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共政策学案例分析建议
1.建立城市房屋拆迁补偿体系的理论基础
房屋拆迁的目的是强制取得财产以实现公共利益,其终极问题是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使各参与主体都达到最佳效果。
一是将效益作为首要目标,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实现权利的最优配置,将权利分配给能够用它产生最大社会效益的主体。要在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找到效益平衡点,达到共识。
二是分析政府、拆迁人、被拆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均衡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有效率的拆迁制度,努力使各主体利益趋向均衡。
三是分析城市房屋拆迁中各个主体的需求和行为,促成和实现各方的合作。为了实现合作的潜在利益和有效解决合作中的冲突问题,就需要建立起新制度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
四是进行房屋供给分析,实现房屋资源优化配置。随着被拆迁居民对于拆迁制度改革的需求日益强烈,拆迁制度供给部门也将考虑平衡需求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供求分析方法对于拆迁制度改革创新的分析也具有适用性。
2.确定合理的拆迁补偿原则、内容和标准
确定房屋拆迁补偿的基础是认可房屋所有权,即财产权益。在这一前提下研究确定房屋补偿的原则、内容和标准,才是符合现代法制文明要求的。房屋动拆迁是一种复合行为,一是拆除房屋,二获取房屋基地(使用权),房屋拆迁不过是获取土地的手段。房屋拆迁补偿实际上涉及两部分:一是基地使用权补偿,这是房屋拆迁补偿的根本;二是房屋及其他附着物的补偿。对住房特别困难的被拆迁人,还要遵循行政救助原则,给予多于被拆迁人的损失的利益。
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的原则除了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如自愿、公平、等价、有偿外,应当确立以下具体原则:
—市场等价原则,即确保被拆迁人至少能够回购原面积房屋。
—保障住房权益的原则,即保障被拆迁人的房屋居住权。
—补偿房屋派生权益的原则,即对被拆迁人利用原有房屋产生的利益予以适当补偿。
—改善住房困难者条件的原则,即对原住房困难的给予适当的增加面积。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标准是房屋拆迁中最核心的问题,不仅关系到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切身利益,也会对当地的经济建设产生直接影响。偏低的补偿安置标准,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影响社会稳定,也造成拆迁难;偏高的补偿安置标准,损害拆迁人的利益,影响招商引资,影响社会发展。按照以上原则,在城市房屋拆迁时,应当对被拆迁人补偿的内容和标准包括:
—被拆除房屋所占用土地的使用权价值。对土地使用权的补偿,不应以土地
基准价为标准,而应当以拆迁地新房屋建成后的楼面地价作为补偿标准。
—被拆除房屋的价值。被拆除房屋的价值以拆迁地等面积新建房屋的建筑安装造价为补偿标准。以上两项标准的确定,在实践中可以以拆迁地等面积新建房屋的预期销售价格计算。既保证了市场等价原则的实现,也保证了被拆迁人原有住房权益不因拆迁而降低或消失。
—被拆除房屋所产生的收益。对于以被拆除房屋出租收取租金的,应当对其租金收入给予符合市场价格的补偿。
—经营性补偿。对以被拆除房屋作为生产资料的,除采用实物补偿要考虑原房屋的经营条件外,对因拆迁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应当适当补偿。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拆迁,还是商业用途的拆迁,补偿的内容和标准都应当是一致的,因为被拆迁人及其财产权益并没有因拆迁的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在具体的程序和补偿协商的方式上可以有所区别。如为公共利益的拆迁,应当提想起行政性和公共利益性的特点。为商业目的的拆迁更应采用完全的市场方式,以双方的合意为基本方式。
3.建立完善的补偿保障措施
拆迁当事人之间依法达成拆迁补偿协议后,落实拆迁补偿安置各项措施是保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关健所在。房屋拆迁,拆迁人应当准备齐全拆迁所需资金,按拆迁协议的约定,及时向被拆迁人支付房屋补偿费、装修补偿费、地面附属物补偿费、搬家补助费、临时过渡费等拆迁补偿费用。
同时,拆迁人还应向被拆迁人提供必要的安置措施,并根据具体安置方式,进行安置价格结算。需要拆迁人购买商品房或者建造成套住宅安置被拆迁人的,拆迁人应准备充足的购(建)房资金,及时购买或者建造.符合国家建筑规范要求的成套住宅,按时交付给被拆迁人。实行货币安置的,拆迁人应按拆迁协议约定支付货币安置款。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地方把对被拆迁人的补偿安置当作仅仅是拆迁人的责任,似乎与政府无关,这是一种错误认识。建设项目不仅给投资人带来利润,也给当地带来长期的税收和就业机会,带来当地经济的发展。政府在招商引资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拆迁安置工作,给被拆迁人以一定的政策扶持。如一些地方向被拆迁人提供低价商品房或者经济适用房,对原住房面积较小的被拆迁人实行保
底安置政策,对经济特困户由政府给予资金资助等等。既不加重拆迁人的经济负担,也解决了被拆迁人的安置问题,缓解了拆迁难的矛盾。
4.完善拆迁立法
2004年修改宪法,加强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明确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土地和私有财产征收或征用并依据法律规定给予补偿,加之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这些为完善城市房屋拆迁立法提供了宪法、法律依据。但是,现有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其他规章、政策显然不符合法律的这一要求,因此,制定城市房屋拆迁法或者在征收征用法和其他民事基本法中编制房屋拆迁专章已经成为实践中的急需和立法者的选择。
