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第一篇：理解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尊敬的党组织：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民主和集中，二者既相互矛盾，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首先，民主是集中的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只有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让各种意见和方案都讲出来，才能进行比较和鉴别，把最好的意见和方案吸收到决策中，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实现党内的正确的集中。集中离开了民主这个前提和基础，就会变成独断专行，形成的决议和决定会带有许多主观主义的因素、给工作造成失误，挫伤党内外群众的积极性。

其次，集中是民主的指导和归宿。没有正确集中的指导，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因为没有集中的指导，民主不会有正确的方向，没有集中，党就会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党的一切活动都无法进行;党章明确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就可能遭到破坏，行使民主权利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党的正确决策就不可能成为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统一意志，更谈不上贯彻执行的问题。可见，集中是民主自身的要求，是实行民主的保证和指导。此外，发展党内民主，目的之一在于调动广大党员积极性，使党作出正确的决策并得到贯彻执行，以实现党的目标。从这一点上说，集中又是民主的归宿。

上述两个方面都表明，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和集中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这样说，民主的过程就是集中的过程，没有集中也就没有民主。当然，民主作为基础和前提，必须决定、制约集中，并通过集中来反映自己的存在;而集中作为结果，只能服从民主，接受民主的制约，并体现民主的要求。这是由民主和集中的不同功能决定的。

汇报人：xiexiebang

2014年6月16日

第二篇：如何理解民主与集中相结合

如何理解民主与集中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根本制度，它源自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项条件。作为共产国际加入条件的民主集中制，是列宁提出来的。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加集中制（《列宁所说的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什么》，《学习时报》第422、423期）。

中国共产党从“七大”开始，就在党章上对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机制作了表述，说“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从“十四大”开始，党章又在这一表述的末尾加上了“相结合”的字样。党章上的这项表述，是对列宁民主集中制运行机制的科学概括。

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是间接民主制度的产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成立之初，就把民主制确定为党的管理形式，只不过由于党员人数众多，地域辽阔，整个党不能只设一级组织，实行直接民主制，而必须设多级组织，实行间接民主制，即代表式民主制。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解决了。但是，实行间接民主制，就需要有一定的结构形式，党的权力才能运行。那么，党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结构形式呢？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出现了严重分歧，有人主张采用分权型的结构形式联邦制和自治制，列宁主张采用集权型的结构形式集中制，他认为，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政党不应当是一个结构松散、任由每个组织各自为政的党，而应当是一个统一集中、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的党。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联邦制和自治制先后被否定，集中制被接受。列宁所主张的、民主制加集中制组成的民主集中制被载入了党章。

由于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加集中制，整个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就要求党的各级组织既要实行民主制，又要实行集中制。但是在对待这两种制度的态度

上，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倾向。一般说来，上级机关偏爱要求下级服从上级的集中制，嫌民主制“碍手碍脚”，它们不愿意受到制约。下级机关的倾向相反，它们偏爱能让自己“主事”的民主制，不太喜欢要求下级服从上级的集中制，它们不愿意受到管束。为了防止党的权力机关出现异化，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根据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地位的不同，对它们如何实行民主和集中分别规定了不同的要求，对上级机关的要求是，实行集中制要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对下级机关的要求相反，实行民主制要以实行集中制为前提。所谓实行集中制要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是说，上级机关要求下级机关服从自己，首先自己必须实行民主制。列宁所说的民主制，是同君主制和贵族制相对而言的政体形式、政治制度。权力机关实行民主制，就要体现应当由权力机关体现的、使民主制区别于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基本特征。这样的特征有三项。

第一，必须选举产生，选举制是代表式民主制的启动方式和必要条件。列宁把公开性和选举制视为民主制的两个标志（《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31―132页。本文中的引文都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以下引文只注卷次页码），他把建立在选举制基础上的代表式民主制称为“理想的民主制度”（第16卷第95页）。列宁强调选举制对于民主制的意义，是因为，与君主制和贵族制不同，民主制的权力机关只能由选举产生。正因为如此，今天世界上所有实行代表式民主制的地方，选举制和代表式民主制总是相提并论，形影不离。

第二，必须集体决定重大问题，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是民主制的权力运作方式。列宁说：“民主制是人民掌握权力”（第37卷第67页）。所谓“人民掌握权力”，在间接民主制度下，就是权力机关即代表机关集体决定重大问题。集体决定重大问题是民主制区别于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权力运作方式。在权力运作方式上，如果不是集体决定重大问题，而是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或者很少一部分人

