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分析第六章 《政策执行》之案例

第一篇：公共政策分析第六章 《政策执行》之案例

第六章 政策执行

［案例1］

“定心丸”何以变成“闹心丸”

第二轮土地承包给广大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九”，对稳定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增加农民长期投入的积极性，保护耕地，都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一些地方“定心九”却变成“闹心九”。

据山东省信访部门统计，在山东因土地纠纷引发的农民上访和冲突，已占到农村越级上访量的40％，并呈上升势头。河南省农调队最近对全省20个县的县、乡主要领导干部的问卷调查表明，土地纠纷与农民负担等成为当前一些农村的热点问题。强征承包地引发纠纷：

1997年，山东省商河县杨庄铺乡政府在没有征得群众同意的情况下，单方将几个村的数千亩土地有偿承包给山东天马置业公司，搞高效农业开发。村民多次上访，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村民林富行不平地说：“俺家的两亩地被乡政府强行包给了天马公司，补偿一直都不给，这是啥道理?”

去年，河南省洛阳市所属的洛宁、宜阳、新安等县的一些乡镇，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名，在不给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强行让群众在承包地上种植烟叶，否则就收回群众的承包田，结果引发了群众上访。

不少乡村干部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存在错误认识，他们认为，“一定30年不变”不过走走形式，以前俺干部能动地，现在还能。

河南、山东两省的农业厅有关负责同志分析说，第一轮土地承包是个“包不包”的问题，而且大多数是口头协议，管理比较松散；而第二轮土地承包十分严格，承包地块、期限都是用书面合同的形式确定的，严格纳入了法制管理的轨道，如果基层干部再延用以前行政强迫命令的办法随便调地，势必引发大量土地纠纷。

中央的土地承包政策在基层得到广泛的拥护，但是在具体操作中会产生矛盾：一家一户承包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矛盾。陕西省长安县探索出一种叫作“股份田”的新形式，即农民以承包土地入股且参与劳动经营，收益为土地股金和劳动者报酬；投资者以资金入股来经营管理，收益为经营利润和管理者报酬；科技人员以技术入股么技术服务，收益为技术服务指导费，三方皆大欢喜。河南省许昌市近年兴建了上百家高效农业开发公司，也大都采取土地入股的方式。仍搞“两田制”损害农民利益。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前，许多地方乡村干部将耕地分为经济田和口粮田两块，口粮田分给群众，而经济田则高价发包，变相加重农民负担，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中央在第二轮土地延包中明确规定不能再搞“两田制”，但仍有一些乡村干部对此阳奉阴违，维护一己私利。

1999年10月中旬，已是麦播期，可河南省修武县王屯乡一千二百多亩地却一直荒着。原因是乡党委、政府下通知：“废止和收回1998年8月所有与农户签订的土地延包合同，全面调整土地。”不少村民在自己的承包田地刚种上麦，就被干部带人犁掉了，双方冲突不断，村民多次上访告状。

在付屯村，村民们拿出1998年8月18日才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期为30年的合同书，满腹委屈地说：“这合同刚刚签满一年，说不算就不算了。国家不让搞两田制，乡里这样搞，我们坚决不同意。”对此付屯村支书解释说：“1998年上面要求必须在麦播前把土地延包工作搞完，为应付检查验收，村里与村民们签订了合同。谁知，村民竟把这个合同当真了。乡里已专门下通知，要求废止已签的合同，重新制定承包方案。”在这里，合同竟被视为儿戏。

山东省临朐县月庄村支书李安兴1992年从村民手中收回大批耕地，以“两田制”办法发包出去，建起418亩樱桃园和上百亩苹果园。在国家土地承包30年政策出台后，这个村仍私自发包耕地180亩，致使村民人均只有0.33亩的口粮田，粮食根本不够吃。月庄村的村民说：“这樱桃园每亩收入高达数万元，大都被村干部包了，大伙儿就是觉得不公。”去年1月以来，月庄村村民多次越级上访，要求废除“两田制”，按中央政策均分土地。

人口变化引发人地矛盾：

1998年底，第二轮土地承包进入尾声，河南省商丘市不少群众来到省城上访，反映在延包中没有分到土地。原因是商丘市的一些县区自1978年“大包干”以来，直至1998年，没有根据人口增减变化调整过土地。

据调查，在这些县区，大包干后才出嫁的妇女和此后才出生的孩子都没有分到土地。在有的乡村，此类人口占人口总数近30％，导致“一个人种多人地、多个人种一人地”的情况十分普遍，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这批人十分迫切地希望能分到地。但是由于当地政府片面理解“土地顺延”和“大稳定小调整”的政策，加之没有地的村民又不足三分之二，不符合“小调整的方案要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的有关规定，所以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这批人仍没有分到地，结果引发了大量矛盾。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走在前列的河南省濮阳市，解决今后的人地矛盾主要是用以下四种方法：一是使第二轮承

包的起点尽量公平，不让以前出现的问题延续下去；二是利用好5％的机动地，解决人口较多、生计较少的农户对土地的需求；三是实行土地流转，如农户间依法进行转包、转让互换；四是实现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鼓励人地矛盾突出的农户，向外转移劳动力。

思考：

1．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是要给广大农民吃上一颗“定心丸”，但是在一些地方“定心丸”却变成“闹心九”。其原因是什么?请从案例中找出某些地方干部在政策执行中，违反政策或政策走样的表现。

