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恶俗化

第一篇：民俗文化恶俗化

【背景链接】

上下五千年，孕育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但是近年来，我们身边的许多民俗却在逐渐变味。如清明节有许多售卖祭祀品的摊位，不仅有亿元面值的纸钱、别墅、跑车、中华烟、保镖，而且还有最新款的IPAD、IPHONE、LV手袋。更有甚者，在一些公墓，还有纸扎的“小姐”“伟哥”和“安全套”等“新玩意”出售，一些打扮妖娆的“小姐”身上甚至有“某某夜总会头牌”的字样。

不仅祭奠民俗变异，一些地方的婚庆民俗也越来越俗不可耐。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些近年来热门的民俗文化恶俗，并针对这些选调生申论考试热点的恶俗做详细解析！

一位新浪网友在微博中“吐槽”了几年前给朋友做伴娘的经历。“10个伴娘被一堆人堵在楼道里，劣质喷雾弄得整个楼道都弥漫着五颜六色的气体，根本看不到人，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有人趁机动手动脚，而且还不止一个!2013年 2月山西省清徐县一场婚礼上发生的极端事件，更是骇人听闻。当天，24岁的新郎李瑞江被朋友数次猛烈击打导致气管断裂而住进医院，在昏迷10余天后，终因抢救无效身亡。对此，当地一位刚结婚的年轻人说：“结婚闹得越凶说明人缘越好，喷彩带的不如喷可乐的，喷可乐的不如喷灭火器的，现在就这风气，很讨厌，但谁都拿它没办法。”

传统上，很多民俗都是和特定的日子相联系的，比如泼水、舞社火等，只有在特定的日子才有氛围。但是在一些旅游景点，为了吸引游客，天天都有此类民俗表演。

【标准表述】

[表现]

民俗恶俗化三大表现

一是粗鄙化。像上述婚俗、祭奠民俗一样，一些民俗野蛮，充满低级趣味。

二是空洞化。原本在特定时间祭祀祖先的歌舞习俗频频在各种舞台上亮相，不容易看懂的部分统统被大肆改造，不但失去了文化的个性，原本对祖先、天地和神灵的敬畏也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张华丽而空洞的“皮”。

三是功利化。时下“哭先人”“供奉祖先”等传统民俗，也成为一些人赚钱的工具。如某地投资千万修建一处产业园，计划将民俗体验、酒店、餐饮等结合起来，同时还明码标价为客人提供“哭先人”“供奉祖先”等服务。

长期以来，我国很多地方都把民俗文化作为支撑当地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热衷于建造民俗博物馆或民俗园等，但在这些项目的背后，各地政府重视的却是经济效益和“民俗搭台”之后的“招商唱戏”，结果不仅不能保护民俗，反而对其造成了损害。

[深入分析]

民俗表现着社会自发形成的观念体系。在古典时代，它一直自动地发挥着为人际交往和民间活动提供秩序的作用。可以说，民俗是一种“潜法典”，它自动再生产着符合社会交往原则的民间社会关系。正是通过民俗，文化的传承才得以细化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民

间的婚庆丧典、节日传统、生活方式和交往规则都体现在民俗之中。但是在一个世纪的剧烈变动中，我国民俗变得越来越脆弱，文化精神和价值也趋向失落，一些传统民俗已经开始变异:春节成了送礼和大吃大喝的“黄金周”;国外传入的圣诞节和情人节，成了商家促销的节日;民间婚礼变成花钱费神的“交际场”;民间丧葬则变成了封建迷信的重灾区。

价值的失落和文化精神的缺失，让人们面对民俗时越来越觉得无所适从。“民俗恶俗化”就折射了民俗在随着时代的演变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某些严重变异。它不是在古典民俗基础上的续接与进化，而是在价值真空、信仰错乱的条件下，经过商业文化和低俗亚文化的侵袭而导致的退化。

[对策措施]

公序良俗对一个社会很重要，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乡风浓郁的地方，人们重感情、民风淳朴，精神面貌也好，这就是民俗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引导和教化效果。因此，守护民俗，就是守护国人的精神家园。

一是提高认识，加强对民俗文化保护的领导。对民俗文化的保护，不仅在思想要重视，方法上还要得当，所以应尽快建立县级民俗文化保护工作领导机构，按照科学发展的内涵，以人为本，落实专门机构、编制，保证必要的经费，研究和制订民俗文化的保护政策，使民俗文化保护呈现协调的、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二是作好宣传教育，加强引导。要有计划地利用民俗节日，组织群众开展民俗文化活动，利用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活跃乡村文化生活，增强民族凝聚力，扩大民俗文化的影响，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增强群众对民俗文化自豪感的认识，使民俗文化的传承由被动接受向主动吸取转变。

三是要从根本上加大投入，加强民俗文化进校园的实施，重视本土文化的传承教育，培育一批民俗文化的爱好者、传承者，让他们引领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使民俗文化在现代化的热潮中保持着优秀文化的本色。

四是要重视民俗文化传人保护。由于民俗文化传人大多年龄偏大，生活困难，随着他们的去逝，很多珍贵的民俗文化也就随之消失。所以要关心他们生活，发放固定的津贴补助，并且不能仅停留在统计摸底这一阶段，还要抓紧对他们掌握的民俗文化进行记录保存，使民俗文化保护工作少留遗憾。

五是整合行政资源，协调部门配合。进行民俗文化的保护，首先要摸清底数，目前文化、民族、旅游等相关部门在这方面都进行过一些阶段性的工作，但存在互不通气、各为其政的现象，既造成了行政成本的浪费，又会导致民俗文化资源统计的缺失。今后应理顺关系，协调配合，从而形成合力，使民俗文化保护工件全面、高效运行。

第二篇：民俗文化

山西文化与内蒙古文化中不同的展演

十年腾飞看深圳，百年发展看上海，千年古都看西安，五千年文化看山西，民族风情请看内蒙古。

（一）民间文化：

晋商文化。天下最富是山西，当然这是百年前的事情了，百年前的天下最富的山西，随着国之殇而落幕。但是晋商文化确成为山西的宝贵财富，也融进了现代山西人的血液里。

再次，为佛文化。

山西是个很讲佛性的省，这跟著名的佛教名山之首，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有很大的关系，对于信仰，我不好说什么，但是在当今物欲横流，信仰缺失的社会里，心存佛性，也算善莫大焉。

BM201310243866

品中国味道 诉民大情怀

第三篇：民俗文化

县域文化

社火

（一）社火

（二）灯阵 宝卷

老调 土门戏 山歌 曲艺

剌绣 剪纸

社火

（一）春节闹社火，是我国民间流传较为广泛的一种文化活动。每当新岁复始、春风沐浴大地之时，满脸堆笑的庄户人精心装扮的社火队，便伴随着欢快的锣鼓声和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出现在四街八巷，观者如潮，热闹非凡，为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增添了浓郁而又祥和的节日气氛。

闹社火的风俗，由来已久。上可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远古时代，那时，“社”与“火”都是保佑人们安康幸福，主宰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神。古人类在祭神活动中，集体化妆、祈祷、祭拜，然后燃放烟火，挥舞利剑，驱散妖魔，那便是社火最原始的一种形式。到了宋代，社火已在许多地方流传开来，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中说，宋代北方有街坊杂耍演出，称为“社伙”，后来改为社火。演变到今日，社火已成为过年时必不可少的一种民俗文化活动。在古浪，几乎各地都有村民自发组建的“元宵会”，专门负责社火活动。每年正月十二正式演出，正月十五元宵节达到高潮。其地方特色之明显，群众参与兴趣之浓厚，非其它娱乐活动所能相比。

