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不涉及对抗的民主新概念

第一篇：一种不涉及对抗的民主新概念

【数据库】马列、哲学、政治、法律、社科总论2007年二季度

【文献号】713

【摘要】

【原文出处】科学社会主义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71

【原刊页号】87～89

【分 类 号】D0

【分 类 名】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706

【标 题】一种不涉及对抗的民主新概念

【作 者】刘慧敏

【作者简介】刘慧敏，内蒙古赤峰学院教师(赤峰 024001)。

【内容提要】胡百熙在《寻求理想政治秩序，理解不同政治文化》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民主模式，即“不涉及对抗的民主”模式。这个民主模式，一方面强调党派选举的优点，同时也避免了党派竞争选举可能引起的弊端，对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制度具有非常大的启发意义。

【摘 要 题】民主理论

【关 键 词】选举/权力制衡/对抗/民主

【正 文】

胡百熙(Edward P.H.Woo)在他的《寻求理想政治秩序，理解不同政治文化》(In Search of an Ideal

Political Order & An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Political Cultures,Novelty Publishers Limited,2002)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有创见性的观点，即应当把民主和实现民主的方式区别开来。在作者看来，民主是一种事事都把人民的意愿放在第一位的政治模式或政治制度，旨在达成包含自由、自主及种种人权等等目标。此外，民主还包括政府的法治精神、透明度、廉洁及权力制衡等理想。

西方民主理论通常认为，实现民主的惟一途径，就是确保每隔几年便举行自由公正和公开的选举，以决定哪个政党可获权组成政府。但是，胡百熙认为，这种多党制或两党制的党派选举制度，仅是实现民主的途径之一。在此，他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手段与目的的两者不应互相混淆。党派选举制度是手段，而民主的种种理想是目的。多党制选举和权力制衡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多党制的党派选举制是十全十美的。在胡百熙看来，党派选举的弊端主要集中表现在两点：第一，党派选举除了在制度的层面会带来争斗之外，任何人在当选后都希望在下一届选举中可以连任。在政府机构受其支配的情况之下，当权者必会穷其所能，作出种种事情，务使对手没有机会可在下届选举中胜出。新成立的政府很可能会用尽一切手段、很多时候甚至是不择手段，以期达到这个目的。第二，某一制度能否带来民主，关键不在于国家是否设有选举政府首长或执政党的机制。问题的核心在于领导人能否假借某些借口，包括选民的支持，理直气壮地继续执政。例如，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开始执政前，意大利和德国也都奉行民主选举制度，但是两国最终都完全陷入独裁统治之下。概言之，党派选举制度需要改革，理由是在推行选举的前后，分别有产生争斗仇杀和制造独裁者的危机。卢旺达是前者的最佳例证，萨达姆在伊拉克的行径，正是后者的最佳写照。这也是我一贯所持的观点。

正是因为党派选举存在这样的弊端，作者才在书中提出了一种不涉及对抗的民主新概念。他认为，政府须履行两种职能，即选定各项政策和处理日常的管理工作。在选定政策方面，任何政府都必须尊重民意。了解民意，需要以一种中立的态度去提出一些问题，这样才可以期望所得到的答案是合情合理的。作者主张，要在选定某一党派组成政府之前，预先订立各项政策，让任何党派在接手组成新政府时都必须遵从。另一方面，选定组成政府的内阁成员，是新方案改善的最重要环节。参加选举的政党数目不限，透过自由、公正和公开的选举，最受欢迎的两个政党会列入一份决选名单上。然后，使用抽签的方法选出其中的一个政党，获权组成政府，而另一个政党在同期则会担当监管政府的角色。负责监管政府的一党并不是反对党，其职责是监管和协助执政党。

这样，权力制衡便真正纳入到政府机制之内。新的民主概念一方面可以发挥党派选举的优点，同时也避免了党派选举可能引起争斗或导致独裁的弊端。具体讲，第一，它在确保维护民主精神之余，权力斗争也得以避免，而利用宗教或种族优越感作为仇恨借口的机会，也因此减至最少。其次，由于冲突的原因已告消除，党派间的嫉妒亦随之消失。严格说，“反对党”也不再存在。最受欢迎的两个政党所肩负的，是管理或监管政府的职责。第三，新模式可消除促使当权者践踏人权的主要成因。很多独裁的领导人犯上践踏人权的错误，很多时候是因为独裁者希望继续执政以及我行我素。但是由于在这种制度中，最后由谁执政是由抽签决定的，就从制度上消除了专横的领袖诛灭其对手的理由。这就如谋杀案，杀人的动机一旦消除，凶手便没有理由犯案。因此，这种新的民主概念很可能是杜绝大规模践踏人权的最佳办法。