2．应如何理解行政执行的原则性与强制性特点?某些地方干部在土地承包问题上搞“强征承包”、“强迫命令”，是否由行政执行的原则性与强制性特点所决定，为什么? 3．要有效地执行政策，要求政策执行者必须具有哪些素质和能力?试结合这案例事实，分析“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强烈的政策法律意识”，对保证政策有效执行的必要性。

4.分析上述案例，指出“土地延包”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案例2］

“面子工程”为何栽了面子

巨大的广场、宽阔的街道、林立的门市以及漂亮的别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苏皖一些传统农区的小城镇。而不少农民对此却颇有微词，他们抱怨说，加快小城镇建设本来是件好事，但现在却成了某些干部捞取政绩的“面子工程”。

领导脸上要贴金，牛不喝水强按头

一踏进号称“中华果都”的江苏丰县某镇，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北方乡镇少见的气派景象，而最令人羡慕的莫过于丰黄公路旁那红瓦盖顶的别墅了。然而，当你走进这些别墅时，不由得为眼前所见而震惊：披着豪华外衣的别墅里面，大都是半拉子工程，有的连门窗都没有安装。屋里院外杂草丛生，粪便满地，臭气熏天。一位住在附近的群众告诉我们，由于没有人住，这里成了过往行人的“公厕”。

别墅变“公厕”，这是哪位款爷钱多得可以随便乱扔，还是哪位房地产商被深度“套牢”？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房产的主人衣衫破旧，面容愁苦。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富商巨贾，相反倒是一群负债累累甚至倾家荡产的国有果园职工，而陷他们于绝境的竟是镇政府的一个“城市梦”。

像该镇一样，苏皖农村的大多数县还是“吃饭财政”、“赤字财政”，政府拿不出多少钱来用于小城镇建设，于是不少地方把眼光不由自主地投向民间，提出要“借用民力”、“以地生财”。但是，在农村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小城镇对农业人口的吸引力十分有限，农民不愿意远离自己的耕地到集镇建房落户。即使少数脱离了土地的农民，也宁愿到县级以上中心城市居住，因为那里有更多的谋生之路。

农民积极性不高，房子盖不起来，一些地方就采取行政命令逼着老百姓“挖掘潜力”。“中华果都”的领导们使用的手段颇为强硬，“不盖新房，就扒你老屋”，万般无奈之下，许多职工不得不拆掉自己本来不错的住房，举债盖楼。果园一分场职工年介田家里本来就穷，为了盖楼借高利贷2.5万元，共投资3.7万元才完成了土木工程，最后因还不起借款，刚盖好的新房又被抵押了出去。

在安徽省砀山县周寨镇，类似的情景也在上演。1996年初，镇领导率队到苏北参观学习后，为了加快小城镇建设，采取“非常措施”，拆房扩路，大干快上。有户姓葛的大家庭，共被扒掉28间瓦房，未获分文补偿，仅被批准花9000元购买了相当于原来5间房面积的地皮使用权，而且必须建成二层以上统一规格的楼房，留走廊，贴瓷砖，一切费用自付。全家因此损失4万多元，至今仍背着近3万元的债务，为此，葛家老人已经不知道哭过多少回了。

一位农民诗人目睹此情此景，忍不住写下了《山坡羊》的诗句：“为筑洋房，抠破钱囊，忍看农民拉饥荒。层楼起，债台长，束紧裤带奔小康。旧郭新城凭臆构，朝建煌煌，暮拆光光。”

急功近利建新城 短期行为搞规划

作为启动农村市场的突破口，小城镇的崛起在不少地方确实起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不少沉寂多年、发展滞后的小城镇一下子变成了大工地，短短几年时间里，一座座旧镇换了新颜。红红火火的表象背后，也有少数象“中华果都”一样的乡镇脱离实际、盲目跟风，致使群众怨声载道。一些县把小城镇新增多少建筑面积当作一项重要指标来考核，层层下指标，级级压任务，要求乡乡动工、镇镇建设。有的甚至还定出了时间表，提出5年再造一个新城。小城镇建设基本处于无序的、粗放的、盲目赶速度、上规模、扩总量的状态中。

安徽省阜阳市的一个县为了促进小城镇的繁荣，不仅强迫农民进城盖房，而且还把吸引农民进城的指标分解到机

关干部的头上，要求每个干部帮助1—5户农民进小城镇盖房，并且一律要盖楼房，迫于无奈，县直机关只好四处筹资建房，有的机关干部甚至自己掏出上万元来完成任务。

这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致使不少地方的小城镇建设缺乏科学、长远的规划，即使一些有规划的，也多停留在纸上画画、墙上挂挂，建几条街，盖几栋楼，内部工业、商业、住宅等各种功能区分不尽合理，混杂现象普遍。在建筑风格上，许多地方更是千篇一律的二层小楼，没有任何特点。“一条街，两张皮，鸭舌帽子一样齐”的临街建筑，以及“火柴盒式”的民房，成了一些地方小城镇建设的共同写照。这些一哄而上的低品位建筑，一时看起来还说得过去，可以写进某些领导的“政绩薄”，但几年或十几年一过，又要落后，随之而来的就可能是下一轮的大拆大建，这种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农民唱起“空城计” “面子工程”栽面子