流行于古浪的社火形式，主要有高跷、芯子、秧歌、腰鼓、舞龙、舞狮等，因其形式独特、阵容庞大、装扮古朴典雅而倍受广大群众喜爱。走在社火队最前面的，通常为锣鼓队，他们充当整个社火队的“领舞”，掌握社火行走的方向和快慢。两人抬一大鼓，1人司鼓，6—8人紧随其后打击腰鼓，另外3人各持钹、锣、铰子，锣鼓齐鸣，声震霄汉，气氛威严。锣鼓队中间，最显眼的当属秧歌手，他手中高旋一柄大伞，伴随着锣鼓紧密的鼓点节奏，不断引颈高唱一些具体生动，诙谐有趣，妙语连珠的秧歌，惹得围观者笑声如潮。秧歌歌词大都是恭贺新春、歌颂政策、祝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福寿安康的一些话语。秧歌一般由四句组成，两句为一节，相互押韵。唱完第一句，锣鼓轰然齐鸣，又嘎然而止，紧接着唱第二句，节与节中间稍停顿片刻，由锣鼓奏鸣(俗称砸家伙)，然后一口气唱完第二节。鼓乐与歌声之间巧妙配合，形成波澜壮阔、声震霄汉的气势，为整个社火队增添了不少氛围。秧歌一般随编随唱,因地因人而异,如社火队到政府机关拜年, 秧歌手即唱: “你教我唱（来），我就给你唱，唱的是英明的党中央。一号文件暖人的心（呀），农民脸上就笑盈盈”，唱完一首秧歌，锣鼓队便急忙往前涌动。秧歌手忽然看到前面有人燃放鞭炮，喜迎社火，便停下脚步，即兴为他编唱了一首：“张老三（吗）你真大（的）方，点的鞭炮就丈二长。我怎么知道是丈二长，斗大的元宝就往屋里淌”等等。兴之所至，秧歌手也不时调侃一下挤得水泄不通的大姑娘、小媳妇：“正月十五（就）雪打灯，大人娃娃（嘛）游百病。大姑娘游得乐开了花，小伙儿夜里把床尿下”，惹得人们前俯后仰，捧腹大笑，那些姑娘媳妇们早已羞得满脸通红，溜得不见了踪影……

土门高跷社火

麻婆闹春

锣鼓队之后紧跟着“春官”老爷的仪仗队，他们手持五色彩旗和写着“回避，肃静”、“普天同庆”、“国泰民安”字样的招牌，走得非常端庄自然。“春官”老爷则头戴乌纱，身穿蟒袍，手持羽扇，前后左右由装束精干的道锣、探马、报子、门子、差役前呼后拥，显得仪态万方，威风凛凛，神情自得。“春官”是整个社火队的带头人，他代表着“春神”行驶司春的职权，在社火队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按照当地习俗，春官行进过程中，文官见了要落轿，武官见了要下马。当然，春官必须由当地德高望众者方可担任，社火队每天出发前，必先到春官家请老爷，下午歇身子前，先必须将春官送到家，谓“送老爷”，可见春官有多么尊贵！

春官老爷之后才是整个社火队的核心和主体——“身子”。这些“身子”依照某一出戏的部分或全部角色进行化妆和穿戴，如《黄河阵》、《白蛇传》、《西游记》、《封神演义》、《回荆州》、《火焰驹》等，也有的社火身子是乱劈柴，将几个折子戏里的人物共同串起来,古浪将闹社火叫“出身子”。那么社火中为啥将这些角色叫“身子”呢？这里面还有一段不同寻常的来历：春秋战国时代，楚庄王外出打猎，返回途中，突遭敌军包围。为了安全突围，有臣子向他献了一计：以活享一品棒禄，死封庙祭灯官为筹码，雇请了一个与楚庄王面貌相似的放羊人作替身。羊倌穿王服，戴王冠，骑高头大马，前有探马报信，武士开道，后有男女歌舞班子随行，全似楚庄王銮驾在朦胧夜色中行走。楚庄王则扮作哑巴，脸上抹黑，翻穿放羊人的皮袄，旁边有武士暗中保护，混在逃难的百姓之中安全脱身。而替身则被敌人当成楚庄王，一路追杀。替身仓慌逃命，钻进了一家马棚里，爬在槽头上不敢动，纱帽也戴歪了。恰巧这家的主人来贴春联，误将“槽头兴旺”贴在纱帽上。后来，楚庄王当了七雄之霸，为纪念这段经历，每逢春节便组织大家装扮耍闹，形成今天的社火“身子”。

古浪最出名的社火当属土门的高跷社火和芯子社火，社火身子踩在高跷上，排成一队，气势威武壮观。那些手持兵刃的天兵天将，怀抱赛虎犬的二郎杨戬，火眼金睛的孙悟空，憨态可掬的猪八戒、俊俏飘逸的天仙女……凌空行走在人头之上，令观者心悬三尺，眼花缭乱。芯子社火则由一辆接一辆的彩车组成，彩车里面是钢筋焊制的铁芯子，社火身子被高高固定在上面，形成各种造型，人称芯子社火。按照当地的乡俗，两队社火如果迎了头，必定会产生空前绝后的热闹景象，两队鼓乐顿时喧天奏鸣，两班人马群情勃发，社火身子或扬袖蹦跳嬉戏，或挥舞兵刃相互“交锋”，形成社火表演的高潮。

舞龙表演

东洋车子

其他地方的社火，多为“跑社火”，以舞龙、舞狮、腰鼓、秧歌、蜡花、东洋车子、旱船、大头和尚为主。蜡花姐儿身着彩色女腰裙，在丑公婆的带领下，紧随鼓乐节奏，脚下踏着“十”字步，手中舞弄着彩扇或彩带，边走便唱民歌小调，活泼有趣，婀娜多姿。有时丑公丑婆还手拿扇子边扭边说唱，像说快板似的，社火中称为“打交儿“；腰鼓队则头戴英雄巾，身着紧身镶边衣，灯笼裤，步伐俊健，鼓声时而舒缓，时而紧密，铿锵有力，气势磅礴；舞龙队各个头上扎着白毛巾，身着黄色镶边衣，在手举“明珠”的领舞指引下，将一条彩龙舞弄的忽起忽伏，左右盘旋，上下翻腾，形象逼真、活灵活现；舞狮者不断展示自己的“拳脚”功夫，与满身系着铃铛的狮子相互挑逗，打斗嬉戏；大头和尚则手持降魔木，憨态可爱地表演各种姿态的舞蹈……最能活跃全局的人物，还要数翻穿皮袄，脸上抹黑，手持油污鸡毛的膏药匠。他们滑稽幽默，诙谐有趣，边走边扭，随时随地制止乱闯乱挤的观众，起到维持秩序的作用。膏药匠是古代医生的代称，出现在社火中，代表着万药之灵，又名“八面风”，具有驱散瘟疫，促进健康的良好祝愿。谁家的小孩若有幸被膏药匠涂抹了膏药，据说能驱除毛病，健康乖爽…… 过了元宵节，社火队还要挨门挨户“串门”，也有的地方在初十前进行。每至一家，主人必要早早候在门外迎接，燃放鞭炮，敬烟敬酒，送上瓜子糖果之类。春官老爷进到堂前，焚香化纸，祝福他们一家五谷丰登、健康平安。社火队敲锣打鼓，绕院数圈，秧歌手合着锣鼓唱几首吉祥的秧歌，然后再转到下一家。等社火串完门，举行卸“身子“仪式后，一年一度的社火表演才算正式结束。

