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不能只靠植树节

第一篇：绿色,不能只靠植树节

绿色，不能只靠植树节

两会今日正式闭幕，而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数据仍颇令人回味。在全球经济发展萎靡不振之时，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56.9万亿元，全年增速为7.7%，可以说是狂追美国，猛甩日本，全国为之欢腾，上下为之鼓舞。

然而，在我们为中国骄人的经济发展速度感到由衷自豪，认为可以“喜大普奔”时，下面的消息，绝对算是一声响雷，振聋发聩。也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振奋人心的数据发布后的3月8日下午，全国人大在梅地亚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等就“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吴晓青透露，在过去的2013年，采用新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中，竟只有海口、舟山和拉萨3个城市达到了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其他71个城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超过新空气质量标准的情况。

不可否认，经济的快速发展，的确使中国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一把，但一味追求高速也使诸多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首当其冲，是空气污染相对较重的区域，特别是PM2.5不定期的频繁造访，使包括江苏在内的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的口罩成为了街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要经济的良好发展，也要环境空气质量的清新怡人，鱼和熊掌似乎不可兼得，如何保护环境，治理雾霾，去除人们“会呼吸的痛”成为各政府部门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刻不容缓。

3月12日，是我国一年一度的植树节，“拥抱春天，播种绿色”是今年的主题，树木作为天然的“消毒员”和“除音器”，能为人类生存环境增添绿色、净化空气，植树造林可谓意义重大。但是居住在城市钢筋水泥的人们，为快速的生活节奏而奔波劳碌，鲜有人顾及植树，更何况多地多家单位、学校等在植树节当天组织的植树活动，多是“管栽不管活”，接近于走过场。植树节似乎空有其名，“播种绿色”仅留在口号阶段，通过全民植树改善环境成为一种奢侈，仅靠植树节，哪来绿色，怎见蓝天？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同时产生的，我们不应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沾沾自喜，也不必为严重的雾霾污染而盲目悲观。增添绿色、清新空气、改善环境需要做加法，需要植树，但也要会做减法，注重日常的节能减排。空气污染问题非一人之力，一时之功就可得到解决的，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也需要企业的努力和个人意识的提高，齐心合力打一场持久攻坚战。

值得欣慰的是，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促使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环境问题得到高度重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用实际行动参与到保护“碧水蓝天”中来，不随便乱丢垃圾，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选择使用节能的智能家居用品等；大量的良心公司企业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网络巨头百度在植树节当天，在首页发起“1元植树百度补贴,保护环境乐返宝箱”活动，号召大家为绿化家乡出力，汽车品牌福特设有“福特汽车环保奖”，鼓励各阶层人士积极参与有助于保护本地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活动，智能家居领导者“物联传感”长期致力于“smartroom”技术的研发，大力推广节绿色环保的智能家产品；在国家方面，国务院李克强在回应雾霾问题时更是表示，要用铁腕治污加铁规治污，对包括雾霾在内的污染宣战，对那些违法偷排、伤天害人的行为坚决予以惩处。经过多方主动出击，共同努力，持续不懈地奋斗，雾霾不见啦，蓝天还会远吗？

第二篇：李镇西：语文学得好不好,不能只靠语文课

李镇西访谈： 学生喜欢我的语文课文/李节

不要把课堂填得太满

留一些空间给学生，留一些空白给自己

李节：您的课为什么会吸引学生？您的公开课与日常课有区别吗？

李镇西：曾经有学生毕业后给我来信，这样评价我的课：“自然，真诚，有悬念，有感染力。”我接受这个评价。因为这的确是我课堂的特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上公开课也要刻意准备的，总想着要“出彩”“出新”，但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里，我尽量让公开课常态化。举重若轻，行云流水，是我追求的课堂教学境界——无论是公开课还是日常上课。所谓“举重若轻”，是指教师的内在功底以及对教材的处理艺术。这里的“重”，指的是教师本人的文化储备和课文固有的文化内涵；“轻”指的是深入浅出的教学。备课时，教师应该尽可能深入地钻研教材，挖掘文本的精神内核，感悟其深刻厚重的文化内涵；但是在课堂上，则要尽可能尊重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基础，将课文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学生的生活打通，让他们轻松地感悟课文内容。任何脱离学生实际而让学生不知所云的“精彩讲解”“深刻分析”，都不过是教师“举重若重”的自言自语。