兴业才能强镇。在小城镇建设中，一些地方只重视小城镇的基础设施硬件建设，却忽视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的过于超前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滞后，使巨额投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回报，有的地方甚至唱起了“空城计”。苏北有一个乡曾经作过一次调查，全乡不算在建和准备建的房屋，光现有的房屋就有80%以上闲置。由于把有限的资金都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上，许多拿不出钱来发展生产，不少人因为背负沉重债务，刚盖上新房有沦为新的贫困户。

强扭的瓜儿不甜。近几年来，“中华果都”由于将内部银行、农村合作基金会存款中的大量资金投入到不切实际的小城镇建设上，使本想成为城镇一景的“面子工程”变成了人见人烦的“败笔”。投资数十万元安装的路灯因为没钱买电，只为外地的参观者亮过几次，平日只能在白天看得见。投资上百万元的大观园，更是门可罗雀。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镇里的财力耗尽，负债累累，导致果园退休职工养老金、教师及干部工资不能正常发放，人们上访不断，弄得领导彻底没了面子。

在小城镇建设中，为什么“领导热、群众冷”？“领导要政绩，群众要小康”是一个重要原因。诚然，地方上要人们进小城镇盖房也是出于好意，可以有效地节约耕地，方便人们购物、就医、上学。当时当“好意”一旦被某些人当作捞取政绩的筹码时，就会变成百姓的灾难。有识之士呼吁，小城镇建设要真正做到量力而行、实事求是，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多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实事，少做表面好看、热闹一时的文章。

［案例3］

“川气东送”之时回顾当年“川气出川”的教训

中石化“一号工程”的“川气东送”项目原定2009年10月气就可抵达上海，但因管道需要升压和做各种调试，现在，具体的供气时间还没定。但阻碍“川气东送”的，并不仅仅是技术因素。

这条总投资600多亿元，始于四川达州普光气田，由西向东途经四川、重庆、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五省二市，全长2203公里的天然气大动脉，规划输气量120亿立方米/年，供应量与中国陆上第一条天然气长输管道——西气东输一线，大致相当。

反面案例：“川气出川”工程不了了之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曾实施了一项引起全国震动的“川气出川工程”。即经过5年努力，实现四川省年产天然气300亿立方米的计划。然后铺设长达2940公里的管道，使年产一半的天然气沿长江而下，穿巴蜀，过鄂中，经江苏，直抵上海。到时，中国的能源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并将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到了1980年，这项引人注目的“川气出川”工程便偃旗息鼓。已铺设的管道全部作废，大口径专用钢管厂只好停产，从国外定购来的天然气脱硫装置，其中13套锁在了仓库里，向国内100多个单位定购的专用设备也都压在库里，到1980年底统计，有4亿多元的物资压在四川石油管理局仓库。计委估算为“川气出川”工程修公路铺管道等共耗资3．7亿元。由于改变经济格局而造成的损失则更大。那么，这项错误的决策是怎样出台的呢？

1973年燃化部主要领导人提出，国家要改变能源构成，四川应找天然气，搞到年产300～500亿立方米。四川石油管理局按照燃化部领导人的指示，组织30多名技术人员到北京汇报四川天然气资源初步勘测的情况。汇报会上，燃化部有关领导听了四川的汇报之后，批评四川局的技术人员“思想不解放，右倾”，于是汇报会改为务虚会。大谈全国大好形势，不务出年产50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储量依据就不能过关。在这种情景下，四川石油管理局的技术人员就违心地算出1万亿、10万亿两个神仙数字。他们还在汇报书上把这些数字分成了三级，就是可采储量、尚待验证储量、没经钻探储量；但这不符合燃化部领导人的胃口，结果开始升级——把三级改为二级，把二级提为一级。1975年1月国家计委、建委根据燃化部的汇报，向国务院作报告。就这样，把专家技术人员们用压降法计算出来的一级可采储量1千亿立方米扩大为1万亿立方米。后来四川石油管理局地质处在每年呈报天然气储量的报告中，如实汇报，并分别呈

报燃化部和计委。燃化部一副部长见后严厉批评四川局搞翻案，说这是“政治事故”，四川局只好将报告重新修改上报。这样一个务虚出来的数字使“川气出川”工程的决策出台了。

为实施这一“宏伟”工程，国家确定预算40多亿元。决定从国外引进一批天然气化工厂的设备并决定铺设川气出川的管道长2940公里。为此将耗钢材150万吨、水泥12万吨及数千个大型机电设备。1975年工程全面展开，从重庆到上海专用公路破土了，附属设施的建设动工了，几百个研究课题飞向四机部、邮电部、一机部等等。为了专用公路的修建，动用全国150多个单位，900多个工厂，在沙市和资阳工地投资1．2亿元建设专门生产大口径的钢管厂。给国家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和重大经济损失。

案例评析：

“川气出川”工程决策尽管是特殊年代的产物，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其决策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却是很典型的，对今天的领导者仍有警示作用。