作者提出这套民主新概念，不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计，而是希望把它用于现实社会，以解决权力争斗而带来的政治动荡。他认为，一些地区会因采纳这套新模式而获益。因此，他特别研究了这套方案对于俄罗斯解决车臣问题、英美联军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实际价值。同时，他指出，最适合推介这套模式的人，不一定是民选的领袖，任何一位统治者，即使不是民选的，只要认识到这种民主模式的优点，都可以在其国家推行这种新的民主模式，因为这套民主模式可以使那些既向往西方民主的党派选举、但又苦于无对策以摆脱选举带来的争端国家带来新的曙光。

胡百熙还谈到了文化的差异对民主理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精髓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即“八德”，这八个字扼要说明了一个在中国社会成长的人应当具备的品格。如果用一个词语来代表其精要，那就是“责任”感。西方文化的精髓则是“平等”、“自主”、和“自由”。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美国文化，这个词就是个人的“权利”。从中看到，一方面我们有所谓的“权利”，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有“责任”。那么到底是个人的权利重要，还是个人的责任更为重要？作者认为，孰轻孰重，答案不应当是一面倒的。我们必须在二者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这与中国文化所高度推崇的“中庸之道”十分吻合，这种“中庸之道”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既然民主是目的，那么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就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了。通常，人们都愿意选择一条最佳的途径而到达这一目的地。但是，由于每个人所处的出发点不同、所拥有的交通条件不同和地理环境的不同，那么，对于这个人而言的最佳途径不必然是其他人的最佳选择。美国试图用美国式的民主改造中东地区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正如作者指出的，“党派选举制度在美国和某些先进国家虽然行之有效，但在非洲及一些落后地区却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对于我们探索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民主模式，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美国经常动辄以民主和人权为由攻击中国的民主和人权问题，其原因和目的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上的误区在于，美国的一些理论家往往认为美国那种建立在党派选举制度上的民主模式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是最好的选择。作为一名长期旅居海

外的华裔人士，胡百熙从较为客观的角度提出这种民主的新模式，有助于美国的民主理论家重新反思自己业已习惯的思维定势，不要总是试图把自己的意愿和自己所理解和奉行的、本身并不完善的民主制度强加于人。中国政府实现民主的态度一向是积极的，但是中国所需要的民主并不是美国式的民主或美国所强加的民主，而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模式。正如前任加拿大驻华大使杜蔼礼先生在评论这种新的民主模式时所指出的，“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领导的新政府对探索地方一级的新型民主形式持开放的态度。中国的一些思想权威对于探讨民主的新途径表现了惊人的开放性”。杜蔼礼还从实践上进一步举例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从实践上看，深圳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尝试说明了这一点。这些成就都表明，中国政府在探索实现民主的途径问题上的态度一向是积极的。

胡百熙提出的民主模式，建立在现行西方党派选举制所日益暴露出的弊端的基础之上。无庸讳言，西方的党派选举制度确实在保证人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抵制腐败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也要看到，互相攻击、你上我下、以竞争为手段来达到民主的政党选举制度，如果应用于如车臣等宗教与政治理念混淆不清、民众之间存在种族差异的国家和地区，就很难不保证导致争斗和混乱的发生。同时，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内部，这种一上一下的党派选举制度也存在着人力资源的浪费问题。而作者提出的新民主概念通过两个政党的合作，则可以集中两个党的成员共同的智慧，就避免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在这个意义上说，作者从这套新的民主概念与当代经济学提出的共赢理念和运筹学上所提出的非零合博弈理念是一致的。这种民主新概念的提出，可以促使我们全面客观地评价西方的党派选举制度，更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党派选举制度的弊端，从而坚定我们探索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的信心。

