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检察权的定位谈谈法律监督的加强

第一篇：从检察权的定位谈谈法律监督的加强

长期以来，对于我国检察权的界定，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检察权的模糊认识已经影响到检察工作的开展，如果检察权的定位尚存在模糊认识，检察工作就会缺乏力度，检察机关独立性也会受到质疑。检察权的定位尤其关系到当前的检察改革工作，可以说，检察权的定位问题是解决检察权怎么改，方向如何，关键在哪等一系列问题的前提所在。目前对于检察权的定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检察权是一种行政权；（2）检察权具有行政权与司法权双重属性；（3）检察权是一种司法权；（4）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5）直接用“检察权”予以定位。笔者仍然较为赞同第四种观点。

一、检察权定位于法律监督权的理由

1、一个国家机构所具有的性质、地位、职能作用决定了这个国家机构和权力的性质。每一个国家机构都有它特定的职能、作用、职权，各不相同。检察权应该受制于检察机关的性质，中国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是通过检察活动来实现法律监督的使命，这种职权性质必然是法律监督权。

2、司法行、行政权、检察权均无法准确定义检察权的性质。检察权定位问题是将何种法律职能作为检察权的基本职能或本质属性并以此为根本构建检察权体系的问题，也就是检察权究竟是什么性质？性质是一个事物所特有的质，那么，什么是检察机关所特有的质呢？司法性、行政性均不能作为检察院的性质，从整个检察活动看，不能否认带有司法性、行政性的活动，但这是实施检察权力的一种方式、方法，不能界定为职权的基本性质，法院在组织体制上同样存在行政化的影响，难道审判权应该定位于行政权？同时，检察权也不享有完整的独立性、终局性，我国也不是实行的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显然不可以简单地将检察权划入司法权与审判权相提并论，它应当是一种独立于司法权和行政权之外的权利。而用检察权简单作为检察权的性质，将检察职权的概念与本质混为一谈，放弃了检察权的准确定位，更是犯了一种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不利于检察权的发展。

3、法律监督权是检察权的核心。概括地说，我国检察机关是有四大权能，即监督权、侦查权、批捕权、公诉权、另外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有一项司法解释权。这种监督权是核心，贯穿于一切检察活动之中，如侦查权不仅仅是对犯罪的侦查，主要是对国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过程中的合法性或犯罪行为进行监督，而且在行使这种侦查权力的过程中，具有司法弹劾性，即对不称职的国家官员监督、弹劾，实际上是以法律制约权力，是保障法律在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活动中的实施，检察机关的这种侦查就是实现法律监督的手段；批捕权的行使，从它的本质属性来说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侦查权或侦查行为，在侦查过程中保障人权，而公诉权更是检察机关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诉、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执法活动，这种追诉活动本身就是监督国家法律实施的行为，同时公诉权的行使突出地表现为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监督，具有维护国家法律的严格遵守与正确适用的作用。

二、检察权定位于法律监督权的价值基础

1、宪政基础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在设计自己的政治制度时，都不能不考虑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都必须考虑如何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的理论构筑了自己的分权制约监督体系，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监督权与行政、审判权一起作为国家权力结构中彼此独立的组成部分，由专门的国家机关行使，是我国宪政制度的特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统一的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享有广泛的权力，这就决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对于由它产生并对它负责的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只能是宏观的监督，而不可能是一种经常性的具体的监督。同时，我国的其他国家机关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直接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这些国家机关相互之间互不隶属，又没有相互制约的机制，不可能通过相互制约来实现权力制衡，检察机关行使的法律监督权，是我国宪政制度下权力制衡的必然要求。

2、法理基础法律本身所具有的普适性、统一性和强制性决定了法律监督权存在的价值合理性。立法者制定法律的目的，是希望在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把法律的规定适用于所有对象，为人们的行为提供统一的规则和界碑，并且具有强制个人服从的本性。但在事实上，法律作为凝结在规则中的统一国家意志，与个人意志追求自在，不愿服从他人意志特性之间就存在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在客观上就决定了国家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检查督促手段来保证法律的统一遵守，从这个意义讲，法律监督是法律存在的基础和保障，是国家实现法律强制力的手段。

3、现实基础从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看存在三大问题：首先，从法律本身的情况看，我国法律留下太多的可以任意解释的空间。我国的许多法律规范都是弹性条款，以致就同一问题作出的相去甚远的决定，都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就刑事法律这种制裁性质非常严厉的法律，仍有许多条款把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标准留给了执法者；其二是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难以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司法过程中人为的因素对法律的适用影响太大，尤其是司法机关在内部管理上长期的行政化管理模式，给我国的司法制度打上了深深的行政烙印；其三，我国的司法腐败和执法不公现象还将长期存在，司法队伍的现状在短期内无法彻底改善。以上三个现实问题，决定了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充分地行使法律监督权，去发现存在的违法问题，督促司法机关正确地适用法律，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实际需要。

三、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建议综上，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是一种法律监督权，具有充分的存在价值与现实基础，但遗憾的是在检察机关的实际工作中，相对于侦查、批捕、公诉权的先使，恰恰是这一最为核心的基本职能成为最为薄弱的环节，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存在的独立性与存在价值都受到了质疑，可以说，法律监督权的加强已经成为关乎检察机关存在与发展的首要问题，笔者就此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增加检察机关立法层面上的统一监督权。从我国宪法对于检察机关的定位直观地理解，我国检察权所实

施的法律监督是一种国家监督，其职责在于保障国家宪法与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属于普遍意义上的法律监督，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的全面监督，但在实际中检察权的法律监督仅局限于诉讼监督与职务犯罪监督，尤其是立法层面的监督更是一片空白。国家立法的统一上法律得以统一正确实施的前提，国家专门的实施法律监督的检察机关应当有权进行监督。首先建议通过立法增加规定检察机关法律统一监督职权，特别是对地方立法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制定的文件、决定、地方法规等是否与国家宪法和法律相统一有权监督。同时应当增加检察机关对司法解释监督权。多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进行了诸多的司法解释，各级司法机关都遵照适用，它对协调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和正确执行国家法律、法规也起重要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司法解释内容不一致给司法机关适用法律造成了混乱，而在检察实践中以高法解释为办案依据来避免案件改判的现状更是与我国宪法专设检察机关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极不相称，也严重影响了检察权的价值体现。鉴于此，笔者建议通过立法规定检察机关对司法解释实行监督，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司法解释，检察机关有权停止执行，保证司法解释的准确性和正确有效适用。