(一)完善拆迁立法的几个主要考虑因素。
(1)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在城市房屋拆迁活动中日益显现,城市房屋拆迁中的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并存、分立的特点和遵循民事基本原则的补偿行为,要求明确政府部门在城市房屋拆迁活动中的管理职责和管理程序,减少对拆迁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直接干预,形成政府与拆迁人、被拆迁人之间规范的行政管理关系和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清晰的民事关系。
(2)城市房屋产权结构的重大变化,影响当事人的心理预期。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政府对民事法律关系不宜过多介入,政府的职责主要是宏观调控和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3)城市房屋拆迁的目的不同,对被拆迁人接受拆迁的程度有较大影响。房屋拆迁有公益性拆迁、商业性拆迁,对被拆迁人补偿是一样的。
(4)城市房屋供需情况关系城市房屋拆迁的难度.(5)法治环境的完善要求城市房屋拆迁立法要充分虑及法制的统一。
(二)城市房屋拆迁立法的主要内容
城市房屋拆迁立法应当在物权理念的指导下,以完善的房屋拆迁补偿体系的构建为中心,规范城市房屋拆迁行为及与城市房屋拆迁直接关联的其他行政的、民事的法律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l)城市房屋拆迁的基本原则;
(2)对社会公共利益项目的界定,社会公共利益项目的确定机关、权限及拆
迁程序;
(3)对商业项目的界定及其拆迁程序规定;
(4)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的原则、范围和标准;
(5)房屋拆迁补偿的价格评估机构、选择及评估程序等;
(6)房屋拆迁争议的行政仲裁机构、制度及程序等;
(7)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制度的衔接以及特别规定等;
(8)政府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开发商、私有房屋所有人等各个拆迁法律关系
主体的其他有关权利和义务、违反义务的主要法律责任。
5.强化对拆迁相关行为的监管
(1)加强拆迁条件审查,严格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实施拆迁许可。对申办 许可证的单位是否具备拆迁条件和资格要进行严格审查,做到“六不准”,即:得拆迁许可证或拆迁许可证超期未按规定申请办理延期手续的、资金不到位的、房不落实的、补偿安置方案不合理的、工作人员未经培训的、未取得或被依法注迁资质的机构,一律不准进行拆迁。
(2)加强拆迁现场监管,确保拆迁政策落实到位。推行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公透明,避免拆迁单位执行政策不到位,拆迁工作人员不按规定办事,损害被拆迁合法利益。
(3)加强代办拆迁项目监管,推行拆迁代办佣金制。要认规范房屋拆迁委 托行为,推行代办拆迁单位收入佣金制,使各类拆迁工程的拆迁安置补偿成本与代办单位的劳务收入费用分离。
(4)加强对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的监管,确保拆迁资金专款专用。建立由拆迁业主、资金管理银行和拆迁管理部门相互配合、共同监督的拆迁资金监管制度。一是所有拆迁项目要设立专门帐户,报拆迁管理部门备案。二是确定拆迁补偿安置资金和房源的使用审核程序。三是建立拆迁补偿安置资金、房源使用稽查制度,对拆迁单位实施的补偿安置行为进行跟踪动态管理。
(5)加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监管,建立拆迁项目工程监理制度。一是拆迁业主要委派拆迁项目工程监理员审查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执行情况,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和拆迁资金、房源的使用进行有效监督,全程监理拆迁实施单位签约及履约过程。
二是推行使用拆迁管理部门统一印制并编号的规范性拆迁协议文本。非经房
屋拆迁管理部门核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得随意销毁。
三是统一确定拆迁代办工程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程序。拆迁代办单位用于拆迁安置补偿的各类协议书应当由拆迁代办单位经办人、拆迁代办单位负责人和业主监理员分别签字,拆迁实施单位和拆迁业主盖章后生效。
(6)加强拆迁专业单位的监管,提高拆迁行业的自律意识。要加强对拆迁单位的资质管理与考核,强化维护被拆迁人合法利益的执业意识。要运用行业协会的组织优势,加强拆迁队伍的执业教育培训,引导和督促拆迁单位不断加强行业自律,承担起诚实守信、合法经营的社会责任。
(7)加强拆迁评估机构的监管,规范拆迁估价行为。估价机构在拆迁估价中,应当坚持独立、客观、公正、合法的原则,严格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进行评估。要对房地产评估结果进行监督。对职业不规范、故意误评估或因过失造成重大误评估的,要按照行业自律规范和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此外,要充分发挥行政、司法的监督救济作用,发挥公众、舆论的社会监督作用,保证城市房屋拆迁活动依法、有序进行。
6.加强政府及政府官员的公共政策道德建设。
道德对为了公共利益而征收或拆迁城市单位、个人房产问题的讨论使我们看到中国当今对社会道德理论讨论的不足性。当然建立在道德理论基础上的财产权理论并不能非常容易地解决当今社会所有的立法、执法问题。但是这样的理论可以使我们直面有争议的疑难问题,也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发展和繁荣目标的重要性。只要我们的公共政策能围绕这样的目标,任何事情都不难解决。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经济学者和律师可以提供各种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和做法。
7加强社会的民主化、公民化、公开化。