胡百熙的民主模式是在吸收了中国和西方文化中的精华的基础上所提出来的。他是一名长期旅居海外的华人，对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体系和实践，有着深刻理解和亲身体验；同时，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有自己的独到认识。正是这种独特的教育经历和理论背景，使得他不仅通过“中庸之道”把中西方文化中尊重责任和尊重权利的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同时也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爱好和平、以人为本的理想和西方文化中高度重视制度建设的经验创造性地有机结合起来。同时，他的这种独特的理论背景，也使他避免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片面性，而使他总是能够比较客观地分析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他既没有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把党派选举看成是实现民主的惟一途径，或者试图把这种模式强加于人，或者以西方民主的标准来抨击他国的民主和人权问题；也没有像一些中国学者那样，认为中国应当走西方党派选举的民主道路，对西方民主制度所日益暴露的弊端缺乏深入的理解。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这句话虽然是针对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而讲的，但是它从一个更一般的层面上揭示了个体的思想道德、工作作风与制度、体制之间的关系。这个论断对于分析和改革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弊端同样是适用的。以互相攻击和竞争为手段的、你死我活的党派选举制度，刺激了人们的权力欲和占有欲，使人们热衷于不择手段地击败对手而成为竞争的强者和胜利者；而胡百熙提出的以和平抽签和合作为特征的新的民主体制，在引入权力制衡的同时，也从制度上促使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合作，是通过合作而达到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因而也就能够提高人们的责任感和职业的荣誉感。虽然这种责任感并不为西方的政治家所熟知。这是因为，西方的多党制选举从体制上培养出来的是一种以击败对手为目的、并经常陶醉于战胜对手的喜悦之中的所谓强者。然而，有竞争就必然导致对立，而一旦这种对立情绪升级就会导致斗争。斗争升级就会导致战争。这样，导致社会不稳定、不和平的因素也就随之增多了。一个真正合理的制度，不仅仅是能够从制

度上防止对人权肆无忌惮的践踏、预防腐败；更重要的还在于能够引导人们趋于合作、和平和向善。

总之，胡百熙的“不涉及争斗的新民主概念”，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探索一条符合自己国情和发展阶段的民主道路，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同时，它对于改善西方的党派选举制度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诚如胡百熙自己所提出的，既然民主是目的，多党制选举是实现民主的途径之一，那么同样，他所提出的民主新概念，也是各种可供选择的多条道路之一。虽然这种新方案与多党派的选举相比，理论上更为合理。但是它能否被人们所接受、为人们所认识和实践，仍然是与每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发展程度、政治制度、历史影响等等复杂的因素所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从一般的意义上说这个民主新概念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最好的选择，这正如我们不能对处于不同起点的人同时指出同一条到达目的地的最佳途径一样。换言之，我们不能说，这条走向民主的途径同样地适用于任何国家，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条通向民主的途径对于实现某些地方的民主问题是最好的借鉴。胡百熙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特别选择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如车臣)，研究了这套民主新概念在这些地区的可行性，并希望把这套民主概念切实地应用于解决这些地区的混乱与纷争，从而通过一种先进制度的设立给这些地区的人民带来安定与和平。

胡百熙的关于不涉及对抗的民主理论，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当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挑战和质疑。我们期望他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最终为探索理想的政治秩序、达成不同政治文化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作出贡献。

第二篇：民主就是不攀亲

民主就是不攀亲

(2011-12-26 10:34:29)

转载▼

标签： 分类：我的杂文

杂谈

在一个大多数人素质低得来远光灯都不关，少数领导素质高得来车队压着双黄线走直线，大多数人素质低得来一辈子都没见过选票，少数领导素质高得来已悄悄买到船票……的末法情结国家里，我也觉得革命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我还觉得，说某人没读过书就不能发表个人观点，跟说没学习过中央文件就不能谈国家大事，或者这个观点有瑕疵，就断言背后一定有境外势力，也差不多。

我反对暴力革命，理由不解释。但我觉得中国没有暴力革命，在这个菜刀都实名的国家，那些对生活忿忿不平的人其实没谁明天真要起义。偶尔上演非常6+1的，还来不及起义，便就义了。常出现在维稳派密奏折子里的暴民其实理论人数是十三亿，他们所要，不过工资高一些物价低一些，安全感多一些税收少一些，这正是国家在新闻联播里天天真诚表示的，就是传说中双赢的民主自由。这样的强弱分明，你还要说，民主和自由这些制度是相当的有害呀，你们素质低……大家很难不邪恶地想起不知是否伪托王朔所说的：一群太监在谈论，房事多伤身啊，幸好我们阉了的；一群叫化子在说钱这东西真脏，我们还是要饭的好。我举这样一个段子，可见素质实在低，但这并不影响我反对暴力革命，追求温和民主，在国家法律规定下参选。可见素质低不一定就不能搞民主。