2、对于法律监督权的规定应更加明确具体。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主要职责是代表国家对各种违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其权利应当是具有强制性的，因此对于监督权应有具体的规定。但从我国目前涉及检察监督的法律规定看，不仅立法内容少，而且有关立法也过于原则、空泛，没有规定具体措施，缺乏可操作性。如目前对于公安机关的刑事诉讼监督，在立案监督中，对有案不立享有监督权，但对有案不立者应当如何办，则缺乏规定。同时对于不该立案而立案的监督也缺乏力度，而对于公安机关坚持不采纳检察机关对于侦查过程中的纠违建议更是束手无策，缺乏具体解决措施。对于审判机关的刑事诉讼监督更是难以进行，抗诉是最主要的手段，然而抗诉的成功率令人尴尬。在民事、行政法律监督上的问题就更多。监督手段单

一、渠道不畅通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工作的开展。

3、增加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的司法权。我国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法都原则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但只是规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可以提出抗诉权。实践证明：检察机关没有权参与民事、行政诉讼活动权，就很难发现民事、行政诉讼中不执行国家法律的行为，即使是通过其他途径发现了，由于检察机关没有必要的司法权力进行权力制约，也不能有效的制止住不执行国家民事、行政法律行为，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效力不大。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手段过于单一，与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监督关系失衡，不利于我国法律的全面正确实施。针对这一情况，笔者建议是否可以通过立法增加检察机关关于民事、行政诉讼司法职权，如增加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案件的途径与权力；增加对已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的执行监督；增加检察机关对重大民事、行政案件起诉权，对于重大危害国家、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公众可以提起民事、行政诉讼，追究当事人的民事、行政责任。

4、减弱检察机关的行政化色彩，保障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独立有效行使。我国的检察机关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即上级检察机关和同级党委共同领导，检察长由党的组织部门管理，上级检察机关“协管”，同级人大任命。副检察长和中层干部由同级党政部门按照行政模式进行管理，检察机关内部长期以来也采取的行政机关那一套指令性管理模式，也导致了检察机关从里到外的行政化色彩，使得检察机关的工作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特别是涉及到地方一些重要利益或者主要领导的案件，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往往无法保证。同样检察机关内部管理的行政化使得检察官缺乏司法人员相对独立的地位，极大地降低了工作效率，影响了对案件客观、公正、及时的处理。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探讨如何建立一种科学的合理机制，来保证现有体制下的检察权能够依法独立地运行。

5、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提升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权威性。当前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的质疑声中，就包括“谁来监督检察机关”的疑问，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权力也应受到监督和制约，这种监督分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其中在机关外部有人大的监督、社会舆论的监督，检察机关的党员、干部还在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内部的监督相对薄弱，如自侦部门，查处的都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在侦查过程中是否有非法取证、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再如，对自侦部门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怎样监督？这些问题都影响了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权威性与说服力，必须认真加以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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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检察技术工作助力法律监督

检察技术助力法律监督

摘要：检察技术工作是全部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实现检察技术工作的不断发展，保证了法律监督更有权威，提高了检察工作效率，规范了司法行为。笔者认为检察技术工作要紧紧围绕检察机关工作重点，全面开展各项检察技术业务，积极为办案服务,充分发挥检察技术在法律监督方面的作用，加快以信息化建设为中心内容的科技强检步伐，积极推进检务公开和案件管理系统，充分利用信息化建设的成果推动办案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检验鉴定信息化 法律监督

一、要充分认识检察技术工作在“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中的重要作用

检察机关要发挥好法律监督职能，有效地维护公平正义，就要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就要坚持狠抓检察队伍建设，加强检察执法环节的规范化建设和监督制约。以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检察院为例，通过建设“多功能执法办案区”不仅提高了办案效率，同时规范了办案行为，节约了办案成本，保护了当事人和办案干警。通过检察技术工作在诉讼中的运用，为公诉、侦查监督及职务犯罪侦查等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既是加强法律监督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能力的必然路径。其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强化法律监督，实现法律真实。

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检察队伍，不断提高检察技术水平，是检察机关发挥好法律监督职能，追求法律真实的重要组织保障。追求法律真实的过程，从检察技术工作角度而言，就是通过现场固定证据以及视听资料的制作，通过法医学检验、文件检验、司法会计鉴定等现代科技寻找发现证据，通过对鉴定人在法庭上的交叉询问认定或否定证据并最终影响判决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无时不体现出检察技术在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作用。

（二）改变侦查模式，规范执法行为。

检察技术工作是增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提高对侦查活动、审判活动法律监督水平的必然路径。如法医文证审查，通过对刑事案件的审查，监督侦查机关对伤情的认定，避免出现对故意杀人伤害类案件的不正常认定，从而在协助审查批捕、引导侦查、决定是否提起和支持公诉中具有重要作用。又如，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它不仅可以固定关键证据，防止嫌疑人翻供和诬告办案人员，同时，办案指挥人员还可以通过同步录音录像系统指挥整个讯问过程，正在讯问的侦查人员也可以根据指挥中心发送的信息随时调整讯问策略，从而对案件的突破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步录音录像既是对犯罪嫌疑人的监督，也是对侦查办案人员的监督。侦查办案人员的一举一动同样也在监控之下，使得侦查办案人员执法更加规范、更加文明。

（三）加强文证审查，提升监督能力。

在侦查监督和公诉工作中，文证审查是必不可少和应当加强的重要一环，特别是伤害、抢劫、杀人案件中的法医学文证审查以及笔迹鉴定的文证审查工作，对发现原鉴定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有着关键性的作用，有时可以改变案件的定性，甚至能够通过这一工作发现新的犯罪嫌疑人，这对侦查监督工作是一个极大的推进。在公诉工作中，通过文证审查，可以及时发现公安机关司法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对公诉意见的制作乃至量刑建议的提出将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为此，应把文证审查工作作为加强法律监督能力新的增长点，使专业技术人才的技能与业务部门的法律监督职责有机结合起来，在更高的层次上，在更专业的角度上提升法律监督水平。