公众和媒体对中国城市房屋征收和拆迁问题的讨论和抨击体现了中国正在朝公民化的社会迈进。这非常令人欣慰,也是30年前的那代人无法想像的。在我们要求政府向社会公众负责和提高透明度时,中国社会的智力公民有必要去提高自己分析和判断问题的能力。仅仅批评政府和政府机构是不够的,政府也不完全一无是处。公众、特别是学者(智力公民)在对政府进行批评时应同时思考有什么方法可以使政府的工作做得更好。
第二篇: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关于舟山市普陀区免费婚前检查案例分析
案例描述:
据2003年5 月23 日《人民日报》报道,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率先在全省施行免费婚前检查,婚检的实际费用由政府承担。据了解,普陀区免费婚检的项目包括肝功能、血常规、小便常规、乙肝表面抗原、X 光胸透、梅毒、艾滋病血清学检查(HIV)等,每对夫妇检查费用为213 元,全部由政府承担。除了免费婚检,普陀区还对准妈妈们的孕前检查实行免费服务,费用也由政府承担,并承诺为新人保密。在一定意义上说,普陀区政府部门的做法为由新《婚姻登记条例》所引发的全国范围内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案例背景:
自2003 年10 月1 日《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我国取消了强制婚检,婚前医学检查制度遵循自愿原则。结婚不必出示婚检证明,公民欣喜的是隐私权得到保护;而随之产生的忧虑是一些人将婚检变为“不检”,减少了一道筛查疾病的关口,给下一代的健康留下隐忧。一年间,全国各地的婚检率下降到了令人忧虑的地步,卫生部初步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婚检工作量不足往年的十分之一,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零婚检”。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普陀区婚检人数大幅度下降。据普陀区妇幼保健所统计,今年1~3 月前来婚检的只有5 对,占实际结婚数的5%以下。同样,杭州的
后,婚姻登记机关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申请结婚当事人提交婚姻登记条例规定以外的任何证件和证明材料。从两部法律的通过和实施时间来看,《母婴保健法》在前,新《婚姻法》在后,按照我国的后法优于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关系原则,如果发生冲突,应适用新《婚姻法》条款。不管是《母婴保健法》还是新《婚姻法》,针对的都是每一个普通公民,它们实施的效果,取决于公民个人的法律意识和观念。新《婚姻法》的诸多规定,实际上都是让公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求一个公民成为守法公民,普遍具有某种意识观念,不是强制他去做什么,而是为他完成这些责任提供保障。从一点上讲,提供免费婚检服务比强制婚检更有意义。
分析: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的政府?
1.责任政府。从近来的“问责制”到普陀区政府部门为婚检费用“埋单”,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正在向责任政府迈进。从积极发挥政府作用的角度来说,“问责制”只是一种消极的、事后的责任理念和制度。而普陀区政府部门为婚检费用“埋单”,主动承担政府应尽的社会责任和应该履行的政府职能。可以说,这从更高的层次很好地诠释了责任政府理念,即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政府,不但要为自己的不良行政行为负责,更应该富于公共管理者的进取精神和服务意识,“勇于担责、善于担责”,努力为广大纳税
集体行动。这在事实上为地方政府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运用行政权力的灵活性进行适当的公共政策创新作出了良好的示范。
4.以人为本。取消强制性婚检的意义在于强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公权力不能强行进入私权利调整的范围内。但在私权利的领域内却强调的是自我责任,要不要婚检是当事人双方的自由,但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也要由当事人双方来承担。普陀区政府部门为婚检“埋单”,引导公民理性行使自己的权利,反映当地政府在处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平衡,既保护婚姻当事人自主选择的权利,又保障人口的质量、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普陀区政府部门并没有回到以往的“直接管制”老路上去,而是采取“政府埋单”的方法,运用间接的行政引导方式实现调控社会发展的目的。这体现出普陀区政府处理多元社会中利益冲突、价值冲突的复杂公共管理问题的高超水平,也表明其行政行为方式已经实现了从“划桨行政”到“掌舵行政”的转变。
第三篇: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10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也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该校的自主招生政策:将在2012年自主选拔录取招生考试中实行“校长直通车计划”和“圆梦计划”。其中,圆梦计划关于“考生资格”的表述,尤其引人关注:被推荐的考生原则上要求平时成绩排名为所在中学的前10%,且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不少考生和家长看到后不禁感慨:“这是哪门子规定?也太雷人了吧?”(《郑州晚报》10月29日)
如今,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以及高校招生中的种种猫腻,偏远地区特别是农村的考生越来越难入名校,“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凸现。中国人民大学“圆梦计划”面对县及县以下地区学校就读的农村生源,这事我赞同,美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推行“平权运动”中,许多大学也面对有色人种降低分数和优先录取。但是,规定“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也太雷人了,让人难以琢磨这一规定到底能起到什么效果?