我认为暴力革命其实是高素质的人干的，比如朱闯、李闯和毛闯，低素质的人才去干民主和自由。民主从来不是什么高尚的东西，它只是公平一点的财富分配机制，不能是发改委一张条子就涨了油价还正告这其实是重建价格机制，也不能是那个官二代十四岁大学就毕业十七岁就副科二十二岁就正处，括号里还注明享受副局级待遇。通俗来讲，民主普世论就是公司里谁干得好谁拿得多，民主素质论就是年终时却对你说，你素质这么低，少拿点，跪安吧。

我只是讲些故事。2001年我去埃及，金字塔附近可是脏乱差，骗子巨多，牵骆驼的小孩常利用你的异域情怀让你骑着骆驼，以胡夫金字塔为背景拍照，然后猛抽骆驼让它撒丫子开跑，等跑到沙漠边缘，小孩就问你要MONEY、MONEY，沙子底下还忽然钻出来一群阿拉丁般的剽悍男子，把你的兜掏光才行。大街上汽车闯红灯、交警收黑钱这些低素质，也很常见。可大家知道，十年后那里发生了什么。2003年我在美国的波特兰，那个信仰东正教的清静的城市里却有很多醉汉，有天晚上我跟同事金焱就被一个喝醉的流浪汉追赶，面目凶狠地要钱，当时我觉得美国确实乱得要垮了。第二天我在大街上又看到一群流浪汉，排着队在投票箱前面红耳赤地争论着什么，我也觉得很鄙夷，内心深深地表示支持伊拉克。可是大家知道，民主的美国没有被醉鬼和流浪汉搞垮，禁酒和收容制度严格的伊拉克垮了。

互联网这么发达，中国人办出国护照也不需要三代以上的政审，我们轻易可以知道素质低的利比亚、南非、缅甸甚至曾为我们不屑的越南都民主了。也知道民主国家其实也挺多鸡贼。罗马到处都是小偷，巴黎遍地狗屎、美国的哈雷机师们也常常不关远光灯还放着烧包级的加强低音炮……所以素质论、国民性其实是很扯的话题，否则你解释不了同宗同族原本素质也低的香港人，为什么能在狭窄的铜锣湾大道能够秩序井然；台湾这个小岛，国民党一直说“中国人劣根性都很丑陋，不能急，慢慢等吧”，忽然就民主正果了。龙应台当年确实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来抱怨中国人的民主隐忧，台湾一度海鲜垃圾成山。台湾的报界早年也报道过当地人不习惯关远光灯。可民主就是这么怪，你动起真格，大街的情形比想像得快得多。因为，制度是因，远光灯是果。

在警车有事没事都喜欢拉一下警笛表示威严，军车总以打南海的架势冲过红灯，仅仅开个经济片区会议都要封掉三条街的交通状况下，总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是因为还不关远光灯，总拿灯光管制来说民主的事，就很不好玩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灯光管制最严格的国家，叫朝鲜。

那里人民穿戴整齐，那里人民上公车秩序井然，那里的人民随便在墙上写字，也会被叫去问话的，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至于东亚地区容易出现暴君，我迅速在脑中搜索了一下亚洲地图，不知道暴君指的是新加坡的李光耀，还是羞对国人就跳崖自杀的韩国卢武铉，是有点丑

闻就集体辞职的日本内阁，还是顺应大势释放了昂山素姬的吴登盛将军。要知道，现在连成吉思汗的蒙古，都从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主动民主了。

我觉得中国人的民主素质在提高。过去见城管打人，谁都抱头鼠窜，现在连也美女也敢围住城管了。还有就是乌坎，所以不要说中国有两亿五千万不开化的人群，乌坎那些人不过是些渔民、妇孺、打工仔……剩下的我无需答，林祖銮已帮我们答。有人问，难道你看不见基层选村长的贿选，甚至杀人的。我看见了。这个国家其实并没有变得更好，但过去真在睡觉，现在至少是装睡，装睡就是民主基础，比叫不醒好。

