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的四个问题[共五篇]

第一篇：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的四个问题

夏吟兰：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的四个问题

时间:2007-01-18 09:02 作者: 新闻来源:正义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吟兰：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谢会议的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有机会和各位专家学习，也可以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

婚姻家庭是残疾人生活的主要场所，对许多重症残疾人来说，甚至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但是在我们现行的残疾人保障法中对残疾人的婚姻家庭的权益没有任何的保障性的规定。2005年我们就接受了全国残联的委托，对我国残疾人婚姻家庭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并且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对残疾人保障法的修法提供了我们的建议，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调查过程中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对北京市和青海省两地进行调查，通过调查我们认为，残疾人在婚姻家庭当中遇到的问题有这么几个：结婚的自由权难以实现，婚检和孕检率比较低，成年残疾人的扶养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在离婚的时候法律也没有规定任何保障性的措施。因此我认为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的时候，应当加强对残疾人婚姻家庭的保障。我想从下面四个方面来谈一下我们对残疾人婚姻家庭保障的看法。第一个问题是国家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残疾人结婚自由权利的实现。结婚自由是公民的法定权利，任何人都不可以对公民的这个自由权进行限制或者干涉。残疾人作为公民的一分子，当然他们的结婚自由权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残疾人作为特殊的群体，实际上，他们的结婚自由权在实现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要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而且现行的法律和公共政策也没有对残疾人的结婚自由权有任何特别的保护和鼓励措施。一方面由于残疾人身体的原因会造成生活的不便，我是觉得在调查的过程中，感受到残疾人对婚姻是非常渴望的，非常想结婚。在青海省对520名残疾人进行调查，调查显示大部分残疾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甚至依赖他的亲属或者他人对他的照料的，到了适婚年龄而没有结婚的，有70%的人是因

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需要他人的照顾。在我们进行的焦点小组的访谈当中，很多的残疾人认为结婚之后他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离婚者都认为离婚后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残疾人是非常渴望婚姻的，但是另一方面残疾人在他们的缔结婚姻的过程中又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我们在青海省的调查中发现，有21%的适龄的残疾人没有结婚的原因是找不到配偶。绝大多数的残疾人结婚的目的非常单纯，和我们不太一样。我们一定要找到相爱的人或者怎么样，他们的态度很现实，他们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伴，能够在生活中互相扶助。有一个《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中说，由于这些障碍，残疾人往往很难或者无法与他人发生密切亲密的关系。那些被认为是残疾的人，没有功能的限制也无法结婚为人父母。我们应该鼓励残疾人结婚建立自己的家庭，各个地区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一些政策，使得残疾人能够享受一些特殊的政策里保护结婚自由权，在我们的调查和座谈中，以前他们结婚不困难，当时北京有一个政策，如果你和残疾人结婚，你可以拿到北京的户口，当时北京户口对很多外地人特别是农村的妇女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的婚姻相对就比较容易，而且北京还有一个政策，你要和他结婚十年户口才能真正转过来，某种意义上也让他的婚姻有相对的稳定性。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也有一个疑惑，特别是今天听了很多专家的想法，我不知道这个保障的措施是不是对残疾人的歧视，有时候我真的不是特别清楚，这些特别的措施对残疾人来讲，他们认为非常好，他们认为很有用，可能我们需要设立一些除了解决户口和其他的措施，比如说减免税收，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提高社会的福利措施，我觉得德国专家的建议，他们的做法就非常的好。

第二个问题对残疾人实行免费的婚检和孕检，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率。我国是出生缺陷和残疾高发的国家，出生的时候已经发现先天的畸形儿是20到30万，出生数月发现的残疾人每年高达80万到120万，占出生人口总数的4%到6%。新生儿出生缺陷的率比较搞一个是我们的婚检和孕检率相对比较低，所以我觉得作为国家应该采取一些措施鼓励残疾人在结婚的时候进行婚前体检，及时的发现隐患，减少风险。我国在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的时候取消了强制婚检，近几年的调查就发现新生儿的缺陷率在提高。我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残疾人由于经济条件相对比较差，收入也比较低，支付孕检和婚检的费用非常有困难。我们在青海的调查发现，大部分的残疾人都是需要社会救济的，90%以上的残疾人人均收入不到500元，超过一半的残疾人，人均月收入在100元以下，无论是婚检的费用还是孕检的费用还是新生婴儿的检查的费用，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所以我觉得应该对他们进行免费检查。而且我觉得实际上对他们进行免费检查也是有可行性的，一方面我们现在的婚检率相对降低了，没有强制婚检了，一些省市已经开始实行免费的婚检，也应该包括残疾人，不能在全省和地区全部实现免费婚检的地区，对残疾人应该实行免费婚检。对于减免的孕检，在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实行，比如说广东省降低50%。我是觉得对残疾人实行免费婚检是具有可行性的。

第三个问题明确规定成年残疾人的监护人，设立监护、监督人制度。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残疾人的监护人主要是由残疾人的父母来担任。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问题不太突出。一方面是未成年的残疾人的父母大部分都还是生存的。而且法律对未成年人监护人的规定本身是比较明确的。除了父母之外，像婚姻法明确规定了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等都有抚养义务，但是对于成年人婚姻法是没有任何关于抚养性的规定的，除了老年人，一般来讲都没有规定。所以，父母死亡以后，对成年残疾人的监护应该是有问题的。当然民法通则有一个规定，是对精神病患者可以设立监护人。所以实践当中是必要这样的规定来做的。

我们在青海的调查也发现，重度的残疾人占残疾人总数的16%，这部分人基本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也没有缔结婚姻关系，因为没有可能，就是依靠父母和亲友的帮助，如果家庭发生变故父母死亡了，他们的生活起居就无法得到保障。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占总数的20%，这部分残疾人大部分是婚姻关系的。但是在残疾人的通婚当中，大部分都是残疾人和残疾人通婚，轻重程度都差不多，一个人没有什么生活能力，对方也没有什么生活能力，父母一旦死亡了，他们的生活问题也非常严重。如果是残疾人和健康人的婚姻，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也不稳定。扶养问题确实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调查当中，座谈的时候很多的残疾人的父母说我们在我们的孩子没有问题，即便我们不吃饭，我们会让孩子吃饭，如果我们走了，我们不知道妻子怎么办。这部分人，这些成年的残疾人，他们的问题怎么办？怎么解决？

所以我想，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途径。

一个途径是适当扩大扶养人的范围，我们在法律上对这些残疾的成年的人应该法律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他们的亲属应该尽扶养义务。他们的配偶、父母、父母死亡后的兄弟姐妹等。他们有的人没有扶养能力或者他们的扶养对这些成年残疾人没有好处。那就应该由国家承担起对这些残疾人的供养的义务，就是社会福利。我们今天在讨论到底是权利导向还是社会福利导向。我觉得在目前的经济

条件下，是个人的生存问题，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国家还是要承担责任，还是要担负起对国家残疾人的供养的义务和责任。

第二要设立监护、监督人制度。对残疾人的监护刚才我也讲了，主要是对他们的亲属来监护。我们的民法通则当中对监护、监督人是没有任何规定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对自己孩子的监护通常来讲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如果说由他的其他的亲属来监护，比如说他的兄弟姐妹，其他亲属、舅舅、姨等等，他们在监护的时候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这个就要设立一些制度。如果钱一下子发完了，这些人没有把钱用到残疾人身上，自己用了，甚至写宽跑了，怎么办？有监督监护人你怎么行使权利，来保障残疾人权利的实现，这一点在保护残疾人利益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四个问题在离婚制度中要确立保障残疾人利益的原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如果一方是婚后严重致残的，可以适当的限制他方的离婚自由，这可能需要讨论；第二在离婚的时候通过对残疾人利益的倾斜性的规定为残疾人进行保护。