社火

（二）古浪社火遍及城乡，且村里都组织有“元宵会”，专管闹社火事务。旧时，每年从正月初六到二十日为闹社火时间，各村又依具体情况，或七八天，或十多天不等。社火队奉庄王爷为祖师，开闹叫“出身子”，要全体敬拜庄王；闹毕，谓“卸身子”，亦要全体谢庄王。

社火队中最尊贵的是春官老爷，由合村公举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清代，一般穿蟒袍，戴纱帽，戴假胡子，手摇羽扇，倒骑着驴马）。春官两侧各有一位陪官（有的地方也叫灯官老爷），穿戴袍褂，戴胡子，摇扇。春官前面是仪仗队，排列着若干旗手和打牌手，牌上写“普天同庆”、“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和“回?quot;、”肃静“等。仪仗队前南是两个门子，装束十分精干，身缀许多小铃铛，手执拂尘前呼后应。仪仗队后面是鼓乐队，其后才是社火队。到了民国以后，春官一般穿绸缎袍褂，戴礼帽，手摇羽扇，骑着马驴（也有步行的）。陪官亦穿戴袍褂礼帽，仪仗、回避之类多已减去。社火队各地不一，有的是高跷，有的是地奔；装扮内容也各异，有的是一出戏的全部人物，如《黄河阵》、《白蛇传》、《西游记》、《回荆州》等；有的是”乱劈柴“，把几上折子戏的主要人物串起来。不论哪种形式，都伴有鼓子手、”腊花姐儿“、”东洋车子“、竹马子、”妖婆子“、”瓜娃子“、棒槌娃、张公背张婆、大头和尚戏柳翠、旱船、狮子、龙、火流星等。”姐儿“多以男扮女。行走时，随着鼓乐节奏，扭摆起舞；到了家庭院落，则玩耍各种套路，并随民歌小调的唱和，翩翩起舞，叫”玩坐场“，这是社火队中最精彩热闹的场面。维持秩序的是滑稽导角”膏药匠“，抹黑脸，翻穿皮袄，头戴破草帽，身背串起来的小铜铃，一手拿牛角，内盛污油锅煤，一手拿鸡毛沾着油污，吆吆喝喝。他一声”膏药-“，人们便自觉让开，否则就会被鸡毛油污涂在脸上。

社火队每天早上出发前要到春官家”请老爷“，下午歇装前要把春官送回家，叫”送老爷“，天天如此。社火开始第一天，要到村上各寺庙庵观、峨博、泉头、井口以及数百年老树前上香、磕头，以祈神灵保佑。第二天起，挨家串户”上香“。每至一家，主人要燃放鞭炮，磕头相迎，春官进堂屋焚香化纸跪拜，祝福全家生财发福，五谷丰登，四季平安。社火队绕院数周，领唱秧歌的和着锣鼓几支预祝吉祥如意的秧歌，而后”腊花姐儿“等舞蹈歌唱，或玩坐场及其他套路。主人以烟、酒、糖、茶、肉菜等招待。一般活动并为停顿，食物塞在角色手里或者口里，并向龙口和狮子口里各献进几个馍头，挂上一匹彩红，递上一个红包（内装小钱，数量不等），叫”顺心“。而后离去另闹一家。

社火的道具和化妆

老爷：手拿芭蕉扇，头戴大礼帽，身穿长袍，戴髯口，老爷前面有两个人饰抱子。

抱子：手拿佛尘。

老爷后面的左排有头场子：头戴公子巾，身穿粉红袍，手拿扇子，也戴髯口。右排有二场子：穿紫红长袄，左手拿小竹蓝，右手拿小笤帚。头场子后面跟鼓子手若干名：每位背小鼓一个，头戴毡帽别纸花，身穿黄色衣裳。二场后面跟腊花子若干名：头带假发别纸花，身穿大巾妇女衣裳，穿裙子，手拿小锣或纸扇。再后面跟毛女子：头戴假发别纸花，手提红绿绸子。

鼓子手后面跟棒锤娃：头戴着别纸花的毡帽，手拿两根木制棒锤。最后面跟姜太公；头戴凉帽，手提鱼杆，戴髯口，身穿黄袍。中间还有头戴破草帽别纸花，身反穿皮袄，手提油瓶子的”寡娃子“，来回跑动维持秩序。

还有狮子、龙、旱船、”寡娃子拉驴“、”光棍“、”麻婆娘"等。

必要的道具：大鼓、钹、锣、唢呐等。

社火传说 很久以前，有一个皇帝叫苗庄王，他在琐阳城里过着安闲的生活。可是，有一天，敌人的千军万马包围了琐阳城，苗庄王并不着急。他慢慢的招集部队，商议对策。只见，敌人离城有二十里，安营打寨，营挨营，旗连旗。最前面有一个高士，骑着一匹骏马，后面有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混元旗，四门兜底旗，五处五方旗，六丁甲旗，七星北斗旗，八卦连环旗，九宫遮阳旗，十面埋伏旗……那场面真是旗幡招展，号带飘扬。

灯阵

元宵节举办“黄河灯会”，逛“黄河灯阵”，是生活在黄河两岸人民的古老传统年俗。这一风习，在我县黄羊川、土门等地较为盛行。当一轮明月款款升起时，365盏灯组成的绵延一里多长的灯阵便大放光明，与溶溶月光交相辉映；观灯、逛灯的人如潮涌动，锣鼓声、唢呐声此起彼伏；整个灯场一片欢腾，仿佛天上人间都沉浸在这喜庆而光明的气氛中了。

关于“黄河灯会”的起源已无从考究，但其美好传说在各地或同或异广泛流传。相传，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年旱魃作怪，天气持续干旱不见滴雨，泉水干涸了，庄稼枯焦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非常凄惶。有一位镇关大将。名叫李黑虎，看到这一情景，心里十分难受。为了拯救苦难的百姓，他翻山越岭，历经千难万险，找到了旱魃，凭着一腔正气和高超的武艺与旱魃进行了殊死搏斗，终于战胜了旱魃。然而，他的这一义举却触犯了天条，玉皇大帝非常生气，旨令姜子牙率365位正神，设下了“九曲黄河阵”，要斩灭李黑虎，黑虎有一个小妹，聪明伶俐，智勇双全，她为搭救哥哥的性命，穿阵斩将与姜子牙较量了七七四十九天，恰好在正月十五这天，破了阵，败了姜子牙，并把这险恶的“九曲黄河阵”也化作了浩浩荡荡的天河——这就是今天的黄河。自此以后，人们每年元宵节要以灯为神摆阵逛灯来纪念这对仗义的兄妹。