如果“圆梦计划”是像美国的“平权运动”一样,是为了照顾弱势群体,其实不必附加“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的条件,只要是来自于农村生源即可。因为,三代有大学生的学生,并不表明他不优秀的,也不能表明他家不是贫困的或者是弱势群体,不需要照顾。因为,家族中出了一、二个大学生,在今天大学生如此普遍甚至而毕业后普遍失业的情形下,并不能改变家庭的命运、更无法改变家族的命运。因此,那些三代以内出过大学生的考生并不表明他们不是弱势群体,相反,如果将他们排斥在“圆梦计划”之外,可能对他们造成另一种不公平,他们仅仅因为家族中其他人上过大学,就失去了纳入“圆梦计划”的资格。
当然,“圆梦计划”推行者也可能会说,设定“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的条件,可以鼓励和动员这一不注重教育的人群主动接受教育”,其实不然。那些不注重教育的父母,那些三代出不了大学生的家族,并不会因为人大向他们伸来了橄榄枝就更注重教育。既然他们本身不注重于教育,那些他们的教育可能早就止步于高中,他们的成绩止步于排名为所在中学的前10%,他们根本无缘于“圆梦计划”。相反,只有那些一心想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的弱势群体,对于进入名校的渴望更大,他们家庭出的大学生也更多。要我说,要不就只设定面对农村生源的条件,如果实在要设定“三代以内无什么”的条件,那设定“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就不如设“三代以内无当官”或者“三代以内无富豪”的条件更为妥当。
如今,在各种高校自主招生、“保送”等游离于高考招生措施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在于,考生家庭出过大学生会造成不公平的问题,而是在于各种权力、金钱干扰这些招生行动,让大学入学资格成为权力与金钱竞逐的游戏。去年媒体就披露,长春外国语学校的一场保送考试引发家长和同学的广泛质疑,据同学和家长举报,不少平时成绩平平甚至经常排在全年级倒数的同学,成绩突飞猛进,凭借这次考试一举获得了保送资格。如果“圆梦计划”中规定“三代之内无官员”或者“三代之内无富豪”,恐怕能减少一些权力和金钱对这一计划的窥视,让这一计划更能招收到一些弱势群体的学生,更具有公平性。(杨 涛)
第四篇: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定稿]
案例分析——房地产“限购令”
内容摘要:房地产作为国家的支柱性和先导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相对不成熟,房地产投资过热、房价收入比过高、房价涨幅过快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不少城市出现了房价增长幅度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合、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不相协调的现象。为此,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试图抑制房地产过快上涨,而“限购令”无疑是其中调控力度最强的政策,足以体现出中国政府打压房价,抑制房地产泡沫的决心。笔者试图结合公共政策动态运行过程来分析这项政策出台的背景、原因以及效果,并就这项政策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案例回顾
(一)“限购令”的出台:
我国于2010年出台“限购令”,通过加大对购房者购房条件的限制来打击房地产行业的投机行为,控制房价过快增长。2010年4月17日,“新国十条”出台,其中第3条明确指出要实行更为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要严格限制各种名目的炒房和投机性购房。条例指出,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商业银行可根据风险状况,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性措施,在一定时期内限定购房套数。“新国十条”出台后,各地根据其房地产现状陆续颁布“限购令”。2010年4月30日,北京出台“国十条”实施细则,率先规定“每户家庭只能新购一套商品房”。2010年9月29日国家多部门再次出台调控新措施,其后深圳、广州等多个城市陆续公布“限购令”。随后有上海、广州、天津、南京、杭州等16个一二线城市推出限购政策。2011年1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在一定时期内,要从严制定和执行住房限购措施。通知明确规定,原则上对已拥有1套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家庭、能够提供当地一定年限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对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一定年限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要暂停在本行政区域内向其售房。通知还指出,已采取住房限购措施的城市,凡与本通知要求不符的,要立即调整完善相关实施细则,并加强对购房人资格的审核工作,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尚未采取住房限购措施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要在2月中旬之前,出台住房限购实施细则。其他城市也要根据本地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新情况,适时出台住房限购措施。
2011年8月17日,住建部下发二三线城市限购标准。12月,住建部知会地方政府,对于限购政策将于2011年年底到期的城市,地方政府需在到期之后对限购政策进行延续。12月1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研究部署继续加强调控工作。会议在住房限购措施方面还提出新的要求:已实施住房限购措施的城市要继续严格执行相关政策,房价上涨过快的二三线城市也要采取必要的限购措施。
这意味着“限购令”政策将在中国继续实施,并且实施的范围将继续扩大。
据法晚报记者统计,截至2011年12月20日,全国共有48个城市实行了限购政策。对于各地出台的“限购令”,一些专家及业内人士对其效果也存在着广泛争议。
(二)“限购令”出台后的效果:
一方面,“限购令”出台后对各城市的成交量和成交价格均有明显的影响,房价同比和环比涨幅均得到不同程度的遏制,限购政策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据2011年11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作为行业温度计的全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为99.87,首次跌破100。同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方面,环比价格下降的城市有49个,持平的城市有16个,仅有5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且涨幅均未超过0.2%。