我们在北京和青海的调查中都发现了第一种情况，因为车祸和事故残疾了，对方立刻提出离婚，不仅自己跑了，还把补偿的钱带走了。对于这样的人和情况，对残疾人深信身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是觉得对这一部分的残疾人，特别是在婚后严重致残的，应该给他们一段生理和心理的康复期，在康复期内一般不应当离婚，给他一点恢复的过程，某种意义上限制离婚自由，离婚自由的权利和残疾人的治疗和康复的权利可能会发生冲突，但是我觉得，我们社会会有一个公平正义的理念，我们不能说你不能离婚，而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限制你的权利，比如说妇女在怀孕、流产期间我们会有一段时间限制男方的起诉权，那对于残疾人，特别是婚后的残疾人，也给他一定的康复治疗的时间。对于残疾人的离婚自由的限制本身还是有条件的，一个条件是致残的结果必须是在婚后发生，而且是伤残程度比较严重的。第二是在致残的治疗期间和恢复期间不允许离婚，在结束治疗以后或者是经一段时间的治疗没有治好，久治不愈的，双方感情确实破裂了，对残疾人的生活、医疗、监护，对他们进行妥善安排之后，应当还是允许离婚的，所以是一段时间内限制非残疾人一方或者另一方的离婚自由。

第二在离婚的时候对残疾人的权利进行保障。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应当适当的照顾残疾人，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离婚的时候对残疾人没有特殊的保障。我们的调查显示，大多数情况照顾了非残疾的一方而没有照顾残疾的一方，这个很奇怪。在残疾

人离婚的时候，如果对方是非残疾的一方，确实残疾人生活有困难，应当在分割财产的时候适当多分。

第三在处理婚姻住房的时候，残疾人应该有优先权。调查显示，残疾的一方绝大多数是没有住房的，大部分人是借住在亲友家里，双方拥有共同住房的比例不到10%，在离婚后他们面临的居住困难是非常大的。残疾人和非残疾人离婚的时候，共有房屋要考虑残疾人的利益，如果承租其他人的房租，残疾人一方应该有优先承租权。离婚的时候，对生活困难的残疾人应该有经济帮助，婚姻法有对生活困难的一方有经济帮助，残疾人是弱势群体，在他们处于困难的情况下，应当给予保护。

第四是离婚的时候哪一方直接抚养子女，应当考虑残疾人一方的利益。在调查当中，有很多残疾人说一定要结婚，一定要生孩子，可能是中国的观念，认为老有所依，但是在离婚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孩子都判给了非残疾的一方，他们很伤心。我们在决定离婚和子女抚养方到底是谁的时候，第一原则还是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子女最佳利益，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残疾人的利益和愿望，适当的照顾他们的利益。

这是我们在调查过程中的，一些想法，提了一些建议，可能有很多地方不是那么合适，也希望一会儿和大家共同讨论，谢谢大家。

第二篇：我国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关键词: 残疾人/残疾人保障法/婚姻/家庭/监护/离婚

内容 提要: 家庭是残疾人生活的主要场所,甚至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但他们在婚姻家庭生活中遇到了许多健康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残疾人在婚姻家庭生活中遇到的主要 问题 有:结婚自由权难以实现；婚检、孕检率低；监护规定不到位,养老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离婚时 法律 没有规定特殊的保障措施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对残疾人的婚姻家庭权益未作任何保障性的规定。因此,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时,应当增加有关保障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的内容,以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家庭是残疾人生活的主要载体,甚至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但他们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却遇到了许多健康人难以想象的问题和困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以下简称《残疾人保障法》）中对此未作任何保障性的规定。在 中国 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残联”）的帮助下,笔者等在2005 年5 月至8 月选定北京市和青海省两地展开调研工作,在调研的基础上对《残疾人保障法》提出修法建议,期望能填补我国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保障立法的空白。在北京市的调研包括市、区和街道三级,笔者等全面接触各类残疾人,其目的是了解残疾人婚姻家庭情况,并根据调查情况制定和修订调查问卷。

在青海省的调研包括对州、市、县及村的调查,调查采取了问卷调查、焦点小组和开调研会议相结合的 方法 ,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残疾人的婚姻家庭情况和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与需求。课题组在青海向残联系统的工作人员分发了调查问卷,开展焦点小组访谈。同时,还在青海省西宁市、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及海晏县召开了调研会议,各地人大、妇联、民政、卫生、计生、司法、法律援助中心、公安、法院等相关部门的代表以及部分残疾人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和残疾人代表（包括各类残疾人以及精神残疾人和智力残疾人的监护人）参加了调研会议。在青海省的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750 份,回收有效问卷520 份。[1] 通过调查,课题组了解了残疾人在婚姻家庭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残疾人及其监护人的各种需求和愿望,为课题组进行对策 研究 和提出修法建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通过调研,笔者认为,残疾人在婚姻家庭生活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结婚自由权难以实现；婚检、孕检率低；监护规定不到位,养老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离婚时法律没有规定特殊的保障措施,等等。有鉴于此,笔者特提出如下立法建议,以期对保障我国残疾人的婚姻家庭权益有所助益。

一、采取积极措施,保障残疾人的结婚自由权利

结婚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每个公民都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和限制。残疾人作为公民的一分子,其结婚自由权利当然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但残疾人毕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结婚自由权利的实现要比一般人困难得多,而现行法律和公共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对残疾人这个特殊群体在实现结婚自由权利方面制定特别的保护或鼓励措施,残疾人结婚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一方面,残疾人由于身体原因往往会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因此他们的日常生活常常需要别人来帮助, 可以说他们比正常人更加渴望拥有婚姻和家庭。在青海省对520 名残疾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大部分残疾人的日常生活需他人协助或完全依赖他人,到了适婚年龄而未婚者中有70 % 的人均为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协助或完全依赖他人者。在焦点小组的访谈中,已婚的残疾人普遍认为婚后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离婚者则多认为离婚降低了自己生活水平。由此可见,残疾人比正常人更需要婚姻生活,需要配偶的关心和协助。

另一方面,残疾人在缔结婚姻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课题组在青海省的调查中发现,有21 % 的适婚年龄残疾人没有结婚；在男性残疾人中有29.3 % 的人在25 岁以后结婚,21.7 % 的人在30 岁以后结婚； 女性残疾人中有能找到生活伴侣,能有个人相互扶持,共度一生。正如联合国大会第37 届会议通过的中所说:25.3 % 是在25 岁以后结婚,有9.6 % 是在30 岁以后结婚。残疾人较该地区非残疾人未婚比例高、平均结婚年龄晚。同时绝大部分残疾人在缔结婚姻方面态度非常现实,结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找到生活伴侣,能有个人相互扶持,共度一生。正如联合国大会第37 届会议通过的《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由于这些障碍,残疾人往往很难或无法与他人发生密切的和亲密的关系。那些被认定为‘残疾’的人,即使没有功能方面的限制,也往往无法结婚和为人父母。人们现在日渐认识到心智残障的人对个人和 社会 关系包括两性关系的需要的问题。”[2] 由此看来,国家应当鼓励有结婚能力的残疾人缔结婚姻,组建家庭。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区的特点灵活制定一些政策使与残疾人结婚者享受一定的优惠条件,如解决城市户口、提高社会福利标准或减免税收等,以便帮助残疾人解决婚姻问题。

除了采取措施保障残疾人的婚姻外,也要严格禁止干涉残疾人婚姻自由的行为。考虑到残疾人的特殊性,他们的婚姻受到的干涉比非残疾人要多,尤其是在残疾人和非残疾人结婚时往往遭到非残疾人一方家人的反对,使他们不能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缔结婚姻。残疾人结婚难的问题不仅给其自身带来了痛苦,也给社会带来了负担和压力。因此,国家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残疾人结婚的自由权利,禁止一切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残疾人结婚自由的行为。

二、应对残疾人实行免费婚检和孕检,以降低新生儿的出生缺陷率

优生优育事关下一代的健康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据悉,我国是出生缺陷、残疾高发国家,出生时即可发现的先天畸形儿每年达20 —30 万人,再加上出生数月乃至数年后才显现出来的缺陷,每年先天残疾儿出生数量高达80 —120 万人,占出生人口总数的4% —6%。[3]新生儿出生缺陷率上升与新生儿父母不进行婚检、孕检有直接关系。对儿童早期出现的疾病越早发现越好,这样可以进行康复 治疗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减少残疾儿童的数量。因此推行婚前检查、孕期检查、新生儿检查和儿童保健十分必要。