1．决策者掌握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信息是决策的物质基础和重要资源，是决策者认识决策对象的中介和桥梁，是控制决策实施的依据，也是检验决策是否科学合理的尺度。信息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只有真实、准确的信息，才能作为领导决策的依据。而川气工程的决策层恰恰在这个最基础的问题上出现错误。四川省地质结构复杂，对天然气的勘探比较困难。据四川石油管理局的技术人员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四川天然气可采储量并不多。而川气能否出川，决定因素是准确掌握可采储量。恰恰在这个可采储量上，国家有关部门掌握的四川1万亿立方米及远景为10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的数字是在“务虚会”上务出来的，是没有客观根据的。事实证明，在通常的情况下，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与决策所需要的信息的质量成正比。信息越真实、越准确、越及时，决策的基础就越坚实，决策过程中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就越大，决策科学化程度就越高；如果信息失真，就会对决策者产生错误的导向，导致决策者判断错误，造成决策失误，酿成严重后果。“川气出川”决策的依据恰恰是失真的信息资料。

2．有关部门领导的主观主义，严重脱离实际。决策的对象是客观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天然气实际储量到底多少要靠事实说话，它不会因人们的主观臆断或增多或减少。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燃化部领导者，在向专业技术人员了解情况过程中，不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客观实际，做到主观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而是企图使客观实际服从主观意愿，随心所欲、主观臆造，按照个人意愿划定框框和范围要求专业技术人员的进行有倾向性的论证，甚至不惜采用高压手段迫使其就范——这是导致虚拟数字出台的主要原因。这也是造成“川气出川”工程决策失误的关键所在。实际上，影响决策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领导决策总的指导思想，以现实情况作为分析问题、制定决策的基础，有的放矢，排除违反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是科学决策的根本要求。任何决策如果脱离实际，违反客观规律，就是主观主义的蛮干、瞎干，必然会使决策发生重大失误。“川气工程”决策就是很好的实证。

3．从根本上违背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原则。决策者进行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除了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直接获取外，还要靠畅通的民主渠道，使基层的意见、群众的呼声及时畅通的反馈给决策机关和决策者。因此，必须造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民主氛围，形成“上不塞耳，下不箍口”的言论环境。而燃化部的某些领导却独断专行，压制不同声音。确切地说，“川气工程”实际上就是某些领导者“拍脑袋”的产物，根本谈不上科学的程序、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论证，其失误也就在所难免。

［案例4］

“集体抵制”医药政策引人深思

自今年4月份以来，医药行业便迎来了一个密集的“政策期”，与往常不同的是，几乎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在行业内引发了强烈的争议，“集体抵制”现象高涨，并导致这些政策不得不推缓执行。

这种“自下而上”的抵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产业内部存在一些矛盾。

4月底，国家发改委关于22种抗生素的降价消息一传出，立即引来抗生素生产企业的集体抗议。全国21家医药行业协会联名上书要求降低降价幅度，原定6月1日执行的降价规定不得不暂缓；6月中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出台的《医疗器械翻新规定》也遭到了行业协会的抵制，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联合深圳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召开研讨会，并上书商务部要求废除或更改规定，原定7月1日执行的规定也暂缓；7月初，国家发改委关于的OTC定价下放的规定也遭到以中国非处方药协会的抵制。而在早些时候，SFDA关于“丁基胶塞全面替代天然胶塞”的规定也从原先1月1日执行被推迟到7月1日，目前仍未完全得以实施。

由此引发的另一个独特现象则是医药行业的“囤货、断货现象”。

来自生产企业的消息是，由于抗生素降价令迟迟未下，商业企业已开始减少一些传闻中降价幅度较大的抗生素品种进货量和库存量。而过去一年对医院购入药品金额的绝对值统计表明，对那些降价品种，医院极可能选择了价格更高的替代品。没有了医院的“宠幸”，一些降价品种在医院消失了。

由于生产企业、商业公司以及医院大量囤积使用天然胶塞的输液产品，山东地区的基础输液生产企业已经出现产品断货现象。这对于长年处于供大于求的大输液行业来说非常少见。据业内人士介绍，由于7月1日更换丁基胶塞已成事实，因此，医院和商业企业都在大量地囤积采用天然胶塞的基础类输液产品，企业意图提高大输液玻璃瓶的价格。

2004年制药行业的平均毛利率为34%，为近年来的最低水平。能源和原材料涨价、出口退税、GMP改造成本、连年的药品降价，是造成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

根据相关的统计，近年经过13次的政策降价，降价金额已接近200亿元。在这中间，医药不分家现状下药品价格形成的畸形和有关部门对价格成本审核的信息不对称已经给行业造成了损伤。

难怪在医药行业，“政策的不确定性因素”都被列为医药企业和研究专家对行业分析的重要因素，每一次政策的出台都使医药工业进入了一个绵长的消化期，而企业似乎已习惯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操作方式。

另一方面，“抵制政策现象”也暴露了这个产业的硬伤：小、散、乱。虽然经过了一轮GMP的淘汰，全国仍有5000多家生产企业，10000多家商业企业和高达90%以上化学仿制药。

原料药产业的产能盲目扩张，导致成本高企、下游抗生素产品的恶性竞争；国产医疗器械企业的弱小导致国内低端市场一放开即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大输液行业的产能过剩，无序竞争，使得“一瓶输液比不上一瓶矿泉水”。

医药行业频频出现的“政策抵制现象”告诉我们，医药产业升级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第一财经日报 邢少文）思考：

1.请评价抵制政策执行行为，并分析原因。2.试分析医药行业管理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