另一传说出自《封神演义》。赵公明的三个妹妹，即氏“三霄娘娘”，为报姜子牙杀兄之仇。摆下九曲黄河阵，要擒杀姜子牙。但姜子牙巧妙地走出了黄河阵，战胜了三霄娘娘。因此．在后来出现的“黄河灯阵”中，人们认为能走出黄河阵，便可逢凶化吉。

随着历史的演变，灯会不断地赋予了新的思想，新的内容。如今的灯会，人们应用现代科技成果，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融合，除尽情寄托自己追求光明、善良、幸福、吉祥的美好愿望外，还用一盏灯代表一天，365盏灯代表一年，象征和预示国泰民安、民阜年丰、天天光明的盛世景象。

宝卷

宝卷源自敦煌变文。它集文学、音乐于一体，是一种流传久远的古老说唱艺术。念卷在古浪广泛流传，是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古老传统的文化活动。

在冬闲的长夜里，尤其在过年的日子里，左邻右舍、当家户族的男女老幼相聚在热炕头或火炉边，众星捧月般围坐在“念卷人”周围，倾听宝卷。“念卷人”往往嗓音很好，善于歌唱。如果条件允许，旁边还有二胡三弦伴奏。整个过程时念时唱，每唱至末句，在场众人要合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之类的唱词，称之为“喝佛”，气氛很是和谐。

卷本中吟唱曲调较多，有哭五更、降香调、过江调等数十种。通俗的说法，有“五音调”、“七音调”、“九音调”、“十一音调”等按唱词每句字数区别的音调。流传的卷本主要有《四姐卷》、《对指卷》、《红罗卷》、《紫荆卷》、《康熙爷私访山东》、《红灯卷》、《包公三下阴曹》、《白马卷》、《鹦哥卷》、《救劫卷》、《牧羊卷》、《白玉楼挂画》等四五十部。

“八一”厂演艺人员采访土门念卷风俗

念卷是一种富有教育性和娱乐性的寓教于乐的活动。所有卷本中，都贯穿了被传统道德所推崇的忠、孝、节、义，所有卷本的主人公都是心地善良、忠贞不渝的正面人物，他们往往要经受诸多非人的苦难，直至最后，苦尽甜来，善得善报。这种故事勉励人们忍辱负重，积德行善，尽忠尽孝，让人相信因果报应，对生活充满希望和憧憬。

当然，作为一种旧文化的遗传，“卷”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性，其中宣扬封建迷信、维护男尊女卑即是糟粕。

念卷有好多讲究。念卷前，念卷人要洗手、上香，是十分恭敬的。人们称卷本为“宝卷”。倘向人家借卷本，不能说“借”，否则人家不答应，要说“请宝卷”才行。卷本不能随便乱扔，一般都用一块红布包起来，保存得很好。过去，读过书的人要抄卷，每次动笔前都要洗手、上香，恭敬其事。尤其老人们，把卷本看得很神圣。

念卷作为一种旧时代的文化活动，给人们提供了大量的精神食粮，尤其通过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念熏陶感染了一代代人的情操品质，对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现在，现代文明在农村中迅速普及，念卷这种活动不多见了，但这种独特风俗还在保留着。

老调

古浪地处边远僻地，在旧时代，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人们的文化生活较少受外界影响。但古浪人民性格开朗，热爱艺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地方艺术，老调音乐就是其中之一。所谓“老调音乐”，就是古浪民间艺人借以表现本地特有的戏曲内容的一种流传久远的独特的音乐形式，它有固定的曲牌，固定的旋律。古浪老调音乐以半自创半借鉴的形式出现，估计源于明代。老调音乐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创作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剧目，一些音乐形式在长期传唱中固定下来，成为具有独特地方色彩的老调音乐曲牌。

古浪流传的老调剧较多，常见的有《赐福》、《百宝箱》、《下四川》、《阴功传》、《投朋交友》、《两亲家》、《彦贵卖水》等，流传地域主要在大靖、土门一带，剧中运用的曲牌主要有“月头调”、“慢诉”、“紧诉”、“西京”、“东京”、“京板”、“五更调”、“冈调”、“长城调”、“琵琶调”、“老龙哭海调”、“苦诉调”、“银纽丝调”、“月尾调”、“过江调”等。老调曲牌在具体剧目的运用中，由多种曲牌连缀而成，其中“月头调”(又叫上月调)起头较多。一剧中十几个到二、三十个曲牌不等，曲牌可以前后重用。

老调音乐在旋律上与现代眉户有相似之处，但它更质朴，更古奥，更具乡韵土味。在表现方面，尤其长于叙述悲酸凄婉的磨难故事。其音调高亢、昂扬，旋律曲折回还，乐句长短相间，节奏快慢相应，风格粗犷而不失细腻，格调通俗而不失幽雅。古浪老调与眉户存在一种亲缘关系，但究竟是源渊关系，还是变种关系，抑或是支系旁系，尚待深入考证。古浪老调的伴奏比较简单，也许为了适应农村的简易条件，一般由干鼓、响铃、三弦、二胡、板胡组成，演唱者往往也是乐师，操一种乐器。在表演上，无角色演员，实际是一种演唱叙述。农闲时节，艺人们凑在一起(一般一个村就可组班，小村庄则与邻村凑班)，夏日傍树荫，冬日围炕头，在村中男女老幼的环围中一折一本地用音乐和歌声讲述那些扬善疾恶的传统故事。一般场合，开场都要先来一段《赐福》，也叫《大赐福》，分唱八洞神仙，祈仙赐福之意。之后，才演唱其它剧目。剧中故事都富有强烈的正义感，正面人物具有高尚品德，也就是说，剧目内容十分健康，偶有鬼神故事，也喻含正义，也不能完全以迷信斥之。无疑，这种表演，既具娱乐性，又具教育性，寓教于乐，教在乐中，为群众喜闻乐道。

老调剧目的故事，有些取材于传统戏剧和古代小说，如《百宝箱》 就取材于“三言小说”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故事强烈谴责那种见利忘义的丑恶行径，同时，也反映出旧时代妇女的低下地位。《彦贵卖水》则取材于秦腔剧《李彦贵卖水》。也有一些是贴近农村生活的剧目，如《两亲家》，表现两亲家之间时好时恼的喜剧生活，告诫人们要多讲道理。老调剧目的歌词也很优美，文学性很强，如《阴功传》中商人冯老儿观察流浪女一段就不错：“头上的青丝如同墨染，两绺绺眉毛赛过弓弯，灯笼的个鼻子长得端了又端，粉白的脸蛋长得真正好看，两耳坠腮挂了银耳环，身穿石榴裙红得那么好看，八福罗裙扫脚面，裙下面露出个小小金莲。” 这段描写，重彩浓墨，绘声绘色，而且韵味和谐。于此，可以看出古浪老调音乐戏剧的优雅高尚了。

在现代文明冲击下，老调音乐日渐衰微，后继乏人，所存艺人寥寥无几了。幸《甘肃省戏曲音乐集成·武威分卷》设立了“古浪老调音乐”专目，使这一古老艺术的主要内容可得保存，也是爱好民间文艺的人们的一件欣慰事。