残疾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先天残疾,他们如果婚后生育是具有遗传风险的,且遗传风险大大高于非先天性残疾人。因此,对他们应当作婚检和孕检,以防止新生儿的出生缺陷。但是,2003 年10 月1 日开始实施的新《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凭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办理婚姻登记”的要求,导致婚检率大大降低,这就使一些未作婚检的残疾人潜在的疾病不能被及时发现。笔者认为,国家应采取措施鼓励残疾人在结婚时进行婚前体检,以及时发现疾病,减少遗传风险。同时由于一部分残疾人身体不便,在怀孕的时候更容易使胎儿受到 影响 ,因此孕期检查对残疾人来说也非常重要。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医学检查,可减少不必要的出生缺陷。此外,加强对残疾人的新生儿检查和儿童保健,及早防治,也可以减少各类疾病的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在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婴儿保健的相关条款中,特别规定了对影响胎儿发育和婴儿健康成长的不良因素应加强医学检查和检测,还规定了产前诊断和新生儿筛查的项目及有关内容等。开展产前诊断,既可预防和减少残疾儿出生,也能够预防胎儿严重畸形的发生。有关专家指出,由于人类孕育胚胎受精卵子本身的质量、基因遗传缺陷、染色体变化、环境因素等影响,导致怀孕的胚胎中有一部分会不正常。有资料显示,如果我国每年出生2 000 万新生儿,则可有2.5-3 万个先天愚型儿出生。每个患儿将消耗4-20 万元,不仅社会消耗很大,人们的感情负担也很重。[4] 但是,由于残疾人的 经济 条件普遍比较差,收入比较低,支付婚检、孕检的费用的确有困难。笔者等在青海省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残疾人需要社会救济,90 % 以上的残疾人人均月收入不足500 元,超过一半的残疾人人均月收入在100 元以下。残疾人婚前检查、孕期检查和婴儿期检查这三项检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因此,国家在鼓励残疾人进行婚检、孕检的同时,免除他们的检查费用非常必要。从实践层面来看,免费婚检已经在一些省、市推广,具有可行性。自从国家取消了强制婚检制度之后,出现了婚检率大幅下降的趋势,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全国陆续有一些地方实行免费婚检。如在山西省潞城市（县级市）、深圳市福田区等上百个地、县级城市宣布实施免费婚检以后,广东省率先宣布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免费婚检。紧随其后,上海市也实行了免费婚检。各地在实行免费婚检后,婚检率又有了明显的回升,上海浦东新区实施免费婚前检查一个月,婚检率已从原先的2% 上升为 目前 的26 %。同时,在没有取消强制婚检之前,很多地方就规定了对残疾人婚检实行优惠,如广东省规定对残疾人婚检费用优惠50 %。因此,对残疾人实行免费婚检具有可行性。而孕检和婚检对新生儿的健康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对残疾人的孕检也应当实行免费,并应该为残疾人的新生儿检查和儿童保健提供便利、优惠的条件。

三、明确规定成年残疾人的监护人,设立监护监督人制度

（一）明确规定成年残疾人的监护人

监护是依照法律的规定,对特定 自然 人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制度,该制度以保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为目的。监护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因此,监护制度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家庭自治领域的干预和介入,以达到由非亲属或由国家填补亲属监护的不足或无亲属监护的空缺。

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残疾人的监护人主要由残疾人的父母担任。未成年残疾子女的父母大多生存,抚养监护问题并不突出,且法律对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28-29 条规定了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对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负担能力的未成年人有抚养义务,但是对成年人则没有规定其抚养义务。因此,父母死亡后,对成年残疾人的监护就成为问题。只能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7 条的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以设立监护人,其监护顺序是: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关系密切的经精神病人所在单位或精神病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同意的其他亲属朋友。

通常已婚残疾人的健全配偶是残疾人的监护人,如果配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配偶死亡、丧失意思表示能力或者配偶担任监护人不利于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的,由残疾人的父母作为监护人。有成年并且有监护能力的子女的,由成年子女担任监护人。如果上述监护人都不存在或不能维护被监护人利益的,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近亲属中有监护能力的担任监护人。

第三篇：我国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关键词: 残疾人/残疾人保障法/婚姻/家庭/监护/离婚

内容提要: 家庭是残疾人生活的主要场所，甚至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但他们在婚姻家庭生活中遇到了许多健康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残疾人在婚姻家庭生活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结婚自由权难以实现；婚检、孕检率低；监护规定不到位，养老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离婚时法律没有规定特殊的保障措施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对残疾人的婚姻家庭权益未作任何保障性的规定。因此，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时，应当增加有关保障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的内容，以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家庭是残疾人生活的主要载体，甚至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但他们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却遇到了许多健康人难以想象的问题和困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以下简称《残疾人保障法》）中对此未作任何保障性的规定。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残联”）的帮助下，笔者等在2005 年5 月至8 月选定北京市和青海省两地展开调研工作，在调研的基础上对《残疾人保障法》提出修法建议，期望能填补我国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保障立法的空白。

在北京市的调研包括市、区和街道三级，笔者等全面接触各类残疾人，其目的是了解残疾人婚姻家庭情况，并根据调查情况制定和修订调查问卷。

在青海省的调研包括对州、市、县及村的调查，调查采取了问卷调查、焦点小组和开调研会议相结合的方法，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残疾人的婚姻家庭情况和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与需求。课题组在青海向残联系统的工作人员分发了调查问卷，开展焦点小组访谈。同时，还在青海省西宁市、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及海晏县召开了调研会议，各地人大、妇联、民政、卫生、计生、司法、法律援助中心、公安、法院等相关部门的代表以及部分残疾人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和残疾人代表（包括各类残疾人以及精神残疾人和智力残疾人的监护人）参加了调研会议。在青海省的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750 份，回收有效问卷520 份。[1]

通过调查，课题组了解了残疾人在婚姻家庭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残疾人及其监护人的各种需求和愿望，为课题组进行对策研究和提出修法建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通过调研，笔者认为，残疾人在婚姻家庭生活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结婚自由权难以实现；婚检、孕检率低；监护规定不到位，养老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离婚时法律没有规定特殊的保障措施，等等。有鉴于此，笔者特提出如下立法建议，以期对保障我国残疾人的婚姻家庭权益有所助益。

一、采取积极措施，保障残疾人的结婚自由权利

结婚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每个公民都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和限制。残疾人作为公民的一分子，其结婚自由权利当然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但残疾人毕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结婚自由权利的实现要比一般人困难得多，而现行法律和公共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对残疾人这个特殊群体在实现结婚自由权利方面制定特别的保护或鼓励措施，残疾人结婚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一方面，残疾人由于身体原因往往会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因此他们的日常生活常常需要别人来帮助，可以说他们比正常人更加渴望拥有婚姻和家庭。在青海省对520 名残疾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大部分残疾人的日常生活需他人协助或完全依赖他人，到了适婚年龄而未婚者中有70 % 的人均为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协助或完全依赖他人者。在焦点小组的访谈中，已婚的残疾人普遍认为婚后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离婚者则多认为离婚降低了自己生活水平。由此可见，残疾人比正常人更需要婚姻生活，需要配偶的关心和协助。

另一方面，残疾人在缔结婚姻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课题组在青海省的调查中发现，有21 % 的适婚年龄残疾人没有结婚；在男性残疾人中有29.3 % 的人在25 岁以后结婚，21.7 % 的人在30 岁以后结婚； 女性残疾人中有能找到生活伴侣，能有个人相互扶持，共度一生。正如联合国大会第37 届会议通过的中所说:25.3 % 是在25 岁以后结婚，有9.6 % 是在30 岁以后结婚。残疾人较该地区非残疾人未婚比例高、平均结婚年龄晚。同时绝大部分残疾人在缔结婚姻方面态度非常现实，结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找到生活伴侣，能有个人相互扶持，共度一生。正如联合国大会第37 届会议通过的《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由于这些障碍，残疾人往往很难或无法与他人发生密切的和亲密的关系。那些被认定为'残疾'的人，即使没有功能方面的限制，也往往无法结婚和为人父母。人们现在日渐认识到心智残障的人对个人和社会关系包括两性关系的需要的问题。”[2]