决定重大问题，民主制就成了君主制或者贵族制，民主集中制就成了君主集中制或者贵族集中制。

第三，权力的行使必须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不得以权谋私，决定问题要符合实际，这是民主制的根本属性。列宁说：“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第30卷第383页）。他在这里说，民主（制）就是：行使权力、决定问题要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在直接民主制度下，这一点不成问题。因为在直接民主制度下，权力行使者和权力所有者是同一个主体，他们在行使权力即决定问题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始终在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这里不存在以权谋私的问题，因为谋私就是为大多数人自己。这里也不存在脱离实际的问题，因为人们决定问题都从实际需要出发，不会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糊弄自己，也不会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但是在间接民主制度下，情况就不同了。在间接民主制度下，由于权力行使者和权力所有者不再是同一个主体，而是两个主体，权力的行使既可能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也可能背离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当出现后一种情况的时候，它可能表现为以权谋私，而权力行使者一旦成为只为自己谋利益的特权阶层，民主集中制就成了特权阶层的集中制。权力的行使背离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除表现为以权谋私外，还表现为决定问题脱离实际，表现为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而权力行使者一旦成为彻底的官僚主义者，或彻底的主观主义者，民主集中制就成了官僚主义者的集中制，或主观主义者的集中制。

第三篇：民主理解

民主的原意是一种与个别人专制独裁统治不同的，实行“多数人统治”的国家形式。“多数人的统治”是指在统治阶级范围内的多数人。

民主的含义则是指一种国家制度。是指一定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有事物的国家制度。

教材上讲到的“民主”，首先是指它的本意，即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通常又叫“民主制”。是一种与专制制度相对立的国家制度。

归纳上述内容,民主的含义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国体意义上和政体意义上）；

第二，民主是同专制制度相对立的，实行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第三，民主总是一定阶级范围内的民主。

民主，是在特定的经济关系基础上保障公民的权利得到平等实现的政治形式。在阶级社会中，它表现为以特定阶级的利益为基础，平等地实现统治阶级成员政治权利的国家形式民主价值

究竟什么是民主呢?我们不能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政治所提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其中当然包括投票以及尊重选举结果，但民主也要求保护各种自由权利、尊重立法机构、保障言论自由以及发布新闻和公正评论而不受政府检查。如果在选举中不同党派未能得到充份机会表达自己的立场，或者选民没有获得新闻的自由、也无法自由地考虑不同候选人的观点，那么即使有例行的选举，这样的选举也是弊端重重的。民主政治需要一整套机制，它并非一个孤立的、机械的由多数人实行统治之类的原则。

从这一角度来看，民主政治的优点以及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反映出人类社会中一些独到的德行，这在其充份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事实上，我们可以提出，民主政治从三个方面丰富了民主社会公民的生活。首先，政治自由是人类一般自由的组成部份，而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的幸福生活当中，关键的一个部份就是行使公民和政治权利。政治和社会参与在人类的生存和生活里具有内在的价值。而阻挠人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实际上是对人们的一大剥夺。其次，如上所言（我曾与那种认为民主与经济发展相互冲突的观点争论过），民主具有一种重要的工具性价值，能促使当政者倾听民众所表达出来的要求（包括经济方面的要求）。再次，民主的实践给公民们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从而有助于在社会中形成价值观、并明确各类问题的优先顺序，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即使是“需求”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包括对“经济方面的需求”的理解），也需要在公众中展开讨论，需要交换不同的信息、观点和判断。由此可见，民主除了是公民生活中的内在价值、在政治决策中具有工具性价值外，它还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价值。当我们讲到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时，必须同时考虑到民主在这三方面的贡献。

若要把“需求”（包括“经济需求”）所包含的内容加以概念化、甚至综合化，本身就需要行使政治和公民权利。欲恰当地了解经济需求的涵义（其内容及影响），就需要在社会成员之间展开讨论并彼此交换意见。在产生资讯充份、深思熟虑之选择的过程里，政治和公民权利，特别是那些与保障言论、争辩、批评及持异议的自由有关的权利，是核心的条件。在社会的价值形成和决定各项需要的优先顺序时，上述过程是至关重要的；一般来说，我们不能把大众的各种偏好视为既定的、与公众的讨论无关，不能无视在一个社会中当局是否允许有公开的意见交换和争论。