土门戏

来源：县志办 作者：杨先

土门的戏是有来由的。

有一年，据说土门来了位过路的风水先生，在城东一处茶馆里喝茶歇脚时，听到几位老人在谈喧土门的富庶，不由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好地方固然是个好地方，只可惜七星楼倒了，马石河干了，笔架山挖了，成了个空架子了……”说完，就起身离去。那几位老人听得摸不着头脑，想想他的话里暗含玄机，便跟在他后面，想问个究竟。那风水先生见了，回过头来说：“别跟了，快唱戏去吧！”……

于是，土门的人就唱戏，而且终年不断。这儿的人们不仅有唱秦腔、唱眉户的，还演木偶戏和皮影戏。秦腔在陕山会馆，眉户在大庙，两个戏班各自粉墨登场，演绎着人间的悲欢离合。尤其是逢年过节、婚寿喜事，大户人家要献戏，方寸之地竟有六、七个戏台，台台都唱，相互竞技，谁的观众少了谁丢人，谁的看客多了谁耍人。如此一来，暗地里较上劲儿，学艺时就不得含糊，唱念做打得样样精通，每个戏班的水平都在竞争中得以提高。更多时候，则是爱好者三五成群，聚在村头树下自弹自唱，唱腔有板有眼，一点也不含糊，颇像行家里手，引来村里人及过往行人的啧啧赞叹。

其实，这儿的人爱戏、唱戏是有历史根源的。土门在明朝时叫哨马营，居民稀少。后来，从陕西西安府富平县土门移民迁入，这些先期移民带来先进的生产力，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移民成为当地的主流，其乡音不改，文化之根又在陕西秦地，因此土门人爱戏、唱戏就不奇怪了。

当然，土门的戏能在一年四季里有人听、有人唱，离不开当地繁荣的经济。土门地势广阔平坦，土质肥沃，极适合发展农业生产。而土门地处“丝绸之路”北路要道，交通便利，山西、陕西的商人纷至沓来，坐商、行商和小摊贩遍及城乡，“土邑商务甲全县”。在这种情况之下，市民队伍的扩大，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有了文化娱乐的需求，戏班的兴起便在情理之中。

当然，土门也出过不少有名的艺人，如晏

三、郭扁嘴、赵

七、郭旦儿等。晏三演秦腔《火焰驹》最有名气，可惜在**期间，一次在武威城隍庙唱戏，不料日本飞机来袭，遭遇不幸。郭旦儿（郭聚堂）为凉州“半台戏”班的创始人，演小旦最驰名，每当他挂牌，戏票就一售而空，每当他出台表演，全场就拍手喝彩。据说一家媳妇，看了他演的《柜中缘》，回家做饭时，婆婆吩咐打鸡蛋吃，可她仍然陷于剧情中，问：“妈，打几个郭旦儿？”……

“闻弦歌之声，呀，不知何处大班长；见羽毛之美，哟，才是本地丑大王!”这是集仙观上的一副对联。集仙观有一座四面出角带彩的戏台，台下前面有看戏广场。土门的戏台多是如此，上面的两层是敬神敬佛的场所，下面一层则是戏台。人们信仰与看戏两不误。而神与佛呢，则在人间的丝竹鼓吹中大隐清修，顺便真真切切感受人世的喜怒哀乐，以便更好地赐福人间。

山歌

古浪的山歌也叫“少年”，是一种野外唱的歌。在山上放牧牛羊，或田间劳动时，古浪人都爱唱山歌。山歌一般四句一首，每句七至十字不等，山歌按古浪方言的韵部押韵，韵律比普通话的一一八韵宽得多。也就是有许多在普通话里不能押韵的字，在古浪话里是押韵的。山歌的内容丰富多彩。歌唱爱情、歌唱生活、反抗压迫、渴望自由、向往美好生活、痛斥旧社会、传唱历史事件、赞颂历史人物、歌颂美好事物、揭露社会丑恶等内容无所不有。

曲艺

古浪曲艺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的小戏、小曲、贤孝等，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表现了古浪大地的民间生活，下面仅举几个例子来谈谈。

小戏是古浪民间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说它小是因为它角色少，仅二三个角色，情节简单，篇幅短小。说它是戏，因为它和戏剧一样有生、旦、净、丑等角色，有台词、道白、科介。又有戏剧性情节。小戏不设舞台，道具简单，可就地随便演出。没有专门的演员；没有底本。因为口头流传，台词各地稍有不同，常有演出者的个人加工润色。古浪流传的小戏约有二、三十种如：《张连卖布》，《花亭会》，《刘海打柴》，《闹书房》，《小姑贤》，《刘全进瓜》等等，小戏大多在正月里闹社伙期间演唱。也在庙会上演唱。

古浪流行的小曲非常多，有“十八杂腔”之说。但实际上十八只是个概数，古浪小曲不下百十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唱起来也很随便。可用三弦、二胡伴奏，也可不用伴奏。小曲在闹社伙玩作场时可以唱；在社伙队伍行进中也可一边扭动，一边唱：在作农活时也可边唱边做；走路也可边走边唱。古浪小曲有本地自古传下来的，也有从外地传进来的，和小戏一样，唱词在各地稍不有同，但调子大约还是统一的。小曲可以说是古浪最丰富、最普及的民间文学形式。

贤孝是从武威传入古浪的，是整个武威地区的一种民间文艺。之所以称为贤孝是因为它主要宣传贤良忠孝，扬善惩恶。贤孝或作“弦消”这是因它常在人闲暇时用来消闲娱乐，而又必须用三弦伴唱。它类似外省的大鼓，弹词之类的文艺形式。贤孝一般都是长篇巨制，有些篇目需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唱完。一些古代小说历史故事往往被改编成贤孝来唱。如《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双鞭记》，《说唐》，《兰桥会》，《薛刚反唐》等等，都由前人留下的书籍作蓝本，但它们改成贤孝时却大都无底本了，变成了口头文学。贤孝多由盲人说唱，人们把专唱贤孝的盲艺人称“瞎弦”。曲艺往往是师徒相承，口头传授。也有一些曲艺爱好者并不是盲人的也唱贤孝，但属个别现象。贤孝更多的是一些地方民间文学作品如：《打宁夏》，《打西北》，《中卫》，《度荒年》，《十劝世上人》，《十劝干部们》等等。地方性的贤孝一般篇幅较短，富有地方特色。

贤孝是韵文，是按照武威方言的韵部押韵的，即使古浪人唱也要按武威的韵部，最明显的如“|dn”和“ang”通押，古浪用天古音系的韵部，其它前后鼻音通押，而“an’’和“ang’’是不通押的。但唱贤孝就得用武威腔也能押了。

刺绣

刺绣，是古浪民间流传已久的传统工艺，自古就有“十岁学针线，十三进绣房”的古训，作女儿的从小跟随母亲学习针线，学不好一手过硬的刺绣手艺，到了婆婆家必然会遭到叱责。刺绣在清代至20世纪中叶较为盛行，姑娘出嫁前首先要坐绣房，集中时间准备自己的陪嫁品，那些陪嫁品中必须有自己精心制作的绣花鞋、绣花枕头、绣花笘单、绣花鞋垫以及绣花披肩等，出嫁后的第二天，将这些嫁妆摆于院内的八仙桌上，首先供宾客观看欣赏，以显示姑娘的刺绣技艺和针线水平，然后等磕完头，将这些刺绣品端给自己未来的公公婆婆和长辈。因而，刺绣技术是妇女的必修课，自古至今代代相传、针刺不辍。