才想起差点被绕进去。有时候我很无奈，只是说革命，他定义革命就是暴力，暴力就是流血；我改说那就民主吧，他就说咱们的尺寸跟那个叫民主的洋妞不合适，还是与国情互相自摸吧；你说那换改革吧，他稍微满意些，还是要交待一下必须等上面通知，而上面，在中国其实是个虚拟词。最近流行说有块叫天鹅绒布匹，在中国没消费基础。我觉得这是一个奇特的逻辑。因为，在一个人人追求苹果机且已把它追成了街机，坐地铁都要抱本乔布斯传而不是铁人王进喜传，更多人关心哈维尔而不是高尔基，看外国电影都要看原声而不是译制版的地方，你说祖先在我们身体内早安插好了一个独特的阀门，只接受产品，不接受思想，只知道故事，不接受民主的感染，这在制造原理上，有些说不过去。

中国人要的是自己过得爽的自由，要的是猪哼哼的权利。这有什么错吗，它跟全世界人民是一样的。勒庞这本《乌合之众》扒的是全人类劣根性的皮，不单中国人，美国人的祖先也这个蛋性。五月花号船上那102名由清教徒、工人、农民、渔民、契约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能从五月花号公约到独立宣言，中国目前的民众素质并不比那群流亡者低，为什么不能拥有民主。否则就解释不了中国人在动车、校车、汶川大地震、免费午餐、救助尘肺病时那些勇敢的身影，也解释不了那么多无关利害的人跑去那个村、那道坎去声援助阵。

中国人的自由观有一点跟世界相通，一直在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不用再惧怕老婆刚怀了个孩子就冲进来一群人把她拖到人流室，肉身普及一道基本国策；不再惧怕孩子上学坐上校车的时候，也是坐上了孝车，你自己坐上了动车，就是坐上了买一送一的灵车；也不再惧怕好容易摆个烧烤摊，城管上来就把你打成肉串；更不会惧怕，你不过说了上面这些话，忽然不仅帖子不见了，而且整个的人都不见了……

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天赋权利，为什么要拒绝权利。

真正促使我想谈一谈的话题是：一人一票真的中国最大的急迫吗。我觉得这个提问本身就是一个误会，我愿意这样看这个逻辑：一人一票当然不是最急迫，但它是最重要。最急迫是上班打卡领工资生病了赶紧去医院，你得第一时间去做；最重要就是，你必须从现在做起，当十年前就想到十年后你的最急迫，最重要就会出来帮你。不要眼里只有最急迫，没有最重要，不要被政府GDP成功教育，活得太急，煎得太急。

有人问，说了那么多，你不就要煽动社会变革吗，可《乌合之众》里说的集体诉求呢，没有集体诉求必然失败。我答：一人一票就是集体诉求。我们也可以幻想一下，开始反贪腐，后来发现只反贪腐不行，如果在古典时代人们很可能陷入轮回的暴力革命和暴君，可互联网时代就是大家互相监视互相传播的时代，这灭了萨达姆灭了穆巴拉克灭了卡扎菲，普京也不会是永久的沙皇。所以革命的下一步必将进入权利的博弈，就是参选。你看这些国家的变革最后都落点到选举，普遍的反腐行为都集中的选举舞弊上。互联网是暴君和专制的死敌。有人问，当选人大代表对你那么重要吗。这是一个误会，我认为坚持参选，比是否当选，更重要。还有一个误会，参选的样子一点不拉风，却很苦逼，我隔三差五就压低声音打电话到武侯区人大，很是怕打扰人家，咳，那个，开始没有，呵，打扰了……还常委托我妈去问居委会，因为我去问会触动大妈们的神经，我妈每次也先行默念一下台词，再打……那样子很像地下党。

如果普选，我不担心共产党当选。一人一票本身就是最大的破冰意义，根本不选，跟选一下再上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大家还是选共产党，证明这个政党仍然是这个国家最令人信服的党，如果……再说下去就敏感词了，具体例子参见1996年台湾国民党史。至于马化腾参选，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每一次都有富豪参选，也没见过谁真的当选。现实操作中，你养成民众珍惜选票的习惯，他们就不会为了Q币出卖尊严。

所以就必然引出下面这个观点：“当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和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

