务考核方面，实行负面清单倒扣分制度，比如，违法违纪、非正常减员、安全事故、财务规范等。

三是建立检察官分类管理和职业保障制度。单设建立检察官职级序列，去掉行政化，加强职业保障建设，根据案件数量、质量、办案时长来计发办案补贴或奖金，实行办案责任终身负责制；检察官执法办案过程中，任何人不得干涉。行政主管不同意或有其他意见的，不能直接否定或改变检察官方案、处臵结果；如有必要，可以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按照检委会决定执行；检委会改变检察官意见的，检察官可以不承担责任。这样以来，既可调动主办检察官积极性，增强其工作责任心，又可以保障检察官行使检察权的独立性，减少和防止干扰，还可以防止检察官独断专行、枉法舞弊等不良后果，保障司法的公正性。

参考文献：

1.《宪法视野下的检察权优化配臵》——《贵州社会科学》2012.05期，作者——作者韩成军

2.《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求是》2014.22期，作者——穆虹

3.《关于检察权优化配臵的几个问题》——《河北法学》2008.11期，作者——李兴友 任国强

4.《地方人民检察院的设臵与检察管理体制改革》——《人民检察》2014.13期，作者——马楠

5.《检察视野中的司法经费省以下统一管理》——《人民检察》2014.13期，作者——罗庆华

作者简介：蒋伟，男，汉族，大学文化程度，中国法学会会员，曾获省法检公司第六届执法理论优秀文章奖；现为四川省蓬溪县检察院政治处副主任、蓬南检察室主任、第三党支部书记、三级检察官、副科职干部。电话0825——5395943 手机*** 10

第五篇：检察权不应被弱化（范文）

检察权不应被弱化

东昌府区人民检察院

赵殿卿

路保中

内容提要：

近年来，在学术届关于检察权的问题出现较大争论，不少人认为我国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应该被削减。本文从我国的国家制度、世界检察机关的形成以及当今世界检察权的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我国的检察权问题，认为我国检察机关的检察权不仅不应弱化，还应该得到加强。

关键词：检察制度化

检察权

法律监督

随着对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修改的讨论，大家也在不停的探讨着司法体制改革的问题。近几年，我国的司法体制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公安部门高举着“保卫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大旗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地位，现在更是一路闯进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核心，而法院也在不断的加强着自己法律最终裁判者的终极地位，只有检察院在近年来可以说是举步唯艰，成为各种声音攻击的目标，在这些声音中，有的要求将侦查权归于公安机关，有的要求将批捕权归于法院，有的要求检察院只保留公诉权，更有甚者要求将检察院撤销，一时间，好象只要对检察院进行削弱和权力弱化，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就万事大吉了。仔细听一听这些声音，大家就会发现，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以西方社会的三权分立理论为基础。笔者认为，我国检察院不仅不应被撤销，权力不仅不应被削弱，反而应该加强。

我国的国家制度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三权分立”制度 一个国家的司法体制是由一国的政治体制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一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来决定的。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经济基础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并为它服务；而资本主义的议会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服务。其次，所体现的阶级内容，即阶级本质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本质相适应，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吸收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而资本主义的政权组织形式与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相适应，它是垄断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对资产阶级实行民主，对广大人民实行专政。第三，政权组织原则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 会制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和活动的，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制，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集中行使国家权力，它在国家机关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组织、领导和监督其他国家机关而不受其他机关牵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议会制，它是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议会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是一种制衡的关系，三者之间相互牵制，互相制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斗争中进行政权建设经验的总结，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在建国后的制定的几部宪法中都加以了确认。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之上的司法制度，在建国以后的几部宪法中也都有明确的规定，那就是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它同资本主义国家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司法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

首先，我国的司法制度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各级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各级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制度是以“三权分立”制度为基础的，司法机关和议会、行政机关之间是一种相互牵制、互相制衡的关系。其次，我国的司法制度是以一党执政为基础的。虽然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但是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在我国执政党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而不是执政党。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基础上的，随着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发展，三权分立制度实际上同资产阶级多党制溶为一体。三权分立框架内的权力制约，实质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竞斗。例如，今天的美国，立法权（国会）和行政权（总统）之间的制约，基本上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制约。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宣扬三权分立时，是同鼓吹多党制相结合的。在他们看来，实行三权分立，必须实行多党制。

中国的检察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检察官制度 法学界普遍认为，现代的检察制度，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和法国，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制度起源于英国，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制度起源于法国。其共同的背景是，两国当时都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以国王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同宗教势力、封建领主进行斗争，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对抗封建司法专横。检察制度正是适应这种革命需要产生的。