古浪民间刺绣品具有构图简练朴实、色彩丰富、针法多变的特点，既鲜艳华丽，又素雅大方，从一幅简单的刺绣品中，一眼就能看出古浪人民民风纯朴、敦厚豪放的特点。刺绣内容非常广泛，大多取材于生活中常见的一些花草树木、鸟雀蜂蝶、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还有那些从没见过的凶猛野兽，如虎、豹、狮子等，以及象征着美好愿望的吉祥文字符号，如双喜、福、禄、寿、幸福美满、吉祥如意等等字样，根据刺绣品的大小，将各种图案和文字相互穿插，巧妙组合，最终形成一幅幅精美的作品。那些心灵手巧、别出心裁的俊俏女子，还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绣制出一些寓意深刻的作品，如百寿图、二十四孝、八仙过海、红楼梦人物、关公、孙悟空等。

刺绣作品

刺绣用的工具极为简单，主要为七彩花线、绣花针、绣花圈等，静坐闺房的淑女们，一听到门外响起货郎担拨浪鼓的响声，便纷纷跑出家门，反复挑选一些自己需用的材料。到了后来，姑娘们自行将注射用的针头，“开发”为刺绣工具，刺绣品也有先前的“绣”拓展到“裰”，用针头裰出的那些鞋垫、笘单图案，越发显得惟妙惟肖，精美好看。

每逢端阳节，古浪民间艺人纷纷大显自己的刺绣绝技，制作一些花样别致的荷包和饰品挂在小孩们的脖子上。荷包里面装上从高山上采回来的香草，外面绣上精美的梅花、荷花、蝴蝶等，精致好看，清香四溢。有的荷包分里外两层，作抽屉状，有的仿制三叶草的样子，样式繁多。据说，孩子们带上这些精美的荷包，能消灾辟邪，身体健康、活泼可爱。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古浪手工刺绣品愈发显得针法细腻，层次鲜明，手感舒适，极富立体感。无论是一件普通电视罩子，还是一双手工布鞋，或是一双小小的鞋垫，人们都能凭借着一根小小的银针，揉进丝丝缕缕的情意，赋予它以全新的生命力，使其不仅实用，而且具有欣赏与收藏价值。

剪纸

剪纸艺术在古浪大地上流传较为广泛，旧时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要在窗户上贴上用红纸剪的“窗花”，门上贴上“门花”，结婚时必须在陪嫁的物品上贴上“双喜”，在新房的床户上贴上“龙凤呈祥”等剪纸图案，这些乡俗风气至今还在农村非常盛行。

古浪民间艺人的剪纸作品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在造型上除了常用一些对称、均齐、平衡、组合、连续等技法，还惯用一些夸张变形的手法，力求“圆如秋月、尖如麦芒、方如青砖、缺如锯齿、线如胡须。” 从而产生了千刻不落，万剪不断的结构和形象逼真的效果。在选材和立意上采取自然主义的写实手法，突出主体，大胆舍去次要部分，使作品的内容一目了然，富有美感。

创作

剪纸作品大多出于乡村妇女和民间艺人之手，他们以现实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作题材，凭借纯朴的感情与直觉印象，用一副剪刀和他们巧妙的双手，铰出一幅幅精妙绝伦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常见的一些事物，如太阳、月亮、星星、飞鸟、云彩，猪、马、牛、羊、鸡、喜鹊、蝴蝶、蜜蜂；桃、李、杏、梅；以及麦穗、谷穗、柴房、粮跺等等，作者将这些事物，同地面上的人群、动物同时安排在一个画面上，并配一些代表吉祥富贵的字符，便形成一幅幅精妙绝伦的剪纸作品。有寓意良好祝愿的《招财进宝》、《年年有余》、《二龙戏珠》、《喜鹊登梅》、《天官赐福》等作品，也有反映爱情生活的《双喜临门》、《蝶恋花》、《鸳鸯戏水》、《龙凤呈祥》、《孔雀嬉牡丹》等，还有《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作品中的人物，戏剧脸谱，当地神话传说剪纸等等。民间艺人杨生花的剪纸作品《蝶恋花》、《双喜临门》倍受人们称赞；干部卫生选则是中国剪纸协会会员，他的剪纸作品因构图别致、风格独特曾多次发表在《解放军画报》、《半月谈》、《中国国防报》、《中国审计报》、《美术报》、《甘肃日报》等报纸上，为专家学者所称道，同时被业间称为“凉州第一剪”。许多剪纸作品线条明快简练、思想内容单纯、寓意浑厚深刻，充分反映了古浪人民那种朴实无华的情怀和美好纯真的愿望。

第四篇：传媒低俗化的思考和方案

传媒低俗化的思考和方案

中国的传媒业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报纸种类超过1000种，期刊杂志近7000种，电视台达到3000家左右，我国网民数量近亿。蓬勃发展的传媒业，使传媒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与日俱增。

传媒低俗化的界定及其表现。传媒低俗化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播市场化、娱乐化蓬勃兴起的变异现象，主要是指大众传媒在传播活动中放弃自身社会责任、片面迎合部分受众低级趣味和需要，如炒作明星绯闻、迎合猎奇心理、专重感官刺激、渲染色情暴力不良倾向。近一段时间，低俗之风在一些报刊、图书、电视、网络中呈抬头之势，传媒在追求“眼球效应”和经济利益的同时，忘记了自己所承载的社会责任，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庄”，一股弥漫在新闻报道中的低俗之风，已与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不良广告一道，被公众列为中国传媒业的“四大公害”，并受到各界的强烈抨击。有学者把当前中国传媒业的低俗之风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一些社会新闻和娱乐报道细致描写淫秽情节；二是一些事故报道过于直接，场面过分血腥；三是一些媒体热衷于明星的隐私生活和其他花边新闻；四是炒作；五是虚假；六是媚俗。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研究局有关专家分析，这一“公害”主要表现在：

——少数媒体采用非常手段，甚至通过偷窥的方式，把注意力集中在明星的绯闻、丑闻、诉讼和琐事上。

——少数“时尚”报道热衷于对豪宅、盛宴、名车和其他奢侈品的炒作，或者将性虐待等低俗的文化元素当作时尚标签加以追捧。

——少数媒体以“性”为卖点打“擦边球”，以追求“眼球效应”。——少数媒体漠视苦难，轻薄死者，缺少人文关怀。比如，无论是中国工人在阿富汗遇袭，还是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都有电视节目号召观众通过短信竞猜。

——少数媒体渲染暴力色彩，过度追求猎奇。比如，对抢劫、凶杀、强奸等报道津津乐道，细节描写、大标题、大图片，以求最大限度地刺激读者感官。

国内外关于传媒低俗化的研究现状。对传媒低俗化的研究，国外主要集中于媒体伦理责任的理论分析和评价框架的构建，新闻职业道德规则的制定、完善及其国际化，以及关于如何对受众进行媒介教育（media education）、提升公民媒介素养的理论探讨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形成了一些代表性的理论流派。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也有不少传播学、新闻学专家较早关注这一问题，在翻译、介绍西方相关理论著作的同时，也初步进行了对策研究，形成了包括一部分专著和重要论文在内的理论成果。