3.假如你接受了一项政策执行任务，你将如何保证政策的正常执行？

第二篇：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10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也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该校的自主招生政策：将在2012年自主选拔录取招生考试中实行“校长直通车计划”和“圆梦计划”。其中，圆梦计划关于“考生资格”的表述，尤其引人关注：被推荐的考生原则上要求平时成绩排名为所在中学的前10%，且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不少考生和家长看到后不禁感慨：“这是哪门子规定？也太雷人了吧？”(《郑州晚报》10月29日)

如今，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以及高校招生中的种种猫腻，偏远地区特别是农村的考生越来越难入名校，“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凸现。中国人民大学“圆梦计划”面对县及县以下地区学校就读的农村生源，这事我赞同，美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推行“平权运动”中，许多大学也面对有色人种降低分数和优先录取。但是，规定“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也太雷人了，让人难以琢磨这一规定到底能起到什么效果？

如果“圆梦计划”是像美国的“平权运动”一样，是为了照顾弱势群体，其实不必附加“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的条件，只要是来自于农村生源即可。因为，三代有大学生的学生，并不表明他不优秀的，也不能表明他家不是贫困的或者是弱势群体，不需要照顾。因为，家族中出了一、二个大学生，在今天大学生如此普遍甚至而毕业后普遍失业的情形下，并不能改变家庭的命运、更无法改变家族的命运。因此，那些三代以内出过大学生的考生并不表明他们不是弱势群体，相反，如果将他们排斥在“圆梦计划”之外，可能对他们造成另一种不公平，他们仅仅因为家族中其他人上过大学，就失去了纳入“圆梦计划”的资格。

当然，“圆梦计划”推行者也可能会说，设定“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的条件，可以鼓励和动员这一不注重教育的人群主动接受教育”，其实不然。那些不注重教育的父母，那些三代出不了大学生的家族，并不会因为人大向他们伸来了橄榄枝就更注重教育。既然他们本身不注重于教育，那些他们的教育可能早就止步于高中，他们的成绩止步于排名为所在中学的前10%，他们根本无缘于“圆梦计划”。相反，只有那些一心想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的弱势群体，对于进入名校的渴望更大，他们家庭出的大学生也更多。要我说，要不就只设定面对农村生源的条件，如果实在要设定“三代以内无什么”的条件，那设定“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就不如设“三代以内无当官”或者“三代以内无富豪”的条件更为妥当。

如今，在各种高校自主招生、“保送”等游离于高考招生措施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在于，考生家庭出过大学生会造成不公平的问题，而是在于各种权力、金钱干扰这些招生行动，让大学入学资格成为权力与金钱竞逐的游戏。去年媒体就披露，长春外国语学校的一场保送考试引发家长和同学的广泛质疑，据同学和家长举报，不少平时成绩平平甚至经常排在全年级倒数的同学，成绩突飞猛进，凭借这次考试一举获得了保送资格。如果“圆梦计划”中规定“三代之内无官员”或者“三代之内无富豪”，恐怕能减少一些权力和金钱对这一计划的窥视，让这一计划更能招收到一些弱势群体的学生，更具有公平性。(杨 涛)

第三篇：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个体户萎缩现象分析

一、案例选取

个体工商户七年减少六百五十余万户专家指出

过多的税费负担抑制了创业活力

【基本案情】据《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36期报道，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发布的数字表明：1999年全国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6年6月底下降为2505.7万户，个体工商户减少654万户，平均每年减少87万户。

面对个体工商户的缩水，专家称此非正常现象，锐减的数字是个危险的信号。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究其原因，沉重的税费负担、缺位的创业服务等，是抑制创业活力的关键因素。

《中国青年报》报道说，福建省古田县国税局调查过该县集贸市场的个体鱼摊。这些个人摊位，不到2米长，每月负担各种税费730～780元不等，其中税收只有260元，而摊位费、工商管理费、卫生费、检疫费、治安费、教育费等费用，是税收的两倍以上。绝大多数创业者都有这样的体会，店面开门后率先迎来的不是生意而是罚款，工商税务、卫生环保„„

目前，对于个体工商管理费是否还要保留这一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发改委、财政部、工商总局和国务院法制办正在研究个体工商管理费如何处理的问题，将提出一个整体方案。（源于《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36期）

二、理论联系实际

【基本理论】

这个案例可以根据公共政策中“事后评价”的理论来分析。

事后评价是公共政策执行完成后对公共政策效果的评价，也叫效果评价，是对一项政策的最终评价。它在公共政策执行完成后发生，是最主要的一种评价方式。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总结，效果评价对公共政策所做的价值判断最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根据事后评价可以基本上决定一项公共政策的延续，改进或终止，以及长期性的公共政策资源的获取和分配问题。在进行效果评价时，评价者要对公共政策全过程有充分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以便对公共政策的价值做尽可能全面而客观的判断。

三、个人分析

结合这个案例，根据《中国新闻周刊》２００７年第３６期报道，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发布的数字表明，自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６年６月底，全国人体工商户由原来的３１６０万户下降为２５０５．７万户，平均每年减少８７万户，专家认为，沉重的税费负担、缺位的创业服务是仰制创业活力的关键。另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说，福建省古田县的集贸市场每个不到２米长的个体鱼摊，每月的税收、摊位费、工商管理费、卫生费、检疫费、治安费、教育费等各种税费名目繁多，费用过高，使许多个体户不堪繁琐和负担。