由此看来，国家应当鼓励有结婚能力的残疾人缔结婚姻，组建家庭。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区的特点灵活制定一些政策使与残疾人结婚者享受一定的优惠条件，如解决城市户口、提高社会福利标准或减免税收等，以便帮助残疾人解决婚姻问题。

除了采取措施保障残疾人的婚姻外，也要严格禁止干涉残疾人婚姻自由的行为。考虑到残疾人的特殊性，他们的婚姻受到的干涉比非残疾人要多，尤其是在残疾人和非残疾人结婚时往往遭到非残疾人一方家人的反对，使他们不能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缔结婚姻。残疾人结婚难的问题不仅给其自身带来了痛苦，也给社会带来了负担和压力。因此，国家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残疾人结婚的自由权利，禁止一切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残疾人结婚自由的行为。

二、应对残疾人实行免费婚检和孕检，以降低新生儿的出生缺陷率

优生优育事关下一代的健康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据悉，我国是出生缺陷、残疾高发国家，出生时即可发现的先天畸形儿每年达20 —30 万人，再加上出生数月乃至数年后才显现出来的缺陷，每年先天残疾儿出生数量高达80 —120 万人，占出生人口总数的4% —6%.[3]新生儿出生缺陷率上升与新生儿父母不进行婚检、孕检有直接关系。对儿童早期出现的疾病越早发现越好，这样可以进行康复治疗，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减少残疾儿童的数量。因此推行婚前检查、孕期检查、新生儿检查和儿童保健十分必要。

残疾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先天残疾，他们如果婚后生育是具有遗传风险的，且遗传风险大大高于非先天性残疾人。因此，对他们应当作婚检和孕检，以防止新生儿的出生缺陷。但是，2003 年10 月1 日开始实施的新《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凭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办理婚姻登记”的要求，导致婚检率大大降低，这就使一些未作婚检的残疾人潜在的疾病不能被及时发现。笔者认为，国家应采取措施鼓励残疾人在结婚时进行婚前体检，以及时发现疾病，减少遗传风险。同时由于一部分残疾人身体不便，在怀孕的时候更容易使胎儿受到影响，因此孕期检查对残疾人来说也非常重要。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医学检查，可减少不必要的出生缺陷。此外，加强对残疾人的新生儿检查和儿童保健，及早防治，也可以减少各类疾病的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在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婴儿保健的相关条款中，特别规定了对影响胎儿发育和婴儿健康成长的不良因素应加强医学检查和检测，还规定了产前诊断和新生儿筛查的项目及有关内容等。开展产前诊断，既可预防和减少残疾儿出生，也能够预防胎儿严重畸形的发生。有关专家指出，由于人类孕育胚胎受精卵子本身的质量、基因遗传缺陷、染色体变化、环境因素等影响，导致怀孕的胚胎中有一部分会不正常。有资料显示，如果我国每年出生2 000 万新生儿，则可有2.5-3 万个先天愚型儿出生。每个患儿将消耗4-20 万元，不仅社会消耗很大，人们的感情负担也很重。[4]

但是，由于残疾人的经济条件普遍比较差，收入比较低，支付婚检、孕检的费用的确有困难。笔者等在青海省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残疾人需要社会救济，90 % 以上的残疾人人均月收入不足500 元，超过一半的残疾人人均月收入在100 元以下。残疾人婚前检查、孕期检查和婴儿期检查这三项检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因此，国家在鼓励残疾人进行婚检、孕检的同时，免除他们的检查费用非常必要。从实践层面来看，免费婚检已经在一些省、市推广，具有可行性。自从国家取消了强制婚检制度之后，出现了婚检率大幅下降的趋势，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全国陆续有一些地方实行免费婚检。如在山西省潞城市（县级市）、深圳市福田区等上百个地、县级城市宣布实施免费婚检以后，广东省率先宣布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免费婚检。紧随其后，上海市也实行了免费婚检。各地在实行免费婚检后，婚检率又有了明显的回升，上海浦东新区实施免费婚前检查一个月，婚检率已从原先的2% 上升为目前的26 %.同时，在没有取消强制婚检之前，很多地方就规定了对残疾人婚检实行优惠，如广东省规定对残疾人婚检费用优惠50 %.因此，对残疾人实行免费婚检具有可行性。而孕检和婚检对新生儿的健康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对残疾人的孕检也应当实行免费，并应该为残疾人的新生儿检查和儿童保健提供便利、优惠的条件。

三、明确规定成年残疾人的监护人，设立监护监督人制度

（一）明确规定成年残疾人的监护人

监护是依照法律的规定，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制度，该制度以保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为目的。监护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因此，监护制度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家庭自治领域的干预和介入，以达到由非亲属或由国家填补亲属监护的不足或无亲属监护的空缺。

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残疾人的监护人主要由残疾人的父母担任。未成年残疾子女的父母大多生存，抚养监护问题并不突出，且法律对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28-29 条规定了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对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负担能力的未成年人有抚养义务，但是对成年人则没有规定其抚养义务。因此，父母死亡后，对成年残疾人的监护就成为问题。只能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7 条的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以设立监护人，其监护顺序是: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关系密切的经精神病人所在单位或精神病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同意的其他亲属朋友。

通常已婚残疾人的健全配偶是残疾人的监护人，如果配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配偶死亡、丧失意思表示能力或者配偶担任监护人不利于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的，由残疾人的父母作为监护人。有成年并且有监护能力的子女的，由成年子女担任监护人。如果上述监护人都不存在或不能维护被监护人利益的，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近亲属中有监护能力的担任监护人。

笔者等在青海省海晏县的调查发现，丧失劳动能力的重度残疾人占残疾人总数的16 %.这部分残疾人基本上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且无法缔结婚姻关系，他们的日常生活完全依靠父母或亲友帮助，一旦家庭遭遇变故或父母死亡，他们的生活起居难以得到照料，更谈不上实现其他权利。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占残疾人总数的20 %.这部分残疾人尽管大多数存在婚姻关系，但残疾人之间通婚的数量较多，其配偶往往也不能担任监护人，多数情况下是由与残疾人一起生活的父母担任监护人。而残疾人与健康人之间的婚姻大多不稳定，极易被对方抛弃。同时，如果担任残疾人的监护人有经济利益可图时，许多亲属又都会争做残疾人的监护人。

目前，对于没有结婚，或者离婚、丧偶后又没有成年子女的成年残疾人由谁担任监护人法律是没有明确规定的，而这部分残疾人恰恰是最需要得到法律保护的。对此，残疾人的父母非常担忧，他们极为担心自己身故后残疾子女的生活由谁来照料。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无劳动能力或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成年残疾人应当明确规定监护人，并适当扩大《婚姻法》规定的扶养人范围，其顺位为: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兄弟姐妹、其他近亲属。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残疾人住所地的基层民政部门在有监护资格的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没有上述监护人或者上述亲属担任监护人不利于残疾人的，由残疾人住所地的基层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国家对于上述无劳动能力、无法定监护人或法定监护人不具有扶养能力且无生活来源的残疾人予以供养，以确保他们的生存权。监护人的职责应当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争议时，代理其进行诉讼。[5]

（二）设立监护监督人制度

为了更好地保障被监护残疾人的利益，还应当设立监护监督人。监护监督人制度是对监护人管理财产的行为以及其他与监护相关的行为进行监督，并且在被监护人的利益受到监护人的侵犯时维护被监护人利益的制度。目前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监护制度中均规定了监护监督人制度。监护监督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在具体制度设计上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由亲属会议确定监护监督人。如《法国民法典》第407 条、第420 条规定任何监护中都必须有监护监督人，监护监督人由亲属会议在其成员中选任。二是由亲属会议履行监护监督职责。如《澳门民法典》第1807-1816 条对监护监督人的设置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其第1810 条规定，亲属会议有权监督监护人履行职务之方式。亲属会议由2 名亲属和检察院人员组成，如无亲属，则在父母的朋友、邻居或其他关心该被监护人的人士中选定。三是设立监护行政官署或监护法院，履行监护监督职责。如瑞士的监护官署、德国的监护法院等，以加强对监护人的监督。[6]