尽管我国传媒低俗化问题与国外及港台地区有一定的类似之处，但由于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并不能直接照抄照搬其理论成果和相关对策建议。国内新闻界和部分传播学专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对传媒低俗化的苗头予以高度重视，最近几年特别是从2002年以来，国内对此问题的关注逐渐升温，主要集中于现象评述方面，罗列、归纳传媒低俗化的种种表现，初步探析其产生原因并提出一些应对措施，如加强部门监管、强化行业自律、开展职业道德教育等。

但归结起来，我认为国内对此课题的研究还存在如下缺点与不足：一是对传媒低俗化没有进行学理上的科学界定，分析仅仅停留在现象层面；二是对中国传媒低俗化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缺乏探讨，尤其是缺乏和国外以及港台地区传媒低俗化现象的比较分析；三是提出的治理措施不够系统，也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尤其是缺乏适合中国国情的系统的治理对策；四是对西方新闻传播学前沿理论缺乏跟踪研究，尤其是传媒对社会公德的影响，对青少年的影响，以及媒介教育理论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

研究相关治理对策的理论视角。当前，愈演愈烈的传媒低俗化倾向不仅制约了我国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更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深入研究传媒低俗化这一社会现象的本质，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治理对策，切实遏制这一不良倾向的蔓延，有助于人们科学认识其本质、产生原因和社会危害，有助于传媒从业人员与受众迅速划清低俗化与“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之间的界限，有助于建立健全系统有效地传媒监管体制、机制，对于我国大众传媒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对于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目标的最终实现，无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是问题研究的指导思想，是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去分析，明确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耳目，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宣传要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坚持不懈地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深入人心，使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使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观念深入人心。

二是理论分析研究的任务。在深入开展社会调研的基础上，从理论的角度分析研究以下几个问题：（1）如何科学界定“传媒低俗化”？衡量传媒低俗化的相对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该建立什么样的评估标准？（2）传媒低俗化的本质是什么？它的表象和特征是什么？（3）造成传媒低俗化的深层次原因有哪些？给社会带来了那些现实的和潜在的危害？（4）国外以及我国港台地区是如何看待并治理传媒低俗化的？

三是应用对策研究的任务。必须建立“党为政治领导，政府依法监管，行业规范协调，传媒自律约束，社会舆论监督”管理与控制适度的传媒综合治理体系与机制。这方面至少应解决：（1）对传媒低俗化谁负有责任？分别承担什么样的责任？（2）党和国家治理媒体低俗化的政策是否具有实用性和创新性？（3）如何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规范约束作用？（4）强化传媒的自律，加强新闻工作者的法律、责任意识。（5）社会舆论和受众如何有效发挥其监督作用？建立行之有效的规范合理的举报制度与方式，以及如何整合多方资源对传媒低俗化进行综合治理等等问题。

建立社会综合治理体系，完善传媒信誉监督制度，构建传媒低俗化评估预警机制是重点。

必须科学界定“低俗”概念，旗帜鲜明地划清“低俗”与大众文化、与“三贴近”的界限；必须建立有政府主管部门、传媒、行业协会、以及受众代表参加的传媒道德监控机构，构建评估传媒低俗与否的评价指标体系；必须促进监管手段的法制化、科学化和可操作化，将党的领导和政府监管、传媒自律、行业规范、社会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遏制传媒低俗化的网络式的制约机制体系。

新闻工作者在治理传媒低俗化中的重要责任。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大众传媒的健康发展，但是当前传媒低俗化的不良倾向仍然十分突出，从传播内容、形式到载体，从一般传媒到主流传媒，从传统传媒到现代传媒，低俗化之风大有蔓延之势。党中央决定在全国新闻战线广泛深入地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是加强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要联系新闻战线的实际，突出工作重点，加大工作力度，建立长效机制，着力“解决突出问题、树立良好形象、切实改进工作”。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必须反映党和国家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和政治观点，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始终把正确导向放在首位。要遵循新闻宣传工作规律，以“三贴近”为突破口，深入研究、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们思想活动和接受信息的特点，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创新体制和机制，真正把体现党的意志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更好地引导社会舆论，赢得人民群众。

新闻工作者应该加强自律意识，用过硬的品质修养和良好的行动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绝不能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迎合低级媚俗之风的借口与盾牌，让糜烂的精神垃圾腐蚀大众的灵魂，污染社会环境。应该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把社会主义办报、办台、办刊、办网络的宗旨作为媒体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把低俗无聊的报道视为亮点、当成卖点。真正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传媒低俗化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播市场化、娱乐化蓬勃兴起的变异现象，主要是指大众传媒在传播活动中放弃自身伦理责任、片面迎合受众低级情趣和需要，如炒作明星绯闻、迎合猎奇心理、专重感官刺激、渲染色情暴力不良倾向。近一段时间，低俗之风在一些报刊、图书、电视、网络中呈抬头之势，媒体在追求“眼球效应”和经济利益的同时，忘记了自己所承载的社会责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庄”，一股弥漫在新闻报道中的低俗之风，已与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不良广告一道，被公众列为中国传媒业的“四大公害”，并受到各界的强烈抨击。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研究局有关专家分析，这一“公害”主要表现在：

少数媒体采用非常手段，甚至通过偷窥的方式，把注意力集中在明星的绯闻、丑闻、诉讼和琐事上；

少数“时尚”报道热衷于对豪宅、盛宴、名车和其他奢侈品的炒作，或者将性虐待等低俗的文化元素当作时尚标签加以追捧；

少数媒体以“性”为卖点打“擦边球”，以追求“眼球效应”；

少数媒体漠视苦难，轻薄死者，缺少人文关怀；

少数媒体渲染暴力色彩，过度追求猎奇。

传媒低俗化治理研究的现状

对传媒低俗化的研究，国外主要集中于媒体伦理责任的理论分析和评价框架的构建，新闻职业道德规则的制定、完善及其国际化，以及关于如何对受众进行媒介教育（media education）、提升公民媒介素养的理论探讨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形成了一些代表性的理论流派。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也有不少传播学、新闻学专家较早关注这一问题，在翻译、介绍西方相关理论著作的同时，也初步进行了对策研究，形成了包括一部分专著和重要论文在内的理论成果。

尽管我国传媒低俗化问题与国外及港台地区有一定的类似之处，但由于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并不能直接照抄照搬其理论成果和相关对策建议。目前，国内对此课题的研究还存在如下缺点与不足：一是对传媒低俗化没有进行学理上的科学界定，分析仅仅停留在现象层面；二是对中国传媒低俗化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缺乏探讨，尤其是缺乏和国外以及港台地区传媒低俗化现象的比较分析；三是提出的治理措施不够系统，也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尤其是缺乏适合中国国情的系统的治理对策；四是对西方新闻传播学前沿理论缺乏跟踪研究，尤其对其传媒伦理和媒介教育理论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

治理对策的研究视点

当前，愈演愈烈的传媒低俗化倾向不仅制约了我国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更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深入研究传媒低俗化这一社会现象的本质，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治理对策，切实遏制这一不良倾向的蔓延，有助于人们科学认识其本质、产生原因和社会危害，有助于传媒从业人员与受众迅速划清低俗化与“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之间的界限，有助于建立健全系统有效的媒体监管体制、机制，对于我国大众传媒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对于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目标的最终实现，无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是问题研究的指导思想。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去分析，明确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耳目，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宣传要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坚持不懈地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深入人心，使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使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观念深入人心。