所谓“行云流水”，是指驾驭课堂教学环节、流程、节奏等的艺术。语文课有多种上法，不能定于一尊，但我追求一种自然、潇洒与“随意”。如果把语文课比作画国画，那么有人喜欢画工笔画——追求课堂的精巧，甚至对每一个细小的环节在课前都精心设计因而胸有成竹，对这样的老师我充满敬意。但我不愿意画工笔画，而更愿意“大写意”，愿意课堂上有一些“突发情况”——这最能激发我即兴发挥的教学灵感；不要把课堂填得太满，留一些空间给学生，留一些空白给自己。教学的流程随课堂现场的情况而自然推进，教师“教”的思路和学生“学”的思路融为一体，教师和学生不知不觉地走进对方的心灵，同时也走进课文的深处。

李节：有不少公开课的设计非常讲究，每个环节甚至每一分钟都做精心安排，往往让人觉得是教师一个人在表演。您怎么看待这种课及其影响？ 李镇西：我特别反感这种“完美”而虚假的公开课。多年来的各种公开课已经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那就是一堂优质的公开课必须是“完美”的。为了这个“完美”，公开课就成了“集体智慧的结晶”；为了这个“完美”，公开课就越来越变成了“无懈可击”的表演；为了这个“完美”，公开课就越来越讲究“精雕细刻”的形式；为了这个“完美”，公开课便越来越成了各种“模式”或生搬硬套或惟妙惟肖的翻版„„这样的公开课的确很“完美”，但也很虚假。这一方面有违教师道德，另一方面等于是公开地对学生进行作假示范！这样虚假得“完美无瑕”的公开课至今还在不停地演示着，这究竟给我们的语文教育带来了什么后果，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特别是“借班上课”的公开课，教师的设计更精细，更精密，因为要掌握“主动权”啊！成功教学的基本前提之一，是教师对学生的了解。如果是在本班上课，一般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但如果是“借班上课”，授课教师很难在一堂课上与素不相识的学生“水乳交融”。不管教师多么“机智”，最后都是想方设法把学生置于自己的思想框架之内；学生不管在课堂上多么热闹，显得多么有“主体性”，其实他们或多或少或明显或隐约地都成了教师表演的道具。

当然，这也怪不得教师。试想：连“知己知彼”（在教学上就是师生互相了解）这个起码的要求都达不到——我们从参加教育工作第一次备课起就被告知必须“备”学生（这个学生可不是抽象的整体，而是具体的个体）——教师怎么能上课？但这课又必须上，那当然就只有由教师制定一个比较完美而又巧妙（即看不出痕迹）的教学框架，包括设计一系列“问题”，等等。在这样的课堂上，教师不得不提前做好“预制板”——于是教师完全掌握了学生思维的主动权，“以不变应万变”，当然“游刃有余”。但后果是，学生的思维被限制了，个性被扼杀了。

在一些地方，老师上这样的公开课，叫“做课”。好一个“做”字，用得十分准确。别人要“做课”我管不了，但我可以管住我自己。所以最近几年我谢绝了很多“做课”邀请。我说：“要听课，可以到我班上来，我的教室大门随时向任何想听我课的老师打开。”

李节：您为什么会经常反思自己的课存在的不足？

李镇西：傅雷先生曾在其译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卷首语中这样写道：“真正的英雄不是没有卑贱的情操，而是永不会被卑贱的情操所征服；真正的光明不是没有黑暗的时候，而是不会被黑暗所湮没。”区别优秀的教育者和平庸的教育者，不在于教育者是否犯错误，而在于他如何对待已经犯了的错误。这里所说的“如何对待”，不仅仅是指想方设法弥补错误所造成的损失，而主要是指对错误的反思——对成长中的年轻教师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善于把教育失误变成教育财富，这是任何一个教育者从普通教师走向教育专家乃至教育家的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把教育失误变成教育财富，前提是我们能够诚实地对待自己的事业，严肃地对待自己每一天的工作和每一堂课，唯有这种真诚和严肃，能够让我们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失误——为了我们心爱的事业和学生，我们要勇于解剖自己和否定自己，因为这能够使我们更加成熟，使我们的教育走向成功。多读，多写，多背