我国现行立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监护监督人，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0 条有所涉及，只是没有形成制度。该条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或者单位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按照普通程序审理；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按照特别程序审理；既要求承担民事责任又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分别审理。

笔者认为，在《残疾人保障法》中应当设立监护监督人制度。除残疾人的父母和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外，由其他亲属担任残疾人监护人的，应当由监护监督人对其监护行为予以监督，以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一般而言，父母在担任监护人时，由于父母、子女之间存在血缘亲情关系，通常情况下父母总是会积极地维护自己子女的利益，不需要设立监护监督人。父母一旦侵犯子女利益，可以按照《婚姻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处理。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如果侵犯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按照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父母之外的其他亲属担任监护人时，则需要设立监护监督人，以加强对残疾人监护人的监督，确保监护人的利益不会与残疾人的利益发生冲突。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传统的大家族已经逐渐消失，核心家庭成为现代家庭的主导模式。在监护监督人的设置上不应再以传统的亲属会议作为监护监督机关，也不便于涉及被监护人父母的朋友、邻居、其他关心被监护人的人士乃至检察官等。否则不仅范围相当广泛，而且监督力度不够，监督难以到位。同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分布广泛，这就决定了国家机关很难直接承担主要应当由家庭承担的监督责任。因此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监护监督人应当由有监护资格但不担任监护人的亲属担任，并首先由他们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残疾人住所地的基层民政部门在有监护资格的亲属中指定。

四、在离婚制度中确立保障残疾人利益的原则

（一）一方婚后严重致残，对他方的离婚自由应予以适当限制

笔者等在北京市和青海省的调查均表明社会上存在着一方婚后致残、另一方立即提出离婚的情况，这对受到身体和精神双重打击的残疾人而言是相当残酷、难以接受的。很多残疾人呼吁应当采取措施在一定时期内保护他们的婚姻，维护他们的利益。笔者也认为，对于婚后严重致残的，应当给残疾人一段生理和心理的治疗、康复期，另一方要求离婚的，一般不应当允许立即离婚；在治疗结束或康复期结束后，或久治不愈、夫妻关系已无法维持的，经妥善安排好残疾人一方的生活、医疗、监护等问题后，可以准予离婚。也就是说，对残疾人婚姻的保护是有条件的。首先，致残的结果必须在婚后发生，且伤残程度严重，需要进行治疗康复。其次，对因一方致残而要求离婚的配偶他方的离婚自由，予以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具体体现为两点:一是在致残后的治疗期内一般不允许离婚。二是在结束治疗后，或因久治不愈、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夫妻关系无法维持的，非残疾人一方在妥善安排好残疾人一方的生活、医疗、监护等问题后，方可准予离婚。

一方婚后严重致残，对他方离婚自由予以适当限制的理由如下: 夫妻间的相互扶助义务是法定义务。离婚是婚姻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如果一方因另一方婚后致残就立即提出离婚，不利于残疾人一方的治疗与康复，对残疾人一方来说是残忍而不公平的，也不符合社会正义的理念。一方的残疾本来是另一方履行扶助义务的开始。[7]如果一方残疾，另一方立即提出离婚，则《婚姻法》所规定的夫妻相互扶助义务的立法目的便难以实现。离婚自由是夫妻双方的权利，它是婚姻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当事人的离婚自由法律应当予以尊重和保护。但自由是有限度的，它要受到“自然法的限制，此自然法即道德法、正当法；它不仅在自然状态中存在，在社会状态中仍然存在，并指导着成文法的制定”。[8]在一定的条件下，为了维护残疾人权益，使因故致残者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治疗康复环境，以利于其心理和生理创伤的愈合，法律可以规定在残疾人一方的治疗期结束后，再考虑离婚问题。这是在考量社会利益的基础上对《婚姻法》离婚自由所做的修正，以平衡双方的利益。当残疾人治疗结束后或久治不愈而双方夫妻关系确已无法维持时，另一方在安排好残疾人的生活、医疗、监护等问题后，可以准予离婚。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有先例可循。《婚姻法》第34 条、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5 条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女方提出离婚的，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 条规定:“因一方患精神病对方要求离婚的，处理时既要保障婚姻自由，又要有利于对患者的治疗和生活上的安置。婚前隐瞒了病情，婚后经治不愈，应做好工作，准予离婚；原来夫妻感情比较好，结婚多年，生育子女的，应指出夫妻间有互相扶助的义务，做好思想工作，以不离为宜。”以上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表明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在一定条件下限制自然人离婚诉权的情况。一方婚后严重致残，对他方的离婚自由予以适当限制是有先例可循的。

从总体上不会影响离婚自由原则的适用。一方婚后严重致残，对他方的离婚自由予以适当限制只是在特定条件下与一定时期内限制残疾人配偶离婚的自由权。特定条件是指致残的结果必须是在婚后发生，且伤残程度严重，需要进行治疗康复。一定时期是指在致残后的治疗期内。而且，这一限制仅是针对离婚诉讼中残疾人的配偶提出离婚时的情况，如果双方自愿离婚或者残疾人一方提出离婚，则不应当受到限制。而且如果事实证明双方已经无法维持夫妻关系的，且非残疾人一方能够妥善安排好残疾人离婚后的生活的，法院可以准许其离婚。因而这一限制尽管与离婚自由原则存在一定的冲突，但并不是完全限制了残疾人配偶的离婚权，仅是在一定时期内限制其离婚自由，从总体上不会影响离婚自由原则的适用。

（二）离婚时对残疾人利益的保护

离婚时保护残疾人的利益应当是《残疾人保障法》的重要原则。离婚时对残疾人利益的保护，包括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住房的处理、离婚时的经济帮助、离婚后的子女抚养等方面。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适当照顾残疾人。在参加本次问卷

（一）调查的366 名残疾人中，已经离婚的有26 人，其中有17 人填写了离婚时的财产分割情况。在这17 人中有11 人的夫妻共同财产适用平均分割，其中残疾人的配偶为非残疾人的有8 人。有2 人因为残疾分得多数财产，其余4 人为非残疾方分得多数财产。这一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法院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并没有对残疾人一方给予特殊照顾。

残疾人作为弱势一方与非残疾人相比，大部分人经济收入较低。当残疾人与配偶离婚时，生活上失去了依靠，多数残疾人期望能够多分得一部分财产，以保障他们离婚后的生活，这是可以理解的。笔者认为，在残疾人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照顾残疾人的利益。这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无论是残疾人与非残疾人离婚还是残疾人之间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总的原则是双方协商解决，即由双方协议决定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如何分割，以体现民事主体之间的自由意志。

第二，如果双方不能就共同财产分割协商解决的，则应当按照以下两种方式解决:第一，在残疾人与非残疾人离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双方具体情况，如共同财产的多寡、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双方的健康状况、谋生能力等，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残疾人可以适当多分；第二，在双方均为残疾人的情况下，应当照顾残疾程度较重或条件较差一方的利益。残疾程度以及自身条件的不同对残疾人离婚后是否能够保持较好的生活状态具有很大影响，因而通常情况下，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时，应当对残疾人一方或者残疾程度较重、条件较差的一方给予照顾。当然，双方就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处理住房时残疾人一方应有优先权。在参加本次问卷

（二）调查的366 名残疾人中，离婚的有26 人，其中有18 人填写了离婚时婚姻住房状况。其中，残疾人没有住房的有11 人，占总数的61.1 %.他们主要是借住在亲友家中。双方拥有共同住房的有2 例，其余为双方共同承租住房。笔者认为，在离婚处理双方共有住房时，残疾人一方应有优先权。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双方共有的房屋，残疾人一方有权要求多分。残疾人同非残疾人离婚的，夫妻双方共有房屋的分割首先应当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如果双方不能协商解决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双方的情况，优先考虑残疾人的利益，由残疾人一方享有房产的多数份额。对于双方都是残疾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双方的残疾程度以及双方自身的其他条件进行判决。也就是说，应适当照顾条件较差、残疾程度较重、严重丧失劳动力等残疾人的利益，在分割房产时，可以让其占有较多的房产份额。