检察技术是认知主体接近客观真实的直接手段，其实质在于通过专业技术人员一定的科技、技能手段确定事实真相。在很多情况下，寻求真相必须借助法医鉴定、司法会计、文件检验等技术手段来固定证据，明辨是非和理清思路，在这一意义上，检察技术工作的实质是实现认知主体和认知能力的提高，以至于无限接近客观真实，它对案件的侦查、公诉活动的及时依法推进以及审判活动中公平公正的实现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实施科技强检战略，发挥检察技术职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犯罪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对检察技术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大力实施科技强检战略，充分发挥检察技术职能。如建立和改造完善讯问录像系统，作到将讯问的实况能够通过局域网与侦查指挥中心相连，实现远程侦查指挥。同时紧紧跟踪侦查科技的新进展，购置添加最新的侦查技术设备，为反贪部门侦破大案要案获取关键证据发挥作用。科学运用视听技术，为自侦、公诉部门的办案提供录像录音、声纹鉴定等技术协助，为侦查部门收集固定重要证据，为公诉部门的出庭活动提供科技和智力支持。同时，可以借鉴公安机关将心理测试用于侦破疑难大要案件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引进和运用心理测试仪，探索心理测试工作在协助认定犯罪嫌疑人、支持讯问、帮助查找证据、提高侦查工作效率等方面，为侦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新的侦破、查证路径。

三、完善检验鉴定工作机制，为打击犯罪提供证据保障

当前，检察技术部门必须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完善检验鉴定工作的保障、管理机制，强化科学收集、审查、鉴别证据的能力，变被动服务为主动协助，加大技术办案力度，为办案提供有力的证据保障。

（一）加强检验鉴定工作，不断规范完善制度。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的决定》，各级检察技术部门一律不准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鉴定业务，据此，检察技术部门必须认真贯彻这项决

定，目前由于基层院技术力量薄弱，市院对检验鉴定资源进行了整合，并正在积极筹建通过国家认证的司法鉴定实验室，为此要根据基层检察技术工作的特点，进一步明确检察鉴定规范的范围、程序及要求，实现检验鉴定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要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加大技术办案工作力度，深入办案第一线，体现辅助侦查、配合审查的职能作用，同时充分运用先进的科技鉴定设备资源，为检察办案提供支持和服务，提高技术办案质量。

（二）提高技术鉴定质量，提供侦查证据支撑。

严谨、准确的检验鉴定结论对于认定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至关重要，为刑检、自侦、监所等部门准确把握案件事实、正确认定案件性质提供科学依据，为伸张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如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对象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涉案嫌疑人一般具有一定反侦查能力，这就要求检察技术人员善于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通过司法会计、笔迹鉴定、法医鉴定等技术手段引导侦查方向，从而尽快查清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经过，为侦查工作提供证据支撑。

四、用信息化推动检察机关办案现代化

为加快检察机关办案现代化建设，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导下，全国各地检察机关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建立和完善案件管理系统，将案件流转纳入办案流程当中。侦监、公诉、反贪、渎检、民行、控申等部门办理的所有案件都在网上实现审批、流转。案件信息的数字化，便于对所有办案活动从流程上展开全面、有效的监督和管理，通过计算机程序控制节点的设置，达到规范办案程序，对案件办理实时监控，提高办案质量与效率的目的，从根本上转变手工办案方式，同时为下一步的案件管理数据提取自动化、各级检察院之间案件数据网上传递和规范办案行为的标准化奠定基础。在推进办案管理系统的同时，还必须进一步深化办公自动化软件在检察机关的应用，通过增加短信发布平台、领导干警沟通平台，改善电子邮件的实现方式，公文网上流转、审批，使办公自动化系统更为完善，为检察机关在统一平台下提高办公效率和工作质量奠定基础。

为进一步加快实施科技强检战略，有必要对检察技术工作进行科学规划，使信息化建设、辅助侦查技术、检验鉴定业务等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确保检察技术工作更好地为执法办案和队伍建设服务。

第三篇：劳动教养检察制度论文法律监督论文

劳动教养检察制度论文法律监督论文

论我国劳动教养检察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摘要：目前我国宪法和法律尚没有关于劳动教养法律监督权的明确规定，劳动教养法律监督尚存在监督力度不够、对劳动教养的呈批、审批、复查、复议程序无法监督等一系列问题，需要予以完善。

关键词：劳动教养；法律监督；法律依据；问题；完善 目前，我国的法治环境较以往有了很大改善，普通公民的法律意识也日益增强，劳动教养制度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也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评论和攻击，如何加强对劳动教养各环节的法律监督，有效避免劳动教养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显得更加必要。笔者从劳教检察的工作实践出发，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国劳教检察工作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从完善我国劳动教养检察制度出发，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我国劳教检察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虽然我国对劳教相关工作的监督权一直由当地检察院行使。

但是由于劳教工作自身的特殊性，检察院对劳教所的监督一般是按派驻检察室的方式进行，并且，检察院对劳教所的监督发展较晚，很多监督制度不很完善，从而导致了我国检察机关对劳教所的监督流于形式。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相关立法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劳动教养检察制度从立法上来说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相关劳教检察的立法规定过于原则，没有具体规定检察机关对劳动教养各环节的检察范围，并且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劳动教养的检察监督主要是指对劳教执行和监管活动环节的监督，没有将劳动教养的决定、审批活动纳入检察范围；第二个问题是法律尚未明确检察院介入劳教决定环节进行监督的程序。法律规定对劳动教养的监督过于简单和模糊，并且偏重于对劳教执行环节的监督，在司法实践中，派驻检察机关对劳动教养的监督往往没有具体依据，不知该怎么进行监督，从而导致监督不力情况的存在。

（二）派驻检察存在薄弱环节我国检察机关均在劳教所场所设立了驻所检察室，并安排专门的检察人员常驻劳教所进行日常的监督，但是，驻所检察室也实际操作中也有诸多问题，首先是检察机关本身人员较少，驻所检察室在各地检察院也不被领导重视，领导往往安排一些能力有限，水平不高的检察人员到驻所检察室，有的驻所检察室的常驻人员不到两人，远远达不到一所两人的最低要求，有的劳教所关押量比较大，驻所检察室人员不足，任务繁重的矛盾十分突出；其次，很多检察院只重视主要业务部门的工作，比如公诉和反贪，在人员分配上也向这些科室倾斜，对劳动教养的监督不够重视，导致诉讼监督与刑法执行监督不能一致。

（三）派驻检察机构缺乏实体性权利驻所检察机关发现劳教所执法不规范、侵犯劳教人员合法权益等情况时需提出检察建议，发现违法情况应当提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但是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检察机关享有相应的调查取证、纠正等实体性权利，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发出后，劳教所不重视，将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放在一边，置

之不理，在这种情形下，驻所检察室就没有了相应的强制力，也不能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在很多地方，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力，同时，这也不利于检察机关权威的建立。