从房地产行业的房价、销量等先行指标来看,中国房地产行业增速开始减缓,房价已经开始显现波动回落。经济学家张智威表示,目前国内的房地产行业已经到达一个拐点,未来几个月,商品房投资将会迅速放缓。从新房开工和土地购买量来看,2011年10月份以来,开工量出现骤降的趋势,2012年第一季度保障房开工量也很可能不是很高,虽然保障房建设能够抵消部分商品房投资的疲软,但是也无法逆转房地产投资的下行趋势。
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1-2012》 称,“全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势头已经得到遏制,部分地区的房价开始下滑,限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限购对购房需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投资性异地购房,房地产去投资化的政策导向十分明确。”
另一方面,“限购令”的实施也使得各地方政府房地产税贡献率有所下降,导致了财政收入的直接缩水。以浙江省和河南省为例,2010年上半年浙江房地产行业的税收收入增长82%,对地方财政的贡献率达到63.7%。而根据浙江人大常委会26次会议公布的信息,2011年上半年4月、5月、6月,浙江房地产营业税环比分别下降17%、16%、8.1%。浙江省房地产对地方财政的收入增长贡献已经下滑至27.9%。与此类似,2011年9月14日,河南省国税局发布8月份税收数据:全省国税部门共组织税收100.25亿元,同比增长13.8%,增收12.14亿元。受“限购令”的影响,房地产行业的税收下降了27%。当然,“限购令”对房地产税的影响不单单局限于浙江、河南两省,几乎所有出台并实施“限购令”的省份都受到了影响。
(三)“限购令”出台后社会各界的评价:
1、政府权威人士:“限购令”应该延续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目前的购房比例,刚性自住型的占到 90%,调控还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基数还不是很稳固,限购应是不放松不动摇的。同时为了避免未来房地产泡沫的突然破裂构成对中国经济的较大冲击,“限购令”必将继续在中国实施。尽管当前房地产调控的行政干预色彩较浓,但这样做也是一个合理选择,因为这将有助于有效遏制房价过快上涨、逐步消化历年来已经积累的较大房地产泡沫。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从调控手段分析,限购属于行政命令,在投资投机者大量购房的现实条件下,暂停购房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预言,未来半年出台“限购令”的城市的房价将会趋于稳定,部分城市楼市甚至“急剧降温”。
2、业内人士:“限购令”效果有限
而业内人士则多选择质疑“限购令”效果。他们认为,限购不可能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住房制度,仅仅是临时性的行政手段干预楼市的政策。同时他们指出有些人担心取消限购令会导致房价出现报复性反弹的想法是多余的,只要房贷和限价及货币政策等政策继续收紧,即使不再继续执行限购政策,房价也不可能暴涨。
中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会长聂梅生认为,限购是调控政策的一柄“双刃剑”,只能作为暂时性的过渡政策。“需求并没有消失,限购就像闸门一样暂时拦住了洪水,但水位会越来越高,特别是在流动性充裕、CPI上涨的局面下。”她表示,“限购令”实施必须辅以必要的配套举措,比如切实加大供应、进行长期制度变革,才能真正取得成效,否则只能成为市场的巨大隐患。
同时房地产商潘石屹认为房价上涨的关键原因是供求关系。限购政策的出台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应该选择长期政策来解决“房控问题”这一长期问题。
二、“限购令”政策分析
公共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法定的民主程序根据人民意愿所制定和推行的行动方针和行为准则。公共政策具有公共性、权威性、目标性、实效性、原则性与灵活性、动态过程性的特点。公共政策本身也是一个从无到有再到中介的动态运行过程。这种动态运行过程包括认定政策问题、规划政策方案、确定最终决策、政策的合法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等过程环节。笔者试图从公共政策的动态运行过程性出发,从政策问题的认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调整这几个角度来分析“限购令”这项政策。
(一)政策问题的认定
一、政策问题的界定:
政策问题是指应该由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政策权威机构负责解决的,且已经纳入政府工作程序或宣布即将纳入政府工作程序,开始实际解决的社会公共问题。政策问题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因为每一项公共政策的产生,都以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为前提,都以有效地解决问题为目的。
政策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政策问题是多数人认识到的一种客观事实。
二、政策问题表现为社会利益的失衡和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的冲突。
三、政策问题是政府纳入工作程序开始解决的问题。“限购令”政策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界定:
第一、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加快,我国的房地产发展迅速。房地产价格在过去10年上升非常快,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不仅影响着人民生活水平,而且也影响着居住成本的上升和土地价格的上升,甚至已经造成中国经济整个生产链的成本在上升。“限购令”的出台就是基于居高不下的房价问题而出台的。
第二、随着房价的不断上涨,购房者购房压力逐年增大,其与房地产商、与投机炒房者、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房源分配的不合理、利益分配的失衡、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得政府不得不面对日益棘手的房价问题,提出相关调控政策。