第二，双方共同承租房屋的，残疾人一方有优先承租权。如果夫妻居住的房屋是租赁的房屋，残疾人一方有优先承租权，即非残疾人一方应当从租赁房屋中搬出，由残疾人一方继续租赁该房屋。这里的租赁仅指一般意义上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租赁关系，不包括政府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公民提供的福利性质的廉租房。残疾人之间离婚的，当房屋是由双方承租时，残疾程度较重或条件较差的一方应当享有优先承租权。

第三，残疾人结婚后居住在非残疾人一方的房屋中、因离婚而无房屋居住的，非残疾人一方有条件的应当给予解决。如人民法院可判决残疾人一方在一定时间内可暂时居住在非残疾人一方的房屋中。如双方都是残疾人的，人民法院可根据残疾双方的残疾程度和双方的经济条件依据上述方法进行判决。

离婚时对生活困难的残疾人一方应当予以经济帮助。离婚时，残疾人一方生活困难的，非残疾人一方应根据自己的负担能力、残疾人的残疾程度以及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对残疾人一方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残疾人一方离婚后没有住房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的残疾人一方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9]

当非残疾人与残疾人离婚时，对生活困难的残疾人一方应当给予经济帮助。具体条件如下:

第一，残疾人一方确实生活困难。如果残疾人一方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其基本生活，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属于生活困难；残疾人一方离婚后没有住房的，也属于生活困难，非残疾人一方应当给予帮助。如果残疾人一方离婚后生活困难，非残疾人一方愿意以其住房的居住权或所有权来作为经济帮助的形式的，法律应当允许。需要注意的是残疾人一方生活困难必须在离婚时已经存在，如果困难出现在离婚后则不能要求经济帮助。如果离婚时，残疾人一方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他方可以不在经济上给予帮助。

第二，残疾人的残疾程度。在我国残疾人分为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等多种类型，而每种残疾类型又存在不同的残疾等级。[10]残疾等级不同也就意味着残疾程度的不同，残疾人残疾程度的不同，其适应能力、谋生能力也有所不同。对残疾人的经济帮助，应当根据残疾程度来确定经济帮助的形式和经济帮助的数额。第三，非残疾人一方的负担能力。非残疾人一方离婚时给残疾人一方的经济帮助，不仅要考虑残疾人一方的残疾程度还要考虑非残疾人一方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这就是说在保护残疾人一方利益的同时，还 应当考虑非残疾人一方的利益，不能为保护残疾人的利益而使非残疾人一方无法生存。

第四，当地平均基本生活水平。确定对残疾人经济帮助的数额应当根据当地的平均基本生活水平。由于我国各省、市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各地区对本地区内基本生活水平均有具体规定。因此，以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为标准来判断是否属于生活困难以及具体的帮助数额的做法是客观可行的。

残疾夫妻确定子女直接抚养方时应当考虑残疾人父母一方的意愿。未成年子女在父母离婚后由何方抚养首先应当考虑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即确定未成年子女由何方直接抚养应当优先考虑是否有利于该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其次要考虑残疾人父母一方的意愿和抚养能力。此次调查表明，残疾人离婚时多希望子女由其抚养，以培养与子女的感情，确保老有所养。但调查的数据也表明，残疾人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调查问卷中填写离婚后子女由何方抚养的共有14 人，其中，母亲为抚养方的有9 人，在这9 人中，非残疾人为4 人，残疾人为5 人。父亲为抚养方的有5 人，其中，4 人是残疾人，1 人是非残疾人。显然，残疾夫妻离婚确定子女直接抚养方时，主要考虑的是子女的利益，而不是残疾父母一方的愿望。

笔者认为，为了照顾残疾人，在确定其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人时，可优先考虑有抚养能力且要求抚养子女的残疾人一方的意愿。换言之，人民法院在确定残疾人离婚后其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方时应当在考虑照顾其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照顾有抚养能力的残疾人。这实际上是赋予了残疾人一方对子女的优先抚养权。

但需要注意的是，残疾夫妻离婚确定子女直接抚养方时照顾残疾人的原则，以其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不受重大影响为前提。与残疾人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不能受到正常的教育、获得适当的医疗以及生活水平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水平的，应视为其利益受到重大影响。

离婚时，一方是残疾人的，总的原则是在保护其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照顾有抚养子女能力的残疾人，但子女的利益由此而受到重大影响以及残疾人一方放弃抚养权的，应当由非残疾人一方行使对子女的直接抚养权。残疾人和非残疾人双方都不主张抚养权的，考虑到残疾人的特殊性，非残疾人一方应当承担抚养子女的责任；离婚时，双方都是残疾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原则，同时考虑双方残疾程度的轻重，确定直接抚养方。

鉴于残疾人的生活相对困难，子女由残疾人一方抚养的，另一方给付的抚养费中应当包括其为照顾子女而雇佣保姆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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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调查问卷分为问卷

（一）和问卷

（二）.问卷

（一）的被调查对象为肢体残疾、听力语言残疾和视力残疾的残疾人，内容涉及被调查人员及其配偶的基本情况、生活自理情况和婚姻情况；问卷

（二）的被调查对象为智力残疾和精神残疾的残疾人，内容涉及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监护情况、婚姻情况和配偶的相关情况。问卷

（一）发放500 份，回收有效问卷366 份；问卷

（二）发放250 份，回收有效问卷154 份。

[2] see world programe of action concerning disabled persons，un gereral assembly a/ res/ 37/ 52，http://www.xiexiebang.com/other/showarticle.asp？articleid=637.[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0 条。

[6]参见李霞: 《监护制度比较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323-325 页。

[7]夫妻间扶养义务的履行以对方需要扶养为条件。一方因故致残，丧失劳动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的，另一方配偶应当履行扶养义务。

[8]何怀宏: 《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92 页。

[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27 条。

[1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2 条第2 款。（中国政法大学·夏吟兰）

出处:《法商研究》2006年第6期

第四篇：婚姻家庭问题

第七章 婚姻家庭问题

第一节 婚姻家庭概述

一、婚姻、家庭概念

在现代，婚姻一般指男女得到社会及法律承认的结合，夫妻关系的建立和存在。从本质上看，婚姻是指为社会所承认的性关系。

现代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又是家庭产生的前提。家庭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并由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组成的共同生活的社会组织。”①我们可从关系、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来理解婚姻和家庭概念。

首先是关系层面。婚姻和家庭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组织形式。婚姻关系在一夫一妻制条件下指的就是夫妻关系；家庭则既包括夫妻关系，也包括亲子关系，从广义上理解，还包括了各种血亲和姻亲关系。

其次是制度层面。婚姻和家庭是一套以性禁忌为主的规范系统，它虽然从形式上保证了男女两性的结合，实质上却是对婚姻之外两性关系实行的约束。婚姻和家庭制度防止婚外性关系的产生，并对婚内双方和每个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规定。

再次是文化层面。婚姻和家庭表达了特定的文化内容，包括性观念、生育观念、婚姻观、家庭观、特定民族或地区的特定婚俗，以及特定的家庭生活方式等。

二、婚姻家庭问题产生背景、概况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婚姻家庭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势头。婚姻家庭领域突现出一系列问题。

一是离婚率上升。自从1950年开始贯彻第一部《婚姻法》出现全国离婚115万多件的高峰以后，中国的离婚数一直稳定在每年40万对左右。1983年以后，这一稳定开始有了突破，以每年递增4万对以上的速度迅速发展。

二是违法婚姻增多。由于法律不够完善，重婚纳妾、姘居、婚外恋等丑恶现象在近几年不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呈蔓延趋势。

三是大龄未婚和独身浪潮。这里的大龄未婚人口，是指那些过了社会上通行的结婚年龄即“结婚适龄期”而尚未婚配的28～49岁的男女，不包括离婚、丧偶。

大龄未婚人口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无论从未婚人口总数来看，还是从各个年龄段来看，未婚男性人数都远远多于未婚女性人数；

第二，年龄愈大，大龄未婚男女人数相差愈多。另外，男女在文化水平上有很大的差异，未婚男性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且主要集中在农村或穷乡僻壤，而未婚女性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主要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所以这两个群体的婚姻难问题很突出。