（四）对劳教人员所外执行的监督缺位驻所检察室的劳教所执行工作的监督不仅包括对劳教执行的监督，同时还包括对劳教变更执行的监督，所外执行是劳教变更执行的一种重要情形，目前，很多驻所检察室都存在对劳教变更执行不够重视，从而导致在劳教变更执行环节出现很多问题，如所外执行、所外就医人员脱管等。

二、完善我国劳动教养检察制度的措施为了保障人权不受侵犯，保证法律正确适用，针对目前我国劳动教养检察制度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制度建设，规定检察机关充分的劳动教养检察监督权力，以便派驻检察机构能够对劳动教养各环节进行全方位的检察，缓解矛盾并最大限度的杜绝公权力的滥用。

（一）在立法中进一步确立检察机关对劳动教养的监督权第一，应在检察院组织法中规定检察机关应当对于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实行法律监督，使检察机关的能够依法对劳动教养决定和审批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第二，应制定一部劳动教养监督法或者在新制定的劳动教养法中将检察院的驻所监督监督进行专门规定。

（二）明确检察机关对劳动教养各环节的监督范围由于现行法规中对劳动教养的监督范围规定的过于宽泛，致使检察机关的职责范围

不够明确，工作不好开展。首先，要细化检察机关对劳动教养审批活动环节的监督。加强对劳动教养审批活动的监督，确保劳动教养制度的正确适用和实施。为了方便监督，还需规定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在作出劳动教养或者不予劳动教养决定之日起及时将《劳动教养决定书》和《劳动教养通知书》送达同级的人民检察院，同级检察院对该劳动教养决定是否合法和恰当进行审查。其次，要明确检察机关对劳动教养执行活动的监督。应当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在劳动教养交付执行后，对所内执行、所外执行、所外就医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同时还应当规定检察机关享有对劳动教养的教育工作的监督权，促使劳教所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性化的教育环境，以达到劳动教养的教育人、挽救人的目标。

（三）赋予检察文书的强制执行力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由于受到缺乏强制执行力、被监督单位的接受度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实际监督效果不好，因此，要赋予检察文书更明确的法律效力，第一，要规范文书的形式和内容。进一步明确检察文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检察建议要严格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提出建议要有针对性和可行性，要具有说服力。第二，建立系统的检察工作制度，从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提出到存档都应该建立一整套反馈机制。

第三，建立回访反馈制度。发出检察建议书或者纠正违法通知书以后，在一定时间内检察机关应当调查对方采纳、落实的情况。

确保检察监督效果的发挥。

刘中发.《劳动教养刑法化之根据求证》.载《刑事法评论》,2001版第9卷。

韩玉胜.《劳动教养的完善及其设计构想》.载《犯罪与改造》,2008年第2期.夏宗素.《劳动教养执行方式改革研究》.载《中国司法》,2007年第7期.吴步钦.《略论检察机关行使行政执法监督权的法理基础》.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7期(上).柯年.《论劳动教养的特点和完善对劳动教养机关活动的法律监督》.载《检察理论研究》,2003年第12期.

第四篇：试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与检察权的优化配置

试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与检察权的优化配置

考号： 姓名：翟星云

内容提要：

当前，我国检察权的配置有其合理性和 科学 性，但学界对检察权配置的现状尚存在一些质疑。认真研究并优化检察权的配置，以进一步促进检察机关更好地发挥 法律 监督职能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检察权的定位、配置现状以及被质疑的焦点进行分析，并提出优化检察权配置的立法构想，以供大家商榷。

关键词： 法律监督 检察权 优化配置

检察权的优化配置是当前检察制度改革和 发展 的重要课题。检察权的配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检察机关能否充分发挥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对于检察权配置问题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一直争论不休，先后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都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拟从决定和制约检察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出发，论证检察权与法律监督职能的关系，剖析我国检察权的配置现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在立法上对检察权进行优化配置，以强化法律监督职能。

一、检察权配置的基础在于法律监督职能

检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检察权的性质、内容及其配置并不全然相同。准确定位我国的检察权制度是规范检察权配置的基础，检察权配置中的重大问题都是以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为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展开的。因此，在研究检察权的配置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检察权进行界定。研究当代 中国 的检察权，不能抛开中国检察权的 历史 渊源，割裂检察制度的历史发展，不能脱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中国社会条件。笔者认为，我国的检察权是依据宪法和法律，由国家检察机关独立行使的专有权，是以国家名义公诉一切犯罪，以查处特定主体犯罪，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使命，并与国家审判权相对应、与带有司法程序性的权能相匹配，以制约、制衡为主要功效的独立权种。法律监督是检察权的本质属性，而检察权的配置的根本依据在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一）从检察权的产生和发展来看，检察权的本原是一种监督权，诉讼监督是检察权与生俱来的品质。

检察权萌芽于欧洲封建社会中期，最早诞生于法国。12世纪时，法国领主权力很大，国王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为加强中央集权，国王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设立国王代理人。国王代理人在代理国王处理私人事务的同时，还负有在地方领主的土地上监督国王法律实施的职责。这种国王代理人，即为以后的检察官。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法国，检察权自产生之日起就承担有类似于 现代 的法律监督权。随着检察权的不断发展，如今法国最高检察长的主要职责是“对国家整体执法活动进行监督。”法国检察机关除在刑事诉讼中行使侦查、起诉、支持公诉和指挥刑事裁判的执行等职能外，还对户政官员、私立 教育 机构等行使广泛的监督权。与法国如出一辙的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检察权的规定也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德国检察机关也具有一定的法律监督和保证国家法律统一实施的职能，除对刑事诉讼的侦查、审判、执行负有广泛监督权以外，对律师执法活动的合法性，也负有一定的监督职责。”