二是理论分析研究的任务。在深入开展社会调研的基础上，分析研究以下几个问题：（1）“传媒低俗化”的界定，建立衡量传媒低俗化的相对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建立量化的评估标准。（2）深刻剖析传媒低俗化的本质，提炼它的表象和特征，研究这一现象的产生和蔓延是否具有必然性。（3）分析造成传媒低俗化的深层次原因以及给社会带来现实的和潜在的危害。（4）国外以及我国港台地区是如何看待并治理传媒低俗化的。

三是应用对策研究的任务。这方面至少应解决：（1）媒体低俗化谁负有责任？分别承担什么样的责任？（2）党和国家治理媒体低俗化的政策是否具有实用性和创新性？（3）如何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约束机制作用？（4）如何强化传媒的自律？（5）社会舆论和受众如何有效发挥其监督作用？以及如何整合多方资源对传媒低俗化进行综合治理等等问题。建立媒体低俗化评估预警机制以及社会综合治理体系，是研究的重点。

近年来，学界对传媒低俗化高度关注，进行了理论研究与治理对策实践分析，提出了建立“党委政治领导、政府依法监管、行业规范协调、传媒自我约束、社会舆论监督”的综合治理体系的创新观点，提出了对传媒低俗化的理论思考和治理对策思路，使得媒体自律、行业约束、党和政府监管、公众舆论监督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并建立起刚柔相济、管制适度的传媒低俗化综合治理体系与机制。

必须科学界定“低俗”概念，旗帜鲜明地划清“低俗”与大众文化、与“三贴近”的界限；必须建立有媒介、传媒行业协会、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受众代表参加的传媒伦理监控机构，构建评估传媒低俗与否的评价指标体系；必须促进监管手段的法制化、科学化和可操作化，将媒体自律、行业约束、党和政府监管、社会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遏制传媒低俗化的网络式的制约体系。

新闻工作者在

治理传媒低俗化中的重要责任

党中央决定在全国新闻战线广泛深入地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是加强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提高舆论引导水平的前提条件。

新闻工作者应该加强自律意识，用过硬的品质修养和良好的行动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绝不能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迎合低级媚俗之风的借口与盾牌，让糜烂的精神垃圾腐蚀大众的灵魂，污染社会环境。应该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把社会主义办报、办台、办刊、办网络的宗旨作为媒体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把低俗无聊的报道视为亮点、当成卖点。真正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新闻工作者承担着用正确舆论引导人的重要使命，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定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改进工作作风，做到敬业奉献、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严谨细致、勇于创新。

第五篇：正确认识民俗文化

正确认识民俗文化

正确认识民俗文化 乌丙安

民俗文化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无所不有，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民族民俗文化的优秀遗产，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现在中国已经是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签约国，也是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功率最高、批准项目数量最多的国家。近年来，中国民俗学界也提出，中国民俗文化大复兴的年代来到了，从口头文学、音乐、舞蹈到戏剧，还有其他民俗文化表现形式，要重新把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珍藏多年的文化瑰宝抢救出来，包括那些曾经被人们忽视的文化。

事实证明，中国优秀的民俗文化遗产，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壮大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为现代人留下了很多宝贵财富。中国的民俗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多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保持了文化多样性的鲜明特色，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民俗文化传统正是当代文化走向大繁荣的根脉，只有根深才能叶茂。我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巨大文化工程就充分证实了这种深远的影响。

民俗学科的“出路”

民俗文化连同研究它的民俗学在上世纪经历了漫长的“休眠时期”，所幸还有顾颉刚、常惠、容肇祖、江绍原、杨坤、杨成志和钟敬文等老一辈民俗学家不遗余力地扛起重建民俗学的大旗，也取得了众多具有奠基性的成果。但直到20世纪末，与其他相邻近的人文学科比较起来，在兴旺发达的社会学、民族学的映衬下，民俗学的客观影响依然微弱，学术地位照例偏低，它在社会学科全面发展的热烈氛围中依然遭受冷落。

本世纪初，从国际到国内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是民俗学真正复苏与崛起的升温热点。下一步，已经热起来的中国民俗学和民俗学人该如何用自身的“消耗功”，来实现把热量传给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过程，就成了目前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当前民俗学升温的切入点似乎应是加强应用研究，优先结合实际加强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研究，丰富并完善高水平的“中国应用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最直接的学科任务就是尽快建立一整套保护民俗文化遗产的应用理论和操作方法，丰富当代民俗学多样化的分支学科建设。

民俗学的思考是多角度的，民俗学的出路也是多方向、多轨道甚至是放射性的。基于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民俗学研究的主要工作应指向这几个方面：第一是进行各地区、各民族民俗文化遗产地理分布的调查研究，这一工作作为中国民俗文化分布版图的重要调研活动，和民俗文化濒危状态的调研汇集到一起，将可被纳入作为国家文化战略决策依据的基本国情记忆库中；第二是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结合非常密切的表现形式的采录挖掘；第三是进行各类民俗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学研究；第四是对民间传承人的传统传承机制如何保护做深入调查研究。

田野作业要讲究“入乡随俗”

田野作业过程中，民俗学研究特别强调入乡随俗，这其中有两个基本点值得注意，第一个就是民俗主体，即民俗对其拥有者、承载者自发养成的文化习俗惯制体系和民间智慧的传承体系，其主体就是民俗文化的传承人。在田野作业中，明确民俗主体要求去除研究者的本位偏见。因为民俗本位偏见会影响学术研究，使调查作业的观点偏离，事实可能会遭到歪曲，调查作业的评价难以准确，甚至还可能引出歧视性的后果。

第二就是要注重民俗对象。当深入到民俗环境之中时，民俗研究者是一个参与者也是观察者，这应该是自觉而不是自发的。在田野调查之前，要做好这样一个认知的准备，明确自己的双重角色。一个民俗学工作者必须要严格地控制自己，敦促自己入乡随俗。这种入乡随俗不是客串而是投入的，要让自己慢慢沉浸进去，把自己的角色转换，由客位变成主位，有了感情，才能正确认识民俗文化。

民俗学研究不会被取代

经过近10年的发展，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举世公认的热潮，使几乎所有民俗学人都不仅亲眼目睹了这场文化热力运动的进程，而且还亲身经历并参与了这项文化保护工程的实际工作，做出了颇为可观的成绩。

民俗学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契合点，但两者之间也存在重要差异。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文化的关系来看，非遗保护工作选择了民俗文化，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等同于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也不可能取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个比方：假定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个拥有千万种货品的大超市，民俗文化遗产在这个超市里只是一部分特色货品的专柜。民俗文化遗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前，只能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规程做选择。

民俗学人在遭遇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全然陌生的概念之前，一直从事着本学科领域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理论与实践的工作，这既是民俗学人科学性的本体工作，也是职业性的本色工作。

民俗学人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等于民俗学本体的调查研究工作，前者是有政府指定的工作目标和操作规程的，后者是有学科规范的科学研究宗旨的，任何混同的理解都是不适当的。民俗学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势必要执行政府指定的工作目标和操作规程，对于民俗学人这当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是它却不是主要的，主要的依然是民俗学的本体研究。任何形式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研究，都不是也不能取代民俗学自身的学科研究或学术研究。民俗学作为人文基础学科，具有持久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一点上，民俗学人理应“守土有责”。（据有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