1.【基本理论】本课程定义所述（p7）：“公共政策是对公共利益的选择、综合、分配、落实，是政府对特定时期的目标的行为准则”。作为个体经营者，应该向国家交纳税收等，但是，如何收，收多少应客观的根据当时当地个体经营者的实际情况出发，切莫为收费而收费，忽视了个体经营者的承受能力，仰制了个体户的创业活力。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然而，用釜底抽薪的方法，水便难以煮沸，社会也缺少了活力。运用事后评价这一评价方法来看，目前，我国一些地方的税费收缴名目繁多，费用过多，在客观上已使一些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不堪重负，个体工商户平均每年减少８７万户的事实，经专家证实决非正常现象，这对于我国就业形势本来相当严峻的“雪”上又加了一层“霜”，必将产生更为不良的后果;据查,个体户主要是社会“弱势群体”农民工、下岗工人,摆个摊能挣到的钱给摊位费、工商管理费、卫生费、检疫费、治安费、教育费等都不够，他们的养家糊口、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只差钱”无法正常生活！这个政策的执行无疑是“杀鸡取卵”横征暴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2.事实上，为了使更多的劳动者能够就业，政府正千方百计出台许多优惠政策，而拓开就业市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鼓励个体户自主创业、自主经营，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个体户企业中，而在鼓励个体户创业中，税费政策的制定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个体户想通过添加柴薪让水沸腾，而繁多的税费如同釜底抽薪，水如何能煮沸，且不说个体经营者本身难以激活，也会“殃及鱼池”地影响到个体经营的企业中就业的其他人员的日常生计，这种恶性循环，将对社会等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此看来，合理收取个体经营者的税费确实是牵涉到整个社会有无创业活力，能否安定团结的重大问题。

3.“政策的边际效应”来看, 摆摊的“弱势群体”与城管流血事件不断,老百姓对城管恨之入骨,有诗为证 “公共政策是对公共利益的选择、综合、分配、落实，是政府对特定时期的目标的行为准则”，如果政府让摆摊的“弱势群体”免费进入集市，这样的矛盾就迎刃而解，市民与城管的对立也会和谐多了，摆摊的“弱势群体”本身就是为了生存、吃饭、养家糊口，而“每月负担各种税费730～780元”的苛政杂税，所挣的钱都为政府部门拿去了，不是天天白干了，而政府根本不差钱，还在乎这种“蝇头小利”是得不偿失----失去的是民心！

4.作为有关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据报道，对于个体工商管理费是否还要保留这一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发改委、财政部、工商总局和国务院法制办正在研究个体工商管理费如何处理的问题，将提出一个整体方案。我们也相信，有关部门肯定会在对以往的税费收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作事后评价，并一定会作出一个尽可能全面而客观的判断，而整体方案也一定会有利于激活更多个体户的创业活力，使我们的社会充满活力，团结和谐，蓬勃向上的。

四、总结

根据事后评价可以基本上决定一项公共政策的延续，改进或终止，以及长期性的公共政策资源的获取和分配问题。在进行效果评价时，评价者要对公共政策全过程有充分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以便对公共政策的价值做尽可能全面而客观的判断。

1.本案“沉重的税费负担、缺位的创业服务等，是抑制创业活力的关键因素。----根据《公共政策·事后评价》“决定一项公共政策的延续，改进或终止”那么,本案应该废除！终止！

2.本案“这些个人摊位，不到2米长，每月负担各种税费730～780元不等，其中税收只有260元，而摊位费、工商管理费、卫生费、检疫费、治安费、教育费等费用，是税收的两倍以上。绝大多数创业者都有这样的体会，店面开门后率先迎来的不是生意而是罚款，工商税务、卫生环保”

----苛举杂税如虎如蛇,还让人活吗？解决方法之一,减少管理人员,诸如摊位管理员、工商管理员、卫生管理员、检疫员、治安员等等,尤其是这些部门的头目可以安排他们摆摊“创收”体验“弱势群体”的苦疾。

3.“政策边际效应”来看城管与摊贩流血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也是苛举杂税如虎如蛇,不让人活，可怜的“弱势群体”逃离集市,路边设摊位, 城管背靠政策主体(政府)大打出手,网上随便一搜,遍地都是。

如,西安2008-7-12 20:52城管大打出手

北京 2008-1-9城管大打出手致人死亡;

2007-4-26杭州流血

4.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这种苛举杂税如虎如蛇不解决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中国历史上各种“农民运动”是个极好的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 可以了解国家兴亡更替的原因,5.可喜的是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此“政策评价”效果不好,责令发改委、财政部、工商总局和国务院法制办将提出一个整体方案。

根据“事后评价”理论，可以基本上决定一项公共政策的延续，改进或终止。本案“过多的税费负担”的政策属于应该“终止”。

总之,一个好的政策会利国福民,而一个坏政策必然破坏社会稳定。

第四篇：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关于舟山市普陀区免费婚前检查案例分析

案例描述：

据2003年5 月23 日《人民日报》报道，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率先在全省施行免费婚前检查，婚检的实际费用由政府承担。据了解，普陀区免费婚检的项目包括肝功能、血常规、小便常规、乙肝表面抗原、X 光胸透、梅毒、艾滋病血清学检查（HIV）等，每对夫妇检查费用为213 元，全部由政府承担。除了免费婚检，普陀区还对准妈妈们的孕前检查实行免费服务，费用也由政府承担，并承诺为新人保密。在一定意义上说，普陀区政府部门的做法为由新《婚姻登记条例》所引发的全国范围内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案例背景：