李节：有一种声音认为，语文课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了。跟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现在的语文课到底怎么样？丢失了哪些东西，又有哪些进步是值得肯定的？ 李镇西：的确，现在的语文课“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了”。比如，我们训练学生的阅读能力，一套一套的，可我们老师平时并不会按我们教给学生的方法去阅读。我们平时读一本书，不就是读读想想，或拿着笔勾勾画画吗？严格地说，现在语文教学的阅读训练，应该叫“阅读应试训练”，比如，那种肢解文本、孤立而冷漠地“分析”“推敲”语言现象的各种“阅读检测”，都属于“阅读应试训练”，而不是常态阅读方式的传授。另外，现在的语文课，文学性少了，思想性少了，感染力少了，缺乏语文课应该有的情趣和魅力。所以，许多学生不喜欢语文课。

我经常问自己两个非常朴素的问题：“我给学生训练了这么多的方法，但是，当年我是不是这样学语文的？”“学生做的考试题，我是不是都会做？”而答案往往是否定的。

回想当年我自己的语文学习，无非就是多读多写，哪儿有那么多的“方法”“技巧”？对比现在学生的语文学习，我又不禁思索：学生应该读什么？（仅仅是课文吗？）学生应该写什么？（仅仅是教师命题吗？）阅读量应该有多少？（仅仅限于教材篇目吗？）写作量又应该有多少？（仅仅限于课堂作文吗？）学生该怎样读？（是不是非要“受教育”不可？）学生又该怎样写？（是不是非要写“托物咏志”或“借景抒情”的杨朔式散文不可？）„„对这些疑问，我现在还谈不上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教师应该随时设身处地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结合自己当年学习语文的切身感受来把握语文教学的特点和规律。

养成多读（尽可能多地接触语言材料）、多写（尽可能多地实践语言技能）的习惯，在不断地熏陶、感染、领悟中形成对语言的敏感和敏锐（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语感”），这就是我自己当年语文学习的经历，我想可能也是大多数语文教师有过的体会。我们何不把这些质朴的道理告诉学生，并设法让他们也具备这样的语文学习习惯——实际上也是生活的习惯呢？

我主张语文教学返璞归真——多读，多写，多背。语文学习其实就这么简单。李节：语文学习很简单，但为什么要提高考试成绩却相对很难？问题出在哪里？ 李镇西：我只能简单地说两点：第一，因为很少有老师让学生多写多读多背，而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无效劳动上。第二，我们的语文考试有问题。我是主张高考只考一篇作文，而且最好是考一篇书评或文艺鉴赏性的作文（由试题提供阅读文本）。这样，读写结合，既考查了学生的阅读理解，特别是富有个性、富有创见的理解，又检测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至于中学语文中的各类基础知识，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篇作文体现出来。

李节：有人说，语文学得好不好不在语文课，您同意吗？

李镇西：不能这么简单地说。当然，语文是最适宜自学的一门课，许多作家没上过一天学，却能够写出好作品。不过在今天的教育制度下，语文课应该说是学生获得语文素养的重要甚至主要途径。作为语文教师，不能敷衍课堂，而让学生在课外提高语文能力。这是我们的良知所不允许的。但是，也应该承认，仅仅靠语文课，学生也难以获得丰厚的语文素养，更难以获得较强的语文能力。因此，很多年前，不少语文界的有识之士，就提出了“大语文”的概念，将学生所经历所面对的社会生活都纳入“大语文”的范畴。我是同意并践行这个“大语文”教育理念的，二十年前提出并探索“语文生活化，生活语文化”。