这一刻，我简直有加入党的冲动。我只有三句读后感：

一、从政治学，这是正确的，从数学它却犯了一个错误，十三亿八千万减去三亿八千万，还剩下整整十亿。

二、就算那八千万，好多也常常忘了自己是党员。

三、从亲缘学，我觉得谁也不必急着代表我，去跟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党攀亲。

民主是个很大的话题，我只取一意，本文切题：民主就是不攀亲。

注：（本文为我的民主观——中国人为什么惧怕权利之一）

第三篇：自愿离婚协议书(不涉及财产)

离婚协议书

男方：，年 月 日出生，身份证号：，住址：。

女方：，年 月 日出生，身份证号：，住址：

双方因感情不和，自愿离婚，经双方协商一致，对有关事项，依《婚姻法》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

一、男方与女方自愿离婚。

二、子女的抚养：

双方于 年 月 日生育儿子，离婚后儿子抚养权归男方。女方自离婚之日起每月 日前支付抚养费 元给男方。直至儿子大学毕业止。

三、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

1、双方无共同财产，其它财产(包括个人持有的现金、银行存款、股权、股票、债券、首饰、衣服等)归持有人一方所有。

2、双方无债权、债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个人债务由个人承担，与对方无涉。任何一方对外存有债务的，负债的一方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女方对儿子享有探视权，男方应积极配合，原则上每月 次，具体时间、方式双方另行协商。

上述协议事项，双方保证切实履行；对本协议内容如有隐瞒、欺骗或者不履行本协议的行为，视为违约。守约方有权向 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对本协议有任何补充或更改，双方应当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五、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男女双方各执一份，婚姻登记机关存档一份。

男方： 女方：

年 月 日

第四篇：专注力：一种与岁月对抗的力量

专注力：一种与岁月对抗的力量

这是一篇用现代形式宣传佛教义理的杰作！所谓专注力，其实就是禅定，用来训练精神的专一。所谓不确定，实际也就是佛陀所说的无常，一切都在不断地变化当中。所谓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禅宗所讲的——把握当下。强烈建议朋友们阅读此文。智宗合十

时光无法倒回，每个人都会老去。慢性疾病的警钟已经敲响，我们的健康和力量都在消退。一旦疾病缠身，我们将自己交给现代医学，祈求最好的结果。在岁月面前，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吗？将一个人的心理时钟倒拨20年那有可能吗？在这里，心理学将为我们发现这种“可能”。

可能心理学

心理学家艾伦·朗格教授今年63岁，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心理学系获得教授席位的女性。在美国心理学界，她是一个异类。一件小事可以说明她的异类程度。

去年夏天，一个朋友给她讲了多年前在印度的一次奇遇。他们在路上遇到一位宗师，请路人一起拍了照。他们用两台相机，拍了两张照片。但是，照片洗出来以后，站在中间的宗师却不见了。

一个科学家似乎不该相信这种灵异故事，但朗格教授却把它写进了自己的博客。她说，人们之所以认为这个故事不可信，或者无稽，是因为他们思维封闭，没有向可能性开放。

朗格教授用一词之差来解释她的研究与传统心理学之间的差异：传统心理学研究的是“什么”，而她研究的是“可能是什么”。

她将自己的研究称为“可能性心理学”，不是描述普遍的真相，而是寻找个别的可能性。在社会科学中，与实验假设不符合的数据会被视为噪音，比如在研究年龄与记忆衰退之间的关系时，一个记性极好的老人往往被忽略掉，但她研究的重点恰恰是这个老人，因为这个老人身上包含着同样真实的特质，是人类思维中尚未被发掘的潜力。

朗格教授热爱网球。年轻的时候，她摔断了脚踝，医生说她从此会瘸腿，再也不能打网球了。但现在她双腿健康，仍然在打网球。30多年“可能性心理学”的实践，使这位心理学家将身体和心灵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度过了一段非凡的岁月。她觉得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她不敢尝试的。当别人告诉她“不”的时候，她一定会反问一句“为什么不？”

什么是专注力

“可能性心理学”的第一个假设是，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或者能变成什么，一切皆有可能。