第三、从 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到颁发《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到征收二手房营业税、整顿规范房地产交易秩序、完善土地储备制度再到“限购令”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可以看出政府将“限购令”政策纳入政府工作程序是解决房价过快上涨的另一阶段性政策。
二、政策问题的内在特征
二、政策问题的内在特征
政策问题的内在特征主要表现在横纵向相关性、主客观统一性、发展可变性。
“限购令”政策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限购令”政策的出台不是毫无联系的孤立个体,它一方面与之前的房控政策相联系,是对之前房控政策的进一步补充,体现了一种纵向相关性;一方面又对不同主体(购房者、房地产商、投机炒房者、政府)产生着影响,同时又对相关领域(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产生着影响,体现了一种横向相关性。
其次,“限购令”的出台也体现了主客观统一。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社会问题开始涌现。“限购令”的出台充分考虑了社会不同利益主体的主观认识与房价高位上涨的客观事实。
最后,政策问题的发展可变性是指政策问题经过认定之后,虽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它又将随着问题解决的程度和影响的范围的变化和时代的推移产生变化和发展。在一项政策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有可能使该项政策问题发展演变成其他政策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推行城市住房改革,辅之以市场融资体制改革,更是大大缓解了城市住房压力,使人民的住房问题的了一定程度的改善。随着住房改革的更进一步深化,我国的房地产业开始逐渐蓬勃发展起来。由于缺乏相关的改革措施和管理规范,房价一路飙升。巨大的利润使得一部分购房者出于投资或者投机心理而购房。这就造成了大量商品房空置、但许多急需用房的的普通百姓却买不起房、需求和供应结构脱节的现象。政府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房控政策,如审定城市房屋价格、控制房屋售价、打击炒房行为等。
可以说,限购令的出台是对原有房控政策的补充,进一步体现了政府调控房价的决心,同时也是对即将出台的征收房地产税政策的一个过渡政策,这都体现了政府调控房价、避免房地产风险的决心。政策问题的内在特征主要表现在横纵向相关性、主客观统一性、发展可变性。
三、政策问题的产生
认清政策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分析认定政策问题的性质及指定有效政策解决的关键。
从笔者角度分析,“限购令”出台的的原因有:
1、直观原因是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消费结构的升级、大量外资的进入和劳动力的流动以及通货膨胀条件下房地产自身的保值性形成了对房地产市场的巨大需求,使得我国房地产业持续稳步增长,也使得我国房价居高不下。而房价持续上涨会给中国社会造成巨大危害: ⑴房价上涨过快使得居民购房负担过重,抑制了居民的其他消费。⑵房价上涨过快导致社会财富向富人转移,扩大了贫富差距。⑶房价的过快增长会影响到城乡统筹发展。⑷在高房价推动下的房地产业容易形成经济泡沫,从而降低社会生产和资源配置效率,威胁金融市场的秩序。
2、进而,是由于房地产行业非理性投资泛滥。由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一部分人掌握大量社会财富。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一部分人开始利用房产的保值性来巩固自身财富,引发了房地产投资热。最为典型的是温州炒房团,民间说法是其拥有资金达1500亿元,他们每到一处就凑几千万资金砸在某一楼盘上,迅速抬高楼价再卖。但这种非理性投资会造成巨大的负面效应,短期不仅会抬升房价造成更多人无法买到房子;长期来看,会对房地产业造成重创,使大量社会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对金融市场,进而对整个经济运行造成危害,将会危急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3、深层次讲,是由房地产对相关产业的影响和自身的地位决定的。蓬勃发展的房产推动着我国房地产及相关行业(钢铁、木材、水泥、砖块装修业、家具、家电、园林、运输、服务业)的迅猛发展。近年来,房地产行业连续几年以超过20%的增速运行,对房屋的需求大量增加,使得相关原材料价格稳步升高,特别是与建筑业密切相关的钢铁价格大幅上升,不仅增加了房地产的开发成本,也影响了人民生活成本的提高。同时,房地产作为我国的先导性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明显的,房价过快上涨可能会导致经济泡沫的出现,对我国经济实现
“经济软着陆”①产生影响。
(二)政策制定
公共政策的形成就是政策主体从它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团体的利益出发、对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进行整理加工,通过一定的方式,促使一定的利益实现,限制一定的利益要求,或者平衡各种利益追求,减少利益的冲突,使政策对象的社会行为能够按照政策主题的目的去发生、发展,最终实现政策主体的目的的过程。从这一点上说,政策的本质就是政策主体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②一般而言,政策主体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主要是通过三种形式来实现的:一是通过鼓励性政策,激励某种行为,加速某个行业的发展;二是通过限制性政策,控制某种行为或某个行业的发展规模。三是通过协调性政策,改变社会利益失衡、利益结构扭曲的状况。
限购令的出台,是政府运用了限制性政策和协调性政策的体现。是政府在房控问题即坚持原则性又具有灵活性的体现。这种政策取向可以使政府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博弈中留有回旋的余地。在博弈过程中,政府不仅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协调者,对各方面的利益进行平衡和综合。
(三)政策执行
政策执行是执行主体在众多因素影响制约下,充分发挥能用的组织运行过程,也是执行主体与调试对象的互动过程。调试对象的接受能力、政策的可操作程度,社会环境,执行主体都会对政策的执行效果产生一定的效果。