但是，由于中世纪英法两个国家所处的环境不尽相同，其产生的检察制度也不相同。

法国的检察制度萌芽于十二世纪。当时的法国处于封建割拒时代，各封建领主、教会领地和城市分别设有法院，对 领地居民行使司法权，国王法院只能管辖王室领地内的案件。领主权力很大，而国王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为加强中央集权，国王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设立代理人。国王代理人在代理国王处理私人事务的同时，还负有在地方领主的土地上监督国王法律实施的职责。13世纪，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改革了司法制度，将封建领主的司法权置于王室法院的管辖之下，对教会法院和城市法院的审判权也作了一定的限制。1285年，在法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国王菲力普四世即位，他扩大了王权，战胜了教权，把以当事人自诉为主的弹劾主义诉讼模式改变为国家主动追究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此相应，原先仅代表国王私人处理与诸侯发生的涉及财政、税务和领土方面纠纷的“国王代理人”改为检察官，作为国家的专职官员以政府公诉人的身份听取私人控告，进行侦查，提起公诉，在法庭上支持控诉，以及抗议法庭判决并代表国王监督地方行政当局等职能，成为国王在各地的耳目。十七世纪，路易十四时期，定名为总检察官，下设检察官于各级法院，从此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检察制度。法国的检察制度中，检察官除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和起诉，还行使以下监督职权：监督诉讼的提起及进程；监督地方官员是否竭尽职守；确保国库之收入；检查制度量衡；决定面包售价；监视图书馆和法科大学。建立于封建专制时期的法国检察制度，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中得到保留和发展，1790年8月14日及16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法令规定：“检察官是行政派在各级法院的代理人”。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全面规定了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职权，法国检察系统在组织体系、领导体制等方面也逐步趋于成熟和稳定。此后的近200年间，法国的检察制度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总的来说，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检察制度中，检察机关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而且没有独立的体系，是由派驻各级法院的检察官组成的。检察官具有双重身份，他既和法官一样属于国家的司法官员，享有和法官同样的法律保障，被称为“站着的法官”，同时又是国家公务员。总检察长和各级检察官均由司法部长提请总统任命。检察机关内部实行“检察官一体化”原则，上下级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下级检察官必须服从上级检察官的命令，总检察长对全国检察机关具有指挥权。

与法国不同，英国的检察制度虽然也是从国王的代理人演变而来的，但是，英国自1066年被威廉公爵征服时起，政治上就已实现统一，随后的法制统一任务，主要是依靠英王设置的王室法院的法官们进行巡回审判，通过判例法来实现的这样，就无需国王代理人承担监督法律统一实施的任务。公元11—12世纪，英国也进入封建社会，并同样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各领地在司法上自成体系。为维护王室利益，1162年，英王亨利二世设立了专司向法院控告重大刑事案件 的12名陪审员，起到一个公诉人的作用。从公元13世纪开始，英王开始派律师代替他起诉。1461年，国王律师更名为总检察长，同时设置“国王的辩护人”，1515年，国王的辩护人更名为副总检察长。至此，英国的检察制度也正式建立起来。英国的检察官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只是作为国王的法定代理人，向国王提供法律咨询和参与诉讼，而不承担法律监督职责。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的地位要比大陆法系国家高，一般隶属于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主要是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兼有作为政府法律顾问的职能。

从检察制度的职能部门来看，中国检察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的御史制度。但这不是真正意义的检察制度，只能算是一种历史渊源。

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检察制度出现于清朝末年，从1906年到1910年，清朝末年司法改革期间陆续颁布了一些法规确立了审检分立，与各级审判机构对应设置了检察厅，模仿当时的日本建立了检察制度。北洋军阀政府基本沿用清末的检察制度，在最高法院内设检察署，其他各级法院均仅设置检察官，是一种合署和配置制的混合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欧美各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仿效苏联建立了检察制度。而我国经过了曲折艰难的探索，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建国之初，我国参照前苏联的检察制度，于1951年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各级人民检察属组织通则》中规定了双重领导的体制，即地方各级人民检察属既受上级人民检察属的领导，又受同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1954年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把双重领导该为垂直领导，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在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并且一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检察机关受到冲击，到1968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大部分被砸烂，整个检察工作无法进行。1968年12月开始，各级检察院被撤销，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法制几乎荡然无存，1975年宪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有公安机关行使”。1978年，党和国家深刻总结了检察机关被砸烂、法制被破坏的惨痛教训，并鉴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极大的重要性，重新组建了检察院，并在1978年宪法中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监督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将上级人民检察院同下级人民检 察院的关系由“监督”改为“领导”，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同时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至此，我国人民检察院的双重领导体制确定下来。

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检察制度相比，我国的检察制度在经历了历史的变遣，在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经过艰难曲折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不同与任何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

对于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学术界有几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由于检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具有行政性质，检察机关自身实行一体化的领导体制，因此，检察权应当属于行政权的一部分。第二种意见认为，将司法权仅仅理解为裁判权是狭隘的，由于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其侦查、公诉以及诉讼监督等活动，都符合司法机关追诉犯罪、依法主持和进行诉讼的特点，因此，检察权应当属于司法权。第三种意见认为，我国的检察机关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双重属性，但在体制上应将其归为司法权。第四种意见认为，检察权的性质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行政性质，在某些方面具有浓厚的司法性质，但其本质属性是法律监督权。笔者认为，我国的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权，而不是行政权、司法权 或其他混合的权利。根据1982年宪法和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规定表明，我国的人民检察院在性质上不同于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也不同于国家审判机关。它既不象大陆法系国家那样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没有独立的体系，也不象英美法系的国家那样仅仅从事于刑事案件的公诉工作，我国的检察机关是专门行使检察权的机关，我国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权。也就是说，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职务犯罪侦查、侦查监督、公诉、执行监督等检察权，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法规实行专门监督，并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刑事案件的判决执行等活动是否合法等实施监督，以保证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