实际上，在评估社会和政治问题时，公开对话的范围和效用常常被低估了。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生育率过高的问题，在公众中组织相关讨论可以卓有成效

地降低生育率。在印度有大量证据证明，在识字率较高的邦，组织公众讨论高生育率对社区、特别是对青年妇女的生命的不良影响，对这些地区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有明显作用。如果说，在印度的克拉拉邦或塔米尔.那都邦，现在出现了小型家庭是现代社会的幸福家庭这样的观念，这无疑要归功于一系列相关的公众讨论和争辩。克拉拉邦现在的生育率是1.7（与英国和法国相同，比中国的1.9还低），实现这一目标完全未使用任何强制性手段，而是主要依靠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出现──在这一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政治和社会对话扮演了重要的作用。而克拉拉邦的高识字率（比中国的任何省份都高），特别是妇女识字率，则是这种社会和政治对话的重要的前提条件。

人类社会里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苦难和剥夺现象，其中有一些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社会手段而消除掉。当我们衡量人类自身的“需求”时，应该充份考虑到人类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的种种困苦境遇。例如，我们会觉得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值得追求，一旦可行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些视为一种需求。我们甚至会想到“长生不老”，就象西天的佛那样用上三千年时间去探讨经书中的奥秘。但是，我们毕竟不会把“长生不老”看成是自己的“需求”，因为那很明显是不可能的。我们了解有些剥夺现象是可以预防的，也懂得如何这样做，而我们关于需求的概念是与此密切相关的。在关于哪些事是可行的（特别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否可行）这类问题上，我们要形成共识和信念，就需要借重公众讨论。政治权利，包括言论和讨论的自由，不仅在产生对需求的社会认知时是关键性的，而且在确定经济需求的含义时也是至关重要的。

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

如果以上的分析是对的，那么，民主的诉求之所以有高度的价值，就不仅仅是基于它具有某一特殊的优点。民主的优长是多方面的:首先，自由和政治参与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内在的重要性；其次，民主是一种重要的工具，能产生激励而令政府面向其公民并对他们负责；再次，在形成价值观念以及形成民众对需求、权利和责任的理解的过程中，民主具有建设性的作用。根据这一判断，现在我们可以提出本文欲表达的核心问题，即为什么说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并非人人都认同民主的绝对重要性，若把民主与其他我们关心和忠于之事相比，尤其如此。这确实是事实，在此问题上人类并无完全的共识。而在有些人看来，这种缺乏共识的现象就充份证明，民主的价值观并不具普适性。

显然，我们必须从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入手讨论下去:到底什么是具普适性的价值呢?若有一种价值被视为有普适性，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人人都得对此价值表示赞同呢?如果确实必得如此，则世界上恐怕就没有什么具普适性的价值了。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哪种价值未曾被人反对过，即便是对母爱大概也不例外。我认为，如果某些理念具有普适性意义，那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一致赞同，所谓的价值的普适性，其实就是指任何地方的人都有理由视之为有价值的理念。

当甘地宣扬他的非暴力理念是普适价值时，他并不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已按此理念行事，而是相信人们有充份的理由承认这一理念是有价值的。同样地，当泰戈尔提出“思想自由”是普适价值时，他并没有说人人都接受了这一观念，他的意思是，人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去接受这一理念，而泰戈尔毕生都在为探求、表述和传播这样的理由而努力。[6]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任何关于某理念具普适价值的主张都会涉及到一些反事实的分析（counterfactualanalysis）。特别是当人们对这样的主张尚未充份

思考之时，他们未必会从中发现其价值。不光是在民主的价值普适性问题上，所有关于普适性价值的主张都有这样的隐含性前提假设。

我想说明的是，在二十世纪里所发生的最大的对民主的态度之转变，正是与这个常见的隐含性前提假设相关的。当考虑到一个国家尚未实行民主政治、那里的民众也没有机会实践它时，现在通常会假定，一旦民主政治在那里变成现实时，人民就会认同它。而在十九世纪，典型的情况是不会采用这样的假设，而那时被视为很自然的看法（恰如我前面提到的那种预设式（default））在二十世纪里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同时也应注意到，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观察二十世纪历史的基础之上的。随着民主的扩展，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就必然越来越多，而不是日益减少。民主制度从欧洲和美洲发源，伸展到世界上的许多遥远的角落，在那里人民积极地参与到民主政治当中去并接受了这一制度。不仅如此，一旦某一现存的民主制度被推翻，即使抗议这一政治变化的活动常常遭到粗暴的镇压，广泛的抗议活动也仍然会此起彼伏地出现，许多人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为恢复民主而战。