“限购令”核心目的不是不让大家买房,而是通过打击投机买房,抑制房价,让真正需要买房的人买得起房。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有人钻政策的空子。以南京市为例,自从限购令在南京实施后,南京便引发了“离婚潮”。南京出台的限购令规定已有2套以上住房的家庭将暂时无法买房。为了购房,一些夫妻通过假离婚将名下两套房产归于一方,再由没有房产的一方来购房,购房之后在复婚。再如,很多城市都出台了限制外地人购房的政策,比如,缴纳社保和个税不够一定年限的外地人,将被限制在本地购房。可有关记者在福建厦门调查中却发现,当地一些开发商采取分期付款、延迟备案的形式规避限购令,外地人购房不受限购令约束。这样的对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厦门房地产价格继续保持坚挺。对此,笔者认为,各级政府一定要加强对“限购令”政策实施的监管,加强对购房条件的审查,以严厉打击这类行为,使“限购令”真正落到实处。与此同时,笔者认为,“限购令”的实施要充分考虑不同级别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方政府在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方面的力度应该是不一样的,不能简单地比较这些限购令谁更严格一些。所以,“限购令”政策要坚持从点到面步步推行,根据不同级别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不同的限购细则。同时各地的“限购令”要适时进行调整,以保障“限购令”的有效性和顺利执行。
(四)政策评估和调整
政策评估是政策动态运行的必要环节,同时也是检验政策执行效果的必要手段。通过政策评估效果,我们可以透视社会整体状况、分析更加深刻的社会问题、以探索社会改进的途径和方式。同时政策评估应该是一种出于积极动机和目的的理性主导下的工作。政策评估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政策效果、总结政策经验和确定政策的变化方向。笔者试从政策评估这一角度综合分析“限购令”政策。“限购令”政策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抑制需求为后市反弹埋下伏笔
“限购令”政策的出台,其目的在于通过抑制需求,减少成交量,通过供大于求的市场法则降低房价,为市场供给的后期需求争取时间。但这项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一旦终结,房地产市场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弹,市场将重新出现“限购”现象,而房价再度走强。
二、“限购令”政策的时间软肋
“限购令”政策的出台具有一定的突发性,其原定实施时间也只有一年之久。当人们质疑“限购令”政策是否将于2011年年底终止时,2011年12月住建部知会地方政府,对于限购政策将于2011年年底到期的城市,地方政府需在到期之后对限购政策进行延续。这意味着限购令将继续在中国实施。
公共政策的持续稳定是公共政策能够有效调节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前提。政策突然终止,会导致政策的连续性和政府信用受损。上述两个问题都抛出了这样的质疑:限购应该实行多久,如何保证政策的连续性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巨大考验。
笔者认为,在是否继续推行限购令必须建立由法律专家、技术专家及公民代表三方参与的立法机制,广泛听取来自专家、百姓的意见和建议,保证这项政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同时要结合我国同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来思考“限购令”的实施时间。后记:
房地产业在一个城市的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来看,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的地位相当突出。房地产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应该遵循 “对市场干预最少、符合行业发展规律从而有利于长期稳定发展”的政策体系。笔者认为,从过去一年看,“限购令”政策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面对长期存在的房价上涨问题,限购令不应是唯一措施,而应与诸多调控政策(如政府还要全面做好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调整完善相关税收政策,加强税收征管、严格住房用地供应管理等)配合使用,共同抑制过快上涨的房价。希望有一天中国的老百姓都可以拥有自己温暖舒适的房。
参考文献: [1]王骚:《公共政策学》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第二次
[2]王骚 王达梅《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第三次印刷 [3]房地产门户网:《限购令政策势在必得 部分城市的态度影响巨大》 [4]中国青年报:《楼市限购令有多少空子可钻?》 [5]百度文库:“限购令”的软肋的在哪里
第五篇: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个体户萎缩现象分析
一、案例选取
个体工商户七年减少六百五十余万户专家指出
过多的税费负担抑制了创业活力
【基本案情】据《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36期报道,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发布的数字表明:1999年全国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6年6月底下降为2505.7万户,个体工商户减少654万户,平均每年减少87万户。
面对个体工商户的缩水,专家称此非正常现象,锐减的数字是个危险的信号。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究其原因,沉重的税费负担、缺位的创业服务等,是抑制创业活力的关键因素。
《中国青年报》报道说,福建省古田县国税局调查过该县集贸市场的个体鱼摊。这些个人摊位,不到2米长,每月负担各种税费730~780元不等,其中税收只有260元,而摊位费、工商管理费、卫生费、检疫费、治安费、教育费等费用,是税收的两倍以上。绝大多数创业者都有这样的体会,店面开门后率先迎来的不是生意而是罚款,工商税务、卫生环保„„
目前,对于个体工商管理费是否还要保留这一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发改委、财政部、工商总局和国务院法制办正在研究个体工商管理费如何处理的问题,将提出一个整体方案。(源于《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36期)
二、理论联系实际
【基本理论】
这个案例可以根据公共政策中“事后评价”的理论来分析。