（二）从法理学 角度分析，检察权应定位于以法律监督为本质属性的独立的国家权。我国现行的检察制度脱胎于前苏联,前苏联检察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并享有广泛的法律监督权。由于受到前苏联检察制度模式的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也呈现出上述结构特征,而这也正是最为国内学者所诟病之处。但是,客观地讲,前苏联的检察制度虽然在检察官权限上有所扩张,但并未背离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角色的基本定位。即便是将检察权定位为一种法律监督权,也只是对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作为“国家权力之双重控制”功能的一种强化，它所反映出的检察官作为“法律守护人”、“民权保护者”维护法制统一、保障公民****的愿望与理想仍然是值得理解与尊重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与“三权分立”截然不同的政体构成了我国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基石，它是研究我国现行政治、法律制度的基本前提和逻辑起点，也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坐标原点。[10]结合我国的宪政体制，既不用在“三权分立”的框架内苦苦寻找我国检察权的定位，也不能用狭义的司法理念去衡量检察权的属性，非要争个行政权或司法权的归属。一些论者认为，应当将检察权中性地界定为“法律规定的由检察院行使的职权”。人们当然不能从这种同义反复的检察权定义中挑出什么毛病。不过，理论上难以回避的问题是，由检察院行使的林林总总的职权之间有些什么内在的联系？立法者配置这些权力的目的和依据是什么？为什么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内涵只能秘而不宣？对我国的检察权的性质，笔者倾向于作如下阐述：我国检察权是在法治发展进程中，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本国实际逐渐演化和形成的一种权力，是在我国独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种独立的权能，其本质属性是法律监督，同时兼有司法属性与行政属性。因此，我们对检察权的认识应当立足于法律监督，在此前提下，看待存在的问题，解决存在的问题，这也是符合检察制度的发展 规律 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的。

（三）从检察权的法律渊源看，检察权的各项权能具有法律监督属性。

对于检察机关所行使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等具体检察权能的性质，学界一直争议不断。一些人认为，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与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不相契合，因为侦查本身不是法律监督，而是法律监督的对象，如果检察机关自己搞职务犯罪侦查，又自己搞监督，那么，这种自己监督自己的制度设计“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中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原则。[11]还有学者主张，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是公诉，检察权在本质上主要表现为公诉权，以公诉权为基本内容的检察权在本质属性和终极意义上应属于行政权，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各项权力都是具体的诉讼程序性权力，与所谓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权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性。[12]笔者认为，且不论检察权的监督属性是世界各国检察制度的共同特点，仅从我国检察权的法律规定来看，我国检察机关所行使的侦查权、公诉权等职权的法律监督属性是不容怀疑和否定的。

在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构成了我国检察权的立法渊源。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国检察权包括：（1）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法律及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2）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3）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不起诉；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4）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5）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6）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7）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生效行政诉讼判决、裁定，提出抗诉。从以上规定能够看出，检察权可以概括为侦查权、公诉权、诉讼监督权等三项基本权能。这三项基本权能从性质上体现了检察机关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代表国家实施法律监督。其中侦查权、诉讼监督权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法律情况的监督，而公诉权则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公民遵守法律情况的监督。检察机关通过行使上述职权担任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之间构成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从而达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政权体系的平衡，并且以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对犯罪行为实行公诉，以维护国家政权和社会的稳定。这些具体职能都被视为检察权的合理延伸，都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所必需的，并内在地统一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换句话说，我国检察权的配置，是基于对法律监督职能的全面认识，特别是对职务犯罪侦查和公诉职能的法律监督性质的肯定。我国检察机关的各项职能统一于法律监督的框架之下，并不具有不可融合于一体的对立关系。

二、检察权的配置现状制约了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

（一）现行检察权制度，在宏观上强化了检察权的地位，在微观上和实践中却有削弱检察权能的趋势。

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检察权制度的规定集中体现于宪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中。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颁布实施，到现行适用的1982年宪法及1983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中，有关检察权制度的规定体现出了宏观上加强而微观上削弱的特征。自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次确认了人民检察院“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后，1982年的宪法中也明 文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在宏观上提高、强化了检察机关的国家法律地位，从国家根本法的角度第一次公开确认和肯定了检察机关所承担的权力中具有法律监督权的内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也肯定了检察机关所行使的职权具有司法监督权的性质。这样，有关检察权的规定获得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表明检察机关所行使的检察权中包含有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双重内容。然而，从现行法律中有关检察权的规定来看，现行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较之于过去削弱了检察权的一些基本内容。表现在：取消了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一般监督权与民事、行政案件的法律监督权，代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提起和参与民事、行政诉讼的权力被取消。虽然在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中写进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案件具有事后抗诉权等程序性条款，但由于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实体性职权条款，加之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过于模糊，可操作性差，导致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政司法的参与及监督工作难以开展。我国检察机关现行职权中主要保留了刑事司法监督权及以侦查、公诉为核心的公诉职能。由此形成了我国现阶段检察机关职能上的“刑强民弱”的局面。

（二）我国检察权在配置模式上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限制了检察权整体效能的发挥。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权能配置缺乏平衡性和连续性。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种法律监督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而实际上，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检察权配置上是相当不平衡的。这集中表现在检察监督对诉中程序最重视、诉前程序次之，而对诉后程序的监督则相对薄弱。第二，检察权的独立裁量原则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一些非制度化、非正当性因素的介入常常左右整个案件的处理，独立的检察裁量权并未真正确立。检察权的某些权项的法律效力不明显，硬性规定不够。如，检察建议必然引起的调查、整改等法律行为后果的强制性不足，缺乏法律依据和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从司法实践来看，检察权往往往受制于行政权，诸如核定人员编制、财政拨付经费、人员准入审核权等不是由立法机关管辖而是由政府加以控制。与此同时，检察权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化问题，检察长和检察官的产生、任命等基本由地方控制，法律所规定的检察一体化管理模式难以实现。第三，检察权能划分不科学、不周密，缺乏整体规划性。部分领域检察权行使不到位的现象，如在刑事案件诉讼中，国有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检察权如何行使，公诉部门在司法实践中很少运用；又如对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民事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诉，但如何提起，由哪个部门来提起，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凡此种种，导致检察机关在具体行使检察权能时往往无所适从。

（三）法律授权的监督手段不能适应法律监督的需要，以致检察机关的实际职权与法律监督的应有职权之间存在矛盾。

1、立案监督权软弱无力，监督工作难以到位。《刑事诉讼法》中虽然规定了公安机关必须接受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如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和“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的职权，但公安机关如果坚持不说明立案理由或者以虚假理由、不充分理由加以长期搁置、立而不侦、拖延立案时间，检察机关在法律程序上就没有进一步的措施了。这种监督方式的效果，在实践中几乎完全取决于公安机关对立案监督的认可程度。

2、审查批捕监督权缺乏权威性，监督工作苍白无力。一是对公安机关随意变更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或不批准逮捕决定的行为没有监督措施。《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34条规定，公安机关在对批捕的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时，应当通知原批捕的人民检察院。但在实践中，经常出现将逮捕变更为取保候审后不通知或不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的情况，以至于有的案件在提起公诉时，检察人员去看守所提审时找不到被告人。二是对公安机关不切实执行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决定的行为没有制止手段。实践中，公安机关对不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准备作劳动教养、治安处罚的，往往不会立即释放，而是继续关押在看守所直至行政处理决定作出。针对这些情况，检察机关虽然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及有关规定提出纠正意见，但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具体的保障措施，当公安机关不接受纠正意见时，检察机关往往无计可施，因而监督工作苍白无力。