李节：有人会用是不是有“语文味”来评价语文课。您会从哪些方面来评价？ 李镇西：“语文味”是一种客观存在，有语文自然就有“语文味”，这并不是哪个人发明或首创的。我理解的“语文味”，就是语文特有的情趣、诗意，行云流水，妙趣横生，心灵的感染力，思想的冲撞力„„这些模糊的表述，都是语文课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吧！我当然也以此来衡量或者要求自己的语文课。不过，要评价一堂语文课，还不能仅仅看这堂课是否体现了语文的特点，还要看学生的情感是否真正被激发，他们的思想是否真正被点燃，师生关系是否真正和谐互动，等等。虽然这些并非是对语文课的特殊要求，但也应该是一堂好的语文课应该具备的要素。

李节：您是怎样让学生对语文有兴趣的？

李镇西：应该说，学生喜欢上我的语文课。原因我估计有这么几点：第一，我的课上得比较轻松，比较潇洒，比较随意，比较有情趣，也有感染力。第二，我补充了大量教材上没有的文章，这些文章既有意义，又有意思。所谓“既有意义”，就是无论思想性还是文学性对学生的心灵滋养都是极有价值的；所谓“又有意思”，就是这些文章文字活泼，引人入胜，符合儿童情趣。第三，我比较善于把语文与生活衔接起来，将课本与社会打通，让学生觉得语文学习就是生活本身。第四，我让学生参与语文教学，也就是说，语文课上不只是我一个人讲，还让学生们参与进来，成为课堂的主人。

阅读和写作是提高语文教师素质的基本途径

李节：如果请您举出对语文教学（教材、考试、教师素质或待遇等等）的最大的一项不满意，会是什么？

李镇西：不满意的地方当然很多，但如果要说“最大的一项不满意”，我还是想说教师素质。关于这一点，人们议论得已经很多了。这里，我不想长篇大论空谈，我想说说一些感想。

我曾去过浙江上虞的春晖中学，站在朱自清故居前，我感慨万千：先生正是从这所农村中学直接到清华大学中文系当教授的。朱自清之所以成为那个时代语文教师（中学国文教师和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骄傲，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他深厚的文化功底（阅读）和文学成就（写作），是最重要的原因。前不久，我还读了三卷《南渡北归》，为上世纪前半叶一大批大师级的知识分子——其中很多都是中学教师——的学识和人格所折服。我不得不感叹：“和老一辈大师相比，我们连学者都谈不上！”这真不是谦虚。别看现在“博士”“硕士”满天飞，但有几个真正是“博学之士”？好，还是说回到语文教师。我想，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比如阅读和写作，恐怕不只是现在，而且将来都是提高语文教师素质的基本途径。语文教师应该把阅读和写作视为自己生命的体现形式。阅读，要养成手不释卷的习惯，包括经典教育理论、古典文史书籍、教育报刊、中外文学作品以及反映中学生生活的书„„都应该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写作，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但现在语文教师不会写文章的现象绝非个别。这不正常。只有语文素养提升了，文化储备丰厚了，在语文课上我们才能信手拈来，举重若轻。

李节：要成为一位受学生欢迎的语文老师，最关键的是什么？学识？爱心？耐心？平等待人？还是其他？

李镇西：学识、人品等等都很重要，但我想强调“童心”。我今年五十四岁了，可我自认为我还保持着二十四岁时第一天参加工作时的兴奋、憧憬、向往、纯真„„因为我有童心。童心就是单纯之心。回想我刚参加工作时，真的很单纯，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只有单纯而专一的热爱，就想着如何让孩子们快乐，让自己快乐。当然，上世纪80年代的教育界，也没有那么多的名利诱惑。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职称”之说，也就谈不上要去争什么“中级教师”“高级教师”的想法；那时候也没有“奖金”一说，只要不杀人放火，干得好干得不好每个月工资都是五十二元五毛；那时候中学教师的荣誉，除了学校表扬发个奖状，就没有什么了——好像也有“特级教师”的说法，但太遥远，根本想都不敢想，也就不去想了！所以，我只能单纯地工作，就想着如何从工作中寻找乐趣。不像现在，有各种职称，还有各种荣誉，什么“教坛新秀”，什么“市优秀青年教师”，什么“省级骨干教师”，还有“学科带头人”，更有各种名目繁多的“十佳”之类，如果我现在刚参加工作，说实话，很难不心动，很难把持自己一颗单纯的心。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以各种方式表彰激励教师，我是说，面对眼花缭乱的荣誉、头衔，守住童心的单纯最重要。