四是家庭暴力。目前，家庭暴力问题正呈显著的上升趋势。由于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原因，以及妇女的特点，家庭暴力主要表现为夫对妻的暴力。施暴手段也是多种多样，日趋残忍。家庭暴力不仅严重伤害了妇女的身心健康，也影响到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极易导致家庭破裂。更严重的是它还影响到社会的安定。据有关部门调查，中国女性犯罪率一直是偏低的，如今女性犯罪率有所增加，与她们在家庭中遭受暴力和虐待有着直接关系。一些妇女“以暴制暴”的报复行为大多是在被逼无奈和无助的情况下采取的。

三、婚姻和家庭问题的特点

中国的婚姻和家庭问题虽然有与世界各国趋同的发展势头，但是在特定国情下也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婚姻和家庭问题中涉及的很多统计数据，在世界范围相对处于较低的水平，但从绝对数量看却达到了世界之最。

第二，“大概率现象”和“大概率价值观”。这是社会学学者李银河在《论中国人的“大概率价值观”》提到的两个概念。

第三，婚姻和家庭问题表现出很大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

四、婚姻和家庭问题的相关理论流派

对于日趋复杂的婚姻家庭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跨越了学科的界限，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观察婚姻和家庭问题的视角。

社会学学派。这一派的主流观点是社会变迁理论，认为社会在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跃迁的过程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家庭作为其中一个个小的细胞也必然会经历某些变化。

人口学学派。这一派学者认为，人口期望寿命的不断延长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的婚姻问题。这是因为随着寿命延长，人们在婚姻里停留的时间也相应拉长了。这样，婚姻发生变动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

经济学学派。这一派最有影响的理论是1992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S．贝克尔的婚姻收益递减论和伊斯德林的收入决定论。前者认为，结婚时间早晚取决于结婚的预期收益，当人们估计到结婚将会比独身为自己带来更多的个人福利时，他们就会倾向于早结婚。由于现代婚姻关系远不如传统婚姻模式能够为婚配的双方提供个人福利，随着结婚的个人所得日趋减少，人们对结婚的愿望也就逐渐减弱了。后者指出，现代婚姻并没有失去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初婚年龄的大小更多地取决于个人收入的相对水平。当年轻人收入水平提高时，他们没有经济压力，就会倾向早婚；相反，当经济收入比较有限时，他们就会因为手头拮据不得不推迟结婚。

心理学学派。这个学派侧重于研究婚姻当事人的心理因素作用，认为婚前对婚姻的过高期望、婚后配偶双方相互吸引的资源枯竭和婚外生活的心理诱惑等都可能影响婚姻生活的质量和稳定性。

生理学学派。该理论分析强调，人的初次性行为年龄的前移与人的性成熟提早有关。

显然，上述社会学和人口学派别属于宏观层次上的分析，它们强调社会环境的性质和变迁与个人婚姻行为的相互关系；其余的学派则主要侧重微观层次的探讨，即从婚姻主体或当事人本身去探讨当代婚姻家庭问题的成因。

第二节 离婚问题

一、离婚问题

离婚意味着婚姻解体，家庭解组。“离婚自由”的口号由资产阶级在18世纪率先提出，它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反抗。1792年法国在人权宣言中确认了离婚自由的个人权利。从那以后，离婚的人数缓慢增加。但到最近几十年，离婚率呈现陡涨的趋势，离婚问题已经成为最突出的婚姻家庭问题，它不仅具有世界性，而且还带来了一系列后续问题，如单亲家庭、再婚家庭、独身者增多等。

1949年10月至今，中国出现了三次离婚高峰：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初新《婚姻法》颁布后、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和80年代初至今。

总的来说，中国目前的离婚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离婚水平。

二、离婚原因分析

从家庭的微观角度讲，离婚的原因各家各异，即所谓“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概括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种：性格志趣不同、家务矛盾、草率结婚、生活作风问题、性生活不协调、家庭暴力、一方病残、一方犯罪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如两地分居、不良生活习惯(赌博、酗酒)等。

从社会宏观角度分析离婚原因，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形成的观点主要有：

第一，当代婚姻脆弱的主要原因来自社会的变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动了整个社会流动，而这种社会流动所形成的大面积的社会交往，势必冲击婚姻家庭。过去离家不易，与他人“老死不相往来”；现代科技的发展，便利的交通、通讯等，使得家庭的活动天地大大扩展了，人们的交往频率、交往范围都增大了。在这种情形下，婚姻就不那么牢固了。第二，婚姻的脆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转型期社会关系的脆弱。旧的观念、旧的道德规范被打破了，但新的观念、新的道德规范尚未确立，在这种新旧交替过程中，离婚率必然偏高。

第三，婚姻脆弱、离婚率高是工业化国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跨文化现象。婚姻的脆弱与婚姻基础有关。有些人认为婚姻只要有爱情就足够了，忽视了婚姻的世俗性。其实婚姻上的完美主义只能使人步入误区。

第四，家庭关系已经由传统的以亲子关系为轴心向以夫妻关系为轴心转化。随着妇女收入的日益增加及其在经济上的进一步自立，夫妻之间的关系将更多地建立在平等基础上。这种平等既体现在家庭日常事务与重大事情的决定权方面，也体现在家庭的角色分工不再因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模式方面。

第五，离婚人数的日益增多或离婚率的不断上升，乃是现代文明的产物。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这种增多与上升还在加速，从而不仅使离婚成为社会中司空见惯的平常事件，而且改变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婚姻模式，由追求“白头偕老”的婚姻转变为“系列婚”。

从总体上说，离婚率的高低是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适德、民族传统、社会习俗等诸多因素共同制约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快速的转变，很多影响婚姻家庭稳定的因素发生了变化。

①观念变化。首先，过去的婚姻是社会意义大于个人意义．婚姻稳定是社会稳定和家庭幸福的重要标志之一，个人感情从属于社会的需要；而现代，个体在婚姻中的自主权增大，婚姻越来越被认为是个人的私事，人们对待婚姻的态度普遍是“合则聚，不合则离，好合好散”。其次，人们的离婚观念也在发生巨大变化。早年人们以离婚为耻，认为离婚是不光彩的事，在人们对离婚的宽容度大大提高了，社会舆论和当事人单位对夫妻冲突和离婚越来越持不干涉态度，法院也实施“无过错”的离婚判决，以感情破裂与否作为判决离婚的根据。

②人口因素。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了人口流动性增加，这一方面使得夫妻两地分居现象增多，双方不能相互照顾，双方的自我发展水平差异拉大，而出门在外者社会交往面大大增加，面对的诱惑因素很多，这些都增加了越轨机会；另一方面，核心家庭增多，它们脱离广大亲属团体的支持，许多核心家庭因夫妻冲突得不到及时调和而最后崩溃。

③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社会服务机构的完善使得很多家庭功能外移，婚姻家庭关系维系的纽带变得越来越单薄，从而导致家庭的约束力、稳定性降低。

④理想婚姻与现实的差距。社会整体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物质与生存的基本要求满足以后，人们将眼界放在较高的精神追求上，开始向婚姻寻求更多心理上、精神上的满足，因而对婚姻的期望值也大大提高，这与平凡的家庭生活形成落差。

⑤妇女地位的提高。妇女外出工作，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独立性加强了，导致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角色发生变化，妇女对配偶的期望值提高。

⑥社会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使当代青年更注重自我个性的张扬，他们倾向于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念，按自己的标准行事，而不愿在婚姻磨擦中忍让或迁就对方。现在的夫妻对冲突的容忍力，以及对冲突的调和能力已经大大降低了。

⑦社会为离婚设置的法律障碍减弱。

三、离婚问题的对策

离婚的功能是双重的，既可以给夫妻双方和给子女带来积极影响，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积极影响。对孩子而言，如果生活在父母婚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经常发生矛盾冲突的家庭，会感受到父母之间的敌视，也很可能成为父母的出气筒。这些会使孩子过早地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感到失望，从而对其生理和心理健康及性格的形成产生消极影响。如果父母离婚，孩子就能摆脱冷漠、敌视和怨恨的家庭氛围。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无疑是一件好事。对夫妇本人而言，离婚消除了紧张的根源，使他们得以平静轻松的生活。