3、刑事审判监督权有弱化的趋势，纠正不易。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中违反诉讼程序的情况，有权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并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有提起抗诉的权力。但由于刑法分则中规定的量刑幅度往往过大，为法官留下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实践中，各级、各地法院量刑尺度把握不一，甚至有同一个法院不同法官、同一法官不同时期在同类案件量刑中不一致、不平衡的现象发生。对这种量刑尺度不一，显失公平的情况，检察机关难以及时有效的监督纠正。

4、民事行政审判监督权没有保障，实际运作步履艰难。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规定，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有权提起抗诉，但检察机关在民事审判监督和行政审判监督中应该享有哪些具体权力及依照何种程序行使这些权力，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在审级、调卷、再审出庭、审理期限、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产生争议。由于缺乏明确的操作规范，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案件抗诉工作在实际运作中受到强有力的司法抵抗，并表现为法院不为检察机关抗诉创造诸如阅卷等条件，对检察机关调查收集的证据置之不理等等。这种空洞的监督方式由于不具备约束力而完全可能成为无意义的“空气振动”，[14]以至于法律赋予的监督权的行使权限完全取决于有关法院的认可程度。

三、检察权的优化配置应体现 法律 监督的应有要求

（一）关于宪法对检察权配置的优化构想

现行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只用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一句话进行概括，条文虽然明确了检察机关的定位和性质，但对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特点的检察权的范围等内容却缺少具体的规定，似显不足。从近年来对检察权的争论及检察活动实践来看，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虽然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并不是一个同等的概念。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决定了检察权的最终配置内容。笔者大胆设想，现行宪法在第三章国家机构中既然能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国务院的具体权力进行细化规定，为什么不能对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和人民法院的司法权进一步细化规定呢？建议宪法以修正案的形式对检察权的权力配置内容进一步细化，以解决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同时达到对检察权的统一、正确的理解和实施。

（二）关于三大诉讼法对检察权配置的优化构想

1、公诉权的强化

对公诉权，应适当扩大起诉裁量权，充分发挥其在程序中的分流功能，以实现诉讼 经济 的目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三种不起诉，即绝对(法定)不起诉、相对(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其中，相对不起诉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于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免予起诉的重大修改和完善，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相对不起诉的范围过窄，仅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就我国打击刑事犯罪的客观形势来讲，面临着犯罪数量不断增长的现实问题。为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有必要通过扩大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达到在现有司法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能够处理更多的刑事案件，而且这也是与当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适应的。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完善适当扩大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范围。只要被告人认罪态度好、已经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而为被害人谅解、或者适用不起诉不至于引起不良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或者当公共利益优于对犯罪追诉之必要时，检察机关均可以作出不起诉处理。

2、侦查权的强化

对于检察机关是不是应该有侦查权法学界众说纷纭，“如有学者主张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从检察机关剥离出来，认为取消检察机关现有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更有利于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责；也有学者主张在检察机关现有的侦查权限基础上再赋予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权限，以加强检察机关现有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还有学者主张检警一体化、检察机关代位侦查权等，认为检察机关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领导等。”[19]笔者认为，“取消检察机关现有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更有利于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这是没有认识到权力运行的一般特点的缘故，因为侦查权是职务犯罪监督的发现权，没有发现权的职务犯罪监督权实际上是不可能运行的，拥有侦查权就是拥有职务犯罪发现权，就是保证职务犯罪监督权要素的完整，取消侦查权实际上等于取消职务犯罪监督权，这种专门的法律监督权都被取消了，还谈何“更有利于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 责”。至于检察机关目前的反腐惩贪工作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正是检察改革所必须解决而且也能够解决的问题。为避免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滥用，就要求立法中要充分考虑如何对自侦案件进行有效的监督。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实行的是“侦捕诉一体化”，实行内部监督有时碍于情面，会流于形式，必然显得苍白无力。所以，对于自侦案件仅有内部监督是不够的，必须从立法上考虑完善外部监督。建议在刑诉法中增设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进行外部监督的条款，以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的人才资源优势和业已形成的社会知名优势。同时还应考虑到职务犯罪不同于普通犯罪的特点，刑诉法修改有必要增加监听、监控、密拍等技术侦查措施以及特情、耳目、卧底、控制下交付等特殊侦查措施，为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建立特殊侦查体系提供立法上的保障。

（三）关于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权配置的优化构想

现行检察院组织法颁布已二十多年，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有些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修订和完善检察院组织法已显得非常必要。在检察权配置方面，笔者建议以宪法为基础作以下修改：一方面，在总则中除对检察机关的法律定位进行明确的表述外，还要对与检察机关法律定位紧密相连的检察权的性质以及其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进行表述，另一方面在五项具体检察权配置的基础上，对检察机关现在正在行使的立案监督权、起诉裁量权、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检察建议权等权能进一步明确规定。结语

现在有许多学者动辄用西方“三权分立”模式来衡量我国的检察权配置，从西方发达的司法文明成果的现状去推倒司法制度的痼疾，因而有了检察权分割审判权、侵犯司法权之说。有论者甚至提出将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合并，把反贪局独立为廉政公署。这种美国模式、香港模式，在中国能否真正本土化？殊不知，西方 现代 发达的司法文明成果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耗费了几个世纪的打磨、揉合、移殖的结果。而我国检察权的 发展 历史 也不过50多年，而且其中有还有10年是一片空白的现状。对于权力的配置，从来就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权力配置是否科学合理，落实到最后，也是最明显的检验，就是看其运行的模式是否有效。从现在我国宪法及法律对检察权的配置现状来看，总体是合理和科学的，但也有不足之处。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往往不是合理的就是可行的，而是可行的才是合理的。抛开现有的检察制度，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东西，绝不是科学的态度。在对我国检察权配置予以肯定的基础上，从立法的角度不断优化检察权的配置，才是检察改革路径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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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姜南：《检察机关侦查权配置模式的几点思考》，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第五篇：检察权不应被弱化（范文）

检察权不应被弱化

东昌府区人民检察院

赵殿卿

路保中

内容提要：

近年来，在学术届关于检察权的问题出现较大争论，不少人认为我国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应该被削减。本文从我国的国家制度、世界检察机关的形成以及当今世界检察权的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我国的检察权问题，认为我国检察机关的检察权不仅不应弱化，还应该得到加强。