但人是习惯的动物。我们如此容易被僵硬的世界观、惯例、偏见或者刻板印象所麻痹，我们的很多行为往往是先入为主、不假思索，或者想当然的结果，而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或者认知过程。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朗格教授做过一个“复印机”实验：几个人在排队复印东西，实验者问前面的人能不能让他先复印。只要这个实验者给出了理由，人们通常都允许他插队。有趣的是，这个理由本身是否合理却并不重要。无论你说“对不起，我赶时间”，或者“对不起，我想复印文件”，人们的反应是一样的。

“并不是他们没听见你说什么。”朗格教授说，“而是他们根本没意识到你说了什么。”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行为都是像复印机实验里的那种“自动”状态下做出的。所以，我们需要时不时地停下脚步，思考一下我们正在做什么，在某个情境下是怎么反应的，为什么会这样的反应？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这就是所谓的“专注力”。在她的学术生涯中，这是一个核心概念。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专注力”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实践——留意新事物，积极寻找差异。无论是关于你自己的，还是关于周边环境的，无论这个新事物看上去很傻，或是很聪明，只要它是新的，是不一样的，就会将你置于“当下”的状态，让你对人和环境重新敏感起来，向新的可能性敞开，形成新的视角。而那些我们多年来称之为“智慧”的东西也会变得可疑起来——事实上，在她看来，世上没有什么是不能置疑的。

为了适于生存，我们的脑海里保存了无数的规则与分类，以快速有效地指导当下的行为。这也是文化对人的教化功能——通过传达“绝对”的概念，我们的文化得以代代相传。这无疑带来了稳定，但也让我们付出代价。因为很多时候，情境已经变化了，我们还一如既往地坚持着那些规则和分类，不假思索地运用它们。

从这个角度而言，“专注力”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它并不意味着否定，而是存疑和追问，从传统、权威、成见、惯例、约定俗成中，收复自己的头脑，对塞给自己的信条问一句，“真的吗？”“为什么？”“万一呢？”

朗格教授认为传统医学的问题也在于此。医学是一种不完美的科学，它能提供的只是概率，一种抽象的数学概念，但到了病人那里，却经常被作为唯一的正确答案接受下来。事实上，任何一种疾病，一旦落到个人身上，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殊性，没有一个人是概率，没有一个人是“大多数”。

“我并不反对传统医学。”她解答道，“我只是反对对医学测试和医生的无条件信任与依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无意识状态——我们太容易接受一种疾病的标签了，比如癌症、抑郁症等。”因此，在朗格教授看来，人类的潜能很大程度上是被“无意识状态”抑制了，“一旦你相信某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你就不会愚蠢到要去尝试。但如果你意识到，这个结论并非对所有人都适用，就开启了一个可能性的空间”。

“因此，训练专注力的第一要义是接受‘不确定性’。”朗格教授说，“当你对某件事情不确定的时候，你会留意到问题和差异，你会向可能性敞开，创造可能性„„反之，如果你对某件事情很确定，就很容易陷入单一化思维，不再关注那些可能与之相反的信息。”

“现代人应该对‘不确定性’有更健康的尊重。”她说，“‘不确定性’才是现实世界的本质状态。现实从来不是静止的，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得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一旦我们看清自己是如何自我束缚在文化、范畴、语言和思维模式的陷阱里，就会发现，人生中我们可以控制的部分，包括健康和快乐，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返老还童的可能性

在一部即将开拍的好莱坞新片《倒时钟》中，詹妮弗·安妮斯顿将出演朗格教授，电影主线是她在1979年做的一个实验。

一个匹兹堡的老修道院里，朗格教授和学生精心搭建了一个“时空胶囊”，这个地方被布置得与20年前一模一样。他们邀请了16位老人，年龄都在七八十岁，8人一组，让他们在这里生活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里，这些老人都沉浸在1959年的环境里，他们听上世纪50年代的音乐，看50年代的电影和情景喜剧，读50年代的报纸和杂志，讨论卡斯特罗在古巴的军事行动，美国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他们都被要求更加积极的生活，比如一起布置餐桌，收拾碗筷。没有人帮他们穿衣服，或者扶着走路。唯一的区别是，实验组的言行举止必须遵循现在时——他们必须努力让自己生活在1959年，而控制组用的是过去时——用怀旧的方式谈论和回忆1959年发生的事情。