事后评价是公共政策执行完成后对公共政策效果的评价,也叫效果评价,是对一项政策的最终评价。它在公共政策执行完成后发生,是最主要的一种评价方式。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总结,效果评价对公共政策所做的价值判断最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根据事后评价可以基本上决定一项公共政策的延续,改进或终止,以及长期性的公共政策资源的获取和分配问题。在进行效果评价时,评价者要对公共政策全过程有充分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以便对公共政策的价值做尽可能全面而客观的判断。
三、个人分析
结合这个案例,根据《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36期报道,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发布的数字表明,自1999年到2006年6月底,全国人体工商户由原来的3160万户下降为2505.7万户,平均每年减少87万户,专家认为,沉重的税费负担、缺位的创业服务是仰制创业活力的关键。另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说,福建省古田县的集贸市场每个不到2米长的个体鱼摊,每月的税收、摊位费、工商管理费、卫生费、检疫费、治安费、教育费等各种税费名目繁多,费用过高,使许多个体户不堪繁琐和负担。
1.【基本理论】本课程定义所述(p7):“公共政策是对公共利益的选择、综合、分配、落实,是政府对特定时期的目标的行为准则”。作为个体经营者,应该向国家交纳税收等,但是,如何收,收多少应客观的根据当时当地个体经营者的实际情况出发,切莫为收费而收费,忽视了个体经营者的承受能力,仰制了个体户的创业活力。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然而,用釜底抽薪的方法,水便难以煮沸,社会也缺少了活力。运用事后评价这一评价方法来看,目前,我国一些地方的税费收缴名目繁多,费用过多,在客观上已使一些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不堪重负,个体工商户平均每年减少87万户的事实,经专家证实决非正常现象,这对于我国就业形势本来相当严峻的“雪”上又加了一层“霜”,必将产生更为不良的后果;据查,个体户主要是社会“弱势群体”农民工、下岗工人,摆个摊能挣到的钱给摊位费、工商管理费、卫生费、检疫费、治安费、教育费等都不够,他们的养家糊口、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只差钱”无法正常生活!这个政策的执行无疑是“杀鸡取卵”横征暴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2.事实上,为了使更多的劳动者能够就业,政府正千方百计出台许多优惠政策,而拓开就业市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鼓励个体户自主创业、自主经营,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个体户企业中,而在鼓励个体户创业中,税费政策的制定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个体户想通过添加柴薪让水沸腾,而繁多的税费如同釜底抽薪,水如何能煮沸,且不说个体经营者本身难以激活,也会“殃及鱼池”地影响到个体经营的企业中就业的其他人员的日常生计,这种恶性循环,将对社会等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此看来,合理收取个体经营者的税费确实是牵涉到整个社会有无创业活力,能否安定团结的重大问题。
3.“政策的边际效应”来看, 摆摊的“弱势群体”与城管流血事件不断,老百姓对城管恨之入骨,有诗为证 “公共政策是对公共利益的选择、综合、分配、落实,是政府对特定时期的目标的行为准则”,如果政府让摆摊的“弱势群体”免费进入集市,这样的矛盾就迎刃而解,市民与城管的对立也会和谐多了,摆摊的“弱势群体”本身就是为了生存、吃饭、养家糊口,而“每月负担各种税费730~780元”的苛政杂税,所挣的钱都为政府部门拿去了,不是天天白干了,而政府根本不差钱,还在乎这种“蝇头小利”是得不偿失----失去的是民心!
4.作为有关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据报道,对于个体工商管理费是否还要保留这一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发改委、财政部、工商总局和国务院法制办正在研究个体工商管理费如何处理的问题,将提出一个整体方案。我们也相信,有关部门肯定会在对以往的税费收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作事后评价,并一定会作出一个尽可能全面而客观的判断,而整体方案也一定会有利于激活更多个体户的创业活力,使我们的社会充满活力,团结和谐,蓬勃向上的。
四、总结
根据事后评价可以基本上决定一项公共政策的延续,改进或终止,以及长期性的公共政策资源的获取和分配问题。在进行效果评价时,评价者要对公共政策全过程有充分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以便对公共政策的价值做尽可能全面而客观的判断。
1.本案“沉重的税费负担、缺位的创业服务等,是抑制创业活力的关键因素。----根据《公共政策·事后评价》“决定一项公共政策的延续,改进或终止”那么,本案应该废除!终止!
2.本案“这些个人摊位,不到2米长,每月负担各种税费730~780元不等,其中税收只有260元,而摊位费、工商管理费、卫生费、检疫费、治安费、教育费等费用,是税收的两倍以上。绝大多数创业者都有这样的体会,店面开门后率先迎来的不是生意而是罚款,工商税务、卫生环保”
----苛举杂税如虎如蛇,还让人活吗?解决方法之一,减少管理人员,诸如摊位管理员、工商管理员、卫生管理员、检疫员、治安员等等,尤其是这些部门的头目可以安排他们摆摊“创收”体验“弱势群体”的苦疾。
3.“政策边际效应”来看城管与摊贩流血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也是苛举杂税如虎如蛇,不让人活,可怜的“弱势群体”逃离集市,路边设摊位, 城管背靠政策主体(政府)大打出手,网上随便一搜,遍地都是。
如,西安2008-7-12 20:52城管大打出手
北京 2008-1-9城管大打出手致人死亡;
2007-4-26杭州流血
4.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这种苛举杂税如虎如蛇不解决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中国历史上各种“农民运动”是个极好的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 可以了解国家兴亡更替的原因,5.可喜的是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此“政策评价”效果不好,责令发改委、财政部、工商总局和国务院法制办将提出一个整体方案。
根据“事后评价”理论,可以基本上决定一项公共政策的延续,改进或终止。本案“过多的税费负担”的政策属于应该“终止”。
总之,一个好的政策会利国福民,而一个坏政策必然破坏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