关键词：检察制度化

检察权

法律监督

随着对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修改的讨论，大家也在不停的探讨着司法体制改革的问题。近几年，我国的司法体制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公安部门高举着“保卫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大旗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地位，现在更是一路闯进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核心，而法院也在不断的加强着自己法律最终裁判者的终极地位，只有检察院在近年来可以说是举步唯艰，成为各种声音攻击的目标，在这些声音中，有的要求将侦查权归于公安机关，有的要求将批捕权归于法院，有的要求检察院只保留公诉权，更有甚者要求将检察院撤销，一时间，好象只要对检察院进行削弱和权力弱化，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就万事大吉了。仔细听一听这些声音，大家就会发现，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以西方社会的三权分立理论为基础。笔者认为，我国检察院不仅不应被撤销，权力不仅不应被削弱，反而应该加强。

我国的国家制度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三权分立”制度 一个国家的司法体制是由一国的政治体制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一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来决定的。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经济基础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并为它服务；而资本主义的议会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服务。其次，所体现的阶级内容，即阶级本质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本质相适应，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吸收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而资本主义的政权组织形式与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相适应，它是垄断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对资产阶级实行民主，对广大人民实行专政。第三，政权组织原则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 会制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和活动的，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制，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集中行使国家权力，它在国家机关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组织、领导和监督其他国家机关而不受其他机关牵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议会制，它是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议会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是一种制衡的关系，三者之间相互牵制，互相制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斗争中进行政权建设经验的总结，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在建国后的制定的几部宪法中都加以了确认。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之上的司法制度，在建国以后的几部宪法中也都有明确的规定，那就是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它同资本主义国家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司法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

首先，我国的司法制度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各级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各级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制度是以“三权分立”制度为基础的，司法机关和议会、行政机关之间是一种相互牵制、互相制衡的关系。其次，我国的司法制度是以一党执政为基础的。虽然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但是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在我国执政党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而不是执政党。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基础上的，随着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发展，三权分立制度实际上同资产阶级多党制溶为一体。三权分立框架内的权力制约，实质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竞斗。例如，今天的美国，立法权（国会）和行政权（总统）之间的制约，基本上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制约。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宣扬三权分立时，是同鼓吹多党制相结合的。在他们看来，实行三权分立，必须实行多党制。

中国的检察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检察官制度 法学界普遍认为，现代的检察制度，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和法国，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制度起源于英国，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制度起源于法国。其共同的背景是，两国当时都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以国王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同宗教势力、封建领主进行斗争，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对抗封建司法专横。检察制度正是适应这种革命需要产生的。

但是，由于中世纪英法两个国家所处的环境不尽相同，其产生的检察制度也不相同。

法国的检察制度萌芽于十二世纪。当时的法国处于封建割拒时代，各封建领主、教会领地和城市分别设有法院，对 领地居民行使司法权，国王法院只能管辖王室领地内的案件。领主权力很大，而国王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为加强中央集权，国王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设立代理人。国王代理人在代理国王处理私人事务的同时，还负有在地方领主的土地上监督国王法律实施的职责。13世纪，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改革了司法制度，将封建领主的司法权置于王室法院的管辖之下，对教会法院和城市法院的审判权也作了一定的限制。1285年，在法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国王菲力普四世即位，他扩大了王权，战胜了教权，把以当事人自诉为主的弹劾主义诉讼模式改变为国家主动追究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此相应，原先仅代表国王私人处理与诸侯发生的涉及财政、税务和领土方面纠纷的“国王代理人”改为检察官，作为国家的专职官员以政府公诉人的身份听取私人控告，进行侦查，提起公诉，在法庭上支持控诉，以及抗议法庭判决并代表国王监督地方行政当局等职能，成为国王在各地的耳目。十七世纪，路易十四时期，定名为总检察官，下设检察官于各级法院，从此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检察制度。法国的检察制度中，检察官除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和起诉，还行使以下监督职权：监督诉讼的提起及进程；监督地方官员是否竭尽职守；确保国库之收入；检查制度量衡；决定面包售价；监视图书馆和法科大学。建立于封建专制时期的法国检察制度，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中得到保留和发展，1790年8月14日及16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法令规定：“检察官是行政派在各级法院的代理人”。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全面规定了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职权，法国检察系统在组织体系、领导体制等方面也逐步趋于成熟和稳定。此后的近200年间，法国的检察制度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总的来说，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检察制度中，检察机关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而且没有独立的体系，是由派驻各级法院的检察官组成的。检察官具有双重身份，他既和法官一样属于国家的司法官员，享有和法官同样的法律保障，被称为“站着的法官”，同时又是国家公务员。总检察长和各级检察官均由司法部长提请总统任命。检察机关内部实行“检察官一体化”原则，上下级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下级检察官必须服从上级检察官的命令，总检察长对全国检察机关具有指挥权。

与法国不同，英国的检察制度虽然也是从国王的代理人演变而来的，但是，英国自1066年被威廉公爵征服时起，政治上就已实现统一，随后的法制统一任务，主要是依靠英王设置的王室法院的法官们进行巡回审判，通过判例法来实现的这样，就无需国王代理人承担监督法律统一实施的任务。公元11—12世纪，英国也进入封建社会，并同样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各领地在司法上自成体系。为维护王室利益，1162年，英王亨利二世设立了专司向法院控告重大刑事案件 的12名陪审员，起到一个公诉人的作用。从公元13世纪开始，英王开始派律师代替他起诉。1461年，国王律师更名为总检察长，同时设置“国王的辩护人”，1515年，国王的辩护人更名为副总检察长。至此，英国的检察制度也正式建立起来。英国的检察官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只是作为国王的法定代理人，向国王提供法律咨询和参与诉讼，而不承担法律监督职责。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的地位要比大陆法系国家高，一般隶属于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主要是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兼有作为政府法律顾问的职能。

从检察制度的职能部门来看，中国检察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的御史制度。但这不是真正意义的检察制度，只能算是一种历史渊源。