有一些人质疑民主的价值普适性，其理由并不是民主未得到所有人的赞同，而是各国的国情不同。他们所讲的不同国情有时是指一些国家的贫穷状态。他们的观点是，穷人感兴趣的和关心的是面包而不是民主。这种时常听得到的说法有两大层面的错误。

首先，正如以上所言，对穷人来说，民主的保护性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当饥荒的受害者面临饥饿的威胁时，这是非常明显的；对那些被金融危机从经济阶梯上甩下来的贫民来说，也是如此。有经济方面需要的人民同样需要在政治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民主并不是一种非得达到普遍富裕后才可享用的奢侈品。

其次，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如果穷人有选择的话，他们宁可拒绝民主。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事例，七十年代中期的印度政府曾试图用同样的观点为它宣布的“紧急状态”（以及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压制）辩护，在随后的选举中选民们围绕着这一问题分成了两个阵营。对印度的民主制度来说，这是一场命运攸关的选举，选举中主要的争议就是实施“紧急状态”的问题。结果，虽然印度也许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印度选民们的多数坚定地拒绝了政府压制政治和公民权利的企图，他们挺身抗议政府忽视民众的自由和权利的做法，并未把注意力放在抱怨经济剥夺方面。印度的现实完全驳斥了这种穷人不在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说法。若观察韩国、泰国、孟加拉、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以及亚洲其他国家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结论也并无二致。同样地，虽然非洲的许多政府排拒政治自由，一旦条件允许，那里就会出现反对政治压迫的各种运动和抗议活动。

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不民主的体制能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这种想法有时被称为“李氏假设”，因为新加坡的领导人、前总统李光耀是它的鼓吹者。确实，有一些实行威权体制的国家（如韩国、李光耀自己的新加坡以及改革后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于许多非威权体制的国家（包括印度、牙买加和哥斯达黎加），从这个意义来讲，李光耀当然是对的。然而，这个“李氏假设”是以零星的经验观察为基础的，是根据高度选择性的、有限的信息归纳出来的，它并未经过任何以现有的大范围数据为基础的一般性统计检验。要证明威权体制和经济高增长的关系具有普遍性意义，就不能用高度选择性的资料去论证。例如，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几十年来一直是非

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经济增长当做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我们需要做更系统的经验研究，以便从中分辨出支持和反驳“李氏假设”的证据。

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普遍性证据能证明，威权主义的统治和对政治及公民权利的压制真的对经济发展有益处。确实，从普遍的统计资料中不可能归纳出这样的结论。系统性的经验研究（比如由罗伯特.巴若（Robert Barro）或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Przeworski）所主持的研究）的结果从未真正支持过这样的观点，即在政治权利和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着普遍性的冲突。[2]究竟政治权利对经济表现的影响为何，似乎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的作用；某些统计调查发现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弱的负相关，而另外一些统计研究却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如果把所有的比较研究的结果放在一起，关于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没有明显的彼此影响的假设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既然民主和政治自由本身非常重要，所以与上述研究相关的努力决不会遭到忽视。[3]

这个问题也涉及到经济研究方法的一个基本要点。我们不仅应当从统计上看相关程度之大小，还应当考察和分析关系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果性过程。现在，学者们已经对导致东亚地区各国经济成功的经济政策和环境因素有相当多的了解。虽然不同的经验性研究所关心的重点不一样，但目前学者们已经就一份对经济发展“有助的政策”清单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在这个政策清单上有开放竞争、利用国际市场、由公共部门对投资和出口提供激励、高识字率和中小学入学率、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其他促进广泛参与经济扩张活动的社会条件等。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假设，这些政策中的任何一项会与更广泛的民主制度不一致、而只能由象在韩国、新加坡或中国那样的威权体制来强力支撑。实际上，有一项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要形成更快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宽松的经济气氛，而不是一个更严酷的政治体制。