自2003 年10 月1 日《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我国取消了强制婚检，婚前医学检查制度遵循自愿原则。结婚不必出示婚检证明，公民欣喜的是隐私权得到保护；而随之产生的忧虑是一些人将婚检变为“不检”，减少了一道筛查疾病的关口，给下一代的健康留下隐忧。一年间，全国各地的婚检率下降到了令人忧虑的地步，卫生部初步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婚检工作量不足往年的十分之一，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零婚检”。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普陀区婚检人数大幅度下降。据普陀区妇幼保健所统计，今年1～3 月前来婚检的只有5 对，占实际结婚数的5％以下。同样，杭州的

后，婚姻登记机关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申请结婚当事人提交婚姻登记条例规定以外的任何证件和证明材料。从两部法律的通过和实施时间来看，《母婴保健法》在前，新《婚姻法》在后，按照我国的后法优于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关系原则，如果发生冲突，应适用新《婚姻法》条款。不管是《母婴保健法》还是新《婚姻法》，针对的都是每一个普通公民，它们实施的效果，取决于公民个人的法律意识和观念。新《婚姻法》的诸多规定，实际上都是让公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求一个公民成为守法公民，普遍具有某种意识观念，不是强制他去做什么，而是为他完成这些责任提供保障。从一点上讲，提供免费婚检服务比强制婚检更有意义。

分析：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的政府？

1．责任政府。从近来的“问责制”到普陀区政府部门为婚检费用“埋单”，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正在向责任政府迈进。从积极发挥政府作用的角度来说，“问责制”只是一种消极的、事后的责任理念和制度。而普陀区政府部门为婚检费用“埋单”，主动承担政府应尽的社会责任和应该履行的政府职能。可以说，这从更高的层次很好地诠释了责任政府理念，即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政府，不但要为自己的不良行政行为负责，更应该富于公共管理者的进取精神和服务意识，“勇于担责、善于担责”，努力为广大纳税

集体行动。这在事实上为地方政府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运用行政权力的灵活性进行适当的公共政策创新作出了良好的示范。

4．以人为本。取消强制性婚检的意义在于强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公权力不能强行进入私权利调整的范围内。但在私权利的领域内却强调的是自我责任，要不要婚检是当事人双方的自由，但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也要由当事人双方来承担。普陀区政府部门为婚检“埋单”，引导公民理性行使自己的权利，反映当地政府在处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平衡，既保护婚姻当事人自主选择的权利，又保障人口的质量、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普陀区政府部门并没有回到以往的“直接管制”老路上去，而是采取“政府埋单”的方法，运用间接的行政引导方式实现调控社会发展的目的。这体现出普陀区政府处理多元社会中利益冲突、价值冲突的复杂公共管理问题的高超水平，也表明其行政行为方式已经实现了从“划桨行政”到“掌舵行政”的转变。

第五篇：《公共政策与政策分析》

东北财经大学网络教育 课程考试论文（案例）考核

公共政策与政策分析

作

者 王昕炜

考试批次 东财2012年三月课程考试 学籍批次 1103

学习中心 安徽省直奥鹏学习中心 层

次 专升本 专

业 行政管理 完成时间 2012年2月12 日

题目2：如何理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现象？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存在于当今社会特别是各级政府工作中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他们口头上喊的是政策执行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实际上是政策被“变通” 的表面一致，但却阳奉阴违执行。或者象征性、“走过场”式的执行。出现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贯彻执行中的“折扣”现象，上面“风声大”，下面“雨点小”。一些政策被歪曲和修改，结果与决策者的初衷南辕北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本位思想和执行力，不仅使上级政策遭受“棚架”，也严重损害了基层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实质是蔑视上级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导致政策无法得到真正地贯彻落实，甚至收到与初衷相悖的绩效。所以要坚决加以制止。揭开浮华面纱，探究背后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三方面所致：

一是政策缺陷滋生成长土壤。我国目前处于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切都处在探索尝试阶段，这就难免造成一些政策的制订，缺乏科学性、完整性和连续性，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既给政策的执行带来一定的困难，也使一些执行者有机可乘，钻政策空子，玩“擦边球”。

二是理念缺失成为罪魁祸首。一些政策执行者“官本位”思想严重，或“地方主义大于天”，或经不起发展中的各种诱惑，世界观、人生观发生变形，个人“私欲”膨胀，这种“为民”理念的缺失，必然会导致人情、金钱大于政策，个人关系高于组织原则等不正常现象，使一些“为民”、“惠民”政策遭受歪曲和滥用。

三是监督缺位造就执行暗箱。权力的正确运用离不开有效的监督体系。我国的监督体系还很不完善、不健全，监督形式单一，部分监督机制形同虚设，一些刚性监督手段“被搁置”，难以形成对政策执行者的有效约束。久而久之权力不断膨胀，监督逐渐弱化，最终权力如“脱缰之马”，难以控制。

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就必须树立实事求是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坚持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使自己制订的政策符合客观实际。