单纯的教育情怀，就是没有任何功利心的对教育的热爱与对孩子的依恋。这里，我想引用两句让我特别感动的话。一句是：“谁爱儿童的叽叽喳喳声，谁就愿意从事教育工作，而谁爱儿童的叽叽喳喳声已经爱得入迷，谁就能获得自己的职业幸福。”这是苏联教育家阿莫纳什维利的话。一位教育家，还有如此细腻的情怀，这份对教育的热爱，就是童心。还有一句是：“对孩子的依恋之情，这是教育修养中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品质。”这话是大家所熟知的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话。说到什么是教育最重要的，我们往往会想到思想、理念、模式，等等，但苏霍姆林斯基说，那些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而“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品质”是“对孩子的依恋之情”！如此依恋孩子，如此朴素而深情地表述教育，源于童心。这颗童心，本身就是爱心。对教育来说，没有这颗童心，有再多的学问都没用。李节：您经常引用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您从这位教育家那里得到的最大启发是什么？ 李镇西：我曾通读过我所能找到的苏霍姆林斯基的二十多本著作，有的书还反复读。毛泽东曾说他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读到四个字——“阶级斗争”。那么，我在苏霍姆林斯基所有的文字中，也读到四个字——“教育人性”。这体现在他的《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一书中的一句话中：“教育，这首先是人学。”

和一般的教育家不同，苏霍姆林斯基不是以“学者”或“研究家”的身份去冷峻、客观、孤立地研究教育，而是充满真诚的人道主义情怀，把自己的一腔激情洒向他的每一位学生。他的深情的目光首先对准的是一个个人的心灵，而不只是具体的教学环节或手段，他一生所关注的始终是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的发展。这就使他的教育境界远远超过了一般侧重于研究教育技术的教育家，而使教育真正进入了人的心灵的宇宙。

他的感情真挚而充沛，他的思想朴素而深刻，他的语言平易而精彩。“要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他身边走出去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追求。仅仅凭这一点，他教育胸襟的博大和教育理想的崇高就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许多教育家（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他的思想理论可能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和一些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局限）。而在中国，我认为只有一位教育家可以与苏霍姆林斯基相媲美，那就是陶行知。李节：您希望语文教师跟您学什么？

李镇西：不是谦虚，我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不过，我倒经常和我身边的年轻同行说，我并不聪明，由于时代的原因，也没有什么学问，但有两点我具备，这两点也“成就”了我，那就是：第一，目标始终如一；第二，行动持之以恒。前者说的是理想，后者说的是实践。我这里说的“两点”其实就是一点，或者说就是一个朴素的词：执着。

（本文摘自《小大由之——语文教学访谈录》，李节编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版。此次推送新加了小标题，文字略有修订。

第三篇：农村扶贫不能只靠钱和物soft Word 文档（最终版）

农村扶贫不能只靠钱和物

赤峰市林西县委党校

薛长春

农村扶贫开发，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要通过国家政策扶持，让那些极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尽快脱离贫困状态，走上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

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是不喜欢把贫穷这两个字往身上贴的。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也想让自己的国民过上富足的日子；而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也总是把均贫富当做一个鼓舞士气的响亮口号，但是均贫富却一直没有实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衷就是要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让老百姓过上富裕安康的生活。建党90多年，建国60多年，党的政策是一贯的。改革开放以后，对农村的支持加大了力度，而评定和设置贫困县，更是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农村、对农民的重视程度。

实行扶贫开发以来，确实有许多地方改变了贫困面貌。2012年3月，已经有38个县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一些贫困县在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距离，还有一些在原地徘徊，不愿摘掉这顶看起来不光彩，戴起来却很实惠的帽子。

从已经进行了26年的扶贫开发来看，成绩巨大，经济效益明显上升。在富民政策深入民心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怎样对待贫困，如何摆脱贫困的观念问题。