要完成这一研究，就必须超越狭隘的关于经济增长的观察，而应更宽泛地分析经济发展需要些什么，包括经济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需要。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就要一方面看政治与公民权利，另一方面看主要经济灾难的预防，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政治与公民权利能给予人民必要的机会，以要求政府注意社会上的需要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去满足这些需要。政府对其人民遭受苦难时的反应往往取决于人民施加的压力。而人民能否行使其政治权利（如投票、批评、抗议以及其他的类似权利），确实直接关系到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激励去关心人民的苦难。

我在别的地方也提到过一个明显的事实，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4]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在世界上此刻正发生的两场大饥馑中，一场在北朝鲜，另一场在苏丹，可以说，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

饥馑经常看上去与自然灾害有关，而新闻记者也常常把饥馑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灾害:在失败了的大跃进期间中国出现了洪水灾害，在埃塞俄比亚有旱灾，而在北朝鲜则是谷物歉收。然而，许多同样遭受到类似自然灾害的国家，甚至其灾情更重，却能有效地避免饥馑的发生。因为，对选民负责的政府必须积极地采取措施以帮助人民、减轻饥饿的威胁。在一场饥馑中，主要的受害者是穷人，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创造收入（例如，通过就业计划等）、让潜在的受饥馑威胁的受害者获取食物，从而使穷人免于饿死。即使是在那些最穷的民主国家里，万一遇到了严重的旱灾、水灾或其他自然灾害（如印度在1973年，或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在八十年代前期），政府也能让人民得到食物而从未出现过饥馑。

如果采取认真的努力，要避免饥馑其实是很容易的。而一个民主政府由于必须面对选举和反对党及独立的报纸的批评，所以除了积极努力地避免饥馑以外别无选择。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直到独立之时都饥馑不断（最后的一次饥馑发生在1943年，是印度独立前四年的事，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曾目睹了饥馑时期）；然而，自从印度建立了多党民主政治和实现了新闻自由之后，饥馑就突然消失了，这样的结果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我在其他书着中，特别是在我与让.德热兹（Jean Dreze）合作研究的成果中，也谈到过这些问题，在这里就不再赘述。[5]避免饥馑实际上只不过是民主政治可以解决的诸多问题之一，当然举这个例子是最容易的。一般而言，政治和公民权利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它有助于防止出现经济和社会性灾难。如果一个国家诸事顺利、一切都走上了轨道，人们或许不会特别注意到民主的这种工具性作用。但当形势因种种原因变坏时，民主政治所提供的政治激励机制就显现出巨大的现实意义。

我相信，从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即许多经济技术官僚主张使用由市场经济提供的经济激励机制，但却忽视由民主政治所保证的政治激励机制，这意味着实行一种极不平衡的制度基础。当一个国家运气不错、未经历严重的灾难、一切顺利时，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可能未必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当经济或其他环境发生变化，或者发生政策失误而未予纠正时，由此会产生不安全的危险，这时哪怕一个国家看上去十分正常，其中也可能潜伏着这类危险。

最近东亚和东南亚发生的问题就是实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惩罚，这在两个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首先，在这一地区的某些国家（包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里，金融危机的发展与商业上缺乏透明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金融运作方面缺乏由公众参与的监督。没有有效的民主制度下的舆论监督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核心原因。其次，一旦这场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全面衰退时，在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里，民主制度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方面的真空就显得极为突出了，这与民主国家可避免饥馑是同样的道理。在印度尼西亚，很多人被这场经济衰退剥夺而生机困难，当权者却根本不理睬他们的诉求。

这些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都达到了百分之五至十，也许在金融危机中国民生产总值跌落百分之十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若经济收缩的负担不是由全社会分担，而是集中压在承受力最低的失业者或社会上的过剩劳工身上，那么，哪怕经济增长率只下降百分之十，也会使数百万人陷入悲惨境地，甚至夺去人们的生命。在印度尼西亚的情势一帆风顺时，这些社会地位脆弱的人们或许不觉得没有民主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但在没有民主的社会里他们的声音被压抑住了，而危机来临时所带来的沉重代价就会轻易地压倒他们。在最需要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发挥作用时，他们才体会到了没有民主政治的悲哀。