当今世界各国检察权的发展趋势是强化而不是弱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全球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日渐密切，表现在检察制度上，各国的检察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国普遍认识到不同的检察制度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因此，从检察制度建立的那一天起，不同的检察制度之间就出现了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趋势。总的来说，当今世界各国检察制度的发展趋势是强化检察权，而不是削弱检察权。首先，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范围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制度来说，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一直很广，其在建立之初大陆法系检察官就兼任着既是公诉人，又是法律监督者的特殊角色，“法国检察官在司法活动中，特别是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唯一介入全部司法程序的司法官员。” 并且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这种作用仍在继续加强。而在传统上职权较小的英美法系的检察机关，其权力也由起诉阶段向两端即侦查阶段和执行阶段延伸，成为刑事诉讼中唯一的一个能参与各个阶段诉讼活动的机关。并且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职权在进一步扩大。以英国为例：1985年5月，在撒切尔夫人在位期间，对检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刑事起诉法》获国会通过。按照该法规定，自1986年10月 1日起，成立英国皇家检察院，并制定皇家检察官法，在全国设立独立的、自成体系的检察机构。在中央设总检察长和皇家检察院，下设各级皇家检察院。除原来检察制度比较完善的苏格兰地区外，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全境分设 4个地区检察院、31个区检察院和55个检察分院。检察机关不对地方政府负责，不受制于警察系统，实行垂直领导，统一行使公诉权。后又依据《严重欺诈局法》，建立了总检察长领导下的严重欺诈局（即反贪污贿赂局），直接立案侦查起诉500万英镑以上的重大复杂的欺诈案件。1998年，英国议会 又决定对检察院进行改革，以加强检察院与警察局之间的联系，提高刑事司法效率。检察官在警察局中派驻他们的律师，以向警察提供建议，从而加强检察官在刑事侦查中的作用。在同属于英美法系的美国，检察机关的权力比英国更大，有很大的侦查权和指挥侦查权。在美国，总检察长有权侦查政府官员的犯罪行为，联邦检察官对在其司法区内实施的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行为，有权要求进行或继续侦查。另外，美国检察机关还有监督狱务假释事宜，联邦总检察长有权监督司法行政管理、监狱和其它惩办机关。

其次，检察机关的职权呈现从刑事领域扩大到了民事、行政领域的趋势。现在，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权利观念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无论是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都开始比较广泛的干预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诉讼。如美国联邦政府检察官可以“对政府主要合同中所产生的民事欺诈行为提出诉讼„„。”英国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享有提起诉讼、参与诉讼、在法庭上发表评论、提出意见、向上级法院或主管法院提出控诉、上诉或复审请求等的权力。

第三、检察机关的权力呈现出逐渐从诉讼领域扩展到社会的其他领域的趋势。近些年来，随着政府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的加强，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检察机关的权力逐渐从诉讼领域向社会的其他领域延伸，检察机关干预社会生 活的职能在不断加强。如1981年12月30日公布施行的西班牙《检察部组织章程》规定，检察机关负责“为丧失能力或自己不能解决合法代理人的诉讼人，代理或提供保护，并促进建立民法规定的保护性机构及其它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和无人保护者的机构”。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国家，检察机关的检察权不是在削弱，而是在逐渐加强，而我国的现行的检察制度正是代表了今后世界各国检察制度的发展方向，综上所述，我国检察机关的检察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它在经历了多年的艰难曲折的发展之后，是我国在研究了各国检察制度之后，去起糟粕，留其精华，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实践经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它代表着今后世界检察制度的发展方向。虽然我国检察适度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只是细节问题，不应成为影响我国检察制度顺利发展的障碍。那些要求削弱我国检察权的声音，有的是因为害怕检察机关的存在影响到他们获得非法利益，有的是从本部门角度出发，以期获得更大的小集体利益，更有甚者，试图以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理论为基础提出削弱我国检察机关检察权的做法是想以检察权为突破口，达到改变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目的。

参考书目

①

《检察制度理论与实践》，程荣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

中国检察考察团《法国的检察制度》，《人民检察》1994年第12期；

③

《西班牙〈检察部组织章程〉简介》，《人民检察》1996年第7期 ；

④

《外国刑事诉讼法学》，王以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⑤

《当代检察机关的架构》，张穹，引自检察日报1999年5月29日；

⑥

《宪法》，许崇德

胡锦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202年12月第8次印刷；

注：本论文入选2005年11月25日在济南召开的山东省检察机关“公平正义与法律监督”理论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