消极影响。离婚者自身要面对生活水准的降低，责任压力的加大，感情的创伤和孤独，不良舆论的困扰等。单亲父母由于生活的压力，可能对孩子的生活起居照料不周。但更为严重的是，离异家庭子女的心理发育受到影响。通常父母离异已经给孩子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他们比普通家庭的孩子更敏感，更缺乏安全感，如果没有加倍的家庭温暖来补偿，他们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忽视，很不幸，于是自暴自弃。在多次社会调查中发现，离异家庭的孩子学习成绩可能受到影响，他们在同龄人中的犯罪率较高。

防止离婚就要尽量保持婚姻的稳定。一方面，婚前的恋爱阶段应尽量做到深入了解对方，如对方的兴趣爱好、人品学识、健康状况、家庭背景、生活习惯等等。同时对待结婚要慎重，不能草率决定，应尽量考虑周全。另一方面，婚后则应该尽可能以宽容的心态来对待对方。俗语说：婚前要睁大眼睛，婚后要半闭眼睛。这是从个人角度而言。

从社会宏观角度讲，道德和法律是相辅相成的两大武器。社会应倡导新的婚姻家庭伦理，既不同于传统落后的“三纲五常”等，也不同于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性自由等，应该是肯定人性的，也是庄重严肃的。

第三节 家庭暴力问题

家庭暴力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婚姻家庭和妇女问题之一。20世纪全世界有25～50％的妇女都曾受到过与其关系密切者的身体虐待。作为一种野蛮、落后的社会痼疾，它是困扰全球实现男女平等和各个家庭实现和睦稳定的重大障碍。

一、家庭暴力概述

联合国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将对妇女施暴定义为：对妇女的生理、心理和性方面造成伤害的任何行为。1993年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指出对妇女的暴力系“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体、心理及性方面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暴力、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大会通过的《北京行动宣言》，重申免遭暴力侵害是妇女的一项基本人权。

总而言之，对妇女施暴，就是指男性滥用自己的智力、体力和性对妇女造成伤害的任何行为。对妇女施暴根据暴力行为侵害的对象可分为：生理暴力、心理暴力和性暴力三种。生理暴力：包括杀害、拳打脚踢、使用凶器等对妇女身体上各个部位的伤害甚至威胁生命的行为。心理暴力：以威胁、恐吓、辱骂等方式造成妇女的心理恐惧。性暴力：伤害妇女性器官，强迫与妇女发生性行为、性接触等。近年来，人们又采取以暴力发生的场所来划分暴力的方法，如家庭中的暴力、社区中的暴力及国家的暴力。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也按此来分类。

二、中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和特点

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家庭暴力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行为的隐蔽性；二是时间的连续性；三是后果的严重性；四是手段的多样性。

家庭暴力通常发生在家庭这个私生活空间，隐蔽性很强，真正主动反映到司法机关的较少。一方面从观念上讲，中国固有的传统社会心态，使得社会将家庭视作私人天地，家庭暴力归位于个人私生活，一般不告不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很少有人将妇女在家庭中遭受丈夫的虐待、殴打与侵犯妇女人身权利与犯罪联系在一起。虐妻、殴妻会被看做“家务事”，认为不便“介入”和“干涉”；也有人认为，家庭暴力不是违法犯罪行为，这种行为应当控制，但不应受到行政甚至刑事制裁。因此，当发生家庭暴力时，执法机关甚至当事人均没有意识到需要诉诸法律。而在家庭内部，家庭暴力的发生往往与个人隐私紧密相连，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家庭暴力发生后，家庭成员为维护自己及家庭的名声而极力掩盖，无形中给家庭暴力蒙上一层遮羞布，使家庭暴力有很大的隐蔽性，造成家庭暴力事件暴露难、追究难。这些对家庭暴力宽容的文化氛围的存在，无疑间接地纵容了施暴者，默认了家庭暴力问题的存在。

作为受害者，由于与加害者的婚姻关系，相互间或仍有些感情，或曾有感情，因此，家庭暴力行为发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爱恨交加、情仇交织。加害者往往是家庭生活中在生理、精神、经济上占有优势的人。受害者因处于弱势，加之多数对丈夫精神、经济的依附思想，在遭受侵害时，通常不敢声张，不敢反抗。还有，她们担心反映到司法机关后，会使家庭矛盾激化，更影响婚姻的稳定，因而，宁愿采取忍耐的态度。

三、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

男女生理上、体力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那只是为男性施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的、现实的。从家庭微观角度分析，引发家庭暴力的诱因很多，例如女方生了女孩，男方不满；怀疑妻子有外遇，试图用暴力达到不让妻子与其他男性正常交往的目的；赌博输了钱打妻子发泄或酗酒后发酒疯殴打妻子；双方或一方为下岗或无业人员，生活困难，男方承受不了生活压力为泄苦闷殴打妻子；等等。这些都可能引发家庭暴力。

我们把家庭暴力的基本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男权文化和夫权思想的影响。它使得男人对女人的暴力合理化，不仅男人认为打妻子很正常，而且受害的妻子也这样认为。男女在家庭和社会中客观存在着不平等地位。大多数家庭中男人有经济基础，有政治权力，丈夫统治妻子，所谓：“夫者，妻之天也”。女性由于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削弱了她们的权力，使她们不得不服从男人。她们不仅易受暴力伤害，而且也不能挑战和抵抗暴力。

②社会宽容的助长。家庭暴力长期以来被视为家庭私事，“邻居不劝，居委会不问，单位不管，不出人命执法机关不理”，从而成为“四不管”的真空地带。这种“不管”实际上是默许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行为。不愿介入，惩治过轻实际上是对施暴者的姑息纵容。

③社会整体的文化素质偏低。北京婚姻家庭研究会举办的大型婚姻家庭质量调查显示，丈夫是否打过妻子这一点与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有关。年轻的、教育程度低的以及除干部、知识分子以外的人有更大的概率打过妻子。另有资料显示，施暴者呈现“四多”的特点，即丈夫虐妻多，30～40岁年龄段多，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多，工人多(无业人员也占有相当比例)。文化素质低的女性本身在各力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她们的自我意识又不易被唤醒，所以这也是一个难解的悖论。

四、预防和消除家庭暴力的对策 预防和消除家庭暴力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建立起真正男女平等的婚姻家庭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国家在这一工程中承担的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宣传教育者的角色。一方面，要重视并完善对妇女暴力的专门法律法规的立法，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重视和加强执法工作，执法人员必须破除传统观念，不能将家庭暴力简单当作“家庭矛盾”、“家庭隐私”和“不可避免的社会疾病”而不予追究。还有，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广泛宣传文明进步的婚姻家庭观，提倡夫妻互爱，相互尊重，男女平等，在全社会树立尊重妇女的良好风尚。另外，加强对妇女的素质教育，提高其法律意识，增强其反对家庭暴力的自觉性、斗争性，这是改善妇女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的重要环节。

防止和消除家庭暴力更多的更细致的工作则可以交给社会。国外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应该在社会上建立专门的妇女援助机构，并形成由社区、妇联、新闻机构以及司法部门共同组成的援助网络，及时了解并掌握家庭暴力情况，为受害妇女提供法律和经济帮助，并可开通专门热线，设立“妇女避难所”、“心理咨询机构”、“精神治疗中心”等机构，减轻受害妇女的精神痛苦，使其在暂时逃离家庭后，能获得有效的帮助，身心能得到恢复。

第五篇：关于残疾人权益保护等问题的建议

关于残疾人权益保护和困难残疾人帮扶

等问题的意见

1、增加对残疾人的扶助救济特惠政策，对已有的特惠政策要提高标准。

2、残疾人困难群体帮扶要提高统计要求。民政部、卫生部、劳动保障等部门在施行统计时，增设残疾人人数专栏。

3、增加残疾人就业机会，增设公益岗位、提高工资标准。

4、加强和完善社区（村）残疾人康复站的建设，落实工作场地、康复器材、专职康复协调员和工作经费，让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

5、建立县级以上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充分发挥救助工作站的作用。

6、各级财政要增加对民生的投入，对残疾人的投入实行倾斜政策。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