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检察制度出现于清朝末年，从1906年到1910年，清朝末年司法改革期间陆续颁布了一些法规确立了审检分立，与各级审判机构对应设置了检察厅，模仿当时的日本建立了检察制度。北洋军阀政府基本沿用清末的检察制度，在最高法院内设检察署，其他各级法院均仅设置检察官，是一种合署和配置制的混合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欧美各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仿效苏联建立了检察制度。而我国经过了曲折艰难的探索，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建国之初，我国参照前苏联的检察制度，于1951年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各级人民检察属组织通则》中规定了双重领导的体制，即地方各级人民检察属既受上级人民检察属的领导，又受同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1954年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把双重领导该为垂直领导，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在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并且一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检察机关受到冲击，到1968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大部分被砸烂，整个检察工作无法进行。1968年12月开始，各级检察院被撤销，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法制几乎荡然无存，1975年宪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有公安机关行使”。1978年，党和国家深刻总结了检察机关被砸烂、法制被破坏的惨痛教训，并鉴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极大的重要性，重新组建了检察院，并在1978年宪法中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监督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将上级人民检察院同下级人民检 察院的关系由“监督”改为“领导”，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同时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至此，我国人民检察院的双重领导体制确定下来。

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检察制度相比，我国的检察制度在经历了历史的变遣，在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经过艰难曲折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不同与任何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

对于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学术界有几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由于检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具有行政性质，检察机关自身实行一体化的领导体制，因此，检察权应当属于行政权的一部分。第二种意见认为，将司法权仅仅理解为裁判权是狭隘的，由于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其侦查、公诉以及诉讼监督等活动，都符合司法机关追诉犯罪、依法主持和进行诉讼的特点，因此，检察权应当属于司法权。第三种意见认为，我国的检察机关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双重属性，但在体制上应将其归为司法权。第四种意见认为，检察权的性质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行政性质，在某些方面具有浓厚的司法性质，但其本质属性是法律监督权。笔者认为，我国的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权，而不是行政权、司法权 或其他混合的权利。根据1982年宪法和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规定表明，我国的人民检察院在性质上不同于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也不同于国家审判机关。它既不象大陆法系国家那样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没有独立的体系，也不象英美法系的国家那样仅仅从事于刑事案件的公诉工作，我国的检察机关是专门行使检察权的机关，我国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权。也就是说，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职务犯罪侦查、侦查监督、公诉、执行监督等检察权，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法规实行专门监督，并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刑事案件的判决执行等活动是否合法等实施监督，以保证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

当今世界各国检察权的发展趋势是强化而不是弱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全球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日渐密切，表现在检察制度上，各国的检察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国普遍认识到不同的检察制度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因此，从检察制度建立的那一天起，不同的检察制度之间就出现了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趋势。总的来说，当今世界各国检察制度的发展趋势是强化检察权，而不是削弱检察权。首先，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范围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制度来说，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一直很广，其在建立之初大陆法系检察官就兼任着既是公诉人，又是法律监督者的特殊角色，“法国检察官在司法活动中，特别是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唯一介入全部司法程序的司法官员。” 并且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这种作用仍在继续加强。而在传统上职权较小的英美法系的检察机关，其权力也由起诉阶段向两端即侦查阶段和执行阶段延伸，成为刑事诉讼中唯一的一个能参与各个阶段诉讼活动的机关。并且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职权在进一步扩大。以英国为例：1985年5月，在撒切尔夫人在位期间，对检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刑事起诉法》获国会通过。按照该法规定，自1986年10月 1日起，成立英国皇家检察院，并制定皇家检察官法，在全国设立独立的、自成体系的检察机构。在中央设总检察长和皇家检察院，下设各级皇家检察院。除原来检察制度比较完善的苏格兰地区外，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全境分设 4个地区检察院、31个区检察院和55个检察分院。检察机关不对地方政府负责，不受制于警察系统，实行垂直领导，统一行使公诉权。后又依据《严重欺诈局法》，建立了总检察长领导下的严重欺诈局（即反贪污贿赂局），直接立案侦查起诉500万英镑以上的重大复杂的欺诈案件。1998年，英国议会 又决定对检察院进行改革，以加强检察院与警察局之间的联系，提高刑事司法效率。检察官在警察局中派驻他们的律师，以向警察提供建议，从而加强检察官在刑事侦查中的作用。在同属于英美法系的美国，检察机关的权力比英国更大，有很大的侦查权和指挥侦查权。在美国，总检察长有权侦查政府官员的犯罪行为，联邦检察官对在其司法区内实施的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行为，有权要求进行或继续侦查。另外，美国检察机关还有监督狱务假释事宜，联邦总检察长有权监督司法行政管理、监狱和其它惩办机关。

其次，检察机关的职权呈现从刑事领域扩大到了民事、行政领域的趋势。现在，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权利观念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无论是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都开始比较广泛的干预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诉讼。如美国联邦政府检察官可以“对政府主要合同中所产生的民事欺诈行为提出诉讼„„。”英国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享有提起诉讼、参与诉讼、在法庭上发表评论、提出意见、向上级法院或主管法院提出控诉、上诉或复审请求等的权力。

第三、检察机关的权力呈现出逐渐从诉讼领域扩展到社会的其他领域的趋势。近些年来，随着政府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的加强，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检察机关的权力逐渐从诉讼领域向社会的其他领域延伸，检察机关干预社会生 活的职能在不断加强。如1981年12月30日公布施行的西班牙《检察部组织章程》规定，检察机关负责“为丧失能力或自己不能解决合法代理人的诉讼人，代理或提供保护，并促进建立民法规定的保护性机构及其它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和无人保护者的机构”。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国家，检察机关的检察权不是在削弱，而是在逐渐加强，而我国的现行的检察制度正是代表了今后世界各国检察制度的发展方向，综上所述，我国检察机关的检察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它在经历了多年的艰难曲折的发展之后，是我国在研究了各国检察制度之后，去起糟粕，留其精华，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实践经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它代表着今后世界检察制度的发展方向。虽然我国检察适度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只是细节问题，不应成为影响我国检察制度顺利发展的障碍。那些要求削弱我国检察权的声音，有的是因为害怕检察机关的存在影响到他们获得非法利益，有的是从本部门角度出发，以期获得更大的小集体利益，更有甚者，试图以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理论为基础提出削弱我国检察机关检察权的做法是想以检察权为突破口，达到改变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目的。

参考书目

①

《检察制度理论与实践》，程荣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

中国检察考察团《法国的检察制度》，《人民检察》1994年第12期；

③

《西班牙〈检察部组织章程〉简介》，《人民检察》1996年第7期 ；

④

《外国刑事诉讼法学》，王以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⑤

《当代检察机关的架构》，张穹，引自检察日报1999年5月29日；

⑥

《宪法》，许崇德

胡锦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202年12月第8次印刷；

注：本论文入选2005年11月25日在济南召开的山东省检察机关“公平正义与法律监督”理论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