首先，地方领导把贫困县当做荣耀，千方百计地从国家各部门捞取政策优惠，赖着贫困县的帽子不愿摘掉。

其次，扶贫的项目主要是资金扶贫，大把大把的扶贫资金划拨到地方，有的地方是专款专用，有的地方就挪用了，还有贪官中饱私囊；其次是科技扶贫，扶持一些种粮大户或专业合作社，但这需要一定的科技文化知识，扶贫对象相对狭窄；还有就是项目投资，多数受益人是村镇上小有名气的或者是和政府部门走得很近的人。一般农民既没有经济实力，也没有活动能力，所以在农村，依然是两极分化很严重，有钱有势有人帮，没钱没物没人理。有的农民已经开上了家庭轿车，有的还在贫困线上挣扎。

追究起贫困原因，不外乎地理环境恶劣，人才缺乏，科技落后，资金匮乏，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遭遇不测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靠国家投入，可以靠社会救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胸无斗志，不思进取。萎靡不振、不愿出力、游手好闲的懒汉在农村贫困户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所以本文重点探讨这个方面。对于已经富裕的农民，我们无可厚非。但是，对那些同在一片蓝天下，甚至同在一个村庄，也没有天灾病业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人一直过不起来日子呢？经过综合调查分析，我认为这是思想问题、观念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就有如下表现:

1、懒。医学上讲感冒是万病之源，那么懒惰就是贫穷之根。到农村去过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印象：有的农户家院墙破败，面积很大的院子里，长满了蒿草，砖房都住旧了，墙上还没有勾缝，甚至连架子眼都没堵上；而相邻的一家却是院落井井有条，窗明几净，园子里种着时鲜蔬菜。有些人懒得实在让人看不下去，试举几例: 脏活累活不愿意干。有个领导干部的亲属在农村是贫困户，这位领导想让亲戚来城里掏粪挣点钱，还没说报酬呢，这个亲戚就一口回绝了，理由是太脏，熏得慌。双井乡有户农民，两间土房都露天了，也懒得收拾，乡干部在冬天去慰问时，给他家送去了房木檩子，嘱咐村干部们来年春天帮助他家盖起房子。结果这家还没到清明呢，就拿檩子换酒喝、换点心吃了，还说盖房子太累。

农村大学生虽然出身于农门，却在大学里学会了高消费，贫困家庭里的大学生放假回家，竟然嫌弃他母亲做的饭不好吃，拿钱去买方便面；总想吃得好，穿得好，干活不累，不愿负起赡养父母、养家糊口的责任，即使外出打工也喜欢门卫、保安一类的差事。有个大学生毕业在外打工三年了，还朝父母要生活费。还有更不切实际的，寄希望于摸彩票中大奖，狠心啃老不干活。

现在农田里的活计都是季节性的，多数是妇女和老人在收拾地，偶有几个没有外出的壮汉，也没有多大区别。农闲了就聚在一起吹牛聊天打麻将，村庄里牲畜的粪便成堆，也没人积攒农家肥，村容村貌的建设更是无从谈起。

2、赌。赌博的恶习几乎遍地都有，因赌破财、因赌败家的不在少数。拼死拼活干一个月，不够一个晚上输的。东边墙村的农民去矿山打工，一年到头多的能拿回五六万，但在半个腊月、半个正月这短短的二十几天，就输得差不多了，因为这时节农民手里有钱，又好赌，所以外地的赌鬼们就集中来这里吸取农民的血汗。另外，公安局的罚款也造就了一些贫困户，在重罚之下，赌博农民一年的血汗就白白流进了罚没款账户。有个农民带了一万元去赌博，遇上警察抓赌，该农民被放回来后，因为主人还没放出来，找不到那一万元钱，就悬梁自尽了，足见赌博害人之深。

3、闹。又懒又穷的农户，往往特别能闹腾。这些人是村委会、乡政府的常客，动辄伸手要救济，满足不了要求就骂干部，穷得理直气壮，还振振有词：共产党不让饿死人，我过不下去了，不找政府找谁去。有一个贫困户从乡里领到三百元救济款，竟然用其中的150元买鞭炮，理由是崩崩穷气，返回来再朝政府要米面。这些人也是村里工作的难点，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如此种种，虽然也许是个别现象，但它毕竟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现实。我们一直尊崇劳动光荣，50年前，对二流子懒汉可以实行改造，让他们摆脱寄生虫般的生活。社会发展进步到现在，不劳而获者为什么还觉得天经地义呢？在责怪农民不讲道理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一下，有些做法确实纵容了这种不良风气，也就是说，是我们把有些农民惯坏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放松了对农民的思想教育。