实验结果是，两组老人的身体素质都有了明显改善。他们刚出现在朗格的办公室时，大都是家人陪着来的，老态龙钟，步履蹒跚。一个星期后，他们的视力、听力、记忆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血压降低了，平均体重增加了3磅，步态、体力和握力也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不过，相比之下，实验组，即“生活在1959年”的老人进步更加惊人，他们的关节更加柔韧，手脚更加敏捷，在智力测试中得分更高，有几个老人甚至玩起了橄榄球。局外人被请来看他们实验前后的照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多年来，关于这个实验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毕竟，这是一个田野实验，因为缺乏实验室的控制，一个结果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事实上，直到今天，朗格教授仍然难以解释，那一个星期里，这些老人的大脑和身体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交互。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老人在心理上相信自己年轻了20岁，于是身体做出了相应的配合。为了维持时间感，那些“活在1959年”的老人必须付出更多的“专注力”，即更有意识的“活在当下”，因此他们的改善更明显。虽然不至于“返老还童”，但这个实验至少证明了，我们生命最后阶段的衰老并非是不可逆转的。

“衰老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她接着说，“老年人的虚弱、无助、多病，常常是一种习得性无助，而不是必然的生理过程。”

关于衰老的很多思维定式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人老了，记忆一定会衰退吗？

脑神经科学的证据显示，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其大脑活跃程度与20多岁的年轻人并没有区别。他们在短期记忆力、抽象推理能力以及信息处理速度等方面的能力都不应差于年轻人。那么，到底是什么抑制了他们真实的潜能？

根据朗格教授的分析，这是因为我们身处一个崇拜青春而厌弃老年的社会。年轻的时候，我们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老。与此同时，我们固执而轻率地认定衰老和能力减弱有着必然的联系。某天早上我们醒来，惊恐地发现自己已步入老年，这种思维定式往往极具杀伤力。当我们发现自己记性越来越差时，最现成的解释似乎就是——我们老了，而很少再去寻找其他的可能性，比如也许是我们失去了记忆的动机和意图？

事实上，很多心理实验都证实，一个人衰老的速度与环境暗示很有关系。与一个比自己年轻的人结婚，往往长寿；相反，与一个比自己年老的人结婚，往往短寿。社会经常规定了，什么样的年龄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否则就是为老不尊。因此一个经常穿制服的人往往不容易显老，因为制服没有老少之分，没有年龄暗示。

“如果我们不是将‘变老’看成是一种时间的遗失，一条单向的下坡路，而是一个时间的过程，一种自然的变化，我们会发现年老的许多好处。”

在20多年前的一个养老院的实验中，她发现，当一个老年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权时，比如他能决定在哪里招待客人，玩什么娱乐节目，自己照顾房间里的植物，他会比那些被全方位照顾的老人更加快乐，更爱社交，记性更好，而且活得更久。

有人问朗格教授，是否想过让自己回到30年前？

她笑着说：“如果你是一个懂得专注力的人，年龄从来不是问题。无论你20岁，30岁，或者60岁，你都是在体验当下，你在自己的时间里加入生命的体验。这是一种生活的艺术。”（文/陈赛）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16期

第五篇：不涉及子女抚养的离婚协议书范本

男方：xx，男，汉族，住天津市xxxx区，身份证号码：

女方：xxx，女，汉族，住天津市yyyy区，身份证号码：

xx与xxx于xxxx年xx月xx日登记结婚，未生育子女。由于婚前双方没有感情基础，自结婚以来一直不和，现夫妻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订立离婚协议如下：

一、男女双方自愿离婚。

二、子女安排，无子女;

三、财产处理：

1、男方所得劳动局综合楼10—1室房屋产 权及部分家具归男方所有(其中双人床一张、矮组合一组、桌子一张、凳子六个、五门柜一个、梳妆台一个、三人木沙发一个、单人木沙发二个、大小茶几各一个、14寸彩电一台)。

2、女方所得巴王路谭家花园5—1室(61.2㎡)房屋产权、巴王路27号门面一间(25.2㎡)房屋产权和劳动局综合楼顶楼电梯间的 使用权;

四、债权债务，男女双方债权债务自负;

五其他协议，男方付给女方人民币2.5万元整。双方办理离婚手续后，男方必须8日内撤回房屋产权纠纷 上诉，且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找女方麻烦。

六、协议生效时间的约定：

本协议一式五份，男、女双方各执二份，婚姻登记机关存档一份，自婚姻登记机关颁发《离婚证》之日起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