其次，思想认识到位、积极付诸行动，领导以身作则是政府执行力的内在要求。提高政府执行力关键在领导，各级政府领导如果能以身示范，率先多做少说，对各项工作真抓实干，政府执行力的提高就不是一件难事。

第三、建立公开透明、富有实效的监督监管新机制，让政策的执行在阳光下进行，实现上下一体、团结一心的政策执行体系，真正让政策惠及基层广大民众。

第四、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提高执行效益。立法健全，执法严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是良好的法制社会环境。良好的法制环境可以制止政策执行中的滋生的腐败等一些犯罪的发生，还可以影响社会成员对政府的理解和配合，进而影响政府本身的执行力。

总之，政府执行力涉及方方面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集合各方面的力量，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真正做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

题目3：请结合实例说明公共政策执行的经济手段

什么是公共政策执行的经济手段

㈠公共政策执行手段分类

公共政策执行手段是指政策执行机关及其执行者为完成一定政策任务，达到一定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和方法。执行手段主要分为以下四类：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思想诱导手段和经济手段。

㈠什么是经济手段

经济手段是指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利用价格、工资、利润、利息、税收等各种经济杠杆，调节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不同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以促进政策顺利实施的方法。各种经济手段的功能不同，需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经济手段。

经济手段是采用价格反映全部成本的原理，从影响成本和效益入手,引导经济当事人进行行为选择,以便实现公共政策的目标。当某些情况下不适用市场机制时，就要求有政府干预，结合政府法规共同实现目标。经济手段一般的形式有：收费、补贴、押金—退款制度、市场创建及执行鼓励金等类型。经济手段在治理环境污染中的应用

㈠应用经济手段治理环境污染的特点

环境污染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外部负效应，即某一产品的社会成本大于生产者私人成本的现象。采用经济手段治理环境污染，事实上是将环境污染这种外部负效应予以成本化。允许污染者自行决定采用何种方式达到环境保护规定的标准，从而节约社会成本。同时也刺激排污企业进行工艺创新与技术开发，降低污染排放。在治理环境污染中采用经济手段，比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更加灵活，也更易实施。

㈡国外相关实例

欧盟国家在处理油漆桶、硫酸瓶、电池等有毒垃圾时，往往采用押金-退款制。即生产商先向管理机构付部分押金；生产商将油漆出售给销售商时，要收取部分押金；等销售商将用过的油漆桶送到回收站时，可以将押金取回；回收站再到管理机构处将押金取回。这一方法可以回收有毒垃圾，减少土地污染。

㈡国内相关实例

排污收费和排污权交易是目前国内外采用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手段。为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企业将趋于过少的污染控制。而排污收费和排污许可又要求企业把污染排放控制到规定以内,使企业可以在交排污费和控制污染之间自由选择。

在制定排污收费政策方面，我国先后于1982年、1988年公布实施了《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和《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并于2003年7月1日开始实施《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在制定污染物排放许可证政策方面，我国在1988年6月，确定在上海、北京、天津、沈阳等18个城市进行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试点工作；到1996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普遍实行了排放水污染物许可证制度。在满足大气环境质量的前提下，通过排污许可证的买卖，运用经济手段，控制企业排污。题目4：请你分析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主要问题是：

1、政策敷衍

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将政策束之高阁, 阳奉阴违, 敷衍塞责, 从而使政策变成了一纸空文, 根本谈不上解决具体问题,实现具体目标。

2、政策选择执行

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对政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 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 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执行,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 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 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

3、政策附加

政策附加的主要特点是执行者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自行设置“土政策”, 打着结合地方实际的旗号另搞一套, 自行其是, 谋取私利, 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变形。

4、政策歪曲

公共政策执行者在传达和执行中对政策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 从而导致政策失真, 甚至被替换为与原政策完全不同的“新”政策。

5、政策抵制

公共政策执行者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不接受, 从而产生抵制情绪, 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 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6、野蛮执行公共政策 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滥用行政手段的现象,有的公共政策执行人员对执行对象动辄命令、强制, 使执行对象从心理上和行为上难以接受。行政手段在执行中扭曲变形, 演变成野蛮执行, 导致干群关系紧张, 极大地影响了执行效果。

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1、政策本身的原因

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首要因素。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 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政策执行偏误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 有漏洞可钻。政策是否存在缺陷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一是策是否合理；二是政策本身是否明晰；三是政策是否“前后左右”协调一致；四是政策是否多变。

2、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

任何一项政策最终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 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 这表现在：

1）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

由于历史种种原因, 一些政策执行者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系统接受现代政策、科学知识的训练, 很难形成科学行政必备的系统观念、战略远见、迎接挑战的心理素质以及自觉接受监督的民主意识。这些弱点难免对政策执行产生不良影响。

2)执行主体法制观念淡薄 从行政的角度看, 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 变化的随意性很大, 人治色彩浓厚。政策执行中随处可见官僚的“任性专断”, 不依法行政是造成公共政策执行效率递减的重要原因。

3、政策沟通和宣传的渠道不畅通

我们很多政策原本是惠民政策，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制定的政策，但是由于宣传和沟通的不到位，一些人不了解政策而产生抵触政策倾向。特别是，有些政策触及少数人的利益，这部分人蛊惑那些不知实情的人抵触政策的实施，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困难重重，进而导致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总之，和谐社会需要我们的政府增加公共政策的透明度、提高政策的执行力，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