毋庸讳言，农民群体是最散漫的，要让农民组织起来，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都没能积聚起农民的全部积极性和劳动热情。在吃大锅饭的年代，部分农民养成了出工不出力、投机取巧的恶习。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农民的懒散劲一发而不可收。说教式的政治运动淡出之后，对农民的宣传仅限于解决温饱达小康，免除农业税，对种田农民实行奖补等等，仅仅剩下了用钱说话。我们承认经济投入可以改变现状，但不能彻底改变人的精神面貌。所以农村的扶贫，除了加大物资、资金、科技等方面硬件的投入力度之外，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第一、用现身说法改变懒。

要让农民知道，取消农业税，对种田农民实行奖补，是让农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不是国家把农民养起来，幸福生活在任何时候都是要靠劳动创造的，勤劳善良的优良传统不能丢；另外，外出考察学习时，不要总是派干部去，而要根据考察目的，选一些有一定影响力、说服力的农民去参观考察。由于他们来自最基层，又能回到最基层，他们的宣传作用会比干部的话语更有号召力。比如云贵山区，人多地少，坡地很陡，几平米的一块山地，农民都不放弃；反观我们这里，大片大片的平地都撂荒了，相比之下，我们的农民是否感到心里有愧？年年喊化肥贵，有的村庄街道两旁的粪沫子有半尺厚，怎么不见有农民积攒农家肥？有时间都用于抽烟喝酒打麻将了。要选取本地勤劳致富的典型，通过宣传奖励，激发起农民的干劲，我们不能罚懒，却可以奖勤，教育农民知道共同富裕不是等来的，不是送来的，而是自己干出来的。这比干巴巴的说教和单纯地送钱送物更有说服力。

第二、用耐心说服戒掉赌。

所有参与赌博的人都抱有一种侥幸心理，希望凭借自己的运气不劳而获，其实质是一种心理不健康的表现。在加强法律、制度惩罚的同时，必须施以心理疏导。扶贫的工作重点不是造就贫困户，而是减少贫困户，所以，对待参与赌博的农民，除了责罚，还应帮助。一个人成不了赌局，一个赌徒的败家过程，家庭、村组、政府都有责任。那么多人参赌，家庭没有尽到劝阻的义务，村组没有尽到管理责任，社会环境纵容赌博，政府部门只管抓人罚款，没有做好教育工作。所以，要彻底戒除赌博恶习，减少贫困户的数量，应实行连带责任，分别追究家庭成员、赌博窝点、村民小组或社区等知情不报、管理不严的责任，形成高压态势，使赌博者没有聚合之地。

第三，用心理疏导治理“闹”。

农村中所谓的“闹”事者，不是流窜街头的市井无赖。他们闹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没有寻找到致富门路，没有启动资金，因天灾人祸对生活失去信心，没有解决困难的办法，或债台高筑产生绝望心理，还有的因不满现状导致言行极端等等。处理这样的问题，仅凭送钱是不行的，心病还需心药治，需要我们的干部做大量的思想工作，要通过耐心细致的心理疏导，摸准闹事农民的症结，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就要多方位地替他们寻找解决方法。往往是解开一个结，就能释放一大片。如果我们的干部能真正做到视民如伤，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老百姓也不是无理取闹之人。常言道，二流子转变，赛过模范。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再给农民指引一条脱贫致富的门路，配以资金、技术帮助，还会有那么多的所谓刁民吗？

扶贫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千家万户，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难题。“贫穷就是缺钱，钱到了就能脱贫”，只是一种良好的主观愿望。只有让贫困户的思想解放了，观念更新了，心平气和地发展生产，让内因发挥作用，再施以外因扶助，比如政策支持，科技指导，宣传教育等等，才能真正达到变输血为造血的目的，才能实现由扶贫到主动脱贫的转变。