第四篇：课堂提问的民主与集中

07师本（2）班070101237夏芸070101239钟颖

1.学生不愿回答老师的提问怎么办？

答：

1、利用奖惩机制激励学生回答问题：（1）平时上课学生有回答问题，按次数登记，算入期末总评；（2）用表格统计再评出积极学生，在家长会上进行反馈。

2、多提问学生感兴趣的问题。

3、多提问具有发散性答案的问题。

2．学生点名后不会回答问题怎么办？

答：

1、把问题复述一遍，然后将问题分解，一步步引导学生回答问题。

2、鼓励学生回答：告诉他回答错误也没有关系，只要敢于说出来就是好的。

3、换一个简单一些的问题问学生，以增强学生的信心。

3．课堂提问的民主与集中

（1）为什么要民主，为什么要集中？

答：因为民主可以让学生更积极地参与教学活动，提高他们的学习主动性，能够使学生发

散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集中可以防止 学生自由提问时，问题过于简单、幼稚，或未抓住重点，偏离主题太远。

（2）什么时候民主，什么时候集中？

答：民主：在讲课之前（以学生预习过课文为前提），或讲授教学内容后留有几分钟时间

让学生自由提问，而提问可用学生提问--学生回答和学生提问--教师回答的方式相结合。

集中：

1、可在民主提问过程中或结束后集中，以防学生在民主提问时偏题太远，也可补充学生在民主提问时未涉及到的重难点。

2、可在教师讲课的过程中提问，以防止学生注意力分散。

3、可在讲课完，集中提问，让学生可以回顾课本重难点。

（3）课堂提问怎么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答：做为教师，首先要认清民主与集中是统一于整个课堂提问过程；然后依据具体的情况，如课文的内容、可涉及的问题等等，把握好民主与集中的比重，不应特别倚重任何一种方式，在课堂提问时，应灵活处理二者的关系。

第五篇：浅谈民主现状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浅谈大学生对低碳生活的认识

作者 xxx

（文化与传播学院 陈琦敏）

摘要：改革开放后我国民主现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诸如农民工这类不民主的现状依然存在着。关键词：农民工、民主现状、改革开放

一、调查结果以及现象分析

通过此次调查问卷，我们分析出了以下几点：

（一）还有较多大学生对低碳生活认识水平低

详细情况由下面的（图1）比较清晰的展现出来了，（图1）是由此次问卷调查结果得到的。由下面的饼图可以看到有一半以上的人对低碳生活只是听说过但不了解或从没听说过。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对低碳生活的了解水平还是太低，更何况那些文化水平更低的人和那些对时事漠不关心的人呢！所以我们觉得要使大家都能更好地做到低碳生活，首先要充分的宣传低碳概念，让绝大部分的人能了解做到低碳生活对我们的重要性，在进行下一环节，因为所有的事都不可能一步登天。①

（二）对要实行低碳生活的态度不够强硬

由此次问卷调查，我们可以知道大家在要实行低碳生活这方面的态度还不够强烈，虽然在中可以知道会实行低碳生活的人占一半以上。但说实话，我觉得里面还是有一些水分的，从我平时对身边人及自己的生活的观察来看，真正有彻底实行的人很少，活是很多坚持不了多久就忘了再进行下去。而且还是有一大部分人是处于无所谓状态，他们认为只要不影响自己的生活就行，但我们又可以从（图3）中知道只有8%的人感觉是没影响的，我也并不否认真正实行低碳生活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对于这一情况我们也应采取措施。1 大学生的低碳生活意识不强，浪费现象严重。

近年来,随着高校的扩招,高校规模不断扩大,在校生人数大幅度增加,教学实验楼和学生宿舍楼以及与学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配套设施也迅速扩张。水、电、煤、气浪费现象严重,“白昼灯”“长明灯”,供水管泄漏、水龙头滴水,使水、电、煤、气等费用开支随之大幅上涨。这与我们应该积极提倡并去实践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的生活相违背的。我们应该要注意节电、节气、熄灯一小时等等点滴做起。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2 大家的节约意识不够。

（1）学校的相关规章执行、校园管理不到位，在对大学生节约意识的教育方面力度还不够, 没有积极组织有关环保活动。

二、提高大学生的低碳意识和激发其行动的建议

（一）大学生应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二）加强对大学生环境意识的教育

致谢：

通过本次调查统计，我们了解到了当代大学生对低碳生活的认知程度，感谢陈琦敏老师的指导协助完成论文工作。

参考文献 ：

[1]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杜鹰,白南生.《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3]郑传贵.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性不可忽视.[J].改革与发展,2004年.[4]熊焰.低碳之路:重新定义世界和我们的生活[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①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