第四篇：雅思口语只靠背诵是不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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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口语只靠背诵是不能成功的朗阁雅思培训学校的老师发现，中国学生的考试水平很高，背功很厉害，然而面对雅思口语时却纷纷落败，虽然把考试技巧和指导铭记在心，也将备考资料倒背如流，但是当真正需要自己表达的时候却束手无策，普遍得分很低，最后总结，认为雅思口语考试很难。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中国学生习惯了考试，习惯了背诵，而口语是需要现场发挥的，仅靠背诵几个话题是远远不行的。

其实，尽管单靠背诵不能保证口试的成功，但是如果应对策略得当，也可以取得比较满意的分数的。这就要求所有的考生们要在考试之前做好准备的前提下，做出灵活机敏的反应。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雅思口语考试，它注重的是考生的英语交际能力，目的是测试英语国家学习和生活的能力及英语的交际能力。这必然与交际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和技巧密切相关。因此，语言能力并非绝对保障口语考试的成功。面试时要有个人的风格和特色，要处于放松状态。

怎样在面试中运用自己有准备的材料，以免陷入被动的境地，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面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考生未能准备的问题，如果考生对有准备的问题和未能准备好问题的回答语言表达(包括语言风格和流利程度)反差较大，考官首先就会对有准备的回答产生怀疑，认为由此判定考生的水平不可靠，往往未等考生说完便打断话题，接着转换到另一个话题上去，或者就考生回答的内容提更多的问题。被打断的次数越多，考试也就变得越被动。因此，考生在考试中对所背材料必须做技术处理，使整个面试过程保持整体一致性，从语言到表情动作，给考官一个自然而无斧凿之痕的印象(be natural)。

总之，影响口语成绩的因素主要包括考生的英语口头表达能力、心理素质以及考试策略。可以说，口语在短时期内得到明显提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考生的临场心理素质和考生的交际策略与技巧成了应考的关键因素。可见，参加口试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考生们也可以随时前来朗阁雅思培训学校来咨询有关雅思考试的一系列问题。（朗阁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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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质量管理不能靠口号

质量管理不能靠口号

更新日期：2004-12-2 11:35:46

在现今许多企业，尤其是在国有企业，“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质量是产品的灵魂”、“质量第一”、“严把质量关”……类似的标语口号叫得很亮，喊得很响，但给大家的感觉是这种所谓的“全员质量意识”、“精品意识”只是停留在“口号”上，一些企业未形成科学的质量管理制度，其中也包括为数不少的通过质量体系认证的企业。下面就产品质量管理方面，谈几点看法。

质量管理不是心血来潮，情绪激动时的“三天严，十天紧”，也不是唱高调来愚弄舆论，欺骗用户，而是要靠建立科学的体系和制度。

ＩＳＯ９０００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认证是必经之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总结了当代世界质量管理领域的成功经验，应用当前先进的管理理论，以标准的形式向各企业推荐了一套实用的管理模式。这也是在各国企业界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科学体系。

将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结合自己的行业特点，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企业的体系认证不是用来“装饰”门面的，更不是用来作秀的，而是真正要推动和规范企业的产品质量管理，从而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的。所以，一方面要认认真真地从上到下组织学习，领会其管理体系精神；另一方面，要在实际生产中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时，对于认证及符合性审核中暴露出和存在的问题要及时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

为什么有的企业通过了质量体系认证，但产品质量仍无法保证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未按体系要求认真执行；另一方面，质量体系认证并没有解决企业内部质量责任的落实问题。概括地讲，ＩＳＯ９０００质量管理体系只是提出了一个质量标准或原则。因此，关键是设计一个及时发现纠正质量问题并能落实质量责任的管理制度。

全过程倒推质量管理法就是一个很好的质量管理体制。它是按照用户和市场的特点结合行业标准来确定产品的最终质量标准，再以成品的质量标准为起点，按生产过程向在半成品、原材料制造过程中逐级倒推，制定各个工序的质量标准，上道工序必须达到下到工序的要求，下道工序具有检验上道工序质量的责任和权利，从而构成了全过程逆向的质量监督链和全员的质量责任体系，只要各企业，根据企业实际，将其分解、细化，并与其经济收入等考核挂钩，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

摘自《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